亲历文革——蒋广学访谈 蒋广学 董国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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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文革——蒋广学访谈

蒋广学·董国强等

访谈对象：蒋广学教授
访谈人：董国强、袁桂海、智杰
访谈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９日
访谈地点：龙江小区董国强家

〔蒋广学，南京大学退休教授。曾经担任《南京大学学报》负责人、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常务副主编。“文革”爆发时是溧阳分校政治部工作人员。〕

董国强：蒋老师，我们希望从您这里了解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我们是不是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谈起？

蒋广学：好的。在我的印象当中，１９６６年春《二月提纲》下来以后，南大方面最初没有什么反应，匡亚明校长当时正在按照中央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进行南大的文科教学改革，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建设溧阳分校上去了。
　　当时传达《二月提纲》的主要精神，是要查一查文科有没有“借古讽今”的“反动学术权威”。我认为匡校长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你们系茅家琦老师为李秀成翻案的文章什么时候受到批判的，我不太清楚，不过在我的印象当中，当时南大似乎并没有把茅老师的问题当成重点来搞，那个时候南大的文科都已经到溧阳分校去了，匡校长的精力集中在校舍建设上。
　　我们是１９６６年２月底初动身去溧阳的。一开始，５００多个师生分散居住在溧阳果园的三个生产队中。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展开教学工作，所以匡亚明打算学习延安“抗大”〔１〕的经验，集中３、４、５三个月搞一批“干打垒”〔２〕房子，先让学生们住下来，然后再盖一些教室和办公用房，开展“半工半读”式的教学改革试验。匡校长对文科教学改革有一套很完整的计划，就是把文科的文、史、哲了三个系打通合并，从一年级进校就不再分系科了，而是组建“大文科”，先学习文史哲的一些基本知识，然后再分门别类地学习其他知识。
　　哪知道到了５月份，中共中央又发了一个文件，叫《“五·一六”通知》。当时江苏省委很重视这个事情，特地派了省委宣传部部长欧阳惠林来溧阳分校传达《“五·一六”通知》〔３〕，另一位副部长戴为然也来了。一开始是在政治部内部传达的。当时徐福基是政治部的主任，手底下的工作人员包括我和我的同学程文保、周道全，另外还有你们系的赵武超。我和程文保、周道全都是哲学系６５届的学生，刚刚毕业不久。听过传达以后，究竟应该怎么样理解《通知》的实质内容，徐福基和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很清楚。我估计江苏省委和匡亚明他们心里也没有底。恰在此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就觉得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要像过去一样去整“反动学生”呢？不过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学校里也没有什么“反动学生”可以整的。
　　但是既然中央正式下发了文件，大家似乎又不得不应付一下。省委宣传部就在５月２５日前后派了一个姓杨的工作人员作为联络员住在溧阳分校。这样一晃就进入６月份了。
　　６月２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打倒陆平〔４〕的消息。
　　当天，中文系的胡才基等人就带头起来贴匡亚明的大字报。他们是６６届的学生，当时快要毕业了，因而不大安心在溧阳分校参加建校劳动，于是就借着中央支持北大打倒陆平的这个事情，给匡亚明贴大字报，质问南大党委把我们放到这个地方到底要怎么办？
　　第一张大字报出来以后，其他同学纷纷响应，很快就掀起了一个贴大字报的高潮。这样就把匡亚明进行文科教学改革的整个计划给打乱了。于是匡亚明就组织“反击”，布置政治部的人到下面组织学生，对贴大字报的人进行批斗。不过在“反击”了两、三天之后，匡就认为不能再搞了。因为学生们一斗起来就眼红了，有的人就借这个机会报私仇，要把那些人打成“反动学生”。除了胡才基这些同志之外，还要在其他各个班级找“反动学生”。这样原来好发牢骚的那些人就感到不安了。匡在这个时候就准备收兵，收兵之后还按照原计划建校舍。
　　在匡亚明组织“反击”的时候，省里面的杨联络员背着我们到处摸情况，然后再跑到几里路外的地方给省里打电话进行汇报，说南大的校长组织对学生进行批斗了。这个情况反映到了省里，省里面有底吗？要把匡亚明搞掉，我估计省里面一开始也没有底。究竟他们上下怎么活动的，怎么研究的，我不知道。大概他们向中央汇报了，中央就明确指示要揪匡亚明。因为北大陆平被打倒了，那么我们江苏就要有一个相应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匡亚明。结果这样一搞就失去控制了。
　　我们是６月１０日左右从溧阳分校撤出回到南大的，到１６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的社论，南大就开始批斗匡亚明。所以从６月２日到６月１６日，十几天之内运动发展得很快。

董国强：这段时间您是不是一直都在溧阳？

蒋广学：是的。

董国强：南大政治部也在那个地方？

蒋广学：这里所说的“政治部”实际上是溧阳分校的建校指挥部。徐福基当时是政治部主任，将来溧阳分校正式挂牌以后，他是要被提为副校长的。也就是说除了匡亚明以外，徐福基在溧阳分校负主要责任。秦向阳、胡福明也是领导。我那个时候刚毕业，是政治部的一般干事。

董国强：那么溧阳分校的学生撤回南大以后，南大的运动是怎样发展的？

蒋广学：《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省委副书记彭冲率领省委工作队进入南大，宣布了匡亚明的“罪行”。南大就在大操场召开批斗大会，批斗了匡亚明，也顺带着批斗了徐福基、胡福明、秦向阳。徐福基和胡福明被斗得厉害一些，秦向阳被斗得不太严重。学生们让他们起来揭发匡亚明的问题。我印象当中，中文系６６届的学生胡才基等人是批斗的主力，他们起来揭露匡亚明的“叛徒”问题。〔５〕
　　在学校的大操场召开批斗大会的时候，除了我们学校的人之外，外面的人也来了，估计有一万多人。就这样开始了对匡亚明进行武斗，戴高帽子，泼墨水，游街，有的学生还让匡“坐飞机”。这样子搞下来，说实在的，彭冲他们也控制不住局面。如果说在溧阳分校的时候，卷入运动的还仅限于文科学生的话，那么到了南大本部之后这个面就大了，主要有数学系、外文系的人加入。著名的造反派领袖曾邦元、周文昌、张建山、葛忠龙都是数学系的。我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冲杀在最前头，曾邦元还是政治辅导员呢。他们把学生统统带动起来了。文科中比较厉害的就是文凤来。文凤来是越南留学生班的政治教师，他进入南大之前曾经在省委外事组工作过，他说彭冲经常到南京饭店的游泳池游泳，生活很腐化。这个事情揭发出来以后，大家都认为彭冲生活这么腐化，怎么能够领导工作组呢？于是就把彭冲搞起来了。搞完彭冲之后，又嫌不过瘾，就又去搞省委书记江渭清。
　　南京“文革”发生的大体过程就是这个样子。搞倒江渭清之后的事情我就不大清楚了。

董国强：南大的“文革”起来以后，您个人是什么态度？参加过哪些活动？

蒋广学：那个时候我已经感觉到没意思了。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都被一个一个地揪出来了，从感情上来讲我们都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我们看不惯所谓“造反派”对党的干部采取“武斗”的这样一种方式。据说彭冲受到批斗以后，他还到省里面跟别人交流体会，告诉其他人在游街的时候一定要穿上皮鞋，穿布鞋容易被造反派踩脚，很疼的，哈哈……。为了躲避这场运动，大约在１０月份之后，我们几个人组织了一个“万里红长征队”，到我们过去进行“社教”的海安农村去串联。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回家去了。
　　从南大“六二事件”来看，匡亚明匡校长和江苏省委当时并不清楚上面的意图。匡在《“五·一六”通知》下来以后感到很困惑，他不知道上面究竟要搞什么。上面说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匡亚明能算是“牛鬼蛇神”吗？他根本想不到这一点。所以他认为这是指的下面的“反动学生”。你想啊，我匡亚明在南大响应毛主席、刘副主席的号召搞“教育革命”，搞“半工半读”试验，你们这些人在这里捣乱，那你们这些人不就是“反动学生”吗？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给他们定性为“反动学生”，只是组织学生起来斗斗他们，杀杀他们的恶气。你们还有两、三个月就要毕业了，还闹什么东西呢？但是到后来想收兵就收不了了。
　　而江苏省委呢？他们一开始想把匡亚明抛出来保自己，没有想到即使抛出了匡亚明，他们自己也没有保住。１９６７年初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南京爆发了“一·二六”夺权，就是造反派在中央的暗示、默许甚至怂恿下向江苏省委夺权。
　　这是我对这一段的体会。这些往后的事情我的的确确就不清楚了。

董国强：您刚才提到“万里红长征队”，是不是您在“文革”爆发不久就离开南京串联去了？

蒋广学：是的。我们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份离开南京的。南大的大多数教师对于派性斗争是不介入的，相当一部分人乘着这个机会出去串连，有的年轻教师乘着这个机会走遍了全国。我们“万里红长征队”还是很有点革命理想主义的，我们觉得应该到中国比较贫困落后的地方去串连，而且为了给国家节省开支，我们是徒步走到农村去的。我们的队员有李仲清、曹缦西、张家霖（外文系）、孙德坤、周红楠（化学系）、徐银梓（气象系）以及我们系的郑庆生等人，这一批人都是政治辅导员，思想跟党还是比较贴近的。我们觉得跟着造反派斗来斗去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我们到农村去跑跑吧，所以我们就跑到海安农村去了。

董国强：我看到南大离休老干部有一个回忆录集子，书名叫《历史的足迹》，其中有一个名叫潘洁的人写到，“文革”前南大团委树立了一个先进典型叫温元凯，是化学系的学生，这件事您有没有印象？据说当时匡亚明对此也是很支持的。依我看，树温元凯这个典型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比较传统的、比较理性的观念，目的是要培养业务尖子。那么树温元凯的决策和到溧阳办分校的决策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不是匡亚明对文科和理科的管理思路和管理方法不太一样？

蒋广学：这个涉及到匡亚明办学路线的问题。
　　南大前校长兼党委书记郭影秋是个谦谦君子。他是１９５７年从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职务上调入南大的。他对自己和别人的要求都很严格。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别的学校都有发展，但是南大没有什么发展，因为郭影秋把教育部拨给南大的资金全部上缴给国家了。１９６３年吴玉章太老了，中国人民大学需要重新任命一个党委书记兼校长，这样就把郭影秋调过去了。他调走以后，匡亚明从东北的吉林大学调入南大。
　　匡亚明来了以后，立即着手抓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举措是抓基建、增建校舍。因为当时南大的校舍不能够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要。现在的教学楼、物理系的声学楼等等，就是匡亚明主张让建的，他要把基建搞上去。此外还要抓后勤，他认为后勤搞好了，才能谈到学校的发展问题。不过这个事情在中层干部当中受到了极大的抵制。他们认为郭影秋校长在的时候让我们艰苦奋斗，而你匡亚明来了以后却大把大把地花钱搞基建，还让我们抓后勤，说是后勤搞好了才能谈到学校的发展，你为什么不提“政治挂帅”呢？
　　第二个举措是给一批长时间担任助教、讲师的青年教师提职称。这样就又引起了中层干部的不满，他们认为匡亚明把教师的地位、作用提得太高了，忽略了干部和职工这两个群体。所以在南大就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反匡势力。匡亚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经写信请老校长郭影秋回来做工作。
　　第三个举措是在全校干部师生当中提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就要树标兵，理科树了温元凯，文科在溧阳分校树了纪中全。此举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学生们好好读书，不能搞空头政治，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运用到业务上，要把业务搞上来，做到“又红又专”。我觉得当时的匡亚明在整个中国大学的校长当中，是一个非常明确地要把业务搞上去的人。温元凯是上海人，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很聪明，他那个时候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学习了以后还能写出学习体会，而他的学习体会又跟他的业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再调查一下他的业务也很好，这样他这个标兵就树起来了。匡亚明树纪中全的根本目的，也还是要把业务搞上去。
　　匡亚明还让学校党委通过一个决议，提出要提高南大的学术水平，就必须办好南大的学报。用党委会议决议的形式强调办好学报，在当时的全国各个高校中是绝无仅有的。南大的学报原来只有姚志勋一个人在搞，党委决议出来之后，就把历史系的洪焕春老师调过去了。当然在当时条件下，学报的工作地位提高起来之后，也还是要强调“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于是就在１９６５年６月的南大学报上发表了几篇这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哲学系刘林元的文章、中文系董健的文章、历史系夏长乐的文章。刘林元的文章讲了他的“社教”工作体会，他的体会就是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紧紧抓住主要矛盾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了事物的性质。后来毛泽东在杭州读到了这一期南大学报，对这三篇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毛泽东说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我也没有说得这么清楚嘛。所以他对刘林元很欣赏。到后来有这样一个插曲，《二月提纲》发布之后，我们这些人都到了溧阳，《红旗》杂志的关锋和匡校长很熟，他就给匡校长写了一封信，问可不可以把刘林元调到《红旗》杂志去工作。匡校长接到信之后也很高兴，就找刘林元谈话，让他到北京去了。刘林元当时很清醒，他到了北京之后不久就又跑回来了。他是４月份去的，到了７、８月份就回来了。他看到不对劲，觉得那个地方不能呆。

董国强：他去是调过去的，那他回来是怎么回来的？总不能说自己想回来就跑回来啦？

蒋广学：这个具体的问题你们可以找他谈谈，总之这个与他本人不想在那个地方呆有很大的关系。

董国强：有人说匡亚明搞溧阳分校是借鉴延安“抗大”的经验？

蒋广学：匡校长搞溧阳分校主要是要响应刘少奇提出的“半工半读”的号召，他对这个方针很支持。另外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他也想做一个试验，他想把文科打通。这是他一贯的想法。他认为文科没有必要分得那么细，文、史、哲不要分家，他想要学生全面地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所以打通文科和实行“半工半读”是他自觉的行为，他想搞一些创新。
　　匡校长在溧阳分校还办了一个杂志叫《劳动与学习》，叫我的同学程文保当编辑。程是刚毕业的学生，往往不能很好地贯彻他的意图，所以他就把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叶子铭也调过去了。但是不久就发生了“六？二”事件。

董国强：按照您的意思，对于如何办好南大，匡亚明本来是有他一整套想法的，但是后来突然发生了这个事情，他的计划全部泡汤了。另外，匡亚明虽然也是党的干部，不过他毕竟是知识分子出身，因而和那些工农出身的干部思想上不太一样，这些干部很难理解他的想法和做法，所以他们跟匡之间早就有分歧了。

蒋广学：是的。在我们南大的中层干部和政治辅导员当中有很多人反对匡亚明。并不是在他被揪出来之后反对他，而是自从他来了南大以后就反对他。

董国强：那么揪斗匡亚明之后，紧跟着省里的工作组就来了？

蒋广学：不是这样的，其实省委工作组老早就来了，一开始叫联络员，包括欧阳惠林和戴为然他们都是。他们到溧阳分校去传达过《“五一六”通知》。这个事情很大，匡亚明不知道《“五一六”通知》究竟要做什么，因为你们知道，《“五一六”通知》要搞的对象非常广泛，当然主要还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董国强：我们看过一些材料，６月１６日《人民日报》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发布以后，省委工作队正式进驻南大，省委副书记彭冲担任队长，同时兼任南大党委书记。工作队还有三个副队长，一个是梁辑卿，一个是杜方平，一个是吴大胜。他们都是部队来的。按照我们所了解的情况，这三个副队长似乎和文凤来有联系，支持他的造反活动。当然后来这些人又有分化。我想问的问题是，“梁、杜、吴”他们支持文凤来等人起来造工作队和省委的反，这是否意味着南京军区、省军区与江苏省委是有矛盾的，然后借这个机会……

蒋广学：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可能没有这么早。我认为搞匡亚明跟江苏省委江渭清他们有很大的关系。北京抛出了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那么江渭清在发生了溧阳分校事情以后，他就要把匡亚明抛出来。这是江苏省委一个很大的动作，他们以为只有将匡抛出来才能保住自己。
　　所以事情发展得很快，“六二”事件以后没几天就把匡抛出来了，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迅雷不及掩耳”。而且之所以匆匆忙忙地给匡亚明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帽子，也正可以说明“倒匡”是省委在慌忙之中做出的决策。省委既然做了这个决策，就要发动群众起来揭发批判他，而且你不能只揭“六？二事件”的问题，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揭得差不多了，那么后来就向前追溯，就是说匡亚明来到南大之后两、三年都干了什么？工作队来了以后，工作队的成员就像以前的杨联络员那样到处抓一些活动。我现在想想，欧阳惠林、戴为然、杨联络员他们这几个人来学校其实就是在蹲点，就是要把这个火点起来了。〔６〕
　　文凤来的造反是这样的，文凤来以前在南京饭店工作过，他说彭冲经常去那里游泳，生活很腐化，不配领导南大的“文革”，就起来造他的反。文凤来带着一批人成立了“红色造反队”，都是出身非常好的，出身差的他不要。

董国强：我们系崔之清教授当时是学生，按照他的说法，南大“八·二七”之所以起来，就是因为“红色造反队”排斥出身不好的人，结果其他参加造反的人就另外成立了自己的组织。

蒋广学：是的，“八·二七”的“阶级成分”比较复杂，“红色造反队”是非常纯的。我现在想想“红色造反队”的这些孩子非常可惜，他们这些人到后来都被打成“五·一六”骨干分子。那时候有一个姓蔡的女孩子怀孕了，挨斗的时候她还挺着个大肚子。南大深挖“五·一六”主要揪的是“红色造反队”的成员，文凤来是他们的领袖。
　　“八·二七”的领袖是曾邦元。曾邦元对你们研究“文革”是一个很宝贵的材料，他对一些内幕更清楚。在他们这一批造反的人当中，只有曾邦元和葛忠龙还活着。葛忠龙这个人很滑头。
　　文凤来这个人很正直，很讲义气。他之所以走到后来那个地步，就是因为他讲义气、认死理。他起来造反没有多少私心的，他当时就认准了一条：我要听毛主席的话，听中央的话。他的文化水平不高，我估计他没有上过大学，即使上大学的话也没有认认真真地读过什么书，所以只会认一些死理，认准了这个理就一直走下去。所以毛主席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中央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比如中央让我们造省委的反了，我就带着一批人到省委去造反；中央说要夺权了，我就带着人去夺权；中央说要“揪军内一小撮”了，我就带着人去“揪军内一小撮”。这一批人就是这样的，都是非常听毛主席、中央的话的。
　　那么当时中央高层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那个“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头也是不断分化的，谁也搞不清楚那里面传出来的有些东西是不是毛主席的。比如有的人昨天还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是代表毛主席的，第二天就遭到清洗了，变成反对毛主席的了。即使有些话确实是毛主席说的，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自己就变来变去的，前后不一致。这样一来，文凤来他们这些人后来就吃亏啦。
　　比如文凤来等人与许世友的矛盾，就是１９６７年夏天武汉“七二○事件”以后揪“军内一小撮”时结下的。毛泽东当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后来才说“中央文革”的王力他们鼓动“揪军内一小撮”是“毁我长城”。那么许世友后来做了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能放过文凤来他们吗？不可能的！所以到了抓“五·一六”的时候，首先就对“红色造反队”下手。葛忠龙这个人很滑头的，等搞到他了，他就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咬出来了，他不是往上面咬，而是往下面咬，咬出了许多“红色造反队”的人。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交待就被逼死了。
　　在南大大礼堂批斗文凤来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我觉得文凤来的的确确是条汉子。台下的群众批斗他，要他老实交待，他一点都不惊慌，他说：“我反对许司令是错误的，但我不是‘五·一六’！江苏没有‘五·一六’。”葛忠龙在台上揭发他，文凤来就说了：“葛忠龙你这样无中生有、胡说八道，把我们的这些同志搞成这样，你对得起谁？！”但是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台下的人都高喊：“打倒文凤来！”

董国强：批斗文凤来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蒋广学：那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了，是在军宣队、工宣队进校以后，大概在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以后。

董国强：那么在南大的两派当中，您属于哪一派？

蒋广学：我在“文革”当中哪一派都没有参加，是“逍遥派”。我们那个“万里红长征队”解散以后，我就跑回家去了，后来在家里住到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份。当时我弟弟在南京住院治病，他每月到学校替我领工资，然后把工资寄给我。

董国强：您在家呆了大半年也没有人管你？钱也照发？

蒋广学：谁管我？没有人管我。钱照发。

董国强：那您在家里干什么？

蒋广学：种地。种了大半年的地。后来说是要“复课闹革命”，我就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回来了。

董国强：当时您从家里回到学校，您的感觉是什么？

蒋广学：我回来是响应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份出去串连算起，我离开南大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弟弟生病，从东北回到老家，我到南京来过一次，把他安排在南京肺结核病医院住院治疗，然后我就又回家去了。一直到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我才返回学校。
　　我回到学校以后不久，军宣队、工宣队就来了〔７〕。那么军宣队、工宣队来了要有一个依靠对象，他们依靠什么人呢？第一，出身要好。第二，在前一阶段既不属于“八·二七”，又不属于“红四联”，这样你才不会卷入派系斗争。这两条我都占到了，因此我是军宣队、工宣队比较信任的人。他们就让我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我们“清理”的对象是我们哲学系的翁熙老师。为什么要“清理”他呢？因为他在他的交代材料当中说他参加过“三青团”。当时我和我们系一个名叫陈德天的学生一起搞这个工作，我们两个人就向上面请示，要到翁熙老师的家乡去调查情况。所谓“调查情况”只是一个借口，我们算一算翁熙老师的年龄，他那个时候才十三、四岁，是一个小孩子，他能做什么反革命活动？我们就想借这个机会出去玩玩。

董国强：那么您在出去外调之前就已经有很明确的概念：翁熙没什么问题，你们就是打算借这个机会出去玩玩的？

蒋广学：对，我的这个概念非常清楚。所以到了杭州，我们就去爬雷峰塔。然后我们就到了福建蒲田。这个地方离厦门不远，所以我们就又去了厦门。到了厦门以后，我们就去了鼓浪屿。我们这样玩了一路回来，跟上面汇报说翁熙的外调没有什么问题，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过“三青团”的活动。这样就交差了。

董国强：您参加过清查“五·一六”吗？

蒋广学：“清理阶级队伍”以后不久就是深挖“五·一六”。深挖“五·一六”的时候是王勇、王良才作校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王勇是地方干部，“文革”前是江苏一个什么厅的厅长。王良才是军宣队的负责人。
　　在深挖“五·一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记得比较清楚，就是审查Y老师。Y老师我们哲学系的教师，上海人。他在“文革”武斗的时候没有回家，呆在南京，而且还参加了你们系H老师搞的一个什么组织。在溧阳清查“五·一六”的时候，因为他在“文革”当中跳得比较厉害一些，所以就把他“圈”起来了。
　　“圈”起来之后，就让我去当审查他的小分队队长。当时负责审查工作的专案小组都叫“战斗小分队”。原来我们也没有往“五·一六”那方面去想。后来军宣队、工宣队的另外一个人从王勇那里得到消息，说Y已经上了“五·一六”的名单了，你们可以去搞搞他。我想王勇是党的领导干部，他不可能骗我们，我就信以为真。然后就轮番要Y交待他是怎样参加“五·一六”的。
　　Y老师结婚比较迟。他的妻子姓罗。那个时候对待“五·一六”分子的政策是，只要交待了就算了，就放你回家了。我心想：Y老师你赶紧交待吧，交代完了你就可以回家去生个孩子。我也没有往坏处想，就是一种很朴素的想法。我还把他的夫人罗师傅叫过来，对她说：“你回去劝劝Y，让他好好交待。他是‘五·一六’已经上了名单了，赖是赖不掉的，交待完不就算了吗？”罗也是个很好的人，她就去做Y的工作。
　　这个Y也想积极配合我们。于是他就想了：“我在什么时候参加‘五·一六’的？”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嘛，他怎么想得起来呢？但是他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又说不清楚这个事情。于是他就感到很害怕，认为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在一天夜里面，我们大家正在睡觉的时候，他就偷偷爬起来去上吊了。
　　当时我们小分队成员和Y一起住在南园１０舍筒子楼的一个房间里，宿舍走廊的两头有公共厕所，厕所里靠近窗户的上方有一个下水管道的弯头。上吊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腰带绕在下水管道的弯头上，然后系了一个扣，就在那个上头上吊。但是那个扣还是蛮高的，他怎么才能把头套进去呢？他就拿了一个方凳子站上去，这样子就够到了。他把自己的脖子套在那个扣里，脚底下就扒拉那个方凳子，要把那个凳子弄倒，哪知道凳子倒了的时候，他的全身重力猛地往下一坠，下巴一抬，上面的活扣没有挂住他，结果摔下来了。所以上吊没有上成功。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看见他脖子上的印痕，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跟我说他昨天晚上上吊了。哎呀！一听这话，把我紧张得不得了啊。后来我们就再也不敢逼迫他了。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批斗他一下，主要是为了吓唬吓唬他，让他不敢再去上吊。至于交待问题嘛，就比较马虎了。
　　在没有战果的情况下，我有一种很为难的情绪。这个时候军、工宣队的同志了解到我的处境，就想办法把我解脱出来，把我调到学校“教育革命组”去了。
　　我讲这个事情，不是要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做辩护，而是要说明那个时候的斗争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当时我问Y为什么要上吊，他跟我说老实话：“别人说我是‘五·一六’我不相信，唯独你蒋广学说我是‘五·一六’我相信，因为你这个人是从来不说谎话的。那么既然你说我是‘五·一六’，那我肯定就是了。可是我又确实记不起来我是什么时候参加的。那我不就是死路一条吗？”其实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深挖“五·一六”的背景。现在看起来，无非是因为他们“红总”１９６７年夏天要打倒许世友，那么许世友当了革委会主任之后，肯定要找机会报复文凤来他们，所以把这些人当作“五·一六”来查是很自然的事情。南大搞“五·一六”死了十几条人命。
　　我到了教育革命组之后，在１９７２还是１９７３年我记得不太清楚了，王良才带我到北京去开会，还带上了我们南大深挖“五·一六”的材料，准备作为成绩进行汇报。他们也不知道了这事情搞错了，本来是准备向上面表功的。但是到了北京以后，迟群和谢静宜主持会议，他们对这个事情根本就不与理睬。为什么不与理睬呢？因为迟、谢很清楚这个事情是假的。我们在北京开了四十多天的会，上面的意思很明白，居然就没有王良才发言的机会。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个例子，就是让你们知道所谓清查“五·一六”是怎么一回事。上面布置下来这么一件事情，结果到了下面搞成那个样子，他们已经无法收场了，所以只能让下面不要再讲了。

董国强：按照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１９６８年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毛泽东为了结束“文革”群众运动而采取的几个步骤，目的就是要将不听话的造反派打下去，重新恢复统治秩序。而这些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以后，各个单位的当权派也就利用这些运动清理整肃其对立面。因而这些运动无论在大面上还是在各单位内部，都是名不副实的。

蒋广学：我们当时并不清楚这个背景。我们江苏在“清理阶级队伍”之后就是深挖“五·一六”。由于Y在“揪军队一小撮”的时候没有离开南京，那个时候就对他有所怀疑，就让他交代：为什么其他人都离开南京了而你没有离开？当时的负责人王勇要打开南大深挖“五·一六”的局面，就在各个小分队当中散布哪一个人是“五·一六”，让大家去搞。这个时候数学系有一个叫X的人被说成是南大“五·一六”的组织部长，他屈打成招，就交代Y也是“五·一六”分子。于是就发生了上面说的这个事情。
　　我离开小分队以后，阎韬老师还在那里搞。他后来对我说：“老蒋啊，据我所知根本没有这个名单。”因为阎韬当时也感到搞不下去，就几次到学校去要求看看这个名单，以便想办法突破。这时军宣队、工宣队的人才告诉他根本就没有这么个名单。一个负责同志对他说：“我们说有一个名单，实际上是随口说说的，目的就是要认真地审查那些人。”
我一听到这个说法，我的心顿时就……
　　就在我知道学校里没有这个名单的差不多同时，和我一起参加“万里红长征小分队”的两个人被圈起来了，一个是曹缦西，一个是Z，他们被外文系的人给圈起来了。一天中午，曹缦西突然跑到我家里来，她说：“老蒋啊，你对我说一下这个‘五·一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知道了才能交代出来啊。”我对她说：“家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到夫子庙去谈。”董国强：那个时候您的家住在哪里？

蒋广学：住在豆菜巷１号，就在南京市儿童医院对面。当时曹缦西到我家来，我觉得我家离学校太近，说不定什么时候学校里会有人来找我，碰到我们在一起谈话，那么就不太好啦，所以我就带她到夫子庙去了。
　　到了夫子庙，我就对她说：“曹缦西，如果你没有参加，就千万不要乱交代！”
　　她说：“我现在家里有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而老戴（其丈夫戴立泉，也是我校教师）又在乡下，我不能天天在那个地方呆着呀，我交代完之后，这个事情不就算了吗？”我说：“你究竟参加了没有？你参加了，就会知道你是怎么参加的。”我当时又不能叫她不交待，又不好说她没参加。那个时候说话都要十分小心，不能让人抓住把柄，尽管我和她是好朋友。于是我就反复跟她说：“你究竟有没有参加？你参加了就能交代出来，你没有参加就交代不出来。你交代不出什么东西，就不要瞎猜了，也不能去瞎讲。”
　　我当时知道，交代了之后决不会是所谓“就算了”，交代了之后就成“反革命”啦！但是这些话当时都不能明讲，我只能绕着弯子，用各种方式来暗示她。她最后也领悟了我的意思，就始终没有交代所谓“问题”。后来也就没什么事啦。
　　那个Z就惨了，他后来就交代自己参加过“五·一六”。负责对他进行审查的是D，D也是徐州人，Z也是徐州人，咱们都是老乡。直到现在我对这个D都很反感。咱们几个都是老乡啊，都是弟兄啊，你怎么老是逼迫、暗示Z交代所谓“问题”呢？这不是太不仗义了吗？而且Z这个同志的心理也不是很坚强的，别人老是逼迫他、暗示他，到最后他自己心里也就产生一种幻觉了，他就觉得自己参加了。他不仅说自己参加了“五·一六”，而且还说自己直接参加了一个阴谋刺杀毛主席的组织，这个组织的首脑是外文系教师沈宗美。

董国强：那是不是他的精神有问题了？

张广学：是的，他的精神已经有问题了。有一次我在路上见到他，我就跟他打招呼，喊他：“嘎子”——他的外号叫“嘎子”，我们平时都这么叫他。哪知道我这么一喊他，他就非常紧张，哆哆嗦嗦地说：“不不不……我不能跟你讲话。”啊呀！就是这个样子！

董国强：这个时候您多大年龄？

蒋广学：我当时３３岁。
　　Z当时就交待说：那个暗杀毛主席的组织是由吴大胜组织起来的，还有南大的沈宗美等人，我们在一起阴谋谋害毛主席。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呢？当时我在教育革命组工作，有的时候要参加学校里的总值班。有一天在我值班的时候，省里面有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是有一个关于沈宗美的很重要案件，要叫负责审查沈宗美的小分队赶快去汇报。这样我才在偶尔之间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来沈宗美就因为这个被整得死去活来。但是因为本来没有这个事情，都是Z自己幻想出来的，所以最后搞不出什么结果，也就不了了之。那么沈宗美被放出来之后，他唯独不能原谅的就是这个Z。
　　哎呀——！现在想想这些事情，他那个时候的心理已经完全不正常了。所以对于曹缦西，我当时就用了那样一个办法，不让她“交代”。

董国强：您刚才讲您和Z在路上碰到了，他不敢跟您讲话。这是他有意识地要保护你，还是一种无意识的反应？

蒋广学：哦，他不是，这个时候他无所谓保护不保护。这个时候他已经精神错乱了，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反革命”，所以他不能跟任何人接触。甚至他当时能不能认出我是谁来，我都很怀疑。

董国强：那么他当时实际上已经精神崩溃了。

蒋广学：是的，已经崩溃了。

董国强：那他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还健在吗？蒋广学：他还健在，不过他的生活很不幸。
　　他放出来之后，有人给他介绍对象，是一个商店的营业员，非常有能力，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女强人”。他结婚的时候住在小粉桥北搂，结婚以后我到他家去，他的妻子很大方，出来招待我们，还拿喜糖给我们吃。但是他们最后离婚了。
　　他的妻子很有能耐，后来变成了南京某大型百货公司的总经理。Z这个同志呢，说得好听一点，就是非常的老实，说得不好听的话，就是个性非常的软弱。那么在他妻子看来，好像他是提不起来的一个人。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你比方说一个男同志太软弱了，他妻子就感觉到这不是个好事情。所以尽管他的儿子、女儿一直作他妈妈的工作，结果还是离婚了。
　　Z的岳母很喜欢他。他妻子和他离婚的时候，都瞒着自己的母亲。等到逢年过节Z去看老人家的时候，他岳母还问：“Z啊，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来看我了？”她还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和Z离婚。所以个性的懦弱，是Z在“文革”当中造成灾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董国强：那他后来精神恢复正常了？

蒋广学：后来他的精神已经很正常了。

袁桂海：您刚才介绍了有关Y的情况，在您调到教育革命组之后，他的命运如何？

蒋广学：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到了教育革命组之后，他们也知道我会写一点东西，于是王良才到北京去开教育革命的会议，他就把我带过去了。我们本来是准备去介绍南大清查“五·一六”的经验的，结果人家会议根本不理睬这个事情。我估计他们回来以后也心中有数了，于是就开始收拾残局，很多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董国强：１９７１年底吴德发表了一个关于“五·一六”问题的谈话，实际上就是代表中央宣布不要再搞这个问题了。

智杰：您刚才讲到南大在深挖“五·一六”的时候死了十几条人命，这些死亡的人具体分布在哪些系您知道吗？

蒋广学：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我估计的，我没有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

董国强：我在杜闻贞老师的回忆录里看到过一些数据，比如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他说全校大概有１１００多人被列入“五·一六”审查名单，有３５９人被定性为“五·一六”分子，有２４８人被全校大会点名，有１５８人被关押审查，有２０多人被整死。他有很具体的数字。

蒋广学：我印象当中南大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好像是２８个人。

董国强：校史上面说是２７人。

智杰：您刚才讲到“红色造反队”的成员在深挖“五·一六”的时候基本上都被打成“五·一六”，您能否再谈谈他们受到了哪些迫害？

蒋广学：主要就是“逼供信”。我前面讲的那些例子都可以反映这些情况。再比如文凤来的情况是这样的。１９６８年３月“大联合”的时候文凤来已经被结合到省里面去了，因此对他的“逼供信”不是放在南大搞，而是放到省里面去重点搞。我听说还曾经把他拉出去假枪毙。到了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清查“五·一六”运动就慢慢地收兵了，他才被放出来。
　　我和文凤来原来是认识的，他放出来以后，我还在南大南园的球场上看到过他，和他打过招呼。不过那个时候咱们也不喊他“文老师”了……

董国强：他年龄比您大吗？

蒋广学：比我大。

董国强：大多少？

蒋广学：比我大十岁左右。我当时跟他打招呼，他基本上不理睬我，他已经显得很麻木了。

董国强：也是精神方面出问题了？

蒋广学：是的。他这个精神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据我估计，出在他意识到“文革”的一切东西可能都是一个骗局。所以他老是有一种自责，他老是觉得他对不起他的那些兄弟们。这样他出来没有很长时间就自杀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很讲义气。

董国强：那么根据您和他接触的印象，他这个人还是一个思想比较单纯的人。

蒋广学：思想比较单纯，信念比较固执。他后来没有任何的报复心理，而是带有一种很强烈的自责情绪。在南大斗争文凤来的大会场上，我觉得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汉子。在群情激昂的时候，他说过几句话，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说：“我对不起许司令员，‘揪军内一小撮’时搞他，我犯下了罪行。用这个东西来整我，我文凤来认了！但我不是‘五·一六’！江苏没有‘五·一六’！”他还用手指着葛忠龙，有没有骂他“不得好死”我记不太清了，但他肯定说过：“你这样做你对得起谁？！”

董国强：他们原来是战友吗？

蒋广学：他们原来的关系非常好，葛忠龙是文凤来的副手。董国强：葛忠龙把他们给出卖了，是想把自己解脱出来？

蒋广学：葛忠龙那也是瞎交代！什么组织系统啊等等，其实都没有那些事儿。不过这样就把他自己解脱出来了，后来他还到苏北响水县当了个公社书记。张建山后来也患精神病了，游泳的时候淹死了。

智杰：张建山也是“红色造反队”的？蒋广学：他是“八·二七”的。〔８〕

董国强：那么到最后，“红总”和“八·二七”的领袖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蒋广学：都没有好下场！你不是说我“红色造反队”是“五·一六”吗？还要逼我们交待问题吗？那么我们就交代，我们两派表面上是你斗我、我斗你，实际上我们是一回事。我就在你的“八·二七”里面发展过“五·一六”组织，某某人就是。到后来荒唐到什么程度？竟然把当时在南大主持清查“五·一六”工作的省革委会成员迟明堂也咬成“五·一六分子”啦！而且有关情况还交代得有鼻子有眼的。所以后来迟明堂自己也被上面隔离起来了。其实他是和王勇他们一起从省里来的。

董国强：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许世友在整“红总”的时候，当然要借助“八·二七”的力量，不过“八·二七”也是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曾帮元他们也是有政治野心的，许世友不可能长期依赖它、容忍它，迟早都要想办法把它搞掉，所以等到“红总”整得差不多的时候，“红总”有人出来咬“八·二七”的人，那正中许世友的下怀，他就可以顺水推舟，将“八·二七”也打下去。

蒋广学：所以这个“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混战，对普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来讲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一场混战。大家都不知道要干什么，也不知道今天斗别人，明天自己也会挨斗。
　　而且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不仅包括匡亚明在内的这样一批高级干部不知道，我估计毛主席他自己也不会想到会搞成那样的结果。从我知道的情况来看，“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确是由姚文元、戚本禹他们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引发的。吴晗写《海瑞罢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死了二、三千万人甚至于更多，因此人们有一股怨气，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有一股怨气。所以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确实存在着“借古讽今”的倾向。这也是历史学家的一种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另一方面，从１９６２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来看，党内干部确实也有一种埋怨，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一股从上到下的思想，困扰了我们党的各级干部。说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其实这就是乱来！因为要急于求成，就搞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然后再搞“三面红旗”，结果反对的人就越来越多了。那么毛就在他的心灵深处认为大家都和他过不去。
　　有人说毛发动“文革”是为了报私仇，其实不尽然。我觉得最直接的根子，是毛要保护“三面红旗”。那么谁在否定“三面红旗”呢？彭德怀已经被搞下去了，现在吴晗写了个《海瑞罢官》，这个深深地刺痛了毛的自尊心。他就认为在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种“反骨”还没有敲碎，所以他要借助姚文元、戚本禹来敲打他们。
　　我认为毛对两种人不满意，一个种人就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经过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一些人已经被压下去了，但是还没有搞完，所以１９５８年又搞“拔白旗”，各个学校都在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一直到“文革”前批判吴晗、翦伯赞他们。这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另一种人就是保护这些知识分子的党内干部。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目标，一个是要敲掉“反动学术权威”的“反骨”，另一个是要搞掉他们的“保护伞”。我估计毛一开始并没有让别人去“夺权”的想法，但是运动一发展起来势必夺权，一夺权中国就乱……

注释

〔１〕延安“抗大”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
〔２〕“干打垒”是一种用毛竹、泥土、油毛毡等材料搭成的简易房屋。
〔３〕此说时间有误，《横扫》一文发表于６月１日。
〔４〕陆平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５〕此处存疑。现有文献资料显示，揭批匡亚明的“叛徒”问题发生在１９６７年春天以后，高潮在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期间。
〔６〕此说不确。各种迹象表明，“倒匡”的决定是中央作出的，江苏省委只是执行而已。
〔７〕此处记忆有误。军宣队进驻南大始于１９６８年１月初。工宣队进驻南大始于１９６８年９月初。
〔８〕此说不确。张建山最初参加过“红色造反队”，后来又发起成立“八·二七”，成为“八·二七”的核心人物。在１９６７年“一·二六夺权”前后，张建山、葛忠龙等人支持“夺权”，与“八·二七”主流意见不合，便从“八·二七”中拉出一个“八·二七夺权大队”，与“红色造反队”等其他三个组织共同组成南京大学“红四联”。此后文风来、张建山、葛忠龙成为江苏“好派”的一、二、三把手。

□　来源：《亲历“文革”——１４位南京大学师生的口述历史》，董国强采篇，（纽约）柯捷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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