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的回忆

作者：任小彬
来源：三家村




1952年父亲和我在北海公园

作者：这是一段不堪回忆的往事，为了纪念含冤去世的父亲，也为了记载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里无数冤案中的一个荒诞又真实的案例，写于父亲忌日55周年（2023年5月10日）。

一、康生的“重要指示”

1967年9月，盛夏已过，但文化大革命仍如疾风暴雨般的进行着。9月22日晚饭后，在颐和园北面的中央党校的校园里，我们这些参加了党校群众组织“红战团”（因反对康生年初被中央文革小组打成“反动组织”）的青训班学员（“青训班”是1965年中央党校校长林枫主办，并报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党校唯一从北京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刚刚经历了残酷的清理清查，余悸未消，忽然听到大礼堂前面的高音喇叭连续高声呼喊：“全校革命师生请立即到礼堂开会，传达康老的重要指示！”
我急忙走出所住的6号学员楼，正准备去大礼堂，只看见智纯（也是青训班学员，因写揭发校长林枫而出名的造反派，当时党校实际负责人之一）在楼门口，她看到我急忙对我说：“你就不要参加了。”一起被阻止参加大会的还有青训班同学潘小平。我们两人无奈的相视 ，尴尬一笑，便惴惴不安地走回到自己的宿舍，实在不知其中的原委。
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对于我，对于我的家庭，特别是对于我的父亲，是一个苦难经历中的又一劫难的开端！

那天晚上是由党校“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传达康生的指示。当天从凌晨两点到早晨八点，康生对党校文革的新贵造反派们做了整整六个小时的指示，他凶相毕露，恶狠狠的，也是无中生有，胡言乱语，信口雌黄的说：

“不久前‘红战团’的人出了什么报（有人回答：“红卫兵报。”）这是动向，有好处。

这种人完全陷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泥坑中，但还自认为得意，了不起。所以江青报告（指江青的“9.5讲话”，主要内容是说要维护中央文革小组权威，反对挑拨离间）中首先提到这一点。

这点我们设想一下，不敢说党校没有美蒋特务或苏修特务，走资派在暗中甚至用间接办法破坏，这点更值得注意。

你们看看青训班为什么分化？从这个问题想想。

我们党校有张际春的女儿，她不是青训班的，是干部，是寒暑表。有苏振华的儿子，有特务、最坏的东西任彬的儿子。任彬就是介绍反革命分子王光美到我们党内的一个主要人物之一。他们的儿子在党校。潘小平父亲在华北局怎样？调查一下。

总而言之，那里干部子弟很多，有父母被整的。李赤的父亲叫李树荣。宋之光的儿子宋扬之，他的联系更多，邓拓、廖沫沙都联系。走资派会不会通过他们的子弟把他们文化大革命的黑手伸进党校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这种人自然要反对中央，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我们的红色政权。”

（以上康生点名的苏振华的儿子苏承德、任彬的儿子任小彬、潘小平、李赤、宋扬之等均为青训班学员，其中宋扬之、苏承德年初已被康生点名羁押，一个关进监狱，一个关在公安部。1966年10月，宋扬之、苏承德、任小彬、王东晓联名，曾给周恩来写过一封信，向中央反映康生在党校的问题，结果此信转瞬就到了康生手中，康生多次在党校讲话中提到“他们给中央写信告我”，对我们这几个青训班学员恨之入骨，多次点名批判。）

而在前一天，就是9月21日，康生以“中央专案组负责人”的身份在“刘仁专案组”《刘仁专案简报（八）》做了批注：

“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任彬是刘仁地下城工部秘书长（或是组织部长），又是王光美混入军调部我方代表团的重要介绍人之一。为配合对王光美和刘仁的审讯，建议将任彬逮捕。任彬是CC特务。”

同时还批注：“ 任小彬是党校红战团头头之一。”

（其实我从未担任过什么头头，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胡说。）


中发<1980>77号文件附件三P41

这就是党内资深的，长期从事情报和审干工作，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握干部生杀大权的康生的信口开河，草菅人命的指示！

批示当天，我父亲在原北京市委干部集中地北京市委党校被北京卫戍区逮捕，关押到秦城监狱，属中央专案组审查，直到去世，再无音讯。

那个惹出泼天大祸，被康生视为重要“动向”的“红卫兵报”，是我和潘小平被清理清查后，闲极无聊，刻蜡纸油印出的一张8开（也就是现在A4纸的两倍左右）的小报，上面主要刊登的是潘小平属笔名写的一篇应景的大批判文章，还有几篇忘了谁写的小杂文，我负责排版刻印，最后空出一小块地方，我就用了一条消息补白：“据可靠消息，学部的红卫兵联队垮台了，联队的后台也受到了清算。”

参与小报编写的还有几个同学，小报只印了十几张，大约9月中旬贴出，这在党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小字报之中实在是很不起眼。

但时过不久，我和潘小平正在餐厅吃饭，智纯忽然来到我们桌边，破天荒的和我们聊起天来：“你们那个小报的批判文章写的很好啊，是谁写的？”潘小平听到表扬，未及思考立刻得意地说：“是我写的！”智纯又问我：“是你刻印的吧？”我的字迹无法隐瞒，只好承认。她撂下一句：“好好参加大批判！”就扬长而去。事后想来，她把了解到的情况立刻向康生做了汇报。才有了康生指示中对我和潘小平，原来在党校运动中并不起眼的两个人的“特殊关照”！

其实，经历过文革，深得其中三味的人才能领悟，学部红卫兵联队在当时文革中曾是呼风唤雨的力量，它的前台风云人物是吴林（吴传启、林聿时）后台是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联队在中央党校的文革中也曾为党校造反派组织夺权助威，直接参加了党校的打砸抢。而王关戚后面的直接支持者之一就是康生！

王关在八月份已经倒台，那条消息已算不得新闻。我把它编入小报，现在想来，确实有幸灾乐祸的意思。康生当时正急于与王关摆脱关系，准备抛出被他封为党校最坚定的革命左派，和关锋关系密切的李广文（当时被康生从党校调到中央文革宣传组任负责人），因此这条不起眼的的消息，触动了康生这个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其敏感的神经，被他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使得他咬牙切齿，气急败坏，也就不足为怪了。


父母在六十年代初合影

我的父亲任彬，1911年出生在山西省汾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他在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于1936年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在刘仁领导的华北局城工部长期做地下工作。解放后在北京市总工会、市委宣传部、市人委人事局、市委组织部工作。

文革前任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兼市人委人事局局长。是一个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为党工作多年的干部，用和我父亲共事多年的宋汀（郑天翔夫人）的话，“是个非常仁义的好同志”。

至于北平地下党介绍王光美参加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1946年1月，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各自发布了停战命令。与此同时，由国民党、共产党及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在北平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叶剑英为中共方的代表。我父亲那时是城工部学委的负责人之一。1946年2月下旬，叶剑英在北京饭店找时任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武光，亲自向他布置任务，为开展工作，要求地下党介绍一些工作人员，包括一名英文翻译到军调部。武光找到城工部学委在城里的负责人我父亲交代了任务。我父亲与地下工作人员崔月犁（当时联系各学校进步青年）商量，崔月犁推荐了他所联系的辅仁大学青年教师王光美。经武光同意，由我父亲写介绍信将王光美介绍到军调部。国共谈判破裂后，王光美也随军调部的同志撤回延安。

据我妈妈回忆：“60年代以后，当时王光美随刘少奇主席参加国务活动逐渐多了，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任彬对我提及此事。他说，当时军调部我方代表团向地下党要翻译，我找到老崔(崔月犁) ，后来崔月犁推荐了王光美。至于谁向他交待的任务，他和崔月犁又是如何介绍的王光美，他没有细说。”

那时经北平地下党通过郊区妙峰山等各种渠道介绍到共产党方面和解放区的干部成千上万，这在当时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一项工作，我父亲一直没有把它当回事。但是在颠倒是非的文革中，为了彻底打倒刘少奇，江青无中生有，捏造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打入共产党内部的“美蒋战略情报特务”，伙同康生将王光美关入秦城监狱。我父亲也由此惹来杀身之祸！此后弟弟妹妹相继到内蒙吉林插队，妈妈也被疏散离京，不知所踪，一家人从此离散，天各一方。

二、“右倾翻案风”中的追悼会

1970年夏，我和夫人柳可白（同为党校青训班学员），因为反康生问题，双双被开除党籍，从党校分配到河北农村中学当老师。她是因为和我谈恋爱而受到牵连。要命的是我们的档案里写的罪名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并无具体所指，他们以为这下可以让我们背一辈子黑锅，永世不得翻身了。

学校地处河北、内蒙、辽宁三省交界的贫困山区，虽然生活艰苦了些，但每年秋天和春节都有二十多天的假期。

1972年春节前，也就是“亲密战友”折戟沉沙的那年年底，虽然天气仍然寒冷，但我们感到文革势成强弩之末，已有了一丝暖意。我们从农村回京度春假，当时我们家已从过去达智胡同的住所扫地出门，搬到头发胡同的一个只有7~8平方米的小平房里，还曾遭过盗窃，因实在没什么财产，只是被砸了锁，丢了一些粮票布票等。我弟弟小京和妹妹小宁分别从内蒙和吉林插队处回京住在那里，我们两人只能住在我岳母家中。

一天突然接到弟弟和妹妹的通知，说那个简陋的家来了一辆汽车，几个人不由分说就把板凳支起的硬板床、箱子和行李运到一个叫“向阳大楼”的简易楼房，来的人一反原来对黑帮家属冷漠鄙夷的面孔，态度特别的好，还说北京市委通知，我妈妈杜若从流放地山西省屯留县即将回京安排工作。这真让人喜出望外！弟弟任志也从内蒙插队的农村赶了回来。

春节前夕终于见到临时安顿在简易楼房的近六十岁的妈妈，我们都激动万分，算来已经有四年多没有见面了。母亲和子女见面的悲喜不必细说，多年来总算是过了一个团聚的春节。春节期间，妈妈除了和我们诉说了几年来不堪回首的经历之外，还告诉我们两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一个是在回京的路上，市委派去接妈妈的人正式告诉她，父亲已经在近四年前就在秦城监狱关押中去世了，骨灰没有保留，到目前还没有审查结论，所以详细情况并不清楚。自从父亲被逮捕以后几年了，我们虽然隐隐感到他可能凶多吉少，遭到了不幸，但始终没有确切的消息。现在终于等到了一个让人悲痛万分又十分无奈的结果，这真是个坏消息！

另一个是好消息，据汪家璆（原北京团市委书记，也是刚从流放地回北京准备安排工作）在回京的火车上和我妈妈说，这次能被解放，缘起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陪毛主席接见完外宾以后，向毛主席汇报说现在北京缺干部时，毛主席问起：“你们北京市原来不是还有一个挺能干的女区委书记吗？”这才开启了落实一批原北京市干部的政策的工作。

毛主席指的就是我妈妈杜若。

我妈妈1913年出生在山西省柳林县一个农民的家庭，幼时失父，家境贫寒，生活困苦，在柳林一所美国传教士办的小学（免费教育）读书。由于成绩优异，毕业后被保送到著名的山西省汾阳县“铭义中学”（1914由华北基督教公理会创办），1935年秋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接近年底，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加入党的秘密外围组织“社联”，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从1950年起在北京市西单区，后扩为西城区任区委主要领导长达十六年，直至“文革”开始。期间在人民代表普选时，西城区专门在中南海设投票站，毛主席来投票，她也因此得到毛主席的多次接见。1958年的5月18日，毛主席投票后，我妈妈和主席握手，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我妈妈回答后，毛主席忽然大声对她说：“你是芳草！”因为主席是浓重的湖南口音，我妈妈听成“荒草”，开始一怔，很快反应过来了（“杜若”是《楚辞》里多次吟咏过的一种香草），两人都笑起来了，摄影师捕捉到了这一珍贵镜头。


1958年5月18日中南海紫光阁

多么令人感慨啊！他夫人的一句话，使我父亲坠入万丈深渊！而他的一句话，又使我母亲从万丈深渊中被捞出！却都是因为多年前的一段正常的工作经历，这真是荒唐已极！对待干部的政治生命如此草率，哪里有什么规矩和道理可言，就是“口含天宪”的一句话。

我妈妈安排了工作以后，尽管当时旗手和军师等人仍在肆虐，让人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我们仍然开始不断向上反映，要求尽快结束对我父亲的专案审查，落实相关的政策。

转瞬三年过去了。

随着党内上层文革新贵和传统体系两种政治力量的博弈，历史舞台上象走马灯一样令人目眩，复出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以恢复秩序为名，开始全面纠正文革的乱象，在科技、教育、生产领域，胡耀邦、周荣鑫、万里进行的整顿初见成效，落实政策在各方面展开，扭转文革所造成的破坏势在必行，一些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干部的政策开始落实，所谓“右倾翻案风”隐然成形。这就是1975年夏的大形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终于接到了来自上面的消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 历经近8年的时间，于7月2日对我父亲做出了审查结论：

“为审查王光美如何进入北平军调部我方代表团的问题，经中央批准，于1967年9月21日逮捕审查。1968年5月10日在医院病故。经调查核实，任彬1946年2月在北平任我党地下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时，北平军调部我方负责人，要地下党物色一英文翻译。任彬与地下工作人员崔月犁商量，崔推荐王光美。经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武光同意，由任彬写介绍信将王光美介绍到军调部我方当英文翻译。任彬与王光美未有接触，介绍王光美去军调部属工作问题。由北京市补发生前被关押期间的工资。”

在当时制造冤案的江青、康生还在大权在握，而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和王光美“美蒋特务”的问题还没有改变之前，一句“属工作问题”算是给我父亲卸下了千钧重担！不能不说还是比较少见的。

是解冻前报春的一只燕子吗？内心还是抱着这样的希望。

随即妈妈带领我们子女开始和北京市委就落实后续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流，市委出面的是在陶然亭的市委组织组第二学习班。我们子女写信给市委书记吴德，提出中央专案组的结论只是就具体问题的审查结论，我们要求：

1.对我父亲的一生要由组织做出全面评价

2.要发文件消除因审查造成的错误影响

3.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骨灰盒（空骨灰盒）并补开追悼会

市委开始可能考虑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怕造成不利影响，想低调处理，不同意我们开追悼会的要求，几经反复，尽管原则上同意了，但是在具体做法上进行了多次讨价还价，如是不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开，参加人数（开始限制在20人以内），放不放哀乐，致不致悼词，花圈要多少，在外地的亲属来京的费用等问题。

我们在过程中表示，如果不写悼词，不放哀乐，限制人数，我们就不开了。

经过反复权衡，最后我们和市委达成的意见是：以“骨灰安放仪式”为名，实际内容是追悼会，在八宝山当时最大的礼堂举行，由市委相关负责人致悼词，做全面评价，参加人由组织上和我妈妈共同通知。在外地的非直系亲属来京安排住宿并报销路费，据说开会前某市委书记（有人说是丁国钰）发话，按现职干部的追悼会待遇办理。

因为我父亲的落实政策的追悼会当时在北京市没有先例，这些做法竟成为后来有同样要求的干部家属的依据。

9月25日，追悼会终于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礼堂的正面放着我父亲的遗像，空骨灰盒里放着他仅存的工作证，上面覆盖着党旗。礼堂内外摆满了花圈，哀乐缓慢的奏响着。

市革委会副主任贾汀主持，市委组织组组长王少林代表市委致悼词。


1975年9月25日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摄影：邓云


追悼会会场全景/摄影：邓云

那天到场的除了我们亲属外，还有我父亲革命经历中相熟悉的战友，有所谓“旧北京市委“的一些同志，还来了几位有分量的领导，他们是肖克、程子华、周荣鑫、姚依林等，他们也利用这个悼念我父亲的机会，和多年未见的老战友难得一聚。最后由于干部奔走相告，算来竟有400多人，以至参加的人有的都站到了门外。


追悼会上肖克上将和程子华同志慰问家属/摄影：邓云

来的人里有很多是刚刚解放的，甚至还有一些是尚未解放的老同志，他们一方面是悼念我父亲的去世，控诉文革对革命同志的残酷迫害，另一方面把这个追悼会当成一个老同志难得的聚会和交流的机会。那天在会场内外，老同志们劫后余生，激动的打着招呼，热烈的握手拥抱，滔滔不绝的诉说着多年不见的思念！从1966年算起，压抑了近十年了！

结束时，我妈妈在她的亲人和同志面前，把积压多年的委屈、痛苦、悲愤和对我父亲的思念一齐发泄出来，化作撕心裂肺的一哭！在场的人无不动容！这确实不是一般意义的追悼会了，而成了老同志的信息交流会，血泪控诉会，成了反对文革的一声呐喊。

后来好久，还有一些参加了或没有赶上参加追悼会的老同志到我家里来详细询问整个过程，以取得有益的经验。我记得其中有文革中含冤自杀的原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的夫人李莉等。有一天，邓拓的夫人丁一岚在广电部宿舍所在的真武庙二条胡同口等着我夫人柳可白，向她详细询问了办追悼会的全过程。丁一岚参加了追悼会。她是可白父母的老战友，40年代就在晋察冀日报和广播电台一起工作，后来到北京也一直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她的儿子邓云是可白的发小，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邀请的追悼会的摄影师，帮我们照了许多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丁阿姨听了我们的介绍，心中似乎升起了一些希望。

但是政坛风云突变，75年年底，伴随着刺骨的寒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呼啸而来，再一次冰封大地。《北京日报》上刊登的大批判文章，直指“走资派还在走”，“还乡团”在反攻倒算！要“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那几个文革头面人物在整顿中被整得灰溜溜的，现在又趾高气昂，杀气腾腾！把人们刚刚有的一些希望和信心，又一次打压下去。整顿中卓有成效的教育部长周荣鑫被批斗而死，我父亲的追悼会也受到质疑，认为是“右派翻天”，“用死人压活人”！1976年清明前我们去扫墓时，发现父亲的骨灰盒曾被人打开，看来有人在进行调查，想发现里面藏着什么“变天帐”吧？但这已是最后的疯狂。

随着10月里的一声惊雷，“四人帮”垮台了，历史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大的形势迅速好转，我们感受到有关政策也逐渐得到落实。

但是作为亲属，我妈妈和我还是对1975年7月2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审查结论中关于我父亲的去世的说法（在医院病故）心存疑虑，当时正是为了准备召开“九大”，彻底打倒刘少奇，中央专案实施“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毛主席的原话），整人非常厉害，刑讯逼供，刘仁、崔月犁等都遭到残酷迫害，更何况康生早就给父亲和城工部作过这样的定性：“任彬是刘仁的亲信。北京主要是刘仁城工部的人。晋察冀时，刘仁组织城工部，负责敌后区域工作，宋硕就是。崔月犁就是，张文松更是。这个组织不仅不好，甚至同日本人、德国的、国民党、英国的海关特务都有些关系。张文松老婆黄甘英同英国海关特务王华民有关系。”（1967.年2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西会议厅接见党校造反派红旗队15人时的讲话）

在这种背景下，我父亲真不知遭受了怎样的折磨。我们总想进一步弄清秦城监狱那时的真相。

三、到中央专案材料组查档案

胡耀邦在1976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中国以后的走向了。10月12日，抓捕“四人帮”没几天，胡耀邦向叶剑英提出三条建议。胡耀邦说：“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狱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他的思想非常明确，那时就已经提出来必须进行包括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变。

1977年3月，胡耀邦刚恢复工作，调到中央党校作常务副校长，就在党校进行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并在全党掀起了拨乱反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顶着种种压力，为文革中反对康生而被打成反动组织“红战团”平反，是胡耀邦在文革后进行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案”，当时尽管康生去世时位居中央第三号，备极哀荣，冠以“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耀邦提出：不管是什么人定的，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是错案，就一定要纠正过来。8月10日，我们青训班几个被开除党籍的学员，被耀邦请回了党校列席了为“红战团”平反的会议。反动组织红战团的所有成员都得到了平反。

12月底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78年3月，我调到中组部工作，担任刚刚恢复工作的副部长陈野苹的秘书，参与了从1977年到1983年波澜壮阔又惊心动魄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全过程。

1978年6月9日，当时主管中央专案审查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找胡耀邦与陈野苹谈话，把经中央领导批示的几个专案材料移交给了中组部，胡耀邦提出为了便于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要求把中央专案组在文革中审查干部形成的全部档案材料交给中组部使用。汪东兴当即指出，中央专案组经办的案子，很多都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意翻过来。并拒绝了胡耀邦要求使用全部中央专案档案材料的要求。

会后，胡耀邦对组织部负责审干的同志说，中央专案组作的“结论”所依据的有关材料，都是中央专案组已整理好的。但那是“各取所需”的调查。他们认为不合“口径”的，就不会写到结论上去。所以，我们要另起炉灶，必须下功夫对能够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访一遍，看看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才能还历史事实本来面目。

面临当事人日渐衰老，历史见证人相继去世的的局面，耀邦决定，刻不容缓，甩开中央专案组，另起炉灶，重新调查，这是以“我不下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的精神做的决定，也是为抢救历史真相，抢救干部生命做的决定！

上面的压力并没有延缓耀邦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夜以继日地进行，同时真理标准大讨论也在耀邦的积极推动下深入展开。在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为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全党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的转移，奠定了基础。耀邦在刚刚粉碎“四人帮”就提出来的“理冤狱”、“抓生产”正得到逐步落实。

在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终于在12月19日，中央决定撤销中央专案机构，将这方面的工作移交中央组织部。汪东兴、纪登奎、吴德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各办公室的负责人和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副部长陈野苹、公安部长赵苍壁。会议宣布，自即日起三个专案办公室撤销，所有专案工作，一律交中央组织部办理。

为此，中组部专门成立中央专案档案接收小组，由办公厅副主任刘向一（后来香港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的父亲）负责，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开辟一个大院，接收了中央专案组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全部档案材料。在随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这批档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在想来，当时汪东兴不肯交出全部档案，也有他的考虑，谁能料到这批材料到了组织部，最后成了众目睽睽之下烫手的山芋，吃不得，丢不得呢！那是后话。

耀邦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调离中组部，部长由宋任穷接任，陈野苹作为协助宋任穷主持全面工作，并分管干部审查局的副部长，一直在落实政策工作的最前线。具体的过程有很多文件、文章、著作等都做了详细的介绍，中央也做了肯定的结论，已为人所共知。

直到1983年2月陈野苹接替宋任穷为中组部部长，大规模落实政策的工作已接近尾声。7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主题已经是“以改革的精神加速领导班子的和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当时陈野苹和协助他主持全面工作的副部长李锐，主要精力已放在“第三梯队”建设和干部年轻化上来了。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场景，就是刘向一同志愁眉苦脸的来到陈部长的办公室，汇报说中央专案组的档案材料，按照规定应当移交给中央档案馆永久保存，但是他们在整理好这批档案材料做好移交准备时，发现有很多重要档案材料实在拿不准，要请示部领导，召开办公会议来决定。陈部长和他商量，因为需要斟酌的档案材料较多，不可能抱着一大摞给各位部领导传阅。就利用五楼西南角可容纳一二百人的会议室，把桌子摆成U形，由材料组的同志把拿不准的档案在桌子上摊开，请部领导沿桌子走上一大圈，边走边看，领导们都看过以后再开办公会议决定。

看过后部领导面面相觑，对是否移交中央档案馆，大家都拿不定主意。原来这些档案材料多是当时专案组给中央的报告和附件，报告上有当时专案组主要负责人的批示和中央领导人的传阅批示，内容相当敏感。附件很多是上层在文革条件下互相揭发的材料。陈部长是多年的组织工作者，经验丰富，处事稳重，他经过深思熟虑后，觉得处理这件事实在没把握，就把事情拖下来了。

这给了我一个机会，我和母亲一直想了解父亲在中央专案审查中和在秦城监狱的情况，这批材料要是移交给中央档案馆以后再要查看起来就麻烦了。我和妈妈一商量，我给当时主管办公厅的副部长王照华写了报告，要求查看我父亲去世时“当时医生和法医检查的证明材料”，以解我们对我父亲去世情况的疑虑。照华同志批给了材料组负责人马云龙，让了解一下可以不可以。马云龙和办公厅主任谷志瑞商量后答复照华同志“可以看”。

6月的一天上午，我和妈妈来到铁狮子胡同档案组所在地，我们在接待室，由接待的同志把我们所需的材料拿给我们看，不许拍照，不许复印，但可以抄录。


我妈妈抄录的“刘仁专案组报告”

下面就是我和我妈妈的抄录的两个文件：

一、解放军公安部十三局军管会给中央专案第一办公室的报告

(68)局字第207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十三局军管会（报告）
罪犯任彬死亡报告
12时准备送院，但该犯起立离床仅一步远，发现站立不稳，监管员当即扶卧在床边，呼吸极为困难，医生赶至抢救无效，于12时20分死亡。
我们意见：不通知家属，尸体火化。当否请指示。
（附医生诊断意见书一份）
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十三局军管会（章）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

主送：中央专案第一办公室
抄送：公安部、卫戍区                        （打印五份）
（所附医生诊断意见书上有医生和法医的鉴定意见和签字，并盖有“北京市公安局技术鉴定专用章”。）

二、刘仁专案组给康生谢富治的报告

关于大特务任彬病亡情况报告               
顺号5

康生、富治同志：

大特务任彬（旧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现年五十七岁），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因肺气肿和心脏病暴发，死于秦城监狱，我们得知后，立即派人赴秦城监狱了解。任犯患肺气肿及心脏病为期已久，曾送医院治疗数月无效，经医生及法医检验，确系因病丧命。我们意见，按监狱以往对反革命分子死亡的处理办法，即予火化，只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不通知其家属。

以上处理，是否妥当，请指示。

刘仁专案组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
（康生、谢富治当天圈阅同意。）

看着十几年前的有些泛黄的档案，让人又伤心又愤怒，百感交集却又无语！当时的气氛令人喘不过气来。我一直不敢看我妈妈，她的脸色也一定很不好，能一直坚持下来也真不容易。
看来，我爸爸确实是因病去世，他文革前身体一直不好，还处在养病期间。从1967年9月21日被捕到1968年5月10日去世，也就半年多的时间。而且他根本不是在医院去世，而是死在了秦城监狱中！这点中央专案组公然撒谎！在粉饰自己的罪恶。把一个病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本身就是一种残酷的折磨，但是否还有其他形式的迫害，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再有，从军管会的报告，到刘仁专案组的报告，一律是“不通知家属”！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毫无人性的规定？历来判死刑的犯人还要家属收尸呢！家属不知道，当然骨灰就无人认领，就无法保留了！

想起那些受迫害去世的中央领导，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无不是身边工作人员冒着危险秘密化名收藏的，更有大量被迫害致死的人戴着各种“政治帽子”，尸骨无存。有多大的仇恨呀！这些人昨天还是战友和同志呢！为什么要这么干？这到底是为什么？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给无辜的人们带来了多少谜团！多少痛苦！多少冤情！

从铁狮子胡同回来，我的情绪很长时间都不好，这次查档案，极大的冲淡了我在落实政策后的喜悦心情， “这是为什么？” 的问题一直在心里，挥之而不去。

最后说一句，关于那批档案，在1984年4月乔石接任中组部部长后，碍于某位老大姐的一再督促，最后也没进成中央档案馆，这批档案可是十年浩劫党内斗争的历史纪录，是多少干部群众用血与泪凝结成的精华部分呢，我们能说真正接受了教训了吗？

这是一段不堪回忆的往事，为了纪念含冤去世的父亲，也为了记载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里无数冤案中的一个荒诞又真实的案例，写于父亲忌日55周年（2023年5月5日）。

(备注：副标题"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和我父亲的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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