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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主席？——１９６６年５月林彪“政变经”讲话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吴一庆（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
◇ 引言
１９６６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史无前例的事件。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认为，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分子已混进党、政、军及文化等各界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党内已形成了“司令部”。毛泽东发动广大民众猛烈冲击党国体制及官僚群体，引发了１９４９年中共建国后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危机。被誉为美国现代中国研究之父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其《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写道，“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皆为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事件之一”。它之所以奇特，“并非由于广泛的民众动员，或大众对领袖的崇拜，或剧烈的政局动乱以及针对精英和平民的大规模暴力，这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或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文革的特殊性在于执政党以及国家权力机构在大规模的群众造反浪潮中全面瘫痪，而释放这种反体制力量的恰恰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１〕最高领袖发动一场大革命猛烈冲击他自身所代表的党国官僚体制，用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马思乐（Maurice Meisner）的话来说，“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未来也不可能再发生。”〔２〕
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６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常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５月１６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简称《通知》），并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会议展开了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所谓“四大家族”的批判，并撤销四人的职务。在几乎所有关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历史叙述中，五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完成高层政治清洗、去除障碍，为文革的发动做好了组织与理论上的准备，标志着一场政治大风暴的开始。〔３〕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即《五一六通知》通过两天后，时任中共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以“政变”为主题的长篇讲话，把本已紧张的气氛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林彪是毛泽东的嫡系下属和长期以来的坚定盟友，文革爆发后不久，接替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的这篇讲话在当时有巨大影响，在很多关于文革的历史著述中都有触及。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是讨论“颠覆”与“防政变”（是为“政变经”讲话），二是大力提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形成以及林彪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已有不少学者论及，他的“政变经”内容虽常被提及，但其在文革发动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却鲜有深入探究。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策划者和发动者，也是这场“大革命”的最高决策者。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大政治运动，文革究竟是怎样发动起来的？简要言之，学界久已形成的高度同质化的理解至少包含两个密切相关的要素：首先，文革源于毛泽东关于“继续革命”的激进政治理念以及大跃进失败后中共党内高层的意识形态差异与权力争斗；第二，毛泽东运筹帷幄，与其党内追随者逐步将斗争从高层导向基层。文革的发动是一场最高领袖精心策划、逐步展开的过程。多年以来，这一历史叙述路径久已泛化并固化为许多人的常识。
学界对于文革发动初期林彪“政变经”讲话的理解主要亦是基于这一以毛泽东为中心（Mao－centric）的历史解释范式。简括起来，这一理解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强调林彪的言论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既定意图紧密关联，“五一八讲话”只是对《五一六通知》的解说。如卜伟华和丁凯文认为，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但刘在党内外有广泛基础。毛泽东“面临了相当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冒了很大的风险”，林彪谈论政变，实际上反映毛泽东的深层忧虑及其在发动文革前的准备工作。〔４〕吴润生在《林彪与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林彪的“政变经”“绝不是他自己的创造”，“完全是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的产物”。〔５〕王年一、何蜀等人认为，政变经“并非林彪一人在念”，其实，“防止政变”是毛泽东筹划已久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６〕第二，认为林彪的讲话在当时造成高度紧张的气氛：“听起来感到毛骨悚然”，〔７〕“具有很大的蛊惑性和煽动性“、“在党中央内部造成人人自危，极度恐怖的气氛”。〔８〕第三，刻意对林彪作“巨奸大恶”的脸谱化和道德判断式的描绘：“罗织罪名”、“任意诬陷”、“造谣污蔑“、“别有用心”、“无稽之谈”、“耸人听闻”等不一而足。
本文通过对于“政变经”文本及其具体历史语境的再考察，提出林彪的讲话并非简单地复制毛泽东的意旨，而在事实上（并非主观上）偏离了《五一六通知》的主题及其设定的轨道。林彪关于“防政变”的说法不仅扩展了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性质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政治解释的话语系统，对文革初期运动的发展与进一步扩大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林彪的“政变经”及其后续发酵在文革发动和初期的意义，呈现了历史进程中连续与断裂、中心与离散、复制与变异的复杂关系，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最初以“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及其党内“代理人”为打击目标的激进“文化革命”转向一场针对“党内当权派”的“政治大革命”开启了路径。
◇ 文革发动再释：“文化革命”视角中的《五一六通知》
无论在官方或民间流行的历史叙事里，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这被认定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全面启动的标志。１９８１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有一段经典的论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依据是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混进党、政、军及文化各界内，只有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才能夺回被篡夺的权力，而《五一六通知》则浓缩地表达了这一观点。〔９〕
笔者以为，这一叙事模式有必要在根本层面上重新考虑。
无可否认，从６０年代前期起，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以及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日愈不满。１９６２年９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大力强调阶级斗争，以反击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所采取的应对大跃进危机的一系列相对温和的经济政策。毛泽东对于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忧与日俱增，并多次提出中央可能会出修正主义。１９６３年后，中共高层对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甚至形成了“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的共识。６０年代中期，毛泽东多次提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认为在中共党内形成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１９６５年１月中央通过的四清运动指导性文件《二十三条》中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流行叙事中，毛泽东对于四清运动日愈不满，因此希望通过开展文化大革命，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以解决执政党的“黑暗面”问题。〔１０〕
然而笔者认为，流行叙事对于文革缘起与发动的解释以及对于《五一六通知》的主要内容的理解并不准确。事实上，有证据表明，毛泽东对于“修正主义者”以及“党内走资派”的担忧与强烈不满，并非是启动一场“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的浩大政治运动的直接起因。此处的关键问题是：《通知》所标志正式发动的“文革”，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
《五一六通知》为人所熟知，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至为重要的事实：发动民众造反的方式以打击“党内走资派”，并非《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实际上，《通知》的主要内容是批判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宣部门所代表的相对温和、有序的文化斗争的路线。《通知》提出一整套关于激进意识形态运动或“文化革命”的理论和方针，其形成之具体历史语境是６０年代中期日趋激烈的文化领域的斗争。《通知》认为文化领域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牛鬼蛇神“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因此，《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宣称：“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１１〕
笔者认为，学界长期以来对于《五一六通知》一直存在一种基本的错误理解，即将１９６６年８月份颁布的《十六条》的主题投射或叠加在５月份的《通知》之上，从而将两个从语境和内容来看都有显著差异的文本混为一谈。实际上，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作文革运动的首要打击目标是《十六条》的内容，但在《通知》中只出现过一次，且有其具体限定，即“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如毛泽东所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朝里有人”，“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１２〕毛泽东在《通知》最后加写了一段措词尖锐的文字，长期以来成为理解《通知》的钥匙和叙述文革发动的主要依据：“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在当时语境下，这指的是彭真等推行或纵容相对温和的文化政策的干部，他们是一场激进的意识形态运动或“文化革命”的障碍和必须首先打击的目标。诚如毛泽东在《通知》中加写的，要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
《五一六通知》下达后，一场思想、文艺、学术领域中的大规模斗争即激进“文化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权威”、“牛鬼蛇神”是主要打击对象。笔者认为，文化大革命始于一场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但这并非出于毛泽东发起一场群众性造反的“政治大革命”的蓄谋。恰恰相反，发起一场激进“文化革命”正是毛泽东的初衷。〔１３〕然而不久后，中共最高层和官方舆论对于文革性质的理解和说法便发生了显著变化，运动开始超出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十六条》。〔１４〕和《五一六通知》相比，《十六条》对文革的目标、对象的规定发生了重大变化，运动的重点从斗争“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右派”，转向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话说，即“以共产党自己为革命对象”，“革命革到自己头上”。〔１５〕８月１３日，刚刚替代刘少奇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在讲话中重复了“政变经讲话”的基本内容：“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的政权究竟是掌握在什么人手上？是掌握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手上，还是掌握在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手上？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林彪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全面清理干部队伍的运动——“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通过考察干部，“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并且披露毛泽东已同意这一构想。〔１６〕林彪的这些说法，尽管其语境和５月中旬的“政变经”讲话有重大差异，但在内容上仍有显著的连续性。《十六条》也在运动的方式和方法方面增加了全新的内容，号召各级党组织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文化大革命自此才真正具备了“大革命”的政治涵义，即“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作为文革标志的群众性造反也真正获得了合法性。这种发动群众造反挑战中共官僚体制权威的“大民主”，并非《通知》的主要内容，而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在“文化革命”转化为一场“政治大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 解释《五一六通知》：防止“苦迭打”
林彪在讲话中对政治局扩大会议刚刚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的内容作了自己的解释，对《通知》的具体贯彻提出了看法。林彪讲了古今中外各种“苦迭打”的事例，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防止政变与颠覆作了长篇论述。〔１７〕林彪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讲话？林彪的“政变经”讲话与《通知》有什么样的关系？在文革初期究竟起了何种作用？
林彪的“政变经”讲话仅在《五一六通知》通过的两天之后，这两个文本无疑密切相关且存在重要的连续性。林彪延续了《通知》的“文化革命”主题：“剥削阶级是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把他们关起来也没法没收他们的脑袋。……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有相当的优势。他们拼命利用这种优势到处放毒，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当前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然而，这两个文本之间也存在重要差异。这些差异可以为理解文革初期运动的发展提供有用的线索，但长期以来一直未被学界关注。
林彪在讲话中通过丰富的联想力把当时刚刚开展起来的激进“文化革命”与“反党集团”、“篡夺政权”、“杀人”等可怖意象紧密联系起来，提升到党内政治斗争和防止军事政变的高度，制造了一种反革命颠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更为重要的是，林彪的这一讲话提供了一个政治话语与释义系统，对于文革初期运动的延伸、激化与加速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而这种意义与话语功能尚未进入学界视野。
５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除了通过《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之外，还决定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进行批判，并撤销他们的职务，是为后来所称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
其实，所谓的“集团“案实为妄言、并无实质性根据。彭、罗、陆、杨四人受到指控的问题各自分别不同，５月政治局会议之所以合并作组织处理，纯属时间和程序上的便利。彭、罗、陆、杨四案，除了彭真作为”五人小组“组长与陆定一作为中宣部部长有文化与意识型态工作方面的联系以外，彭、陆二案与罗、杨案并无联系。彭真的倒台是由于其在批判吴晗与《海瑞罢官》及后续“文化革命”中的拖延与抵制，陆定一被认为在文教方面工作不力，“陆定一垄断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陆定一的立场和观点是同彭真完全一致的”；但是，引爆陆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陆妻严慰冰长期写匿名信辱骂林彪家人，而陆定一被认为与严慰冰案“有密切牵连”、“不可能不知道”。〔１８〕
至于罗瑞卿和杨尚昆的问题，与“文化革命”以及彭、陆二人的问题则全然无关。杨尚昆在１９６５年１０月就已遭免职，１９６６年５月政治局会议加诸于杨的罪名主要有：一，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二，把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泄露党的核心机密；三，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反党活动。〔１９〕罗瑞卿的问题是林彪首先提出来的。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办主任等诸多要职，在党、政、军内位高权重。但是，罗瑞卿性格和工作方式强悍、霸气，以毛泽东的说法，“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浑身是刺”。〔２０〕随着权力的增长，罗瑞卿大权独揽和“霸道”的一面渐显突出。林彪因病较少过问军内事宜，其角色日益淡出，罗与林原本密切的关系渐行渐远，工作上的关系日趋紧张，罗与军中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也日愈紧张，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对罗在军委日常工作中“小事不请示、大事不报告”等颇有抱怨，林彪也批评罗瑞卿“根本不来见面”。〔２１〕据称罗瑞卿还要林彪“交位让贤”、“不要挡路”，“病号嘛！就是养病”。〔２２〕罗瑞卿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遭到批判和罢黜，１９６６年４月３０日中央工作小组提交报告列举罗的五大罪状：一，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个人；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反对突出政治；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四，品质恶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五，逼迫林彪让权，进行篡军反党活动。〔２３〕
彭、罗、陆、杨原本是各自独立的不同的问题，首先把四人的问题编织成同一个“反党集团”的故事的是林彪。林彪在５月１８日的讲话中说，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林彪提出，彭、罗、陆、杨这样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在林彪眼中，四人的势力与影响密布党政军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林彪说，罗瑞卿控制军权，彭真掌握中央书记处的权力，罗长子（罗瑞卿的外号）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我们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林彪讲话后，５月２４日中央成立专案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２４〕
林彪在讲话中将《五一六通知》强调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斗争上升到保卫政权的政治高度。林彪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只是搞建设、搞教育，没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历史学者王海光提出，林彪的政权观从“你死我活”的战争思维方式出发，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简单地归于“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的问题，其实是“典型的军人专政理论”。〔２５〕然而重要的是，５月政治局会议上激进“文化革命”的主题刚刚新鲜出炉，其涵义就已开始被发挥、再塑、扩展，并与揭露暗藏敌人、防止政权颠覆的主题相交融。
防止政变和颠覆是林彪讲话的主题。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林彪说，解决彭、罗、陆、杨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而“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
林彪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１９６０年以来，仅在亚非拉一些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这些历史上的政变，应该引起高度警惕。据记载，林彪事先曾派夫人叶群到中国科学院等学术研究单位搜集有关政变的资料。〔２６〕
林彪通过大讲政变来渲染彭、罗、陆、杨问题的严重性，为毛泽东清洗党内高层的做法背书，但他对于政治威胁的表述比毛泽东更为激进，多次提及“杀人”、“杀脑袋”、“人头落地”等字眼，给人以杀气腾腾的可怖意象。林彪警告道：我们取得政权已经十六年了，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也是颠覆。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林彪在讲话中说：
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不揭非常危险。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家都是马大哈，他们就会得逞。如果我们警惕，他们就不能得逞。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
谈政变问题并非林彪首创，他在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这些均非虚妄之言。从１９６４年起，毛泽东就多次提出中国尤其是党内高层可能出修正主义、可能会发生重大变故。毛泽东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苏联经验的警示。１９６４年６月８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０日，毛泽东在谈到三线工作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有三线就好造反。〔２７〕１０月１２日，毛泽东又说，中国如果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就要造反。在威权和集权体制下，政变是推翻最高领导人常用的方式。苏共罢黜赫鲁晓夫是靠军方的支持，所以毛泽东特别警惕。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苏共中央发生了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不流血政变”。１１月，周恩来和贺龙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纪念十月革命的活动。在酒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对贺龙说：“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周恩来当即提出抗议，苏方以“酒后失言”作掩饰，后来柯西金代表苏共中央正式表示道歉。〔２８〕这无疑也给毛泽东敲响了警钟。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撤销职务，１２月，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又突遭清洗，１９６６年春夏之际，掌握京畿大权的彭真失宠、北京市委遭改组。这些负责党务、军务、宣传、机要等重要工作的高层领导人，突然间成了“反党分子”。伴随着这一系列变故，从１９６５年底到１９６６年春，本来心怀忧虑的毛泽东就更加担心有可能发生新的变故。杨尚昆和罗瑞卿被免职后，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诸位元帅增补为军委副主席；随后不久，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叶剑英兼任军委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并兼任军委办公厅代主任，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和领导。
◇ 保卫首都
诚如林彪所言，毛泽东自１９６５年以来就对政变威胁非常敏感。从这一角度看，林彪的“政变经”讲话通过对《五一六通知》内容的进一步解释，反映了中共最高层在文革发动开始前后对潜在敌对势力的忧虑和对政局的高度危机意识。
据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在１９６６年５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１９６５年年底毛泽东曾问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毛泽东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２９〕１９６６年５月５日，毛泽东在与外国客人谈话中明显表露出对发生突然变故的忧虑，他说：“赫鲁晓夫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他自己统治了十年就被赶走”，“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３０〕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毛泽东在听取新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机要局局长李质忠汇报时说：“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３１〕１９６６年１月，周恩来就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约谈新任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周指示，要成立电台安全保卫小组，要从部队抽调干部专门负责保卫工作。３、４月间，周恩来三次检查广播电台大楼和发射台的警卫情况，指示要制定应急方案、指定支援部队、播音室前要有战士守卫、大楼院内不能开门太多等。５月１４日，即政治局会议正在批判彭真期间，周恩来指示由中央广播事业局代管北京市台。５月２７日，公安部队司令部向中央报告称：公安部队对加强重要广播电台的警卫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各地重要广播电台普遍加强了兵力，警卫部队配备了无线电台。各省、市、自治区对调动电台警卫部队的权限作了规定，以防止发生问题。〔３２〕
在文革前夕和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长达八个月之久（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２日离京，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８日返京），大部分时间在外地。据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的回忆，１９６６年４月，他在上海参与《五一六通知》的修改工作时，有一天江青突然说她“担心毛主席在杭州安全没有保障”。刘志坚立即通过保密电话报告总参谋部，总参当即通知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要求采取紧急措施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刘志坚亦随即赶赴杭州，向周恩来、叶剑英、林彪汇报安全保卫部署。〔３３〕
据曾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叶剑英曾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３４〕正是在这样的紧张气氛和背景下，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中央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的干部进行审查和调整，北京市公安系统成为文革初期的“重灾区”。１９６６年５月，公安部长谢富治派出工作组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八名正副局长被捕，就连一年多前就已调陕西工作的前任局长也遭逮捕。同时，包括技术侦查部门的负责人在内的一些干部也遭隔离审查。〔３５〕北京市公安局遭全面改组、清洗，这主要针对的是彭真、罗瑞卿及其下属。彭真主政北京多年，罗瑞卿任公安部部长达１０年之久，还兼任过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而北京市公安局掌握着相当警力以及特殊技术手段。中央高层对北京市公安系统不放心，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防止“反革命政变”，不惜采取非常措施。１９６６年８月，工作组向中央递交报告将北京市公安局原领导班子定性为“阴谋政变工具”，株连达千人。〔３６〕据吴德回忆，这些措施都是经过“中央负责同志批示”的。〔３７〕
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首都安全”问题被提高到极为重要的日程，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建立负责领导工作的组织机构；二，扩编首都卫戍区，加强其军事力量。５月１５日，林彪讲话的前三天，根据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联名报告毛泽东，提出组成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为组长、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公安部长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高层协调机构“首都工作组”，专门负责首都保卫工作，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３８〕５月１８日，即林彪讲话的同一天，周恩来为加强首都警卫事宜，提出调野战军的两个师来北京，加强对中央要害机关及电台、报社等的保卫工作，毛泽东批示“照办”。〔３９〕林彪作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这些情况他应完全知情。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披露，首都安全的具体任务主要为两项：（一）制定首都的设防、警卫、主要目标控制的方案与计划；（二）对首都进行全面的清查清理，对象包括社会人口、枪支弹药、电台、监狱、侨民等。首都工作组组织了代总长杨成武主持的勘察小组，对北京城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勘察，包括中央战时指挥所、国务院战时指挥所、广播发射台、秦城监狱、劳改农场、地下污水道和中南海周围的高层建筑物等。〔４０〕据参加工作组的总参一位参谋回忆，首都工作组成立后工作范围不断扩大，从单一的扩建卫戍区和安全警备工作，发展到对整个城市的清查、清理工作。工作组又下设部队指挥组、治安组、枪支弹药清查组、电台组、社会人口清查与清理组、监狱与看守组以及外事与侨务组等小组负责具体工作。〔４１〕显然，这些并不是一般性的安全警卫措施，而是“防政变”的重大军事和警戒部署。这表明，在１９６６年春夏之际，无论是毛泽东本人还是周恩来、叶剑英、江青及其他高层领导人，脑子里“政变”这根弦已经绷得非常紧。
毛泽东并不讳言，所谓“保卫首都”，其实是针对彭真及北京前市委的残余势力。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改组北京市委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４２〕在１９６７年１月的一次讲话中，周恩来对“首都安全”问题做了回溯：罗瑞卿和彭真的问题被揭发出来，首都安全问题就被提出来了。主席上半年没回来，就是因为不安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首都警卫部队要加强，要保卫中南海、钓鱼台、人大会堂，保卫首都的机要地点、电台、尖端要害部门。根据主席指示，林总提议成立一个北京工作组处理这个问题。步骤是首先从中南海开始，杨尚昆在中南海搞了二十多年的警卫，中南海首先是不安全的，我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先把中南海的问题解决了。为了首都的安全，又调来了部队，加强卫戍。〔４３〕周恩来在另一次讲话中说：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发现后，主席感到首都的保卫很重要，责成我来管这件事，组织了首都工作组，任务是：一、保卫中南海安全；二，保卫首都，增强卫戍力量；三，保卫要害部门，如中南海，钓鱼台，国防部等；四，为保卫首都安全，把黑户口、五类分子搞走。〔４４〕
可见，林彪的“政变经”讲话绝非有意危言耸听，而在当时背景下有非常明确的指涉，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在周恩来、叶剑英主持下正在实施中的一系列领袖和首都安全保卫的举措。林彪只是用“惊心动魄”的方式反映了毛泽东及中共高层对政治形势的高度忧虑。只不过，这在当时只是极少人才知晓的核心机密，包括政治局会议与会者在内的很多人并不知晓内情。
◇ 从“文化革命”到政治斗争
林彪“政变经”讲话中通篇充满着隐藏的敌人、阴谋、背叛、暴力以及危险与危机，在文革初期火药味已非常浓烈的阶级斗争话语氛围中又加了一把火。他的讲话内容取材于中共的政治话语传统、毛泽东对于“政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忧虑以及当时对彭、罗、陆、杨的指控。但是，林彪通过嫁接、糅合以及重组这些元素，建构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政治叙事及认知滤镜，使得党内气氛愈加紧张，造成中央和各级党政组织都出了“修正主义”的印象，为刚刚全面启动的“文化革命”赋予了新的政治意义。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２日，林彪的讲话被作为中央文件正式下发全国。但早在此之前，讲话的内容已经通过参加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高级干部以及包括主要官媒在内的各种其他渠道在党内和社会上广为流传开来，引起巨大震动。
５月政治局会议结束一周后，《人民日报》６月１日发表发表重磅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首次披露了《五一六通知》和林彪讲话的部分内容。社论宣称，“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社论引用林彪的讲话，提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归根到底就是政权问题、“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６月１１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社论，提出被打倒的敌对阶级“首先就是要抓意识形态”，“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用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举行政变”；如不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必然出现象赫鲁晓夫那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采取‘宫廷’政变的形式，或者采取武装政变的形式，或者两种形式相结合，来夺取政权。”７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再次重复了“文化革命”的“防政变”、“防颠覆”意义的说法，指出：反党分子“窃踞重要职务”，“在他们所控制的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出版界以及其他文化界的一些重要阵地上……发动猖狂的进攻”，“他们抓笔杆子，就是要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反革命政变作舆论准备”。社论号召清除“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揭露反革命集团，这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反革命颠覆的大事”。显然，林彪讲话中关于政权、政变、反革命集团的说法为新启动的“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供了话语解释和支持，但同时也为运动进一步延伸、超出文教领域、进入政治领域提供了助力。
面对林彪关于“政变”、“反革命集团”的指控，５月１９日彭真在会上作检查，但拒绝接受过火的批判，说“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林彪当即反驳：“其实是做梦也没有忘掉”。众多与会者当即跟进，会场上出现了围攻的局面。康生对彭真说：“你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陈伯达说：“在我们党里面的一个地下的‘四大家族’，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叫‘彭、罗、陆、杨四大家族’”。贺龙说：“主席批评赫鲁晓夫出在我们身边，那还不是批评你呀？”李先念说：彭真的要害是政变。陈毅说：彭、罗、陆、杨要害问题就是搞政变，被发现了，抓住了大量的事实。周恩来说自己对阶级斗争认识不够，对北京的问题事先没有觉察；邓小平也作了检查，说中央书记处发生这么大的问题居然都不知道。〔４５〕
中共元老朱德因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成为彭、罗、陆、杨之外被重点斗争的对象。〔４６〕林彪说：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上就是指彭德怀和朱德。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到主席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陈毅质问朱德：你是不是想搞政变？朱德答：搞政变我没这个力量，也没这个胆量。陈毅说：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朱德说：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周恩来说：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４７〕
５月１８日林彪讲话后，其他中共领导人群起响应，表达在“防政变”问题上的共识。５月２１日，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周说：“１９６３年四清到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斗争的方向，周恩来表示同意林彪的意见，“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重点放在内、在上”，“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最重要的是党权”，“防止修正主义的重点要放在上边、中央、党内、国内。”周恩来还特意提到毛泽东不久前会见外宾时提到对于隐藏的敌人必须采取“剥笋”的策略，“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林彪插话：“不是他们剥掉我们，就是我们剥掉他们，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周恩来强调，必须“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４８〕５月２４日，陈伯达讲话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是近几年来最重要的讲话。一切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４９〕
６月２７日，刘少奇在向党外民主人士通报５月政治局会议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说，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严重事件。刘少奇说，彭、罗、陆、杨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但还来不及搞，就被揭露了。刘少奇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党内的斗争，他说：反动派要想在中国得势，必须在党的各级领导中找他们的代理人。一些钻到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在一定条件下就要站出来，同我们进行斗争。办法只有用剥笋政策，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剥掉。刘少奇强调，这次文化大革命反对的重点，是党内的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５０〕
刘少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当权派”的说法，延续了林彪和周恩来的“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重点放在内、在上”的提法。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中引用了周恩来５月２１日的讲话，并说周关于“上下内外”的说法是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但毛关于发动文革打击重点主要“在内、在上”的原意未被中共各级干部理解，从而导致运动初期大批知识分子遭到打击。〔５１〕笔者以为，这种理解不甚准确。首先，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６月前曾有过文革的重点主要“在内、在上”的说法；第二，“上、下、内、外”的说法源出于林彪５月１８日的讲话，而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皆延用了林彪的说法。第三，更为重要的是，麦、沈二位混淆了“文化大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两个密切关联但有显著差异的概念。但这不只是麦、沈二位的问题，长期以来学界把《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这两个存在显著差异的文本混淆起来。实际上，把“党内当权派”当作运动的首要目标是《十六条》的内容，而《通知》主要是批判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宣部门领导的较为审慎的“文化革命”路线。１９６６年上半年毛泽东发动的激进文化运动以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权威”及其党内“代理人”为主要打击对象，但这场激进“文化革命”与１９６６年８月后以打击党内当权派为主要目标的“政治大革命“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５２〕
实际上，在中共高层，《五一六通知》正式发动的“文化革命”从５月１８日，即《通知》通过的两天后，就已开始蔓延、扩大，运动超出文教领域的范围。林彪的“政变经”讲话对“文化革命”运动的性质与目标作出新的阐释，在林彪眼中，革命中国面临“笔杆子”和“枪杆子”的双重危险，必须要有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危险是综合的，各种反动力量是互相联合的”，“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比照《通知》，林彪的“政变经“讲话对于运动的理解与规定已超出意识形态领域，而原本的“文化革命”开始转化为一场针对执政党及其干部群体、覆盖“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运动，为大规模党内清洗提供了合法性说明。《五一六通知》下达不久后，全国有一批非文教领域的官员因各种原因遭到打击，如内蒙乌兰夫“地方主义反党集团”，陕西“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反党集团”，河北林铁、胡开明、裴仰山“修正主义反党集团”，重庆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反党集团”等（关于这些案例，笔者将另撰文探讨）。在林彪的“政变经讲话”中，以打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斗争的话语元素被选择性地聚焦、强化、放大，并与以打击党内异己分子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话语发生关联、融合。这导致在１９６６年６、７月间原本是“文化革命”的话语意义发生位移和转化，为“文化革命”转化为一场以党政机构和官僚群体为主要打击对象的“政治大革命”提供了话语基础。
◇ 结语：紧跟主席？
值得一提的是，林彪中关于政变的说法曾让毛感到“不安”。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里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５３〕毛泽东虽对林彪的一些话感觉“不安”，但林仍在一个月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替代刘少奇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和毛泽东的接班人。９月２２日，中央在下发林彪讲话的通知中说，林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中央要求“全党全军都应当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５４〕
林彪是毛泽东的紧密追随者。文革期间林彪大搞领袖神化，在他的推动下，以“高举”、“紧跟”、“照办”、“顶峰论”、“天才论”为口号的毛泽东个人崇拜在６０年代末达到高潮。而林彪本人也被涂上神圣光环，在１９６９年４月的中共九大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被载入党章。〔５５〕
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在其《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用“紧跟主席”（working toward the Chairman）这一说法来描述文革中毛泽东的角色以及他与包括林彪在内的中共各级官员之间的关系。〔５６〕麦、沈在谈到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最后添加的段落（即“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时写道：“毛泽东的心里到底想的是谁呢？令人惊奇的是，就连毛泽东身边的亲信也不知道主席所指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身份”，”毛严格保守秘密，把自己的目标透露给心腹亲信有走漏风声的危险。他的计划一旦泄露，他计划打倒的对手就可能先发制人。”〔５７〕毛泽东希望打击的对象是否会“先发制人”，答案不得而知。但作者指出，毛泽东的深藏不露却导致一个至关重要的后果：“毛泽东的热忱的支持者必须凭直觉感知毛可能要什么，然后去实现他们所确信的毛的目的。他们必须‘紧跟’主席，有时候甚至可能超出毛的想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但在书中只是一笔带过。
麦氏和沈氏的“紧跟”说法源自于著名英国历史学家伊恩。柯肖（Ian Kershaw）关于纳粹德国的作品。柯肖是二十世纪德国史领域中最富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其多卷本《希特勒传》是第三帝国研究的里程碑式巨著。柯肖提出了“紧跟元首”（working toward the Führer，亦可译为“为元首奋斗”）的概念，其意图是质疑有关极权社会、独裁政体以及专制统治者的研究中所流行的观点，即强调领袖的至高无上作用、绝对的权力、自上而下的全面控制、一体化的政治整合与服从等。〔５８〕在经典的“极权主义”或“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范式中，国家全面动员社会力量和资源以支持官方意识形态，不能容忍任何偏离或违背国家政治目标和领袖个人意志的行为和思想，同时对于社会各领域实施全面的管控和压制。〔５９〕
８０年代以后，在冷战时期曾占据至尊地位的“极权主义”范式在德国史、苏联史乃至中国研究等诸多领域中遭到广泛质疑。柯肖是“修正史学”（revisionist history）的代表人物，“修正史学家”试图引入以往被忽略的证据或重新解读已有史料，以挑战公认的权威观点及其方法论基础，以期开发新的解释路径。〔６０〕与传统的“极权主义”解释不同，柯肖试图从德国社会和民众与希特勒之间的“共生”、互动关系这一更富于动态多样性的视角来刻画这个大独裁者的形象。柯肖认为，希特勒的权威是绝对的，但其权力却是虚幻的。“元首”及其思想或意图往往是模糊不清甚至空洞的政治符号。对于很多任务，希特勒无需具体指示或亲力亲为，其下属会“揣摩上意”去逢迎或取悦于他，“紧跟元首”、“为元首奋斗”。其实，纽伦堡法案（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５日德国国会通过《帝国公民权法》和《保护德国血统和荣誉法》，剥夺包括犹太人在内的“非德国人”的公民权利）、“水晶之夜”（或译为“碎玻璃之夜”，指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９日纳粹党人与反犹民众袭击犹太人的事件，是为对犹太人有组织暴力的开始）、对精神病患者以及残疾人和同性恋者实行肉体消灭、还有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等一系列极端手段，其实都未必是希特勒本人亲自下令实施的（至少史学家尚未发现确凿证据），而是各级纳粹官员基于其自身对元首意旨的理解和阐释，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发采取的行动，而元首则默认或鼓励这些举措。〔６１〕
柯肖质疑单纯将希特勒本人的思想和行动视做纳粹运动激进化的重要来源的观点。希特勒无疑是整个纳粹运动的支点和灵魂，但是，极端化和激进化并不总是需要元首的直接指令。希特勒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愿景”为不同行动者提供了巨大的想象和创意空间，各种诉求和未实现的社会与政治期望都能以元首的名义开展行动而得到满足，而原本抽象宏大的意识形态纲领则在此复杂过程被赋予具体的政治意义。因此，即使没有元首的明示，他的权威如何激发主要由其他人的自发行动所带来的激进化和极端化，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柯肖试图展示希特勒的意识形态目标是如何激活以及推动了来自于纳粹政权和德国社会内部的不同政治行动者的各种利益与动机，并使之合法化。即便没有元首的亲自命令，纳粹德国的政策也会变得越来越激进化、极端化。这是柯肖有关希特勒的著作的主要内容，也是《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作者所未能充分理解的“紧跟元首”这一概念的基本涵义。
回到本文的主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林彪的“政变经”在文革初期的作用？林彪是毛泽东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紧密的追随者，他将毛泽东“伟大舵手、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的神话形象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与善于演讲与公共沟通的希特勒相比，毛泽东从未发表演讲来清晰地表达他的愿景，亦甚少为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提供可操作的蓝图和具体指导。尽管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８月至１１月间八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亲自接见一千多万红卫兵，但他一言未发，只是频频挥手，表情神秘莫测。“中央”的权威以及“继续革命”的核心象征标志变得模糊、抽象而缺乏明确具体的政治意涵，各级官员和广大民众只能依赖最高领袖以及党报党刊上发表的那些含糊不清而又多变的意识形态语言，要么自己做出解释，要么依赖他人提供的阐释，要么再阐释他人提供的解释。位高权重的林彪也不免是这一意义阐释、生成与再生成链条中的环节之一。
如前文所述，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所正式和全面启动的“文化革命”原本不是一场针对中共党政机构和官僚群体的大规模政治斗争。但仅两天后，林彪的“政变经”讲话通过对于《通知》的具体解释提出了一种可被灵活再述、再阐释的政治语言，其中关于“反党集团”、“防政变”、“上下内外”等言论，不仅只是机械地重复毛泽东的意旨，而扩展了对于刚刚开动的“文化革命”运动的内容和性质的理解。毫无疑问，“防政变”是在毛泽东本人督导下做的一篇“大文章”，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林彪的讲话构建了一个政治解释的话语系统，对文革初期运动的进一步扩大、加速、激进化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林彪的“政变经”讲话及其后续影响，呈现了历史进程中连续与断裂、单义与多义、复制与变异的辨证关系，这为从原本以“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及其党内“代理人”为主要目标的激进“文化革命”转向一场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政治大革命”开辟了路径。关于这一转变过程包涵的各种复杂面相，笔者将继续撰文论述。
注释
１，John K.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Harper & Row, 1987), 316.
２，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Free Press, 1999), 306.
３，例见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香港：天地图书，２０１６），上册，第４章；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 2.
４，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页８４；丁凯文，《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 》，页６５。
５，吴润生，《林彪与文化大革命》（纽约：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６），页３０。
６，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载丁凯文编，《重审林彪罪案》（纽约：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４），上册，第２１、２３页。
７，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香港：天地图书，２０１６），上册，页１６３。
８，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增订版），页８７、８８。
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页２２。
１０，关于文革缘起的叙述，例见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上册），第１章；钱痒理，《历史的变局：从拯救危机到反修防修（１９６２－１９６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１１，《五一六通知》的全文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１４）。
１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第５卷，页５８０。
１３，关于文化大革命原初始于一场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激进运动即“文化革命”这一观点，详见吴一庆，〈何为“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发生学再探〉（上）、（下），《二十一世纪》，２０２３年１２月期（页５３－７４）、２０２４年２月期（页４３－６７）。
１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１５，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下册，页４２１。
１６，〈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３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１７，“苦迭打”为法语coup d’etat的谐音，意为“政变”。林彪讲话的全文见〈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１８，〈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４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１９，同上注。
２０，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２１），上册，页８５。
２１，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１１），下册，页５３７。
２２，见〈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亦见余汝信编，《罗瑞卿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４）。
２３，见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７），第１５章。
２４，〈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４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２５，王海光，《折戟沉沙温都尔汗》（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３），页５３。
２６，《王力反思录》，下册，页３８６－３８７。
２７，《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５卷），页３５９、５３４－５３５。
２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中册，页６８６。
２９，王年一，〈文革漫谈〉，《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期，页４０。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担任毛泽东卫士的陈长江的说法曾被一些学者用作为毛泽东担心政变的证据。据陈回忆：“有一次我们很紧张，主席无论如何睡不着觉，走到门口问我：‘你们哨兵带枪和子弹没有？’我告诉主席：‘不仅带了手枪，冲锋枪和机关枪呢，子弹也带了很多，敌人来一二百，能对付。’主席听了，满意地点头说：‘有坏人，要提高警惕’。”陈长江、赵桂来，《毛主席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８），页２－４。此文引用不确，据前后文判断，毛与陈这一对话应发生在１９７１年的“九一三”事件前后。
３０，〈毛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１９６６年５月５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３１，〈对机要保密工作的指示〉，载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等编，《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１－１９６８）》（武汉，１９６８），页２５０。
３２，胡耀亭编，《中国国际广播大事记》（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１９９６），页１５４。
３３，刘志坚，《风雨征程：刘志坚回忆录》（国防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页２４１。
３４，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版），页３。
３５，刘光人等，《冯基平传：京都公安局长》（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９７），页３２８；余汝信，《风暴历程》（上册），页１４４。
３６，《冯基平传》，页３３２－３３４。毛泽东后来表示怀疑：“１０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１０００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见《冯基平传》，页３３５。
３７，吴德，《十年风雨纪事》，页３。
３８，关于“首都保卫”工作的具体情况，详见余汝信，《风暴历程》（上册），页１４２－１５２。
３９，《周恩来年谱》（下册），页３１－３２。
４０，《邱会作回忆录》（上册），页４４１。
４１，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页９６－９８。
４２，〈毛主席接见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４３，〈周恩来接见科学院京区各单位代表谈话纪要〉（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４４，〈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三）〉（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７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４５，卜伟华，《砸烂旧世界》，页８７－８８；亦见《王力反思录》（下册），页３８６。
４６，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提供了另一个版本：处理了“彭罗陆杨”之后，由于毛泽东在《通知》里加上了这么一段话，“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所以许世友等人提问，毛主席说的究竟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泛指，并不是专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提问，说这话主席都说过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从这些话看主席一定是有所指。于是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据说刘少奇说，主席说的可能是指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他就反对毛主席。于是他们组织了一个小范围会议批朱德。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２０１６），下册，页３９２。
４７，〈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朱德纪要〉（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４８，〈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毛泽东关于“剥笋“的说法，见〈毛泽东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１９６６年５月５日），载宋永毅编，《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国史出版社，２０１８），页１１３。
４９，〈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４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５０，〈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７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５１，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41.
５２，见吴一庆，《何为“文化革命”》（下）。
５３，《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５卷），页５９７。
５４，〈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通知〉（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２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５５，〈中国共产党章程〉（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４日），《人民日报》，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５日，第１版。
５６，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47.
５７，同上注，４７－４８.
５８，Ian Kershaw, “‘Working Towards the Führer’: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of the Hitler Dictatorship.”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2, no. 2 (1993): 103-18.
５９，关于“极权主义”或“全能主义”范式的经典表述，Carl J. Friedrich, ed., Totalitarian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eds.,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６０，关于“修正史学”的概述，见Marnie Hughes-Warrington, Revisionist Histories (Routledge, 2013).关于苏联史领域中来自“修正史学家”对于主流“极权主义”范式的质疑，见Sheila Fitzpatrick, “New Perspectives on Stalinism”. The Russian Review 45, no. 4 (1986), 357-373; Sheila Fitzpatrick, “Revisionism in Soviet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6, no. 4 (2007), 77-91.关于中国文革的“非毛中心化”（non－Mao－centric）的叙事，见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６１，详见Ian 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Bloomsbury, 2015).
原载《比较中国研究》（韩国）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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