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鹰 亚非作家会议：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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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作家会议：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问题

熊鹰 来源:《开放时代杂志》2018年第1期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熊鹰老师文章《连续与转折：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问题》。1958年，在塔什干举行的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上，中国作家代表团提出了“反殖民主义”，并为此进行了一场国际战线上的辩论。自此之后，反殖民主义一直贯穿于后续的亚非作家会议，成为五六十年代重要的政治话语。熊鹰老师认为，作为一种民间外交手段，亚非作家会议并非单纯的文学事件，相反，它反映出了50年代中期中国在外交上的一系列“政治性”的视野与考虑，与战后国际政治相辅相成，共同参与历史的建构。而反殖民主义的提出既有其战后国际关系层面的现实意义，又与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试图通过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思路。因此，对反殖民主义的探讨应该将其置于20世纪中国反帝反殖民的历史空间中进行讨论；与此同时，反殖民主义也充分结合了中国自身20世纪反帝反殖民的历史，并继承了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在世界革命中解决自身问题的政治理念，使得中国可以在美苏两大阵营之外，围绕民族独立运动和反殖民主义的主要目标，与世界广阔的第三世界国家创建出国际主义的空间，对于建构战后中国的政治身份具有巨大意义。中国也在促进对于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运动与国际主义问题的理解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本文原载于《开放时代杂志》2018年第1期，感谢熊鹰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在1958年于塔什干举行的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上，中国作家代表团郑重地提出了“反殖民主义”的议题，并为此进行了一场国际战线上的大辩论。自此之后，反殖民主义一直贯穿于后续的亚非作家科伦坡集会、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开罗）和1966年的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1]可以说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亚非作家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文学活动都与反殖民主义的政治话语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那么，中国作家代表团为何要在50年代中后期重新提起反殖民主义？1952年，宋庆龄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开幕式上明言“这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保卫和平的国际会议”，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的同性质的国际会议则是1933年在上海举行的反帝大同盟会议。[2]宋庆龄向我们提示了一个反殖民主义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连续性问题。对于中国而言，战后同第三世界国家寻求“共同意识”的历史无疑可以上溯到20世纪初的一系列反帝反殖民斗争。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就接连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在此过程中，近现代中国的改革者一直尝试用全球视野来看待和解决自身的问题。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关注到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情况，对于英、法、德、葡、西等国的殖民地报告散见于《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和康有为已然能够在与印度、土耳其、波兰、越南、巴西的联系和对比中思考中国的问题。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主义正是在菲律宾和古巴反抗西班牙和美国的斗争、南非布尔人反抗英国的斗争、越南反抗法国的斗争、日本向台湾地区和韩国扩张等一系列帝国主义侵略与抵抗力量所组成的全球关系中形成的。[3]辛亥之后，初生的全球意识更是被一系列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和与之相抗衡的共产主义抵抗力量再激活。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中国的一大历史契机便是列宁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正如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革命最迟在五卅运动之后就显示出与一战后亚洲激进的反殖民解放运动之间巨大的亲缘性。[4]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法国警察局档案也显示，中国和越南留学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在法国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殖民学生运动，显示出强烈的亚洲主义和国际主义倾向。[5]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同样让中国有机会在新出现的世界格局中确立自身的政治和文化主体。

　　这种国际主义与区域联合的理念一直延续到二战后都未曾中断。就在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上，郭小川一边激愤地控诉美国的殖民主义对台湾的干涉，一边仍然表示，“即使在这样不平常的时刻，一个爱国者也不应当仅仅想到自己的国家”，因为“我们的生活和斗争，都不能是与国外隔绝的。我们曾经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援助过我们的朋友和兄弟，我们每时每刻都是这样地做着，我们也每时每刻都在受着朋友和兄弟的援助”。[6]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反殖民主义有其历史连续性，亚非作家会议上提出的反殖民主义也应考虑到不久前的民族解放战争，应该将其置于20世纪中国反帝反殖民的历史空间中进行讨论。

　　当然，此时民族独立运动的内容已发生变化。以英、法、葡等老牌欧洲国家为代表的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也随着二战的胜利逐步瓦解，随之而起的是美国的霸权，以及在部分亚非国家看来甚至是包含苏联在内的“不论它采取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7]然而，战前与战后这两种民族独立运动的联系是什么？作为一个从19世纪末就持续进行反帝斗争的国家，中国又是如何利用战前民族独立战争的思想和理论资源应对战后新的霸权体系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这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或许便是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上所提及的台湾问题。台湾自甲午战争后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其后又经历了战后最初的国共对抗阶段。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因朝鲜战争而被搁置的台湾问题又该如何在战后风起云涌的外交局势中再次被提起？　　

　　因此，本文想借用二战后50年代的亚非作家会议，重新思考贯穿20世纪的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问题。郭小川所言并非空话，正如下文所要论述的那样，从战前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与反法西斯战争到战后的双边文化交流，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确实有着这样一种互相援助的兄弟之情。借助叶君健与印度作家穆拉克•拉吉•安纳德（Mulk Raj Anand， 1905—2004）的例子，本文将会揭示反殖民主义文学从20世纪30年代过渡到50年代后期亚非作家会议时期的历史连续性及转折，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中思考20世纪50年代中国反殖民主义的历史意义。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国情，中国与许多国家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作家协会（以下简称“中国作协”）承担着外交上的联络任务，做着许多国家在外交上不便于做的事情，即所谓的“民间外交”。[8]从这个角度来看，亚非作家会议并非单纯的文学事件，相反，它反映出了50年代中期中国在外交上的一系列“政治性”的视野与考虑。也正是因其广阔的政治与历史内涵，亚非作家会议格外值得重视。通过揭示文学参与反殖民主义运动及反法西斯战争，本文也关注文学如何作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亚非作家会议如何作为“历史事件”与国际政治一起参与广阔的现实生活，参与历史的建构。

　　壹

　　亚非作家会议上反殖民主义的提出

　　1958年10月，由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率团，周扬、巴金、谢冰心、萧三、赵树理、叶君健、杨朔等作家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了在塔什干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作家会议。当月1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版对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进行了全面报道，并肯定了其在推动亚非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文章所用的标题是《亚非作家们，高举反殖民主义旗帜前进！》。同一时期的《文艺报》也刊出了《高举反殖民主义大旗》的社论文章。而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筹备委员会工作的刘白羽在回国后发表于《世界文学》的文章也很清楚地表示：“如果人们问：什么是塔什干的呼声？我认为洋溢的反殖民主义精神就是塔什干的精神，洋溢的反殖民主义的呼声就是塔什干呼声。”[9]“反殖民主义”无疑是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

　　从《文艺报》的社论文章以及中国作家的发言来看，这次亚非作家会议有两个主要议程：一个是亚非各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及其在为人类进步、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在反对殖民主义、保卫自由与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作用；另一个是亚非各国人民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与西方文化的联系。[10]第一项议题清楚地表明此次会议的重点便是讨论文学在民族独立以及反殖民斗争中的作用。至于何为反殖民主义以及谁的民族独立斗争，国内的社论和参会作家发表在国内报纸上的文章中说的都比较清楚：那就是“美帝国主义和老牌殖民主义者英国帝国主义”在中东、近东侵略黎巴嫩、约旦，威胁阿拉伯国家的民族独立与自由，以及在台湾海峡的挑衅；而民族独立则主要指中东和亚洲的许多国家所从事的民族解放运动。[11]由此可见，此时的反殖民主义有其具体的历史语境与斗争目标，与二战前的反殖民主义内容不尽相同。对此，参与亚非作家会议的郭小川同期的诗歌有较清晰的反映：

　　滚蛋吧，

　　你万恶的美国兵，

　　从被奴役的黎巴嫩，从被压迫的中东！

　　从中国领土的台湾，

　　从日本的国土，从东京，

　　从菲律宾的海岛，

　　从朝鲜的南部，从汉城。

　　滚蛋吧，

　　英国的蝗虫，

　　从朝鲜的领土，

　　从约旦的安曼城。[12]

　　然而，“反殖民主义”在亚非作家会议上的提出并非易事。1958年6月2日—4日，莫斯科曾召开亚非作家会议的预备会议，会议由乌兹别克作家沙拉夫•拉希多夫（Sharaf Rashidov， 1917-1983）主持，中国派出戈宝权（时任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和袁水拍列席。[13]这次预备会议草拟的议题包括：第一，亚非国家各自的文学发展；第二，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第三，国际局势及其对作家的影响；第四，儿童文学的问题及其教育意义；第五，妇女对文学的贡献；第六，亚非国家戏剧文学的发展；第七，文学与广播、电影及戏剧的关系；第八，促进亚非国家作者的交流。[14]这八项议题没有一项直接涉及反殖民主义或民族独立。预备会议草拟的《告亚非作家书》表示本次会议“并不想剥夺任何国家的参会机会”，会议的目标是“避免让亚非作家和我们所称的‘西方世界’对立；相反，我们要给亚非作家和西方作家一次见面的机会，为亚非文明和欧洲文艺复兴的精神在此相遇提供机会”。[15]这份《告亚非作家书》不但对反殖民主义不置一词，甚至表明了大会旨在“东西方”沟通，避免与“西方世界”对立方面做出努力。预备会议的主持人沙拉夫•拉希多夫身兼乌兹别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以及亚非作家会议苏联筹备委员会主席，由于其特殊的政治身份，预备会议上所制定的议程应该得到了苏联的首肯。可见，当时苏联并无意在亚非作家会议上提反殖民主义。

　　当然，预备会议起草的《告亚非作家书》并不能决定亚非作家会议的最终议题。最终决定权留待9月在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筹备委员会。也正是在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中，分别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副书记的刘白羽和郭小川在国际战线上展开了艰巨的斗争，并最终确定了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反殖民主义议题。正如王中忱先生从郭小川的日记中所看到的那样，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会议时所应采取的立场、表示的态度和发表的言论都遵照外交部门的指示。[16]1958年5月起，郭小川就多次被要求参加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的会议，讨论亚非作家会议的事宜。他还曾赴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听取廖承志的指示。廖承志提出的方针是“旗帜鲜明、团结广泛”。[17]郭小川在日记中写道，此次会谈“与前次我们所谈有若干出入”。[18]之前所谈的是什么以及是否决定了萧三与袁水拍的莫斯科之行的方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自8月初的这次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谈话以后，刘白羽和郭小川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筹备委员会工作的方针就很明确了，就是要“旗帜鲜明”，即“高举反殖民主义旗帜”。

　　战斗在国际文化战线上的郭小川，“担负着比较复杂的斗争任务”。[19]在奔赴塔什干之前，他取道莫斯科与苏联作家商谈议程。据郭小川日记：“我们的意见，他们接受了。至此，我们工作的第一阶段算大功告成。”[20]紧接着，郭小川于8月24日奔赴塔什干。一到塔什干，他就马不停蹄地找各国作家商量议程。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诸如“与印尼作家谈了几小时，对议程交换了意见。他完全同意主要的方向”，“吃饭后与缅甸吴大迎谈议程，他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晚饭后，与日本代表加藤谈话，议程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等条目。[21]这样的协商工作一直持续到9月10日，在有关议程的小组讨论会上，终于“把反殖民主义这样的问题加到第一项上”。[22]完成任务后，郭小川写下了给中国作协备忘的十三点意见，同行的刘白羽也准备回国。[23]接下来的9月中下旬对于郭小川而言，心情是相对轻松的，他参加了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的体育运动会，写下了《在塔什干，我看见了中国运动员》的诗篇。

　　但就在亚非作家会议召开前不久，印度代表团突然表示不赞成大会的第一项议程，并表示这是苏联的意见。中国代表团在危急关头又不得不分头与各国代表团接触。10月7日连续召开了组织委员会、团长会和筹备委员会的会议，直到晚上11点还在开会。根据郭小川的记录：“印度的班纳吉和安纳德又作了长篇的演说，弄得大家讨厌之至。然后一致地决定不改变议程。最后，班纳吉妥协了。会议取得了一致的结果。”[24]而此时已是10月8日会议开幕当日的凌晨2点。直到会议召开当日还在斗争的郭小川终于顺利完成任务，他在日记中写道“兴奋之至，回来不眠”。[25]

　　既然在亚非作家会议上提出反殖民主义异常艰难，那么，为何中国代表团要坚持提出反殖民主义呢？一个可供考察的角度是50年代的台湾问题。就在亚非作家会议筹备会议召开期间，1958年9月6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全国展开了游行和集会，这一消息也通过电报传达给了正在塔什干参加筹备会议的郭小川。郭小川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几分钟以前，刚刚跟几位操着不同语言的同事和朋友们，讨论过美国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军事挑衅所造成的局势”，而“两三天来，自从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增兵、杜勒斯发出那罪恶的声明的消息传到这里以后，立即成为我们会后谈话的中心，几乎所有的外国朋友都表现了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的憎恶”。[26]正式会议召开期间，10月9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正式传达了关于台湾问题的指示，并与代表团商量了下一步的方针。[27]显然，台湾问题被带到了亚非作家会议。而亚非作家会议也对中国的台海危机有所反应，专门发表了一个支援中国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28]也就是说，中国当时正通过亚非作家会议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希望突破美苏双方面的限制，在“中间地带”构建新的政治框架解决台湾问题。工作在塔什干的郭小川对亚非作家会议的主旨也有清晰的认识，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就是国际战线上“战斗”。他写下了“只因美军舰队起波澜，海岸线上笼罩着硝烟”，自己“在塔什干也能为祖国战，在塔什干也能为它淌下汗”这样火药味很浓的诗句。[29]

　　台湾问题在1945年以后一直都存在。中共中央最初的方针是用武力逐步解决台湾问题。由于缺少强有力的海军与空军，并顾忌到美国潜在的军事干预，从1954年9月发布《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开始，中共中央作出了“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以及加强宣传工作、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孤立美国的方针转换。[30]亚非作家会议无疑就是一次加强宣传、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良机。　　

　　在有关台湾问题的方针转换后，中国第一次在反殖民主义的框架中提出台湾问题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1955年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同意其在亚非会议上“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建议。[31]在这份《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中，周恩来一并提出了“殖民主义的问题”，即“以美国为主要打击目标，指出军事集团、军事基地、禁运垄断政策等的殖民主义的实质”。[32]当然，和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上提出“反殖民主义”议程的情况相似，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的文化委员会会议上也遭遇到了困难。经过中国代表团的种种努力，万隆会议缔结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的第二项“文化合作”终于加入“殖民主义在亚洲和非洲许多地区的存在，无论它具有什么形式，都不仅妨碍文化合作，而且压制人民的民族文化”的内容。[33]三年后在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则可以看作是万隆会议《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第二项“文化合作”的具体成果。对于万隆会议与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的历史连续性，参会作家代表冰心在诗歌《歌唱塔什干》中有清晰地表达：

　　丝绸大路上万众腾欢，

　　殖民主义者胆战心寒；

　　我们把战魔斗倒，

　　把天堂建到人间，

　　我们歌唱过万隆的光明，

　　开罗的勇敢，

　　我们也要歌唱团结的塔什干，

　　美丽的塔什干！[34]

　　贰

　　世界保卫和平运动及其局限

　　在万隆会议之前，中国曾尝试在苏联领导的世界和平运动[35]框架中解决民族独立问题。1952年，在朝鲜战争尚未签署停战协议期间，经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批准，中国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就朝鲜战争作出了《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关于民族独立问题的决议》等一系列重要决议。其中，《关于民族独立问题的决议》要求“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一国破坏他国领土完整和干涉他国内政的任何行为”，并立即停止在朝鲜进行的侵略战争。[36]1952年12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中国也曾提出过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停止朝鲜战争的宣言。[37]

　　与此同时，和万隆会议一样，世界和平运动也有对于文化和科学领域的关注，注重广泛统一战线的结成与巩固。1950年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通过了《关于巩固和发展各国间文化关系的决议》，要求各国分会组织剧团、乐队和舞蹈队及卓越的文艺代表作轮流演出，要求参与运动的各国广泛邀请别国代表参加本国重要的历史、科学、文学和艺术的纪念日，并广泛地出版文学、音乐的世界经典著作和翻译。[38]1951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设立国际文化关系委员会，并建议各国和平委员会设立文化关系委员会，促进参观访问和定期出版物及文化展览品的交流，以便巩固和平事业。[39]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10月国庆之际，和中国在二战中并肩作战的印度派出了和平委员会访问中国，两国共同筹划了1952年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40]　　

　　1954年之前，作为对外交流的重要媒介，世界和平运动也促成了许多反殖民文学的翻译与交流。例如，1953年，在致力于让人民“更真切地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如何勇敢而坚定地为和平为民主而斗争”的《译文》创刊号上，刊登了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印度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印度作家穆拉克•拉吉•安纳德的两篇小说：《鞋匠与机器》和《克什米尔牧歌》。[41]安纳德除了参加了1958年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外，1962年还曾担任印度作家代表团的团长带领印度作家参加在开罗举行的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他在亚非作家会议上相当活跃。但是，在此之前，安纳德与中国的交往主要是通过世界和平运动的渠道。当时他担任着印度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于1952年获得了国际和平奖。《安纳德短篇小说选》、长篇小说《不可接触的贱民》和揭露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两叶一芽》也都通过世界和平运动的浪潮相继翻译到了中国。[42]

　　此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也主要是通过世界和平运动的外围组织，例如中国印度友好协会来实现的，而文学和艺术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953年12月，印中友好协会在新德里召开成立大会，丁西林率夏衍、冰心等六人参会。[43]安纳德代表印中友好协会和印度和平委员会接待了中国访问团，并向冰心赠送了自己的民间故事集，冰心的部分译文刊登于1954年12月的《译文》上，同年结集为《印度童话集》。[44]《印度童话集》中的《鹤和鱼》直接隐射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45]同一期的《译文》还刊登着作为中印友好协会访印的后续活动的“印度艺术图片及手工艺术品展览会”的图片。中印两国借助“世界和平理事会”以及各自的“和平委员会”，展开了一系列半官方的文学和文化交流活动。万隆会议召开前，中国与周边亚洲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交流基本局限于世界和平运动的框架内。　　

　　尽管20世纪50年代初世界和平运动在外交与文化领域都对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总体而言，世界和平运动并不能为中国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提供有效的路径。成立于1949年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由苏联主导，直接接受苏联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领导。[46]它的构想可以追溯到二战前第三国际所主导的一系列国际联合组织。二战后它的诞生是为了直接对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马歇尔计划。[47]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在国内运动阶段确实能像1950年“收集和平签名运动”所体现的那样，采取突破阶级界限，超越意识形态壁垒，广泛吸收知识分子，深入一般民众的有效动员方式。[48]它也能使中国在1949年之后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从国际层面来讲，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并未充分照顾到第三世界国家的个别需求。例如，在1950年收集和平签名运动的动员过程中，政府需要不断地向老百姓解释“这样一个源自欧洲的签名运动与中国有什么关系”，还需要兼顾到战前中国和美国的国际主义纽带与战后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49]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副秘书长叶君健曾受邀参加过世界知识分子保卫和平大会。然而，在叶君健看来，世界和平运动的主要工作就是“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文化免遭一场新的战争的毁灭”，即防止美苏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亚洲其他国家迫切的问题，像在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上提出的亚洲国家获得解放和独立，恢复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所摧残了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文化等这些问题都会因为分散“保卫和平”的注意力而无法在“西方知识界所参加的会场上讨论”。[50]郭沫若与斯大林有关世界和平运动的讨论能更清楚地证实这一点。1953年，负责中国世界和平运动的郭沫若曾向斯大林提出过在和平运动中适当地照顾区域性的不同，在亚洲的和平运动中兼顾民族独立运动。[51]事实上，一年前在中国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郭沫若与宋庆龄正是这样做的。为了将朝鲜战争问题顺利地带入世界和平运动中，他们强调民族独立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关联，声称“民族独立与和平是从同一个斗争中产生出来的”。[52]但这显然不符合苏联对世界和平运动的构想。郭沫若的要求遭到了斯大林的一口回绝。斯大林坚持认为和平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有发动战争的危险的国家，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等等国家”，目标只有一项，那就是防止世界大战。[53]

　　作为世界一极的苏联与中国的利益并不一致，20世纪50年代初，“民族独立”仍是中国面对的问题。而对于苏联而言，在赫鲁晓夫推行“三和政策”之后，反帝反殖民不但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民族独立自身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列宁时期尚能考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内各个民族国家的现状，反对冒进与沙文主义。列宁虽然承认民族自决权，但更关注的是长远的民主集中制共和国的计划。[54]到了斯大林时期，更是在1936年后直接取消了民族村、民族区等民族区域自治形式，关闭了几乎所有的民族问题研究机构，并强行推行俄语。[55]赫鲁晓夫则干脆宣布民族问题不存在，苏联已经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56]但是，事实是苏联的民族问题长期存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相继出现了南斯拉夫、波兰与匈牙利的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的背后潜伏着民族问题。例如，1956年匈牙利危机爆发时，铁托在给匈牙利工人党的信中就直接肯定该事件是一个广泛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57]苏联对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都作出了“民族主义错误”的指责。[58]

　　另一方面，斯大林逝世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美苏军备竞赛的背景下，世界和平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原子战争。例如，1954年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参加的柏林会议就讨论了反对原子战争的问题。[59]1955年维也纳会议的中心议题也是反对原子战争。1957年与1958年则发起了核裁军运动。[60]在这些限制核武器的和平运动中，美国与苏联达成了一定的合作关系，一起遏制其他国家研制原子弹。然而，中国并不赞成苏联这种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对于苏联要求中国支持禁止生产和扩散核武器的倡议也一直未予答复。[61]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提出“三和路线”，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和资本主义长期地和平相处，力图缓和对美关系，主张通过经济竞赛来决出胜负的主张。此时，中国的问题、亚洲的反殖民主义与民族独立运动也都不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关注内。关于这点，全程参加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的郭小川有更直接的表述：

　　搞和平运动的人没有把反帝和反殖民主义联系起来，当然反对战争威胁、核武器，是团结广泛，而且有点害怕。帝国主义军事基地、殖民主义要不要反对？有些人似乎可以不反对，好像没有关系，如搞上层分子不能团结；台湾可以不要什么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军事基地、殖民主义才是和平，我们的鲁迅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资产阶级领导和平，只要不打仗，不管殖民地。[62]

　　更有甚者，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调整其与美国的关系的同时，又提出在中国境内建造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并和中国一起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想借此把台湾问题纳入全球争霸的战略范围以改变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63]因此，台湾问题根本不可能在苏联主导的政治框架中解决。

　　在上述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不得不在苏联的阵营之外，寻找能够实现民族独立的道路。[64]这便是从万隆会议到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逐步展开的，在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运动中实现自身民族独立的目标。提出反殖民主义的万隆会议揭开了中国在冷战结构之外的政治框架中自主解决主权与边境问题的序幕。而1958年的亚非作家会议无疑是在与世界其他弱小国家的联合中，在“两个世界”以外的“中间地带”自主解决本国问题的道路的延续，是万隆会议在文化合作领域的具体体现。

　　叁

　　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反殖民主义

　　以上简单勾勒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中努力突破美苏双方的干扰，在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上提出反殖民主义，试图在与第三世界国家联合的框架内实现民族独立的过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反殖民主义是一个临时的外交策略。如果我们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从未缺席。因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万隆会议和1958年亚非作家会议上提起的反殖民主义和中国战前的历史有何关联？我们又该如何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的大历史中看待反殖民主义的思想与实践？

　　印度学者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曾批评万隆会议的反殖民主义话语背后体现的是一套西方的思维：与过去的诀别以及对于现代化发展思维不加甄别的追求。[6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对于其所提出的三种民族主义形式，特别是作为典范的“欧洲”语言民族主义在第三世界的推广毫不避讳。他注意到，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人民广阔的双语区域生活的双语知识分子， 经由欧洲国家的语言，能接触到最广义的现代西方文化，“特别是19世纪时在其他地方产生的民族主义，民族属性与民族国家的模型”。[66]我们确实可以在原殖民地国家找到这样的例子。印度总理尼赫鲁确实像查卡拉巴提和安德森所批评的那样，将西方现代性看作是民族独立与发展的方向。尼赫鲁在其著名的《印度的发现》中写道：“印度和我是血肉相连的。印度的许多事物本能地使我激动。不过我差不多是以一个外国批评家的身份来认识它的，对于它的‘现在’和我所见过的许多‘过去’遗迹充满了厌恶的心情。在某种程度上我是通过西方来认识印度的，我像一个友好的西方人那样地观察它。我急切于要改变它的前途和外貌，并且使它披上现代的服装。”[67]这诚然与尼赫鲁坚持赋予民族主义以一个确定的“经济与社会内容”和“优先发展经济”的主张有关，但尼赫鲁也并非完全没有吸收印度本土的思想资源——尽管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批评尼赫鲁在吸收所谓传统的基础上所建立的“种姓制民主制”和“印度教执政党”一方面对于印巴分治需要负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又使得印度的民主制基本等同于英国殖民时期的旧制度。[68]不管怎样，亚非国家民族独立运动应该采用何种路径仍是一个值得再三探讨的问题。

　　安德森论断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不言而喻。正像查特吉所批评的那样，他虽然看出了第三世界各种民族主义的“模式”特性，但却没有注意那些迂回曲折、被压制了的可能性和未解决的矛盾。[69]在这其中就包含了一个民族主义如何协调与自身对立的国际主义倾向的问题。近来，卡米尔•艾丁（Cemil Aydin）在其《亚洲的反西方主义政治》一书中指出，亚洲反殖民主义思想大多都具有民族联合的想法。[70]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这种国际主义与区域联合的理念仍未中断。只是，原先以英、法、葡等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扩张随着二战的胜利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新的美国霸权和苏联对于中国和世界事务的干涉。此时中国需要重新思考民族独立的新路径。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在战前民族独立运动过程中所实践的国际主义理念提供了开拓新局面的可能。也就是说，在与亚非国家达成反殖民主义共同意识的背后有着中国在民族独立运动的历史中形成的主体身份和国际主义的政治理论导向。国际主义是中国在20世纪反殖民反帝斗争历史中形成的民族主义思想不可回避的一面。也正是国际主义的精神及亚洲国家通过参与世界革命来实现各自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得亚非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得以区别于西方普遍、理性主义的民族主义。以下的部分就将借亚非作家会议的两位与会代表、印度和中国的双语知识分子——安纳德和叶君健——来具体探讨这些问题。

　　在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上，当部分印度代表不同意将反殖民主义写入议题时，中国作家决定分头去找各国代表商量。叶君健去找了印度代表安纳德。根据北约解密档案，在亚非作家会议的预备会议中草拟了“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这一议题的正是印度代表安纳德与班纳吉。而正式议程中的第二项“亚非各国人民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体现的正是印度作家代表团的坚持。[71]可见，获得印度代表的理解对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的召开具有决定意义。叶君健的散文生动地捕捉了两人从冲突到再次寻找理解与合作的过程。叶君健写道：“很明显，人是变了。他的头发显得比以前更稀薄，虽然他的笑容永远还是那么可亲。他自己也似乎察觉了人的改变，因为没有谈几句，他就说：‘你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我也更印度化了。’”[72]叶君健的散文透露了其早年与安纳德的友谊，但也暗示两人立场上的冲突。但是，叶君健最后还是说：“当然我们的这种特点并不妨碍我们保持友谊，虽然我们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但朋友究竟是朋友，问题一谈清——虽然有时也经过辩论——就很快取得了谅解，而且彼此更加深了认识。”[73]正如事后所证明的那样，印度代表团最后是让步了，安纳德不但宣读了大会的告作家书，并且最终加入了亚非作家会议的常设联络局，1962年还率团参加了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安纳德和叶君健、萧乾共同工作在英国反法西斯国际战线。当时，英国准备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反攻德国纳粹军。为了配合登陆行动，有效地动员全国，英国战时宣传部邀请叶君健赴英进行抗敌宣传。1944年，叶君健放下了国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对外宣传工作，从印度转道英国，开始了他在英国巡回演讲的生活。他后来回忆，工作的内容无非是“告诉英国人民，中国人民在九一八事变后如何与日本侵华的法西斯军队、汉奸以及不抵抗主义者展开斗争，使日本的泥脚陷入中国人民的海洋里，拔不出来，因而也在遥远的东方形成全世界反日、德、意轴心战争的重要一翼”。[74]演讲的空余，“在拥挤的旅馆中——有时房间里有一张小桌，有时连小桌都没有”，叶君健开始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用文学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叶君健在这一阶段创作出他的第一篇英语小说《梦》（The Dream），描写在日军侵略下，知识分子“我”遇到一个流浪艺人和他的两个年轻女儿。看到他们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我”决定“去打游记，抗击侵略我们国家的敌人”。[75]这篇英语小说不久发表于伦敦的文学杂志《新作品》。叶君健回忆道：“有几位朋友看到了这样具有战时生活气息的作品，觉得很新鲜，认为这正是战时读者所喜爱的作品，并且鼓励我再写下去”，而在这些鼓励者之中，最热情的正是当时也生活在英国的印度作家安纳德。[76]

　　叶君健和安纳德在伦敦都用英语写作，并且都与英国著名的“布隆斯伯里学派”有思想和文学上的交往。叶君健被选中到英国进行反法西斯宣传的部分原因是他是牺牲在西班牙反法西斯前线的英国年轻诗人朱利安•贝尔（Julian Heward Bell， 1908—1937）的好朋友。[77]而安纳德自身也曾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在其中担任记者。叶君健与安纳德交往的开端本身就处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主义脉络中。但是，安纳德在伦敦已小有名气，先后创作了描写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人民生活的《不可接触的贱民》《苦力》等作品，著名作家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1970）亲自为其作序，安纳德正因此获得英国评论界的重视；而叶君健登上英国文坛时凭借的是他20世纪30年代末在香港从事的一些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语翻译，40年代到英国后他才初次转向创作。但是，名气上的悬殊并不影响两人的交往，对于这位在作品中“强烈地反映了印度人民的苦难和寻求独立的斗争”的印度作家，叶君健有着强烈的认同感。[78]通过与安纳德的交往，叶君健得以接触到英国许多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也由此结识了更多的出版社及文学刊物的编辑，获得了更多的约稿机会。[79]

　　安纳德和中国作家的交往不止于叶君健。早在叶君健来到伦敦之前的1942年与1943年间，安纳德就和当时身在英国的萧乾一起加入了英国广播公司（BBC），参与由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主持的东方栏目，向英国听众宣传抗战。[80]安纳德在节目中向英国听众介绍西班牙内战、英国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萧乾则向英国听众介绍日本占领下中国民众的抗日活动和文学发展。[81]1942年7月31日，安纳德在节目中朗读了《一封致中国游击队的公开信》。[82]此文后被收录在福斯特和萧乾等选编、由奥威尔作序的《告印度》（Talking to India）一书中。[83]这是一封写给王礼锡的遗孀陆晶清的信。1939年6月，从英国回国的王礼锡任作家战地访问团团长，率领白朗等作家前往晋、冀、豫、察、绥、陕等地，开展调研与宣传工作。同年8月不幸因病去世。[84]

　　卢沟桥事变后，王礼锡在英国组织了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还担任了英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的誉秘书、世界和平会中国分会欧洲局主任等职务。1938年2月，王礼锡和当时在英国的中共代表吴玉章共同促成了由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二十多个国际团体的代表参加的国际援华大会，并通过了“制裁日本，援救中国”的六条决议。此后，王礼锡又与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印度驻英代表孟囊等人沟通，促成了印度医疗队的援华。[85]安纳德正是在此过程中与王礼锡夫妇相遇，并在赴西班牙之前和王礼锡夫妇共同参加了1935年的巴黎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和1936年的布鲁塞尔世界和平运动大会。[86]因此，安纳德的《一封致中国游击队的公开信》并非仅仅是一篇悼念文章，而是借用其与王礼锡的交往再次确认了中印在抗击法西斯、追求民族独立的道路上相互扶持、相互鼓励的国际主义精神。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吸引安纳德的正是中国人民的英雄主义。[87]萧乾曾在英国广播公司节目中向英国读者介绍了中国作家深入抗日根据地的活动与写作现状。通过例举叶君健在香港时期翻译并发表于《新作品》上的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和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萧乾告诉英国大众，“战争把缺少实际生活经验的作家带到了中国的腹地。知识分子和农民一起共同生活。我们作家的视野开阔了，对于祖国的理解也加深了”。[88]叶君健这一时期所创作的英语小说《梦》《我的伯父和他的黄牛》《王德胜从军记》《一桩意外》传达的也是这一信息：从佃农到窑工，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积极投身于反对日本侵略的游击战。这便是安纳德所说的以人民为依托的、以民族解放与独立为目标的人民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安纳德深情地写道“我能理解王礼锡和他同时代中国人民的英雄主义，因为我来自一个像中国那样正处于英雄时代的国度。我也坚信要创造一个新的印度。我们也正在经历文化觉醒，不仅有伟大的文化复兴，还通过文化活动教育人民，训练他们抵御侵略的体能。当印度作家们最近决心通过各种口头和书面方式向印度人民宣传抗日内容时，他们拥有和中国作家一样的英雄精神”。[89]

　　中国全民抗战的经验曾给予印度以直接的榜样和经验。1939年初受到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感召，王礼锡毅然回国。而安纳德也在印度创办了印度进步作家联盟，学习世界反帝同盟和中国文艺界全面抗战的经验，将文艺的影响力扩散到民间。安纳德在《一封致中国游击队的公开信》中反复赞扬的英雄主义正是印度和中国的作家和农民等普通大众在敌后以游击战为主要形式的人民战争：他们骚扰并切断敌人的无线电，他们袭击监狱，他们甚至在日本占领区收缴税收。[90]安纳德的文章和叶君健在1944年到达英国后所做的战时宣传工作及文学创作都有同一个主题，那就是要向英国大众传达“装备落后的农民武装，如何与日军周旋，拖住他们，在有利的时机消灭他们的力量，在他们的战线后方建立根据地，从事游击战，作持久的抗击，直到最后胜利”。[91]他们共同描绘了中印两国在抗击法西斯侵略的人民战争中建立起来的英雄主义。

　　但是，加入反法西斯战争意味着印度需要调整追求民族独立的策略。1941年3月安纳德因为对英国殖民者的不满，抗议他们拘禁尼赫鲁而拒绝了英国广播公司对他的邀请。三个月后德国入侵苏联，安纳德才同意加入英国广播公司，参与战时宣传。[92]安纳德对于英国广播公司和英国战时宣传的态度表明，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印度自身的民族独立事业有一定的冲突。1939年英国对德国宣战时，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就拒绝参战。[93]安纳德在其写于1942年的《有关印度的通信》一书中给出了解释。这是因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从未为自己战斗过”，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浴血奋战的印度军队“只不过是在帮助英国巩固其殖民统治及兼并东方的领土”。[94]当英国还在对法西斯采取绥靖政策的时候，印度国民大会党已经充分认识到反殖民与反法西斯运动的重要性，抗议法西斯对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中国及西班牙的侵略，并为这些国家送去必要的物质援助。[95]问题在于，只有印度自己的政府才能真正动员印度人民反击法西斯，只有一个团结、独立的印度才能在现代世界中发挥作用。[96]因此，安纳德一开始拒绝参加英国的战时宣传。

　　但是，安纳德深知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印度已经被编制进了全球的网络，印度的问题无疑是当今世界的有机部分”。[97]就像他在《一封致中国游击队的公开信》中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全面抗日联系在一起那样，安纳德希望印度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其他有类似境遇的民族与国家相联系，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范围内解决印度的民族独立问题。在1941年的国际笔会上，安纳德发表了题为《世界中的印度》的演说，声称民族主义有不同的类型，既有像欧洲法西斯国家那种将世界拖入战争的侵略型民族主义，也有那种渴望自由、希望和谐地融入人类大家庭的民族主义。而中国与印度的民族主义就属于后者，即“坚信理想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共生”。[98]安纳德表达了印度与中国及远东的国家、苏联与中东的国家以及欧洲的工人阶级和进步人士结为盟友的愿望。[99]20世纪40年代，安纳德抓住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以及与中国作家交往的机会，成功地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困境普遍化，使得印度的民族独立与世界反殖民主义、反法西斯运动相关联，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脉络中寻找“印度的位置”。

　　20世纪40年代抗击法西斯主义时，印度尚未独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许多国家也正在为争取自由独立而斗争。中国和印度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命运让两国的作家成了好朋友，安纳德与叶君健分别暂时搁置了自身在印度与中国所从事的工作，并肩战斗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前沿。安纳德、叶君健和萧乾都坚信，亚洲的作家们有责任团结起来，互相支援、互相配合，一起来“打破几个世纪以来殖民主义统治强加在亚洲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从而“恢复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文化传统，创造新的民族文学”。[100]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认识到各自国家的民族独立与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反法西斯战争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一个国家的民族独立不可能在与世界隔绝的环境中实现。只有协作参与全球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才能最终取得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获得单个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在此过程中，中国与印度的民族主义也因为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主义、反法西斯运动的国际主义获得新的生命。这一国际主义精神一直延续到了战后。

　　肆

　　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与反殖民主义的再出发

　　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运动并未因为二战的胜利而结束。欧洲大国由此走向衰落，亚洲的很多地区确实因此获得了民族解放。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缅甸、斯里兰卡等国家先后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宣布独立。但是，非洲和美洲大部分国家尚未获得独立。真正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取得独立的革命发生在二战后，与冷战格局相伴而生。[101]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真正取得成果是1958年之后。继加纳和几内亚两个黑非洲国家先后于1957年和1958年诞生后，20世纪60年代非洲诞生了32个新国家。而大洋洲和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也一直持续到七八十年代。[102]即便在民族运动成绩斐然的亚洲，民族问题也尚未完全得到解决。例如，在万隆会议前夕召开的新德里亚洲国家会议上，参会国家要求世界关注“殖民主义和外国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在亚洲地区依然存在台湾地区、印度支那、朝鲜、果阿、西伊里安、冲绳和马来亚等问题。[103]此时，第三世界国家间——包括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和欧洲国家的前殖民地地区——缔结共同意识的愿望已势不可挡。[104]　　

　　中国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这样一个民族独立运动连续与转折的背景中提出了反殖民主义。它所继承的就是二战结束前在与世界的联系中探寻中国民族独立的道路，用国际主义精神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中国也是带着这样的愿望与信念参加苏联与西欧知识分子主导的世界和平运动，企图在其中加入民族独立运动的内容。对于中国而言，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反殖民主义与反法西斯战争中一系列斗争有一定的延续性。也正因为如此，宋庆龄才会在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开幕式上明言这是继1933年在上海举行的反帝大同盟会议后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保卫和平的国际会议。

　　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及国际主义精神在战略和政策上都有新的发展。1958年毛泽东曾多次反思《新民主主义论》。6月16日他在对中国驻外大使谈话时说道：“《新民主主义论》没有说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可以和美国闹独立，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叙利亚、埃及等国。现在看起来，没有讲到这一点是不正确的。”[105]1940年1月在阅读了《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和《再论民族问题》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是，当时毛泽东对 “世界革命”的理解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认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已经过去，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民族问题已经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种革命则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106]也就是说，民族问题是被纳入阶级范畴中讨论的，而民族独立运动的统一战线主要也是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然而，如果坚持用阶级范畴来思考民族问题，战后世界和平运动的国际统一战线会缩小，因为，新兴的民族国家中，一部分是已经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同盟军中独立的国家，例如印度，并不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虽然有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非洲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权基本掌握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手中，当时在非洲没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掌握过领导权。[107]也就是说，列宁和斯大林所构想的以民族解放运动为中间步骤最终实现阶级联合的理想，到了五六十年代，部分由于苏联自身与美国关系的一系列调整，已经转变为第三世界的民族如何冲破原先阶级阵营的限制，利用包括中间地带在内的广泛资源实现自身的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新问题。

　　就在此时，毛泽东重新认识到了战后新一轮反殖民主义与民族独立运动中民族主义的力量。1958年8月13日他在视察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时谈到，“天下大势归起来是三个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我们占的力量大，在民族主义中是大有潜力可挖的”。[108]毛泽东认识到，早期《新民主主义论》中认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产阶级要么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要么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没有其他的道路，这种观点并不适用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因为“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很多这样的国家”。[109]毛泽东重新定义了资本主义，将其划分为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并认为反帝的民族主义可以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后方，借此扩大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这种思路的转换大约始于1954年、1955年间。标志性事件是1954年六七月间周恩来战后第一次访问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印度和缅甸。毛泽东由此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意在从苏联阵营中“走出去”。[110]中国外交思路的转换也直接改变了世界和平运动的面貌。1954年11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郑重提出了周恩来和尼赫鲁联合发表的对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声明。[111]而在万隆会议之后，以“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进一步发展为“适用于所有亚非国家的十项原则”。与此同时，依据这“十项原则”，印度要求葡萄牙军队撤出果阿，而印度尼西亚政府要求从荷兰手中获得西伊里安的独立解放。[112]就这样，体现中国和亚洲各国关于民族独立运动思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直接带到了世界和平运动中。1955年6月22日世界和平大会甚至通过了《关于五项原则一周年的声明》。1957年10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总决议不得不承认，“在非洲和其他地方，殖民地人民要求自由和自决权利的愿望必须完全得到满足。”[113]1958年8月中东事件发生，伊拉克与美军在黎巴嫩与约旦发生冲突。毛泽东在8月13日视察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时，就中东问题发表了观点，直接批评原先的世界和平运动长期以来无法将中东地区纳入其运动框架的局限性。[114]这一年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新德里会议不得不听取开罗会议的意见，重新审视民族独立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和世界和平运动的关系，并公开表明“和平只有在民族自由和独立的基础上才能获得”。[115]此时与1953年郭沫若和斯大林谈话时的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亚非作家会议正是上述国际主义思路转换的一部分。万隆会议之后，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呼吁要“进一步展开亚非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工作”。和毛泽东一样，郑振铎很敏锐地指出，“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都相继地觉醒起来”，而这些国家中，一类是由共产主义的政党领导的国家，例如中国和朝鲜；另一类则是“民族主义者领导，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亚、非其他许多国家”，这些亚非国家要求恢复彼此间被人为中断了的文化交流。[116]亚非作家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方向中应运而生。有意思的是，就在亚非作家会议召开的九十月间，叶君健负责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发表了“中东事件”特辑，汇编了中国政府、中国作协等对阿拉伯人民的声援。[117]由此可见，亚非作家会议诞生于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调整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这一广阔的国际政治语境中，是中国重建与第三世界联系的一系列努力中的一环。

　　同时，1958年开始的亚非作家会议也进一步配合和推动着国际外交，例如适时地提起台湾问题，反对美国干涉日本等。1958年之后，反殖民主义就成了亚非作家活动的一项常规日程。例如，1961年3月在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就发布了公报，要求将被帝国主义武力分割的台湾、果阿、西伊里安、冲绳分别归还给中国、印度、印尼与日本。[118]到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在开罗举行时，各国与会代表对作家在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与使命已经没有什么异议了。亚非作家已经形成了一种“我们面临的问题有许多和别的作家，例如欧洲作家所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而亚非作家之间必须加紧团结和联络，一起来反对新旧殖民统治的共同意识。[119]正如郭小川所说的那样，“当美帝国主义者对朝鲜进行军事侵略时，我们援助了朝鲜人民，和他们并肩作战；当英法帝国主义者侵犯埃及时，我们声援了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当今年伊拉克人民革命成功，接着美英帝国主义者侵犯黎巴嫩和约旦时，我们热烈地支援了阿拉伯的人民；当美帝国主义者最近在我国台湾海峡进行新的战争挑衅和军事威胁时，亚非各国人民都表示和我们站在一起”，第三世界亚非国家的人们就是这样在反殖民主义的口号下超越阵营的界限粘合在了一起。[120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拒绝参加由苏联主导的第三届亚非作家会议为止，反殖民主义一直是亚非作家的共同意识和共同的行动纲领，鼓舞着处于民族独立运动转折时刻的第三世界人民。就像这样，文学作为一种实践贯穿着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与外交。

　　伍

　　结语：反殖民主义的历史意义

　　20世纪是亚非国家反抗殖民主义，最终获得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世纪。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反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纳入“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大视野并勾勒其中的连续性。它的起点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台湾沦为殖民地，而反抗殖民主义的顶点便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及其在文学和文化上的体现——1958年开始并延伸到60年代的亚非作家会议。从20世纪早期到战后的60年代，反殖民主义作为鼓励被殖民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的纲领从未变过。不同的是，1949年以前，中国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道路不得不和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有所重叠。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由第三国际主导的各类国际反帝会议曾是重要的国际战线；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西班牙战场都是中国在世界反帝反殖民运动中实现自身民族独立的重要阵地，而此时的殖民主义主要是英、法、荷、葡等老牌欧洲国家的殖民主义。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处理全球民族独立与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政治框架已经不再局限于苏联的领导，正在崛起的第三世界呼唤一种更有包容能力的共同意识，而殖民主义也变换了其内涵，主要指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以及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涉。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在美苏两大阵营之外，围绕民族独立运动和反殖民主义的主要目标，与世界广阔的第三世界国家再次创建出了国际主义的空间。可以说，反殖民主义对于建构战后中国的政治身份具有巨大的意义，它照顾到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位置，主要矛盾指向美、英、法等国，使得中国仍能参与甚至改变世界和平运动的面貌；同时，反殖民主义又充分结合了中国自身20世纪反帝反殖民的历史，兼顾了世界范围内展开的民族独立运动，继承了战前民族独立运动的国际主义精神，使得中国可以从冷战的两级结构中走向广阔的第三世界。中国在促进对于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运动与国际主义问题的理解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21]

　　注 释

　　[1] 1966 年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之后，中国不再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活动。

　　[2] 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庆龄：《开幕词》，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重要文件集》，北京：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秘书处，1952年，第3页。

　　[3] [美]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高瑾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4]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强朝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5] Michael Goebel，Anti-Imperial Metropolis:Interwar Paris and the Seeds of Third World Nation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 263.

　　[6] 郭小川：《寄自塔什干》，载世界文学社（编）：《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43页。

　　[7] 在万隆会议上，伊拉克、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提出苏联也是一种新的威胁，施行新的殖民主义。参见《周恩来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经过致中共中央并毛泽东的电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2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

　　[8] 张僖：《只言片语——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9] 刘白羽：《塔什干的呼声》，载《世界文学》1959 年第1期，第10页。

　　[10] 《高举反殖民主义大旗——祝亚作家会议开幕》，载《文艺报》1958年第18期，转引自世界文学社（编）：《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第15页。

　　[11] 茅盾、巴金、刘白羽、戈宝权等作家的文章无一例外地指出殖民主义是英美帝国主义。

　　[12] 郭小川：《万岁，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载《郭小川全集》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318—319页。

　　[13]《编者的话》，载世界文学社（编）：《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第2页。

　　[14]“Preparatory Meeting for Afro- Asian Writers’ Conference Moscow—4 June 1958，”in Indonesi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Afro-Asian Writers’ Conference Afro-AsianWriters’ Executive Committee（ed.），AA Writers Documents on Culture of the Struggling Afro-Asian Peoples，ndonesi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Afro-Asian Writers Conference，1963，p. 20.

　　[15] 戈宝权发表在《文艺报》第18期上的文章《亚非各国的作家们，向你们致敬！——迎接亚非作家会议的召开》和《塔什干精神万岁》的编者语都证实6月初在莫斯科确实召开了由中国、印度、日本、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苏联等五国作家列席的筹备会议。从档案文件来看，在《告亚非作家书》上签名的中国代表是郭小川，日本代表是堀田善卫，印度代表是班纳吉。参见“Appeal to the Writers of Asian and Africa，”in Indonesi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Afro- Asian Writers’ Conference Afro- Asian Writers’ Executive Committee （ed.），AA Writers Documents on Culture of the Struggling Afro-Asian Peoples，Indonesi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Afro-Asian Writers Conference，1963，p. 23。但是，郭小川1958年6月的日记显示这段时间他并未出国，列席筹备会议的是戈宝权和袁水拍。参见世界文学社（编）：《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2、38页。

　　[16] 王中忱：《亚非作家会议与中国作家的世界意识》，载王中忱：《作为事件的文学与历史叙述》，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年版，第196页。

　　[17] 《郭小川日记》（1958年8月6日），载《郭小川全集》第9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页。

　　[18] 同上。

　　[19]郭小川1958年8月14日到达莫斯科后致杜惠的信。对于正在国内进行反右斗争的杜惠，郭小川写道“这里也是斗争，却是不同情况的斗争，这里似乎更需要谨守原则而又灵活”。参见《郭小川全集》第7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167页。

　　[20]《郭小川全集》第9卷，第354页。

　　[21] 郭小川到达塔什干后8月30 日致杜惠的信中又再次谈到“这里的情况很复杂，各国的具有不同观点的人，工作起来得非常用心。所以，事情也不很轻松。”参见《郭小川全集》第7卷，第172页。

　　[22] 《郭小川全集》第9卷，第366页。

　　[23] 《郭小川全集》第9卷，第366页。

　　[24] 《郭小川全集》第9卷，第381页。

　　[25] 《郭小川全集》第9卷，第381页。

　　[26] 郭小川：《寄自塔什干》，载世界文学社（编）：《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42页。

　　[27] 《郭小川全集》第9卷，第382页。

　　[28] 一开始说是发给中国的声明，后来改为发给中国作协的电报。对于此事，郭小川也曾打电话给大使馆，征得批准。见《郭小川全集》第9卷，第378页。

　　[29] 郭小川：《做客塔什干》，载《郭小川全集》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页。

　　[30] 熊华源、单劲松：《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和决策》，载《党的文献》2009年第6期，第47页。

　　[31] 同上。

　　[32] 《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2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第42页。

　　[33] 《周恩来关于文化合作问题致中共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2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第95页。

　　[34] 冰心：《歌唱塔什干》，载《冰心全集》第5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84—85页。

　　[35] “世界和平运动”在当时有一些不同的提法，例如“世界保卫和平运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运动”“中国人民保卫和平运动”等，本文中统称为“世界和平运动”。

　　[36] 《关于民族独立问题的决议》，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重要文件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秘书处编印，1952年，第177—178页。

　　[37] 《民族独立与国际安全问题小组委员会所通过的建议事项》，载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编）：《世界和平运动文献：1949—1954》，北京：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第88页。

　　[38] 《关于巩固和发展各国间文化关系的决议》，载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编）：《世界和平运动文献：1949—1954》，第37页。

　　[39]《关于组织问题与扩大和平运动的决议》，载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编）：《世界和平运动文献：1949—1954》，第45页。

　　[40] Sundarlal，China Today：An Account of the Indian Goodwill Mission to China，Allahabad：Hindustani Culture Society，1952，p. 64.

　　[41] 茅盾：《发刊词》，载《译文》1953年7

　　月创刊号，第2页；茅盾：《后记》，载《译文》1953年7月创刊号，第247页。

　　[42] [印度]安纳德：《不可接触的贱民》，王科一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此书依据的版本是Mulk Raj Anand，Untouchable，New York：Hutchinson International Authors Limited，1947。[印度]安纳德：《两叶一芽》，黄星圻、曹庸、石松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黄星圻当时在文化部工作。这两本书的翻译明显受到了苏联文学界的影响，书后的译后记中刊录着杜彼柯娃发表于1953年9月《苏联文学》的对安纳德的译介。《安纳德短篇小说选》（侯浚吉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依据的版本是 Reflections on the Golden Bed and other Stories（Bombay：Current Book House，1953）。1958年在1954年的这个版本基础上根据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的俄文注释英文本《安纳德短篇小说选》对该书进行了扩充和重印，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安纳德小说译介到中国的过程中，其所参与的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及苏联对其的译介影响较大。

　　[43] 冰心：《印度之行》，载《冰心全集》第4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44] 冰心：《印度童话六篇》，载《译文》总第18期（1954年12月），第114—130页。同一期的《译文》上还刊登着日本“人民美术家”铃木贤二的剪纸作品《禁止原子弹、氢弹，保卫和平》；世界和平理事会及保卫世界和平的主题经常散见于《译文》创刊初期。

　　[45] 冰心：《印度通话集》，载《冰心全集》第4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46] D. Rowney and E. Huskey，Russian 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Officialdom From Alexander III to Vladimir Putin，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9，p. 194.

　　[47] Herbert Romerstein，The World Peace Council and Soviet Active Measures，Washington，D.C.：The Hale Foundation，1983，pp. 5-6.

　　[48] 程凯：《和平意愿与中共的政治动员：1950年的“和平签名运动”》，载《文化纵横》2013年第4期，第74页。

　　[49] 同上，第75页。

　　[50] 叶君健：《我的青少年时代》，载《叶君健全集》第17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02页。

　　[51] 1953年1月27日郭沫若口述、廖盖隆笔录的《和斯大林同志的谈话》（中国科学院藏），转引自张柏春：《郭沫若、宋庆龄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载《百年潮》2008年第5期，第47—48页。感谢郭沫若纪念馆的李斌博士提供了相关历史线索。

　　[52] 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庆龄：《开幕词》，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重要文件集》，北京：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秘书处，1952年，第3页。

　　[53] 1953年1月27日郭沫若口述、廖盖隆笔录的《和斯大林同志的谈话》（中国科学院藏），转引自张柏春：《郭沫若、宋庆龄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载《百年潮》2008年第5期，第47—48页。

　　[54] 杨希钺、金宗美、胡传荣（编著）：《民族矛盾与苏联解体》，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55] 伊凡·麦斯特连柯：《苏共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林钢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159页。

　　[56] 杨希钺、金宗美、胡传荣（编著）：《民族矛盾与苏联解体》，第23页。

　　[57] 胡舶：《冷战背景下东欧国家曲折发展道路研究——以波兰和匈牙利为例（1945—195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0页。

　　[58] 郝承敦：《苏南冲突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页。

　　[59] 《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特别会议》，载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编）：《世界和平运动文献：1949—1954》，第120页。

　　[60]沈善荣：《论冷战时代世界和平运动的特点》，载《东南亚纵横》2002年第10期，第47页。

　　[61] 沈志华：《冷战中的盟友：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第176—188页。

　　[62] 郭小川：《亚非作家会议的一个总结》，载《郭小川全集》第1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360页。

　　[6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67、39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64] 王中忱：《亚非作家会议与中国作家的世界意识》，载王中忱：《作为事件的文学与历史叙述》，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页。

　　[65] Dipesh Chakrabarty，“The Legacies of Bandung Decolon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in Christopher J. Lee（ed.），Making a World after Empire：The Bandung Moment and Its Political Afterlives，Ohio University Press，2010，pp. 61-85.

　　[66]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

　　[67] [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向哲濬、朱彬元、杨寿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68] 查特吉曾指出尼赫鲁在西方科学理性的话语之外，也有对印度古代思想和甘地主义的一些借鉴和激活。参见[印度]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范慕尤、杨曦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233页。佩里·安德森还指出尼赫鲁对甘地具有一种心理上的依赖，《印度的发现》一书暴露的正是其浪漫主义式的自我欺骗的能力。安德森对甘地和尼赫鲁将非理性主义印度教注入政治体系持批判态度。参见Perry Anderson，The Indian Ideology，London：Verso Books，2013，pp. 48，98。

　　[69] [印度]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第32页。

　　[70] Cemil Aydin，The Politics of Anti-Westernism in Asia：Visions of World Order in Pan-Islamic and Pan-Asian Though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pp. 141-154.

　　[71] North Atlantic Council，“Committees of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Relations Afro-Asian Writers’ Conference，Tashkent，October 1959，”Item AC/52-D（58）59.

　　[72] 叶君健：《客人和主人——亚非作家会议散记之二》，载《叶君健全集》第17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页。

　　[73] 同上。

　　[74] 叶君健：《一个战争的开头和另一个战争的结束》，载《叶君健全集》第17卷，第128页。

　　[75] Chun-Chan Yeh，“The Dream，”in Chun-Chan Yeh，The Ignorant and the Forgotten，London：Sylvan Press，1946，p. 14.

　　[76] 叶君健：《我的青年生活》，载《叶君健全集》第17卷，第454页。

　　[77] 同注[76]，第437页。

　　[78] 同注[76]，第455页。

　　[79] 同注[76]，第455页。

　　[80]萧乾自1939年起在英国进步友好人士组成的援华会中担任特约演讲员，在英国介绍中国新文艺运动与抗日战争，其工作性质和叶君健差不多。参见萧乾：《在洋山洋水面前》，载萧乾：《萧乾游记：海外行踪》，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308—309页。

　　[81] 参见Gillian Fenwick，George Orwell：a Bibliography，Winchester：St. Paul’s Bibliographies，1998。

　　[82] Gillian Fenwick，George Orwell：a Bibliography，p.309.

　　[83] E. M. Forster，Richie Calder，Cedric Dover，Hsiao Ch’ien，and others（eds.），Talking to India，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43.

　　[84] 廖全京、文天行、王大明（编）：《作家战地访问团史料选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85] 陈俐：《谈抗战文化“走出去”运动——兼论郭沫若的中外文化交流观》，载《郭沫若学刊》2012年第3期，第60页。

　　[86] Mulk Raj Anand，“Open Letter to a Chinese Guerrilla，”in E. M. Forster，Richie Calder，Cedric Dover，Hsiao Ch’ien，and others（eds.），Talking to India，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43，p. 141。安纳德最初报道王礼锡的死讯是在1942年8月，刊登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行的收听指南杂志《听众》（The Listener）上。

　　[87] Mulk Raj Anand，“Open Letter to a Chinese Guerrilla，”in E. M. Forster，Richie Calder，Cedric Dover，Hsiao Ch’ien，and others （eds.），Talking to India，p. 143.

　　[88] E. M. Forster，Richie Calder，Cedric Dover，Hsiao Ch’ien，and others（eds.），Talking to India，p. 32.

　　[89] Mulk Raj Anand，“Open Letter to a Chinese Guerrilla，”in E. M. Forster，Richie Calder，Cedric Dover，Hsiao Ch’ien，and others（eds.），Talking to India，p. 143.

　　[90] Mulk Raj Anand，“Open Letter to a Chinese Guerrilla，”in E. M. Forster，Richie Calder，Cedric Dover，Hsiao Ch’ien，and others （eds.），Talking to India，p. 143.

　　[91] 叶君健：《一个文化人在英国——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载《叶君健全集》第17卷，第142页。

　　[92]  Susheila Nasta，“Negotiating a‘New World Order’：Mulk Raj Anand as Public Intellectual at the Heart of Empire （1924- 1945），”in Rehana Ahmed and Sumita Mukherjee（eds.），South Asian Resistances in Britain，1858- 1947，London：Continuum，2012，p. 150.

　　[93] 伊原泽周：《论太平洋战争期中的中印关系》，载《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

　　[94] Mulk Raj Anand，Letters on India，London：Labour Book Service，1942，pp. 110-111.

　　[95] Ibid，p. 145.

　　[96] Ibid，p. 114.

　　[97] Ibid，p. 146.

　　[98] Mulk Raj Anand，“The Place of India，”in Hermon Ould（ed.），Writers in Freedom，London：Hutchinson，1942，p. 130.

　　[99] Mulk Raj Anand，Letters on India，p. 158.

　　[100] 叶君健：《从一张照片所记起的——亚洲作家会议三十周年》，载《叶君健全集》第17卷，第191页。

　　[101] [挪]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74页。

　　[102] 段炳麟（主编）：《世界当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103]《关于政治问题的各项决议》，载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编）：《世界和平运动文献：1954—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32页。

　　[104] [挪]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第96—103页。

　　[10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67）》第3卷，第370页。

　　[106]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668页。

　　[107] 段炳麟（主编）：《世界当代史》，第214页。

　　[10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67）》第3卷，第406页。

　　[10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67）》第3卷，第431—432页。

　　[110] 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6页。

　　[111] 《关于由于外国压力及由于集团和军事联盟的体系而在亚洲各地造成的局势的决议》，载中国人民世界保卫 和 平 委 员 会（编）：《世 界 和 平 运 动 文 献（1954—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

　　[112] 见1955年6月22日世界和平大会的相关报告，《军事集团和安全问题委员会的报告》，载中国人民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编）：《世界和平运动文献（1954—1956）》，第44页。

　　[113]《总决议》，载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编）：《世界和平运动文献（1956—195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2页。

　　[1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第406页。

　　[115] 《建议书》，载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编）：《世界和平运动文献（1956—1959）》，第32页。

　　[116] 郑振铎：《进一步展开亚非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工作》，载《人民日报》1955年4月28日。

　　[117] “Oppose U.S.- British Interferenc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the Arab Countries，”Supplement to Chinese Literature，No. 5（1958）.

　　[118] 《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的报告》，载亚非作家会议中国联络委员会（编）：《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10页。

　　[119] 《亚非作家会议国际筹备委员会主席优素福·西巴依的报告》，载亚非作家会议中国联络委员会（编）：《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文件汇编》，第21页。

　　[120] 戈宝权：《亚非各国的作家们，向你们致敬——迎接亚非作家会议的召开》，载世界文学社（编）：《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第40页。

　　[121] 殷之光强调真正确立十月革命及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世界性意义的，恰恰是“东方”内部发生的革命实践。“第三世界”内部的政治实践，为理解民族独立与国际主义问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参见殷之光：《国际主义时刻——中国革命视野下的阿拉伯民族独立与第三世界秩序观的形成》，载《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