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恒汉回忆录第二部：十年文革第一章官罢西山

tuffy05 · 发表于 2010-4-29 14:40:57

这总是一段历史吧

从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西北工作，从没有离开过这片贫瘠、荒凉而又质朴、纯真的土地。对自己亲手参加解放的这块土地，我心里一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有一种扯不开的眷恋。解放以后虽然也有几次调动工作的机会，但我还是选择了留在兰州军区工作。当然，这一方面是服从组织上最后的权衡考虑，另一方面彭总在解放大西北的征途中对我们发出的肺腑之言无时不在我的耳边回想。

那还是兰州战役刚刚结束，枪炮声都还没有停息，彭总浑身征尘，布满血丝的疲惫的双眼放射出兴奋的光彩。他说：

“我们就要以最快的速度解放大西北了。西北有多大的一块地方啊，但人烟稀少，荒凉贫困……，同志们，大姑娘连遮羞布也没有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这是我们所有在座同志义不容辞的任务！”

这些话跟了我一辈子。尤其是58年我响应军委号召下连队当兵体验生活时驻地群众生活的艰辛、62年浮夸风甘肃死了那么多人、66年上半年我在天水农村搞社教时当地老百姓的贫困，这些事实总叫我觉得我们作为党和军队的干部愧对解放这么多年的西北人民。所以几十年来我总想着为西北做些什么事，这实实在在是我在西北工作的由衷。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十年“支左”，我想我的后半生也许是顺理成章地盖棺定论了。但是“文革”使我们这些奉命“支左”并被历史推向“文革”大混乱中第一批站出来主持工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有争议的人。十几年来，尽管我为顾全大局保持沉默，尽管我为了协助组织上搞清问题而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写材料，向上级申诉反映情况，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我经过多次考虑，觉得就我个人来讲，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作为一个受党培养教育考验六十多年的老党员、老红军战士，为了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任何委屈我个人都可以承受。但是，当我看到听到由于我的问题而使得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工作了多年的一批老西北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子女受到株连，至今还抬不起头，不被信任，蒙受冤屈，甚至仍然背着所谓“冼家帮”等政治包袱，我实在于心不安，总觉得这是个事情，而且又是因为我的问题造成的，所以更觉得有必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请求中央能对我的问题重新审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处理，以使其他同志的问题也随之得到解决。

我已经是将近八十岁的人了，有着很严重的心脏病，风烛残年，日薄西山了。我从六十多岁等到现在，不可能再等一个十几年了。考虑再三，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应该写出来，一吐为快。当然，我只是讲事实，况且这是我的私人回忆录，并不打算公开发表。这是一段历史，等我们这些人都去见马克思了，也就无从考证了。写在纸上，记录下来，或许将来有一天，在不影响党和国家大局的前提下，如果有人有兴趣研究这段历史的话，那么可以供他们去判断、去分析，总是个依据吧。至于孰是孰非，还是让历史去裁决吧！

乌纱帽扔在了西山

1977年6月，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和韩先楚、肖华、宋平一起去“谈一谈”，我认为又是去接受什么任务，回来传达照办就是了，因此毫无思想准备。

后来知道，这实际上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央开始解决省级领导班子问题的序幕，甘肃和安徽当时是首当其冲的两个省。

6月7日、8日和9日连续三个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主要围绕兰州铁路局问题展开对我的批评。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苏震华，加上我、韩先楚、肖华与宋平。

6月7日的会议一开始，就宣布我被正式免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理由是：“运动的发展同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在铁路系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使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严重影响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摘自1977年6月16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传达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甘肃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要点”）

6月9日晚，中央再次召开会议，一是听取我的检查，二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发言讲话。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都讲了话，根据我的记录，大致要点为：

（华国锋：）刚才，听了冼恒汉同志的自我批评。一个同志有错误，愿作自我批评就好。但冼恒汉同志对错误的认识还很不够，看来需要一个过程，来加深认识。

中央发现甘肃问题，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暴露得突出的是在铁路问题上。那时，铁路运输瘫痪，一了解，发现省委在处理兰州铁路局问题上有问题。过去有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又有错误作法。省委派去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同志，包括新派去的和调走以后又调回来的同志，冼恒汉同志都是相信的。李宗虎、顾柏年回到铁路局，实际上不是按毛主席批示同意的我的那个讲话的精神办事。说铁道部黎光同志刮右倾翻案风，换了几百人，可是又一翻，调换下去的人更多。但冼恒汉同志说，前一个是路线错误，后一个是那“三点”（即转弯的面大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调换的人多了一点）（我注：铁路问题省委是按华国锋、纪登奎的指示办的。）后来中央派去了帮助工作领导小组，一深入了解，实际不是那么回事。新华社记者也说，那里照“四人帮”那一套搞得很厉害，连赵滔都想搞掉。赵滔说他办的那些事情都是来自省委，是有根有据的。（我注：赵滔是工作组搞掉的。工作组向我汇报，说赵滔不免职，群众发动不起来，我说你们看吧。）黎光同志来汇报铁路问题，铁路局的问题都联到省委。当时我说，先解决铁路问题，要同省委的问题分开解决。（我注：铁路局的问题我后面有详述。）

……我对冼恒汉同志有个基本认识，有错误，但还不能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总想帮助你改正错误，可是后来感到冼恒汉同志认识得很慢，改得很慢。（我注：中央从来没有人提醒过我。）

……我看冼恒汉同志的检讨，说这场运动“来势很猛”，意思是他思想没有准备。……因此肖华同志发言批评你，存在思想感情、立场问题，是路线的错误问题。要从思想上、立场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那一边？

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我注：是从华国锋同志你的渠道来的。是你自己制造的，而加罪于人。我入党六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你在前天发言中说，你同王、张、江、姚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活动，没给“四人帮”写过任何信，没送过任何东西，没有请他们客，就连看望、照相等也没有搞过。……那么，庄则栋是“四人帮”安排他（到甘肃）串联的……，王洪文同你谈话、喝酒……，这难道不是来往，不是接触吗？（我注：这些我后面都要详述。）

……你不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人民群众，你只靠一派，怎么行？（我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不依靠工人、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乱，中央在甘肃的重点工程怎么能完成的呢？如：刘家峡、八盘峡、碧水电站、景泰川灌区等。）

……政治局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政治局的意见是：鉴于上述这种情况，冼恒汉同志在甘肃工作二十八年了，毛主席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说：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油了。运动一深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人，下边犯错误的同志要离职审查，你还在那里，也不服气。中央政治局反复考虑，按毛主席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的指示精神，冼恒汉同志还是调动一下好，但冼不是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这也不合乎事实。想按正常调动办理，这样对冼恒汉同志有利，对于甘肃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有利。冼恒汉同志调回军委，由军委考虑分配新的工作。

当然，对冼恒汉同志要一分为二。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给党作了很多工作，红七军的老同志，后到中央苏区，留到湘赣，到了二、六军团，参加了长征。这次有错误，希望改了就好。我们按毛主席政策办事，不是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

……甘肃省委由宋平同志任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军区政委。大军区也一样，冼恒汉同志调动后，肖华同志为第一政委。

……冼恒汉同志调离甘肃，对留下的同志要作好工作。群众有意见可以提，大字报不要上街。毛主席说过：你不喜欢的那个人已经走了，还贴他的大字报干什么。有意见集中起来转就是了，……对冼恒汉同志还是要热情帮助他改正错误。……

（汪东兴：）……你是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是很不应该的。（我注：有什么根据说我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我是反对“四人帮”到中央来的，特别是王洪文。但老帅们和周总理反复说服我们。）……庄则栋西北之行，是有政治目的的，你同庄则栋谈了话。江青在十二省市打招呼会讲话后，你中毒更深，这些都应该交代清楚。……冼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是有成绩的。但八个月来的错误也是很大的。我们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的。

（陈锡联：）我对甘肃省的情况不了解，……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出现兰州铁路局这样大的问题，由于翻烧饼，被压制、处理了一千多个干部，你应该作自我批评。

甘肃农村问题不少。陈永贵同志反映，在甘肃有讨饭、有逃荒的，有的群众没有衣服穿。陈永贵同志建议国务院拨些粮食、衣服，可你们给国务院回电话拒绝，说是搞恩赐，你们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我注：农村问题后面详述。）

……中央分工我管体委，庄则栋去西北，我都不知道。关于庄则栋去西北活动的问题，冼应该说清楚。

（叶剑英：）……冼恒汉同志是红七军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产，党对你很重视，正因为你是老同志，要求比一般同志要严格。……你用的那些人，有的是拉你下水的。……冼恒汉同志有智有勇，可是你所亲近的人，有的不帮你办好事，帮了你的倒忙，你还相信这些人。宋平同志我在重庆认识，有水平，昨天发表的意见也很持平，你就不能团结。“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句话很值得你想想。

你说，自己同“四人帮”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通讯联系，一个机要通讯员就揭发你给张春桥写了信。（我注：张春桥当总政主任时，关于青海省军区政委宋长庚同志身体弱，不适应青海工作，而给张春桥、梁必业和总政党委反映这个问题。信封上只写了一个张春桥主任。）

庄则栋是江青最心爱的人，在甘肃同你联系，这不是组织联系啊！他一个人跑遍西北几个省，是什么行动？非常反常。（我注：我并不认识庄则栋，庄来甘肃时是宋平接待的。当时我不在家，而在外视察。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让我接见他一下。庄同我见面时说是陈锡联副总理批准让来的。）

我们看“四人帮”有一条原则，就是他们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说可靠的，对我们就不可靠。从这个观点出发，“四人帮”说兰州比较可靠，我们就要想想。他们说好的，就是他们那一团的；坏的就是我们这一团，包括华主席在内。所以，“四人帮”说兰州好，我们就得想一想，就得说坏。（我注：叶帅可能不了解具体情况。“四人帮”怎样说的，我不知道，可国务院各部每次有人来兰州都很满意，当时全国好多地方都在武斗、打架，而甘肃是工厂复工、学校复课。我每次到北京，刘伟见我时都感谢我们，说“504厂”、“404厂”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错误。我对常委同志们经常说，我几十年都是干军队工作的，地方工作我是外行，工作靠你们各口的书记。）

（纪登奎：）……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并且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不能翻。华主席的那个讲话讲了什么呢？那个讲话说：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能层层揪，要按中央1976年4号、5号文件精神办。（我注：“四人帮”是反革命的问题，怎能把小平同志同“四人帮”平列起来反呢？这是个原则问题，我顶了。并且我二月一日一个讲话还揭发“四人帮”对小平同志的诬陷。免我的职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站不住脚，以后还乱加了许多莫须有的东西，乱扣帽子。）

……处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冼恒汉同志的姿态低，对问题不认识。……中央工作组作了很多工作，……为了使铁路畅通，中央支持了黎光同志在铁路局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华主席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讲话中也提到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劝工作组给中央写报告的时候，最好请冼恒汉同志也签个名，但又遇到了困难。这说明中央一直在等待冼恒汉同志，对冼恒汉同志是爱护的。（我注：中央工作组是宋平为组长，宋是管工交工作的书记，电报宋平送来给我看时，他自己不签名。我同送电报的同志说，要宋先签字，他了解情况。后来常委会议不是签字了吗？）

说句老实话，从打我参加革命以来，几十年我还从未受到过这样严厉的批评。对于批评的事实，平心而论，大部分我是不能接受的，这在以后的章节中我还要详述。这其中有些是有很大的出入，有些是无中生有，而有些则纯属执行问题。我作为党的一个地区工作干部，尤其又是一个长期做军队工作的军人，执行中央的命令是我的职责，尤其又处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时代，我无论是从党性、党纪以及个人感情还是从军人的思维考虑，都只有坚决执行。当然，中央犯了错误，我也必定犯了执行的错误，但我只是执行问题，不能把问题的全部都归结到我的头上，我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唯物主义者，看问题要尊重历史。特别是我们这些在下面工作的人，不执行中央的指示，执行谁的指示？所以看问题要历史地看、唯物地看，不要脱离开总的前提，不然说不清问题，解决不了矛盾。

对我作出的调动工作的处理，我是当时就表态拥护的，参加会议的各位都可以证明。这是因为：一，自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来，我和韩先楚同志工作上合作的并不愉快，这在以往的工作中是从未有过的（和张达志、皮定均同志都合作的很好）。由于工作上存在着分歧，致使兰州军区领导班子对一些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影响到内部的工作和团结。因此，当叶剑英同志问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时，我表态“我调走”。二，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中央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不是一棒子打死，严于批评，宽于处理，我当时是十分感动的。

由于我当时患病，瘦的很厉害（后查是甲亢），华国锋同志问我是留下还是回去时，我说想留下检查一下病，这样，我就住进了301医院，一方面看病，一方面也是等待中央重新分配工作。在这期间，我还参加了中央的一次全会，华国锋还对我讲：“你十一大还要参加（当时我是代表已选出，），中央委员还要当。”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随着运动的发展，中央和地区对我的态度和处理竟与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意见大相径庭，以至于很快，就在我毫不知情、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并且还在301医院治病并等待重新分配工作的情况下，《甘肃日报》就已经把我作为“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放在头版头条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进行声讨了！以后的运动更是越搞越离谱，到了后来，竟连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影子也见不到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材料、申诉也都写了不少，都是为了一件事：协助中央、兰州军区、甘肃省把问题搞清楚，一是坚持我党实事求是的作风，二也是解决一大批因我而被迫停止工作的同志们的政治生命问题。这些同志都比我年轻，有的从四十几岁已经拖到了六十几岁，到现在还生活在另册中，尝遍不被信任、不能工作、看不到政治前途的痛苦。我们党内的人为斗争何时终了？所谓的不能更改的历史遗留结论何时甄改？下面，根据我的记忆和材料，我将一些事件的发生以及过程详细记录下来。

一年翻了两次烧饼

在兰州铁路局这个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但是我是个替罪羊。因为铁路局问题是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同志决策处理的，我们则是完全按他的指示执行。现在我觉得需要把这个历史事实讲清楚。

兰州铁路局与省委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在我没有出来支左前，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两家的矛盾就很突出、很尖锐。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为了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把裴孟飞和马继孔两个省委书记都撤职了。问题分歧的实质是：在兰州铁路局内部，省委支持一派，铁道部支持一派。我出来支左以后，省委又重蹈覆辙，支持所谓红三司一派，铁道部支持红联一派。这是由于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在解决甘肃问题时发了三个文件，表态支持红三司，我也就支持这一派，争取和团结另一派。但是，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从1968年1月省革委会成立到75年中央九号文件下发前，表面上铁路局的形势还是稳定的，铁路运输基本上是正常的。中央九号文件决定把铁路局收归铁道部统管，我是坚决拥护的。我在常委会上说过，同袁宝华同志也说过，“九号”文件好，我举双手拥护。宋平同志也知道嘛。我说，铁路就是要统一管理，不能一个省管一段，这样不行。“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央一类部就要管下面各个企业单位，铁道部就是一类部嘛。就是后来黎光同志工作组在那里出问题之后，我还说不是因为“九号”文件，而是工作问题。我的这些意见，宋平是知道的，我去看袁宝华同志，也说过我这个看法，宋平当时也在场。

铁路归铁道部统管后，当时铁道部派黎光同志来整顿兰州铁路局，把省委支持的红三司这一派撤换了近千名干部，把铁道部支持的那一派扶上来了，翻了烧饼。这样，原来表面上缓和的矛盾又重新激化了。当时，我对黎光同志的作法是有看法的、有意见的。但是，铁路局已交铁道部，我只好采取不过问的态度。当然，在某些场合，我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错话。

整顿不到半年，却又碰上中央开打招呼会议，在全党搞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被黎光同志工作组整顿下去的那一派乘机又闹起来了，黎光同志又来兰州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当时认为，铁路局的问题是铁道部管的，问题又是你整顿中搞出来的，我们不宜插手，所以当群众围斗他时，省委没有管这件事，而且当时我正在北京开会，对发生的事情也不很清楚。

后来王震副总理打电话给我，叫我出面解决一下，我没有执行，顾虑有二，一、当时正处在“反右”的风头上，并且铁路已不归甘肃省委管，我已无能为力，非中央出来说话才能解决问题；二、铁路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引起兰州出现王副总理的大字报，这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这也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状况。

兰州铁路局虽然归铁道部管，但该局又在兰州地区，对甘肃的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很大。这样，1976年2月，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叫我上北京，和铁道部一道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会上既没有让汇报，也没有让我们谈意见，就明确指示兰州铁路局以整顿为名是搞了右侧翻案风，黎光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兰州铁路局仍然交给省委管等。并且把当时铁道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检查送来，让我看，并指示让我修改。我看后一字未改，原封不动地又送回去，也没有提任何意见。第二天，华国锋又派人给我送来，说他们是搞了右侧翻案风，是“三个总是”（总是不满意、总是要翻案、总是要算账）的问题，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叫我大胆修改。同时又让国务院联络员要我当晚写一个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并且说了要写的具体内容（包括点铁道部和黎光同志的名）。关于铁路局领导班子的问题，不是我提的，而是纪登奎同志和万里同志定的。开始他们两位说：“干部由甘肃解决。”我说：“甘肃没有懂这行的干部，我们解决不了，还是由铁道部派人。”他们说：“铁道部派不出来，还是由赵滔搞。”我说：“赵滔对铁道部一肚子意见，他已经被免了几次职了，柳州一次，兰州两次，恐怕不会干的。”最后，把赵滔（还有张恒云、章良、陈平等同志）叫到北京，他们两位亲自同赵滔同志谈话，赵才表示继续干。但又提出一个要求，要在省上挂一个职务，铁路干不成就到省上工作。我向纪登奎同志汇报后，纪说：“可以同意这个要求。”这样，赵滔就在省上挂了个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铁路局的班子就是这样定下来了，最后写到我的意见中，并报毛主席批准的。我向中央提的书面意见还特别强调说除了个别干部不称职可以调换外，不准再“翻烧饼”。兰州军区党委和甘肃省委1982年11月给我作的审查“结论”（以下简称“结论”）中说，这是我“重新夺了兰州铁路局的领导权”，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2月中旬，我带着中央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指示，回来贯彻执行。在贯彻中，路局新成立的党委把原来整顿中不该撤换的干部又复了职，这就是“结论”上说的揪“走资派”、“层层揪”、“动大手术”、“搞垮了铁路局各级组织，搞乱了干部队伍，破坏了西北铁路运输。”半年以后，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铁路局两派又闹了起来，所以兰州铁路局又处于瘫痪状态。

就在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我到北京参加吊唁活动，遇到华国锋时，我还请示他说：“兰州铁路局可能要出点麻烦”。华国锋当时说：“兰州铁路局问题是今年2月定的，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主席同意的，还要继续执行。有人找麻烦，还是照此办。”纪登奎还插话说：“中央作过结论的问题，绝不能翻，如果要翻，就是右倾翻案风，坚决给以回击。”

10月，在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上，我再次请示华国锋、纪登奎，铁路局的案能不能翻，怎么办？纪登奎同志当着我的面问华国锋：“老冼问，这次铁路局的案能不能翻？”华国锋明确表示：“不能翻！”并再次强调，铁路局的案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不能翻（见注）。我回来后，省委又多次研究铁路局的问题，要兰州铁路局党委以大局为重，积极引导大家消除派性，把思想集中到揭批“四人帮”，查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方面来。但结果不行，两派都打着反“四人帮”的旗号，但实际上是打内战。

铁路的问题，我们省委很伤脑筋，曾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请示，并上报了几个方案，中央既没有批也不作答复。1976年12月15日，华国锋又把我叫到北京，第二次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

说个老实话，在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上，一年两个政策，上半年这样搞，下半年又那样搞；今年翻过来，明年翻过去，叫谁搞谁都没有办法搞。我承认，在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上，省委、省革委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但我们不是决策人，而是执行人，把这个责任都归到我一人身上，我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也是不公道的。

另外，铁路局在生产方面一直都是铁道部管的，如，机车车辆的大修、车皮调动、机车用煤的分配等都归铁道部直接管理。我也常听到省计委讲，铁路局反映，机车年久失修、机车用煤分配不足等，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铁路运输，而宋平同志应该是最清楚的，他是管工交的书记。所以，把铁路的问题全部推给省上，而省上又全部推给我，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就在这次，河南的刘建勋同志也被同时叫到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两人同住京西宾馆。郑州铁路局和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差不多，由于心里郁闷，闲暇我俩也坐在一起发发牢骚。

刘建勋这个同志很开朗，思维敏捷、健谈，说话也很幽默。当时他讲：“铁道部一贯支派，谁不跟他，他就整谁。他们整人有一套办法呢，先把你的屁股眼堵上，然后硬往你嘴里塞东西，最后逼得你运输堵塞、铁路瘫痪，让你犯错误，再反映到中央去解决。中央两次叫我来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就是这么回事。前些天，铁道部把武汉搞畅通，硬往郑州塞，堵上了就把我叫到北京来了。你们兰州也是这么回事吧？”我讲：“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兰州铁路局也是这么回事。铁道部就是一贯搞派性，谁反对省委，他就支持谁，谁跟省委，他就整谁。甘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铁路局的造反派反对汪锋，铁道部积极支持。省革委会成立后，铁路局同省委一致，他们也不向省委通知，就直接派人下来整顿，结果搞乱了，铁路不通了，就让省委来解决。”刘建勋同志说：“对、对、对，郑州也是这么回事，只要你听他的运输就通畅，啥事也没有，否则就堵塞，这是他们的历史传统做法。”

虽然是些牢骚话，但确实道出了我们当时的心情和真实思想。当然，你位在省委第一书记，有些事情由不得你，上面叫你这么做，你明知是个火坑，也得去跳。跳了，出了问题，只有把你舍去，说你另搞一套。当时我对这种“权术”实在不懂，想都没有想过，后来有人说我：“搞了一辈子政治工作，其实并不懂政治是怎么回事，难怪被人整了！”我不赞同，如果政治就是阴谋诡计，那还叫什么共产党。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当时甘肃省委内部分工是由省委书记宋平同志分管工交工作，因此，铁路局的工作是由宋平同志具体负责的。但由于铁路局的问题内外矛盾比较多，牵扯到上下关系也比较复杂，面对这种复杂难办的局面，宋平很不愿意过问铁路局的事情，甚至有时有意推躲，更谈不上主动去管了。有时下面向他反映铁路局的问题，他听了既不表态，也不向省委反映提出处理意见。有时需要他签字处理的文件，他不签，要秘书送到我这里，让我先签了后他再签。甚至中央领导向他问及兰州铁路局的情况，他也推说“不了解”。硬是把矛盾集中到我这里，把我推到第一线。

由于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棘手，使我左右为难，思想上曾有过一些情绪。在中央开会时我曾向华国锋提出不想在地方搞了，想回军队。当时华国锋对我说，你在甘肃这几年搞得不错嘛，整个西北地区的“支左”工作都比较稳，你身体还可以，再干个十年没问题。当时我很感动，觉得这是中央对我的信任。

可是没过几个月，华国锋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将他原先的指示和表态全盘矢口否认，硬将兰州铁路局问题一股脑全部砸到了我一人头上。把明明是按照他的指示办的事情，说成是按“四人帮”的那一套搞的“另搞一套”，给我戴上了一顶“跟‘四人帮’很紧”的政治大帽子。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华国锋、纪登奎等多次指责我在铁路问题上“压群众，捂盖子”，我当场回答：“捂盖子是你们指示的呀！”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证明。

（我注：1977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解决甘肃领导班子问题时，华国锋同志说，冼恒汉同志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捂盖子、压群众，特别在铁路局问题上。我插了一句：“我是请示你们的，你们说铁路局的案不能翻嘛，我当时执行你的指示。”纪登奎发言时说：“关于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议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的，并且经过毛主席同意的，不能翻。事实上你违背了华主席的讲话，没有掌握斗争大方向，违反了四号、五号文件精神。”（摘自省委印发的记录）。

我戴上了“代理人”的帽子

1977年6月9日，中央在解决甘肃问题的会上明确指出：“冼恒汉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考虑，按照毛主席当年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处理的精神，冼恒汉同志的工作还是调动一下为好，按正常调动工作办理。”（摘自印发的记录）当时我就表态完全拥护，肖华、韩先楚、宋平都在座。

同时，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在传达中央指示的要点时也说：“遵照毛主席关于干部交流的指示精神，中央决定免除冼恒汉同志在甘肃省委和兰州军区的职务，由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中央决定后，我因病向华、叶告假，经批准在301医院住院，一面治病一面也是等候军委另行分配工作。在这个期间，我还参加过中央召开的会议。当时跟我一起来京的我的秘书陈文生和保卫干事华德孝也没有回去，住在招待所里为我整理检查材料，逢探视日也去医院看望我。宋平同志临离开北京前还专门带书信到医院给我，劝我放心好好养病，省里会按照中央“正常调动”的精神，不搞揭批，不搞运动。嘱我如有什么事情要办一定找他，云云。

但是，韩先楚、肖华、宋平三同志回兰州后，却没有按照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精神办事，而是以更加极“左”的作法，在兰州军区部队和甘肃省搞层层揭批所谓“冼家帮”、“西北帮”等活动，整掉了一大批在西北艰苦地区辛勤工作了几十年的干部，仅省、军、兵团、大军区级的干部被非法拘留或停职专案审查的就有四十余人，师、地和县、团级干部有好几百人，一般干部更是一大批。

我也在事先毫不知情并且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被扣上了“‘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的帽子。从此，党报﹑地方报纸几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声讨我这个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所谓“代理人”。报纸上的文章看不到象样的、能说明问题的材料，而只是扣帽子，使人的感觉是，似乎冼恒汉比“四人帮”还要“四人帮”。

报纸上所批判的事情除了夸大其辞外，很多都是无中生有的。例如，有一出话剧叫“红河激浪”，是文革以前省委和西北局搞的，也挂到了我的头上；白银公司1964年的一起“三人反革命”冤案，也跟我联系了起来；甘肃那年气候反常，也说成是我做的怪；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军区“四大”，我和张达志被夺权挨整，可现在却倒打一耙，说我在“四大”中“乱军反党”！我想，如果这样的帽子扣到我头上能成立的话，那天下就没有真理而言了。总之，我对他们这种既不按中央政策精神办，又不符合事实，而硬把我往敌人那里推的搞法实在想不通。

再往后，我的秘书陈文生被押回兰州隔离审查，听说对他大搞逼﹑供﹑信，强迫他揭发我的“罪行”。这个同志后来被复员处理，分配到火葬场干活。我的保卫干事华德孝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文化，也被揪回去参加运动，后来被处理到砖瓦厂……

运动是越搞越离谱了，到了后来，竟连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影子也见不到了。“由军委另行分配工作”象是一纸空头支票，一直没有兑现，而“‘四人帮’在甘肃代理人”的帽子我却一直戴到现在，不知是不是还要戴到马克思那里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从内心里由衷地拥护。这是党在历史转变关头的一次伟大的会议，不仅从根本上端正了党的思想政治路线，而且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几十年来，我无论在兰州军区工作和在甘肃地方工作期间，都是按毛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办事的，重大问题都经常委讨论。我这个人是直来直去的，不搞阴谋，我从没有给林彪、“四人帮”单独干过任何坏事。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总根子在文革是一场大洗劫嘛，方针、路线、方法都错了嘛。全国性的灾难，甘肃能避免？冼恒汉能没有错误？中央1981年曾发了一个（81）22号文件，还专门讲了“过去历史上的错误，责任主要在中央，不要层层去追究责任”。所以看问题要从历史条件、总前提来看。

我从1977年6月开始，一直住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里等待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一等五年多，这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过问过有关我的工作分配或调整的问题。

1982年11月，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决定下达五年多后，也就是肖华知道了他要从兰州军区调到全国政协去的消息后，为把这个冤假错案搞成既成事实，经过一番不正常的活动，突然决定让我回兰州最后解决我的问题。

回兰州之前，我去看望余秋里同志，秋里同志曾是我的老同事，对我是十分了解的，更何况他是当时的总政主任，由于我没有看到让我回兰州的军委、总政批件，因此想找他问个究竟。

见面后，我问肖华让我回兰州的事情中央、军委是否知道？让我回去干什么？余秋里说：“他们打了个报告让你回兰州去，最后把问题了结一下，中央、军委也同意了。……放心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什么错误检查一下就是了，不会对你搞什么批斗，事情都过去六年了嘛……”

其他一些老领导如李先念、王震等也托人带话，都觉得对我这样一个老同志几年来如此揪住不放是太过分了，表示有机会一定要为我说话。他们还希望我回去后尽快解决问题，抓紧时间再为党工作几年，为四个现代化再贡献一份力量。我非常感激。

当时，兰州军区还派了一名干部接我回兰州，讲得很好，说是肖华同志请我回去最后解决问题，等问题解决了，还可以抓紧时间为党工作几年。我在北京已等了六年了，从六十几岁等到了七十几岁。说个心里话，我非常想尽快解决问题，早日洗刷掉强加于我的各种污蔑不实之词，摘掉硬扣在我头上的“代理人”帽子，因此，表示愿意回去，配合组织尽早把问题搞清楚。

然而等待着我的是，一下火车，兰州军区便立即将我软禁隔离起来，宣布不许回家，不许和外界联系。他们把我带到宁卧庄的一座小楼里，光看守我的战士就住了一个排，完全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就连我的孩子们来看我都要严格盘问﹑规定时间。

第二天，肖华派人找我谈话说，我的问题严重，有的是触及刑律的问题，要起诉，要立案，要判刑等等。看起来，他是一定要按照他的政治需要，不顾历史事实，硬要给我定个什么罪才肯罢休，否则他就下不了这个台。

对此，我提出了强烈抗议并给予义正词严地斥责。我当即表示要见肖华、韩先楚、宋平等军区和省委领导，当面问问清楚：1977年6月在解决甘肃问题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对我的问题的性质和处理原则是怎样的？为什么军区、省委领导回来后不按中央指示办，而是另搞一套，并株连了一大批无辜的干部？是否“中央”另有“精神”？可是肖华、韩先楚、宋平等人却回避不见，只派了一个军区副政委张如三出面回答说：“首长没有时间，所以不见！”以后我又几次提出要见他们当面谈，但他们根本置之不理、躲避不见，一直到他们先后调离兰州，始终没有见过一面！

由于我根本想不到他们会这么干，把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执行工作的问题无限上纲上线并欲加治罪，又加上以后十几天里私设公堂，一大群专案人员对我进行严厉审讯﹑逼供，而根本不给我一丝解释和辩白的机会，这使我愤怒之中深感痛心。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批斗，完全是把我当作罪犯来对待，七十多岁的人了，这种身心折磨终于使我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住院抢救，差点要了命。

经过一年的治疗，到1983年11月，就在我将要出院的前一天，突然，军区纪委给我送来一份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的所谓《免于起诉书》和兰州军区党委、甘肃省委1982年11月15日给我作的审查结论（以下简称“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让我看后提意见。我出院后的第三天，又给我送来总政治部1982年12月5日关于让我退出现役及降至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的通知。由于这接二连三的刺激，我心脏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

这一系列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事先我并不知道，这等于说，不容我提任何意见，就定性处理了。按党章第四条（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并将申辩意见连同报告一并上报中央。”既然他们如此践踏党纪国法，我当时只在那个“结论”报告上写了：“这个审查结论很多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我不同意。”

随之而来是对我生活上相应的制裁：200元生活费﹑限期搬家，否则便停水﹑停电﹑停暖气。由于无处可搬，只得听凭制裁。水停了，孩子们爬下水管道又接上；电停了，再自己拉一根线过来。只有暖气无法解决，冬天到了，西北风呼呼刮着，偌大的房子只有生几个大炉子取暖。由于室内充满了一氧化碳，搞得我经常煤气中毒，实在没办法，只好每年冬天到医院里去过冬。

上述这些极不正常的作法，都是完全违背党的《准则》的。

根据后来郑维山、谭友林时期的兰州军区党委整党总结说：“上届党委（指肖华时期的党委）常委集体领导发挥得不好，个人说了算和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比较突出。有些经过常委讨论过的问题，未经复议，就被个人否定了。这样，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愿意说，有的不敢说。”（上届党委）“个别领导干部，封官许愿，任人唯亲。”对我的所谓“结论”和处理意见以及一系列人身迫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产物。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央、军委对我先后几次的“组织处理”，也使我感到不同寻常并深感困惑。

第一次是1982年12月，也就是骗我回兰州所谓解决问题的时候，当时是总政办公厅打电话通知的，大意是：中央决定，冼恒汉按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移交地方安置。除此以外，“通知”里一字未提我到底犯了那些错误，也未提及什么“代理人”之说。由于我当时重病住院抢救，故这个“通知”并未通知我本人，也算是体现“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吧。一直到1983年10月我出院回到家，军区才派几个工作人员将这个打印的总政电话“通知”拿给了我。从此取消了一切原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

1984年6月，总政又电话通知，说中央指示，改变以前对冼恒汉同志的处理决定，按正军职待遇离休安置。不久，又电话通知，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这两次“通知”也都没提一句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以及为什么改变原先的决定，又依据什么给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组织对一个党员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必须严格按干部管理权限的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并将“处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诉”。党章还特别规定：“对党的中央委员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给予撤消党的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由本人所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追认”。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是党的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军委委员，又是兰州军区党委的委员、常委、第一书记，但对我的处理却如此草率，只是由总政的三次电话“通知”。一直到现在，我的问题已经拖了十几年了，始终也没有见到中央的一个正式的“结论”，更没有由中央或军区党委正式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诉，我百思不得其解，写了无数的申诉，但都如石沉大海，难道我的疑问和费解还要带到棺材里面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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