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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杜: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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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9-1 04:09: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


作者:胡思社
来源:白家窑



本文作者胡思杜,胡适之子。原文发表于香港《大公报》,1950年9月22日。


在旧社会中,我看我的父亲是个“清高的”、“纯洁的”好人。解放后,有批评他的地方,自己就有反感:周总理到北大讲话说:“胡适之根本不认识什么是帝国主义”,心中反感已极。以为以我父亲的渊博,竟不知什么是帝国主义,宁非侮辱。在华大时,仍以为父亲“作恶无多”。学社会发展史以后,想法稍有转变。经过学代选举前两次检讨会,使我了解在这问题上自己仍是站在反动的臭虫立场。结合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简史的学习,邓拓、何干之等同志的著作,自己斗争的结果,试行分析一下我父亲在历史上作用。

我的父亲出身没落的官僚士绅之家,在一九0四年到一九一0年时,他还是一个学生,一九一0年去美国(年二十岁),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来的人迅速的被征服,他的长期的教育环境使他的立场逐渐转移到资产阶级。在国外所写的文章如“文学改良刍议”等,当时在中国名噪一时,是因为他在反封建(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一点上,和当时人民的要求相符合;在反对死文学、旧礼教和守法观念上,他起了-定的进步作用。

一九一七年回国时,正是袁、段窃国的时期,他眼望著横暴的政权,不知是否容许自己“置喙”,於是抱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在思想文艺中,整理国故中逃避政治,“五四”时代,自己不能再逃避政治了,他发表了“问题与主义”,用庸俗的点滴改良主义对抗中国新兴的社会学说,以为只有在不“根本解决”的基础上,中国社会才有进步,说明一个中国无比软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著惊天动地的“五四”、“六三”运动的必然看法,他所反对的“根本解决”,也就是打碎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国家机器的革命,也就是震撼他本阶级利益的革命。

一九一九年以后,日益走入歧途,提倡易卜生主义,以充实他的“问题论”;介绍实验主义来抗唯物主义。自己彷徨於统治者之间,期望着在段祺瑞政府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主义”,他参加了“善后会议”。在革命低潮中,他以教育为第一性,政治经济是第二性,幻想在蒋政权下办好一个学校——中国公学。以为在教育办好了时,造就了人材,社会就好了(一九二七三0),但在南京反动政府的威胁下,他的迷梦被击破,被迫离开中公。无比软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敢反抗既有的“正统政府”的,他和当时他的阶级一样。在反动政权面前低了头,转过来要求蒋光头的政府中实践他的改良主义,在被迫走的那年,自愿的就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职。在这个位置上,他明确的奠定了他的文化政治统治者的基础,一方面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利益进行密切的给合,如罗氏基金、中美文化基金董事会、庚款委員会中,他都是重要的支柱;展开“全盘西化”的口号,甘心做帝国主义的工具。一方面创办“独立评论”,望着南京政府的眼色行事,用委婉的口气说“抗战不易”。

更反动的是在围剿苏区时,他高呼“好人政府”,翁文灏、蒋廷黻等在他的鼓励下,一一迈进仕途,使一般小资产阶级在不能忍受政府的强暴的时节,忽然看见“开明”的教授们“脱却了蓝衫换紫袍”,以为中国前途有望,反动政府的国家机器有了这批“好人”、“新能吏”,也更能发挥他的压迫人民的作用。至于我的父亲这时所以拒绝了蒋的邀请做教育部长,是既维持自己的“清高”,又在“举国诸贤”以后,可以在国外发生更大的作用,何乐而不为。他当时要求过“学术独立”,也反对“法西斯”,那不过是他认为学术的依附,会使匪帮政府“好景不长”,而他的“改良路线”则是他认为的“万世之业”的打算。

但是,一九三七年日寇侵略到华东华南,深入到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心脏,英美派大资产阶级被迫不得不战时,在他的阶级利益受到了威胁,他的阶级代表蒋政权威信低落时,他在一九三八年终於做蒋政权驻美大使,做了一个蒋政权得力的官史。他在任中签定了种种的商约,使美帝可以继续取得“四大家族”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专卖品”,签定多次借款,这些借款可以使蒋政权增强“威信”,可以购买武器弹药来防共灭共,也可以使四大家族又多一笔资本,在更广的范围内盘剥人民的血汗,他严谨不苟地为他的老板服务着。

一九四六年,全国人民要求解放,统治阶级受了全面的威胁,他觉得是他的神圣的责任,他就回国为阶级效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巩固蒋帮政府,尽量争取落后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人民。他回来以后,一方面在北京大学执行反动政府的命令,一方面技巧的维持学校当局和学生的矛盾,时常发表中间言论,蒙蔽著人民,他在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上发挥了最大的力量混淆是非,多少人给“世界学者”蒙蔽了。

他对反动者的赤胆忠心,终於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命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做了“白华”,他还盛赞“白俄居留异土精神之可佩”。

今天,受了党的教育,我再不怕那座历史的“大山”,敢於认识它,也敢於推倒它,也敢於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从一九一九年“问题与主义”发表以后,他彷徨於改良的路上,和他软弱的资产阶级一样,摸索了十一年,在一九三0年,做北大文学院长以后,更积极地参加巩固加强蒋匪帮的工作,始终在蒙蔽人民,使人民不能早日认识蒋匪帮的黑幕,不能早日发现美帝狠毒的真相;并替蒋匪帮在美国筹計借款,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巩固蒋匪帮政府。这次出走,并在美国进行第三党活动,替美国国务院掌管维持中国留学生的巨款(四百万美金,收受这笔的人大都是反动分子,民士个人主义者的资助和养成费),甘心为美国服务。这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於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不足道。

我以前受了长期奴化教育,对於人民政策不了解,又未学辩证法,了解人也不是从发展的、变化的观点出发,所以在学习一个多月以后,一个朋友从香港来北京公干,回港时问我:“你对你父亲将来取如何态度”我错误的回答:“他恐怕永远不会赞成集体主义,还是住在美国罢。”今天了解政府的宽大政策,对於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人,只要他们承认白己的错误,向人民低头,回到人民怀抱里来,人民是会原谅他的错误,并给以自新之路的,我的想法因此有了转变。

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以为在思想上大致划分了敌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许多不能明确割开的地方,除了自己随时警惕这种感情的危害性以外,我并要求自己树立起工农大众的感情来,在了解工农的伟大,自己胜利的参加土改后,我想一定会诀绝消极狭隘的、非无产阶级的个性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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