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漱渝，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 100034

原文出处：鲁迅研究月刊 2018 年 09 期

       有一场论争，发生在我与沈鹏年之间，分歧是毛泽东生前究竟见没见过鲁迅。争论从1982年展开，迄至2009年基本结束，其间持续了27年。序幕是沈鹏年1982年2月在《书林》杂志第1期发表的《周作人生前回忆实录：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尾声是沈鹏年2009年出版的《行云流水记往》一书的《后记》。然而“曲罢人犹在，余音尚飘空”，这个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仍留下了一条尾巴。
       早在1982年末，我就在《一场应该结束的辩论》一文中说过：“本来，研究鲁迅与毛泽东的关系，应该着重考察这两位伟人思想上的相互影响，是否见过面本身并不能说明实质性的问题，不值得详加考证。但鉴于沈鹏年的文章代表了一种不良的学风，而这种学风当前又确有一定的市场，因此撰文批驳就并非完全多此一举了。”为了揭穿沈鹏年“真伪杂糅”的手法，我先后撰写了五篇批评文章，除公开发表之外，还全部收进了《鲁迅史实求真录》一书，1987年9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后，我的观点已经成为鲁迅研究界的共识，只有两三位跟沈鹏年关系比较特殊的人断断续续的写些短文，对他的说法表示支持。可以说，我跟沈鹏年之间的交锋已经偃旗息鼓，因为我再未读过他正面跟我榷商的文字。
       然而，在《行云流水记往》一书的《后记》中，沈鹏年却特意引用了刘金先生撰写的一段文字：“毛泽东会见鲁迅说，最初是原上海市政协委员、虹口区副区长、革命老干部张琼所提出，其时是1978年，我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有机会看到虹口区文化科钟向东整理的这份材料，题为《张琼同志提供毛主席曾与鲁迅会面的史料》，这份材料经虹口区委打印分发有关部门，并存档……此时张琼年已79岁，身患肺癌，为了对党和人民负责，委托他的学生沈鹏年找旁证，写文章为她作些澄清。”接着这段引文，沈鹏年理直气壮地说：“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张琼纪念室’公开陈列了张琼有关此事的历史档案材料……文证俱在，何用词费”，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留下了一条尾巴”。就是因为这条“尾巴”，一个原本已经基本澄清的问题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因为一般读者并没有机会读到张琼的回忆材料，因而对其中的是非曲直无法判断，所以我有必要再多费一些口舌。
       2016年5月，我利用出差之机，特意去调阅了这份回忆材料。那么，“公开陈列”的有关回忆中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这篇题为《毛主席曾与鲁迅会面的材料》开头写道：“最近向张琼同志了解我国大革命时代的一些历史情况时，张琼同志谈到他的爱人贺树同志曾对她讲过毛主席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曾与鲁迅多次会面的情况。”
       据有关档案介绍，张琼(1902-1981)原名朱舜华，曾加入新民学会，1922年入党，1923年与中共党员贺树结婚。向这位老党员了解大革命时期的情况，当然很有必要，非常恰当。然而其中涉及到鲁迅的事情，据她说全部是从丈夫贺树那里听来的，而贺树本人已于1947年病逝于上海。这也就是说，她提供的全部“史料”都是第二手材料，而这些材料又全都是三十多年前听来的。一位79岁的老人，身患肺癌，回忆三十多年前听来的事情，与史实有出入当然是难免的。我们难于苛责回忆者，应该谴责的倒是那些对失实材料再加以廓大，有意进行歪曲、利用的人。沈鹏年是电影《鲁迅传》资料组负责人，又编过一本《鲁迅研究资料编目》，他不应该对鲁迅生平史实如此陌生!
       张琼是如何谈到鲁迅跟毛泽东会见的机缘呢？这份“史料”的说法是：“据张琼同志回忆：贺树同志于1918年在北大旁听鲁迅先生的课，遇到以记者身份经常来北大的瞿秋白，由瞿秋白的介绍认识了鲁迅。第一次见面，瞿秋白指着贺树对鲁迅说：‘他是拜倒在先生脚下的。’鲁迅问：‘那位图书馆的怎么没有来？’瞿秋白当时想不起鲁迅指的是谁，贺树说：‘是指我的同学毛泽东。’说着将毛主席的住处告诉了鲁迅先生。”
       以上短短几行引文中至少有三大错讹：
       一、鲁迅五四前后的书信和日记中，绝无有关贺树的记载。如果贺树“拜倒在鲁迅脚下”，双方交往频繁，在书信、日记中绝对不会了无痕迹。二、鲁迅在北京大学兼课始于1920年8月2日，此前鲁迅仅在教育部任职，贺树1918年怎能旁听到鲁迅开的课呢？再说，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记者的身份到苏俄采访也是1920年的事情。有人说，会不会记录有误，把1920年写成1918年了呢？那也不对!1920年鲁迅虽然在北大兼课，但毛泽东1919年初已到上海参加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已经无法到北大旁听了。毛此后重返北京，是代表新民学会组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活动。三、据张琼说，瞿秋白是贺树跟鲁迅结识的介绍人，听那口气，似乎瞿鲁之间相当熟识。真实的情况是：在1932年5月之前，鲁迅跟瞿秋白就根本没有见过面。那铁证，是1931年12月5日瞿秋白致鲁迅的那封著名的信。瞿秋白在信中动情地写道：“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1918年瞿秋白还是俄文专修馆的一位学生，几乎断绝了跟朋友的交往，当然更不会跟比他大18岁的鲁迅交朋友。他确曾到北大旁听过课程，但听的不是鲁迅的课，而是胡适开设的“中国哲学史”。试想，瞿鲁之间如果此前在北京曾有亲密接触，那上封信中“没有见面”的提法就没有来头了。既然五四前后瞿鲁连面都没见过，那瞿秋白介绍贺树结识鲁迅岂不是子虚乌有!
       张琼提供的“史料”接着写道：“据贺树同志说：鲁迅先生之所以注意毛泽东，一方面是因为鲁迅常到北大图书馆去借书，毛主席经常向鲁迅介绍马列著作；另一方面，毛主席也常去听鲁迅讲课，听到精彩处，常轻轻拍手。”这番描述虽然颇有趣味，但同样毫不足信。在鲁迅1918年日记中，经常出现的是到琉璃厂买碑帖的记载，而从无到北大图书馆借书的记载。鲁迅在北大开设的课程是中国小说史，学生虽然爱听，也没有当场鼓掌的理由，因为这不是政治鼓动性的讲演或甲乙两方的激辩，能使听者激动得当场击掌。张琼接着又说，鲁迅曾去找毛泽东，邀他到家里做客。毛因忙于工作，未去拜访。鲁迅还把邀毛作客的纸条夹在书中，还书时递给毛。这种想象实在是过于丰富，如果五四前夕毛鲁亲密到如此程度，为什么鲁迅日记毫不提及？
       张琼提供的“史料”中还牵涉到李大钊。“鲁迅曾向李大钊问起：‘毛泽东在马列主义小组里学习情况怎样？’李大钊同志说：‘非常好!这是中国优秀人才，大有作为，不是小有作为。’鲁迅说：‘彼此所见皆同。’”这又是一段无厘头的对话。据我所知，1920年3月，北大成立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十九位北大学生发起，其中有罗章龙、邓中夏、刘仁静、何孟雄等，会员有一百余人(包括工人会员)。毛泽东虽然此前参加过北大的一些学会活动，并不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北京倒是成立过一个与李大钊有关的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者有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刘仁静、张国焘、罗章龙等，亦无毛泽东。
       此外，张琼还说，鲁迅曾对贺树和瞿秋白多次夸奖毛主席，并拿一本西方哲学著作向毛主席请教，等等，均不可信。除了以上陈述的理由之外，还必须指出：在1918年，毛泽东并不是“主席”，只是一个遭人白眼的湖南穷学生。鲁迅当年也几乎无人知晓——人们只知道北洋政府教育部有一位佥事叫周树人。这位周树人直到1918年5月才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狂人日记》，除开当时《新青年》的少数编辑之外，外界还没有人把周树人跟“鲁迅”联系起来。就连周树人终生不渝的挚友许寿裳也不知道“鲁迅”是何许人也，特意写信询问。同年8月20日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才坦陈：“《狂人日记》实为拙作”。至于张琼说鲁迅通过宋庆龄多次给毛主席写信，宋庆龄在有关回忆录中从未提及。如真有此事，堪称文坛佳话，宋庆龄没有必要隐瞒。
       最有利于澄清是非的其实是毛泽东本人的态度。毛泽东对鲁迅的尊崇是尽人皆知的。从1938年开始，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或非公开场合多次谈及鲁迅。如果毛跟鲁真的是“熟人”“曾多次通信”，鲁迅又在家中对毛“待若上宾”，那毛却丝毫不提及他们之间的私交，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许广平也不会在20世纪60年代初公开出版的《鲁迅回忆录》中明白无误地说，鲁迅生前没有能够跟毛主席见过面。当时毛主席还健在，并没有进行更正。
       在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感到澄清张琼提供的“史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令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口述史料”？如果搞清楚这一点，对于口述史理论的建设也许略有帮助。
       根据我过去的概括，口述史失真大体有两种状况：一是有意作伪，二是无意失真。前者往往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或功利目的，后者往往是出于知识的缺失或记忆的误差。张琼的情况应该是属于后者。但记忆产生差错的原因又各有不同。记得季羡林先生有篇著名的散文，题为《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季先生回忆，1948年12月中旬，胡适在北平参加北京大学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虽然当时解放大军将北平团团包围，但胡适仍从容淡定，面带笑容。此文发表后，有读者指出，胡适夫妇已于当年12月15日从北平飞往南京，他参加的是南京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纪念会，当场痛哭失声，因为他当了“不名誉的逃兵”。季先生承认自己的失误，但又不想对已刊之作进行修改。他表示，他脑子里面的确就是如此记忆的，虽然远在北平的他并没有参加南京的纪念会。我完全相信季先生的真诚。他文章中的胡适其实是他心目中想象的胡适，想来想去就以假乱真了，虽然这种记忆跟历史真实南辕北辙。我完全不懂心理学，姑且将这种现象归纳为老年人的“记忆偏执症”。我以为张琼老人提供“史料”的失误也应该属于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