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两个口号·三份宣言·四条汉子——鲁迅临终前的“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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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漱渝(1941-)，男，北京人，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北京 100000

原文出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年 05 期

内容提要：1935年秋至1936年秋上海左翼文艺界发生的“两个口号”论争，是在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发生的论争，影响至为深远。它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而长期存在争议的课题，因而有必要对这次论争中的史料进行认真梳理，如实介绍双方的立场和观点，客观全面地作出分析和评价。

国防文学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鲁迅  四条汉子　　national defense literatur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war  Lu Xun  the four fellows


      鲁迅晚年多病。1935年末，鲁迅写了一篇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副标题就叫“关于‘舒愤懑’”。我以为，“愤懑”二字可以较为准确地概括鲁迅晚年的心态。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人身体不适无疑会对情绪产生负面影响，但毫无疑义，恶劣的心态肯定又会加剧病情，并且使脾气越来越坏。这就叫恶性循环，在鲁迅安葬式上，萧军曾发表简短演说：“鲁迅先生的死是他的敌人迫死的——是他的敌人要他死。他现在已经死了，难道他的敌人就胜利了吗？”①萧军这番话，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有助于了解鲁迅晚年腹背受敌的状况。对于鲁迅而言，最使他痛心的并非正面之敌的刀斧，而是友军从背后误射的流弹。1936年7月17日，他给远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写了一封信，谈到当年3月和5月两次生病，并说：“所谓小英雄们，其实又大抵婆婆妈妈，令人心绪很恶劣，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当病发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真要逼死人。”②信中所谓“小英雄们”“新英雄们”，系指“国防文学”口号的倡导者；“杀我祭旗”，是指鲁迅对这个口号持异议之后，对方冠鲁迅以“不理解基本政策”“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这就是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期间的真实心境。

      提出“国防文学”口号
      从1935年秋至1936年秋，即鲁迅去世的一年前，上海左翼文化界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使病中的鲁迅更加大感到气闷。
      在中国，最早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是周扬。1934年10月2日，他以“企”(“起应”的谐音)为笔名，在上海《大晚报》发表了《“国防文学”》一文。不过，这篇短文主要是介绍苏联的一个创作流派“国防文学”(Literature of Defence)——“它的任务是在于防卫社会主义国家，保卫世界和平。它揭露帝国主义怎样图谋发动战争，怎样以科学为战争的武器”。其代表作是描写日俄战争的历史小说《对马(Tsushima)》。当时上海发生了一·二八战事，义勇军正在东三省跟日本侵略者进行游击战争。周扬撰写此文的目的，是想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用“国防文学”作品作为拯救中国的一种特殊武器，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全无关，所以后来周扬本人把这篇文章忘得一干二净。
      1935年12月21日，左联作家周立波在《时事新报·每周文学》发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一开头就提到一年多以前周扬提倡“国防文学”的那篇文章。不过，他并不是简单重复周扬的主张，而是在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下，要把“国防文学”作为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子，去团结汉奸卖国贼之外的一切中国文艺工作者。“在这样的简单的条件之下，国防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却是无限多样，无限广阔的。它可以用一切小说，诗歌，戏曲，札记等等的形式，可以用《震动全球的十日》实录的体裁，更可以用济希(按，也译为‘基希’)的报告的手法，也可以用多斯，帕索斯的影片式的摄取，而‘纪念’一样的感性的追悼文章，更是学生运动的历史记录的最好例证。”“不但内地农民，义勇军，以及北平学生的壮烈的爱国运动是我们国防文学的内容，凡是反汉奸、反经济出卖，反对Intlation的任何文学，都有国防的作用。”
      周立波具有多方面的文学才能，擅长写小说，也搞翻译和评论。他1934年底加入左联，同年底入党，跟徐懋庸、王淑明合编左联机关刊物《时事新报·每周文学》。他跟左翼的党团负责人之一周扬不仅是同乡，而且是周扬的族侄。显然，周立波这篇文章并非一时兴起，独抒己见，不仅体现了左联领导层的主张，而且反映了新形势下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变。
      左联的领导机构叫中央文化教育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由于上海文化教育界地下党组织一度跟陕北党中央失去联系，于1935年10月重建一个临时性的“文委”，成员有周扬、章汉夫、夏衍、钱亦石、吴敏，并推举周扬为书记，抓全面工作，并兼任左联党团书记，章汉夫协助钱亦石领导社联及其所属团体，夏衍仍旧分管电影、戏剧、音乐，徐懋庸则是左联的行政书记，这种安排，都有待跟党中央恢复联系之后得到追认或调整。
      大约在1935年10月，夏衍在史沫特莱处得到了一份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不是一般所说的《救国时报》)，上面转载了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由于签发时间是8月1日，所以简称“八一宣言”。这份宣言以党中央名义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政治口号。不久，于伶、周扬、苏灵扬等人又在上海南京路一家德国人开的“时代精神”书店买到了一本同年九月第三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英文版)，上面刊登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内容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些文件由“静”(田静)译成中文，约3万字，作为《第三国际七次大会文献》专辑发表在“文总”机关报《文报》第11期的副刊《研究资料》第1期上。这就成为了文委领导成员提倡“国防文学”的政治依据。同年11月，“文委”还收到左联驻国际作家联盟代表萧三的来信，明确提出解散左联。当然，这也不是萧三的个人意见，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和康生的意见。“国防文学”口号提出之后，由于符合建立文学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而且简单明确，在文艺界得到了不少人的拥护。但有另一些人心存疑虑。因为“国防文学”是“国防政府”下面的一个口号，党内外有些人一提到“国防政府”就马上联想到执政的国民党政权，立即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厌恶。就连远在东京的郭沫若也不肯轻易表示同意，觉得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鲁迅的反应更加强烈，他在广州经历过“四一五”政变，曾被那场“血的游戏”吓得目瞪口呆。他担心有些左翼作家可能要借统一战线之名立即放弃对国民党政权的斗争，甚至想到这个统一战线的新政权里去混个一官半职，从此由地下转入地上。鲁迅明确地对友人说：“要一下子将压迫忘记得干干净净，是到底做不到的。以为压迫会轻起来，那也是做梦！……”“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是一种错误罢，也就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什么话！”③对于“国防文学”倡导者对这一口号的解释，以及在这个口号之下应运而生的“国防文学”代表作，鲁迅也秉持异议，甚至极度反感。比如，徐懋庸在给鲁迅的信中认为在统一战线中以“普洛”为主体是当然的，但这种主体作用应该体现在工作上，而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而鲁迅却强调革命文学在文学界统一战线中不能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而且要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又如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认为：“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1936年6月5日《文学界》创刊号)。而鲁迅认为这是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张，因为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唯一条件是抗日，而不是拿以国防为主题的作品当作入场券。《子夜》《阿Q正传》一类作品都不是“国防文学”，但这并不妨碍写这类作品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于在“国防文学”口号下创作的一些作品，鲁迅也不以为然。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夏衍的话剧剧本《赛金花》。创作以赛金花为主角的历史作品，始作俑者并非夏衍。远的姑且不说，近而言之，可以说是一些人的共同兴趣。阳翰笙在《关于〈赛金花〉》一文中写道：“记得三年前，我在寿昌兄(按：即田汉)的鼓励下，也曾以赛金花为题材，替艺华公司写了一个电影剧本的，当时艺华的当局很兴奋，听说很愿花一笔巨款，来摄制《赛金花》的，后来因为艺华公司‘受难’，《赛金花》也就随之‘遭劫’了。事隔三年，至今我还不无怅怅之感！”④周扬看到夏衍的《赛金花》也很高兴，认为这类历史题材也可以成为“国防文学”。周扬等人的追随者也将《赛金花》称为“国防戏剧”口号提出之后收获到的伟大的剧作。
      夏衍反复解释说，他写这个多幕剧是为了讽刺国民党当局的屈辱外交，并不想将一个妓女写成民族英雄。但他承认对“夜事夷寝”的赛金花充满了同情，因为她虽然“是以肉体博取敌人的欢心而苟延性命于乱世”，但“她多少的还保留着一些人性”，“不仅在妓女里，就是在清末士大夫中间，也很少有她一般的见识”。⑤夏衍还说，这个戏当年在南京上演时，“立即遭到了国民党主管文化工作的张道藩的捣乱和禁演”。⑥
      不过，依据1936年生活书店出版的《赛金花》，主人公在避免八国联军血洗北京城的过程中似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不仅可以指挥朝廷，也可以指挥联军，跟她睡过一些时候的瓦德西对她更是言听计从。
      由于义和团运动中的乱兵杀死了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德皇要求欧洲各国组织联军进攻中国，并任命瓦德西为联军统帅。剧中有一幕描写赛金花、瓦德西跟强烈要求复仇的克里德夫人会谈。赛金花提出一个调解方案，要中国皇帝为克林德亲写悼文，再“造一座中国最伟大的牌坊”，落成后还“要中国皇帝亲自设祭”，除此之外，她还让李鸿章全盘接受德国的其他要求。赛金花的方案终于熄灭了克里德夫人的怒火，使北京居民免遭一次屠城之灾。紧接着剧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瓦(回头拍着赛的肩膀)：你是中国最好的外交官，你是西太后的大功臣，你替中国尽了很大的责任。
      赛(好像卸了重担子似的)：我很高兴，总算替皇上做了一点儿小小的事情。⑦
      病中的鲁迅读到这种描写不禁冷笑：“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⑧

      “四条汉子”事件
      在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有一段是颇为漫画化的描写：“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⑨
      文中所说的“另两个”，是指夏衍和阳翰笙，因为矛盾主要存在于鲁迅跟周扬、田汉之间，所以对“另两个”姑隐其名。鲁迅不曾想到，他临终前在盛怒之下写的这段文字30年后在神州大地得到了广泛传播。“四条汉子”因而也就成为了田汉、周扬等人的代称。
      应该承认，在若干细节上，这篇文字确有失误或不够严密之处。首先，鲁迅在1936年所说的“去年”，按推算当为1935年，而当年的2月19日晚，因叛徒李竹声、盛忠亮出卖，身为文委成员的田汉和文委书记阳翰笙先后被捕，从上海转押到了南方，已无法跟鲁迅碰头。鲁迅描写的那一幕，实际上是发生在1934年秋天，而不是1935年。其次，田汉等人也并不是一律洋服，从一辆汽车中同时跳出来的。夏衍记不清其他人的着装，但他当时穿的是一件深灰色骆驼绒袍子。“一律洋服”，不过是为了衬托他们当时的神气活现罢了。
      此次会见的目的是向鲁迅汇报左联工作，原本只有周扬、夏衍、阳翰笙三人参加，不料他们出发打出租车时碰到了田汉。田汉执意要一起去，他们无法婉拒。四人在内山书店附近的日本小学门口下车，分别来到谈话地点——内山书店的会客室。内山完造准备了日式茶点。阳翰笙、周扬先后报告了白色恐怖下“文总”的工作情况，鲁迅抽烟聆听，不时点头微笑。又是“不料”，田汉突然插嘴，说胡风有政治问题，希望鲁迅不要过于相信他。鲁迅脸色立刻变得阴沉。他质问田汉的根据，田汉说他从穆木天那里听说的。鲁迅立即驳斥道：“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结果不欢而散。不过，为了顾全大局，分手时鲁迅还是掏出了一张一百元的支票，幽默地说：“前清的时候花钱可以捐官，捐差使，现在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帮不了忙，那么捐点钱，当个‘捐班作家’吧。”田汉所说胡风有政治问题(也即是鲁迅文中所言：“胡风是内奸，官方派来的”)，系指胡风在孙科出资筹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任职。胡风是1933年6月中旬从日本到上海的。他在日本期间曾参加日本普罗文化运动，又参加了日共领导的日本反战同盟和中国左联东京支部的活动，后被日本警察驱逐回国。回国后，由周扬安排，担任了左联宣传部长。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经过杨幸之、韩起的介绍，胡风被聘为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日文翻译。这件事征求过周扬、茅盾的意见，他们都表示支持。⑩
      孙科是孙中山的长子；既是蒋介石集团的一员，又跟蒋介石保持一定距离，有时甚至分庭抗礼。1932年12月，孙科就任立法院长，主持宪法起草工作，以期早日结束国民党的长期“训政”。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时事类编》半月刊，译载外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资料，也包括苏联和外国进步政党的文章。工作人员中有地下党员(如张仲实)，也有一些进步人士(如沈兹九，陈文路)。胡风在这样一个机构从事翻译工作，当然不能视为政治问题。但有人借此事在暗中兴风作浪。1936年初，鲁迅收到从南京市中央监狱转来的一张明信片，说鲁迅已投靠国民党政府，并劝一位署名“寿昌”(按：寿昌是田汉的原名)的人也投降转向。上海《社会日报》也登了一篇文章，题为《鲁迅将转变？谷非张光人近况如何？》，诬陷鲁迅是由胡风引荐向南方投降。(11)所以，田汉借穆木天之口攻击胡风，鲁迅感到异常气愤。他说：“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田汉等人对胡风表示怀疑之后，胡风即愤而辞去了在左联的职务。由此可见，鲁迅关于“四条汉子”的这段描述，虽然有个别细节略有出入，但提出的是一个进行党内斗争的基本原则，即不能允许信口陷构，轻易诬人。

      “钦差大臣”冯雪峰
      自周扬、周立波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以来，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文艺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各报刊发表的长短文章近500篇。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在1936年6月之前，讨论的气氛基本正常。探讨有关文艺的方针、政策、理论以及对某些具体作品的评价，本来就会见仁见智，更何况在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各国政党的政策也处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之中。1938年5月下旬，毛泽东对奔赴延安的徐懋庸说：“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12)毛泽东以上说法是合情合理，令人信服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的过程中，就经历了一番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乃至一度“拥蒋抗日”的曲折变化。中国共产党的顶层设计都在不断调整，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的认识当然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何况口号本身并非万能，而在于对它的阐释和运用。
      1936年6月之后争论双方的火药味愈演愈浓，甚至发展成了意气用事，人身攻击。这种变化跟冯雪峰的到来直接相关。
      1936年4月26日，这是一个星期天。下午，鲁迅的大陆新村寓所来了一位身材魁梧、风尘仆仆的客人。当时鲁迅夫妇正带着海婴到卡尔登戏院看电影，但家中的老保姆对这位客人还有印象，便将他请上二楼，喝茶静候。黄昏时刻，鲁迅一家三口回来了，客人兴奋地下楼梯，迎着正在上楼的鲁迅，热情伸出了他那只粗大的右手。鲁迅没有握手的习惯，但一见面就敞开心扉开门见山地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13)
      这位远方来客就是冯雪峰。他1933年12月中旬离开上海到江西瑞金苏区，担任党校副校长，经常跟排斥于红军领导岗位之外的毛泽东交谈，谈得最多的是有关鲁迅的话题。1934年10月，冯雪峰穿着草鞋，背着军用粮袋，随中央红军长征，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4月，冯雪峰接受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派遣，以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派他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跟鲁迅等名人熟识。因为陕北党中央跟上海地下党组织久已失去联系，情况不明，便要求冯雪峰执行“先党外后党内”的方针，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人，基本摸清情况后再去找党员和地下组织。鲁迅说的“这两年”，即指1934年至1935年；“他们”指左联党员负责人周扬等；“摆布”就是瞎指挥。
      据冯雪峰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述，他当年执行的秘密任务有四项：一是在上海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尽快报告陕北中央。为此，专门为他提供了2000元经费，交待了密码，用“李允生”的名字联系。二是跟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如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路线政策。三是了解和寻找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做一些准备工作，党中央将另派人到上海做党组织重建工作。四是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这四项任务，第一项是周恩来交待的，后三条是张闻天交待的。(14)此外，毛泽东还跟冯雪峰作了一次彻夜长谈，给他交了底牌：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为此，毛泽东要求他跟国民党各派系都进行接触。(15)
      冯雪峰见到鲁迅之后，就一连在鲁迅那里住了半个多月，对外介绍的身份是商人。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冯雪峰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上海执行任务，不仅没有消除鲁迅跟周扬一方的矛盾，反而导致了矛盾的激化。其原因是双方此前隔阂太深，冯雪峰的一些做法固然未必尽妥，周扬一方更有诸多猜忌。
      在冯雪峰看来，他到上海之后先联系党外人士，后联系党内人士完全是执行党中央的方针。因为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有近十个系统，又曾多次遭到破坏，敌我阵营并不明晰，贸然联系易出纰漏，造成难以追补的损失。冯雪峰为了联系各界救亡人士费了不少时间，为了收集情报又亲赴香港跟从莫斯科回来的潘汉年联系，费时近十天，故不能及时跟周扬等人联系。而周扬、夏衍对上述情况全然不知，只知道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保存组织联系党员做了不少工作。夏衍回忆道：“据雪峰自己说，他是四月下旬到上海的，但我们一直不知道，直到五月底，王尘无告诉我，他从一个朋友口中听说，党中央已经派人到了上海，但他不知派来的人是谁。过了不久，这个消息就传开了。当时，‘文委’的几个人——包括周扬、钱亦石在内，听到这个消息真有欣喜若狂之感，而且相信这位从陕北来的人一定会找我们的。我为此还去找了王学文和搞工会工作的马纯古，告诉他们这个喜讯，并约定，任何一方先接上关系，就赶快相互通知和联系，可是等了一星期、十天，一直没有人来和我们联系。直到六月初，我去找章乃器，他才告诉我，他已经和中共中央派来的人取得了联系，特别使我吃惊的是章乃器说，你们中央派来的人今后要和他直接联系，所以关于救国会的事，你可以不必再找我了。”(16)夏衍所谈也的确是他的真情实感。双方原本存在隔膜，眼下又缺乏沟通，所以就形成了积怨，当冯雪峰联系周扬时周扬竟拒绝见面，说他是假钦差。跟夏衍见面也闹得不欢而散。

      新口号是如何酝酿的？
      由于“国防文学”的倡导者对这个口号的解释确有不足之处，加之鲁迅等人对“国防文学”口号也心存不满，所以冯雪峰打算另提一个口号进行弥补，这个新口号就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关于新口号的提出过程，参与者提供的细节有大同，也有小异。最早将新口号公诸于世的是左联的理论家胡风。1936年6月1日，他在《文学丛报》第3期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文章说，在民族危机更加迫急，“新的愤怒新的抗战”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阶段，能够反映文学特质并为之提供新的美学基础的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种文学依据的是发展中的现实主义表现方法，但又蕴藏有无限的英雄的奇迹和宏大的幻想，因而又含有积极浪漫主义的一面，这个口号体现了劳苦大众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以及克敌的组织者和主要力量。这个口号继承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传统，尤其体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文学创作的成果。文末特意注明了写作时间：“一九三六，五月九日晨五时”。
      1977年9月底10月初，还被关在四川监狱的胡风按照四川公安厅“愈确，愈详，愈细则愈好”的要求，写了一篇《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供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注1981年版《鲁迅全集》参考。在回答“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提出的经过时胡风说：“冯雪峰到上海当天我到鲁迅家就见到了，第二天或第三四天在鲁迅三楼后房谈话时，他说‘国防文学’口号他觉得不好，从苏联刚回来的潘汉年也觉得不妥当似的，要我另提一个，我就提了这个口号。第二天去时(他暂住鲁迅家)，他告诉我，周先生也同意了，叫我写文章反映出去。我当晚就写了这篇文章，第二天拿给他看。第三天见到时，他还给我说，周先生也看了，说可以，叫我给什么地方发表出去。我交给聂绀弩和光华大学学生马子华等编的《文学丛报》第三期发表了。”又说：“提出时，我用的是‘人民文学’(因日本用的‘大众小说’类似中国鸳鸯蝴蝶派小说，所以我避免用它)，但冯雪峰说我们用惯了，可以改成‘大众文学’。其余他都同意，没有讨论，当晚他向鲁迅谈过，鲁迅同意了。第二天见到时他就叫我写文章反映出去，文章，他看过，他也给鲁迅看过，没有改动一个字。”(17)这就是说，胡风提出新口号完全是冯雪峰的授意。发布新口号的文章事前也得到了鲁迅的同意或默许。
      冯雪峰对同一事情的回忆则是，胡风首先提出，很多人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也反对。冯才接着说，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可以提一个有明白立场的左翼文学的口号。于是胡风提出了一个新口号：“民族革命战争文学”。冯雪峰认为，“民族革命战争”已有阶级立场，如果再加上“大众文学”，则立场就更加鲜明，然后请示鲁迅。鲁迅认为新提出一个左翼作家的口号是应该的，并说“大众”两字很必要，作为口号也不算太长，长一点也没什么。这就是说，胡风先向冯雪峰反映了他跟一些人(包括鲁迅)对“国防文学”的不满，然后胡、冯二人才合议了一个新口号，由鲁迅拍板。又是胡风主动提出要写一篇文章发布新口号，鲁迅、冯雪峰未持异议。这就是说，在提出并发表新口号的过程中，胡风都是主动者。
      在左联内部，原本存在“周扬派”与“胡风派”的对立。在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半年之后，胡风又率先提出了一个新口号，这在周扬一方看来当然是一种分裂活动。他们并不知道鲁迅是新口号的支持者，于是一场围绕“两个口号”的论争迅速展开，双方都动了意气。“两个口号”论争的局面当然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背道而驰，因为统一战线的前提是反日、反汉奸，跟拥护什么口号，选择什么题材，运用什么创作方法并无关系，于是只好由鲁迅出面来收场。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写道：“我还得说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无误及其与‘国防文学’口号之关系——我先得说，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讨论的一个。”这样一来，鲁迅就将责任完全揽到了他一个人肩上，而且引出了胡风、冯雪峰之外的另一人，那就是茅盾。
      茅盾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其实有一个深化过程。他原本赞同“国防文学”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倡导者说他们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提出的，又讨论了几个月，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但他也觉得这个口号有些缺点，比如把“国防文学”作为一个“创作口号”来理解，可能会排斥或轻视国防主题之外的作品，导致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认为在抗日救亡的前提下，应该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这才可以避免产生“公式主义”。
      1936年5月5日晚，茅盾到鲁迅家，送鲁迅撰写的《凯绥·珂勒惠支的画信集》序言的译文，当时冯雪峰也在场，于是谈到了“国防文学”口号。鲁迅对茅盾说：“现在打算提出一个新口号，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以补救国防文学口号在阶级立场上的不明确性，以及在创作方法上的不科学性。”冯雪峰在一旁补充说：“这个新口号是一个总的口号，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贯彻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而国防文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口号，可以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换。”鲁迅还告诉茅盾，新口号中的“大众”二字就是冯雪峰加的，并问茅盾有什么意见，茅盾表示，提新口号这个工作非得鲁迅亲自做不可，否则可能引起误会。结果胡风以个人名义写了文章，茅盾看了大吃一惊，因为好像新口号是胡风一个人提出来的，也没有说明两个口号之间的关系。给人的感觉，就是要用新口号来代替原来的口号，茅盾向鲁迅提出质疑，鲁迅回答是：“胡风自告奋勇要写，我就说，你可以试试看。可是他写好以后没给我看就这样登出来的。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对那个口号的解释也不完全。不过文章既已发表，我看也就算了吧。”这也就是说，胡风过于性急地提出新口号，给鲁迅造成了被动；同时，胡风的文章对新口号的阐释也不充分，不能让人感到提出新口号的必要性。
      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鲁迅弥补了胡风文章的不足。首先，鲁迅旗帜鲜明地拥护革命政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推倒了鲁迅破坏统一战线的不实之词。其次，鲁迅明确指出革命文学在文艺界统一战线中的领导责任应该更加重更放大。这就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体现了坚定的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的一致性。第三，鲁迅认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这就纠正了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题材为中心的关门主义倾向。至于“国防文学”跟“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关系，鲁迅认为前者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是目前文学运动的一个具体口号；后者主要是对左翼作家们提出的，比前者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两个口号可以共存互补，而不应该以提出的先后为衡量标准，把前者视为“正统”，把后者视为“标新立异”。

      鲁迅拒绝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
      周扬等人执意解散左联之后，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鉴于美国已经成立了德莱赛等百余人组成的美国作家大会，法国成立了纪德、罗曼·罗兰等参加的保卫文化大会，于是，周扬等决定成立一个中国文艺家协会。公开出面的联系人是郑振铎、傅东华和茅盾。列名于发起人的有叶圣陶、王任叔、沙汀、荒煤、曹聚仁、洪深、徐懋庸、邵洵美、何家槐、李健吾等。协会的宗旨是：“联络友谊，商讨学术，争取生活保障，推进新文艺运动，致力中国民族解放”。周扬事先征求鲁迅意见，鲁迅拒绝参加。周扬请茅盾出面调解，茅盾明确表示：“调解工作我实在做不了，不是我不愿调解，而是我没法调解。”周扬万般无奈，只好请发起人之一的何家槐出面，将《中国文艺家协会组织缘起》寄给鲁迅，再次进行动员。鲁迅1936年4月24日复何家槐信写道：“前日收到来信并缘起，意见都非常之好。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但自觉于公事并无益处。这回范围更大，事业也更大，实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鲁迅的态度十分明确：“他并不是反对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意见，只是吸取参加左联期间的教训，不愿再做一个挂名的盟主，所以不论如何动员都决定不加入。
      1936年6月7日下午两点钟，中国文艺家协会在四马路大西洋菜社里的一个大厅成立。与会者有七、八个人，签名同意人会的有118人。公推茅盾、夏丏尊、欧阳予倩、洪深、傅东华组成主席团。由于夏丏尊年龄最大，又被推为主席。会上讨论了简章、宣言，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九人：茅盾、夏丏尊、傅东华、洪深、叶圣陶、郑振铎、徐懋庸、王统照、沈起予。候补理事五人：郑伯奇、何家槐、欧阳予倩、沙汀、白薇。会议有意回避了“两个口号”论争问题，呼吁在全民族一致救国的大目标下，文艺上主张不同的作家们可以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这个协会虽然在艰难中成立了，也团结了包括冰心、丰子恺等并非左翼的作家，但实际上并无活动。(18)
      在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23天之后，《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发表了。为郑重起见，这个宣言原本应该由鲁迅起草，但由于鲁迅在病中，不宜过度劳累，便由巴金和黎烈文分头起草，再由鲁迅修改合并，领衔发表。宣言中有些文句一看便知是巴金的文风，也是在巴金的其他文章中出现过的，如“在现在当民族危机达到了最后关头，一只残酷的魔手扼住我们的咽喉，一个窒闷的暗夜压在我们的头上，一种伟大悲壮的抗战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份宣言体现的救亡图存精神，跟《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毫无二致。由于这份宣言先后在不同刊物发表，签名名单也有出入，累计起来，签名者应为78人。其中有些人追随鲁迅疏远周扬，如巴金、曹禺、萧乾、萧军、萧红，有些则是态度折中，在两份宣言上都签了名，如唐弢、荒煤、辛人。(19)
      这两份宣言的先后发表，不但没有成为上海文艺界结成广泛统一战线的标志，反而成为了原左翼营垒分裂的象征。这当然是跟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逆向而动的。在“两个口号”论争过程中，也有人居中调解。陈伯达写了《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认为“国防文学”是联合战线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国防文学”的左翼，是国防文学最主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国防文学的主力。他认为因“两个口号”而分裂的作家组织应该牺牲成见，重新统一。(20)领导白区工作的刘少奇也以“莫文华”为化名，写了《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他指出这次论战的最大的意义，是在克服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他对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的立场和观点表示完全支持。文章指出，鲁迅的文章丝毫也没有争口号的态度，而是站在正确立场，“深刻的指摘了和解剖了徐懋庸先生和周扬先生等的宗派主义的理论与气质，不但对我们指示了正确的观点与办法，即对于一个富于宗派气质的青年的徐懋庸先生的批判，也有着对于我们非常宝贵的教育和辛辣的教训的意义”。(21)
      这些调解工作收到了一定效果。1936年9月20日，又有一份文艺界的宣言发表，名为《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的宣言》。单从签名人数来看并不多，远少于前两份宣言，然而其代表性却极其广泛。宣言强调，“作家个人或集团，平时对文学之见解、趣味与作风，新派与旧派不同，左派与右派亦各异，然而无论新旧左右，其为中国人则一，其不愿为亡国奴则一；各人抗日之动机或有不同，抗日之立场亦许有异，然而同为抗日则一，同为抗日的力量则一”。这一段直白的文字，可谓道出了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精髓。1936年9月，这份宣言分别发表在《文学》7卷4号和《新认识》第2号宣言上，签名者既有左翼文坛领袖鲁迅、郭沫若、茅盾，左翼文坛成员陈望道、洪深、郑振铎、王统照、郑伯奇、张天翼等，还有非左翼作家冰心、丰子恺，鸳鸯蝴蝶派文人周瘦鹃、包天笑，甚至还包括跟左联论战过的林语堂。这份宣言由茅盾、郑振铎起草，冯雪峰定稿。为了使宣言不染上明显的政治色彩，周扬、夏衍没有列名。夏衍后来指出：“这个宣言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线时期文艺界第一次大联合、大团结的文件，在现代文学史上，应该说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22)

      ①衡：《出殡的行列》，《鲁迅先生纪念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37年，第191页。
      ②《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6-117页。
      ③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回忆录》(中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57页。
      ④《女子月刊》1936年9月1日第4卷第9期。
      ⑤夏衍：《〈赛金花〉余谭》，《女子月刊》1936年9月1日第4卷第9期。
      ⑥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329页。
      ⑦转引自郑伯奇：《〈赛金花〉的再批评》，《女子月刊》1936年9月1日第4卷第9期。
      ⑧《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25页。
      ⑨《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54-555页。
      ⑩《胡风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6页。
      (11)见1935年12月1日上海《社会日报》，署名“虹儿”。
      (12)徐懋庸：《回忆录四——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13)《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507页。
      (14)《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506页。
      (15)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给冯雪峰的指示信，《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
      (16)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313-314页。
      (17)胡风：《胡风遗稿》，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第118-119页。
      (18)参阅《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大晚报》1936年6月8日。
      (19)《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936年7月1日文季月刊第1卷第2期。
      (20)《“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924-927页。
      (21)《作家》1936年10月15日第2卷第1号。
      (22)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