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超超 新国家与旧工人：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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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家与旧工人：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

林超超

　　原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提要：本文通过对上海市各级档案馆所藏档案文献的梳理，详细考察了在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中，新政权如何通过诉苦、交待、典型示范等动员技术，对旧工人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改造，从而为自上而下地重塑一支新的“工人阶级”队伍奠定基础。对旧工人的改造，不仅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也构成了新国家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整合的一个方面。

　　关键词：民主改革运动；私营工厂；国家；工人阶级；社会整合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冯筱才教授的指导，同时《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也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文中仍存在的问题则由作者负责。

　　一、前言

　　那个老年的审判员见夏世富走进了法庭，他丢下朱延年不问，转过来对着夏世富严肃地问：“你是不法资本家夏世富吗？”

　　夏世富慌忙回答：“不是，不是。我是工人阶级。”

　　“你参加了工会吗？”

　　夏世富愣了一下，旋即信口应道：“我参加了工会。”①「①这段文字摘自周而复以上世纪50年代上海重大政治、经济事件为背景的小说《上海的早晨》（周而复，2004），朱延年和夏世富分别是小说中福佑药房的经理和账房伙计。周而复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是1949年后上海历次政治运动的参与者，依作者所言，这部小说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其亲身经历而作。」

　　“我是工人阶级”，这句话在反映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社会风貌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在1949年之后，仿佛成为一道国人都愿意拥有的护身符，一种普遍化的身份认同。那么，这种新的社会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

　　根据裴宜理等人的研究，近代中国的产业工人受到了地缘、党派和产业等多种因素的分割，不同的工人因而有着不同的政治，并不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裴宜理，2001a ；Honig ，1986；Hershatter，1986）。与之相比，1949年之后的“工人阶级”显然已经具备了完全不同的意涵。在这样一个从“旧工人”到“新工人”的转变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魏昂德指出，在新政权成立后，实际上发生了一个国家自上而下重新塑造工人阶级的过程（Walder，1984：3－48）。那么，新国家究竟是如何改造旧工人的呢？新“工人阶级”的普遍认同又是如何形成的？

　　对1952年发生在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补课运动的研究，为我们在微观层面上回答以上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入点。民主改革运动与三反、五反运动一样，是1950年代一次席卷了城市基层社会的政治运动。

　　根据已有研究，厂矿企业民主改革的“实质是彻底清除官僚资本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官僚机构和一些压迫工人的制度，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些企业进一步体现出来”（周鸿主编，1993：22）。但事实上，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对工人的改造是同时并行的，如果进一步区分国营和私营工厂的话，我们会发现，后者在生产关系尚未发生根本变革的私营工厂要更加重要。①「既有研究对民改运动关注甚少，主要见于一些党史资料中，且以对民改运动政策的描述为主（白云涛，2002；李小秦，1995；沈逸静，1998；苏少之，1985；张金平、张长森，1999；邹荣庚，2001，等等）」本文认为，私营工厂里的民改运动可以被视为新国家改造旧工人，从而重塑工人阶级的一种尝试。在下文中，笔者将通过对保存在上海市各级档案馆中的、有关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补课运动的文献资料的梳理，对新国家与旧工人在民改运动中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国家所使用的动员技术以及工人自身的思想和行动，进行细致的考察。

　　二、民主改革：城市“阶级斗争”的补课

　　许多学者都曾对土改运动的“阶级斗争”予以了特别的关注，他们的研究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农村中发动“划阶级”、“诉苦”等实践活动，将乡村社会原生的各种矛盾以“阶级对立”的方式展现出来，藉此成功地将党的意志转化为农民的意志（Shue ，1980；何高潮，1997；黄宗智，2003；张小军，2003；李放春，2005；方慧容，2001，等等）。在这其中，“阶级”是否存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人为构建起来的以“阶级对立”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确确实实地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1949年之后被运用到城市环境之中。

　　1949年，当共产党人夺取城市政权之后，他们马上要面对的是两大挑战：一个是“发展生产”，一个是“稳固政权”，后者对于刚刚主政城市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至关重要。新政权的稳固是伴随着对“阶级敌人”的“否定”与“清算”向前推进的。何谓“阶级敌人”？它首先包括与旧政权相涉的人群，对他们的打击主要通过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和惩治其首要分子的方式得以实现，其次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者，再次是“资产阶级”。

　　“镇反”运动被认为是中共农村政治动员经验在城市中的第一次实践（裴宜理，2001b ：107；杨奎松，2004：1），通过启发基层民众的阶级仇恨意识，新政权在清算“阶级敌人”的行动中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将其以为不可信任的群体贴上“反革命分子”的标签予以严厉地制裁。在基本肃清了“面”上的敌人之后，1951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2：453－460），把矛头转向了“潜藏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①「事实上，早在1950年前后，以清除“封建残余势力”、改革“封建压迫制度”为中心内容的民改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具体而言，其内容包括废除“搜身制度”、“把头制度”（如“包工制”、“工头制”等），以及各种垄断制度，与此同时清算这些领域内的恶霸分子」同时由于新政权成立之初，共产党对原有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采取了“原封不动”的接收政策，对其中的旧人员和旧制度的清算与改造尚未着手进行，于是，这项未竟的重任也落在了民改运动的“肩上”。

　　大体上，全国范围内的民改运动都先从国营企业开始，待取得工作经验之后，再转入私营企业。与其他地区相比，私营企业的民改运动对于上海来说无疑具有更大的意义。1949年上海私营工业生产总值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了79.1%（孙怀仁主编，1990：35），即便到了1952年年底，上海私营工业企业的职工人数也占到了全市工业企业职工总数的67.4%，①「《1952年年底上海市工业企业单位数及职工人数统计》，1953年，B182－1－428，上海市档案馆藏，第5页」更毋庸说私营商业。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补课运动②「之所以称为“补课”，是基于对此前进行的“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五反”等运动已经解决或初步解决了私营工厂内的部分民主改革任务的认识。参见《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宣传提纲（草稿）》，1952年，A22－1－58，上海市档案馆藏，第26页。一般来说私营企业包括工厂和商店两种类型，本文主要是以私营工厂为考察对象」最早于1951年底开始筹划，计划在全市挑选74家工厂先行开展试点工作，除市委直接掌握4个单位（启新纱厂、永大染织厂、永安三厂、大隆机器厂）外，其余的70家工厂分别由21个区的43名区委委员负责（邹荣庚，2001：224）。为此，各区委干部在申报典型试验厂③「对典型试验厂的选择，原则上要求是生产和劳资关系正常、规模较大，同时厂内共产党组织发展较完善的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2：458－459）」时对辖区范围内的私营工厂的职工人事档案（包括“反动党团”、“反动帮会”情况等）作了初步的摸底调查，④「高华认为民改运动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城市人口的一次“阶级摸底”，工人只有在政治上过关，才能获取“工人阶级”的身份（高华，2007）」除汇集各种“反动组织”的名册、工会入会志愿书、劳保卡等人事档案进行比对分析、“顺藤摸瓜”之外，搜集“活材料”也是他们的重要策略，如召集厂中政治历史清楚的原地下党员和老工人回忆隐情，利用厂里少数的工人“积极分子”在普通工人中明查暗访，甚至提审已在“镇反”中获罪入狱的“反革命分子”。

　　笔者所见榆林区（今属杨浦区）确定的三个试点工厂中，以恒丰纱厂情况最为复杂，在运动开始前，有关部门掌握到的该厂参加“反动组织”的人数已达231人，占到全厂职工总数的11%.⑤「其中又以参加陆京士系统（如工福会、护工队）的职工人数为最，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侠谊社次之，参见《恒丰纱厂是如何进行材料工作的》，1952年7月30日，011－0017－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62页」当然，这一数字不一定准确，有的列名“反动组织”名册的工人，可能自己都不知情。⑥「《榆林区第一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工作总结草案》，1952年，011－0017－000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50页」

　　因此，根据情节轻重，工作组还对他们划分等级：一、二类为情节较轻者，一般为这些“反动组织”的普通成员，而头目分子或“与民有血债者”则划入三、四类，作为重点打击对象。①「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工作组会根据新掌握的信息对它进行调整，同时由于政策在分类标准上存在漏洞，干部个人的主观评价对实际的分类操作也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顺带说明的是，一、二类分子的材料一般由车间掌握，而三、四类分子、政治破坏事故以及专案线索材料一般交由厂材料组掌握。参见《榆林区恒丰纱厂民主改革材料工作总结》，1952年9月12日，011－0017－0004，杨浦区档案馆藏，第56、58页。从后来的处理结果看，一、二类分子基本上都能得到“解放”，被惩治的主要是三、四类分子。据第一批74家试点厂统计，在交待了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7096人中，其中系“反动组织”的一般成员且无显著罪行的占到了94.3%，除此外问题较严重的人中，被逮捕的仅有3人，另有150余人继续接受审查（张金平、张长森，1999：296）」

　　随后，以上筹备工作由于“五反”运动的不期而至被暂停，②「有关“五反”运动与民改运动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有必要作一些说明。从笔者目前接触到的文献资料来看，首先二者在初衷上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不论是较激进的“五反”运动，还是较和缓的民改运动，二者恰体现了中共执政初期对资产阶级既要改造又要合作的既定政策」直到1952年7月才被重新提上议程。1952年7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上海市委《关于“五反”运动后在私营工厂进行民主改革补课的指示》，7月30日，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办公室成立并选派到各试验厂的工作组。8月初，32个工作组进入第一批私营工厂进行试点工作，历时一个半月完成。之后民改运动向全市其他私营工厂推广，至1953年春，30人以上的私营工厂民改运动基本完成（邹荣庚，2001：214－236）。

　　三、谁是“阶级敌人”：被导演的工人诉苦会

　　1952年8月，由市区级党委、团工委、工会以及国营企业中的基层干部组成的首批私营工厂民改工作组正式进驻74家试点厂展开工作。

　　分配到指定厂的工作组首先与该厂的原有干部合并成立新的党支部（没有党支部的则组建党支部），作为本次运动的领导核心，对外称“民主改革委员会”，下设生产、材料、宣传、组织、秘书等部门。③「“民主改革委员会”，一般由党、工会、团、公安分局、资方代表、工人与职员代表组成。参见《上海总工会关于恒丰纱厂拟作为私营厂民改典型试验的请示及谭震林同志的意见》，1951年12月，A38－1－171，上海市档案馆藏，第21页」一旦确立了人事格局，他们的日常工作马上步入正轨。在工人们并不完全知晓的情况下，先期进行的工作，首先是对职工政治档案的完善。此时的材料工作被分作公开与隐蔽二线同步进行，除民改工作队材料组干部的日常工作之外，厂内暗中设有保卫小组（由若干不露身份的材料员组成）对一些问题严重的人物进行重点追踪，同时也关注一般“落后群众”的动态。在调查时，材料员可另行联系若干名积极分子协助其工作，①「《恒丰纱厂材料组民主改革第一阶段工作小结》，1952年，011－0017－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70页」继而由这些最基层的积极分子通过漫谈等方式在工人中发掘未被掌握的隐情。为提高效率，每个积极分子可能会小包干一定数量的谈话对象，②「《恒丰纱厂民改组织工作总结（草稿）》，1952年，011－0017－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20页」再由组织组干部根据他们每日的工作表现记录在案，以便日后发展新党员作参考之用。③「组织组的干部要负责根据积极分子的日常工作表现，将他们划归不同的等级，一、二类积极分子等级较高，三类为一般积极分子，一般来说党组织在发展新党员时优先考虑等级高的积极分子」与完善职工政治档案工作同步进行的还有对厂内基层干部（包括党支部干部、普通党员、积极分子以及工会干部）的工作培训，一方面它是对基层干部政治历史问题的一次清查和政治教育，同时，它也是民改运动的一次预演，帮助干部们熟悉运动的全部流程，掌握政策，积累经验。在干部们对厂内政治情况有了大致的把握，明确了重点打击对象和工作方法之后，一次前所未有的工厂“革命”完成了它最初的准备工作。

　　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民改工作组一直在暗处筹备着即将打响的战斗，但是不少工人已经嗅到了空气中的“火药味”。此时“五反”的硝烟才刚刚散去，工人们从国营企业工人那里听到了一些有关“民改”的说法，④「上海市国营企业的民主改革运动从1951年5月开始试点工作，之后共分四批推进，至1952年8月基本结束。全市参加民主改革的国营企业共260个，参加人数计17.16万人（邹荣庚，2001：214－236）」紧接着谣言四起：“三反”整干部、“五反”整资本家，现在“民改”要整工人了。⑤「《恒丰纱厂第一阶段工作总结》，1952年，011－0017－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79页」

　　果然，很快工人们被召集起来，在职工大会上工会主席向他们发出了动员令，公布了本次运动的几个显性目标：（一）清理残余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纯洁工人阶级队伍，（二）改革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发展生产力，（三）加强职工团结，改善干群关系，整顿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中央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1999：606－615）。

　　之后按照原有的车间设置，工厂被划分成若干个小单位，每个车间又划出若干个小组，每组成员一般不超过20人。各小组先是分头行事，组织本组成员进行“诉苦”。所谓“诉苦”，最早是作为军队中的一种政治教育形式（孙成武，1994），而后在农村土改运动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以往的研究者有将“诉苦”作为一种激发“阶级仇恨”的情感动员方式，也有将其作为一种塑造民众国家意识的权力技术（李里峰，2007；郭于华、孙立平，2002）。虽然这些解释有的还有待商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工厂里发动的“诉苦”也是从类似的逻辑出发的。如果说农村中的土改运动呈现出的是一幅“斗地主”的图景，那么城市里的“阶级敌人”形象为何？更重要的是，它又是如何被确立起来的？这一切都将在“诉苦”中找到答案。

　　这里的“诉苦”其实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具体而言，它包括回忆、对比、诉苦、控诉等步骤。工人们此刻对于“诉苦”并不陌生，在此前的“五反”等运动中已有过经历，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回忆”的是“旧社会”的苦，“对比”的是“新旧社会”的不同，有的工人还表现出了不耐烦的情绪，但是民改运动与“五反”运动毕竟不同，在政策上，资本家并未被列入主要的诉苦对象或者说斗争对象。①「一些地方曾明确提出民改运动“反封建不反资本”的政策方针。参见萧风、沈石，1951」

　　在第一阶段的小组诉苦中涌现出的“诉苦积极分子”，将由小组负责人上报至厂内民改工作组，再由后者确定最终的“典型苦主”②「即由民改工作组在工厂中选拔出若干政治历史清楚而有代表性的工人，他们在工作组的指导下进行诉苦培训，并在职工大会上进行诉苦示范」大名单，入围者则有机会在集会上向全厂职工进行诉苦示范。“典型苦主”需要有代表性，如恒丰纱厂最后圈定的三个典型分别是一位老年工人、一个中年男工和一个安徽籍女工。③「《恒丰纱厂如何培养典型诉苦》，1952年，011－0017－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83页」在“典型苦主”的培养过程中，除了诉苦对象不明确这一普遍问题，工人们诉出的“原始苦”还往往琐碎、零乱，甚至前后语言自相矛盾，这时候就需要工作组干部的提点。

　　工作组的“引苦”工作大致分为三步：首先是帮助苦主“挖根追源”，④「即寻找“苦”的根源」

　　使他们诉出的苦带有普遍性；其次，是协助苦主组织语言，使他们的诉苦条理清晰、通俗易懂，要是遇上不识字的苦主，工作组干部还得将代写好的发言稿一段一段地诵读并解释给苦主听；①「《恒丰纱厂如何培养典型诉苦》，第84页」再次就是指导苦主反复演练，必要时会安排苦主上他厂观摩学习，使苦主在诉苦过程中情感自然流露，能够感染观众。②「《新成区民改委员会关于1952－1953年民改工作情况》（第二十期），1952年10月9日，018－2－744，静安区档案馆藏」姚根林的“诉苦”经历很好地诠释了民改工作组的以上“业绩”。

　　年近中年的姚根林是恒丰纱厂最后确定的三个“典型苦主”之一。

　　在“典型诉苦”培训时，姚自己谈到他的父亲因为“酒糊涂，买东西吃光而死”，工作组干部立即指出此说不妥，建议其改说“因为他父亲在电灯厂做了廿多年工，生了胃病就不要他，受刺激太深，吃酒而死”。接着姚又抱怨解放前曾被“匪军”抢去了三只戒子，工作组干部认为如此说来就与先前所言“家计困难、二十年没有做过新衣裳”有冲突，于是教他只说“被抢去东西”，同时还建议他在诉苦中放声大哭之后，最好不要用手帕遮住脸，否则影响观众视听。③「《恒丰纱厂如何培养典型诉苦》，第84页」

　　当然说到底，诉苦是否到位的一个核心标准还在于苦主是否将“苦根”提升到“阶级压迫”的高度，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④「《恒丰纱厂第一阶段工作总结》，第80页」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苦主都能很好地领会、自觉地接受。在典型诉苦大会上，苦主因为没能很好地消化“台词”，怯场、慌乱、忘词的状况时有发生。⑤「《新成区民改委员会关于1952－1953年民改工作情况》（第二十期）」就拿恒丰纱厂的三个“典型苦主”来说，一开始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觉悟”。老师傅魏金宝只晓得是“帝国主义”残害“我们工人兄弟”，女工王林珍只道是自己命苦，在工作队员的启发之下，他们才诉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的命题。⑥「《恒丰纱厂如何培养典型诉苦》，第83－84页」

　　在典型诉苦大会之后，民改运动转回到小组内部，再次进行小组诉苦。虽然不少工人仍旧对诉苦有抵触情绪，暗地里埋怨工作组强迫他们诉苦，⑦「《新成区民改委员会关于1952－1953年民改工作情况》（第十九期），1952年10月7日，018－2－744，静安区档案馆藏」更有工人觉得自己目前在厂里吃住无忧，比起从前在乡下食不果腹的生活已无可挑剔，⑧「《新成区民改委员会关于1952－1953年民改工作情况》（第二十一期），1952年10月10日，018－2－744，静安区档案馆藏」纵使真有苦处，说出来也未必有用，更何况可能遭人报复。①「《榆林区第一批民主改革工厂中宣传工作总结》，1952年，011－0017－000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62页」但即便如此，如今他们也还是排起了诉苦的长队。②「据榆林区（今属杨浦区）三个试点厂统计，在2528名职工中共有2100人以上诉了苦，参见《榆林区第一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工作总结草案》，第42页」

　　不可否认的是，不少私企工人真切地感受到了现时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的改善，从而体认到从前所受的“苦”。特别是“五反”运动以来，资本家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无奈，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放弃了“三权”（即财产权、管理权、人事权），甚至许以工人高出国营和公营厂标准的工资和福利。据上海市123家私营工厂统计，1952年的营业额虽然下降了7%，但职工收入却比上年增加了1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合编，1993：714）。与资本家相比，工人在社会地位上可谓是“大翻身”。同时，由于诉苦是将矛头指向他人，对自己并无太大害处，因此在这一阶段工人们较多地表现为对政治权威的自觉服从，哪怕大家都知道许多人只是在“演戏”。③「日本学者岩间一弘在《在演戏和宣传之间——上海民营企业职员阶层的重组与群众运动，1949－1952》（2007）一书中以“演戏”为核心词，对上海私营企业中的民主改革运动有专章探讨，他指出在“五反”运动后丧失了威望和实权的职员在民改运动中，一心要表现自己对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服从意志。就此，笔者认为，“演戏”并非“失势”的职员所特有的行为，工人有时也同样需要用这种行为在新权威面前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毋庸赘言，“典型诉苦”其实就是给工人群众看的一出“样板戏”，它将官方所要建构起的阶级路线向基层落实。

　　四、与“阶级敌人”划清界线：旧关系的瓦解

　　如果说新政权的意志是希望工人们通过控诉“旧社会”，激发自己与别人的阶级仇恨，从而获得对“新社会”的认知或认同，④「根据1952年出版的《人民学习辞典》（陈北欧，1952：331）对“诉苦”一条所下的定义，诉苦是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一种方式。它通过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那么紧接着进行的“交待”一节，则是要号召工人们以自觉交待政治历史问题的方式向新政权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藉此对“工人阶级”队伍进行一次清洗，打击各种存在不安定隐患的社会（私人）人际网络，为接下来的新权威组织与制度建设做好人选和舆论准备。在程序上，“交待”与“诉苦”大体一致，也是从小组动员到典型示范再到小组落实，但由于“交待”实质上是从批评进入到自我批评，对交待后“下场”的未知，加剧了工人们内心的不安。①「《恒丰纱厂重点小组交代阶段总结》，1952年，011－0017－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100页」“典型示范”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工人们的这种顾虑，但并不能根除，于是，一场发生在工人与干部、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心理较量打响了。

　　交待一般先是采取自动报名的形式，再由干部进行“排队”（即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安排政治历史问题较轻的人先行交待）。交待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了四个方面之内，即“参加过反动党、团、特组织曾在反动军、政、警、宪任职者”、“参加过反动会道门者”、土匪和恶霸，以及虽未参加以上“反动组织”但历史上有反动罪行者（中央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1999：606－615），不过涉及到的工人数量仍是较多的，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工人从前还只当是入了“会”可以求神拜佛、保平安，小伙子们也只为了能混口饭吃，如今却因此落入了交待的范围中。②「《榆林区恒丰纱厂民主改革材料工作总结》，第59页」

　　事实上，如前所述，在运动开始前工作组对工人们的政治背景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依据问题的轻重程度划分了四个类别，有意识地将政治问题较严重的工人分置在不同的小组中，以便孤立并打击之。这一切都是被严格保密的，只有不让工人们知道自己的底牌，工作组才能在动员工人交待时争取主动权。那些深知自己“问题严重”的工人，在不确定工作组对他们内情的掌握程度时，往往推说自己无知，或扯谎搪塞，或是抱着被组织“知道多少讲多少”的侥幸心理，避重就轻地先交待一些小问题，然后视情势而行，几个有利害关系的工人还达成了“攻守同盟”，更有的索性当起了“积极分子”，表现得格外抢眼：自己主动诉苦不说，还劝说他人老实交待，以示自己的清白坦荡。③「《榆林区恒丰纱厂民主改革材料工作总结》，第59页」有经验的干部这时候会有意向交待者透露部分已被掌握但尚需求证的情报加以试探；一次未交待清楚者，就被要求二次交待，若交待仍不彻底，则继续保留，这些沉淀下来的所谓“最坏分子”就在这种无声地追逼之下做着内心的挣扎，直至投降。①「《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宣传工作报告》，1952年，A22－1－58，上海市档案馆藏，第66页」其间的心理较量是令人玩味的。

　　而其余仅列席“反动组织”普通会员的工人，在交待中则相对积极主动，但是也有他们的顾虑，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无法预知是人们在行动前犹豫不决的一个主要原因。为此，工作组按既定方针采取了“交待一批，解放一批”的策略。以新城区（今属静安区）一批私营工厂为例，当交待阶段接近尾声时，先后共有210人向工作组交待了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占职工总人数的20%左右，其中被判定为一、二类分子有204人，三、四类分子仅有5人（一人当时尚未判定），在这210人中当时已有八成以上被宣布“解放”。②「《新成区民改委员会关于1952－1953年民改工作情况》（第三十三期），1952年10月23日，018－2－744，静安区档案馆藏」

　　在这场心理较量中，干部们要攻破的其实不仅是工人们的心防，更重要的是工厂内部既有的各种私人交往规则，以及在此之上形成的人际关系纽带。事实上，民改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运动进一步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消除工人之间因地域观念、行会帮派所造成的隔阂”（周鸿主编，1993：22）。

　　在上海“资本主义企业”中，自近代以来的惯例是资本家向来很少与工人直接打交道，例如在纱厂车间里通常由“拿摩温”③「“拿摩温”是英文NO.1的谐音，即工头，在上海纱厂里也叫“堂倌”（朱邦兴等编，1984：47）」专事监督工人，这些“拿摩温”往往就成为工人们在工厂里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上级”。向“拿摩温”送礼以求得其关照，是每一个工人们都心知肚明的生存方式。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出发，工人们与“拿摩温”之间的这种利益交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你情我愿”，但如今他们被告知这是一种“封建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关系”，他们是其中的受害方，批判和废除“拿摩温制度”也毫无疑问地被列在私营纱厂民改运动的议程之内。在“拿摩温”检讨会上，小部分工人并没有表态，但更多的人在形势之下控诉了“拿摩温制度”的剥削压迫，特别是那些过去未受到“拿摩温”很好关照的人，他们甚至不满检讨后的“拿摩温”继续留在车间当工人。④「《恒丰纱厂第二阶段工作总结》，1952年，011－0017－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88页」

　　在民改运动中，上海私营工厂存在已久的“拿摩温制度”被正式废止，而“拿摩温”本人在检讨之后大部分成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的普通工人，少数技术出众、舆论甚佳的也还是有机会被选举为生产小组长的。①「《恒丰纱厂废除拿摩温制度总结》，1952年，011－0017－0004，杨浦区档案馆藏，第136页」除完成原岗位的生产工作之外，生产小组长的职责还包括督促本小组成员完成生产任务，向车间主任反映本小组情况，同时负责各小组间的联络工作。②「《怎样建立生产小组长制度（参考资料）》（抄自1952年9月6日增产节约简报），Q197－3－18，上海市档案馆藏，第13页」虽然兼任生产小组长的工人在工资待遇上是只升不降的，但是不少人在就职时还是表现出了犹豫，他们担心自己将来还会走上“拿摩温”的老路。③「《上海市私营纺织生产小组长学习班张明同志的报告记录》，Q197－3－18，上海市档案馆藏，第18页」不过，生产小组长与“拿摩温”毕竟不同，前者显然并不能像后者那样有决定工人去留的特权，而他本人的业绩考核高低是与其所在小组其他成员的生产任务完成情况密切相关的，因此，“拿摩温”时代的私人关系已经被一种相互合作的同事关系所取代。同时，“不脱产”也是一个生产小组长作为基层管理人员得以被划入“工人阶级”行列的重要凭证。

　　近代工厂企业中，工人因地域差别而产生隔阂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仍旧以恒丰纱厂为例，该厂创始于19世纪晚期，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一代又一代的聂家子孙继承着祖上的资产。④「恒丰纱厂大家长聂缉槻是曾国藩的女婿」聂家祖籍湖南，不仅厂内的高级职员几乎清一色是湖南人，就连雇用的工人也以湘鄂籍居多（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1958：35）。湘籍工人对来自其他地域的工人的排挤和疏离，在恒丰纱厂历来存在。工人内部的这种分裂也使得外来势力的干预有机可乘，共产党人当然深知同乡势力在工人分裂活动上的潜能。⑤「1925年恒丰纱厂便成立了党支部，当时隶属中共杨树浦部委（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组织部、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上海市杨浦区档案馆编，1991：9）」1929年1月被中共中央委任为沪东区委书记的刘少奇就曾与恒丰纱厂有过较多的接触，同是湖南人的刘少奇对厂内突出的帮口观念（同乡观念）早有认识（席与齐，1998：194）。

　　出于自我保护意识，在一个利益集团内部的相对少数群体往往会在行动上达成不同程度的默契和联盟，恒丰纱厂里的“安徽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恒丰纱厂的安徽人主要分布在布机间，该车间里共有22名机匠（男工），其中安徽人占去了17个名额。①「《私营恒丰纺织厂安徽帮情况》，1951年12月3日，A38－1－171，上海市档案馆藏，第7页」在这17人中，先后加入国民党各系统组织者9人，另有一名是所谓的恶霸，其中大部分人还入了帮会。②「这些安徽籍工人在入厂前的情况就十分复杂，有贩过白粉的，也有打死过人的，有的在日伪政府中当过宪佐，或专做打手。参见《私营恒丰纺织厂安徽帮情况》，第6－7页」布机间的其他安徽籍女工大多是他们的妻女、亲戚或同乡，整个车间俨然成为厂内“安徽帮”的大本营。由于机匠负责的修车工作在生产上的重要性，“安徽帮”在工会中的权势显而易见，似乎“任何事情不通过他们就行不通”③。「」以上种种使得打击“安徽帮”势力成为恒丰纱厂民改运动的头号政治目标《私营恒丰纺织厂安徽帮情况》，第9页和政治示范，对与旧政权相涉的集团势力的打击，一方面是出于对旧人员的清算和改造，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是对新政权下“合法公民”的一次政治教育。心理战术同样成为了“安徽帮”的克星，民改工作组首先通过典型交待人在职工大会上放出风声，宣称后者已向组织提供了厂内参加“反动组织”的“黑名单”，再由厂内民改委员会主任言明政策（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安徽帮”中的“动摇分子”晓以利害。不出所料，会后即有几个“动摇分子”主动交待了自己的“反动组织”身份，并检举揭发了其他“核心成员”，如此，工作组从内部成功地瓦解了这个小集团。④「《榆林区恒丰纱厂民主改革材料工作总结》，第59页」

　　五、“向党组织靠拢”：新权威下的“工人阶级”

　　当旧有的私人联系被宣告为“非法”之后，工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另一种被庇护形式，那就是“向（共产）党组织靠拢”，于是，争当“积极分子”也从一个少数人的行为选择，成为工人们的普遍共识。随着民改运动的推进，积极分子的规模不断壮大，据榆林区三个试点厂的统计显示，至运动结束时，积极分子数量从原有的201名，增至590人（占到总人数的23.0%），如何从这庞大的队伍中提携出较优秀的后备党员人选，让干部们伤透了脑筋。⑤「《榆林区第一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工作总结草案》，第43页」

　　应该说，民改工作组取得的以上工作进展与厂内“积极分子”的活动是分不开的。这里的“积极分子”，并不限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入党积极分子，只是在理论上，都可谓之拥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通常就是一些自愿或经劝说后能够较好地完成上级指派任务的活跃分子，如前面提到的“典型苦主”等，他们中有的早在“镇反”、“五反”运动中便已崭露头角，此时又成为民改工作组搜集厂中各种人事材料的得力助手。①「《恒丰纱厂民改组织工作总结（草稿）》，第19页」

　　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的赖若愚在工会工作报告中曾指出，民改中的积极分子以徒工和农村来的新工人居多，老工人和旧技术人员相对较少（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1989：189）。笔者所见杨思区（今属浦东新区）典型试验厂恒大纺织厂在民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资料统计，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情况（见表1、表2）。一般而言，农村来的新工人，一来本人的“旧迹”鲜为人知，二来他们在工厂里的资历尚浅，是受挤压的下层群体，因此他们最有可能在旧权威被颠覆的过程中率先倒向新权威。相比之下，工厂里的老工人和旧人员的顾虑就多了，行动往往小心谨慎，不敢出风头。②「《榆林区第一批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工作总结草案》，第47页」恒丰纱厂在民改运动期间，也曾组织过一次老年工人座谈会，试图借此收集补足本厂的“反动组织”人事情况。根据过往的经验，工作组对老年工人可能存在的思想挣扎作了充分的估计，并预先布置三个往常活动积极的老工人准备发言提纲，以期他们能够在与会当天起到带头作用，打消其他老年工人怕与人结怨的顾虑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经过工作组如此精心的准备工作，那次座谈会总算取得了比预期要好的成效。①「《恒丰纱厂召开老年工人座谈会收集材料初步经验》，1952年，011－0017－002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66－69页」



　　但无论如何，在运动开始之初，积极分子毕竟只是少数人，更多的工人是在运动情势的发展之下才选择了成为积极分子。

　　上海私营工厂的民改运动最后是以发展（共产）党组织、改选工会、建立各种工厂管理制度（如生产小组长制、劳资协商会、协税小组、治安保卫委员会等）而收关的。据统计，上海市私营工厂前4批民改单位共新建基层工会组织67个，改选2179个；同时在私营企业建立了群众性的职工协税组织，协助政府开展税收工作，至1953年11月，全市新建协税小组1705个，协税干部计有9000余人；此外，在私营工厂还建立了1682个治安保卫委员会，有治安积极分子63899人（《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编，1997：426）。

　　在这一过程中，有政治问题的原干部自然落选了，在运动中浮现出的部分较为出众的积极分子填补了职位空缺。其中，发展（共产）党员是这一阶段工作的中心环节。②「《榆林区民主改革补课工作第一批第三阶段工作总结》，1952年，011－0017－0002，杨浦区档案馆藏，第59页」在私营工厂民改运动开始前，据统计，当时上海2684家30人以上的私营工厂中，有共产党组织的只占11.79%，相反，所谓的“空白单位”占到了56.94%（邹荣庚，2001：219）。

　　因此，民改运动在策略上要求将发展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贯穿于整个运动的始终，并且发展了一整套“公开建党”的规定程序（见图1）。③「从1952年9月上旬开始，华东各地陆续开始了新一轮的整党建党工作。整党就是整顿党的组织，建党就是发展新党员。1952年9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特别下发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建设阶段以建党为中心工作的指示》，指导建党工作在私营工厂的开展。参见《新民晚报》，1952a 」

　　在民改运动的准备阶段，工厂的“民主改革委员会”下设了组织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组织组的干部需要对运动前和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进行追踪考察，通过一些繁杂的“日报表”全面记录积极分子的一举一动，以此对他们加以“分类”、“排队”（排队在前的积极分子优先考虑发展入党）。对积极分子的考核工作关系到党组织对入党条件标准的把握，而后者又关系到共产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所以这一标准虽不宜制定得过高，但决不能太低。在那一段时期，上海《文汇报》特设的“社会大学”专栏中几乎每期都可以见到有关入党标准问题的讨论。从实践来看，华东地区在同期发展的新党员大多是在工厂的生产竞赛中表现突出的劳动模范、优秀团员以及新提拔的工人干部。①「参见《文汇报》，1952；《新民晚报》，1952b 」



　　在厂内党支部大会确定了新党员的人选之后，就会召开面向全体工人的“入党宣誓大会”。数百名工人群众被邀请参加这一典礼，其规模之大，仪式之隆重，让许多过去总是暗地里吸收新成员的老党员很不适应。在恒丰厂的第一次入党宣誓大会上，16位非党员工人上台表示了自己的入党决心，有了这一次示范，到了第二次宣誓大会，要求上台表态的工人在台下排起了长队，因为害羞而不愿上台发言的工人便当场向大会主席递交了书面入党申请。①「《恒丰纱厂党支部建党工作总结》，第31页」

　　显然，“宣誓大会”决不仅仅是为了“宣誓”而召开，它是中国共产党1948年以来“公开建党”方针在基层工厂中的延续，它同“典型诉苦”、“典型交待”一样向全厂工人作了一次政治示范，为工人们指明了一条“积极分子－共产党员”的晋升途径。②「在报刊上有关入党标准问题的讨论，暴露出了不少工人在入党动机上的功利性，“往上爬”、“找靠山”的思想并非个别存在。参见何俊瑞，1952；《文汇报》，1952；艾冰，1952」在目睹了旧权势的垮台和旧关系的瓦解之后，工人们明确了新权威所在，纷纷“向党靠拢”。这甚至形成了一种群体效应：当“入党光荣”成为一种共识时，对入党的消极态度就会被视作落后的表现，甚至有的工人把入党视作党组织对自己的政治考验（参见何俊瑞，1952；艾冰，1952；白亚，1952）。

　　六、结语

　　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补课运动，只是持续了几乎整个1950年代的城市民改运动的一个面相，③「1953年前后，上海的民改运动开始从工厂向各行业、街道、弄堂扩展开去」同时它也只是这一时期数次席卷基层社会的政治运动中历时较久的一次。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实现对城市的基层动员和社会整合，是共产党政权从农村革命中沿袭而来的政治经验。民改运动的动员策略及进程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土改运动类似，其目的在于引导民众认明“阶级敌人”，并对后者加以清算，藉此建立起民众对于新国家的认同，为基层社会的政治治理铺平道路。

　　但是，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城市要远比农村复杂，尤其在上海这样一个被称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大都市，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竞相角逐，新政权要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依靠“工人阶级”是新政权进入城市后的既定政策，它不但是新国家实现社会整合的需要，同时也是国家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使然。新民主主义阶段实际上涵盖了两个发展方向，一是要建成先进的工业国，再一个是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就是要改造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双重战略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种悖论：一来社会主义的宏图以消灭私有制为首要目标，但同时，工业化的任务对于一个工业比重只占10%的国家来说（孙健，1992：90），仅依靠公有制经济自身力量的壮大实属艰难，私有制经济仍需被利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过渡时期要解决的就是这一悖论。在意识形态上划清界线的前提下，新政权在经济领域内仍然“利用”并“改造”私人资本。这其中，除了通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私人资本逐步纳入国家体制之外，对私营企业工人的思想和组织方式的改造也是重要的步骤。

　　在民改运动中，工人们通过政治学习认识到，作为“工人阶级”应具有崇尚集体主义、反对剥削、热爱劳动等品质，①「《大场区工厂民主改革补课十一月上半月工作的综合报告》，1952年，A71－2－1771，上海市档案馆藏，第29页」诉苦会进一步启发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意识，对个人历史问题的交待或者作为积极分子申请入党则是思想改造取得成效的外在表现。在后来的国企工厂中，这种对思想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强调表现得更加明显，这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的群众动员模式不同于苏联的一个重要特点（华尔德，1994：122－132）。

　　如何改造“旧工人”，思想改造是一个方面，以新的利益认同来打破他们原有的组织关系是另一方面。在上海私营工厂的民改运动中，新政权先是通过发动基层干部、“典型人物”及积极分子们的带头示范，将阶级路线向基层工人传达，并以一种无形或有形的强制力迫使工人们与官方定义的“阶级敌人”划清界线，旧有的私人关系网络被瓦解，工人们则被引向由党组织所代表的新权威。在此过程中，工人们建立起新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认同，其实质也是对新国家权威的认同。

　　当然，1950年代初的私营企业民主改革补课运动，只是新国家改造旧工人的一个尝试，而非其完成。此后，伴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通过统一工资标准、建立福利体制、完善基层组织等一系列举措，私营工厂的工人被一步步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之内，成为一支庞大的支撑“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的“工人阶级”队伍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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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