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菲忆周扬：生无所息为人民

reading · 发表于 2024-4-9 07:18:53

生无所息为人民

露菲

“文坛风雨路，革命智慧星。”这十个字是张光年同志在周扬八十大寿时写的。它概括了周扬一生经历和他在六十来年革命激流中表现出的智慧、勇气和品格。周扬走的确实是一条风雨路，一条曲折坎坷的路，一条充满了泥泞与风暴的路。
　　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在1989年7月31日的清晨悄然离去。虽然党中央对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给予了公正的评价，遗体告别式也极为隆重。但他身后相当沉寂。这原因自不必言。如不了解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要真正地了解周扬，是有一定困难的。
　　我水平不高，无法对他作出贴切的评论。作为晚辈和他领导下的一个工作人员，愿将一些所见所闻零散的片段的写出来，以表示对他的纪念。

　　一

　　1975年7月14日，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个普通的日子。但对周扬来说却非同寻常。从1966年12月1日，在一个漆黑的夜里被抓走后，过了九年身陷囹圄非人生活。今天这种生活终于结束了。他跨出了监狱大门，重又看到了蓝色的天空，绿色的田野，又回到了北京城，能与一别九年的老伴苏灵扬重逢了。
　　这一天，在北京沙滩大院西门马路上，苏灵扬兴冲冲的走着，脸上浮现着掩盖不住的喜悦神情。细心的人注意到了她的变化，便友好地问：“老太太，什么事这么高兴?”
　　“他回来了。”
　　“谁?”
　　“二阎王。”苏灵扬说着笑了。
　　听话的人瞪着吃惊的眼睛，像是没听清似的又问：“真的?”
　　当然是真的。这是中宣部军管组正式通知苏灵扬的。
　　什么是阎王?周扬为什么是二阎王，在六十年代凡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无人不晓。但对当今中国的年轻人来说，“阎王”一词就很陌生了。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最高指示。也是1966年最流行的口号。共产党的中央宣传部一夜之间被封为“阎王殿”，正副部长都冠以“阎王”称号。当时林彪、江青等掀起的“横扫牛鬼蛇神”的风浪席卷了中国大地。那么被封为“阎王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便在“捣毁”、“砸烂”之列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是“大阎王”，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周扬自然是“二阎王”了。其余的副部长张际春、张子意、张磐石、林默涵、许立群、姚溱、童大林依次排列，均属“阎王”阶级。“阎王殿”不能只有阎王，还得有其他支柱，那就是“判官”、“牛头马面”，这类封号统归为各处(局)的负责人。最后一般干部才有资格称为受压迫的“小鬼”。阴曹地府的等级完全用到了中宣部干部身上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个相当有煽动力的口号在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燃起了一把火。由于有阎王、小鬼之分，使原来十分和谐的上下级关系、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变为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了。这时在社会上也掀起了一阵“捣毁阎王殿”的运动，中共中央宣传部成了各种派系斗争的大舞台。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有一支响*(左口右当)*(左口右当)的造反队伍叫“学部联队”抡档案来了，大名鼎鼎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制造者聂元梓来了，各种各样的红卫兵、造反派，各式各样的工人纠察队也来夺印了。他们可以任意揪斗中宣部的任何人。中宣部的大院在几十年前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发祥地，现在成了北京的政治庙会。原为“五四”广场的地方，这时搭起了一排排的大字报架子。任何人任何单位都可以来贴大字报，诬蔑、诽谤成为合法的“革命行动”，从早到晚人山人海。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一直不断。每次运动均从文艺界开始，几乎成了一条规律。“文化大革命”也是从文艺界开刀，政治文痞姚文元咬牙切齿地向文艺界开火，江青也化名写文章对文艺界讨伐。各种耸人听闻的罪名如泰山压顶般地向文艺界压来，首当其冲的是为文艺事业操劳、领导了文艺工作大半辈子的周扬。他除了被扣上“文艺黑帮头目”、“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祖师爷”“牛鬼蛇神的大黑伞”外，还戴上了“叛徒、特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的帽子，转眼之间，成了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全国的报刊、广播杀气腾腾地喊着打倒他，中宣部的大楼内外，大街上贴满了大标语、大字报，诽谤、诬陷的像排山倒海的恶浪般向他压下来。
　　有一天，有人从共青团中央机关学会了“示众”这一新花样。中宣部的“阎王”都轮流着被揪到大楼前的台阶上“示众”，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低头，一会儿仰头，转来转去让造反派们观看。有位部长流泪了，他刚“表演”完一场，回家还没坐定，又被拉去“表演”第二场。这种耍猴戏的日子何时是了?那年周扬刚动过大手术，正在天津养病，造反派几次冲进大楼揪斗他，均因找不到而作罢。有一次造反派揪住体育卫生处的杜大公，要他把周扬交出来，杜大公被逼不过，大声高叫说：“周扬得了癌症快死了，他不在北京。”
　　“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同志对周扬的问题有过指示，他说，有错误不要紧，有病养病，病好了作检查。(大意如此)当时红卫兵运动刚刚开始，上层斗争又是那么严峻，刘少奇这种充满了革命人道主义、又坚持党性原则的指示，使人感动。周扬听到刘少奇这一指示时，顿时泪流满面。就是这一高度党性原则的指示，后来竟成了刘少奇包庇周扬的“罪行”。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陶铸从广东调到中央担任了中宣部长，不久升为党中央第四号人物。陶铸对周扬是很熟悉的，他为人正直，是党内少有的好同志。那时陶铸曾派人去天津看望周扬(笔者是被派者之一)。周扬夫妇住在天津的常德道招待所里，草地青青，树叶绿绿，是十分幽静的环境。但是一进大门，就觉得沉闷。大厅里一座大钟“嘀嗒嘀嗒”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面响，更加深了幽暗、阴森的气氛。院内四周是高大院墙，外面高音喇叭时常传来“打倒走资派”的口号声，其中也有喊“打倒周扬”的。报刊、广播的大批判一齐压来，周扬成了全国口诛笔伐的目标，众矢之的。什么样的脏水都往他身上泼。不懂历史的人，跟着叫嚷起哄，把莫名其妙的愤怒撒在他身上，也有个别的人为了往上爬，昧着良心造谣生事落井下石。“周扬”的名字成了“黑帮头目”的代名词。当时周扬大病初愈，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恶性风暴，毫无思想准备。他以为毛泽东主席了解他。从1937年他到延安，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毛主席经常找他谈话。他想，无论如何毛主席不会相信他是反党的。他也从来没有反过党，更没有反对过毛主席。
　　我看到他的情绪极坏，便劝他好好保重，将来总有机会把事情弄清楚的，千万别走袁水拍(中宣部文艺处长)的路。
　　“水拍怎么啦?”他惊疑地问。
　　“自杀过，没死，在抢救。”我告诉他副部长姚溱自杀死了。
　　听到这些意外的消息，周扬神情十分沮丧，连连摇头：“怎么是这样?怎么是这样?”
　　从这些话中，感到了他的不安和痛苦。虽然他对中国形势的发展很不理解，甚至有些绝望。但当听到苏灵扬充满痛苦的叹息时，他仍然劝慰她说：“你不要难过，我就是有天大的错误，也不是台湾派来的特务。我对党没有二心，我对革命忠心耿耿。”
　　话是这么说，但他的心里充满了痛苦的迷惘，他看不到光明的前景。他不止一次地说：“这样闹下去是不行的啊!国家要出事啊。就没有人向毛主席说一声吗?”
　　这时绝大部分作家、艺术家都被揪斗了，甚至有一位与周扬一起照过相的人，竟被打断了手臂。所有有影响的作品，都成了“大毒草”。作家、艺术家个个自身不保，人人岌岌可危。
　　周扬说：“江青她是了解文艺界情况的，怎么能这样搞?打倒我个人算不了什么，可文艺界的同志们是一直跟党走，是拥护毛主席的吆。”
　　也许是江青太了解文艺界了。为了树起她的“文化革命旗手”的形象，为了掩盖她过去的劣迹，更是为了夺取权力，她把一些了解她情况的老朋友送进监狱折磨而死，这就是现在的江青。周扬只了解过去的江青，对现在的江青，他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他自言自语地说：“江青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三十年代她到上海住在田汉家，是田汉帮她找到了工作。”
　　“文化大革命”闹腾了一个夏、冬，还是“方兴未艾”。政治上的冬天和自然界的冬天一同来到。一大批国家领导人被打倒了，陆定一受尽造反派的侮辱和人身攻击被关进了卫戌区。这时“中央”要在天津养病的周扬回京接受批斗。所说的中央，就是江青、张春桥、陈伯达他们。如何把周扬揪回北京，不出差错，中宣部颇费了一番脑筋，还草拟了“作战方案”。有人说万一遇上红卫兵把他认出来怎么办?还有人提出，万一他硬赖在天津不回来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有合理性，但也相当幼稚。提这个问题的，是刚从外单位调到中宣部的人，他不认识周扬，更不了解周扬这些老党员老干部的品德，像周扬这样的人，只要中央一声令下，就是要他死，他也会不打折扣执行的。中宣部的有关人士为了以防不测，还是作了一些布置：决定派两位与周扬夫妇熟悉的人同去天津。荣天屿同志和我被挑上了。
　　我们到了天津，天已近黄昏，汽车行到市内，天完全黑下来了，天津交际处的李松茂领我们进饭店吃了点东西，谁也没说什么话，互相之间好像是些陌生人。然后李松茂带路，左拐右拐将我们引到海河边的一幢小楼前停了下来。这幢楼房像一座阴森的古堡，昏暗古老。从外面看，只能分辨出一个轮廓，看不到门窗。车子开到楼前停了下来，仍然是谁也不说话。只有李松茂说了一声：“到了。”
　　开门进楼，这才看到楼内有灯光。但光线十分昏暗。抬头看，窗、门均用布帘、毯子遮挡着。所以从外边看，只有一片黑暗，绝想不到有人居住。这是天津市委的负责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躲避造反派、红卫兵的搜捕，为保护周扬的安全，在一个漆黑的雨夜里，把他从原来的招待所转移到了这里来的。
　　上得楼来，迎面站着周扬同志，他穿着中式的灰色上衣，背着手站在那里。他腰板挺直，目光冷静，神态坦然。我们突然出现，他没有吃惊。即使看到其中有不认识的人，他也没露出惊疑的神色。他像往常一样，微微点点头，算是招呼过了。
　　一位新近调到中宣部的老刘，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因为他曾经在公安部门工作过。此刻他站在周扬面前有些手足无措，说不出一句话，但是毕竟“重任”落在他肩上，他不说话是不行的。停了一会，勉强从他嘴里挤出了一句话：“中央要你回北京。”他说话的声音有些不自然。
　　周扬点点头，仍然没有说话。
　　苏灵扬问了一句：“现在就走吗?”
　　“马上走。”老刘的声音仍然是不自然地颤抖着。
　　苏灵扬把两只不大的箱子提出来，马上有人把它们放进汽车的后箱。看来，周扬夫妇是早有准备。十几年后，苏灵扬告诉我说：“那天，天津方面传达了北京的指示，说要我们回去，我就明白了。我把我们俩的东西分别装了两个箱子。这样做，不至于到了走的时候为分东西花费时间。我在周扬箱子里，除放了日用衣物之外，还给他装进一包饼干和一点白糖。他的肺刚动过大手术，体力差需要营养。我让炊事员小李给他煮了几个鸡蛋，周扬不要。他说如果带了鸡蛋，造反派知道了会给小李罗织罪名，说他同情黑帮。不能连累他。”
　　周扬夫妇上了车，离开“古堡”驶向北京。车灯照着前面凸凹不平的路面。公路上没有路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我们坐的车上的前灯射出一道白色的光束。坐在车里的人都不说话，沉默得使人透不过气来。
　　行至半路，有人要“方便”，车子便停了下来。周扬没下车，开车的马金仓也没下车，周扬说：“我犯了错误……”
　　马金仓说：“犯了错误有什么关系，向毛主席检讨就行了。”
　　周扬深深叹了口气，马金仓想把中宣部批斗部长们的情况说一说，“方便”的人回来了，他只好把话闷在心里。
　　马金仓是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战士。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马。他为人忠厚，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他在中宣部长期为张子意副部长开车，与周扬夫妇同住一个院子多年。周扬和他的职务不同，但关系很好。周扬一向待人平等，尊重同志，中宣部不少人都和他有着十分友好的关系。小马知道周扬回京面临着一个可怕的局面。他想告诉周扬，部长们都被抓起来了，又怕周扬听了受刺激，再说车上还有别人，有话也不能说。
　　在北京，周扬的家已被查封。东西已被造反派轮番翻腾过几次，丢失不少。有些名贵书籍，被盗被偷，存放的书籍上万册，几经洗劫所剩无几。特别经过南开大学几个造反派的搜查，一些难以买到的名著不翼而飞。这次周扬夫妇从天津回来，他们已无家可归。汽车驶进北京沙滩中宣部的办公楼后院，只得将周扬夫妇带进办公楼东头的一间办公室里。马上就有中宣部内的一个造反派把他们看管起来。周扬坐在东面，苏灵扬坐在西边，那个横眉竖目的造反派夹在他俩中间。
　　周扬夫妇没有说话，默默坐着。周扬同志用右手托着腮，十分疲倦的样子。苏灵扬沉静地坐在拐角处的一把椅子上，她平视着前面，什么也没有说。那个造反派的脸上挂着一种幸灾乐祸的表情。气氛不但沉闷，也相当紧张，有人出出进进不知干什么，还有的人在另外的办公室关着门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有人通知周扬一人走。到哪里去，他没有问，苏灵扬也没有问。周扬站起来向苏灵扬看着，这就是告别。互相看一眼，眼睛里说着什么，外人不明白。这对相依为命的老人，在几双眼睛的监视之下无言的分别了。周扬流泪了，那泉涌般的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流了出来，苏灵扬没说什么，也没流泪，她平静得出奇。
　　事过若干年后，苏灵扬回忆这段情况时说：“要说不难过，那是假的。我不能不控制自己的感情。我不忍心在他面临巨大考验的时候，再给他加重个人情感方面的负担。他已经够受的了。”
　　苏灵扬表现出来的坚强令人吃惊。从外表来看，她身材娇小、文弱，但她的身上却有着惊人的毅力。
　　我还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她正在天津陪周扬养病(周扬切除过一叶肺)。由于周扬的关系，也由于她曾是一所高等艺术院校领导的关系，她被成立不久的中国音乐学院的造反派从天津揪到北京斗争。那天是8月25日，她一进学院的门，造反派便把她按倒在地，用剪刀剪去了她的头发，然后强迫她从人工制造的泥塘中爬过去，再把她架在桌子上让她跪下，铁丝捆着石头吊在她的脖子上，皮带抽，木棍打，再用从肮脏的下水道里取出一桶恶臭的脏水从她头顶浇下来，只一天的时间，她就被打得遍体鳞伤，折磨得不像人样儿了。斗争她的问题，无非是问周扬藏在哪里，他们的子女在哪里。在生死线上，她用妻子和母亲的胸膛顶住了这些中世纪的刑罚。苏灵扬本来身体不好(胃切除过)，此时生命处在危急关头。当时担任中宣部部长的陶铸和中宣部“文革小组”人员得知情况严重，使用“中宣部要批斗苏灵扬”为理由将苏灵扬要回。这一招很灵。音乐学院的造反派让苏灵扬手举黑牌子，跪在卡车上，边喊着“我是周扬的黑老婆”，回到了中宣部。在中宣部的大楼前，“文革小组”出面讲了一些“批判”的话把造反派打发走，这才使苏灵扬受到了保护。
　　8月27日，陶铸指示，让苏灵扬仍回天津与周扬同住。苏灵扬经过这次冲击，变得坚强了，她不再轻易流泪了。
　　当夜苏灵扬目送周扬走了。这对朝夕相伴的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老夫妻，默默无言的分别了。
　　中宣部仍让小马开车把周扬送到北京卫戌区的一个师部驻地。车上当然还有别人坐着。小马没有机会与周扬说一句话。车子一到，已经有几个军人等在哪里。周扬下车后，被停在那里的吉普车载走了。
　　这一夜，是漆黑漆黑的，也是寒冷的……
　　这是1966年的12月1日。

　　二

　　九年过去了，周扬音信全无。是死是活没有人问。“文化大革命”开头几年，林彪、江青之流“发明”的巡回游斗，周扬等人能够揪出来斗一斗，只要他出场了，人们知道他还活着。后来不游斗了，几次传出“周扬已死”的消息，后来听说连他的户口也注销了。
　　苏灵扬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户口注销了，没说什么理由。不久我收到了‘周扬专案组’送来他的几件日用品，这时我对他活着已不抱希望。”苏灵扬把周扬用过的几件物品交给孩子，让他们留个纪念。在这种情况下，她没让人们看到她的眼泪。她想和老伴再见面的希望已成泡影。
　　突然，在1975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军管组通知她说周扬要出来了，她乍听到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冷静了又冷静，断定了这是真的。她压下过分高兴的心情，买了两个小西瓜，提到我们的住处，请了几位中宣部的人同吃，以示庆祝(她当时只发每月30元生活费，买不起大西瓜)。住在同一层楼的秦川、朱庭光等人都非常高兴，也非常惊讶，都庆幸周扬活到了这一天。当然把周扬等人放出来不是“四人帮”的意愿。这是毛主席的批示。
　　听到周扬出来这一消息的人，表现也不一。有的惊喜，有的疑惑，那些曾往周扬身上泼脏水的，或者用他那“阶级斗争”的利爪撕打过周扬同志的人，故意表现得冷漠、若无其事和满不在乎。
　　周扬夫妇的家，被当时中宣部的军管组的人住着。上边决定他暂时住中组部的招待所——万寿路西街七号。7月14号又是小马开车把苏灵扬从沙滩的临时住房送到了那里。
　　到了万寿路西街七号，已近中午。他们俩到一号楼二层的一间房子里坐下。这时周扬还没到。苏灵扬坐在沙发上等，小马站在窗户前向外看，很久没有什么动静。
　　忽然一辆小车开进了院子，小马说：“来了一辆小车，车门开了，是他，周扬同志下车了。走得挺好，身体还行，向楼里走来了……哎?后面还跟着人。”小马小声说着。
　　苏灵扬听了他的话，激动地站起来又坐下。她的身子不由得微微颤抖，可以看出，她的心里是多么地不平静。九年，互不通音信，互不知死活。九年哪，比抗日战争的时间还长一年。对于本来不抱一丝希望的事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对人的感情撞击是很大的。
　　周扬走进屋里，面对苏灵扬说不出一句话。不是他没有话说，而是九年的监禁生活，使他说话能力变得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一只耳朵也被打聋了，常听不清别人说什么，只有眼泪说明他心中的情感之海是多么澎湃、激荡。
　　专案组来送周扬的人，不一会儿就走了。周扬握住小马的手，激动得掉下眼泪，小马自己鼻子也酸了。周扬用不连贯的话与他们交谈。过了许多年与世隔绝的日子，周扬对外边的事一无所知，什么是工宣队、军宣队?为什么中宣部要“军管”?谁是“杨余傅”?等等，他好像是在听“天方夜谭”。不明白，不理解。
　　这期间，“四人帮”控制的报刊、广播照样是批“文艺黑线”和“黑线头目”周扬，但在群众中却悄悄流传着与这些批判声音绝然不同的最高指示，什么“周扬一案从宽处理”、“鲁迅活着也不会把周扬抓起来”、周扬是“人民内部矛盾，工资照发，恢复党籍，分配工作”等等，这些最高指示是否准确，谁也拿不准，不过，据说传出的渠道都有来头，群众相信这是真的。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曾派他的女儿吴铁梅去看望过周扬夫妇，铁梅悄悄地讲了毛主席的指示，说周扬是人民内部矛盾，恢复党籍，工资照发，分配工作。吴德曾是周扬的老朋友，同在晋察冀解放区工作过。铁梅在革命队伍中长大，富有同情心，正义感，那时她不便经常去看望周扬夫妇，曾托我转告过这样的话，“虽然毛主席说过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形势十分凶险。让周伯伯、灵扬阿姨小心为好。”
　　尽管“四人帮”的报刊、广播照样重复着多少次的诬陷，多少遍的诽谤，但对待这些被打倒的老革命者们毕竟是松动了不少。夏衍、阳翰笙放出来了，林默涵也从发配地江西到北京来探亲。张光年的《黄河大合唱》也在电视台播出了。不少人对电台、报刊对周扬的批判表示不理解，甚至愤怒。周扬本人天天听，天天看。九年来，他已经习惯了这些诽谤性的语言响在耳边。能够“听而不闻，看而不记”。一有空，他就看书，读马列著作，读毛选。读了几遍的世界史他又在读，他劝苏灵扬读《资本论》，有空他还给我们讲希腊哲学。
　　关押了九年的周扬同志与夫人苏灵扬商量争取一点“自由”，想出去走走看看。8月21日，他们到了王府井，先逛了书店。就在他从新华书店出来时，被马路对面正在走路的日本朋友白土吾夫看到了。白土吾夫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当时不顾穿梭在马路上的汽车，急乎乎跑过去握住了周扬的手，嘴里叫着：“周扬先生，周扬先生!”
　　“白土吾夫先生!”周扬也认出了对方。
　　他们交谈了几句，白土吾夫说，“日本朋友都很想念你，希望拍张照片。”
　　周扬摇了摇手，他怕“四人帮”的爪牙看到，连累了日本朋友，便很快分开了。
　　白土吾夫把“周扬先生活着”的消息报告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先生以及其他的领导人。许多日本朋友兴奋得流下眼泪。
　　这期间，老俩口经常一起逛街。一次，周扬进了理发馆，刚刚坐下，苏灵扬发现小偷已经光顾了她的钱包。她提的是个敞口草编包，钱包还在，只是钱没有了。理发不成，连回招待所的车钱也没有，老夫妻俩便从王府井步行到沙滩中宣部大院，到了我们楼里。不少同志迎上去与周扬同志握手。苏灵扬也向大家说，周扬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这年的国庆节快到了，每年参加国庆节宴会的人都要见报。每年国宴报道都有一个很长的名单。名字上报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都是革命干部，都是站到毛主席路线上的人。没有参加国宴的，就是敌我矛盾或者还没有定性的人，在中国，名单学是一门特别的“学问”。一切政治动向，都能从“名单学”上得到解释。
　　消息灵通人士捎信儿告诉周扬，国宴名单上有他。国庆前夕。苏灵扬找出老伴最好的中山装，又洗又烫，为周扬参加国宴作准备。但是周扬同志却没有收到请柬。张春桥圈掉了周扬的名字。从六十年代初，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起用张春桥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时，他就窥测着文艺界的权力。他们的一个极左口号就是要文艺作品只写开国以来的“十三年”。写“十三年”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用此来对抗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那个时候，他就磨刀霍霍，寻找机会向文艺界开刀，进一步夺取权力向上爬。“文化大革命”使他爬上了国家领导人的高位，他当然不会放过真正的革命者了。
　　周扬没有参加国宴，不少人为他鸣不平。周扬只是淡淡一笑。有人问他，“在‘文革’前，你那么忠诚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文革’中受这么大的迫害、批斗、关押、挨打致残，你受这么多的折磨和迫害，就没有一点委屈情绪?”
　　他平静地说，在延安时毛主席对他说过的一些话，印象很深。他说，过去那些话，我用来劝别人，现在我用来劝自己。那就是如何正确地对待个人委屈的问题。“毛主席说，无非是三种情况：一种是人家批评你批评得对，你确实错了。那你就应该让人家批评，不应该感到委屈；一种是你正确，人家批评你批评错了，那么真理在你这一边，你要为真理而斗争，不怕受委屈；再有一种各有一半对错，那你至少有一半错，也不是完全冤枉你，你也不要感到有什么委屈。我就是用毛主席这些话鼓励我支撑到今天。”他常说：“要革命，就得有受委屈的精神准备。”
　　周扬对个人委屈看得微乎其微。在监禁的九年中，对他的迫害和摧残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从不诉说个人苦情。他也有难过的时候，那是当他看到国家处于贫穷落后，钢铁生产仍然徘徊在1966年以前的水平上时，他流泪了。他走在北京街头难过地说：“十年过去了，北京仍然有这么多的破房子，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在关押期间，广播里常说‘形势大好’，我就想，如果把我打倒了，真的把生产搞上去，我宁愿被打倒。可是出来一看，国家如此贫穷，人民生活水平如此之低，真使我难过……”。
　　由于周扬没有参加国宴，群众中又悄悄流传新的最高指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这条指示是否准确，无法核对。但不少人说，这些话符合毛泽东的思想。当周扬听到这个“最高指示”时，他习惯地摇摇头，苦笑一下。梁漱溟先生是唯一敢与毛泽东主席在公开场合唱对台戏的人，敢于面对面向毛主席提反对意见的人。周扬没有在公开场合和毛主席唱对台戏，但在与毛主席个别谈话时，在党内民主的范围内，他确实敢于表示自己的意见，敢于说出自己的看法。
　　比如，在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在一次中央的工作会议上，发了一个介绍经验的材料。材料中说东北一个工厂工人吃不饱饭，保证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后来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开会进行大辩论，问题就解决了，毛主席在这份材料上指示说，这个经验很好。周扬看了这个材料和指示，觉得搞大辩论解决不了肚子的饥饱问题，当即给毛主席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这封信发出之前，他给陆定一打了个电话，陆定一说，凭着你对党的忠诚可以发。信发出了两天，毛主席在原来的那份材料上又作了新的指示，意思是这个经验就是好。当时周扬看了毛主席重新写的指示，他也是习惯性的摇摇头，苦笑一下。又如：五十年代初江青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在电影艺术委员会也负一定责任。一次，周扬去见毛主席，主席问起江青的工作情况，他告诉主席：江青很能干，看问题也很敏锐。就是有时她说一些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如果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毛主席问：有这样的事?你们不用理她。但马上又说江青很聪明。这样的谈话内容，很可能会传到江青耳朵里。周扬觉得毛主席对他不错，和江青又是三十年代的老朋友，时常被毛主席召进中南海交谈，因此，他对毛主席谈话往往是非常坦诚，没有什么顾虑。周扬大概作梦也没有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会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但他出狱后，对毛主席的感情依然如故。他曾向一个看望他的女中学生说过，他十分热爱毛主席、尊敬毛主席，毛主席不论有什么错误，仍然是个伟大人物。周扬说这些话时，手捂在胸前，这件事曾使这位中学生感动得热泪盈眶。
　　“周扬专案组”经过十年的审查，对周扬作了一个政治结论。结论中留下了好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反对鲁迅”。这条罪状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是周扬“罪行”重点之一。问题的真正起因是想当“文化旗手”的江青这个三十年代的三流演员，为夺取权力，便把鲁迅抬了出来，用死人压活人，用神化鲁迅来增加她的资本。其实江青与伟大的鲁迅毫无关系。可是当时广大群众出于对毛主席的崇敬，也由于对江青认识不清，就跟着对周扬同志进行口诛笔伐的大批判。当一些文章批判“周扬反对鲁迅”时，总是引证鲁迅先生1936年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鲁迅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对当时左翼文艺运动中提出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发表了意见，他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同时并存。从此两个口号的争论便告结束。文章中所说的“四条汉子”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参于领导中国文艺事业的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
　　五十年代冯雪峰主持编辑出版《鲁迅全集》的工作，在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后边，加了一条注释，这条注释无非是说明该文写作的历史背景等等。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却被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之流牵强附会的罗织了许多罪名，“四条汉子”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语。到底“四条汉子”有什么罪，恐怕那些写大块头批判文章的人本身也不清楚。
　　粉碎“四人帮”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驳斥“四人帮”的谬论时说过这样的话，“四条汉子”是真正的硬汉子，是忠于革命事业的铁汉子。1979年周扬复出工作，他第一次出差便专程到浙江绍兴拜谒了鲁迅故居。在那里他写下了四句诗，表达了对鲁迅先生的敬仰之情：
　　横眉俯首，百代宗师，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他解释这四句诗时是这样说的：“横眉俯首这是鲁迅先生的两大特点。对敌人横眉冷对，对人民对同志团结，爱憎分明。百代宗师，就是说他是我们世世代代的老师，他的战斗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高山仰止，我虽然达不到他那么高的境界，但是我心向往之。”
　　周扬一向认为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全部历史观察之深，剖析之透，是我们许多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的。鲁迅无愧是文化新军的主将。”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周扬反对鲁迅”的喊声震天响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女编辑来找我，向我了解《鲁迅全集》那条注释的情况，那条注释曾经是批判周扬的一个重型炮弹。女编辑问我那条注释是谁写的。我当时真不知该怎么回答。我知道那条注释不是出自周扬之手，但是经他看过的。为了文字上的通顺，周扬只让我加上了三两个无关紧要的字。但这些我不能公开说。说了，就是为周扬辩护。
　　那位女编辑告诉我，冯雪峰说那条注释是他写的，不是周扬写的。女编辑再三说：“这么大的事，如果不是雪峰写的，他为什么要说是他自己写的呢?而报刊上、广播里都说是周扬写的啊!”
　　听了女编辑的话，我对冯雪峰同志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冯雪峰在那样险恶的情况下敢于说明事实真象，他已是被打翻在地的人，又冒着再被踏上千万只脚的风险来说真话，实在是很高尚的品德。
　　周扬同志出狱后，我把这事告诉了他。周扬听罢，眼睛里溢出了泪水。不久周扬去看望了雪峰，两位老朋友见了面都很激动。
　　周扬对我说道：“雪峰的儿子来看过我，他说他父亲在‘文革’中检查了四点，其中谈到了两个口号的争论，雪峰澄清了一些事实，也承担了一些责任。我出来以后，没看别人，先看了雪峰，他得了癌症已到晚期，说话声音很低，家境十分困苦。我看雪峰病成这样，十分难过。我对雪峰说，我们相识四十年来，有过磨擦，有过争论，但我从来都认为你是个好人。历史证明你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为人是正派的。”
　　周扬看望雪峰后，回来就为恢复冯雪峰党籍上书毛主席。信中讲到冯雪峰这些年的遭遇，讲了他在坎坷生活中依然对党忠心耿耿，要求毛主席考虑他的党籍。周扬也过於天真，他自己的党籍还没解决，就为别人的党籍给毛主席写信，尽管郭小川同志自报奋勇去送这信，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周扬还说，他与冯雪峰见面中，冯雪峰没谈自己的事，却嘱托周扬为瞿秋白澄清一个问题，即鲁迅写的那封《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信中批评的那首诗——《汉奸的供状》，不是瞿秋白写的。“文革”中一些人没弄清事实，胡说是瞿秋白写的，冯雪峰让周扬一定把这事讲清楚(写这首诗的是一位年轻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后来在福建牺牲)。雪峰快要走到生命尽头时还想着别人，想着秋白，这种为他人着想，实事求是的高尚品德，在“四人帮”的压迫之下显得更加可贵。
　　对于冯雪峰的坎坷遭遇，人们一直是同情的。他参加过长征，在国民党上饶集中营受过折磨，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右派，开除党籍。
　　几十年后，周扬去到冯雪峰家里表达了他的真诚友谊。二十年代末周扬参加了共产党，因白色恐怖，他与党内联系人失去联系，他到日本去找党的关系也没有找到，回上海加入“左联”，1932年冯雪峰又恢复了周扬的党的关系。这些事情周扬讲过不止一遍，他总是不忘冯雪峰对他的重用。
　　1975年周扬探望冯雪峰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他们见面的事，只对少数人讲过，所以没敢张扬，周扬怕牵连重病在身的雪峰和节外生枝。这次他们俩见面，也是最后一次。

　　三

　　新中国诞生时，周扬作为第一任文化部的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肩负着相当繁重的任务。改革旧戏曲，开创新电影事业，以及国际文化交流和为新中培养人才的艺术教育，都在他工作范围之内。文物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当时都属文化部。新中国蒸蒸日上，文化事业也是百事兴旺。但是不久，就开始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后来又批研究《红搂梦》的红学专家俞平伯先生，没有多少日子，又是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直到上纲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直到1957年全国掀起的反右派运动，使中国的知识分子陷入苦难之中，再以后又是党内反右倾……。总之运动不断，工作又不能停，可以说是在夹板缝中求生存。在文艺界，周扬是领导者，在这些运动中自然既是参加者又是领导者。不过，他对于那么多的同志被开除党藉，下放劳动，也有想法看法。那时冯雪峰被错划以后生病住院，听说要开刀，周扬得知这一消息，马上到医院看了冯雪峰，特别关照医院好好为他治病。对胡风的思想批判一夜之间成了被声讨的“反革命集团”，他也大吃一惊。但他摆脱不了多年来形成的个人崇拜和迷信思想，总觉得党中央、毛主席是正确的，自己水平低跟不上。经过“文化大革命”，在身陷囹圄的十年中，他对开国以来十七年的工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是对“左”的东西是较早有认识的一位领导，他对历次运动受过伤害的同志公开道歉，不止一次地检讨自己的错误，这是他反思后的真实思想表现，此举得到了同志们的理解。老作家萧军就说过，周扬在四次文代会前看过他，十分真诚地表示了歉意。在文代会上又当众自剖，这很不简单。萧军对周扬说“如此光明磊落，令人起敬!”“称得上一条汉子。”向被错划和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同志赔礼道歉、进行自我批评的这种行动得到绝大部分人的好评，但也有人有另外的看法。一次在一个小范围内部会议上，曾参加领导反右斗争的人质问周扬：“反右是中央决定的，你有什么权力向他们道歉?”周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执行了，就应该承担责任，我们工作中有错误，就该检讨，不能把一切推给中央。”
　　复出后的周扬特别关心对年轻文艺家的培养。爱惜人才是他的一大特点。他经常与一些年轻作家、艺术家、编辑们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现实中的问题。这期间，他尤其注意阅读作品，他对四川作家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与沙汀用通信的方式作了评论，他称赞王蒙的《布礼》、刘绍棠的《蒲柳人家》、谌容的《人到中年》、茹志娟的《草原上的小路》、刘心武的《班主任》等小说写得好，《东流水》人物描写，使他笑了好大一阵。他观摩了不少拨乱反正时期的电影、话剧，真诚地与创作家们交换自己的看法。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令他开怀大笑，《丹心谱》演出后，与苏叔阳畅谈表现现代生活的问题。对电影导演谢晋严谨的创作作风，他十分赞赏。上海沙叶新写了《假如我是真的》一剧上演后，在戏剧界乃至文艺界掀起一阵波澜，众说纷纭。周扬看了话剧录相，他怕挫伤了作者的创作热情，提出要正确对待有争议的作品。在胡耀邦同志的指示下，召开了戏剧创作座谈会。大家畅所欲言地讨论问题，这是个成功的会，为了解决创作思想问题，周扬不顾年老体弱，多次听取年轻作家的意见。有一次，他们的交谈时间，从吃过晚饭开始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多结束。地点在崇文门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大家挤在一起，有坐有站，每位同志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们抨击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痛斥官僚主义的恶习，也讲创作中的喜悦和烦恼。他们敞开心扉无所不谈，这种讨论问题的热烈场面过去是很少看到的。周扬用心听着，不时插一两句话。他鼓励作家敢于创新，他说年轻人思想敏锐，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有切肤之痛，不置身事外，也不冷眼旁观，而要揭露它克服它，这是好的，也是对的。如果作家没有了这种责任感和热情，就创作不出受欢迎的作品。但是，只有热情还不够，他希望作家站到人民之中来看待这些现象，并和人民一道来克服它。他说，对有争议的作品要正确对待，经过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供作者参考，这才是个好办法。他提出：“至于作家是否采纳，则完全有自由。对文艺创作不能采取强制的办法，作者自己也不能强制自己。作品不是打补丁，应该是天衣无缝才好。因为作品是一个有机整体，贯串着整个思想感情，整个心血。”
　　周扬懂得创作规律，了解作者创作中的甘苦。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对年轻作家们的循循善诱，朋友般的平等交谈，不能不令人感动。他不遗余力地支持年轻作家的创作，培育年轻人的成长。他多次讲过，艺术家要有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鼓励文艺家敢于探索，敢于创新。为了培养中国的马列主义理论人材他参加创建和筹备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担任了第一任院长，开学典礼上他鼓励年轻人要勤奋苦学勇于探索创新，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周扬大胆提倡解放思想，喊出了“科学无禁区”的名言，这时期是他思想最活跃最闪光的时期。他襟怀坦荡光明正大。在风雨中，他与人民共呼吸，在泥泞的路上，他坚毅地跋涉前进。他真正是生无所息为人民。

　　1996年12月25日
　　1998年3月5日修改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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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菲 忆周扬：生无所息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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