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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澜 也谈鲁迅建国后会怎样/在今天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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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16 20:23: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假设,对于历史而言,假设某人还活着、某事还在继续似乎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而且还会徒增烦恼,每个人对这个样的问题都是借酒浇愁,通过假设来抒发自己对某一事件和人物的看法,关于鲁迅还活着/建国后会怎样这个问题更是如此。这个问题是看到了鲁迅和建国后这两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与态度其实也在折射出人们对鲁迅和建国后那段历史的不同看法。

一、毛罗对话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总是会绕不开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中的那段著名的“毛罗对话”: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少学者质疑这段话的真实性,有学者通过考察罗的籍贯、毛去上海的时间、现有资料中记录的毛讲话的内容发现这段话有很多不实之处,例如罗与毛并非同乡,毛罗对话当时的记录中并没有关于鲁迅的内容,对话的时间也并不是发生在“反右”期间(《罗稷南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陈晋、《对“鲁迅如果活着会怎样”的理解》谢泳)。虽然后来又有一些当事人出来证明这段对话的真实性,但据考证,这些回忆仍然缺乏说服力(《关于一篇“亲聆”1957年“毛罗对话” 回忆的追踪调查》贺金祥)。以上种种都似乎证明毛罗对话缺乏真实性,但对话内容也并非空穴来风,在1957年3月份,毛曾三次谈及鲁迅,其中不乏对“鲁迅活着会怎样”的看法。

1957年3月8日晚,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

1957年3月10日,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

在3月12日下午,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其实已经有研究者指出毛3月10日的谈话和毛罗谈话的内容相差不大,基本的意思也是一致的,就是鲁迅如果现在还活着,要么是对不正常的环境保持沉默,要么就是不怕牺牲继续发声,二者的差别在于毛罗谈话把对象指向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冷峻,毛的谈话紧紧围绕着鲁迅不怕牺牲的精神。

二、其他几位“过来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1949年或1950年夏天,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文艺部提问: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收信人是编辑李离,几个友人会面时曾给我们看过这封信。此信后转请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答复。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牛汉《我仍在苦苦跋涉》

郭沫若作为解放后的文化班头,对于鲁迅说过这样的话:鲁迅在新政权之下,“要看他的表现,再分配适当的工作”。(引自《东方文化》2000年第2期拜晶文章)
大理论家胡乔木1982年曾对李慎之说过:“鲁迅若在,难免不当右派。”(引自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简报》2002年第1、2期合刊,第92页)——李乔《也谈“假如鲁迅还活着”》
三、先杀我与扫大街
“先生是乐于助人的,尤其是对于受社会迫害的人。无地容身的F君的眷属,听说多时寄居在先生的家里。最后相见时,我们谈起深为我们怀念的F君,先生自己并不提起这件事,却只说到他的诚实。讽刺着当时的‘革命文学家’对于自己的攻击,先生故作庄重的向F君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掉的恐怕是我。F君连忙摇头说:那弗会,那弗会!笑声在耳,先生却已长逝!”——李霁野《文季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忆鲁迅先生》

杨邨人却无之,此公实是一无赖子,无真情,亦无真相也。习西医大须记忆,基础科学等,至少四年,然尚不过一毛胚,此后非多年练习不可。我学理论两年后,持听诊器试听人们之胸,健者病者,其声如一,大不如书上所记之了然。今幸放弃,免于杀人,而不幸又成文氓,或不免被杀。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鲁迅
四、一些想法
对于这一问题,有人回答鲁迅会被关到牢里,会逃到港台,会沉默,也有人说鲁迅会激流勇进成为弄潮儿,会受到追捧成为文联主席,会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做一名革命的马前卒。这些回答背后都因回答者自身立场的不同、对鲁迅和建国后那段历史的不同认识而有着不同的回答。

先说说认为鲁迅建国后过的好这帮人的主要观点,他们的鲁迅观是接受教科书——主旋律中对鲁迅的定性,即鲁迅一是伟大的爱国者,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二是鲁迅晚年转变成了无产阶级战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眼中的建国后那段历史观是认为那段历史没有错误,其中负面的现象大都可以解释成(1)少数的,非主流的,(2)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歪曲的,(3)是必然的,需要必不可少的牺牲,(4)虽然结果是坏的,但初心是好的,(5)只是执行者出了问题。

再说说认为鲁迅建国后过的不好的这帮人的主要观点,他们的鲁迅观主要是继承知识分子批判——启蒙的观点,即鲁迅作为一真正勇猛而无畏的知识分子是只对黑暗“感兴趣”,对现实则永远不满,永远是批判;他们眼中的建国后那段历史观如何呢?他们群体内部差异挺大,难以一概而论,总而言之是持批评态度,这点或许是可以肯定的。

前者对于后者有诸多反驳,但不出两点,一是“辩证法”——“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时不同往日,鲁迅的批判是对国民政府那个大背景下的中国的批判,而今日的中国已然富强独立,国民健康,虽有负面现象,但只是少数,故而今日的鲁迅只会“弃文从医”;二是“诛心之论”——“拿今日中国同旧时代相比,是何居心?”就前一论调而言与创造社早期和建国后关于阿Q的时代已然过去的逻辑是一致的,都是先自己设定一个大时代背景,然后根据这背景去证明生活于不同背景之下的大众具有本质的区别。

后者对于前者也有反驳,而且往往还是依据于鲁迅的文本,对于前者的“辩证法”观点,后者可以引用“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至于“弃文从医”的选择也不大可能,因为鲁迅已然认识到精神问题很重要,一人身体之健康无用于全体民众,那么只要还是有负面现象,便不会再退回到从医的道路——“但一有知识,就不能再回到这地步去了”。

双方争论不休,一是二者之间的争论又变成了对“公知”的争论,二是前者和后者都能在鲁迅那里找到符合自己的语录,互相职责对方,前者认为后者是只知道摸黑造谣的公知,后者认为前者是只知道狂热内斗的粉红,但没有哪一方认定对方说的是对的,都认为“你说的这些人当然有,但不是我”。(这话说的是不是有些各打五十大板?)

双方对待鲁迅的态度都认为他是一个正面人物,或者说是爱国的,但在一帮鲁黑眼中鲁迅自然是卖国的大汉奸,倘若在今日必定要被唾弃,而鲁黑又是爱国的,他们论证鲁迅卖国和前者论证鲁迅爱国的证据实在是一大奇观,只可惜这种奇观很少。

发布于 2021-08-15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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