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庆 山雨欲来风满楼：1964——1966年北京中学生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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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一、北京六中的“夺权”斗争

　　二、北京四中学生向中央写信

　　三、清华附中的两派斗争

　　四、文革何时开始？

　　五、毛泽东的“两线作战”

　　六、毛泽东是否“杞人忧天”

　　七、学生是否“奉命造反”？

　　八、彭真等人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思路

　　从1964年秋天开始，清华大学附中两派学生之间的冲突就开始浮上水面。从那时开始，两派缠斗了四、五年，直到1969年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各奔东西。清华附中当时的高三学生郑光召（郑义，小说《老井》作者）回忆了这样的两个场景：

　　在八达岭长城上，我们班两位个人关系甚好却分为两派的同学要分手了。袁东平（当时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之子）环视着辽阔壮美的一派北国风光，爽朗地说：“将来，你们就替我们来建设这个国家吧！”绰号为“老羊”的宋海泉（修正主义苗子、反动学生之一）不解地瞥他一眼。袁东平气派大方地拍拍老同学的肩，把话说得更加明确：“中间派没什么大出息，你们井冈山的行，但你们一般出身于知识分子和平民家庭，你们距离权力太远。而我们‘老兵’离权力很近，我们和权力有天然的联系。所以只能是这样了：由我们来掌权，你们来给我们好好建设！……别不服气，老羊，不信再过二十年看看！”

　　在我们班教室里，红卫兵创始人之一的张明特地找到我，极为正式地发表临别赠言，这可能是自（1966年）“红八月”之后我们之间的唯一交谈：“你们是地富反坏资产阶级，我们是工农革干。二十年后见！”然后坚定不移地走出教室。

　　读到郑光召的回忆，作为过来人和亲历者，我丝毫也不感到意外。实际上，早在1967年初，在当时的中学生就曾经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段子”：江青怒斥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联动”（全称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主要由干部子弟组成）说：“八旗子弟，神马东西。”“联动”回答说：“江阿姨，咱们20年后见高低。”

　　实际上，1964年，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干部子弟，就开始对学校党组织的工作不满，向中央写信告状，被称为“468学潮”。与此同时，清华附中也有学生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并形成一场“大讨论”。回顾这一段两派中学生缠斗的历史，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和思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评价文革。

　　一、 北京六中的“夺权”斗争

　　1964年初，北京六中高三（1）班团支部给团中央写信，反映六中校领导班子和校团委存在的问题。反映的问题主要有：

　　（1）发展团员违背阶级路线。对于革命于部子弟申请入团要求甚苛，有些人只因某些小的缺点就不能入团，或者拖延很长时间才得到批准。对于某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校团委却主动提出要发展。一些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又很差的团员，长期不处理。

　　（2）高三（1）班一位团员张××，出身资本家，本人在思想政治上和纪律上存在许多问题。高三（1）班团支部讨论通过开除他的团籍，并得到一位党员副校长支持，但共青团西城区委组织部、学校党支部正副书记、校团委书记都反对。

　　（3）关于“好学生”的标准有问题。在许多教师的眼里，功课好，守规矩，听话，讲礼貌，不提意见，就是好学生。而这样的学生，有许多是家庭出身不好，政治思想不上进，甚至很落后。相反，一些政治上进，敢提意见，敢表示不同看法的同学，只是功课差一些，有时不太守规矩，有时不太讲礼貌，老师就不喜欢这些学生，就认为他们不是“好学生”。

　　（4）有些学生反映领导干部互不信任。党支部书记、团委书记和一位党员副校长之间互不信任。

　　与此同时，高二（4）班的干部子弟和工人子弟自发组织了以“出身”划线的活动小组。

　　1964年6月，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教育组的工作人员到六中就有关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共青团的工作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7 月1日，写出《北京市第六中学政治思想教育和团的工作情况调查》，指出了六中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久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宣教动态》发表了这份调查报告，并由共青团中央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64年7月24日对这份调查报告做出批示，指出青年团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很危险，将来会是地富反坏的后代接我们的班。小赫鲁晓夫已经有了，正在夺取团的基层领导，对此不可熟视无睹，否则，阶级斗争就成了空话。

　　8月29日，北京六中党支部书记找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教育组成员谈话，除对一些问题进行解释外，基本上否定调查材料中提出的问题；并批评中宣部：“只听汇报或看材料就把六中的问题在全国通报，这样做不是实事求是。”

　　此后，北京团市委、北京市委、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教育部、团中央、西城区委、西城团区委等单位先后组织了两个调查组对六中进行了两轮调查。两轮调查都写出了《调查报告》。两份报告都指出六中工作中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但没有将六中党支部完全否定。

　　与此同时，学生也分为两派，开始了激烈的辩论。争论的一方是干部子弟，他们认为六中党支部和校团委在阶级路线问题上犯了错误，没有解决好“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另一方是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认为六中团委较好地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做到了有成分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

　　10月28日，康生看到调查报告以后，给予严厉批评，批示：“联合调查组10月26日简报，揭露了许多严重的事实，证明团市委及×××（六中党支部书记）等人的话是假的。但调查组对那些严重问题的看法，只是用几个‘不够’来估计学校的领导，事实与对该校领导的估计相矛盾，这是为什么呢？是认识糊涂，还是思想上有顾虑？”

　　团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康生的批示，并表示同意康生的批评。

　　从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北京团市委又对六中进行了一轮深入的蹲点调查，写出了《六中情况（之一——之七）》。

　　1964年11月18日，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带队，由团中央、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教育组、教育部等单位组成的工作队正式进驻六中。工作组进校后，就发动师生，揭阶级斗争的盖子。1964年12月28日至30日连续召开3次师生大会，系统地揭发批判所谓由党支部正副书记组成的“反党集团”的错误，“剥开了××集团的画皮”。1965年4月7日，“夺权斗争”暂告段落，六中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团委书记，都被定性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1965年8月16日，六中“四清”运动领导小组在《关于北京六中四清运动试点的报告》说：“运动中我们按照‘二十三条’的精神，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抓了大是大非，着重解决了领导核心问题，组织群众学习了党的教育方针和毛主席有关教育的指示。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成绩是显著的。……主要的收获是：清理了学校领导核心中的严重问题，建立了新的领导核心。”

　　二、 北京四中学生向中央写信

　　1964年12月20日，北京四中的杨东胜（杨成武子）、宋扬之（父亲宋之光是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苏承德（苏振华子）、钱乐军、李安东、宋克荒（宋任穷子）等六名高干子弟。向中央写信，状告四中校领导。一份通过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儿子陆健健（后改名陆健）交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另一份通过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儿子傅洋交给彭真。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包括：

　　1. 以教导主任屈大同、副校长刘铁岭为首的本校入党留校生形成了一个把持学校领导的实力派。包括团委书记、政治教研组长、行政负责人、高二班主任等。这些人出身均不好。一切事情由他们决定，由他们说了算。排斥出身比较好的党员干部，重用出身不好的教师。

　　2. 在学生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学生会的干部出身都不好。一些人对李新桅（李井泉儿子）进行百般人格侮辱（李说过，“我要是执政，先杀你们这样的团员。”）。在发展团员问题上，发展了大批出身很不好的同学入团。而肖云（肖华儿子）入团志愿书填好了二年才被讨论。

　　3. 在学生中存在不少反动思想，但学校对此不闻不问，大加掩饰。但对出身比较好的同学却采取高压政策。

　　4， 一些老师问题严重。如扶植资产阶级子女担任班长、学生干部。党支部不让搞阶级斗争，还决定：不许大鸣大放，不许贴大字报。

　　最后，写信人希望上级能派工作组来四中，把四中的问题彻底搞清楚。

　　中宣部于12月25日在中宣部《宣教动态》114期上刊登了此信。12月28日，以北京教工委书记张文松和北京教育局局长李晨带队的工作组就进驻四中。后来，李晨在2001年正式发表的《北京中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一书中说：“1964年12月20日，北京四中杨某某等6名学生写信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揭露北京四中当权实力派排斥出身比较好的党员干部，在学生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等一些严重问题。21日，陆定一将此信批给了中共北京市委彭真、万里……此时在四中高中学生中，正酝酿着罢课、罢考、夺权和对一些学生教师进行批斗，有的教师学生已被批斗。在这种革命的形势下，中共北京市委匆忙组成以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部长张文松、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李晨为领队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于1964年12月28号进驻四中。” 工作组中还包括汪家缪（时任北京团市委书记）、侯维城（时任西城区委文教书记）、杨滨（国家经委副主任宋养初夫人，社教运动后留在四中担任校长、书记）、刘岩（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夫人）等。

　　工作组进校之前，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指示工作组，进驻的基本态度是，不带框框，不定调子，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运动、教学两不误。

　　北京市副市长万里曾经两次直接介入四中的“社教”。1964年12月底，万里在北京市委大楼接见了四中的几十个高干子弟。接见时，万里在会上批评他们是“娃娃瞎胡闹”，“不要党的领导，搞非组织活动。”针对他们所反映四中领导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万里说：“你们说红 2 分比白 5 分好，我看还是白 5 分好。”万里指着苏承德说：“你现在应好好学习，我会找你爸爸谈谈。”

　　1965 年 1 月 14 日，万里召集四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女一中、女三中等六所中学的高干子弟“训话”，同时让六个学校的校长、党总支书记、团委书记参加。万里在会上讲了三个钟头，对几个中学的学生运动大泼冷水。万里批评高干子弟“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由散漫、自由主义，不听党的话。”他強调：“这个运动必须党来领导……没有党的领导还不是洪秀全、李自成？”他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校要有正常秩序，不能乱来。”

　　1965年8月4日，工作队进驻四中7个月之后，李晨在四中党支部的讲话指出：“四中没烂，成绩是主要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8月10日，工作队向中共北京市委写出《北京四中四清运动的报告》。《报告》提出：四中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学校领导干部是努力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错误还是比较严重的。主要问题是：（1）政治思想工作比较薄弱；（2）放松了对教学工作的领导；（3）工作中没有很好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4）党不管党的现象比较严重，党内教育很差。

　　在四中的社教运动前后有几个典型的事情：

　　1. 李新桅是高三（2）班的学生，表现一般，有时被同学嘲笑，有同学摸他的头，开他的玩笑。他一直没有入团。高三其他几个班的团支部召开联合支部大会，跨班级将李新桅发展为团员。之后，再由2班团支部补办手续，予以追认。

　　2. 开展“夺权”。1964年，高三有三个班，突然撤换了原来不属于干部子弟的班长和团支书，由干部子弟取代，进行了一次“小政变”。

　　3. 学生斗学生。在工作组的组织下，将高三（4）班的毕向明定为“反动学生”，展开批斗，甚至进行“逼供信”，最后取消了其参加高考资格，送到团河农场进行劳教。此外，高三（4）班的鲁生卫（化名，因本人不愿意被关注，他的同班同学王复兴在回忆文章中使用了化名），高二（2）班的牟志京，高二（5）班的周孝正，都曾经被作为“资产阶级倾向的典型”，在自己的班上受到同学的围攻和批判。

　　三、 清华附中的两派斗争

　　无独有偶，1964年11月在清华附中也出现了一场关于“阶级路线”的大讨论，一些学生为此给校领导贴了大字报。事情的起因是在食堂打饭时一名干部子弟（熊向晖的儿子熊钢）与一名非干部子弟发生了口角，动了手。学校领导及时处理了此事，但一些非干部子弟不满意学校的处理，认为学校偏袒干部子弟，处理不公。此事虽然最终被校领导强力压了下去，但也在干部子弟和非干部子弟之间留下了深深的伤疤，矛盾时起时伏，冲突一度非常激烈。这种冲突，一直延续到1969年大家各自走向社会。

　　清华附中是1960年才建立的新学校。虽然是新学校，但在教育改革方面却雄心勃勃。在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在青年教育家万邦儒的努力下，建校几年，就已经跻身北京市的顶尖学校。清华附中的办学思路非常明确，非常清晰，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拔尖人才，栋梁人才，尤其是理工科方面的杰出人才。到1964年，清华附中已经聚集了一批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其中，工农子弟很少，主要来自两大类家庭，一类是干部子弟，一类是高级知识分子子弟。于是，这两拨精英人才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竞争、摩擦和冲突。

　　于是，以万邦儒校长为首的校领导，就面临了非常棘手的两难困局：一方面，要贯彻“阶级路线”，保持“接班人”的“红色基因”，对干部子弟予以适当照顾；另一反面，又要保护和扶持知识分子子弟中的优秀学生，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或者说，“贯彻阶级路线”与“培养优秀科技人才”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一些矛盾。校领导的处境确实非常尴尬。

　　1966年6月以前，两派之间的对抗的主要战场是发展团员。干部子弟强调发展团员要看“出身”，而高知子弟则强调发展团员要看“表现”。一些出身好但表现不够好的同学，在入团时会受到高知子弟的阻击。有时，团员发展大会上出现了激烈的对抗，最后只好进行票决。例如，高631班的干部子弟王铭（后来是红卫兵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入团，就曾面临两派激烈的较量。

　　清华附中的两派斗争非常具有特殊性，戏剧性。两派在当时的分野，并不是左右。1964年，中央组织了对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批判，批判的主要观点是这些电影宣扬“人性论”，用“人性论”取代或冲淡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围绕对这两部电影的评论，干部子弟与高知子弟展开的一场大辩论。有意思的是，干部子弟站在了为“人性论”辩护的一方，而高知子弟则站在了批判“人性论”的一方。这场辩论的结果是加深了两派之间的隔阂。

　　1964年11月，教育部在教育系统内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清华大学向干部传达了这个谈话纪要，清华附中党支部向部分干部子弟传达了这个谈话纪要。1965年，干部子弟们又从不同渠道获得了1965年毛泽东与王海蓉关于教育的谈话内容。毛泽东的这两个谈话，激发了干部子弟对附中党支部的不满。

　　1966年春，干部子弟首先开始了跨班级之间的串联，初步形成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小团体”。清华附中紧靠当时尚非常荒凉的圆明园。于是，圆明园成为这些干部子弟进行串联、交换信息、交流思想的场所。

　　这个干部子弟为主的非正式小团体的矛头指向了以万邦儒为首的学校党支部，认为校党支部没有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没有将“又红又专”作为培养目标，而是格外偏爱青睐那些出身不好的“白专”学生，偏离了党的教育路线。

　　一个标志性事件之一是1965年10月28日，预651班学生骆小海在板报栏里贴出了一张题为《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其中写道：“造反，造旧事物的反，是历史的伟大动力。……拿我们学生来说，什么教育制度，学习方法，纪律规章，天地六合，都藏有旧的东西，对待它们，只有一种精神：造反！……鉴于目前教学纪律对学习束缚之甚，大有造反的必要。这边革命分子一喊‘造反喽！'，那边保皇分子慌忙打出和平旗帜，大喊‘遵守正常秩序'。……和尚的偶像很多……保皇‘同志’的偶像比和尚还多，什么‘书本'呀，什么‘学校的规定'呀。”

　　标志性事件之二是1966年5月10日，骆小海写了一篇批判附中校领导的文章，标题是《从我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看我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文章指责学校不把毛主席的书作为最高指示，而是把清华大学怎么说的，《北京日报》、《前线》杂志怎么说的，作为最高指示。

　　标志性事件之三是，1966年5月20日，王铭、张晓宾写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一文。这比聂元梓等人5月25日贴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还早5天。

　　最终，在1966年5月底，正式成立了后来闻名世界的组织“红卫兵”。“红卫兵”（一说是“红卫士”）最初是预651班张承志个人写大字报使用的笔名。在“红卫兵”组织成立以后，就成为该组织写大字报共用的署名。

　　具有戏剧性的是，这时，高知子弟则站在了维护保卫学校党支部的立场上，为党支部辩护。从1966年5月底到6月8日工作队进校支持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的大约十天中，干部子弟“造反派”与高知子弟“保皇派”进行了激烈的对抗。6月8日，约300名四中、十三中、人大附中等学校的干部子弟骑自行车到位于郊区的清华附中声援清华“红卫兵”，被附中校领导关闭大门挡在校外整整10个小时，双方对峙了10个小时。附中校领导已经调动了清华大学校卫队、海淀分局便衣队，做好了武力驱赶的准备。结果，当晚工作队进校，明确表示支持红卫兵，外校声援的干部子弟最终被放进了附中校园。

　　由于得到了工作组的支持，“红卫兵”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在进校不久后工作组写给上级的报告中说：“工作组进校时右派势力气焰嚣张，左派力量孤单，左派学生仅101人，占学生总数的8%；左派教师 2 人，占教职工总数的1.7%。”



　　文革中，清华附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该校是“红卫兵”组织的诞生地，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该校高651班（高二，64年入校）骆小海6月24日写出了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7月4日写出了大字报《再论》，7月27日写出了大字报《三论》。三篇文章都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 其中的前两篇被江青转呈了毛主席，毛主席8月1日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对他们表示支持。信中说：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它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 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至此，始于1964年夏秋的干部子弟先后与高知子弟，与校党支部，与工作组之间的斗争，以干部子弟的完胜而暂告一个段落。后来在1966年底，干部子弟在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斗争中，遭受重创。这是后话。

　　由于始于1964年的干部子弟与高知子弟之间的明争暗斗，矛盾不断激化，1966年8月26日，在清华附中出现了同一个班的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殴打高知子弟的恶性事件。这种现象，在北京的其他中学并不多见。那天，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学在教室中受到殴打，出身不好的郑光召险些被自己的同班同学打死。

　　这种干部子弟与高知子弟之间的冲突，一直延伸到1969年同学们上山下乡、各奔东西为止。

　　2012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李伟东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清华大学附中高631班（1963-1968）》。李伟东采访了631班的多数同学。根据李伟东的记述，半个世纪之后，两派之间的互相怨恨并未消融，一些同学拒绝与另一派的同学见面。这种情况，在当年的中学生中并不多见，可能属于清华附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吧。

　　四、 文革何时开始？

　　文革何时开始？对这个问题存在多种回答。至少包括这样几种不同的看法：

　　1．始于1944年。这一年，郭沫若写了《甲申300年祭》，毛泽东写信向郭沫若表示感谢，并向全党推荐这篇文章。虽然当时抗日战争尚未取得胜利，毛泽东就号召全党读郭沫若所写《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于《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崇祯吊死煤山300年纪念日）。《新华日报》刊出后，毛泽东立即指示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印行了单行本。郭文发表20天后，1944年4月12日，毛就在高级干部会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实际上，郭写此文，并不是出于自己的创意，而是缘于当时任职于《新华日报》的乔冠华的约稿。

　　2.始于1957年整风运动。所谓“整风”，是“整顿党的作风”，是要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整风的矛头是向内的。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动因是1956年苏共20大上对斯大林的批判。根据李慎之回忆，1957年4月，毛泽东对胡乔木、吴冷西等说，斯大林时代统治的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残暴的统治，如果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下去，是不会千秋万世的。胡乔木说：“毛主席最近日思夜想，就是要设法使社会主义能够千秋万世。”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邓小平后来的谈话中得到印证。1980年8月18日，邓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显然，毛泽东发动“整风”，是出于共产党的事业“千秋万世”的考虑，是为了避免共产党的统治演变为斯大林式的黑暗、残暴统治。本来矛头指向共产党自身的“整风”，后来，由于局势失控，不得已从“整风”转向了“反右”。

　　3.始于1963年“四清”。所谓“四清”，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是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运动。“四清运动”的矛头所向，已经指向了蜕化变质的党内领导干部。

　　4.始于1966年的《516通知》。在《516通知》中，更明确地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5.始于1966年6月1日中央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在此之前，运动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可控的“大批判”，从广播聂元梓大字报开始，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开始兴起，开始形成真正的“群众运动”。

　　以上5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我本人则赞成第2种看法：始于1957年“整风”。在1957年“整风”时，毛泽东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继续革命”的思想。“文化大革命”是“继续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其高潮部分。

　　1964-1966年北京部分高中生“造反”的历史事实，1964-1966年北京大学部分教师“造反”的历史事实，都不支持文革始于1966年的看法，都可以被视为文革高潮到来之前的一个预备乐章。但最初的“序曲”，则可以追溯到1957年的“整风”。

　　五、 毛泽东的“两线作战”

　　建国以后，毛泽东一直在“两线作战”：一方面要“防止复辟”，其主要对手是前朝遗老遗少，是“民主个人主义者”；一方面要“抑制新贵”，其主要对手是曾经跟着自己打江山的昔日同志，是“党内资产阶级”。二者，都曾经是自己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同路人”。

　　建国以后，毛泽东需要面对前朝的遗老遗少。这些人不认同共产党所崇尚的马克思主义，不认同社会主义道路。对此，毛泽东是清醒的，并不糊涂。他在1949年5篇“评白皮书”文章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写道：“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

　　毛泽东清楚，在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军阀时，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同路人，同盟军，但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这些人并不认同。这些人是新政权潜在的“反对派”，需要防止他们所产生的阻碍作用，需要抑制他们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

　　建国以后，毛泽东十分关注巩固新生政权，对于新生政权所面临的种种内部危险，他具有高度的忧患意识。为此，他发动了一个接一个的群众运动，试图抑制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影响。1951年，他推动开展了“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1954年，他抓住“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被压制的事情作为契机，开展了一场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运动，批判了研究《红楼梦》的俞平伯，批判了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批判了《文艺报》（社长冯雪峰）的资产阶级倾向，批判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毛知道，巩固新政权仍旧任重道远。1955年3月，毛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说：“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 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 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 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安全。如果我们……采取了适当的措施, 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的重大危害, 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

　　与此同时，他对共产党内的“新贵”也心存深深的忧虑。作为熟悉中国历史的毛，“李自成之败”是他的一个大大的心结。早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前，毛就号召全党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后来，毛又鼓励过姚雪垠写小说《李自成》。由于毛的欣赏，《李自成》曾经是文革中几乎“一花独放”的文学作品。

　　据说，抗日时期，在听到有关延安的廉洁和官兵平等的汇报时，宋美玲曾说：“那是由于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一旦自己的干部们尝到了权力的滋味，是否会失去廉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毛泽东高度关注的问题。

　　1949年3月，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建国以后，在打击遗老遗少的同时，毛的另一个关注焦点是如何打击共产党内的腐败分子和抑制官僚主义倾向。在朝鲜战争仍然紧张进行的1952年，毛的关注重点却是“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抓老虎（严重贪污犯罪分子）”。

　　六、 毛泽东是否“杞人忧天”？

　　建国以后，毛泽东先后面对了两个强大的外部对手，开始是美国，后来是苏联。二者都给毛泽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总体看，二者对于毛泽东来说，都不过是肌肤之患。毛泽东真正忧虑的心腹之患不是美苏，而是国内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此，他发动了一系列旨在打击这两种势力的斗争，也误伤了许多无辜。

　　对于来自这两股势力的威胁，毛泽东是否“杞人忧天”？

　　从1966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半个世纪后回头看，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过人洞见。

　　从1980至2010年的三十年间，数以百万计的妇女被买卖（包括形式自由自愿和被强迫），数以十万计的儿童被买卖或拐卖，数以千万计的妇女从事性服务工作（包括形式自由自愿和被强迫），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吸毒，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赌博和与赌博伴生的高利贷，数以十万计的工人死于本来可以避免的矿难，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死于矽肺一类职业病……几十年以后亲眼目睹了毛泽东曾经深深忧虑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党内资产阶级”坐大，我认识到毛泽东并非“杞人忧天”，许多人开始理解毛泽东的忧虑和他为防止这种局面出现所曾进行的努力。

　　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明同志曾担任王震同志的秘书。他在2019年发表的文章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近些年，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王震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知道笔者个人经历的，不断有人问：“这是真还是假的？”我回答说：“是真的。”东欧剧变之后，王震几天吃不下饭，常常坐在饭桌前低头不语。家人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劝他：“人是铁，饭是钢。”劝他时，他常常不语。其中一次，他抬起头对笔者说：“在六、七十年代，毛主席曾几次当面对我讲，‘王震呀，这样下去，搞不好，会有千百万人的人头落地哩!’那时候，我楞是不信，以为是老人家在吓唬我们。现在，我信了。”苏东剧变后，有一天一家杂志社的几位编辑来拜访，王震对他们说：“现在，血淋淋的事实已经向我们证明，政权夺取了，还可能丢失。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王震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表述曾几次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五十年”。半个世纪后回头看，王震的话不无道理。

　　七、 学生是否“奉命造反”？

　　1964-1966年的中学生，是特殊年代中形成的一批中学生，他们的思想受到几个方面的影响：

　　1．中苏论战；

　　2．毛泽东与毛远新、王海蓉的谈话；

　　3. 关于《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讨论；

　　4. “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5. 1963年开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

　　6. 关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讨论；

　　7. 关于“三家村”的讨论。

　　关于文革的造反行为，一种说法是“奉命造反”。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上面所列对中学生思想发展产生影响的7个因素，都可以被视为“命令”。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不仅简单，而且牵强。

　　1964-1966年北京六中、四中、清华附中的中学生“造反”，矛头都指向了学校的党支部。1957年，许多人仅仅是给基层党组织提意见，仅仅是对基层党组织的一些做法不满，就被打成了“右派”，不仅自己受尽苦头，而且连累了自己的家人、子女。惨痛的教训殷鉴不远。在这些中学生挑战基层党组织的时候，他们的家长、老师大多都向他们发出了警告，受到攻击的基层党组织也提醒了他们，甚至带有威胁的意味。但是，他们并没有退缩，他们仍然把自己进攻的目标锁定学校党支部。为什么？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论证的问题。在这种思考和论证中，我们或许可以逐渐走向真实的文革，逐渐理解毛泽东毅然发动文革的考虑，逐渐理解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双向作战”的困难处境。

　　我本人1963年开始读初一，1966年时是一名初三的学生。但是，我当时曾经认真地读过“九评”的几乎每一篇文章，对中苏辩论高度关注。大约1960年，由于中苏论战，前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曾经使“洛阳纸贵”，知识分子竞相阅读。可以说，此书的主要思想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不谋而合。早在1963年我进入初中之前，早在我小学高年级，就读过《叶尔绍夫兄弟》。作为一个小学生，并未完全读懂，但已经朦胧地具有了“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共产党腐败变质的意识。后来，下乡插队期间，我在草原上又曾经认真地重读此书。

　　从1964年开始，虽然时间上有先后，程度上有深浅，但总体讲，干部子弟和高知子弟都接受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一理论集中地体现在《516通知》中：“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我1967年11月16日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到位于中蒙边境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额仁高比公社额仁高比大队插队落户。至今，在我的日记本中，仍保存着离京前我的三姐谢小玲赠送给我的临别礼物。我从天安门广场出发时，哥哥姐姐都来给我送行。我即将奔赴零下30度的草原深处，但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破旧的小棉袄。几十年间，我的三姐谢小玲每每提及为我送行时的情景，都会眼圈发红。那时，我的爸爸已经作为反革命分子被遣返原籍四川自贡，我的妈妈毫不犹豫跟随爸爸一道去了自贡。惊涛骇浪中，他们二人自身难保。虽然牵挂留在北京的孩子们，但鞭长莫及，无能为力。身在北京的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一贫如洗，勉强糊口。临别，没有礼物可以相赠，三姐就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了一篇“临别赠言”，作为送我远行的礼物。当时，她是17岁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的初三学生。她在这篇临别赠言中写道：

　　谢小庆同志：

　　我们应该懂得：中国向何处去，是怎样的意味深长。

　　记住：这是我们不可片刻含糊的大方向。

　　我们应该懂得：走历史的必由之路是坚定不移的行动，而不仅是慷慨激昂的“檄言”。

　　记住：革命是件不容易的事。

　　我们应该懂得：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老百姓，一个普通的农工，同时我们也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革命家——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记住：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我们应该懂得：我们不但是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更是一个飞奔疾驶的火车头，自觉地奔向革命事业最艰苦的地方——义不容辞的责任。

　　记住，我们总要拼命向前。

　　我们应该懂得：科学的看待社会，看待自然，看待一切。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标新立异，敢于藐视旧的一切，敢于冲破一切旧习惯势力的罗网。不怕摔跤，不怕碰壁，不怕挫折……

　　记住：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我们应该懂得：像毛主席那样“决心学习，至死方休”，“活一天就学一天“，永远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记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们应该深深的懂得：我们是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青年。我们走什么路，做什么人，是怎样的和人类的命运紧紧相连。

　　记住：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

　　当你就要走向社会，踏上新的历程之前，你应该做些什么？！……

　　社会是极其复杂的，我们不能不勇猛，不能不机警，不能不刻苦勤学，不能不流汗洒血……总之，不能不拼命，也不能不科学。

　　勇敢的走向社会吧！前途是灿烂辉煌的。不用顾虑，不用怠慢，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就是伟大的胜利！当然，第一步还远不能证明你就学会走路了。

　　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啊，我们总要逆流而上，我们总要顶风向前！我们始终如一的目标：

　　为毛泽东事业而奋斗！奋斗！奋斗终生！

　　同志：谢小玲

　　1967年12月22日

　　从这篇“临别赠言”中，可以看出那时一个17岁的初三学生的所思所想。她的关注点不是自己的个人命运，而是“国家前途”、“人类命运”和“人民福祉”。她虽然是一个“黑五类”中最“黑”一类“反革命分子”的女儿，但她对自己和自己家人的期许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家”，是“飞奔疾驰的火车头”。实际上，她当时对未来生活的艰苦和人生道路的曲折已经具有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她1966年冬天曾经与自己的朋友们一道，从北京徒步出发，途径河北、山西、陕西，步行走到延安。沿途，她已经对当时中国农村和中国底层的贫穷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我离开北京不久，我的大姐谢小鱼就因为“反对林彪”而被捕入狱。她当时是北京地质学院附中的高三学生。她只是在自己的日记本中写下了自己对林彪的疑问，被她的闺蜜举报。

　　无独有偶，1968年，与我一道下乡到我所在公社的东邻满都宝力格牧场的姜戎（《狼图腾》作者）、刘小布和闵琦，也开始在私下的讨论和通信中怀疑林彪是一个野心家。他们的讨论被人举报。“反对林彪”成为他们后来被批斗、被逮捕的罪名之一。

　　从许多人的回忆中，从今天尚保存着的那时的文献、日记、通信和读书笔记中，可以看出，那时的中学生具有很高的政治热情，使命感，责任感，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独立思考，与之前和之后的中学生确实不可同日而语。这批中学生的所作所为，很难被简单地说成“奉命造反”。

　　八、 彭真等人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思路

　　彭真、万里等许多基层领导并没有理解毛泽东推动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的深远思虑，并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思路。从抗日胜利开始，毛泽东一直忧虑中国革命的成果最终丧失。建国以后，他既忧虑新政权丧失于艾奇逊所寄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忧虑新政权丧失于党内的变质分子。与苏联决裂以后，他更加忧虑中国走上苏联的“特权阶层”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忧虑“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他发动“整风”、“四清”和“文革”的主要考虑。

　　但是，彭真、万里等人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忧思。与介入1964-1966年的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类似，对于北京中学的这场学生自发的“造反”，彭真、万里、李晨等人的态度基本上是“息事宁人”，不主张中学生过多的参与政治活动和关心政治。这突出地体现在1965年1月14日万里对6所中学高干子弟的“训话”和同年5月21日李晨在中学生干部会议上的长篇报告《革命与学习》。万里的“训话”已经无从查找，但李晨的报告却被全文保存了下来。李晨为这个报告作了充分的准备。报告的整体精神是：学生的任务是学习知识，学生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学习。

　　从李晨的报告可以看出，彭真、万里等人确实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思路。

　　2023年2月6日修改于北京

谢小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 1964~1966年北京中学生学潮 No_HK2023-8a.pdf (1.63 MB, 下载次数: 3)

2024-3-16 00:29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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