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亭 "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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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0日第728期 作者：李治亭

编者按学术是时代精神的精致表达。任何一种学术，只有深深植根于它所处的时代，回应重大时代命题和关切，才会焕发勃勃生机，才能产生广泛影响。问题在于，倘若学术研究者站错了立场，服务错了对象，即使回应了重大的时代命题和关切，其取得的成果再多，叫嚷的声音再大，也只能是噪音杂音，也只能是历史的阻碍者而不是推动者。近些年兴起的“新清史”，到底属于哪一种，本期“争鸣”版推出的这篇文章，有助于诸君作出判断。

“新清史”名不副实

　　“新清史”所谓“学术创新”，名不副实。质言之，是虚假的冒牌货！没有学术创新，“新清史”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他们表述的系列观点，实属陈词滥调，是19世纪以来那些西方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御用学者论调的翻版！

　　首先，有必要说明“新清史”的缘起。1996年，美籍学者罗友枝发表《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向何炳棣发起了挑战。她指责何氏满洲“汉化”的观点，提出“大清王朝”不能与“中国”混同，应确立一种“满洲中心观”，重新评价清史。以此为开端，又有柯娇燕、欧立德、米华健等继其后，发表或出版了与罗友枝观点相类似的论著。最有代表性的是米华健、欧立德等人主编的论文集《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所谓“新清帝国史”，即简称“新清史”，成为这些学者的学术符号。于是，他们在美国、中国发表文章，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讨论会，接受记者采访，皆以“新清史”相标榜，并极力进行鼓吹。

　　美国学者不遗余力兜售“新清史”，国内也有个别学者帮忙推介，但清史学界并未给予多少关注，当然也更谈不上热情。有学者评为“冷漠”，也是实情。以近年而论，所谓“热议”，也并未形成思潮。他们鼓吹“新清史”，似乎其可以一举颠覆中国清史乃至中国历史，我们就有必要认真对待，看看“新清史”的本来面目！

    正如有的学者已质疑：“新清史”到底“新”在何处？学术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又是学术生命力之所在，那么，“新清史”有哪些学术创新？

　　如果由我来说，我实在不知其“新”在哪里，还是由标榜“新清史”的学者自己来说明他们的“创新”吧。他们将“新清史”的“新”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全球化的视角”，二是 “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三是“强调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

　　这就是“新清史”的“创新”？其实，这些所谓的“创新”是中国学者早已做过的事，有的也是日本学者已做过的。怎么会成为美国学者炫耀的“创新”呢？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已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历史中加以考察。例如，把西周奴隶制与希腊、罗马奴隶制相比较；又如，将讨论明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纳入世界史的范畴，与西欧资本主义历史进行比较，得出应有的结论。至清代，以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欧洲各国相比较，找出差异。在近代，中国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中国学术开始走向世界。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以“全球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如戴逸主编的《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就是其中一项重大的成就。中国在世界各国兴办“孔子学院”，已达400余所，被历代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走出”了国门。事实说明，中国学者把视角投向世界，何须“新清史”来显示其“新”！所不同的是，昔称“世界史”，今称“全球化”，这又有什么本质差别！

　　所谓“满洲因素”的重要性，难道中国清史学者不重视“满洲因素”吗？改革开放30余年来，清史学界、民族史学界有关满洲及其文化的研究成果，遍地开花！诸如满学会、满族研究等机构，在北方省区普遍建立，而民间组织如“满族联络会”遍布全国各省。我们何止把满洲看作是一个“因素”，而是把其作为清代的主体或统治民族，置于首要地位！我们重视“满洲因素”是毋庸置疑的。但“新清史”所强调的是，“满洲特殊的族群”独立于汉族之外，没有被“汉化”。一句话，就是满洲对于清朝统治的建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清史”重视“满洲因素”的“重要性”，即便如此，何来“创新”？

　　所谓“强调使用满语”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也是学术“创新”吗？这在中国学界包括清史学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有学者开始翻译满文。与此同时，日本学界有更多的学者从事《满文老档》的翻译，用作研究满洲史、清史的重要史料。以最近30年计，中国学者翻译并出版了清代满文典籍，这是日本学界远远不及的！出版了满语词典、满汉对照辞典，表明中国对满语文字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设置满语班，半个世纪以来，培养了大量满语人才！在北方的一些省份，如辽宁、吉林、黑龙江等，都开办长短期满语学习班，设置满学、满语研究所等。至于其他少数民族，凡有关语言文字等，都在一些民族类高校设置民族语言专业。学习少数民族文字如满语等这些已成“死文字”的文字，仅是用来阅读满文文献，便于研究。这都是最简单的事实，何须多辩！大概是“新清史”受到中国学者的启发，所以才勉强把中国学者已做的事当作自己的“创新”。

　　满文文献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文献很有限，若与汉文典籍、档案相比，不及其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即使把这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所记载的文献都翻译出来，或者说，通晓其语言，就能解决研究的全部需要吗？我国少数民族中，有许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是不是就不能进行研究了？标榜“新清史”的学者把满语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看作进行研究的全部，似乎不懂他们的语言文字，一切研究都不能进行！试问：“新清史”学者懂多少满语？还懂哪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按照他们的逻辑，不懂这些民族的语言特别是满语，“新清史”又从何而来？进一步追问：“新清史”中有多少内容来自满语文字资料？如欧立德论满洲的演讲、文章中，有多少满文资料？米华健的《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史》一书中，有满文资料吗？嘉峪关外为新疆之地，维吾尔族聚居之区。不知米华健是否使用过维吾尔族的文字资料？明明不懂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还标榜为“创新”，教训中国学者如何“重视”满语，云云。简言之，自己做不到，却指斥别人没做到！这多少有一些帝国主义霸权的味道。

　　显而易见，“新清史”所谓“学术创新”，名不副实。质言之，是虚假的冒牌货！没有学术创新，“新清史”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他们表述的系列观点，实属陈词滥调，是19世纪以来那些西方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御用学者论调的翻版！

   现在，就来看看所谓“新清史”到底说了些什么。

肆意歪曲清史 旨在分裂中国

   “新清史”肆意歪曲清史，篡改、污蔑中国历史，已经超出学术讨论的底线，不论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其结果，旨在分裂中国，挑拨满洲与汉族的民族矛盾。“新清史”必将给中国造成严重伤害，并把中国史学引向歧途！

分裂边疆 阉割中国疆土

　　“新清史”无视历史事实，却站在准噶尔分裂势力的立场，把清朝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统一，一概斥为“侵略”、“扩张”，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其论点与结论都充分暴露出他们挑拨民族关系、分裂中国的立场！

　　清代边疆问题，是“新清史”的核心内容之一。“新清史”学者们自认为，他们对边疆的关注远远超过了中国学者。近30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清代边疆的成果颇丰。重视与否，如果只是口头言说，也无关宏旨，无须争辩。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最后得出什么结论，我们与“新清史”存在原则性分歧。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清史”顽固坚持“去中心化”的荒唐史观。如上已驳斥的所谓“独尊”满洲“为历史主体”，去汉族之中心；虚拟“满洲帝国”，删除中国之中心等谬论。同样，他们在边疆问题上，去“中原”之中心，去北京之中心，妄图确立边疆及“中亚”非汉人的诸民族之中心，将清朝的中国皇帝篡改成“中亚诸民族的大汗”！这还是“去中国化”。中国的边疆与内地或概称中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何者为中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如北京，历元、明至清，都曾是国之都城，再向前追溯，金朝在此设立都城。北京是国之中心，这还有疑问吗？但欧立德等人偏偏把中国一代王朝改为“内陆亚洲帝国”，而且是在承德形成的！这一篡改，能改变历史事实吗？“新清史”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弱化北京、弱化中国、推重边疆，把边疆从中国分离出去！

    其次，“新清史”认为边疆地区非属中国。这正是“去中国化”的“历史依据”。罗友枝的话，可以代表“新清史”学者们的基本观点。她写道：

　　“清朝除开继承了明朝的领土之外，还开拓了大片疆土，那些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基本上没有长期被汉族王朝统治过，他们也未曾接受过任何儒家的思想和文化。”

　　罗友枝说得很明白：举凡边疆地区从来不属于中国！记载边疆地区受历代王朝统治的史实，详载于二十四史与各王朝的官私史书。这里，若一一摘引，远非本文所能容纳！建议罗友枝等人认真读读这些书，无论读到哪里，都会找到与她的判断完全相反的证明！有关历朝历代管辖或统治这些地区的记载，俯拾皆是，寻找正确答案十分容易。比如，汉唐对西域即今新疆地区的经营，《汉书》、新旧《唐书》载记甚明。在东北，早在舜禹之时，就属于幽州地，其后三四千年间，东北既被汉族王朝统治，也曾为少数民族政权所控制。但无论“汉”与“非汉”统治，都是中央王朝管辖的一部分。如《史记》、《汉书》、《三国志》、《金史》、《辽史》等，“新清史”学者们读后才有发言权。至于这些地区是否接受过儒家思想与文化，也无需多辩。

　　罗友枝可以到中国边疆走一走，比如去西南地区的云南，在“南天之末”的景东彝族自治县，在昭通地区——随便到哪个地方，所见所闻，一定会让罗友枝等人大吃一惊：因为在险山恶水环抱的万里之外，居然还有唐时的文庙，对孔子的尊崇如神；至明代儒学的传播，遍布各地！在台湾、在海南岛，都会看到儒家文化的遗迹。罗友枝既不读中国典籍，又不了解中国现实，不顾历史事实，妄指中国边疆地区都不是中国领土！米华健污蔑：“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都认为新疆和西藏自古都是‘中国的’，这恰好就是意识形态和历史诡辩的两个例子。”?輥?輰?訛意识形态怎么可以跟领土归属混为一谈！“诡辩”怎能改变历史事实？这是学术讨论吗？完全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恶意攻击！

　　第三，清朝对边疆地区是统一，还是入侵？“新清史”学者们坚持后一种观点，把清朝对边疆的统一包括用兵，统统污为“侵略”、“征服”、“扩张”。事实是，清朝不过承袭历代的国家统一，又是对历代疆土的继承，怎么成了“入侵者”、“侵略者”？蒙古、西藏、新疆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清朝对这些边疆地区的重新统一，是自然之理，为何又成了“军事征服者”？无须驳斥，这种论调与“藏独”、“蒙独”、“台独”、“疆独”分子叫嚷“不属中国”，鼓吹“独立”有什么不同？“新清史”恰恰为那些分裂势力提供“历史根据”！“新清史”学者们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不是站在清朝的国家统一立场，而是“站在边疆（如从准噶尔人的角度）来看中央”即清朝的。这就暴露“新清史”完全是站在准噶尔分裂势力的立场，来否定清朝的统一！质言之，亦即站在“疆独”、“藏独”分子的立场，来否定我国对这些分裂势力的打击，否定我国对巩固国家统一所做的努力，亦如清朝“是一场大规模的侵略”！

    现在，再回到关于“大一统”问题的讨论。“新清史”污指持“大一统”观点的中国学者“与清朝政府的立场太接近了”，竟然提出：“既然‘大一统’的提法代表的只是清朝中央的立场和态度，我们是否应该将这种提法放弃？”试问：清朝坚持并扩大国家的统一，不应该赞同吗？只有按“新清史”的愿望，清朝不能搞统一，应当放弃新疆，放弃西藏、蒙古，凡是边疆都放弃，让其各自独立，才是正确的政策吗？清朝坚持“大一统”，并非只是“清朝中央的立场”，恰恰是中华民族的立场，是中国国家的立场！要我们放弃“大一统”的提法，就是承认分裂是合法的！

　　坦率地说，“新清史”根本就不懂何为“大一统”！“大一统”并非清朝的发明，它源起于孔子著《春秋》提出的政治理念，是孔子留给千秋万代的一份最珍贵的政治遗产。他主张国家完全统一于一个政权、一个君主，反对分裂、割据。这一思想为历代政治家、历代王朝所奉行。“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生命线。至清代，破除“华夷之辨”的狭隘民族观，发展“大一统”为“天下一家”的“大一统”，不论华夷，不分内外，皆为一统。康熙帝废长城，撤除了横亘在华夷之间的万里分隔线，使清朝真正成“天下一家”。雍正帝对“大一统”做了精辟论述。他说：

　　“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

　　雍正帝也承认他和他的民族满洲都是“中国人”，完全继承尧舜以来包括孔孟的中华文化传统，所论“大一统”，表明了他的政治目标，是对历代历史的继承。他尤其强调：“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

　　雍正帝关于“大一统”的理论解读，阐明了清朝对国家与民族统一的原则立场，以“大一统”为其治国理念，贯彻于治国的政治实践中。从顺治朝开始，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各边疆地区推行秦始皇创制的郡县制，因地制宜、因民族而异，设置不同的行政管辖机构，形成一国多制、一地多制的多元一体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国成为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次大飞跃，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今日中国疆域之广大，国家规模之宏伟，多民族共同体之格局，尽享清朝“大一统”的伟大成果！

　　“新清史”无视历史事实，却站在准噶尔分裂势力的立场，把清朝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统一，一概斥为“侵略”、“扩张”，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其论点与结论都充分暴露出他们挑拨民族关系、分裂中国的立场！

结 束 语

　　如同美国科技不断更新，其史学界也是每隔若干年后，总有人标新立异，向前人之说发出挑战，以显示其学术之“创新”。“新清史”大抵就是这样兴起的。他们在美国本土如何争论，我们不必评说，但他们把“新清史”引进中国，引发清史学术混乱，中国学者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纵观“新清史”，实无创新可言。他们只在概念、名词解释上下功夫，诸如帝国、帝国主义、中国、中国人、汉化、涵化、去中国化（去中国、去汉人、去清朝、去中原等，即去掉之意），都没有解释清楚。只在概念上大做文章，却无充分史料的实证。如果说“创新”，“新清史”比20世纪西方学者、日本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更大胆，全面颠覆中国历史，全面否定清史。而其观点之荒谬，前所未闻，如中国是“满洲帝国”的一部分，中国历代王朝统统是“帝国”，清朝是“帝国主义”，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史”。清朝对新疆、蒙古、西藏，以及东北的统一是“武装侵略”、是帝国主义“扩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战争为例，自秦朝至清朝，两千年间，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在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土内进行的，属一国之内的战争，哪有什么扩张！历代王朝从未掠夺过邻国土地，有的是援助，救亡济危，如对朝鲜、越南的援助。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的一页，值得中国人为之骄傲！“新清史”把“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历史，力图抹黑中国，不知意欲何为！

　　“新清史”所谓的“研究方法”更见其学术之浅薄！他们用类比的方法，把中国与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以及日耳曼、土耳其和俄国这些“帝国”进行比对，进而把中国历代王朝至清朝统统打入“帝国主义”的行列！此即他们宣称的“全球化的眼光”，把中国历代王朝打上“帝国主义”烙印，才是他们的根本目的！应当指出，他们把中国与上述各帝国主义进行类比，但很奇怪，他们并没有将中国与美国、日本两个帝国主义进行比对！这又是何缘故？恐怕只有“新清史”学者们才能回答！

　　“新清史”搞乱了中国历史，否定清史，“指示”中国学者要按他们的“新清史”来重新“书写”21世纪的“中国历史”。我们也奉劝美国“新清史”学者们，不要抱任何幻想，不要妄图混淆中国史学界的视听。

   “新清史”在政治上的危害尤其不容忽视。近一二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美国视中国崛起是一巨大“威胁”，公开指责中国对外“扩张”，千方百计，联合日本及南海诸国来“遏制”中国；明里暗里支持如“疆独”、“藏独”、“台独”及“港独”等分裂势力，妄图从内部搞垮中国。“新清史”恰恰是从历史上来论证中国的“帝国主义”特征，挑明新疆等边疆地区不是中国领土，而是清朝通过 “扩张”和大规模的“侵略”将其纳入。所有这一切的论证，都与美国对华政策相一致，互为表里。同时也为当今之分裂势力提供历史论证，实际上助长了这些分裂势力的气焰！

   “新清史”学术上荒谬，政治上危害中国的统一，必然激起每一个有正义感的学者的强烈反对。我们完全拒绝“新清史”，而且要揭露它的伪学术面目，肃清它在中国学界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作者单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注释
　　① 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史》，贾建飞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内部刊印），第19页。

　　② 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史》，第22页。

　　③ 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载《读书》2014年第1期。

　　④ 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载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91页。

　　⑤ 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0《中国论》，陈植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6页。

　　⑥ 《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92页。

　　⑦ 《汉书》卷96《西域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2页。

　　⑧ 卫周安：《新清史》，董建中译，《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⑨ 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载《读书》2014年第1期。

　　⑩ 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普遍性危机》，唐博译，载董建中主编：《清史译丛》第11辑《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2、51页。

　　转引自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载《历史学评论》，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

　　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史》，第16页。

　　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载《历史学评论》，第1卷，第133页。

　　《清世宗实录》卷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696页。

　　《大义觉迷录》卷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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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清史”的来龙去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清史”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迅速兴起，俨然成为一种学术“新潮”。

　　往前追溯，20世纪70年代，曾经独霸美国中国史学界的费正清学派，被新兴的区域社会史学派所替代，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清史和近现代史的关注，逐渐从政治、外交、儒学等下移，关注普通民众和社会，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逐渐被强调中国社会内在因素的区域社会史所替代。欧美一批学者开始从重视语言文献考据的东方学研究，转向以问题为导向的中国研究。哈佛大学中亚史教授傅礼初成为这一转型的代表人物，并鼓励美国学者以一种更为全面的方式研究亚洲内陆历史。1978年，他在《剑桥中国史》第10卷中，注重强调亚洲内陆对“清帝国”的重要性。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的族群冲突有所升级，族群问题成为美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20世纪90年代，新文化史逐渐兴起，使得美国的清史研究更加多元化。许多“新文化史”学者受到西方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影响，强调重新解读史料，重新认识史料的主观性和局限性，重新审视民族国家的历史框架对历史研究的影响，重新定位在传统史学中被边缘化的群体，例如妇女和少数民族。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史学界开始注重从族群这一视角研究中国历史，以满族为主体重新审视清代历史，逐渐成为潮流，从而出现了“新清史”。

　　以往美国清史学界非常强调满族的汉化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论著是何炳棣1967年2月在《亚洲研究》发表的《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他从清代的疆域、人口、政治文化政策、民族政策等方面，指出了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认为“清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而这种成功的关键在于，满洲早期的统治者采纳了系统的汉化政策”，这些政策体现在满洲统治者入关后对明代政治制度的全盘采纳，清代皇帝自康熙始，便将朱子理学奉为正统，并参拜孔庙，用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宗室子弟，并且出版了《四库全书》之类宣扬儒家正统学说的书籍等方面。

　　1996年4月12日，在夏威夷州檀香山市召开的第48届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上，罗友枝发表题为《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主席就职演说，对何炳棣提出的满洲汉化论进行批评。罗友枝认为，满语材料极大地丰富了史学界对“清帝国”和满洲人的认识，使用这些满语史料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史料，改变了以汉文史料为中心从事清史研究而导致的认识偏差。

　　尽管清代皇帝在汉文史料中的形象更接近中国传统的儒家统治者，但这并不是他们的全部形象。根据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在“清帝国”的不同属民面前，满洲皇帝们塑造了不同的统治者形象。何炳棣认为，“清帝国”的统治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满洲早期统治者的系统汉化。罗友枝认为恰恰相反，“清帝国成功的关键在于清朝统治者能够利用他们与其他亚洲内陆少数民族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治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和汉族聚居的地区”。其从“满洲中心”的历史观出发，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在中国成功统治近300年，主要原因并不是“汉化”，而是由于清朝统治者着重保留的满洲特性，并利用这种满洲特性，加强与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最终构建了一个多民族的帝国。这篇文章在美国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被视为“新清史”形成的开端。

    1998年，何炳棣发表《捍卫汉化：驳罗友枝的〈再观清代〉》一文，重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指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汉化过程是一个历史事实，历代少数民族政权进入中原后必争“正统”，学习、采纳汉族文化，从而导致自身的汉化，满洲则是汉化程度很高的民族，但他并不否认满洲对中国历史的独有贡献。

　　在罗友枝与何炳棣的论辩之后，美国先后出现了众多与该主题相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新清史”研究逐渐兴起。1998年，罗友枝出版《末朝皇帝：清帝国社会制度史》。1999年，柯娇燕出版《半透明的镜子：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认同”》。2000年，路康乐出版《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2001年，欧立德出版《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这四部著作经常被视为“新清史”的代表作。虽然柯娇燕本人认为“新清史”、“新清史学派”这些称谓都是不准确的，对自己被列为“新清史”的一员持反对态度，但诸多中国学者依然将她视为“新清史”的主要代表之一。

　　与美国以往的清史研究不同，“新清史”重视利用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史料，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注重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认为满族从未丧失其族群认同。“新清史”不仅挑战了费正清提出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也挑战了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费正清设想的中国为中心等级制的外交关系，是一种具有同心圆结构的“三圈”，第一圈为汉字圈，第二圈是内亚圈，第三圈是外圈。这种观点预设了一个汉化（儒家化）程度自中心向外递减的过程。费正清认为，游牧民族在文明程度上一直远逊于中国。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则主要设定在以长城以内的汉人地区为中心。“新清史”则着重强调满洲人和满洲统治文化在“清帝国”时期的核心作用。

　　“新清史”学者主要分散在满族史、边疆史和清代中期政治文化史等研究领域。“新清史”是由许多同时兴起的、自发的、分散的研究汇集而成的一种学术观点，并非有组织、有负责机构和期刊、有特定目的的学术研究团体，着重清代民族史、边疆史和政治文化史研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

　　虽然“新清史”的研究领域和方法有所区别，但具有共同特点：1.强调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非汉”的“征服王朝”，主张划清与中国历史上汉族王朝的界限；2.强调清代满洲的族群认同和对满洲特色的研究，强调“去中心化”，反对满族被“汉化”的说法和“汉族中心论”；3.提倡以族群、边疆等视角和新的理论框架来审视清代，强调民族认同中的主观元素；4.提倡采用满语、蒙古语、维吾尔语等文献研究清史。

　　“新清史”提出的主要观点，与中国学术界存在严重分歧，如所说的清朝“非中国”、“清朝帝国主义”、清朝对各边疆地区的统一为“侵略”、“扩张”等，均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并不被中国主流学术界所接受。

　　明明是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制造的种种苦难，米华健竟然说：“近代中国是一部帝国主义的重写本”！多么霸道，多么狂妄，我们只能把这荒谬看成是美国学者的一种病态！

　　与此相反，“新清史”学者们却为欧美与日本帝国主义大加辩护，称“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欧洲、美国和日本在海外建立的经济帝国”。仅仅是“经济帝国”？这里，米氏连“侵略”、“掠夺”这样的词汇也不“舍得”用在欧美与日本诸国！“在海外建立”，凭什么在他国“建立经济帝国”？显然，“新清史”学者们一笔勾销了欧美与日本“在海外”的深重罪恶，除了经济，其他一切如他们界定“清帝国主义”的特征统统被取消了。由此也就暴露了“新清史”学者们的帝国主义嘴脸！

二曰“清朝非中国论”。这又是一个极其荒诞、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欧立德放出狂言：“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的皇帝。”主张在“清朝”与“中国”间“划下一条界线”，避免仅仅称呼清朝为“中国”，也不能称呼清朝皇帝为“中国皇帝”。他疾呼反问：“难道我们不该将其（清朝——引者注）视为是一‘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④如此胡说，已达登峰造极！

中国和清朝是什么关系，还需要解释吗？对于连中国历史最基本常识都不懂的“新清史”学者们，看来不作解释不行，也应让世人明白他们的荒谬。举世皆知，清朝作为一代国家政权，合法而有效地统治辽阔广大的中国达268年，这是事实。西方帝国主义及美日等后起的帝国主义哪个不予承认！从最早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到近代与欧美日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无不是清朝以中国的名义签字画押。在近300年中，清朝就是中国，反之，中国就是清朝。清是国号，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如今日，中国为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号，两者合而为一。这还有什么疑义吗？

“新清史”学者们蛮横地将中国与清朝分开，如罗友枝反对将清朝与“中国”“合而为一”，企图用“满洲中心观”来评价“大清帝国”。不承认清朝是中国的，清朝与中国无关，所以只能用满洲的历史来解释清史。照此逻辑，现今奥巴马政权与美国无关，应当用“印第安中心观”来评价奥巴马政权！

更为荒诞而狂妄者，如欧立德叫嚷：清朝不等于中国，应把它看成是“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这使我们想起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三省制造出一个伪“满洲国”，策动满蒙独立，从中国分裂出去，不再属于中国！欧立德之论，妄图用“满洲帝国”取代中国，彻底把中国“消灭”掉，与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如出一辙，但又比日本军国主义走得更远，更为荒诞不经！

这里，又涉及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中国”是什么？按照欧立德的说法，“‘中国’的概念只是一种设想”。自商周以来，迄至清代，“中国”从来就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及疆域为一体的共同体。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实体，已经存续了四千多年，但到了欧立德的口中，中国却只是一种“概念”的“设想”！其本意是，“中国”根本不存在！如此污损中国，蔑视中国，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在他的心目中，他把存续了四千多年的中国完全消灭了！真不愧为帝国主义的本性！

何谓“中国”？古人最通俗的解释是：“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⑤这是说，居于天下或称全国之中心之地，称“中国”，居于中心之外的四方之地称“四夷”，即今之边疆之谓。这就是“中国”与“四夷”的初始之义。商周时，其王城及周围遵奉其王族文化的，皆为“中国人”，不同属其文化圈的各夷、狄、戎等族为中国之附庸。伴随历史的发展，“中国”不断扩大，至秦始皇修建长城，始把“中国”地域扩大到长城脚下，遂有“内中国外夷狄”之界定。内外实则内地与边疆之分，概以长城为界。如汉代人说：“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⑥又说：“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⑦汉代人说得很正确，即长城是“中国”与“三北”边疆地区的分界线，亦是华夷文化的分界线。长期以来，西方某些学者歪曲说长城是中国国境分界线，不值一驳。事实是，清以前所说的中国，一是中央王朝的代称；二是指内地。每代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长城以内，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都是中国之地。直到清代为之一变，以康熙三十年（1691）圣祖废长城为标志，始成“中外一家”、“天下一视”的空前“大一统”的新格局。由此，“中国”的地理范围包括华夏文化已扩大到长城以外的“三北”广大地区。应当指出，清以前，长城以外的边疆地区同属中国管辖范围，只是实行朝贡体制，与内地郡县制有所不同罢了。清朝不只是撤除了长城这道藩篱，更重要的是，在东北、西北及北部设置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最终把秦始皇创行的郡县制推行到边疆地区。这些常识，就不必一一去说了。

清朝把郡县制全部推行到边疆地区，破除华夷即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域之限，形同一体，是中国历史划时代的大发展，为今日中国奠定坚实基础。

遍视世界各国，有哪个国家的疆域不是经历种种历史变迁而最后形成固定的疆域与边界！可以说，“中国”历经三四千年，到清初才完全确定下来。“新清史”学者们声称“中国”不过是“一种概念的设想”，纯属对中国的污蔑！不仅如此，还蛮横地要把中国与清朝分开，篡改清朝为“满洲帝国”，这不是白日做梦吗？

“新清史”学者们执意将“大清国”与“中国”两者分开，其险恶用心，就是“去中国化”！用他们的语言说，称为“去中心化”：“中原”并不是“他们（指清）帝国……的核心，只是一个部分而已。”⑧这与欧立德所说“中国”只是“满洲帝国的一部分”是一个意思。中国被抹煞掉，不复存在！在《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中，清代统治中国的政治中心，明明是在北京，他们却篡改成在承德！即在承德而不是在北京“形成”了“亚洲帝国”！北京与承德，哪个是“核心”，还须解释吗？否定北京，实则是否定中国，以达到“去中心化”的目的。如果不是“新清史”学者们的无知，只能说别有用心！

三曰“满洲外来论”。“新清史”为何起劲反对将清朝与中国“合而为一”？为何大肆鼓吹“满洲因素”的“重要性”？否定清朝、否认中国，强调“满洲”的主体、主导地位，宣称满洲没有被“汉化”，这一切，都是“去中心化”，这里是指“去汉族中心化”。表面看，这是抬高满洲的历史地位，实则相反，他们是把满洲定为“外来民族”，从不属于中华民族，更不是“中国”本土的固有民族。所以，满洲与汉族、与中国都没有关系。如欧立德说：“满洲人征服中原建立大清国”，“以强大军事力量征服明朝”，“异族入侵破坏了中国主权”，云云。⑨

“新清史”明白宣示：满洲为“异族”，他们进关夺取政权，是对“中国主权”的“破坏”，污蔑满洲为“外来”侵略者。这些论调，在欧美学者的著述中，俯拾皆是。如英人阿谢德称：“满洲人是野蛮人”，他们进军中原是“蛮族入侵”。此前，他们“在中国之外”建立的“尚未开化的‘蛮族政权’”，无疑“是外来的政权”！⑩等等。一句话，满洲不属于中国，其世代居住的东北地区自然也不是中国的领土。他们居于“中国之外”，满洲“入侵破坏了中国主权”。他们简直把清朝视同日本军国主义！

这是正确的吗？绝对错误！二十四史和其他典籍，明明白白记载：满洲是东北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从其先世尧舜时代的肃慎，到17世纪30年代满洲的形成，这个民族在东北地区生息繁衍已达四千多年。东北从来为历代王朝管辖，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基本史实，本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常识，可惜，“新清史”学者们完全不懂，强行把满洲从中国“开除”出去，污为“中国之外”的“野蛮人”。这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为侵略、霸占东北制造的口实一模一样！而今“新清史”重复欧美日帝国主义腔调，实属别有用心。

“新清史”肆意歪曲清史，篡改、污蔑中国历史，已经超出学术讨论的底线，不论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其结果，旨在分裂中国，挑拨满洲与汉族的民族矛盾。“新清史”必将给中国造成严重伤害，并把中国史学引向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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