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关于“首都工作组”及“防政变”的探析

reading · 发表于 2024-2-15 23:38:27

关于“首都工作组”及“防政变”的探析

求实

1966年5月，按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亲自主持成立了“首都工作组”。为数不多的有关文章和相关人员的回忆录中，都沿袭了其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政变”和“保卫首都安全”。

真是这样吗？或者说仅仅是这样吗？本文试图就此作一讨论。

一、“首都工作组”简述

1966年5月15日，周恩来遵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与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18日，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189师和六十五军驻张家口的193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司令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泽东阅后批：照办。当然，这本身就是按照毛的意图照办的事，只不过是履行程序报毛审定而已。

5月19日，周恩来向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副部长雷英夫交代组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问题。说：“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中央已经成立了‘首都工作组’，现在需要组织一个精干的小班子，叫‘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首都工作组’直接领导下，负责选调部队，加强北京卫戍区，保卫首都安全。”“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成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经过认真研究，办公室提出，拟选调第189师、第70师作为北京卫戍区的警卫部队，并将这个方案书面呈报周恩来。周恩来很快做出了选调这两个师的方案。

5月27日，公安部队司令部作出《关于加强广播电台武装警卫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年初以来，根据周恩来、总参和公安部的指示，公安部队对加强重要广播电台的警卫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各地98个重要广播电台普遍加强了兵力。各总队对电台警卫工作均指定专人负责。各重要电台的警卫部队还调整加强了干部，并由营以上干部重点掌握。各省、市、自治区对调动电台警卫部队的权限都作了规定，以防止发生问题。加强了通信联络，给警卫部队配备了无线电台。对广播电台加强控制虽不是首都工作组安排的行动，可根据的是周恩来的指示，也是“防政变”的措施。

首都工作组的权限是很大的，由毛、周直接做出的决定，无需通过当时刘少奇主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说是“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其实就是对毛、周负责。据彭真下台后调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吴德说；

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我来北京前的二十几天，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局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把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捕了。

逮捕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副局长，并不是他们犯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他们原来的领导是彭真。

半年多以后，周恩来在两次与群众代表谈话时特地解释了首都工作组成立的缘由。1967年1月21日，周恩来称：

“我总想向你们说一个问题，一直没时间，去年三、四月份罗瑞卿的问题被林副统帅揭发出来，后来彭真的问题也揭发出来了，首都安全问题也被提出来了。主席上半年没回来，就是因为不安全，主席在北京总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搞四大、搞大串连，就有秩序，既有民主又有集中，首都警卫部队要加强，要保卫中南海、钓鱼台、人大会堂，保卫首都的机要地点、电台、尖端要害部门，要保卫首都的安静，要把过去公安、保卫系统掌握的地、富、反、坏分子清洗出去，根据主席指示，林总提议成立一个北京工作组，准备处理这个问题，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步骤是首先从中南海开始，杨尚昆在中南海搞了廿多年的警卫，中南海首先是不安全的，我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先把中南海的问题解决了……”
其实，对于杨尚昆，早在1965年11月就把他调到广东了，如果毛认为杨是个危险人物，此前毛就会离开北京，而那时恰恰就住在中南海，“用了两个月时间”解决中南海的问题，应该是早就解决了，决不会拖到半年后成立首都工作组再去解决。
1967年1月27日，周恩来又称：

关于首都工作组，是在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发现后，主席感到首都的保卫很重要，责成我管这件事，组织了首都工作小组，由军区，公安部，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和其他一些部门组成。

任务：
1.保卫中南海安全。
2.保卫首都，增强卫戍力量。
3.保卫要害部门，如中南海，钓鱼台，国防部……
4.为保护首都安全，把黑户口，五类分子搞走。
5.处理外国侨民中一些不受欢迎的人。
以上五条，六月初向主席汇报，主席对第四条原则上不太赞成。主席提出：把矛盾上交中央，中央怎么办，矛盾下放到公社没有土地也不好办，交到其他省，是以邻为壑，还是自己消化。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初步解决了刘少奇的问题，“反政变”的说法已经没有意义，稍后在8月底，“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王尚荣、雷英夫等被打倒了，工作组的其他几位成员也陷入文革泥潭。万里从一开始就被打倒了，一次会议也没有参加过。李雪峰已经不再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回华北局工作，而且也不断遭到造反派批斗。刘志坚1967年1月初就被打倒。不久解放军总政治部被打成“阎王殿”，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在屡遭批斗之后也被打倒。郑维山这时主持北京军区工作，因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被批斗，他也要作检查、挨批。因此，郑维山也很少到三座门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来了。苏谦益也因被诬陷为“大叛徒”而遭到批斗。而组长叶剑英，1967年初因“二月逆流”也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调动军队来保卫北京的“首都工作组”大员们纷纷被打倒，难道毛泽东就不怕他们铤而走险搞什么“政变”么？
在工作人员的要求下，1967年6月，周恩来终于同意撤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
“首都工作组”随之寿终正寝。

二、关于林彪的防“政变”讲话

对于所谓“防政变”，周是真抓实干，林彪则引经据典，大造舆论。

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即“五一八”讲话）。林彪在讲话中说，这次揭发、解决彭罗陆杨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做了部署。……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接着林彪列举了数十起国内外历史上的政变例子，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16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向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9月22日，中央发出关于印发林彪5·18讲话的通知。通知说，林彪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全党全军都应当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 “九一三”事件后披露的毛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表示了当时对林的讲话有所不满。信中说：林彪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等等。

对于此信，周恩来年谱中记载：7月11日、12日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7月8日给江青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7月14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5月18日的讲话。

9月22日，中央发出关于印发林彪“五一八”讲话的通知，显然，这是经过至少两个多月后的修改稿。修改后的讲话，肯定有相当部分并非原话。没有文献显示毛对此通知还表示了什么意见，说明林的讲话起码没有原则上让毛不满的东西，否则毛不会批准作为中央文件转发下去，也不会同意对林彪的讲话做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等等这样高调的评价和说明。至于林的讲话原文与修改后下发文件的区别，只能等到档案解密了。

林彪的讲话，令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都感到浓烈的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也透露了毛泽东对“防政变”所做的充分准备。作为与会者，是不是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毛已经亲自控制了北京，“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不要像以前那样讨论修改再通过，投票也要注意了，按毛的意思投。别说什么政变的企图，就是对毛的话也不能有丝毫的异议，否则，很容易被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大帽子，就会被“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毫无疑问，林彪的讲话是对他们的警示与震动。

三、关于“防政变”的讨论

1.重新掌控公安军

林彪在讲话中列举了数十起国内外历史上的政变例子，对此，毛泽东一定更有研究，并充满了警惕。特别是搞运动清洗高层，更要采取措施防止被整一方孤注一掷。

虽然彭真在军队系统没什么根底，但主政北京，当然有权调动公安部队。在解决彭真问题之前，1966年2月22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接见叶剑英和杨成武时指示：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第407次会议，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康生等出席，谢富治、林枫、叶剑英、杨成武、萧华、汪东兴等参加。会议决定：“经请示主席批准后，决定撤销公安军这个军种。撤销后，分别划给各军区管辖，城市可留一部分警备司令部指挥。

这样，地方党政长官要动用公安武装力量就要通过军队系统而不能直接下达命令了。这也就杜绝了整治彭真时，彭真“政变”“谋反”的可能性。为了防止彭真有死党犯上作乱，其后首都工作组又逮捕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副局长，可谓在“防政变”上无论是思虑还是行动都十分缜密。

2. 对贺龙的忌惮

由于贺龙在军队里的根基和当时担任主管军队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被毛有所怀疑和忌惮是可能的。但就是捕风捉影，也得有“风”或“影”吧，包括贺龙，没有任何人有丝毫“政变”的“风”“影”迹象。文革初期曾有贺龙“二月兵变”的传说，源于康生说的是彭真。具体情况不过是1966年2月，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这个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北京卫戍区便派人到市人委交涉，市人委建议到市里自己找空房，找到后由市人委出面借用。卫戍区曾联系过几所大学，那个团组建后，最终住到了郊区一个靶场。

调动军队搞政变谋反若失败了是要掉脑袋的，做这样不轨的事都是要十分小心谨慎秘密进行，哪有明目张胆到处号房子为军队找住处的？显然从逻辑上也说不通。不过当时中南海里盛传贺龙和刘少奇的关系很好，他们要结成儿女亲家了（指同在清华上学的刘涛、贺鹏飞，但在清华没有听到这一传闻）恐怕这才是以防政变为名殃及贺龙、并以贺龙历史上有通敌嫌疑遭到整治的一个重要原因。1969年6月贺龙终于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熟读古书，深谙中华传统文化，研究者应该考虑到其会受到的影响。历代君王都有名讳和妨主的说法，毛也对于名字很敏感，也经常拿人的名字开玩笑。有人发现，毛住中南海，选的是丰泽园，注意是丰“泽”，中办主任最后用的是汪东兴，“东”兴。这或许就是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就设国家主席问题紧跟林彪，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依旧稳坐在中办主任的关键位置上，并继续得到毛的信用有关。而贺龙的名字就犯了名讳。首先，真龙天子，是皇上的另一种叫法，毛曾自诩秦始皇， “龙”是贺能叫的么？再有，贺与“吓”同音，“吓”龙，恐怕让毛忌讳。以上也是一种剥夺贺的职权，并置于其死地的可能原因。

3.清理“黑五类”

前所述及，首都工作组的第四条任务：“为保护首都安全，把黑户口，五类分子搞走。”对此毛原则上不太赞成。提出：交到其他省，是以邻为壑，还是自己消化。但在其后“破四旧”运动中，仅40天的时间就有8.5万人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约占当时北京城市440万人口的2%（有文献统计为1.6%，可能是把包括农村的北京市总人口作为基数计算的）。首都工作组的成员、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要求公安系统积极配合红卫兵的行动。红卫兵抄哪些人的家，把什么人赶出北京，都是公安局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提供的信息。

为何一再强调阶级斗争的毛泽东这次原则上没有同意把五类分子从北京赶走？或许他深知，经过多次运动的五类分子一直受到打压和控制，这些社会底层人，不但与首都安全无关，更不会涉及到“政变”等高层斗争。抑或动了一点实事求是之心？早在延安时他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起他的富农家庭，就能看出他完全知道他家成为富农是靠省吃俭用勤劳致富的。他抱怨他的父亲给雇工吃蛋，“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根本看不出他的富农家庭怎么残酷剥削雇工。他对斯诺还谈到他父亲运粮到城里卖时，“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农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表明毛对于抢自家的粮食也并不赞同。由此可见对于大讲阶级斗争和渲染对于地主、富农的仇恨，完全是一种政治需要。

4.关于“防政变”的探析

不否认毛采取的措施和成立“首都工作组”有防政变的意图与作用。怀疑有政变的可能，不能仅仅凭空想象、无的放矢，要分析危险来自何方。
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找不到“政变”的任何蛛丝马迹。时任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说：“现在看来，所谓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政变上台’，完全是一种违背事实的主观臆断，是对党内、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在这种主观臆断和错误估计的基础上，采取增调部队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的措施，也是没有必要的。” 无论是进行军事斗争还是政治斗争，无疑毛泽东都是一个战略大师。发动文革这场大运动，如何保证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必须要深思熟虑、运筹帷幄。对于大政治家，公开发表的说法，未必是他们的真实意图。

我们不必揣测毛的真实想法，只要分析一下成立首都工作组和其做的事情与林彪的讲话所起到的实际效果就可以了。

关于“北京不安全说”，前已述及，叶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周说：“主席上半年没回来，就是因为不安全，主席在北京总的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首都真是不安全么？毛感到自己受到了什么威胁？要真是这样，这么使人敏感的大事情毛早就动手解决了。把公安部队改成军队编控就是一个例子。

毛是掌握军队绝对权力的人，已经首先在军队被神化，在林彪突出政治、做毛的好战士的号召下，毋庸置疑军队对毛绝对忠诚。毛是何等雄才大略之人，怎么会自己吓唬自己呢？周恩来在首都工作组的会上讲话也说：“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

既然军队可靠，那害怕谁政变？真连北京都不敢回了？不是很可笑么？所以必然有其未曾言明的政治目的。

设想，如果毛在北京，刘少奇对于搞文革运动可以随时请示毛，这样毫无疑问就相当于毛直接领导运动了，那刘就没有犯错误的可能了。所以，“北京不安全”不过是一个托词而已，就是要刘在京主持工作，无论刘怎么做，总能找个“茬儿”。

当刘少奇按老套路派出工作组整右派的时候，毛认为有把柄可抓了。于1966年7月18日从武汉回到北京。当时所谓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开始。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向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最初派往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学的工作组是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但毛泽东从武汉回京后又否定了工作组。他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此后，按照他的意思全国都撤销了工作组。

一般都认为，撤销工作组后毛泽东“仓促”决定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但就当时的情况看，需要通过一次全会从组织上拿掉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权力，不是什么“仓促”，而是“深思熟虑”的决定，只不过没有向别人透露而已。

毛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战略大师，深知怎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获取决定性胜利，他从来都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毫无疑问，发动文革的目的是最终要铲除刘少奇，但毕竟刘少奇位高权重，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多年，所以要扳倒刘少奇，要彻底打倒刘少奇，从组织上落实这一点，从中央委员会上落实这一点，毛泽东必然想到要有最终表决的时候，赫鲁晓夫利用朱可夫用军机送来了中央委员，并召开了中央委员会，通过表决反败为胜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遵义会议及以前的权力变更都靠的是表决。是否会顺利达到倒刘目的？因为在有关四清工作会议上毛刘对于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还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问题上发生争执，而会场上的人表现的神情可能是错愕的，他们并没有人公开地站起来去支持毛泽东的说法，所以毛泽东对于整刘少奇能否得到完全的支持可能会心存疑虑。有此前车之鉴，他必须要做好全部的准备，认真的准备。他通过林彪之口，对高级干部做出了警示；通过首都工作组，进驻军队为实现他的目标保驾护航。

全会原订会期为5天，议程有4项：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通过会议公报；四、补行法律手续问题（即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等决定）。

但在8月4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借工作组问题向刘少奇发难，严厉批评派工作组事，说：这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虽然刘少奇关于文革运动每周都向毛请示一次，但还是主动承担责任，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要求各组传达讨论他的讲话，十一中全会议程为之改变。作为首都工作组的组长叶剑英提到有几百万军队，既表明对毛泽东的支持，又给与会人员一种警告和压迫感。

第二天，8月5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显然这是毛泽东的旨意，说是“建议”，实际上就是通知他不能见外宾了。

从国际通识来说，没有经过合法的途径和程序，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国家元首被停止了他权限之内的工作，是不是更像发生了政变？无论是首都工作组的成立和所为，以及林彪的讲话，都是为这一刻做的准备。

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的临时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11人。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未按得票多少排列名次，林彪名列第二位，实际上成为毛泽东的副手和接班人。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原来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实际上是取消了。毛泽东重回一线，剥夺了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职权。刘少奇的排序降到了第八位，实际上处在停职、反省、做检查的状况。

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很大部分权力，逐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掌握。

这些改变权力机构的措施是毛的个人决定还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除了林彪之外的副主席连个说法也没有就不提了？总之，毛在所谓的“防政变”措施落实后，是不是可以说有恃无恐为所欲为？

由此看来，那些“防政变”的措施更像是为政变服务。以“防政变”为由，行“政变”之实，这才更像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大师所为。

在政治斗争中，类似军事斗争，可以取得战术的胜利、取得战役的胜利，也可以最终取得战略上的胜利。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政治斗争的胜利掩盖不了真相，也左右不了后人的分析与评说。

2022.11.17初稿
2023.1.12完稿

原载《记忆》第220期， 2023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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