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义军：胡耀邦主持理论工作座谈会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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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耀邦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理论联系实际敢于突破理论禁区的勇气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些谈话内容现在读来依然是那么生动、鲜活，仿佛离我们而去的耀邦和那个时代的理论界大家们的音容笑貌就在我们的眼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1979年年底，胡耀邦主持召开2次理论工作座谈会，人们对此向来知之甚少。笔者在编撰《胡耀邦年谱长编》时，搜集到一些老同志的工作日记和手札，其中有关于第一、二次理论工作座谈会和王任重主持召开的第七、八、九次会议详细的记录手稿，这里把相关史实摘录下来，供大家研究。

　　一

　　第一次会议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上午召开的，这次会议距离理论工作务虚会结束整整八个月(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结束)，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人员基本都是参加过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人，他们是：胡乔木、朱穆之、王仲方、洪禹、李洪林(中宣部)、胡绩伟、王若水、何匡(人民日报)、林默涵(文化部)、林涧青(国务院研究室)、王惠德(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于浩成(群众出版社)、吴明瑜(科委)、黎澍、董辅礽、廖盖隆(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志(中央组织部)、陈茂仪(人民出版社)等三十多人。第二次会议的时间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朱穆之、廖井丹、洪禹、李洪林、林默涵、贺敬之、吴江、孟凡、童大林、吴明瑜、于浩成、薛暮桥、林涧青、王惠德、黎澍、董辅礽、丁伟志、廖盖隆、邢贲思、曾涛、熊复、胡绩伟、王若水、何匡、杨西光、马沛文、陈茂仪、等三十多人。

　　第二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一九八〇年的理论工作问题。两次与会议人员基本相同，主持人均为胡耀邦。

　　关于理论座谈会会议的记载很少，参加会议的一些老同志也鲜有提及。为此，我请教了一些党史专家，他们对理论座谈会也不甚清楚。从现有材料来看，理论座谈会讨论的问题比较多，限于篇幅问题，现根据我手头的材料将胡耀邦主持的第一次理论座谈会会议情况介绍如下。

　　这次会议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召开的，召集人是李洪林。会议由胡耀邦主持。

　　胡耀邦首先说：

　　理论座谈会也可以叫思想理论漫谈会或双周座谈会。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名单，四十人左右。每两周座谈一次理论、思想工作的规划，重大问题的争论和经验交流。

　　王若水首先发言，他回顾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提出的一些问题，他说：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提出许多理论问题，以后证明提的是很对的。如实践标准，批评两个凡是，现代迷信和假高举。当时有人说如果都要等实践检验以后才能算真理，那么十一大路线是根据过去经验提出来的，但也有待于实践来检验。以后证明是改了，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改变。不能一种理论刚提出来，即说成是百分之百的真理。

　　对文化大革命，十七年的评价，中央提出向前看，但在会议内部探讨还是有意义的。对文化大革命当时提出应予否定，指导思想是错误的。会议否定了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应该抛弃。不同意见只是名词还用不用，内容肯定是不对的。

　　对毛主席的评价，初步作了讨论。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不太同意“微不足道”的提法。会上对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文艺纪要等文件，对九评都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许多错误是从九评开始的。

　　对十七年的看法，从经济建设到思想领域也议论了。普遍认为八大是基本正确的。

　　此外还议论了社会主义划分几个阶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领袖同人民的关系，民主和法治，人治还是法治等问题。会上还批评了康生，议论了宣传大寨中的问题，知青闹事，民主墙等。如何看待苏联等，会上未解决。

　　会上讨论了对形势应如何估计。左的右的都有，还应该认为左的干扰是主要的，这一提法也被中央接受了。

　　李洪林(最近调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

　　这次理论座谈会是根据耀邦同志意见组织的，使理论务虚会采取某种形式继续开下去，不断线。希望到会同志回去起组织作用，拿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会后将发一些简报或向上反映。

　　理论务虚会在全国有很大反响，那时是国内思想空前活跃的时候，有些人骂街，说“再务下去，社会主义就要务完了”

　　胡绩伟插话：有人说是“乱的风源”。

　　李洪林继续说：

　　历史会做出一定评价的。务虚会是三中全会在理论上的继续，是三中全会决定召开的。对务虚会的评价，实际上是对三中全会的赞成或反对。不能说全部发言都是对的，但应充分肯定这一成绩。

　　到现在为止，争论并未停止，如民主问题，三中全会强调要发扬民主，一年了，是否过时了，这是一个战略方针。春天来了，百花开了，但苍蝇也出来了，能否因为苍蝇出来了就说春天不该到来吗?确实有几个害群之马，但治安不好同发扬民主又有什么关系?一些败类是空子就钻的，对他们是依法惩治的问题。人大常委开会，江西代表说有些人只要民主，不要集中，不上班，搞串联等。不上班，搞串联根本不能算民主。不上班同民主有什么关系?说民主墙没干一件好事，有百害无一利，说民主讲多了，这些说法值得研究一下，有些概念没搞清楚，一张嘴即说宣传工作有片面性。理论是现实的反映。应继续理论务虚会的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胡耀邦讲：

　　一年来理论工作有那些成绩?归纳有四条：

　　中央提出在新的时期，理论研究工作的方向是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这是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在这方面是加强了;

　　大张旗鼓地宣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央肯定了的。这一讨论促进了思想理论战线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端正了思想路线，很有意义;解答了许多实际问题，历史问题。

　　特别强调要有很好的文风，摆事实，讲道理，不打棍子。有的有片面性，道理不充分，但与过去林彪四人帮在台上时不能比。充分讲道理才能服人，光扣帽子，没有多少分量，这一点上有进步。

　　还有什么不够的地方和缺点?恐怕也有。看到不够的方面才能推动我们进步。

　　许多问题还应该研究而没有研究。“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它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叶帅从党校讲话到建国三十周年的讲话，都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即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赞成强调实践论，同时也强调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

　　理论界以外的同志，党政各级干部和群众，认为我们有些问题还有片面性，人们是有意见的。我是赞成这个舆论的。三中全会以来有片面性或重大的片面性，人们的认识往往从具体上升到一般，上升过程中往往只看到一个侧面。要防止、减少片面性，讲得更完整一些，更周密一些。我赞成外界的舆论。我的片面性也不少。采取的方法应是注重调查研究，多听反面意见，这是减少片面性的必要方法。有些问题可以慢一些，主席历来实行这一办法。有些文件写好后放在抽屉里，右的过几年以后才发表，采取慢一些的方法。有时即使是对的，由于人们不赞成，有意识地放慢一些，这是减少片面性必须遵守的方法。

　　宣传工作明年怎么搞?请大家想一想。明年总要搞得更好一些，有所前进，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明春理论研究工作的具体任务，当前应该注意什么问题，防止什么问题。前天周扬到我那里去，他要到外面去一个月，他赞成“假如我是真的”(描写骗子的剧本)搞稳当一些，戏剧界先发表一些意见，我们讲话慎重一些，推迟一些。我赞成这个讨论，有个社会效果问题。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提法不行，总要发展人们的智力，这是目的之一。只是为了升学?主席提三好学生搞升学率不是我们教育的目的。

　　生产目的地讨论，赞成乔木的想法，有关步骤，我赞成慢一些。尽可能讲的完整一些，同中央方针协调起来，甚至可以暂时停止一下。

　　我们的目的是大家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搞四化，既然舆论比较大，步子稳当，周密一些，天下的事情要快也不行，历史发展是如此。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应该有个打算。

　　胡乔木在发言中说：

　　对于过去一年，不止一年的时间，理论工作的成就，同意许多同志的看法，确实有很大成绩。如果回顾一下目的是为了计划来年工作的话，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比较好，有利于我们的前进。若水同志讲理论工作在许多方面走在前面，应补充一点，也有走在后面的，否则就有片面性。比方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可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实践证明，这还是个问题。在北京的报刊上没有发表过有分量有系统的文章，这是否可以说是走在后面了呢?到现在一部分理论工作的同志中间，这还成为一个问题。有人认为提出四项原则即是一种倒退，当然是很少数人，我没有做过民意测验，到现在为止为发表过认真的，严肃的，有条理的，充满热情的，经过认真论证的文章，这不是一个很少数人的问题，我看的东西很不完全，可能说错了，这种印象不是我一个人的。

　　胡绩伟插话：李洪林的几篇文章在群众中反映很好。

　　胡耀邦插话：上海有一、两篇。

　　胡乔木接着说：

　　现在不必评论具体的文章。例如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存在，但阶级斗争还存在。这一提法合乎实际，比较严密，没有说不存在剥削者，不存在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就是阶级)，这个命题在北京报刊上未得到认真的反映，在群众和青年中引起各种各样的疑问。

　　胡耀邦插话：“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没有人写。

　　胡乔木接着说：不要多说了，否则会成为贬低了，离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总之，理论工作者有许多工作需要努力，理论共在过去三年，特别过去一年中非常活跃，以后还应该继续向前活跃。

　　应该作一点自我批评，我在社科院的工作做得非常之怀，很不好。我们尽管提出很多问题和观点，大部分问题还停留在座谈会记录的水平上，要有座谈会，但不能满足于座谈会。对于提出来的问题，真正说得上是理论的探讨实在太少了，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认真从哲学角度讨论这样一个哲学完呢提的文章发表的非常之少，我也责备自己，哲学所也没有拿出严格的哲学论文，进一步要求写出哲学著作来，许多文章归结为毛主席说实践如何如何，因此，谁不承认这个命题就是自相矛盾，就是假高举。实践的观念当作哲学概念需要认真分析，要有定义，否则如何能成为标准，成为标准即严格的东西，列宁讲实践的标准是这样的确定又这样的不确定，应该回答列宁，他说的不确切，应在讨论中得到澄清，但我们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问题。在政治上得到很大成绩，但在哲学上不能说得到很大成绩，我不赞成这一类口号：哲学为政治服务，教育为政治服务等等。过去三十年，不说哲学史，我们自己的哲学著作很难提出来，推荐出来。如果要推荐，本来应该不止一本，一个月一本，应该有三百六十本，沉痛地回顾过去的三十年，不能按照过去三十年的路子走，哪怕方向改了，走路的方法不改，到了六十年时，还会遇到同样严酷的问题。这是一个严酷无情的问题，不能只有争论式的论文、小册子，就认为这是科学著作和理论，要有系统地说明，答复许多问题，对历史，现状，不正确的见解做批评性的检查。

　　我们确实提出了许多正确的问题，但不能满足于这一点，这是说的理论工作，不是说报刊宣传，社科院出版的一些刊物带着一种浓厚的争论刊物的性质，这对理论工作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把一系列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继续下来，甚至发展了，有些文章有相当的理论色彩，但确实有些文章把引证一两句话作为整篇文章的出发点或逻辑的骨干，马列在什么地方如何说的，因此如何如何，为了提高我们理论文章的质量，应该把这样的做法加以改变，这样的做法不能提高。

　　应该讨论的理论命题非常之多，刚才若水提出许多问题，继续和发扬这一成绩，党中央准备(还不是正式决定)在不太久的将来提前召开十二大，于光远同志曾好几次提出来搞党纲，我受了他这个观点的教育。他提及此我不太热心，但未丢到九霄云外，这样重要的问题，我听到后就经常想到，开始我认为没什么意见，哪一个党也不会真正按照其党纲来行动，花费的时间可能赶不上它适用的时间。现在认为有一个党纲有它的意义，希望理论战线在十二大之前提出更多的问题。十二大肯定不能通过什么党纲，但在报告中内容应该比较丰富，总结我们党将近六十年的经验教训，答复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问题，真正经过理论的思维，对提高全党，成为对十二大的政治上的准备非常之必要，需要提出来供全党考虑得太多了，现在提出来的还太有限，扩大讨论题目的范围是非常重要的，使党的理论工作有一高涨，使党的思想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右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提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我想是有重要意义的，政治上的意义不想去说，理论上说，以讹思想的体系，是根本观点的综合，需要比较完备，同时也要发展，没有一个静止的体系，毛泽东思想本身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方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话，毛泽东思想也不是毛泽东说过的话。从消极方面说，毛泽东所说过的话不等于毛泽东思想，我们和后代要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可能的，必要的，否则就不能发展了，只能伪造档案。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就是要做这个工作。

　　做计划有一个先决的问题，即要有一个队伍。过去一年中，一部分理论工作的同志受了南斯拉夫的影响，我不是说有什么不好，各国党都会互相影响的，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比较最注意发展民主的，但是南斯拉夫的民主，南共党内思想上的活跃还是有纪律的，宪法上规定在南斯拉夫不能宣传违反某些原则(如社会自治)的言论、观点，如果宣传就受到追究。德热拉斯做了一本书，舆论界提出同宪法相抵触。法院判决付罚金，舆论界又提出应关起来，关一个月释放了。如果再发表，继续宣传，还要同样治裁。把中国变成象英、美、法那样的国家想变也变不成吧。南斯拉夫为什么做这样的规定?否则国家会不能维持。我国存在一个很大的危机，有经济危机，更重要的是政治危机。用危机可能不太准确，有到那个程度，夸大了，可以说信任差距。相当多的青年中对国家前途，对社会主义、对四项原则不信仰，不信任，我们理论界对于这一事实和状态采取什么态度，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不赞成说国家消亡以及中国现在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讨论会动摇人心，加强这种不信任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从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不能发展这样的讨论。有人说，既然是理论的问题就应该自由讨论。南斯拉夫为什么不让讨论社会主义自治?我以为有些理论问题是直接的政治问题，不能当作自由讨论的题目，如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是不是正确的?

　　朱穆之插话说：三民主义是不是适合中国?

　　胡耀邦插话说：抓四人帮是不是妨害民主?

　　胡乔木接着说：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有的同志认为我国跳过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现在造成恶果。这已经不限于口头议论，公开发表在刊物上，说现在还应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能否停下来组织一个全民讨论?这会把我们的国家引到什么地方去?理论工作者不能这样做，理论工作者的队伍是有组织的，有纪律的。首先是思想上的纪律，要有一个界限。不能说一切界限都没有了，那我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思想体系就不知不觉地变成另外的东西了，要有一个根本的立场，在此立场上团结一致，这不但不妨碍辩论，不妨碍科学的发展，而且可以助长科学的发展，满足国家的需要，把我们的力量组成一个队伍。要有一定的纪律，但不妨碍民主，一定要发展民主，我可能讲的太多了。

　　胡耀邦说：我觉得讲得好。

　　朱穆之讲话中谈到：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对宣传工作有很多批评，如蒋爱珍问题，只照顾了一面，掌握的时机不对。民主墙问题支持它还是批判它?人大常委会的讨论得到多数人的赞成。

　　胡乔木插话：《大字报不是发扬民主的好方法》，人民日报理论宣传动态刊出后，我送给中央常委传阅了，这篇文章是非常富有创造性的。

　　胡绩伟讲到：许多问题我们走在实际工作后面，时间跟不上，质量上不高，跟中央跟得不紧，按报纸理论性文章的水平也搞不出来，如人权问题，北京日报那篇写得不好，说无产阶级不要人权，显然站不住脚。

　　胡耀邦插话：总的倾向还可以，但说简单了。

　　胡绩伟接着说：四个坚持，没有很高水平的文章，但说不认真，不那么合乎事实。报刊上即要有水平高的，也要有通俗性的文章。

　　对实际问题解答不够，如民主包括我自己思想上未解决。民主不仅是领导作风，而且是国家根本制度问题。现在仍未很好解决，简单当成作风问题，是人民当家作主，不是领导上虚心给群众民主的问题，至于说民主讲的多，集中讲的少，只讲民主，不讲集中，文化大革命就是闹民主闹起来的，这种说法还不是一般群众讲的，应该说，四大民主是在很高集中领导下面搞的，那个集中离开了民主，当时出现《炮打司令部》，“踢开党委闹革命”是在中央领导下搞的。

　　王若水插话：刘少奇当时说不要党的领导了吗?康生说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

　　胡绩伟接着说：把民主同集中对立起来，我不同意，我亲耳听到法律第一，民主第二的说法，法是在民主基础上产生的，为了保障民主的，民主问题上需要解答的问题还多得很，有些领导同志有不同的认识。

　　胡耀邦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党校同志写的这篇文章，我觉得不错，说到信仰危机，如果我们不搞危机，就没有什么危机。

　　胡乔木说：首先要克服我们自己队伍中的危机。

　　胡绩伟又说：不要光听少数领导人的意见。生产目的的讨论停下来不好，可不纠缠“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

　　何匡：停下来会发生新的问题。

　　朱穆之讲：讨论涉及到大庆，宋振明来找。“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提法也批了。

　　胡耀邦：这是大跃进时发明的，即打破条件论。

　　朱穆之：还有“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

　　胡乔木说：不要鼓动。有人提出要拿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态度来讨论生产目的问题，有些党委很紧张，以为党内又有两个壁垒，猜测讨论有什么背景?这对整个讨论不利，对安定团结不利，用贴大标语的办法，拿鞭子在后面赶不好，列宁讲过政治上的引火物，可能引起原来预料不到的后果，引起大爆炸，要做负责任的宣传家，这些问题要考虑周到。

　　科委吴明瑜讲到：西单墙已一年了，我们的说法经常有变化，开始、中间、现在讲的不一样，四大的提法如何修改?写过，看过，支持过的人如何对待?过去是否说错了，这样领导威信很难维持，不要从一个片面到另一个片面，摆动会造成损失。

　　王若水：同意乔木同志讲话，四个坚持是新问题，也是老问题。 胡绩伟：批四人帮即四个坚持。

　　王若水：是否存在很大问题?我们要的社会主义是什么?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需要探讨，过去三十年的办法不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是容易的事，还应该允许探讨，可提宣传有纪律或言论有纪律，内部讨论会上还是不要设禁区，内部刊物也可以刊登。有的问题社科院可不列入规划，但有一个人要研究也应该允许。的确问题成山，群众要求回答。讨论性文章多有客观原因，也是个自然现象，当然不能以此为满足，提高需要一个时间。

　　二

　　第二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79年12月24日上午，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朱穆之、廖井丹、洪禹、李洪林、林默涵、贺敬之、吴江、孟凡、童大林、吴明瑜、于浩成、薛暮桥、林涧青、王惠德、黎澍、董辅礽、丁伟志、廖盖隆、邢贲思、曾涛、熊复、胡绩伟、王若水、何匡、杨西光、马沛文、陈茂仪等30多人。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1980年的理论工作问题。主持人仍是胡耀邦。

　　会前，胡耀邦风趣地说：这次会议都讨论点什么呢?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说，讨论明年的工作。

　　胡耀邦说：好好!

　　胡耀邦讲：毛主席的六条(笔者注：《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1959年4月29日)可考虑公开发表，我们对主席未发表的著作不那么熟悉。

　　明年元旦社论可以《迎接大有作为的一年》为题从经济、政治、外交、党四个方面来写，千把字，不要长。说重点转移以后的第一年结束了，我们满怀信心地进入新的一年。

　　斯大林诞辰一百周年，朝鲜报纸编辑部文章全盘肯定。

　　朱穆之插话：外电说中国对斯大林的态度有变化，南斯拉夫对此很紧张。

　　胡耀邦：我们独立思考，不能受制于人，各党之间允许有不同意见，斯大林提出的“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有片面性，但我们批得过头了，斯大林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一直没有改变看法，三七开，斯特朗有一本小册子《斯大林时代》，是有见地的，我们这次没写东西也就算了。

　　我们外事活动很多，但系统宣传太少了，外事宣传苏联、越南比我们搞得好。

　　朱穆之插话：理论上有些问题要重新研究，如九评，我们对有些问题没有做出回答，华主席访问欧洲四国，有人说我们光找富朋友，不找穷朋友。

　　胡耀邦：黄文欢认为我们在中越问题上宣传得不好，中央同志同外宾谈话很有水平，但对外宾宣传非常落后。

　　曾涛插话：外国驻北京记者大骂我们，他们无法到人大会堂去进行活动，我们记者有条件，但要报道时有些首长就说算了，算了，结果外国人反而报道的详尽。中国人要了解情况还要看外电报道。

　　朱穆之：对外宣传应有一个写作班子，三、五个人。

　　曾涛：建议外交部同志来一起开个会，华主席访问外国，我们记者的条件同外国记者一样，我们对本国的记者一点也不照顾。

　　朱穆之：苏联有一个国际宣传部，外交斗争很多是宣传斗争，过去陈老总(陈毅)任外办主任，现在是国务院最后一位副总理，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说明中央不重视，我们钱没少花，但效果不好。

　　胡耀邦讲：要三、五个人的写作班子，像乔冠华那样的写手，如果我们对越南宣传的好，可能现在形势有所不同，揭露打击不力，他是非常孤立的，惶惶不可终日，如果我们揭露的好，会使他更加孤立、困难。

　　朱穆之：乔森潘任总理(民主柬埔寨)，我们拟在宣传上加以配合，先念同志昨天找我去谈，波尔布特接见过瑞典、日本记者，我们没有做。外事宣传和斗争要考虑，外交部向中宣部推，我们不参加斗争如何搞?

　　胡耀邦：要提高外交斗争的思想水平，外事宣传是个战略问题，全世界都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搞的不好，没有总揽全局的机构。过去总理、陈毅亲自抓。

　　领导一要掌握全局性的问题，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走一步看一步;二要能够掌握方向，不是事务性的领导，要以纲带目;三要注意政策，政策是我们的生命;四要能发挥积极性，不是个人包办。

　　为什么有些省搞得好，有些搞得不好，就生产搞生产能搞得上去吗?你们没有听到群众对有些省市的议论吗?有些地方开会很多，忙的要死，但还是搞不上去，不能光忙具体问题，缺乏思想领导。湖北的工作是好的，工农业都不错，江苏、浙江工作也不错，四川更不错了，领导是门艺术，确实大家在那里比赛。

　　在这次会上胡耀邦讲到了最近中央和地方上的一些人事变动：

　　陈国栋去上海，谭启龙去四川，张劲夫去安徽，彭冲、赵紫阳、万里调中央。金明去河北任第一书记，李尔重任省长，江一真仍任第二书记，刘子厚调任计委副主任。赵辛初任粮食部长，王磊任中央财贸小组组长，姬鹏飞兼任国务院秘书长。

　　接着胡耀邦问：究竟我们理论工作的毛病在那里，要解决什么问题?

　　胡绩伟说：李洪林的文章讲到社会主义两大特点：一是公有制，一是按劳分配。批“四人帮”的文章有破有立，现在好像都不算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宣传。宣传农业的两个文件是不是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胡耀邦说：我们的创作、言论，过去有一句话叫“切中时弊”，现在是否可以“切兴时利”。一个叫揭批，一个叫发扬;一个叫肃清，一个叫提倡。我们写文章的架势要改一下。今后多搞表扬，介绍推广，少搞揭批，肃清流毒。前几年以破为主是对的，从明年起改为以立为主，写东西的风格改变一下，记取过去破字当头的经验教训。

　　胡绩伟说：现在报纸上批评的文字不到百分之五。

　　朱穆之：理论工作有很大成绩，今年还是“切兴时利”的，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是认认真真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叶帅的报告反映了理论工作的成绩，否则不会有这样的报告，这是思想活跃起来，百家争鸣的结果。有些问题局面已打开，但深度不够。如四个坚持，没有深入下去，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既是破，又是立，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公有制，二、按劳分配。在理论上应进一步阐述。还要讨论现在的公有制与自主权的关系。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公有制是空的，每个人都认为是我的，又不是我的。关于发奖金的问题……。

　　胡耀邦：有关部门迟迟不拿出章程。就业问题，有人要把责任制推到邓副主席身上，名义上是打中国青年报。今年三月还刮风，说就业无门，没有出路。相信历史自有公论。今年上半年有好些风：发奖金风，比例失调风，无法就业风，顶替风。历史会是很公正的，事实是这些风都是中央发现并扭转过来的。如比例失调风即下马风，是中央发现并制止了。

　　我们的宣传工作有成绩，但有缺点，存在考虑不周，有片面性。这样说是公道的，对解剖自己有好处，但上面那四种风，说是宣传部门刮起来的，这不公正!生产目的的讨论，经中央研究停下来，我赞成。我们应很好了解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全体成员即全社会的需要，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的，如旧社会生产香烛等是为了提倡封建迷信。鸦片很多，不是为社会需要，而是买办资产阶级为了利润拼命加以发展。我们要向整个人民负责，这有极大的意义，不是批评那一部门。调动全党，全体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向社会，向全体人民负责人。弄清这一问题有极大的好处，有人说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生产还不懂这个问题?但苏联搞了三十五年还讨论这个问题。

　　有人总说我们改善人民生活，其实应该说是人民供养我们这些老爷。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因此人民乐意供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糊涂思想，你薛暮桥写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民有好处，因此人民才乐意供养你，给你应有的待遇。有些干部以救世主自居，这是极大的错误。

　　王惠德插话：“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为人民谋幸福是当人民大救星的先决条件。

　　胡耀邦：我们的理论工作还有两个缺点：

　　理论工作的布局还没有铺开。主席讲过七个方面，即哲学、经济、政治、军事、历史、文学、艺术。理论务虚会上小平同志讲了一些题目，我们局面铺开了没有?哪一方面比较好一些?原来历史方面搞得好一些。明年，每个方面，加上国际政治，党的建设，都要搞出一个方案来，请洪林同志分别开些会，提出题目。

　　理论研究结合实际不够，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的思想路线。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剖现实问题。我们有些文章显得苍白无力，寡妇面孔，就是由于没有结合实际，要回顾一下已得的经验教训。例如在哲学上，从具体上升到一般，特殊性是认识论上的一大课题。我们往往不大注意事物的特殊性。为什么做官当老爷，瞎指挥?认识论上有其原因。林彪、“四人帮”不承认事物的特殊性，把白区工作的同志都作为叛徒。“以粮为纲”不要全面否定，问题在于到处乱套，舟山群岛也是以粮为纲，内蒙古大草原也是以粮为纲。政治学、经济学也是如此。教育上很多问题未解决，如德、智、体全面发展问题，再不写文章可能会出毛病的。历史学，现在应着手研究一下文化大革命以来，粉碎“四人帮”以来的问题。应该用一半的力量研究古代的东西，主要精力放在古代去可能是个方向问题。少数人去考古是可以的，那么多人去研究不应该。

　　朱穆之：研究古代问题可以少担风险。

　　胡耀邦：要打破研究历史的老框框。江青反革命心理的特点，为什么不可以研究?“评郭沫若的一生”可以写嘛!在延安时许立群写过“中国史话”，主席称赞过。林默涵、贺敬之同志，文学艺术理论的研究太弱了。

　　朱穆之：骗子一剧的讨论是否在十日以前?周扬同志什么时候回来?

　　胡耀邦：某些作品不健康，但我不敢讲，只说是社会效果不够好。写理论文章的人，斗志高不高?

　　李洪林：有些衰退了。

　　胡绩伟：现在有些人提心吊胆。

　　吴明瑜：要改变这种风气，写文章是为了打倒哪些人。

　　胡绩伟：有人说，你们批评有些地方搞过头粮，你们写文章的人自己吃的就是过头粮。

　　胡耀邦：我在贵州写的一个材料(返销粮问题)上加了注：这是长期未解决的老问题。

　　欧阳修一首词上说：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不管怎样，理论工作总要搞上去。

　　吴江：明年人代会上会不会有人提出一些问题?重大问题有必要由中央召集一些会议进行讨论。这是回避不了的。到时候你骂娘骂爹也不行。

　　朱穆之：财政部说企业自主权的讨论很好，但讨论以后财政部没有钱了!

　　胡绩伟：四中全会以后，五中全会以前是否再开一次理论务虚会?

　　胡耀邦：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广开门路。我让中央办公厅每年搞三百个门路，三年搞一千个门路。这要搞些调查研究，我们确实很不熟悉。科协搞的五篇材料，人民日报可以发表。新华社内参清样，每期我都认真读的，蜜蜂、蚕桑、麻……都要考虑，中国乐器的生产，如二胡，也要研究。养蚯蚓也是一个门路，美国给我们最惠国待遇以后将进口大量蘑菇。

　　要提倡艰苦奋斗，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应该写：各级领导人、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模范带头，率领人民艰苦奋斗，这一点很重要，宦乡到一个大学去做报告，在讲到号召大家艰苦奋斗时引起哄堂大笑，人走得光光的。说“你要求我们艰苦奋斗，你自己花天酒地!”

　　明年三大任务：一把生产搞上去;二安定团结;三把党的队伍、干部队伍搞好。还是大有希望。先念同志说今年粮食在三百亿斤以上，紫阳同我讲，明年农副业将有大发展，除大田作业以外，其他都可以包工到人，如牲畜，水塘等。我同赵紫阳、毛致用、周惠谈过，毛致用说明年湖南将有大发展。贵州最近开过省委扩大会，开的很好。赵紫阳说，现在不但农业单位，工业单位也要包干，八个招待所利润达到二百多万，我同周巍峙同志讲过，剧团为什么不可以包干?

　　以上是胡耀邦第二次主持理论座谈会，也是最后一次主持座谈会，就像他在第一次座谈会上说的那样，理论座谈会也可以叫做漫谈会。从两次座谈会所谈的内容来看，似乎主题很不集中，但所谈内容却都很重要。这些谈话内容真正体现了身处拨乱反正第一线的胡耀邦，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民主作风，也体现了他对于“文化大革命”以及此前长期存在于各个方面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和认真总结的焦急的心情。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理论联系实际敢于突破理论禁区的勇气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些谈话内容现在读来依然是那么生动、鲜活，仿佛离我们而去的耀邦和那个时代的理论界大家们的音容笑貌就在我们的眼前。

　　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任命王任重接替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长。此后理论工作座谈会均与中宣部例会合开，由王任重主持。


http://www.reformdata.org/2014/1023/2585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