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潭冰：我们是怎样解决编纂中的疑难问题和撰写“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字叙述的

reading · 发表于 2024-2-4 23:10:35

我们是怎样解决编纂中的疑难问题和撰写“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字叙述的

(1990年4月8日）

中共陕西省组织史资料征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潭冰

几年来，在中共组织史资料征编工作中，我们遇到过一些分歧较大或者没有查清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主要采取了召开专题讨论会的办法，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通过研讨，统一认识，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在我们提供给中央编辑组的上报资料成稿时，对一些争议问题写得比较简洁，但一部分老同志意见很大，认为写得太少；另一部分老同志主张完全回避不写。两方面意见都很尖锐。根据这种情况，我们与甘肃、宁夏的同志一起，于1988年1月在西安召开了专题讨论会，依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在组织史资料中如何表述这一阶段的四个重要历史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形成了会议纪要，以便有关的省、地、县遵照执行。我们还在省内召开了九次专题讨论会，由有关地、县组织史资料征编办公室的同志、老干部和党史研究人员参加，解决了绝大多数疑难问题。例如1933年7月28日，中共陝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前省委书记、红26军政委杜衡、省委常委贾拓夫、还有高岗在西安福盛楼开会时，被敌人发现追捕。袁岳栋、杜衡被捕，当即叛变。贾拓夫脱险，迅即通知有关同志转移，以后去上海向中央报告情况。高岗脱险后去陕甘边特委，报告省委破坏情况。并与特委习仲勋、刘映胜等研究对策，决定派刘映胜去西安恢复省委。1933年8月，刘到西安，经多方联系，组成了临时省委。但仅存在一个月，9月中旬开会时被内奸出卖，全体委员被敌人逮捕。

此后，在西安、渭南等地的孙作宾、余海峰、崔廷儒、高克林、魏光波、严克伦等同志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斗争，曾四次组织临时省委和西安中心市委开展工作，直到西安事变爆发，新的省委正式成立。

这几届临时省委，虽然努力开展工作，取得了成绩，但由于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既无中央批准，又没有经过党的一定的会议选举，加之老同志之间回忆又有些出入，因而对这届临时省委到底应不应该承认，老同志和党史工作者长期存在不同的看法。这次编纂中共组织史资料，省组织史资料征编办公室广泛收集文献资料和老同志的回忆资料，组织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尊重历史事实，又照顾当时的特殊条件，承认这几届临时省委，并形成了书面意见，然后逐一征求了有关老同志的意见，使各方面的看法基本趋于一致。而后报告省委审稿组，最后以省委正式批文的形式，确认了这几届临时省委，解决了长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在编纂建国后组织史资料中，文字叙述的难度很大，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党的组织和其他各系统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领导干部遭受迫害，党员被迫停止组织生活，国民经济也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党的组织机构、人事情况以及政治背景、变化十分复杂，所以这一章如何下笔，写什么内容，写到什么程度，确实很难掌握。据我们了解，编辑人员对编写这一章有四怕：一怕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罪行写少了犯立场错误；二怕对“文革”中涉及的具体事和具体人写多了给党委惹麻烦；三怕不写生产成绩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四怕生产成绩写多了不利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从我省部分地、县已写出的初稿看，有的不得要领，写得太简单，看不清组织发展过程；有的内容庞杂，包罗万象，概括起来有四多一少，即写“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过程多，写造反派组织的活动多，写武斗情况和造成的损失多，写领导干部受迫害的具体情节多；写组织机构复杂的变化情况和政治背景少。

如何写好“文化大革命”这一章，确实值得大家认真研究。我们认为应该认真学习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严格的尊重历史事实，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既要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失误，国家遭受巨大损失，也要承认国民经济还取得一定的进展。应概括地写，粗线条地写，不必摆许多损失数字，武斗场面等，主要表述在这一混乱局面下对党组织机构的破坏，对干部的残酷斗争和无害，同时应简要地反映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决议”以沉重的笔墨叙述“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被迫害致死，其斗争的残酷性可见一斑，着笔不多，使人惊心动魄，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严酷的浩劫的一面。同时《决议》以相当多的文字叙述了党和人民与林彪，“四人帮”斗争的英雄形象和浩然正气。这种画龙点睛的写作艺术也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我们在编写省自编本中“文化大革命”一章时，除了写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以及革委会成立后组织机构复杂的变化情况外，也适当表述了地方的某些特点以及党内健康力量与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一些情况。1971年，中共陕西省委重新建立以后,全省总的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派性仍很严重，“左”倾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泛滥，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同年8月25日至9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省军区和支左驻军的主要负责人，在北京向中央汇报陕西省的情况和工作，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汇报，会后形成了《陕西省委汇报会传达提纲》。《提纲》全面分析了陕西的形势，提出了坚决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迅速解放干部，大胆使用干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掀起工农业生产新高潮和发扬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加快老区建设步伐等重大问题。1972年，全省认真贯彻落实《汇报会传达提纲》，批判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这对稳定陕西形势，促进全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上这些情况，我们在文字叙述中作了表述。通过反映这些实际情况，资料的地方特色也体现出来了。

(这是赵潭冰同志在中共组织史资料武汉业务研讨会上的经验介绍的部分摘要，标题系编者所加）

中共组织史资料中央编辑组,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文件资料选编, 431-434

https://www.maoistlegacy.de/db/items/show/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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