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宏：论社会学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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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3年12月12日，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徐晓宏在美国因病医治无效逝世，时年45岁。徐晓宏是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和中国研究领域极具天赋的学者，是中国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2000年以后出国求学一代中的杰出代表，也是时间社的主要发起人与领导者之一。为了弘扬他的学术遗产，时间社同仁将在中英文学术界组织和推动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在公号的“缅怀晓宏”专题发布晓宏的文章和学术同仁的缅怀文章。



2022年5月8日，时间社（THiS: Theory, History, Society）联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邀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美国社会学会前会长、国际社会学会前会长迈克尔·布洛维讲座：“再构社会理论经典：从马克思到杜波依斯”，并邀请徐晓宏、谢雯、郑作彧、郦菁四位中国社会学者一起就布洛维教授的讲座进行回应；活动由龙彦和严飞主持。全文刊发于《清华社会学评论》第20辑，2023年12月。

本文为晓宏对当代社会理论发展的困境和出路的探讨与反思。他明确地提出一种社会学的自由主义：“它坚持个体在各种问题上发表言论、表达观点、获得尊严和选择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它的终极方向是建设一个具有强烈团结精神的行动的社会”。本文是时间社编发的晓宏的第四篇发言稿。这些都是2020年夏天到2022年春天之间，晓宏与时间社其他成员一起参加在线活动的发言纪录。因此，这些文字属于时间社及其前身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在困难时刻实践“社会学的自由主义”一起走过的足迹。


布洛维教授的演讲非常令人振奋，我很荣幸能在这里对之做出回应。我从讲座和讲座所依据的两篇文章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想从一个观念开始，我认为这一观念是布洛维教授讲座的基础，即“社会学随着19世纪欧洲和美国公民社会的出现而成长，并采用公民社会——这个在分析上不同于经济和国家的领域——的立场”。在布洛维教授2003年发表的文章《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中，他提出了“行动的社会”（active society）的概念来描绘这样一个领域（Burawoy, 2003）。我的回应将聚焦于社会学作为一门采用“行动的社会”立场的学科这一观念。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回答。在智识上，社会学应该辨识出社会中种种因果关系的力量：各种社会力量——无论是物质的还是象征的——如何塑造我们的个人成就、心态、个性、惯习和生活方式等。在行动上，社会学需要发挥其知识上的诸多洞见，以建立一个“行动的社会”、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这些社会力量可以通过公共辩论、审议以及公共政策而被社会全体所认识、论辩和应对。也就是说，它应该让人们意识到，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大家同舟共济，可以一起对社会问题、不平等和权力悬殊做出改变，而不是屈服于失败主义和宿命论。
杜波依斯的著作也有这两个方面的意涵。一方面，它丰富了我们对社会因果关系力量的理解：他对双重意识的分析，对沿着肤色区隔的“面纱”的分析，对黑人妇女的性别化劳动的分析，对种族和资本主义的深刻关联如何塑造美国内战和重建时期的分析，都采取了那些被边缘化然而又充满韧性和行动力的人们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会学洞察。另一方面，他对内战后种族间民主（inter-racial democracy）的兴起和衰落的剖析很好地示范了一个“行动的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和动态关系。
我完全认同布洛维教授的观点，即社会学是一门采用“行动的社会”立场的学科，在建设这样一种“行动的社会”中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而我的问题在于，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建设这样一种行动的社会的努力是否面临不同的障碍，以及需要不同的社会学工具。现场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在美国做教授，在那里，社会学要对抗的主要是资本主义文化产业的霸权，这一霸权将社会问题个人化，遮蔽了社会的存在，并不断使商品拜物教翻出新花样。然而，在我所说的“全球南方/东方”，社会学还面临着更多的复杂问题。
我使用“全球南方/东方”的概念，而非“全球南方”，原因在于除了“全球南方”这个概念所隐含的全球经济不平等和殖民主义历史的内涵之外，“全球南方/东方”同时还明确地要求人们去关注挑战建设“行动的社会”的政治问题。我想澄清的是，我并不是想要复用冷战时期的东西方的两分，而只是想要承认一种经验性的事实，即在全球南方/东方，存在积极寻求对“西方”的政治替代的努力。
在我看来，在全球南方/东方，建设行动的社会的最大挑战是社会的去政治化。去政治化在现代性中有着悠久的谱系历史，对此我在其他地方有更详细的论述。在这里，我只想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行动的社会需要有政治化的空间。所谓政治化，我指的并不是党派性和两极分化，而是指把看似是个人的问题变成公众讨论、辩论甚至争论的议题，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公共立法和政策，作为一个社会集体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在很多全球南方/东方的语境中，社会的去政治化意味着社会被剥夺了重构自身的政治能动性，同时社会被两种力量掏空：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工具性理性化和原子化，另一方面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学面临着沦为社会管理和技术官僚体系治理术的工具的巨大风险。
为了避免这种风险，社会学必须维护个体发表观点、自我表达和阐述社会问题的权利，也即政治化的权利。在布洛维教授的“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基础上，我想提出一种“社会学的自由主义”。这种立场之所以是自由主义的，是因为它坚持个体在各种问题上发表言论、表达观点、获得尊严和选择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但它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终极方向是建设一个具有强烈团结精神的行动的社会。它将社会，尤其是那些被压迫者和被边缘化的人所主要面临的问题政治化。它对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及其西方左派评论家所经常强加给全球南方/东方的错误选择采取坚决的拒绝。这种错误的选择认为，全球南方/东方必须在两条道路中做出选择，一条道路是世界主义精英所渴望的自由民主，另一条道路是号称能满足穷人需求的专制的稳定体制和家长式保护。对这一错误选择的拒绝意味着我们需要接受一种远比资产阶级“权利法案”更广泛的对自由的理解。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重构社会学经典在当今很多全球南方/东方社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既要求对现有的各有侧重的经典进行重新解释，又要求提出潜在的新经典。我想从中国社会的背景中提出几条线索，并询问布洛维教授，这些线索与他提出的关于建设全球性的行动的社会的理论构想是否一致或有冲突。
我们先从马克思开始讨论。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核心是自由，而非平等。在他设想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他批评自由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并非不平等或工人被剥削，而是因为工人被异化了。他们经历着与他们自身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他们自身和其他人相疏离的四种异化过程。也即意味着，他们并不自由。这种关于自由的概念与黑人激进主义传统中的自由概念相当接近：这也是弗兰茨·法农（Frantz Omar Fanon）（1986）在《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中称其智识工作为“去异化”的原因之一。
类似地，杜波依斯的作品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它审视看似遥远的美国社会中的种族问题。种族问题与东亚民族主义的兴起有深刻的关联，就如同它与美国白人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一样。但很遗憾的是，种族问题在东亚社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而在种族问题的背后，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概念对理解这些地方的社会排斥还有着更广泛的意义。他对黑人为了种族间民主展开的斗争的分析，可能会促使人们注意到劳工群体—而非传说中的“新中产阶级”—在东亚民主斗争中的关键作用。
尽管韦伯没有致力于建设行动的社会，甚至对其持怀疑态度，但他始终坚持多元主义的价值，强调在面对诸神纷争的世界时保持智识诚信（intellectual integrity）的必要性，并推崇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平衡，及其关于各种形式的权威和行政控制手段的见解，都对于建设一个真正的行动的社会大有裨益。同样，涂尔干对道德个人主义的辩护，及其对社会团结的社会政治基础的探索亦是“社会学的自由主义”的珍贵思想来源。
同样，在建设行动的社会的政治维度上，我们还可以将更多理论家纳入经典的范畴中来。在我看来，汉娜·阿伦特对于政治的理解及其对将社会碾压于行政国家之下的观念的批判，都是对社会去政治化的有力解药。在这方面，布达佩斯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基于其自身社会主义经验与阿伦特思想的对话，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学家来说可能意味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样值得解读的还有费孝通等代表中国社会学家的理论的政治维度，他对于中国政治现代性探索的分析迄今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研究。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社会学自由主义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全球南方/东方正在打一场西方已经获胜的战斗，而是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审视一个行动的社会的社会条件。在当前的民粹主义时代，虚假信息和假新闻的盛行，以及最近埃隆·马斯克以言论自由的名义收购推特，都引向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政治中的“公共事实”这一基本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凸显了将社会问题政治化的空间需求与在可持续性民主的专业团体制度化的信任需求——这是涂尔干特别强调的一点——之间的张力。
这些专业团体当然也包含了社会学。今天，重构经典是重构社会学作为一种职业的一部分。这一任务似乎可以完美协调社会学对于建设全球性的行动的社会及其自身专业整全性的双重使命。而这就是我剩下的一个问题。这种协调看上去如此完美，以至于我想知道这是否就能解释为何布洛维教授能够在热情倡导公共社会学和热情介入社会学经典的辩论之间无缝转换。我对达成二者之间的协调并没有异议，但我不禁想到，这种调和是否与布尔迪厄的那种理论性的协调相似？正如布洛维教授曾敏锐而批判性地指出的那样，这种理论性协调只将解放性的角色赋予了理论，而没有给予实践以解放性的角色，我想知道布洛维教授对超越这样一种完美的理论性协调有何看法。


参考文献

Burawoy, Michael. 2003.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 Politics & Society 31(2), 193–261.

Fanon, Frantz Omar. 1986. [1952]. Black Skin, White Masks. London: Plut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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