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懿：胡耀邦与“西安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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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见林牧先生是我较久远的愿望之一，今年3月，拟北上，因交通不便，只好转而南行东进。到杭州一日即遭遇“红色绑架”，空运回遂宁的目的是还要关押我十三日。自东而后西安的计划无从实现。8月22日晚遭遇“黑色恐怖”，通讯工具全被抢劫。所以，9月底我到西安兴善寺算是悄然降临。林牧先生特别谈到：耀邦先生的改革思路是从他主政陕西时期的“超前改革”开始的，此前此后有匈牙利的“匈牙利之春”和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在中国，则有胡耀邦主政的“西安之春”。临行，林老赠我数册书籍，其中有一册沉甸甸的《怀念耀邦》（第四册），说是没有了，复印的。本文是我根据这些材料整理完成的。

“大跃进”时期，陕西省省委书记张德生（同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因为身体健康原因，主事不多，具体领导为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和常务副省长刘邦显等较为稳健的人。所以，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现象不如其它省数以十万、百万，仅只千数。在其它地方没有办法时还可以外拨物资予以支援。八届十中全会的阶级斗争鼓吹，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给陕西经济造成逆转，民生艰难，形势险峻。当时的陕西省，还因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流毒很深”，所以落下“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的判定，因而遭受的“阶级斗争”比全国其它地方惨烈。

1964年冬，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病危，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为毛泽东反击彭德怀提供“机关枪和迫击炮”（毛泽东语，作者注）的刘少奇、彭真一系的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安排的“左派”代理人预备接任，严重干扰陕西省原省委省府坚持经济复兴的干部的工作，正常秩序被破坏。11月16日，中共中央任命耀邦先生代理张德生工作。临行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除了“团结陕西干部，搞好工作”外，对他无其它指示。

耀邦先生11月30日晚到西安上任，12月1日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处报到。刘澜涛和他在陕西省的亲信介绍说：陕西的阶级斗争非常严重，“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非常广泛，干部队伍非常不纯，陕西省的右倾势力非常猖獗等等。刘澜涛希望耀邦先生“搬到西北局来，不要住在省委。我们是革命派，他们是XXXX派”。耀邦先生以“我的主要工作在省委，还是住在省委便于工作”拒辞。

12月3日，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讨论“陕西省的农业生产为什么上不去”。他说：“陕西有一股保守势力，压制一切新鲜事物……公购粮负担过重，陕西人老实，不会向中央叫喊……（‘社教’中）捕人多了一些；‘双开’多了一些；面上夺权斗争打击面宽了一些。”

这次会议由耀邦提议，陕西省委和声政府作出以下几项决定：

1、捕人暂停；2、“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3、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4、省、地、县三级抽调干部到农村基层，参加生产、领导生产；5、向国务院申请，将1965年的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为14亿斤。6、向国务院申请，在陕西省建设第一批年产7·5万吨的五个小化肥厂；7、向国务院主管部门申请，1965年给陕西省增拨化肥3万吨。

上任刚10来天，1965年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耀邦先生去北京开会。该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制订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该文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和“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的指导思想为核心。

会议结束后，耀邦先生对这个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和“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为指导思想的《二十三条》作了“符合民意的民主、求实的解释”，“1月22日在西安丈八沟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会前会后向西安的大学师生、中学教师、新闻界、文艺界、驻陕部队和民主党派作了宣讲”，秦越人即林牧先生写到，“提出‘解放思想、解放人’的方针，进行了超前的民主改革。”

耀邦先生对“社教”、“四清”的“左祸”之烈，对生产凋敝、经济萧条和民生困苦的现实，更有感受。心如汤煮的他于1965年2月12日在安康地区发表系统讲话，14日在安康地委亲笔起草了一个倡导“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电话通讯》。《电话通讯》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们忠诚地服了务。”

“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的标志。”

“一切领导增了产的干部，特别是在困难条件下领导增了产的干部，就是好干部，就是真正过得硬的好干部。”

“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关中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陕南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陕北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造林和畜牧业。”……

1963年到1964年，国务院一再发通知，要求各地取缔私商，大量关闭集市贸易，耀邦先生立足民生，倡导开放集市贸易。“发展乡镇工业，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在耀邦以前，中国领导人没有说过，这是他的一大创见。”这是发生在1965年2月中旬的事情，2月23日，耀邦先生回到西安，他的处在十面埋伏阵中，他的“新政”遭到四面“围剿”，但他并不知此。

就在耀邦先生努力于“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新政”，获得地方干部和群众极力拥护时，刘澜涛一伙人开始对“新政”实施“围剿”、“扼杀”。

1965年2月18日零点后，刘澜涛给耀邦先生打电话：“我把中央和西北局的意见通知你，你的《电话通讯》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知道这个情况的省委副秘书长林牧先生和汉中地委书记张军私下议论道：“西安和汉中近在咫尺。西北局第一书记和耀邦的关系是一把手同二把手之间的关系。既然认为耀邦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有问题，为什么不及早打个电话直接提醒，却要反映到中央，用中央和西北局两顶大帽子来压耀邦。”

耀邦先生感觉到明显的压力，他被迫向各地区打招呼减弱反‘左’的火力。但是安康和汉中地委表示：“从各县多级干部会议反映的情况看，目前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左’的影响严重，不存在翻案风的问题。”2月20日到宝鸡，得到的反馈仍然如此。

2月24日，陕西省委秘书长和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到西北局汇报，西北局批评耀邦先生“为投机倒把分子翻案……是不是投机倒把，只能看性质，不能看交易额的大小，只要是转手倒卖，一毛钱也是投机倒把。”同时，西北局正预备大规模批胡。

2月27日，刘澜涛写信说“干部四条是有片面性的，肯定会引起翻案风。”把问题升级。

2月28日，耀邦先生被迫在陕西省委会议上作了解讨。但刘澜涛不准备放过他。3月7日，西北局发出通知：从3月11日起，召开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陕西省委1965年1月以来的工作，邀请陕西省委书记处全体成员和西北局各部、委、办主要负责人列席。时在陕西长安县参加“社教”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劝耀邦先生与刘澜涛做一次沟通。3月8日，刘澜涛对找他面谈的耀邦先生说：省委一月工作会议，对成绩讲得不够，对缺点讲得很具体；你的《电话通讯》对干部的四条处理意见很不妥当，会使许多人翻案，主要错误是这个错误；集市贸易不发达是由于生产不发达，你说集市贸易有几条好处不妥当；没有很好地商量，没有很好地搞集体领导。

3月11日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召开，除陕西省第二书记赵守一、西北局计经委主任宋平和纪检组组长方仲肯定耀邦先生的成绩外，其他发言人杀气腾腾，无限上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呼之欲出。他们在批判中指责耀邦先生：1、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否定“社教”运动的成绩，夸大“社教”运动的缺点；2、“用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实行“六个暂停”、提出“四个不反”、“六个不查”；3、否定党的方针，提出活跃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4、实行物质刺激。5、破坏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原则，以个人名义发出《电话通讯》。

3月15日，耀邦先生被迫在西北局会议上作第三次检讨。

3月16日，西北局勒令耀邦先生到全省贫代会作公开检讨。西北局认为耀邦先生只讲了西北局的指示，没有讲中央指示，不与宽恕。六天的批斗和公开的检讨，终于把他给整垮了，生命危险，他被送进医院抢救。

杨尚昆去医院探望，耀邦先生提出回北京申诉。杨尚昆说：“你要申诉是你的权利。但我劝你还是稳住，申诉对你没有好处。”杨要耀邦先生写一个态度更诚恳的检讨，说是否则西北局不好下台，事情不好了结。

3月22日，耀邦先生趴在病床上，痛苦地写下《关于陕西工作的自我检讨》。此时，耀邦先生已经是第五次作检讨了。

3月30日晚，西北局书记处讨论耀邦先生的检讨。刘澜涛说：“……四条，从政治上、思想上说，都是错误的……”他强调要讲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政治挂帅、民主集中制，意指耀邦先生在这些问题上犯了错误。

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在会上做居中调停努力，他说：“耀邦同志确是干劲十足，想把工作做好，想把陕西省农业生产落后于临近各省的局面迅速改变过来……是不是说耀邦同志的错误已经成为路线上与中央对抗和西北局对抗呢？我看还不能做这个结论……错误的性质是政治上摇摆……对革命动摇……少谋自断……无谋擅断……采用缓和革命形势、缓和阶级斗争的办法来抓生产……四条已经停止执行，问题说大也不大，不必紧张……不属于路线错误……”

3月31日，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补开最后一次批斗会。赵守一在检讨中仍然赞扬“耀邦同志水平高、点子多、出手快、干劲大……”同日，西北局要求陕西省委把耀邦先生的第五次违心检讨报送中共中央，并加发到山西省个市、地、县。

6月10日，叶剑英元帅率张爱萍、张宗逊将军到陕西视察军事工作。在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为叶元帅等接风时，张爱萍将军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宴会结束后，叶元帅留下耀邦先生，问：“我听贺（龙）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耀邦先生说：“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六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在叶元帅的追问下，耀邦先生介绍了情况。叶元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

耀邦先生说：“我走不脱呀！”

叶元帅说：“我带你走嘛！”

18日，耀邦先生以回北京治病为由，向刘澜涛请假。因知道是叶元帅要带走耀邦先生，刘澜涛无法阻拦。

耀邦先生离开陕西后，西北局并左右陕西省委对他进行了七次缺席裁判，更倒霉的要数支持耀邦先生“新政”的赵守一、李启明等人，对他们的批判和打击是即席、及时的。还有省委常委、政法办公室主任刘子义，因抵制对耀邦先生和赵守一先生的批判，在第九次批判胡、赵的省委委员会会场上被迫上吊自杀，并妻离子散。

当时中共高层为刘少奇、彭真等“一线”把持，“八届十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正是“社教”、“四清”、“阶级斗争”和反“三自一包”、反“三和一少”，所以，刘澜涛抓住耀邦先生“中央关于反右倾的那个批示，是少奇的意思，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后不赞成那个批示。”的辫子不依不饶，有恃无恐，坚决把问题往上捅，意图再次得到在“庐山会议”上提供“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效果。但是，退居“二线”的毛泽东，时时有“架空晁盖”的感觉，对于“四清”和“社教”问题与刘少奇、彭真有一些不尽相同的看法，所以，尽管在批评耀邦先生的问题上最初有相同的意思，但也有不同的看法。

在北京申诉的耀邦先生见到彭真，向彭真了解情况，彭说：他看了《电话通讯》，就是那个“四条”不够确切，觉得需要打个招呼。第二天，彭真即去见毛泽东，毛说：告诉耀邦注意一下。第三天，彭去见刘少奇，刘知道毛没有要彻底打倒耀邦的意思，就说：除了“四条”，从字面上看，阶级斗争也讲得少。胡耀邦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嘛，怎么会忽视阶级斗争呢？彭真说自己只提了“四条”，没有提阶级斗争。后来派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伟把刘少奇的意思带了西安去，说注意一下有好处。彭真说：原先想给你打个招呼，注意一下，没想到把问题搞得这个复杂，这么严重。毛泽东只叫注意一下，彭真、刘少奇也只好照办。而刘澜涛以为请到了上方宝剑，批斗耀邦先生的斗争却不断升级、升温。

整个批胡和反对耀邦先生“新政”的运动持续了12年，包括把耀邦先生、赵守一、李启明先生作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的代理人，陕西省委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等中层干部四十多人进“集训班”，或直接关入监狱。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统计的资料表明，在“社教”运动中，特别是耀邦先生的“新政”被绞杀后进行的“社教”运动中，被打击和受处分的农村、工厂基层干部达数十万人，“左祸”之烈，无可比拟者！林牧先生写到：“耀邦同志自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卅日到陕西，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一日开始受到批判，六月廿日离开西安，先后在陕西二百天，其中做工作的时间正好一百天。可以说是又一次‘百日维新’。”

2005年10月24日四川遂宁

（民主中国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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