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江青１９６７年的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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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１９６７年的行止

阎长贵

　　先从１９６６年５月份两件事情谈起。一件是“江青和高炬”，一件是“江青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高炬”何许人也？他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８日《解放军报》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所署的名字。这是一个笔名，其意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意思，这是一种说法；其实，也可理解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火炬”，高举“文化大革命”的“火炬”——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只有选择和决定用这个笔名的作者本人知道了，我们不必说。然而，这个笔名究竟是谁的？同谁有关？多年来，在党史界，在文艺界，绝大多数人说是江青的笔名、化名，或者说和江青有关。兹举几例。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版第２６８页，说：
《解放军报》８日以显著地位发表江青秘密组织的署名高炬的文章（略）。

　　《“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６页，说：５月８日，《解放军报》以显著地位发表江青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略）。

　　《江青传》，时代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１９页，说：五月九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略）。

　　《中国１９６６——风乍起》，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３２、３３５页，除了讲到“高炬（江青化名）”，还指出“高炬”的名字并非５月８日第一次出现，该书写道：４月２５日，《解放军报》刊登高炬《影片〈兵临城下〉是一株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毒草》，这是受到江青控制的写作人员组成的高炬——高举斗争火炬——的第一次亮相。

　　《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０１５页，说：五月八日，江青在《解放军报》发表由她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略）。

　　类似的说法还可以举出不少。够了，不必再举了。看来，“高炬”是江青的化名（或笔名），或同江青有关，这是“铁板上钉钉”，毫无疑问的了。然而，事实究竟怎样？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能不辨证清楚的历史事实；同时，应该说，现在辨证清楚这个问题也不难，因为当事人或知情人很多都在，若再过几十年，那就难了，那就必然是“以讹传讹”“定非为是”了。

　　“高炬”（及其文章）和江青毫无关系，也不必执意这样说。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说法，就是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０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来的，亦即江青提出来的。然而，５月８日《解放军报》发表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及其署名“高炬”，又确确实实同江青无关，与江青毫不相干。这是真正知情人毫不含糊地讲过的。

　　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同志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统一部署、审定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何明），何明是关锋的笔名。……高炬的文章则是《解放军报》编辑部写的，临时用了这个笔名，乃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意思。有的书上说这是‘江青的笔名’，或说这篇文章是‘江青主持写的’，都不确实，当时江青还在上海，七月二十日才回到北京。“

　　穆欣同志说法符合实际。只是有两点不甚确切，一是所谓“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而５月８日尚未经中央公布正式成立，因此“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统一部署、审定”云云，似值得进一步斟酌，是否应为“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二是所谓“临时用了”高炬这个笔名也不确，如前所说，４月２５日《解放军报》就发表过署名“高炬”的大批判文章。我还问过其他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他１９６６年５月初住进钓鱼台，非常清楚“高炬”文章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他也说“高炬”跟江青没有任何关系。

　　最后，总起来说，对１９６６年５月８日《解放军报》发表的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再不要“以讹传讹”了，还它一个简单明白的本来面目吧！

　　再说江青和１９６６年５月４至２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具有标志性的会议，它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林彪发表了大讲“政变”的“五·一八”讲话，等等。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在外地，没出席会议。这次会议江青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文化大革命”简史》《江青传》《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等书，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７６人，包括“‘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８人。看来，江青参加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铁板上钉钉”，毫无疑问的了。

　　然而，事实并非这样。其原因，还是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的：“江青当时还在上海，七月二十日才回到北京。”为什么这些有权威，或没有什么权威的书，都说江青参加了这次会议呢？是不是会议名单上列有江青的名字，而她实际上没有参加——确实没有参加，当时江青身边的好几个工作人员（护士、厨师、服务员等）都可以提供证明。这件事我没有条件查阅会议档案，会议名单上是否真的列有江青的名字我不敢断言；但是，江青确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这是我经过调查，可以断言的。我觉得，对这件事情，也不要再”以讹传讹”了。

　　江青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０日回到北京，就和陈伯达、康生等人，接连不断地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学院等校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八月初参加进一步全面发动和更进一步深入“文化大革命“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从８月１８日到１１月２６日八次接见红卫兵，江青都参加了。从有关材料看，１２月份，江青不是接见这个造反派，就是接见那个造反派，加上我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到１９６８年１月９日任秘书的亲身经历，可以说，可以认定：从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０日到１９６８年１月，江青没有离开北京一天。其后，即１９６８年１月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没有亲身经历了。

　　仅就１９６７年来说，整整一年、江青没离开北京一天，这在江青随毛泽东１９４９年３月进北京后，是很少见的，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对此，凡是了解江青情况的人，以及江青身边工作人员，都感到很惊奇！

　　江青每年的行止怎样？据在她身边工作十几年的同志讲，江青每年都在外地住半年，甚至七八个月。每年过了国庆节（有时国庆节前）就到广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五月、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从北戴河回来，过了国庆节，又去南方，像候鸟一样，几乎年年如此。唯独１９６７年，江青死死地待在北京，哪里也没去。对此，周围的人都看到了，感到了；其中原因，很费思索。

　　我因为过去没在江青身边工作过，对此没有什么体验。但是，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江青秘书整整一年，没借她的光，乘过什么专机，坐过什么专列，也没见到过她在外地的豪华住处。江青在１９６７年，除了到人民大会堂、工人体育场等处开会，会见什么人，其住处就是钓鱼台十一楼和中南海丰泽园”两点一线“。

　　大概是１９６７年６月份，江青身体不大好，我们工作人员都劝她，工作不要太紧张，要注意劳逸结合，要注意休息。当我有一次这样劝她时，她跟我说：“主席也叫我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时间，还说，不要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你看，这么多事，我怎么走啊！”我说：“事多是多，但身体也要紧啊！”——说实在话，当时我真希望江青到外地去一段时间，这样我也可以跟着乘乘飞机，到什么地方去看看；我虽然参加工作五六年了，还没怎么离开过北京，更没有资格和条件乘飞机了。可是，江青在１９６７年就是一步也不离开北京。

　　据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讲，在１９６７年，江青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许多。在过去，她常要工作人员陪她打扑克。打扑克，她只能赢，不能输；如果遇着强的对家，如不让着点，她就可能输，但让着她又不能够出破绽，否则她也会发脾气。汪东兴、张玉凤、徐涛、吴旭君等任顾问、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４０～４４１页）说：“江青打扑克的兴趣甚浓，但缺乏应有的牌场风度，动不动就摔扑克，发脾气，弄得与她打牌的人很不愉快。毛泽东就此规劝过江青，无奈收效不大。”这可能是事实。在“文革”前（以及“文革”中），江青爱养猴子、弄狗，说猴子“最富有人情味”，狗“很忠实于主人”等等，往往在广东买，带到北京来玩，玩腻了，就送给动物园。这些事，在１９６７年，我都没见过，没经过。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第７５～７６页）中编造了江青在健身房锻炼的故事，说：不知是刮的什么风，这天下午，江青又眉开眼笑叫小阎：“你跟我到健身房里，帮我做点事。”小阎自然知道是帮她做什么事，急忙放下手里的工作，跟着她来到健身房。这个健身房，可非同一般，它是专门给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等国宾使用。足有六七十平方米大，明亮宽敞，设备豪华。双杠、单杠、吊环、台球、乒乓球……应有尽有，简直就是一个设备齐全的小体育馆。
　　张春桥早已在健身房里恭候。小阎跟着江青走进去，她打量了一下屋里的现代化设备，忽然向张春桥道：“打网球去吧！”张春桥顺从地道：“一切都听你的。”他们三人来到网球场。穿着红色紧身运动服的江青，手里紧握着网球拍，大显了身手，一蹦一跳的，打得很顺手，不时地发出一阵阵的狂笑。这可忙坏了小阎，他的任务就是给捡球。不仅给江青捡球，还要给张春桥捡球。他稍微动作慢了一点，江青就大发雷霆：“你那么年轻，怎么那样无用？连个球都捡不好，你是一个不称职的秘书。”小阎已经累得满身大汗，咬着牙，用着百米冲刺的速度，给江青拣完了球又要马不停蹄地跑到张春桥那头捡球，这等于江青和张春桥两个人，“赛”他一个人了。
　　幸好！张春桥“救”了小阎，江青要显出女人胜过男人的威风。她步步紧逼，主动地发起攻势。枯干瘦小的张春桥，开始时，还能勉强应付。渐渐地就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后来，连还手之力也没有了。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一副败将的狼狈相。他笑着向江青道：“不行啦！”他举起双手：“甘拜下风，举手投降。不论是从体力上，还是从技术上，我都不是你的对手！”他们说着笑着，走进休息室。
　　跟在身后的小阎，从心里感激张春桥这个“败将”。他和江青，双方如果是棋逢对手，两强相遇，他今天就得晕倒在球场上，这种大煞风景的场面，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张春桥帮了自己的“忙”，化险为夷了。他急忙跑到休息室，从热水中拿出一块拧过的毛巾，递给江青，接着递给她一杯香茶。好逞能、又取了胜的江青，特别高兴。她一边擦着手，一边冲着狼狈不堪的张春桥，得意地道：“看来你这耍笔杆子的秀才动起武来就是不行，连我这个年过半百的女人都打不过，你这身体可要加强锻炼哟！没有好体力，在政治战场上，我们就无法打赢对方了。”也许是同“病”相怜吧，张春桥望望汗流浃背的小阎，同情地道：“今天把你累坏了，一个对手，我已经招架不住了，你是两个对手，真够你呛了。”小阎笑笑，没有吭声。

　　钓鱼台有没有这样的健身房我不知道。江青在１９６７年１月以前和１９６８年１月以后，即我去给她当秘书以前和被她赶走以后，她是否到这样的健身房活动过，我不知道，我也没调查了解过。但说１９６７年江青带着我到这样的健身房活动过（包括说她和其他人去活动过），纯粹是造谣。顺便指出，林青山在这里编造的故事情节是抄自一本叫作《“二月逆流”》的书（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８６～８９页），不过那里没有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林青山抄袭时加上去的。

　　江青在１９６７年除“工作”和开会之外，有些什么业余活动或娱乐活动呢？据我看到和亲身经历的，就是看戏、看电影。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个别时候也在天桥工人俱乐部），不断地演出“样板戏”，江青经常去看，也可能就是她叫演的，或为她演的。不论在钓鱼台住，还是在中南海丰泽园住，晚上只要不开会，她都要看电影，据说这是她的“工作需要”。

　　所以，警卫员和护士有个任务，就是挑电影。每天午饭时，要写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青，由她选定一部，再告诉有关部门送片子和放映。在钓鱼台是在十七楼放映厅看，在中南海是在春藕斋看，看时有时请陈伯达来，有时请康生来，有时请戚本禹来，有时把他们（或更多几个人）一起请来，如果没有这些人来，就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她看。

　　１９６７年所看的片子，主要是中国片子，海外，主要是香港的，外国片子并不多。就内容讲，说实在话，没有什么黄色的，林青山在《江青沉浮录》中说我（书中称“小阎”），初看黄色电影时，“脸红心跳”，后来变作“黄色电影迷”，这纯属造谣污蔑。至于我离开后，江青是否经常看黄色电影，看怎样的黄色电影，那我就不知道了。

　　顺便说一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单位——从基层单位到高级单位的舞会，都作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被取消了，或者说，面对着红卫兵造反派的行动也无法举行了，唯独在中南海为毛泽东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有时还是化装舞会（化装者多为军队文工团的女青年），还有著名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的清唱，等等，其名义和旗号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这些活动，江青常参加，总理有时也参加。我不会跳舞，只能坐在那里看，有女青年邀我，我只能推脱，很不好意思，想学又学不会。我浑身没有一丝一毫艺术细胞，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缺憾。

　　１９６７年，江青反复说她是“政治化了的人”，从她实际的行止和表现看，确确实实像个“政治化了的人”。江青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　摘自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出版。原载《党史博览》２００４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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