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困惑中走进文革大潮

reading · 发表于 2024-1-7 09:42:40

困惑中走进文革大潮

潘文鸣

   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除毛泽东身边的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等少数亲信以外，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到一般干部，都是没有精神准备的。而且，最初人们对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事后人们才知道，这场大革命是先从造舆论开始，然后借助红卫兵运动，把全国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一夜之间搞瘫痪，再利用已经动员起来的造反派，在中国大地上卷起一场横扫一切人类文明的风暴。

   作为一个刚刚走上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在运动初期我处在一个旁观者的地位。但从读初中开始，我就喜欢钻图书馆，阅读报刊杂志，关注文艺界的争论和批判。文革前虽然在农村搞四清，但对报纸上的大批判仍然关心，而且心中有不少想法。四清运动突然宣布结束，回到市内和局机关以后，看见无数大字报和大标语出现在眼前，以及一些当权派纷纷被揪出来靠边站……对运动中的这些现象感到十分困惑难解。本文就是笔者对文革初期的经历做个回顾和介绍，供想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的读者参考。

1、四清运动突然提前结束

   1966年5月，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四清工作队集中，突然通知说根据上级指示，要提前结束农村四清工作，各自回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求各组迅速把扫尾工作结束，然后进行小组鉴定。

   本来说，四清工作要搞一年。就是说，我们在贵阳南郊孟关要搞到11月份，才返回贵阳。为什么只搞半年时间就要提前结束？另外，回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个“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样搞法？四清工作队领导没有具体说明，所以，大家心里不免都有一些疑问。

   不过，在进行四清工作时，尽管乡下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大家和农民一样，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但这些四清工作队的成员毕竟都是国家干部，是吃皇粮捧铁饭碗的，这些人和农民不同，也和一般市民不同，他们对国际国内形势比较关心，习惯读报或听广播，因此，四清工作队里，有的干部还带有半导体收音机，每天早晨收听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另外，每周四清工作队到公社集中开会，大家碰到一起，往往也喜欢交流一些国内和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

   还是在1965年底，大家就断断续续听到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姚文元批京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说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这个剧本的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北京读书期间，曾经听说毛主席提倡过要学习海瑞精神，不怕离婚，不怕罢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要像海瑞那样敢于犯上。于是吴晗写出了《海瑞罢官》，结果却出了大问题！这有点让人想不通。

   翻过年来，又听说林彪委托江青参加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有个纪要，在这个纪要里说，文化艺术界和教育界从建国以来，一直是被一条黑线所统治。这也让人难以理解。因为大家心中想，明明建国以后，各条战线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怎么能说是“被一条黑线所统治”？当时大家哪里知道有两个司令部？这批到农村参加四清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都是分配到省文化系统学艺术的大学毕业生，对《纪要》里这种提法，肯定也有想法。

   所以，我身在农村，每天下地干活，心里常常感到不踏实，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走出学校大门，迈向社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来说，未来的路究竟该怎么走？究竟怎样才不会犯错误？这是我们这些所谓未来的文艺工作者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就在宣布结束四清运动的通知传达的时候，又听说姚文元发表了批“三家村”的文章。大家通过交谈，渐渐弄清楚，所谓“三家村”，是《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文化界名人廖沫沙三个人的笔名。近几年，他们用“三家村”的笔名写的《燕山夜话》，在北京市的报刊杂志上陆续发表，多是谈论总路线和大跃进方面的内容。我虽然没有读过“三家村”发表的文章，但在那些大批判文章里，有这样两篇留给我的印象最深，一篇是说有人患了健忘症，犯了错误从不总结经验教训，结果一犯再犯，要治好他的健忘症，只有用木棒击打他的脑袋才行；还有一篇说一个穷光蛋，只有一个鸡蛋的家当，他幻想鸡孵蛋，蛋变鸡，如此反复，就可以发财致富。他老婆看他不踏踏实实靠勤劳致富，而是每天做发财梦，一气之下，把他的一个鸡蛋给砸了。这些文章生动有趣，一般人看了也不会想到在政治上是映射什么；但却被批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这不免使我想到在中学历史课上，老师讲的清朝文字狱，一个人在诗中写“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结果就被以反清的罪名杀头。但是，当这种念头一闪，马上自己就认识到自己思想有问题，而且很危险，如果不认真改造，加上出身不好，肯定要犯大错误……

   不过，无论怎样给自己做工作，这些致人于死地的批判文章对一个立志从事文艺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在心灵深处引起的震动和不安，外人是还很难理解的。

   当然，身在农村四清前线，对于中国的未来，大家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目前最重要的是四清工作队的“小组鉴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大家对这个鉴定都是很重视的，因为这关系到我们这些参加四清运动的每一个成员的前途——对各单位抽来搞四清的干部来说，关系到他们的提拔和使用；对我们这批来实习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在四清工作中的表现，则关系到是否能顺利转正。所以，不管回贵阳以后如何搞文化大革命，这个“小组鉴定”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所谓“小组鉴定”，就是四清工作队到农村以后分成若干小组，分片包干下队工作，每个四清工作小组负责一个生产大队，每一个或两个队员负责一个生产队。工作结束以后，就以小组为单位，对每个人在四清工作中的表现，写一个书面鉴定。具体操作过程是：先由每个参加四清工作的工作队员自己写一份总结，里面把自己在四清工作中的表现和体会写出来，然后在小组会上向大家宣读，再由小组其他成员进行评论，看个人总结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并且互相提意见，这些意见包括正面的赞扬，也有提醒和批评，然后由组长根据个人总结和小组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这个书面材料就是小组鉴定。

   另外，小组还根据每个人在四清工作中的表现，选出“优秀四清工作队员”。然后，把个人总结和小组鉴定以及包括“优秀四清工作队员”等材料装入每个人的档案，作为这个干部以后入党提拔时的参考。因此，大家对小组鉴定都十分认真严肃，特别是我们这批来实习的大学毕业生，更是迈向社会的第一次考试，及格不及格，关系重大。

   现在想来，中共对如何把干部培训成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的确是有一套非常成熟和巧妙的办法的。假如你生活在这种体制之中，你是无法逃脱这个系统的洗脑工程的。

还有，无论是参加农村的整风整社，或是到农村搞四清，都要求大家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大学读书期间，我曾经到北京近郊的房山县去参加过整风整社，到延庆县去写过村史，到山西昔阳县去搞过四清……这几次农村工作，上级选的都是没有饿死人的地方。所以，几次下乡，尽管亲眼看到农民的日子很苦，但我们在农民家基本可以吃饱。这次到贵州近郊的孟关，也是在大饥荒年代没有饿死人的地方，但农民的生活比北方农民好像更苦。如北方农民是吃了早饭以后才下地干活，孟关的农民是早晨起床就下地，直干到近中午11点左右，才回家吃早饭，而且吃的是包谷米饭和自己种的蔬菜，几乎没有什么油水。所以，我这个北方来到年轻人，总是感是处在半饥饿状态下干活……

   可能四清工作队的领导也知道大家吃不饱，所以，每到星期天就到公社集中，说是开会，实际上是让大家到街上的饭铺吃一顿饱饭。

   因此，突然宣布结束农村四清回贵阳，大家心中自然感到高兴。

2、贵阳的天翻地覆

   回到省城贵阳以后，突然发现往日沉闷的贵阳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市内一些高层建筑上，挂着非常醒目的黑字白底大横幅，上面写着“炮轰黑省委，打倒贾启云！”，当时贾启云是贵州的省委书记，大权在握的封疆大吏；还有“炮轰黑市委，打倒伍家谟！”伍家谟是贵阳的市委书记，也是贵阳人人敬畏的高官。

   第一眼看到这样的横幅标语，不免让人感到心惊肉跳。因为自从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以后，全国大大小小的书记，都是代表党。谁要是对书记心怀不满，那就是反党。现在，在省会城市出现这样一些直接把矛头对准省委和市委书记的大标语，这样明目张胆的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这真是让人难以相信。我对着这些大标语反复看，直到确认我没有看错，才移动脚步。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的胆子这么大？为什么有人竟敢写这样的大标语？此外，在贵阳平日最繁华的中华路上，几乎所有商店的橱窗上，也是贴满大标语和大字报，矛头都是指向各级领导和已经撤走的工作组，其中有的是血泪控诉，控诉工作组逼他的亲人用剪刀自杀……。

   我在农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一幅景象！

   五七年大鸣大放，我当时在读初中，那时的大字报，仅仅是贴在各单位的内部墙上，内容都是给一些领导提意见，结果写大字报的人几乎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全家遭殃；而今天出现这样声势浩大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会不会相五七年那样搞秋后算账？当年划成的右派是一下子被打入地狱，全家老婆孩子跟着一起被打入社会底层的贱民；现在这些写大标语和大字报的人，莫非不知道五七年的前车之鉴？莫非不怕身家性命永劫不复？

   应该说明的是，我当时是一个在学校被彻底洗脑的大学毕业生。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为了追求进步，为了跟党走，一直努力争取入团入党，通过阅读和钻图书馆，深知建国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残酷和无情，因此，学生时代就知道要夹着尾巴做人。此外，也明白要活下去，要活得人模狗样，在社会上让人瞧得起，就必须努力改造自己，必须自觉自愿做党的驯服工具。所以，看到贵阳市出现这番景象，我自然就如同清朝末年那些专制王朝的顺民和良民一样，深感惶恐和不安。

   还有，我们省文化局机关大楼坐落在延安路，而《贵州日报》社也在延安路，省文化局大楼和报社大楼两座建筑隔街相望，只见报社的三层楼上，也挂着横幅大标语，上面斗大的黑字是：“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汪小川！”，凡是见过这种横幅大标语的，都会印象深刻，因为这种大横幅标语非常醒目，对感官和人的心理都有极大的冲击作用。这还不算，在《贵州日报》上，则是整版揭露和批判汪小川罪行的整版大块文章。

   那么，汪小川又是何许人？他是贵州省委宣传部长，据说他参加过长征，是一个红军中的秀才，喜欢写东西。他写有一篇反映红军长征的小说，题为《冲出绝境》（究竟是发表在何处，已经没有印象），还写有一些议论现实生活的散文杂文之类的文章，发表在《贵州日报》上。

   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各省都要紧跟中央，所以，中央所在地北京揪出吴晗、邓拓、廖默沙，把他们的作品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进行批判，那么贵州省委自然要紧跟，也依葫芦画瓢，就把汪小川抛出来，作为贵州文化大革命的活靶子。细读批判文章，也按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调子，上纲上线，说汪小川的小说《冲出绝境》写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战斗的惨烈和巨大的牺牲，是对红军长征的诬蔑，作品中散布悲观绝望情绪等等。

   因为在过去的宣传中，都说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汪小川在小说《冲出绝境》里，却把红军在大转移中经历的那些惨烈的战斗如实写出来，让读者看到有那么多红军指战员流血牺牲。这哪里有一点英雄气概？

   这些批判汪小川的大块文章，同样也引起我的不安。因为我是深受俄苏文学影响，是主张写真实的一个文艺青年，看到这些批判文章，不免心想，我要是汪小川，恐怕也会按他的路子来写，不是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了吗？

   现在，当我知道更多历史真相以后，特别是红军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被迫撤出江西苏区，进行大转移和大撤退，10万红军一路战斗，到陕北已经只剩2万人。湖南湘江一战，红军死伤非常惨重。难道汪小川通过文学作品真实地描写这段历史，就是犯罪吗？显然这些大批判是在颠倒黑白，歪曲历史。但对这种颠倒黑白的大批判，当时虽然也隐隐觉得有些牵强附会，但理智马上提醒我，应该把这些大批判文章当成自己学习的教材，努力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改造到这种大批判的高度上来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不然就会有灭顶之灾。

   还有，就是社会上到处都有一些油印传单，内容多是中央领导的讲话，如周恩来、林彪、江青、陈伯达、叶剑英等人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这些发言里有歌颂林彪的，有揭露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罪状的……这些东西不是通过报刊杂志发表，而是通过油印传单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心想，这些油印传单过去可从来没有过，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宣传品？而且满社会到处散发？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油印材料同样是有来头和有背景的，是有中央文革在背后默许和支持的。

   直到如今，我才知道，聂元梓的大字报，红卫兵揪斗刘少奇，红卫兵的打砸烧杀等等，都是背后有中央文革的人教唆和指使的。

   正是从这些油印材料中，得到了林彪5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政变的讲话，在这次讲话里，林彪提出党内有人要搞政变，同时提到毛主席是500年才出现的天才，谁反对毛主席，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另外，油印的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材料里，说彭真是大党阀，他把北京市建成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他阻止姚文元的文章在北京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江青只好拿到上海去发表……彭真是北京市长，他曾经给我们65届高校毕业生做过报告，在报告中他代表党对年轻大学毕业生提出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还告诉我们，说毛主席讲，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没想到，仅仅一年后，彭真竟然成了反党分子。陆定一是中宣部长，他写的《老山界》一文是我们中学语文课本的教材，写红军长征克服困难的英雄事迹；现在传单中说，陆定一把中宣部搞成“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而且透露说，这是毛主席讲的话……。罗瑞卿是当时的公安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而没想到他竟然是野心家，反对林彪；杨尚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妻子李伯钊是我们中戏的院党委书记，传单中说，他给毛主席按窃听器，要搞毛主席的黑材料……

   总之，这些到处流传的传单，后来还有红卫兵办的小报，使我第一次知道党内高层不仅有高岗和饶漱石反党，有彭德怀反党集团，而且还有彭陆罗杨等等“阴谋家和野心家”，看来党内高层的矛盾还很多，很激烈。在学校读书期间，我们接受的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全党都团结在英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之下。而这些油印材料披露的事实真相，一下子让我们这些普通人看到党内高层这些激烈的矛盾和斗争，不免有些惊心动魄；另一方面也促使我幼稚单纯甚至有些愚蠢的头脑，在困惑中开始起变化。

3、省文化局机关的变化

   回到省文化局机关，只见楼道里也挂满了大字报，上面都是揭发局机关领导人的内容。

   去年来这里报道，大楼里静悄悄一片肃静，人们走路都放慢脚步，说话轻言细语，楼里楼外都让人感到省级机关有一种无形的威严和神圣。当时我还想过，一个农家子弟能到这里上班工作，可能都有一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感觉，而现在的省文化局机关空空荡荡，各办公室已经无人上班，整个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而往日的庄严和神圣也荡然无存。

   进入大楼以后，只见一纸通知贴在收发室旁的墙上，上面写的是某年某月某日上午九点，全体局机关革命群众在小会议室集中开会，由陈忠恒同志介绍局机关开展运动情况，望互相转告等。当时所谓“革命群众”是指局机关里凡是在运动中没有被列为审查对象的，不管是处长还是一般干部或者局机关的勤杂人员，统称为革命群众。

   集中开会那天，局机关革命群众都按时到一楼小会议室。小会议室中间是一个大长桌，长桌四周有将近20把椅子，另外，小会议室四周沿墙也摆放着椅子，那天整个小会议室的椅子上几乎都坐满了人，参加会议的男男女女，大概有30多人。

   会议开始，由一位身穿旧军装的中年干部主持，此人叫陈忠恒。陈忠恒原是省文化局的原政治部主任，在省委工作组进驻局机关以后，他被工作组吸收参加领导班子，领导局机关的运动。省委工作组撤走以后，上级有关部门委托他暂时负责主持局机关的工作。

   陈忠恒中等身材，大约有四五十岁，看样子像个工农出身的部队干部，略显黑瘦的脸上表情严肃认真。陈忠恒用有些含混的江浙口音告诉我们，说前一阶段在进驻省文化局的省委工作组的领导下，按中央指示精神，通过发动群众，省文化局机关有三个局领导和四个中层干部，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列为这次运动的审查对象。这三个局领导是：原省文化局局长兼局党组书记周晓山，副局长田兵和杜方，他们三个是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要整的对象。其次，根据群众揭发，列为审查对象的中层干部有艺术处长许星和副处长毛奇峰，群众文化处处长彭鹏和副处长熊星（女）。这几个中层干部的问题是什么？陈忠恒没有讲，据局机关里墙上挂的大字报揭发，社文处副处长熊星是省教育厅厅长的妻子，大字报中揭发她在搞四清时，农民吃不饱肚子，她却买鸡蛋用来洗头发，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太太。社文处处长彭鹏的问题，大字报说他有“三反言论”。所谓“三反”，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至于大字报揭发他的具体“三反言论”，已经没有印象。在审查对象里，还有省文化局创作室的干部俞百巍，他的问题是写了黔剧《奢香夫人》剧本，大字报上说，该剧本是为少数民族大奴隶主奢香歌功颂德和树碑立传，是一株不折不扣的大毒草。

   以上这些审查对象给他们戴的帽子是“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牛鬼蛇神”，打入另册，关进局机关大楼后面的木工房，有专人监管，责成他们写检查交代，并失去了人身自由。

   陈忠恒除了介绍局机关半年多的运动情况以外，对下一步的安排是：大家先看机关里和社会上的大字报，自己找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阅读学习，熟悉情况，了解中央精神，局机关如何开展运动，再另行安排。

   省文化局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机关。会后，通过与一些局机关老同志交谈，我渐渐弄清楚了省文化局的一些具体情况。省文化局的职责是在业务上指导全省各州各县的文化单位开展文化艺术工作；负责领导贵阳市的6个剧团和一个艺术专科学校，另外还包括一个幻灯制片厂。局机关的组成部门是：局机关办公室、政治部、人事处、艺术处、计财处、群文处、创作室、资料室、打字室，收发室及通讯员，以及车队司机和维修人员，还有一个炊事员，总共约三四十人。整个办公大楼一共三层，第一层的十几间办公室，属于省文化局机关。二楼是省共青团领导班子占用，三楼是省妇联占用。在三楼还有一个稍大一些的礼堂，供三个省级机关共同使用。

局机关的老同志还告诉我，省委工作组进驻省文化局以后，根据省委组织部提供的档案资料和大字报揭发，除陈忠恒属于没有问题的干部以外，还确定办公室主任高守庆，计财处长魏淑文，人事处长张淑芳这三个中层干部也属于没问题的处级干部，可以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运动。

   另外，在集中开会时，我发现会议室的年轻人相当多。原来从60年代以来，毛主席对中国文艺界有两个批示，认为文化艺术界脱离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文化部成了“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还说文艺界一些人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缘等。毛主席的批示自然如圣旨下达，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特别是文化部门的领导，都感到十分紧张，纷纷开会传达，积极采取措施。为了让毛主席满意，贵州省文化局在省委批准下，决定向内蒙古学习，也准备组建一个乌兰牧骑工作队，长期坚持上山下乡为基层工农兵演出。

   于是，在1965年高校毕业生分配时，省文化局派人到北京要到一批大学毕业生，其中主要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些艺术院校毕业的文艺专业的人才，如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刘志民（声乐），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星贞（古筝专业），哈尔滨音乐学院来的宋兆良（二胡专业）和唐永利（扬琴专业），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陈彦（小提琴专业）和陈正昭（女，声乐专业，她和陈彦是未婚夫妻关系）；还有贵大艺术系毕业的夏贵新（手风琴专业），杨宗福（黑管专业）,钟艳红（女，琵琶专业），再有就是中戏戏文系毕业的吴桐琪和潘文鸣（文字创作），以上11人是准备组建的乌兰牧骑工作队成员，归属群文处。

   此外，还有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来的陆世强和倪绍钟（他们是未婚夫妻关系），两个人分配到艺术处。贵阳师范学院政教系毕业的申济友，他出身好，在学校表现好，分配到局机关政治部，作为接班人培养。他和陈忠恒后来成为省文化局机关造反派的两个主要负责人。陈忠恒虽然是部队下来的干部，但在以后领导局机关的运动过程中，他给我的印象是成熟稳健，为人正派，能够实事求是，没有人们印象中的某些部队干部那种简单粗暴和左得要命那种特点。此外，后来听战斗队里的张素萱讲，陈忠恒在一次会上说，谁愿意当奴隶？看来他内心深处还有些民主意识。

   那次集中开会以后，局机关临时负责人再也没有安排什么活动，实际上，我们都处于无所事事的放假状态。

   但到了七八月份，局机关根据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采取一次统一“革命行动”，就是要求大家把自己手中保存的“封资修文艺作品”上交局机关，由局机关统一运到造纸厂销毁。

   什么是“封资修文艺作品”？就是宣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思想的文艺作品。过来人都知道，当时除了毛选和鲁迅的作品，还有被当局承认的作家浩然的作品，以及《红岩》、《欧阳海》等红书以外，所有古今中外的名著几乎都被贴身“封资修文艺作品”的标签，都要像当年秦始皇那样一把火烧掉。

   我刚刚走向社会，在这种政治运动面前提心吊胆，唯恐犯错误。所以，只好把自己从北京带来的《别林斯基选集》、《杜波罗留波夫选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等文艺理论著作，还有载有外国文学作品的《人民文学》等等，都老老实实拿出来送到局机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波罗留波夫当时简称“别车杜”，他们的文艺评论文章和著作，是我在大学期间最喜欢读的论著，因为这三位文艺批评家被称为当时俄国知识文化界的精神领袖，他们通过文艺批评对沙皇俄国的专制主义进行的了非常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在大学读书期间，我是节衣缩食，在旧书店陆陆续续搜寻到这些打折书，一直当成宝贝，现在要当成有害作品交出去加以销毁，实在心痛！

   但在林彪委托江青炮制的那份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里，已经明确把“别车杜”列为修正主义理论家，并要求肃清他们的影响和流毒。所以，我反复考虑，想到既然是一场革命，就必须态度坚决。以后想起来，觉得这无非是在革文化的命！

   交了书以后，我到省歌舞团找到周毅，他是中戏65年导演系毕业后和我一样分配到贵州，然后又由贵州省人事局分到省歌舞团。我一直觉得，导演系的学生一般思想都比较成熟，我想听听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我们见面以后，我就把自己思想中的一些困惑讲出来，包括这次上交所谓“封资修书籍”的活思想。

   周毅听了，说他读了中央发表的一些报刊社论，也看了一些红卫兵的油印材料，他认为这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通过文化大革命，要彻底砸烂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把全国建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所以，这次运动和以往任何一次运动不同。我们应该像林副统帅讲的那样，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听了周毅一番高论，我又觉得自己的确有些迟钝，觉悟不高。后来周毅成了省歌舞团的造反派头头，我想，这绝非偶然。不过，四人帮被捕以后，在清查运动中他自杀身亡，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殉葬者。

   关于周毅在文革中的经历，我写有一篇纪实性文字，题为《英年早逝的周毅》，发表在2016年6月份的《大中报》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

转自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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