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一个“聪明人”的文革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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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聪明人”的文革经历（1）

——记我的一个同班同大学学

潘文鸣

      文革期间，官方有个说法，叫“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回想起来，这话不无道理。过来人都知道，文革开始以后，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各级掌权官僚，到普通百姓，日子都变得不再平静。

      具体来说，以刘邓为首的全国千千万万当权派一夜之间变成“走资派“，从颐指气使的人上人，一下子成为阶下囚，被批被斗，被侮辱，吃尽苦头，有不少人还丢掉性命；全国年轻的中学生，先是造反狂欢，无法无天，然后是上山下乡，饱尝农村之苦，青春岁月蹉跎而去；各单位的造反派，先是困惑犹豫，进而造反夺权，无限风光，接着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到报复清算，被整得垂头丧气，有的还进了牢狱；更有甚者，在广西、湖南、北京的大兴县的一些农村里，一些农村痞子流氓在上级领导的组织安排或唆使下，打着大搞阶级斗争的旗号，大开杀戒，对成千上万出身成分不好的人及其子女，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

      总之，文革10年血雨腥风，不亚于一场战争的浩劫，几乎把每个中国人都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之中。

      不过，在文革当中，也有些“聪明人”，他们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真正的造反派，而采取观潮和随大流的态度，更有一些精明人，则见风转舵，千方百计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些人在文革风暴中又是如何度过的？

笔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想向读者介绍这样一个人物。

1、

      我想先从大学毕业分配谈起。

      1965年七八月份，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60届毕业生面向全国进行分配。两个班共48名毕业生，除了浙江、福建和青海三个省以外，其余每个省或自治区都分别有一到两个分配名额。

     事后回想起来，分配的原则是——戏领导认为政治条件较好而且表现也好的，留在北京，分到人艺、青艺或《剧本》、《戏剧报》之类名牌单位；再有就是到电影制片厂，部队文艺团体，以及到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另外，新疆和西藏也是分政治上可靠的同学去；最后，把政治条件较差的同学则分到贫穷落后生活艰苦的省份如甘肃、宁夏和贵州等。班上被分配到贵州的两个名额就是我和刘同奇（化名）。

     说我“政治条件较差”，主要是没有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喜欢钻图书馆，走白专道路，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员。实际上，我当时的真实状况是，对报刊杂志所宣传的那一套意识形态，我认真学习，认真领会，对党和毛主席可以说无限热爱，决心去做党的驯服工具，去做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那时的单纯幼稚已经到了愚蠢的地步。可惜，组织不愿意了解我的内心世界。

     对于毕业分配，我丝毫没有抵触情绪。那时，除了听党的话以外，我还有一个想法是——既然好男儿志在四方，那么我从小在北京长大，毕业以后应该离开北京；加上从小学开始喜欢读文学书籍，满脑子的浪漫主义幻想，在校期间就常常考虑离开北京，到一块神奇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因此，基于以上考虑，在填写毕业分配表格时，我写的是“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至于所谓“干一番事业”，就是想写出一些有分量有影响的文艺作品，成为一个有头有脸的著名艺术家。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否有文艺天赋？是不是志大才疏？所以，满腔热血，一股豪气，对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贵州，毫无怨言，即使有人说贵州是瘴疠之地，是古代充军发配的地方，我的想法也没有动摇。

      那么刘同奇被分到贵州，他又作何感想？他在班上是共青团员，团小组长，又是我的行政小组长，我的入团联系人，政治条件相当不错。因此，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把他也分到贵州。所以，在分配名单公布以后，他就离开了学校，不见了他的踪影，他家就住在北京。说起来，刘同奇虽然还小我一岁，但他给人的印象是老练成熟。平日他少言寡语，对什么问题他都是用耳朵听，用眼睛看，不动声色。不过，当我们到了目的地贵阳，他还是把自己内心深处对毕业分配的真实想法流露出来。

       那是在65年国庆节之后，我和刘同奇一道相约起程前往贵州。那时湘黔铁路尚未修通，火车须绕道广西，经过桂林和柳州，然后才能到达贵阳。当时我们还没资格和没条件坐卧铺，所谓没有资格，是按国家规定，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去分配地点报到，只报销硬座车票；所谓没有条件，是那时我们大学毕业生的家境都不富裕。所以，我和刘同奇只能像现在的农民工一样，在硬座车厢，经过三天三夜的艰辛跋涉，才到了目的地。

       国庆节以后，在北京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而火车进入贵州以后，则恰逢贵州的秋雨连绵季节。火车进贵阳站，恰是在黎明时分。

      经过三天三夜的煎熬，我们从火车车厢走出来，只觉得贵阳天气阴冷，空气潮湿。在昏黯的路灯下，透过公交车车窗，只见贵阳市的街道狭窄，街道两旁的建筑陈旧，和北京相比，恍若两个世界。

     我们被接到人事局招待所。一进门，刘同奇忍不住，骂了一句：“操他妈，这个鬼地方！”

     显然，分到贵州，太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定觉得自己应该分配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起码应该比我分得好些，怎么竟然把他和我这样一个政治条件较差的人分到一起？他心里一定感到很委屈。

     的确，贵州是个贫穷落后的地区，民间流传说，这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与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相比，应该说有天壤之别。我听了刘同奇的咒骂，才意识到刘同奇一路心事重重，沉默不语，他想到班上许多他瞧不上眼的同学，分配的地方都不错，而自己为什么会分到这个“鬼地方”？

     我们在省人事局招待所等了一个多月，省人事局的分配方案才下来：刘同奇分到省文化局创作室；我分配到省文化局正在组建的乌兰牧骑工作队。他将来的工作是深入生活和搞创作；而我面临的是，经常跟乌兰牧骑工作队到基层巡回演出。看来具体分配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他是团员，我是普通群众。

     好在我比较相信个人奋斗，而且认为分的地方好坏，单位如何，不会影响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就。那时我还认识不到，环境对一个人事业的发展和成就，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分配报到以后，接着是一年实习。当时理工科的大学毕业生是到工厂实习，而学文的大学毕业生，多数是到农村。被分配到省文化系统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一律安排到贵阳郊区参加“四清运动”。

      然而，参加“四清运动”一年的期限还没满，第二年春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2、
    我和刘同奇虽然大学五年同在一个小组，朝夕相处，甚至在学校我们还按领导要求，组成过所谓“一帮一，一对红”，彼此还“交过心”。然而，因为两个人的家庭出身不同——他家是资本家，我是农家子弟；两个人的性格差异也很大——他是沉默寡言，稳重成熟；我是头脑简单，天真幼稚。

不过，当时从自我感觉来说，他觉得自己非常聪明，对班上的许多同学都有些看不上眼；我则认为，同样考进中戏同班读书，谁又比谁能差多少？所以，我和刘同奇虽然同在一个班，住在同一个宿舍，两个人由于思想性格差异很大，相处五年，却没有成为好朋友。

      刘同奇虽然内心有些高傲，但他也有自卑的一面。记得那一次，我们两个人根据系领导的布置安排，结成“一对红”。这个所谓“一对红”，听起来很不错，要求两个人彼此“交心”，然后“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但仔细想来，这是当时党组织面临大饥荒的危机和人心不稳的形势，为了及时掌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控制大学生思想而采取的一种措施。

      刘同奇在和我交心时，为了让我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他首先这样剖析自己，他说：

   “从长相来看，我是三角眼，吊眉毛，暴牙齿，一看就是一付奸臣像；不像你，五官端正，一看就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从我的为人来说，也不讨人喜欢：说话像个搞政治的，总不是发自内心，给人的印象很虚伪，加上我喜怒哀乐不形诸于色，更给人以老练世故，甚至阴险狡猾的感觉……”

       没想到，刘同奇对自己竟然有这样无情的解剖！这是我们两人相处一年多以后，他第一次平等友好地和我推心置腹，说出对自己的认识。很久以后，我才想到，这是不是他根据组织的交代，为了“引蛇出洞”，故意丑化自己，煞费苦心地编出一套骗人的鬼话？但当时我的头脑太简单，听他这番自我解剖以后，觉得他刘同奇真把我打成好朋友，因而深受感动。

     那么我的“交心”内容又是什么呢？我的“活思想”也是内心深处的自卑，我说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思想上总觉得低人一头，但我相信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政策，我决心努力改造自己，争取入团入党，成为党的事业可靠接班人……

     刘同奇听完我这些表白，满脸反而露出不屑和失望，可能他预期的目的没有达到。

从这次所谓“交心”以后，我们两个人很快又逐渐回到原来那种彼此互相应付的状态，直到毕业。

贵州省人事局的分配方案下来以后，我们共同参加“四清”运动，我和刘同奇同在一个公社，但不在一个大队。

       第二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烧起来，我们奉命提前从农村回到城市，任务是参加局机关的文化大革命。

        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走出学校大门的年轻人来说，究竟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心中也不清楚。只见“炮轰”“火烧”的大标语满大街随处可见，而商店的橱窗和墙上，还有办公大楼的楼道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可我和刘同奇都很谨慎，因为我们两个都出身不好，都知道五七年先是“大鸣大放”，然后打“右派”，几十上百万的知识分子一夜之间成了“罪人”，五七年的惨痛教训对我们也是刻骨铭心。

       就在我们东走西看，对形势迷惑不解时，忽然听人说机关干部也可以出去参加大串联，于是省文化局的干部在计财处领了一些旅差费，便成群结队往外跑。

       北京、天津、大连、上海、南京、杭州……连旅游，带考察，转了一圈，知道在全国范围内，造反已经是大势所趋，回到省文化局以后，省文化局的年轻人和一般干部才纷纷打起造反的旗号。

        我参加的造反组织叫“117战斗队”，这个战斗队由创作室的一个所谓“反动”诗人叫寒星的拉起来的，里面多是文化局政治地位最低的角色。刘同奇参加了“轻骑兵战斗队”，里面多是历史清白的年轻人。相比之下，可以看出刘同奇总是要考虑深远一些，而且在等级阶层上，要选择政治上更高一点的群体为伍。另外，我一参加造反组织，就满怀所谓“革命激情”写大字报，写发言稿，积极性甚高。而刘同奇则不显山，不露水，几乎没有表什么态，显得十分稳健和成熟。

3、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搞了一两年，报纸和广播中总是说“形势大好”；可是在老百姓眼里，全国仍然是一团乱麻，不知道乱到何时才算到头。另外，城市中的物资供应越来越紧张，布匹米面猪肉油白糖牛奶肥皂等等都凭票供应，生活必需品十分匮乏。因此，许多人开始对运动产生厌倦情绪，把精力都放在老婆孩子和柴米油盐上。只有少数人热衷于争权，或者搞武斗。

      我们这批65届大学毕业生，搞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都差不多年近30，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和刘同奇都开始谈恋爱。

      那个年代女朋友容易找，但住房问题难解决。文革中省文化局的年轻人结婚，房子问题没法解决，我们局机关的4个年轻人，无奈之下就在局机关的办公室结的婚。

      刘同奇不同，他和孙晓芳结婚，他竟然能通过文化系统的造反派头头陈维荣，从当了“走资派”的省歌舞团团长贾冀洲和李叔秀夫妻的三室一厅的套房里弄到一间，让刘同奇夫妻住到楼房里。刘同奇究竟如何找到陈维荣，取得他的信任，让他出面给解决了结婚住房问题，爱吹牛的刘同奇却一直保密。大家知道的是，陈维荣是省京剧团乐队打鼓的一个小伙子，深色皮肤，浓密的头发，长得十分英俊，由于家庭出身是工人，为人友好善良，被文化系统推选为一把手执掌省文化系统大权。刘同奇能够把他搞定，搞到一间结婚住房，大家都说他神通广大。

        刘同奇的婚房搞到手以后，没想到恋爱和婚姻却出了问题。刘同奇的女朋友叫孙晓芳（化名），上海音院毕业，古筝专业，她和我同在乌兰牧骑工作队，我对她的印象是人老实，身材长相也不错。可能她也因为出身不好，在运动初期像一个受气小女子，一付看领导眼色行事的样子。我听说她曾经偷偷向领导汇报过别人的言行，尽管我当年在学校里也有过告密行为，但却对她这种做法有些瞧不起，不怀好意地叫她“好公民”。

    “潘文鸣，你星期天干什么？”有一次孙晓芳问。

    “缝被子。”我说。

    “我帮你缝吧。”她两眼瞅着我说。

       我说，谢谢你，有人答应来帮我。不知为什么，我对她没什么感觉。

      后来，听说她和刘同奇好了。大约一年多以后，又听说她和刘同奇回北京结婚。文化大革命讲究移风易俗，一般人结婚不许大办婚事，像我们这些外地来到贵州的大学毕业生，当地没有什么亲朋好友，无非就是买几斤水果糖请大家吃，或者旅行结婚，回来向大家宣布一下。

      我原以为刘同奇和孙晓芳的婚姻会一帆风顺，不会再出什么意外，没想到，他们的婚姻竟然会横生枝节。

      当时我们单位正在贵阳附近太慈桥的艺术专科学校办学习班，任务是批斗走资派。那天是周末，在我们从太慈桥回市内的路上，刘同奇和我沿着铁路缓缓向市内而行。他突然问我：“你觉得孙晓芳怎么样？”

“可以呀，是个不错的妻子。”我说。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刘同奇说，“没想到，我竟然让她玩了！”

“你这么精明的人，会让她玩？不可能吧？要是我这样头脑简单的，还差不多。”

“是啊，我一直以为她很单纯，很老实，没什么头脑。没想到，她在和我好的同时，竟然和他原来的男朋友仍然秘密通信，我就一点没觉察！”刘同奇一向对自己的聪明才智是很自信的，所以，他这种自责有些痛心疾首。

     我想了想，安慰他：“恋爱中的女孩子脚踏两只船，也是常有的事，终身大事，选择一个满意的男人，也是对婚姻采取慎重态度的一种表现。现在你们已经结婚，也没必要为这些过去的事情再烦恼。”

“仅仅是通信，倒也没什么。问题在于她和我到北京去结婚，没几天，他竟然和她原来的男朋友跑了！我真他妈做梦也没想到……”这的确是太离奇了。

我问：跑什么地方去了？

   “那个男的工作地点在内蒙，他们两个人在信中约好，在北京见面。见面后，可能孙晓芳向他诉苦，说我对她不好，瞧不起她，那个男的听了表示要娶她，所以两个人一拍即合，就一块回南京，到那个男的家，同居了一两个月。没想到，孙晓芳这个蠢女人，把她和我的关系又如实向那个男的讲了，那个男的知道她已经不是处女，而且和我刮过娃娃，就又把她甩了！他妈的，你说她愚蠢不愚蠢？孙晓芳真是又狡猾，又愚蠢！你说我竟然没把她看透……”

     这使我想起刘同奇的一贯自负，一贯的自以为是，真没想到他也会跌这样一个跟斗……      

    “那么你和孙晓芳的事怎么办？”                  

    “怎么办？她妈的，她在南京跳楼，没摔死，腿摔断了。伤好了，她回来找我，说我把她弄得嫁不出去，要我负责任。怎么个负责任？就是要嫁给我，并且以死相威胁！”

     事情到此，的确也再没有什么好办法。

    “潘文鸣，”分手时，他说，“你是我的老同学，我信任你，才把我和孙晓芳的事情讲给你，希望你不要讲出去。因为这究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假如那次在学校里的“交心”，不是在组织安排下的一个圈套，那么这是刘同奇第二次平等友好地和我谈心。他平日一贯不屑于和我谈心，怎么这次他又会把我看成朋友，说出自己的不幸遭遇呢？估计当时是不是与我在造反派中成为骨干有关？

     另外，我对他在恋爱婚姻上出的问题，一方面感到十分意外；另一方面也考虑，这能只责怪孙晓芳吗？不错，由于年龄渐大，在恋爱方面，可能是孙晓芳主动一些，但刘同奇如果不爱她，为什么又让她怀孕流产？心中瞧不起她，又玩弄她，难道孙晓芳会感觉不到？她可能单纯幼稚，但最起码的自尊心她不会没有。

     不久，我在“117战斗队”的办公室里，听年近五十的“走资派老婆”李淑秀说，潘文鸣，你的同学刘同奇太不象话，经常关起门打人家孙晓芳，打得她鬼哭狼嚎，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小孙那么老实，他凭什么欺负人家？刘同奇简直不像个大学生，还是中央戏剧学院出来的！

      刘同奇夫妇和李淑秀夫妇住在同一套房子里，所以李淑秀对刘同奇夫妻的一举一动，都很清楚。

       对于李淑秀批评刘同奇的话，我自然知道这其中的难言之隐，但我对刘同奇和孙晓芳的生活隐私能讲吗？我只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你这样说，是不是偏袒你的老同学？”李淑秀有点气。我赶忙说，夫妻吵架难免，但刘同奇打人是错误的。

       看来，刘同奇和孙晓芳之间的感情彻底毁了！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让双方都感到痛苦。不过，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即使他们的夫妻感情都到了这种地步，却也能生儿育女。

4、

       文革进入武斗不休的阶段，全国搞军队“支左”，开展“一打三反”，还有所谓“清理阶级队伍”。

      在造反期间，我虽然是个炮灰和走卒，但因为我深受西方文学中的民主、自由、人权观念的影响，对省文化局中普遍存在的等级观念和一些人的特权思想，常常打着红旗加以批判，我这些发言，使局机关那些老左派听了感到很不舒服，由于文化系统是造反派掌权，也就没有和我算账。现在机会来了，要整造反派，我自然就成了目标。

      那么，我有什么问题呢？根据在东北嫩江劳改农场的大学同学高玉升的一份揭发材料，省文化局的老左们派找到了整我的借口。

      六十年代，全国发生大饥荒，农村里不少地区到处饿死人。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一些高校，开始出现一些大学生的秘密聚会，一些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年轻大学生聚在一起，以“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的名义，研究中国的现状，以及讨论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等等。我们班的高玉升同学，贫农出身，平日不多言不多语，腋下经常夹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人不知鬼不觉，暗中组织一个“真理革命党”。

     从60年进校后，由于正处在“困难时期”，学校对教师和学生的管理也相对要放松一些。平日除了半天上课，其余时间都是自由支配。许多大学生就利用自由支配时间谈恋爱，看电影，或者参加同学之间的聊天交流；我觉得自己一个农家子弟进入名牌大学读书，恋爱也好，看电影也好，条件都不具备，只有奋发图强，努力读书，将来才有前途。于是，在空闲时间，包括节假日，只要图书馆开放，我就拿上笔记本和书，到图书馆去用功。因此，我被看成是所谓“政治上不开展”，或者说“走白专道路”。

      高玉升也注意到我的情况，作为他的目标，他曾经几次约我散步聊天，对我进行试探。问题是，高玉升看人没有看准，经验也不够，我虽然出身不好，但心高志远，功名心很强，另外我陆续读了毛选四卷以后，崇拜毛主席，热爱共产党，而且正在积极要求入团。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会去参加他的“真理革命党”？我不仅没参加他的组织，而且还把他对我进行试探的言论写进日记，并且向团支部书记王明堂做了汇报。也就是说，我当时像所有追求进步，争取入团入党的年轻人一样，为了向组织表忠诚，经常会向组织做思想汇报，那么，我自然也不例外。

       这个案子是在我们毕业前一年破案，由系领导向班上全体同学公布。当时被称为戏文系“高郭反革命案”。高玉升经过两三年的活动，在班上只发展了一个叫郭春堂的同学，郭是河南人，家庭出身中农。大量实例说明，反对共产党的往往是那些家庭出身成分比较好的人，按中共的阶级斗争学说，这些现象实在无法解释。高玉升在校外发展了三个人。

      案件在班上公布以后，全班同学停课，组织对高郭进行批斗，然后高玉升被判刑7年，送东北嫩江劳改农场劳动改造，郭春堂送河北张家口某地进行劳教。

     这是1964年发生的事。同样，北大、清华那些“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也陆续被打成“反革命集团”。

     在1965年5月15日，高玉升在劳改农场写了一份揭发我的材料，这份材料通过公安机关，在文革初期转到贵州省文化局。在这份揭发材料中，高玉升说我在和他交谈中，对他的三个观点是认同的：其一是，赫鲁晓夫搞的不一定是修正主义；其二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是共产党的政策有问题；其三是，蒋介石反攻大陆，大陆上不仅地富反坏右，许多老百姓也会欢迎。这三个观点，现在看来，也没有多大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鉴于我在省文化局的造反派里曾经是个冲锋陷阵的活跃分子，文化局的那些专吃政治饭的人物，就想借高玉升的揭发材料置我于死地。

5、

      不过，经过几年文化大革命，我的奴隶心态有所改变，已经逐渐认识到，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必须实事求是，而且敢于进行合法斗争。所以，给我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马上遇到我大字报的反击，而且我把大字报贴在男女厕所外面极其醒目的地方。让我做大会检查，我历数自己的光荣历史——一直品学兼优，初中毕业获金质奖章，保送101中。在大学发现高玉升有反动言论，马上向组织汇报。大学毕业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起来造反……

       我的检查，引起那些一心想整我的老左派的愤怒：

    “潘文鸣，文化大革命中，你慷慨激昂，振振有辞，装得比谁都革命，实际上，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在大学里，你和反革命分子是什么关系？你自己的问题那么严重，却想瞒天过海！我看你和当年的胡风分子差不多，现在采取的策略就是以攻为守。”

      还有人批判我是厚颜无耻的自吹自擂！领导小组成员则指责我是运动的“拦路虎”和“绊脚石”……

     在批判会上，刘同奇和我的朋友、战友都保持沉默。在散会时，刘同奇趁别人不注意，偷偷把一张纸条丢到我面前的桌子上，然后瞅都没瞅我一眼，扭头而去。我打开纸条，只见上面他用非常潇洒和漂亮的钢笔字写了这样几个字：“草包升级——混蛋王八蛋！”

      在我被侮辱与被迫害的时刻，他这是什么意思？晚上，在入睡前，我除了反思会上那些批判我的发言，同时也思考刘同奇的那张字条。他的字条上这9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想来想去，觉得这9个字背后内涵极其丰富，我能想到的是：

      第一，就字面来看，人们说的草包和饭桶，往往是指那些头脑简单，而且愚不可及的人。这就是说，我在刘同奇心目中一直是草包、饭桶、白痴之类的人物。这自然是对一个人极端瞧不起和非常蔑视的看法。这使我明白了，为什么他妻子孙晓芳要背叛他，对他没有一点好感。另外，也明白了来到贵阳以后，省歌舞团的周毅，本来是同期毕业导演系的校友，开始他还对我十分友好，有一种同学之情，而后来在他对我的审视的目光里，我感到一丝冷漠，这是否与刘同奇对我的背后评论有关？在大学期间，在班上也有人背后说刘同奇是个“阴阳人”，但这种对人带有侮辱性的评价，来到贵阳，我没有向任何人传播过。所以，刘同奇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我是“草包”，这显然有失厚道。

     第二，如果是草包，又进一步升级，那么又会是什么东西呢？“混蛋王八蛋”和“猪狗不如”又不搭界。想来想去，我逐渐明白了——因为刘同奇的人生哲学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在毛泽东时代，所有挨整的人都是虚心检查，低头认罪，求得组织的宽大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由于不认罪而判死刑的人，则是先在卡车上游街示众，然后押赴刑场。所以，在刘同奇看来，我这是在找死，因而，才有草包升级之说。

      第三，那么他为什么对我的看法如此糟糕？我一个交代一下，在大学五年中，他作为团小组长和行政小组长，本来是我的顶头上司，又是我的入团联系人。按常情，我应该对他毕恭毕敬；然而，我对他却很少买账。为什么？因为总是崇敬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尊敬那些对人友好善良的人，愿意和那些彼此平等相处的人交朋友；而对刘同奇骨子里的自负和傲慢，总感觉不舒服。在班上，那些许多自我感觉良好的市民子弟，我和他们总觉得有些格格不入。而班上的两个党员同学王明堂和刘志群都是农家子弟，他们虽然政治上条件优越，但却能够对我友好相待，而且彼此容易找到共同语言。所以，我平日反倒和这两个同学接近多一些。刘同奇可能认为我这是走“上层路线”，觉得很不舒服。还有，当高玉升试探我，我觉察出高玉升的个别谈话有问题时，我没有向刘同奇汇报，而是直接找王明堂去谈，这证明我不信任他，是越级汇报，自然更是大大伤了他的自尊心。因此，刘同奇本来就目空一切，见我如此这般，肯定对我的反感与日俱增，觉得我既不懂组织原则，又不懂人情世故，这样的人在他心目中自然是草包一个。

     这是我在多年之后，才悟出刘同奇对我的反感和不满的原因。

     然而，尽管他一直瞧不起我，但这张字条却也反映他作为老同学，也为我的前途命运担心，说明他冷漠自私的性格里，恻隐之心尚存。

     不过，我当时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从校门出来走向社会以后，经风雨，见世面，已经知道如何来应付自己面临的形势。我决心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有问题，不否认；没有问题，强加于我的，我不能承认，而且要努力为自己辩护。具体到高玉升对我的揭发，我的态度是：一、在高郭案件中，我有功无过。二、反革命分子高玉升的所谓揭发材料，完全是对我的陷害。三、利用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的材料整人，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了敌人的立场。

      其次，对于领导班子利用高玉升的揭发材料，发动群众揭发出来文革期间我的所谓“反动言论”，诸如我讲“中国是真正的超级大国”等等，我都用毛主席的话，做出合理的解释。

      总之，我坚决不承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

      好笑的是，领导班子煞费苦心，开了那么多积极分子会，研究如何对我“一揭二批”，然后斗垮，斗臭，进行处理。我则因为心中无鬼，稳如泰山。尽管许多会我都无权参加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将来我不吃政治饭。

      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经常在家带孩子，做家务，逍遥自在。有时候，还帮别人写检查，或读中医书，或学裁剪衣服，在缝纫机上消磨时间……心想，既然世道如此，这一辈子就养儿育女，了此残生吧。

       就在他们准备对我进行大会批判前，我又把大学期间批斗高郭二人时大会发言记录，其中包括我的发言稿，以及我和高玉升的个别谈话以后的日记等原始材料，提供给领导小组。这些材料，加上我的强硬立场，使他们对我的所谓问题产生疑虑：莫非他真没什么问题？他们不得不把我先“挂起来”，然后派人去搞我的第二次外调。

6、

       上次外调是上海戏院毕业的曹雨煤和局机关的女将陈韵菊去的，没有什么收获；这次领导小组决定派刘同奇和刘培华亲自去，决心要把问题查个水落石出。一个多月以后，刘同奇参加外调回来，他奉领导班子之命，亲自上门，坐下以后说：

    “告诉你，你不要翘尾巴，你大学的问题否定了。”

刘同奇得到领导班子的信任和重用，又摆出过去那种高人一等的架势，他不知道，这种姿态在学校时我还能忍受，现在当我逐渐觉醒时，已经令我十分反感。

      我说：“我有没有问题，你应该非常清楚。事情明摆着：你和我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你一直是我的行政小组长，我申请入团，你是团组织派的联系人，我的所有情况你都一清二楚。另外，你也知道，咱们大学毕业时的政治审查非常严格，据团支书副书记刘志群讲，学校曾经派外调人员到我的老家去了解我的家庭情况。这一切你都清楚，你去搞我的外调，我感到十分奇怪；局机关其他人也很不理解……”

      刘同奇听我话中有埋怨的意思，赶忙解释：“你也清楚，在学校里，好多事情你我都被蒙在鼓里。所以，他们多次问我，你到底和高玉升是什么关系，我一直回答说不清楚，因为在学校你对我不太信任，也从来没有对我谈起过这件事。”

      我说，高郭案件在64年破获以后，我如果有问题，组织会让我参加大会批斗吗？会让我做大会发言吗？这一切你都亲眼所见。难道你忘了？

      刘同奇说：“我参加外调，一是想把你的问题彻底搞清楚，二是顺便探亲。我去的目的和那些人完全不同，他们是想抓住高玉升的材料把你置于死地。所以，你不应该埋怨我，而是应该感谢我。我们这次亲自找了王明堂和郭春堂，也找了系领导。王明堂证实了你向他汇报了高玉升的反动言论，而且说，组织还趁你不注意，把你的日记拿去审查过。郭春堂也证明，高玉升确实讲过，是你向组织告的密，他决心找机会弄几条要整你，让你的日子不好过……”

      我说：“真没想到，我的日记在抽屉里，而且有锁，他们竟然能拿走？”

      可见，大学里的党团组织是多么厉害！

     刘同奇说，过去的事情不要去管它了，现在他们不揪你大学时期的问题，那么，也会抓住你文革中的言论做文章。所以，你思想上要有准备，说完他就走了。

     刘同奇讲的不错。这次领导小组的指导思想是，利用高玉升的揭发材料，通过大揭发，大批判，然后把我定成“思想一贯反动的知识分子”，开除我的公职，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清理阶级队伍嘛，总要搞出一点成绩，不然怎么向群众和上级交代？他们内定对我的处理意见基本已经确定，为此，他们曾经派人到我妻子所在单位，要求配合行动。

      然而，当时毕竟不是五七年，而且形势的发展，也对那些以整人为业的党棍十分不利。我是说，“913”林彪坠机事件使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中国人心里都会知道，什么“伟大”“紧跟”之类，都成了笑柄。在这种形势下，谁还相信这些运动有什么意义？谁还认真搞运动？所以，文化大革命本来像个正剧，现在则变成了一场闹剧。

     干校的“斗批改”决定匆匆收场。领导小组开始给我写结论，大意是：潘文鸣出身富农家庭，受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很深，在大学成为反革命分子的发展对象，虽然在组织上没有参加，但在思想上和反革命分子有密切联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反动言论，经过批判教育，潘文鸣有所认识，属人民内部矛盾，云云。

      按当时毛主席亲自抓的“六厂二校”的斗批改经验，审查结论要和被审查对象见面，并且要求被审查对象签字。我看了这个结论，态度很不冷静，我坚持认为：高玉升案件中我有功无过，高玉升的揭发材料是陷害，用他的材料批斗我，是进一步的陷害。除了上面我所说的这三点以外，我又进一步提出：必须给我赔礼道歉，恢复我的名誉，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消除不良影响。显然，我和领导小组仍然不合作，他们有点骑虎难下，就又派刘同奇以老同学的身份到我家来做工作。

      刘同奇领命来到我家，见我正在给小孩裁衣服，坐下之后，直接进入正题，说：

   “现在运动要收尾了，你何必仍然和领导班子对着干？俗话讲，胳臂扭不过大腿，人家掌握着咱们的命运，你现在再和人家顶牛，结论迟迟做不出，别人都分配工作走了，你留在干校有什么意思？”

      我说：“问题现在越来越清楚，他们哪里是搞什么斗批改？无非就是整人。他们整错了，不仅不认错，还倒打一耙，在结论上说你有这样问题，那样问题。要是在文革前，为了有口饭吃，为了老婆孩子，我肯定忍气吞声，任他们宰割。经过几年文化大革命，大家思想认识都提高了。你想想，他们这样给我写结论，这个结论难道对我以后的工作没有影响吗？”

    刘同奇听了脸上毫无表情，他说：“有句话，我想再提醒你一次：识事物者为俊杰。你现在依然采取顶的态度，不知你想过没有：这会有什么好结果？再说明白点，干部分配大权就掌握在人家手里，你想，你现在还不和他们采取合作态度，后果会如何？”

      我说：“你说的自然一点也不错。可是你也清楚，一个人的档案会影响人的一辈子，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妻室儿女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我不能采取妥协投降的办法，给自己脸上摸黑；我必须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坚持到底。”

   “我可是为你好。”刘同奇满脸严肃地说，“领导已经暗示，如果你不采取合作的态度，有可能把你搞到农村去……”

      领导班子的既定方针我已经清楚。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能放弃实事求是的立场。所以我说：

    “这我已经做好准备。你没看到吗？我没事就在家学裁缝，准备到农村开个裁缝铺，我裁，我爱人缝，估计是饿不死的。另外，请你转告那些整我的人，我嘴可以讲，手可以写，一旦毛泽东思想取得胜利，我就控告他们，揭发他们陷害我的罪行！那时，他们将为自己目无党纪国法地陷害好人承担责任。”

        刘同奇十分不悦：“既然这样，我也没什么好讲的了！”他拂袖而去。

        最后，一位姓肖的军代表找我心平气和地谈了一次话，写了一个既不给我抹黑，也不责备领导班子的结论，要求我签字。我知道，在一个长期以整人为正业的社会里，整人的人是永远不会认错的。所以，我在结论上签了字。

7、

     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垮台以后，刘同奇回了一趟北京，经过一番公关活动，原想调回北京，没有成功，就带着妻室儿女，调到石家庄，离开了贵州这个他不喜欢的地方。

     八十年代初期，在胡耀邦主政期间，发现经过十年的折腾，许多原来在职的老干部纷纷到了退休年纪，提拔一批新干部势在必行。于是提出提拔“知识化、年轻化和革命化”的口号，让一批新人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当时遇到的难题是，十年文革的派性斗争后遗症仍然在起作用。就是说，提拔这一派的人，对立派的人有意见；提拔那一派的人，这一派又有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选择双方都能接受的干部来提拔。所以，贵州省外贸厅就选择一个上海外贸大学毕业的逍遥派大学毕业生做厅长。

     刘同奇到了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以后，也遇到类似情况。由于文革期间他在贵州，又是名牌大学毕业，而且言谈举止稳重成熟，很快引起河北省组织部门的注意，准备提拔他为省文化厅的领导。按当时的组织原则，提拔处级以上干部要先进行考察，于是河北省组织部门派人到贵州来调查刘同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情况。

      外调人员来到贵阳以后，首先找原省文化局机关那些熟悉刘同奇情况的人交谈，其中也包括我，并请这些人写了有关刘同奇在文革中表现的材料。

      大概几年以后，刘同奇文革期间的好朋友陈光雨来我家闲坐。陈光雨比我和刘同奇要大个十多岁，他原在省话剧团搞文字创作，文革前调到省文化局创作室上班。又瘦又矮的陈光雨戴一副黄框眼镜，他也是一个聪明人，就是说，他世事洞明，已经看透社会；他人情练达，对上下左右都笑脸应付。文革中，他也和刘同奇一样，采取随大流的策略。不过，他不像刘同奇那样满脸冷峻，而是为人友好随和，轻易不说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话。文革期间开会，他很少发言，多是静听他人发表意见。但在下边和朋友闲谈中，他偶尔激动认真起来，我们感到他发自内心话语中，还是有正义感的，这也是他与刘同奇最明显的不同之处。

     文革后期，人们发现陈光雨经常与刘同奇两个人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谈得非常投机。所以，河北省的外调人员也曾经找过他，让他写过材料。

        一次，我和陈光雨聊起河北省组织部门来人搞刘同奇外调的事，陈光雨说，是啊，那两个人打听到我和刘同奇文革期间接触比较多，就找到我，我知道河北省想提拔重用刘同奇，就尽量替刘同奇讲好话，说他聪明有头脑，善于团结同志，工作能力强等等。他们问我他有什么缺点和不足？我说，他家庭出身不太好，有时过分谨小慎微。至于刘同奇有时过分自负，目空一切，对别人缺少尊重等等性格缺点，我就没有提。最后也让我写一份材料，我当然尽量美言他刘同奇，希望他在河北入党做官发达起来。

       陈光雨讲到这里问我，听说那两个人也找了你？

       我说，不错。

      那么你对刘同奇的看法是什么？

     我说，作为老同学，他在学校的表现我没谈，因为档案中有。我对刘同奇在文革期间的表现，由于不在一个战斗队，平日接触不多，对他文革期间的活动也不太了解。我只是谈，在文革后期我被整时，他保持旁观态度，有些事情本来他很清楚，但他对领导班子说他“不知道”。我估计，他可能是怕领导班子对他有看法，就采取壁上观的态度。

       陈光雨说，原文化局机关有些人可就不同了，他们唯恐刘同奇飞黄腾达，说他在文革期间是个风派人物，投机分子，哪派掌权，他就投靠哪派；另外说对你的问题没有实事求是。还有人说他打老婆，家庭婚姻关系处理有问题等等。

      陈光雨说，我估计，这些材料可能影响了刘同奇的提拔重用，要不然，他现在就是省文化厅的厅长了，出入都是小车，享受高干待遇……

      就是在这次谈话以后，我听说刘同奇和孙晓惠在石家庄离了婚，由于孙晓惠的父亲原是国民党驻南亚某国的大使，孙晓惠便带上一双儿女去了美国，和父母团聚。刘同奇和承德话剧团的一个寡妇结了婚。至于他在文艺事业上的成绩，只见他曾经参与一部根据民国时期的言情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改编工作，别的就不知道了。


8、

      本来故事已经结束，但最近看到网上和微信中关于王沪宁和胡鞍钢的议论，笔者还有话要讲。

      年纪稍大的人都知道，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全国随着对毛泽东和四人帮法西斯暴政的批判，以及对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大潮中，知识文化界曾经为解冻以后的春天到来而感到振奋和鼓舞！在这种气氛下，青年学生和大量知识分子，有了追求真理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热情。

     但是，六四镇压以后，全国又陷入一片恐怖气氛之中，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被迫选择沉默。就在这种政治高压气氛下，知识文化界的“犬儒精神”逐渐盛行。在全民经商的热潮中，一批又一批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应运而生，这些人大搞权钱交易，贪污腐败盛行，整个社会风气每况愈下。

       在专制腐败和道德沦丧中，以刘晓波等人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签名发表了《零八宪章》，坚持追求宪政民主，呼吁统治者改弦易辙，进行政治改革，这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受到当局的打压，刘晓波则被打入牢狱并至于死地。而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了王沪宁和胡鞍钢这类人物，他们要么为专制独裁者涂脂抹粉，把魔鬼化妆成美女；要么费尽心机为专制极权体制胡吹乱捧，误国害民。可见，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两面人”等妖魔鬼怪的出现，绝非偶然。正是专制极权土壤，才是这些机会主义者丧失正义感和良知，有的甚至丧失人性，成为极权政治的帮凶，一步一步把中国大陆推入暗无天日的深渊之中。


2018/8/23改定


源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