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异凡 托洛茨基在中国： “禁书”如何在中国出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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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在中国： “禁书”如何在中国出版传播

郑异凡

2015-04-19  来源：澎湃新闻



      十月革命前，托洛茨基流亡欧洲，主要从事文字和口头宣传工作，俄国1905年革命中曾短期担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1912年巴尔干战争爆发后应《基辅思想报》约请，当过军事记者。十月革命后担任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重要领导工作，但仍然笔耕不辍，在国内战争和党内斗争中留下大量的著作。1929年被驱逐出境，流亡国外，更是集中精力从事写作。

        他的一生留下大量的著作，其主要著作在中国解放前和解放后陆续被翻译成中文，虽然在一段时间里成为禁书，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步解禁，终于被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的代表人物的著作收入人民出版社的“人民文库”。

        十月革命后从二十年代起开始给领导人出文集。在苏联出全集（文集）的第一是列宁，第二是托洛茨基，第三是季诺维也夫，当时都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文献、革命文献出版的。

        《托洛茨基文集》从1923年开始出版，1927年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失败，被解除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职务，最后被开除出党，于是其《文集》的出版也就被中止，1927年出的第二十一卷为《过渡时期的文化》，可能就是最后一卷。这就是说，托洛茨基的《文集》至少有二十一卷，不过国内能看到的《托洛茨基文集》只有十三卷。        

        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托洛茨基与列宁齐名，他的著作也被及时介绍到中国。当时的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托洛茨基的一些小册子，例如1921年出了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记实》，周铨翻译。此书俄文原名为《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1918年出版，中文版出得相当及时。托洛茨基是十月武装起义的总指挥，接着又组建红军，直接参加了在布列斯特同德方的和谈，作为一系列事件的亲历者，此书应是最早系统介绍十月革命经过的著作。

        1918年托洛茨基出版《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1922年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诠翻译的此书，书名为《多数党与世界和平》。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显然有助于国人了解俄国的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

        十月革命后，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写作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指责布尔什维克违背自己早先的诺言搞恐怖主义。列宁为此写了《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1919年9月，《列宁全集》第37卷，174-185页）一文予以批驳。不过这种短评性质的文章显然是不够的，于是由托洛茨基执笔写作了《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1920）一书进行系统的反驳。

        当时在俄共党内有能力同考茨基这类国际大理论家展开论战的除了列宁，只有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人，所以涉及重大理论问题的文章和决议一般都由他们起草和写作。此书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和德文出版，中国也没有落后，1922年，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罗慕敢翻译的托洛茨基的《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一书。

        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写作出版了小册子《论列宁》（1924年）。1933年南京国际译报社出版了韩起翻译的《列宁传》，1939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戚铭远翻译的《列宁》。四十多年后，1980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由王家华和张海滨翻译的此书《论列宁（供传记作者参考的材料）》。

        托洛茨基的兴趣广泛，尤其爱好文学艺术。他的文字很好，在二十世纪初就享有“小册子之王”的称号。一位苏联同学对我说过，她父亲在现场听过托洛茨基的讲演，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在当时的领导人中间最有文化修养的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人。他关心文学创作，1924、1925年俄共中央开过几次文艺工作会议，他都出席并对文艺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

        正是他提出“同路人”的概念，反对当时文艺界左派排斥和打倒无产阶级以外的一切作家的极端主张，主张团结非无产阶级作家的“同路人”，这个主张写进了1925年俄共中央关于文学的决议之中。1923年托洛茨基出版了《文学与革命》一书，其中收入他在革命前和革命后撰写的有关文学一书的论文。不久北京未名社翻译出版了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1928），此书在我国左翼作家中颇有影响，鲁迅的案头就有这本书。1992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刘文飞、王景生和季耶翻译，张捷校订的《文学与革命》，这是全本，篇幅增加了好多。我觉得，研究中国左翼文学或者普罗文学历史的人需要读读托洛茨基的这本著作。

        到这时为止，托洛茨基的著作是被当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中国传播的。这时候托洛茨基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并且是重要领导人，还没有被贴上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或者叛徒间谍的标签。长期以来我们判断真伪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往往不是其真实的内容，而是人为贴上的标签！

        二十年代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不止这一些，但由于长期反托派、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估计有些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译本已经湮灭了，现在已经查不清楚，找不到了。

        托洛茨基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也引起国人的兴趣，在二三十年代之交我国相继出版了托洛茨基的《苏俄之前途》，梁鉴舜译，上海新宇宙书店1930年出版；《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张太白译，上海春潮书店1929年版；《保卫苏联与反对派（列宁团走的是什么道路？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上海群育书店1930年版。        

        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中国出现托派，这以后翻译出版托洛茨基著作的任务就主要落到中国托派的头上。中国的托派有一个特点，就是俄文比较好，正因为俄文好，在苏联学习的时候能够直接听懂讲授的内容，能够课外阅读俄文书籍。这使他们能够直接了解托洛茨基的主张，认为在中国大革命中托洛茨基的策略要比斯大林正确，因而信奉托洛茨基的主张，成为中国的托派。

        托洛茨基在联共党内斗争失败，被驱逐出境。中国的托派则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另组托党。这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小党派，既不为中共所接受，又受到国民党的镇压。这批书生能够做的工作，主要就是翻译托洛茨基以及国际托派的著作，这样既可以宣传托洛茨基的主张，又能够解决他们的经费问题。因此从三十年代起，托派翻译出版了大量托洛茨基著作。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后居留的第一站是土耳其，住在名叫普林吉坡的小岛上。早在流放阿拉木图的时候，他已经着手写作自传，到普林吉坡后继续此书的写作，并且很快完成了。

        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的译序中这样评价这本著作：“《我的生平》实际上是托洛茨基的一部回忆录。就列宁的同时代领导人而言，这几乎是唯一一本重要领导人的回忆录，他所记述的是二十世纪最初三十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涉及当时的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以及党内斗争等重大事件。关于这段历史的知识，过去都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供的，其中有大量不实甚至伪造的东西。托洛茨基的回忆录以当事人的身份，依据他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从另一个视角给我们描绘了这段历史的过程，这是弥足珍贵的。”此书完成后，多家外国出版商同他签约，以多种外语出版。中国的译界和托派也不落人后，很快就出现了此书的多种中译本。

        1930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了石越翻译的《托洛茨基自传》，同年春秋书店出版了成绍宗翻译的《我的生活》。1933年神州国光社出版了刘镜园翻译的《托罗茨基自传》，1941年刘镜园翻译的自传以《我的生活》的书名由新生命书局出版，同年春燕出版社出版了由何伟翻译的《托罗茨基自传》，这是根据1933年作者的删节本译出的，虽是删节本，但重要的内容都有了。这些译本有的译自英文，有的译自法文，有的译自俄文，译文质量参差不齐，质量较好的是刘镜园即刘仁静的译本和何伟即郑超麟的译本。两位译者精通俄文，还能参照其他国家文字，这就保证了译文的质量。不过那时所使用的语言，现在读起来已不大适应了。

        我深知此书的重要性，一直请编译局图书馆寻找此书的俄文原版，大概在八十年代初终于找到。此书被华东师大的朋友借去并组织翻译，后来他们约我做最后的校订。我在1989年炎热的夏天把全书校订了一番，但当时出版社不敢承接这种有风险的图书，书稿在京沪两地转了好几个来回，直到2007年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书。华东师大出版社1980年出过两卷本的由英文转译的《我的生平》，是华东师大政教系国际共运史教研室翻译的。1996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由石翁等翻译的《托洛茨基自传》，这是从俄文翻译的译本，只是其译者前言中有一些不应有的错误。

        关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一些亲历者写有专著或者回忆录，例如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历史学家米留可夫著有《回忆录（1859-1917）》和《转折中的俄国》。临时政府总理、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著有《历史转折中的俄国》。孟什维克的苏汉诺夫著有多卷本的《革命札记》，几乎逐日记载了1917年发生的各种事件。布尔什维克阵营中，只有托洛茨基撰写了大部头的三卷本《俄国革命史》。

        托洛茨基是1917年5月回到俄国彼得格勒的，属区联派，由于其不断革命的观点与列宁当时的主张契合，很快就同布尔什维克党合并了。七月事变后列宁转入地下，托洛茨基入狱。粉碎科尔尼洛夫将军叛乱后，托洛茨基出狱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苏维埃转向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在苏维埃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了十月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新政权的第一份公告就是宣布政权转归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见《列宁全集》第33卷）。

        1924年托洛茨基发表了引起轩然大波的《十月的教训》，概述了布尔什维克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程，指名道姓地揭示了加米涅夫、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错误，引发后三人的猛烈反击。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托洛茨基后来撰写俄国革命史的一个纲要。1946年春燕出版社出版了由唐盛翻译的《十月教训》，作为该出版社“新旗丛书之一”。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完成《我的生平》后，立即从事俄国革命史的撰写工作。托洛茨基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最直接的参与者，可以说是十月革命的缔造者之一，这样的作者撰写革命史，自然具有非常的价值，所以书一问世立即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中国的托派王凡西和郑超麟也在艰难的条件下翻译了这部著作，由春燕出版社于1941年6月出版，并在1948年6月再版。

        中文版把此书分为三卷，第一卷是俄国二月革命史，根据俄文版，参照英译本译出，第二、三卷是十月革命史，第二卷根据英译本译出，第三卷根据法文版译出，曾经用英、法文互校，最后又用俄文核对过，可见译者是非常认真对待本书的翻译的。我翻看过，译文不错，只是现代读者读起来对当时的译名、译语会有点不习惯。这个版本弥足珍贵的是有托洛茨基撰写的《中文版自序》，其中写道：

        让我表示坚定的希望，希望这部书确实有益于中国的读者。我这部书无论有何缺点，但有一件事我敢自信的，即是：书中事实底记载完全是出于“良心”，这话是说都有原本史料可以证验的；总之，其中没有一件事实曾经为了某种先定的理论缘故而篡改过或歪曲过，更没有为了个人声望缘故而篡改过或者歪曲过。

        托洛茨基写此自序是在1940年7月初，没有最后完稿即于8月被苏联特工刺杀。同《斯大林评传》一样，此序言也浸染了托洛茨基本人的鲜血。

        目前网上有此书的电子版，用的是郑超麟和王凡西当年的译本，对文字和译语做了一些修改，以适应现代读者阅读。20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丁笃本翻译的译本。

        郑超麟等翻译的《俄国革命史》虽然出得很及时，但知者甚少。除姚海的《俄国革命》（《苏联史》第一卷），中国人撰写的与俄国十月革命史有关的论著未见有人利用过托洛茨基的这部著作，这是令人遗憾的。不管是否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作为俄国革命的领袖、亲历者的著作，研究俄国革命是不能把它撇开的。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期间还完成了《不断革命》一书。托洛茨基从1905年起有大量的著作阐述、发挥这一理论，但一直没有时间做完整系统的论述，到土耳其后终于有时间从事写作，完成此书的写作，1930年在德国了出俄文版。中国的托派彭述之翻译了此书，于1934年由春燕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郑超麟的译本，但我没见过。1966年三联书店组织翻译了此书，书名为《“不断革命”论》，内容扩大为三部分：一、蔡汉敖从俄文翻译的《总结与展望》，二、柴金如从英文翻译的《不断革命》，三、边忆菊（即编译局）从《俄国革命史》中选译的《关于“不断革命”的一些历史材料》。

        托洛茨基身在国外，但还是非常关注苏联国内外发生的一切。1933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了由刘镜园编译的文集《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文章大多取自柏林出版的俄报和纽约出版的《战士》周刊，其中收入《十月革命之历史的意义》《苏联经济中的危机》《特米多的危险》《国际形势之钥在德国》《我看俄德将有战争》等八篇文章。

        1934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陈清晨等翻译的《苏俄第一次第二次五年计划论战》，内收托洛茨基的《苏联经济之危机（第一个五年计划总评与第二个五年计划之路线）》等。

        1937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由许庸翻译的小册子《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这是译自《反对派公报》的文章。

        托洛茨基研究苏联的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著作当推写于1936年的《被背叛的革命》。此书出版后不久，1939年春燕出版社即出版了由何伟翻译的《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书名取自《被背叛的革命》的副题。《出版者序》这样评价此书：“他（托洛茨基）拿了马克思主义这把冷酷无情的刀，像医生似的，平心静气地检验与解剖着整个苏联的机体。凡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甚至家庭等方面，他都毫不含糊地指点出它的强处或弱点，不掺杂丝毫感情，不混和半点意气，他让你看到苏联的真面目；但决不是它的假面具。

        ”当然，完全不带感情是不可能的，不过这里所说的基本概括了本书的主要内容。我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托洛茨基读本》的导读中说：这本书“对当时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剖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的理解和阐述，他对苏联社会所做的分析，仍然能给人以某种启迪。这是托洛茨基留给我们的值得批判地吸收的遗产。要探讨苏联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崩溃的原因，不妨读一读这本书”。此书1963年由柴金如翻译，三联书店以《被背叛了的革命》为书名出版，由于当时找不到俄文原著，是从英文转译的。鉴于此书的重要性，我在编《托洛茨基读本》时把选入此书的四章从俄文直接译出。        
        中国大革命期间，托洛茨基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论述中国的革命运动，提出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同的策略。被驱逐出境后托洛茨基继续关注中国革命问题，论著不少。国内出版过杨笑湛编译的《中国革命问题》（第一、二集），后来春燕出版社出了由凡西校译的《中国革命问题》，书前有校译者写于1947年4月27日的长篇序言，由此可以推断此书于1947或1948年问世。

        所收文章分四个时期：联合反对派时期，阿拉木图流放时期，寄居普林吉波时期和寄居挪威及墨西哥时期。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大体上都有了。此书后面所附的图书广告刊载了“新书预告”，其中有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过渡纲领》《最后的论文和书信》以及《俄国革命史》（再版）。前三本书我没有见过，不知最后是否问世。不过从《俄国革命史》出版可以大致断定，另三本书问世的可能性较大，只是由于中国托派的后来遭遇，这些书没有能够保存下来或者没有被发现。

        托洛茨基是联共（布）党内左翼反对派领袖，写有许多文章阐述左派的观点。1930年上海育群书店出版了他的《保卫苏联和反对派（列宁团走的是什么非道路？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这里说的“极左派”即托洛茨基反对派。同年，国际研究会出版了乐三翻译的《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此两书应是同一本书。

        托洛茨基是第四国际的创始人，他的一些有关第四国际的文章都被及时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四国际的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过渡纲领）和工人阶级的任务》，上海先锋出版社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书名于1939年出版，译者李新如。1940年第四国际召开紧急大会，发表《第四国际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宣言被译成中文以《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书名出版（具体出版社及时间不明）。1939年托洛茨基著《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在巴黎、墨西哥出版，其中译文收入李书勋翻译、亚东图书馆出版的《道德与辩证法》（1939年）。

        1938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李书勋翻译的列宁、托洛茨基著《恩格斯评传》。书名起得大了，实际上只收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列宁的《弗里特里希·恩格斯》，另一篇是托洛茨基的《由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里所见到的恩格斯》。有意思的是，译者序里把托洛茨基同列宁的关系比作恩格斯同马克思的关系：“至于历史地位呢，托氏之对于列宁，也正和恩格斯之对于马克思一样，‘演奏着第二把提琴’。还有在能力之多样性以及才智之灵活性方面，这两人实在有其极度相似之点。”

        1938年托洛茨基的儿子突然病逝，托洛茨基认为是被谋害的，写了悼念文章《列夫·西道夫——儿子、朋友和战士》。上海亚东图书馆迅速出版了由李书勋翻译的小册子《悼里昂·西道夫——儿子、朋友、战士》，其中还收入西道夫的《论斯达汉诺夫运动》和阿述·平古斯的《托洛茨基近况》。        

        上面就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托洛茨基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情况，多数是见到书的（编译局在六十年代曾经花很大的人力寻找托洛茨基的著作），部分是在图书广告中看到的，如最早期出版的著作。解放前图书的发行量本来就不多，流传不广，解放后托洛茨基的著作成为禁书，托派的藏书被查抄没收，因此很难找全，估计还有一些中译本没有被发现。

        顺便说一下，托派不仅翻译托洛茨基的著作，还译有其他作者的著作，例如郑超麟翻译了法国作家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多次到上海参加学术会议，期间很想见一下郑超麟先生，曾托华东师大的朋友联系，但没有结果。后来从1999年辽宁教育出版社重印的《从苏联归来》得知，郑超麟先生费很大的周折寻找他在三十年代翻译的此书。其实我手头就有亚东图书馆1937年出版的林伊文翻译的《从苏联归来》和1938年出版的《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两书，如果能够在九十年代见到郑超麟先生，那么先生肯定能够在生前见到重印的纪德此书！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出版了一批“灰皮书”，托洛茨基著作是其中的重头戏，虽然翻译出版了，但仍是严格控制读者范围的“禁书”，仅供上层领导和少数写作“反修”文章的秀才阅读使用。下面开列的是“灰皮书”中的托洛茨基著作：

        《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上下两册。林基洲、郑异凡编译，但未署名，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无出版年月。

        《俄国局势真相》。刘珙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

        《被背叛了的革命》。柴金如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

        《斯大林评传》。齐干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

        《十月的教训》，载《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三联书店1964年版。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吴继淦、李潞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

        《苏联的发展问题》。列兵（郑异凡）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

        《“不断革命”论》。柴金如等译，三联书店1966年版。

        《托洛茨基言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上下两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这是最后一本“灰皮书”。

        八十年代以来，托洛茨基的著作不再以“灰皮书”的形式出版，而是作为普通图书出版发行，其中有：

        《论列宁》。王家华、张海滨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

        《托洛茨基回忆录》。王景生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我的生平》。郑异凡等译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托洛茨基读本》。郑异凡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托洛茨基文选》。郑异凡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俄国革命史》。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文革”中“灰皮书”流传到社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启蒙”读物。“文革”结束后，托洛茨基的著作逐步解禁，出版社出的托洛茨基著作从“内部发行”变成公开发行。200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郑异凡编的《托洛茨基读本》，内载编者写的长篇“导言”。

        托洛茨基著作一直是由人民出版社及其副牌三联书店作为“灰皮书”出版的，本世纪初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人民文库”，从历年出版的两万多种作品中“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

        郑异凡编选的《托洛茨基文选》被收入“人民文库”，于2010年问世。托洛茨基的著作不再是“黑书”或者“灰皮书”了，托洛茨基的理论和主张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的流派终于被放在应有的位子上，供人研究。对托洛茨基这样一个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有着相当影响的人物，应当根据其本人的著作和行为进行客观的认真的研究，而不能一骂了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解放前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有一些译者是明显的托派，但也有一些译者的身份不明，不过不管是否属于托派，他们在艰难的条件下翻译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从人类文化的积累、流传和延续来看，是有功于历史的。

        2015年清明节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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