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 权力的转移：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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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转移：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韩钢

　　原载《领导者》2009年2月号，总第26期

　　1978年年底中共中央开了两个会议，一个是工作会议，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真正触及和深入讨论了问题的不是三中全会，而是工作会议。

　　这里讲四个问题：第一，会议的背景；第二，与会者的构成和主要议题；第三，若干相关史实；第四，简单的评论。

　　一、会议的背景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年底召开的。两年前，中国大陆发生了两件大事：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告别人世，1976年的10月“四人帮”被抓捕。两件大事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此，中国社会开始转型。所谓转型，既包括国家职能的转型，也包括社会的转型。

　　国家职能转型，就是从原来以统治职能为主，即以“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作为国家的主要职能，转向管理职能为主。粉碎“四人帮”后，虽然中共高层没有“国家职能转变”的概念，但事实上已经发生变化。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大陆转入以经济为重心的轨道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粉碎“四人帮”后这一进程就已经开始。

　　社会转型，即社会真正转向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两年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是政治上的变化。在政治生活中，虽然还没有怀疑和批评毛泽东的错误，还没有放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继续维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政治实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关注的重心转向“四个现代化”。其次，在经济、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开始恢复1960年代的某些政策。“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社会处于调整时期，当时的一些政策促使了经济复苏，教育、科学回复到有序轨道，文艺创作一度活跃。粉碎“四人帮”以后，过去积累的经验重新得到采用。再次，在社会方面，国民生活开始变得平稳。“文革”时期，整个社会被“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很紧，国民普遍怀有恐惧心理。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多数国民的恐惧感有所减弱。

　　政治和社会氛围的变化带来一种双重效应：一方面，国民心理渐渐放松；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政治和社会氛围的松动，给了人们以追求历史正义的空间，人们开始呼吁平反历史遗案。后者导致了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即“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真理标准讨论”实际上是针对“文革”以来甚至是“文革”以前的一些重大历史案件，即通常称之为“冤假错案”的历史问题展开的。许多历史案件不能得到解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批准定案的。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毛泽东定的案能不能翻？又由此引发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场大讨论对于中国社会来讲，产生了巨大的思想松绑的作用。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对“真理标准讨论”，中共高层并没有一个集体的明确表态。在高层内部，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对。支持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反对的代表人物是汪东兴。但是，无论支持还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在1978年7、8、9月之后变得非常热闹。1978年下半年，针对历史疑案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比如说，越来越多的人提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应该平反。又比如，提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问题。此案牵涉面非常广，不仅当事人本身深受迫害，而且株连家属和当事人的一些社会关系。再比如，提出解决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真理标准讨论”由历史疑案不能平反引发，又推动了历史疑案的平反。

　　1977年特别是1978年，中共高层一再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扩大对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规模。1978年召开了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1976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按照这个《纲要》，20世纪的最后23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头8年要有一个相当大的发展，为后15年的发展奠定一个相当好的基础。这样一来，就使1978年的经济形势“热火朝天”，当时的说法叫“新长征”。有的人把它说成是“新跃进”，也有的人把它说成是“洋跃进”。不管这个评论是否恰当，总而言之，1978年的经济形势是鼓舞人的。

　　但这并不能掩盖长期以来积累的诸多问题：第一，农村政策问题，因为当时经济发展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农村。虽然农业在10年“文革”中受破坏的程度最少，但是农业的发展也最落后。农村虽然相对稳定，没有大乱，但是农业生产水平很低。产出水平低，技术水平低，国家投入水平也很低。第二，偏重重工业，在重工业方面的投入过大，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导致产业发展很不平衡。第三，工业生产和基础建设的技术水平和装备非常落后。第四、管理方法落后，长期实行行政管理的办法，而不是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高层显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希望加以改革。改革的动因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同外国尤其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对比。高层考虑通过借鉴国外经验，改进政策和体制。1978年中国派了许多代表团到国外、境外访问，如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和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工作者访问团访问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考察组考察香港、澳门，谷牧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西欧5国。访问回来后的信息，给高层强烈的刺激。谷牧率领的代表团是1978年6月6日回国的，准备了20多天后，向高层汇报。6月30日，中共高层集体听取了汇报。紧接着，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讨论引进、改革和计划等问题。这次务虚会涉及经济工作的许多问题，为中央工作会议做了直接准备，工作会议设定的议题就是务虚会讨论的问题。

　　就笔者所见材料，最早提出召开工作会议的是华国锋。6月30日听取谷牧汇报时，华提到10月份准备召开一次各省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次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是1977年3月召开的。后来会议因故推迟到11月份召开。

　　二、与会者的构成和主要议题

　　高层最初考虑，中央工作会议开20来天。由于与会者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且做了相当激烈的讨论，所以会期延长了。又由于会议提出了调整高层人事问题，所以决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会议从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共36天；三中全会从12月18日开始，22日结束，只开了5天。两个会议一共开了41天，所以人称这是“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

　　参加工作会议的一共有219人，包括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党员副委员长和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的党员副主席，高法院长，高检检察长；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分管政府工作的书记（有的地方是第二书记和书记）；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中央直属机关各部委第一把手，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第一把手，中央军委各直属机关第一、二把手。219位与会者中，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58人，占与会者人数的26.4%，超过四分之一。除了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与会者的大多数也都是“文革”前的省部级官员，他们大都是“文革”时期被打倒的“走资派”。与会者中，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36人，占与会者人数的16.4%；其中只有20人是在中共九大上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也就是说，纯属“文革”中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仅占与会者人数的9.1%.与会者的构成，“文革”时期的“下台派”占了相当的比重，这个群体对会议的走向起了决定性作用。相反，“文革”中的“上台派”比重大大萎缩了。

　　中央常委决定，25名中央委员不参加三中全会。这25人里，包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吴原是陕西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工人，“文革”中担任陕西咸阳市革委会委员、陕西省革委会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和书记。中共十大上第一次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四届人大上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未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中，原来职务最高的是她；但当时她已经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副总理了，只保留了中央委员。还有辽宁的尉凤英。尉1960年代是闻名全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她本来是沈阳七二四厂的工人，当了车间工程师。“文革”中担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在九大、十大、十一大上连续当选中央委员。还有河北的王国藩。19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河北遵化县有一个23户的初级合作社，生产资料只有“三条驴腿”，人称“穷棒子社”，领头人就是王国藩。毛泽东在1955年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收录了报道这个初级社的一篇通讯，还写了一篇序言，其中提到了王国藩的“穷棒子社”，称“穷棒子社”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王国藩和这个社由此出了名。“文革”中，王国藩担任了河北省遵化县革委会副主任、河北唐山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河北省革委会常委、中共河北唐山地委书记、中共遵化县委第一书记。从九大到十一大，连续三届当选中央委员。还有吉林的冯占武，黑龙江的于洪亮，河南的耿起昌、杜学然、冀桂昕，福建的江礼银，云南的七林旺丹等，以及康生的夫人曹轶欧、中央组织部原部长郭玉峰、邮电部原部长钟夫翔、中共天津市委原第一书记解学恭、中共河北省委原第一书记刘子厚、中共河南省委原第一书记刘建勋，也未允参加会议。

　　工作会议最初考虑讨论三个议题：第一，如何进一步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如前所述，因为农业非常落后，所以恢复和发展农业成为当务之急。高层决定提交两个文件由会议讨论，一个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一个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第二，商定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华国锋在开幕会上讲话，增加了一个议题：在讨论上述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议题大概是会前不久决定的，华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的一致看法。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哪次会议讨论的，如何讨论的，迄今不知其详。因此，工作会议的议题实际上是四个。

　　会议主要是开分组会。一共分了六个大组：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的与会者，都分到了六个大组。

　　工作会议只开过四次大会。第一次是11月10日开幕，华国锋在会上讲话；第二次是11月13日，由纪登奎对两个农业文件做说明；第三次是11月25日，华国锋作讲话，主要谈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第四次是12月13日闭幕，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先后讲话。其余时间都是分组讨论。工作会议13日闭幕后并没有结束，14日、15日又分组讨论了两天才散会。工作会议开得很热闹，虽然只开了四次大会，但是其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使得会议出现了很多新因素，会议因而没有完全按照原定议题召开，而增加了新的重要内容。三中全会倒是比较简单，12月18日晚上开幕，华国锋做了简短讲话；22日这天通过了几个决议，决定和选举了新的高层人事和中纪委。全会实际上是履行程序性质的会议，确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结果。

　　三、若干相关史实

　　1、华国锋没有对会议设定“框框”

　　很长时间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称华国锋对工作会议设定了一个“框框”。所谓“框框”指的是华提出的三项议程（即两个农业文件、两年国民经济计划、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讲话），设定“框框”就是说华要把会议锁定在三项议程里面，不许突破。这种说法既不合事实，也不公道。会议讨论三个问题，是中央常委的集体决定，不是也不可能是华个人决定的。1978年高层高度关注引进、农业、经济速度和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为此，中央常委考虑召开工作会议，为实施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铺垫认识基础。非要说三项议程就是“框框”，那也不是华设定的。

　　会议开始后，与会者超出原定议题，提出了解决历史遗案的要求，不仅华国锋没有预料到，恐怕其他常委也没有预料到。虽然未曾预料，华也没有用三项议程的“框框”去限制。迄今无人举出华设定“框框”压制的任何具体材料。事实上，华不仅没有用所谓“框框”限制，而且对与会者提出解决历史问题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肯定“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据于光远说，华国锋在11月25日的大会讲话中，对与会者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态度诚恳”。华的讲话谈了八个历史问题：即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六十一人案”、彭德怀案、陶铸案、杨尚昆案、康生和谢富治问题、地方性重大事件。讲话文本下发之后，华还加上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于光远称，华对上述问题“都做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可以肯定，华不是作个人讲话，而代表了中央常委的意见。同样可以肯定，他本人对解决这些问题是赞成的。按于光远的回忆，华讲话之后，“讨论就更加深入地开展了”。所谓设定“框框”，没有什么根据。

　　还要看到，三个议题始终是会议讨论的内容，没有材料表明与会者对讨论三个议题有异议（至于对文件本身有意见，是另一回事）；会议也没有撇开原定议题而“另起炉灶”。

　　2、历史问题的提出和陈云发言的反响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解决六个问题：第一，“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问题；第二，“文革”中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的问题；第三，陶铸、王鹤寿的问题；第四，彭德怀的问题；第五，天安门事件问题；第六，康生问题。陈云认为，中央对这六个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考虑和做出决定。许多著述都称陈云的发言“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说这个发言“打破了沉闷”，“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少著述还说，陈云发言之后，会议便“突破”了原定议题，开始了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讨论。

　　这个说法恐怕与事实有出入。事实上，会议一开始讨论，与会者就提出了历史问题。据与会者于光远回忆，陈云发言的当天，别的分组有些同志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如西北组就提出了做好重点转移必须平反冤假错案，如解决“六十一人”不是叛徒的问题，要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等等，提出要把查清康生在延安整风和“文革”中的问题列入议题等。于说的还是陈云发言当天的情形，而《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提供的材料显示，陈云发言的前一天，李昌、陈再道、吕正操、傅崇碧等人就已经在各自分组会上提出了天安门事件问题。李昌肯定“天安门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是个伟大的革命行动”，高度评价“‘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启蒙运动，也可以说天安门的群众悼念活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傅崇碧说：“我认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究竟是什么性质？要向群众讲清楚。”前不久发表的叶选基的文章也说到，工作会议分组讨论的第一天，即11月11日，谭震林、傅崇碧、李昌、陈再道就在发言中提出了平反天安门事件的问题；第二天，即11月12日，吕正操、陈国栋、金如柏、姚依林也提了同样的问题。叶文注明根据的是会议简报，应当说具有史料的权威性。这说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既不是陈云最早提出，也不是陈云一人提出。

　　当然，以陈的资历和地位，有的与会者对他的发言做了直接呼应。但是，关注历史遗案是与会的高层老干部的共同心理，他们在陈云发言之前或同时已经发出呼吁，陈云的发言自然不会令他们意外。“一石激起千层浪”、“爆炸性发言”等等说辞，恐怕只能说是一种过度形容。陈云后来有关经济工作的发言，倒是的确引起了与会者的较大反响。

　　3、天安门事件性质的平反

　　工作会议开始后不到一周，发生了一件重要事情，就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性质的平反。关于平反的经过，史实方面迄今有些不同说法。

　　从1976年到1978年，天安门事件问题的处理和性质的平反，可以大致归纳为四个步骤。四个步骤都包含社会呼声与高层对应的互动。第一步，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内外出现平反天安门事件的舆论，高层开始松动。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消。”这种松动当然很有限度：其一，只限于“纯属”反对“四人帮”的当事人，规定“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对不允许翻案”；其二，只解决当事人的个人问题，不涉及对整个事件的重新定性，维持了“反革命事件”的结论。

　　第二步，1977年年初，党内和社会对维持天安门事件的定性不满，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呼吁平反。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高层再次做了有限让步。华国锋在讲话中肯定绝大多数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是合乎情理的”，但还是继续维持了“反革命事件”的结论，称“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

　　第三步，尽管把大多数人从“反革命事件”中择了出来，但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仍然令人不满，从1977年到1978年，中共内外不断以各种方式表达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彻底平反的要求。1978年8月以后，事情有了新的进展。高层批评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捂盖子”的问题，北京市一些行业和单位进一步为参与天安门事件的职工群众平反，肯定他们的参与“完全是革命行动”。10月，高层免去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职务，调林乎加任市委第一书记。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就北京市来说，吴德的阻力最大。因为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宣布“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蓄意制造政治事件”的就是吴德，尽管吴当年的广播讲话也是政治局授意，并不是吴的个人行为，但无论如何，吴德与此事脱不了干系，所以吴对平反问题总是显得拖延犹疑。市委第一书记的人事调整，对于平反来说是一个有利条件。话剧《于无声处》的上演引起轰动，从社会层面推动了平反的进程。

　　第四步，11月15日，《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宣布广大群众沉痛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据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此事是政治局常委14日批准的。当天晚上，新华社发出电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电讯。至此，天安门事件的性质终获平反。新华社电讯的微言大义在于，《北京日报》的报道并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样，也就是说，高层批准宣布的消息没有天安门事件，而新华社电讯做了文章，突出了这个字眼。正是这个字眼，引起党内和社会的广泛拥护和反响。

　　不同的说法主要涉及新华社电讯稿的问题。据胡绩伟、于光远回忆，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报道后，正在京西宾馆参加工作会议的新华社社长曾涛，找同时与会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和《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商议，说《北京日报》的消息写得很长，把天安门事件这样重要的问题淹没在这个长新闻里了，标题也没有标出来，他打算把这点摘出来，单独发一个消息。杨、胡均表赞成。曾很快写出一个不足三百字的稿子，杨、胡看后都说应该加上一个鲜明醒目的标题。用“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完全是革命行动”作题，文字太长，胡便提议索性以“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为题，因为两年多来中央一直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这个标题就是为天安门事件翻案。曾、杨、胡考虑《北京日报》的报道并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眼，是否有题文不符之嫌。商量的结果，三人认为，过去说到天安门事件，虽然肯定广大群众的悼念“合乎情理”，但总要说“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反革命事件”，而这次《北京日报》的报道根本不提，这说明整个事件都是“革命行动”了。三人还找与会的于光远征求意见，于也表示赞成。当天晚上，曾涛就批发了新华社电讯通稿。

　　有研究者对新华社当事人做了调查，结果与上面的叙述不大一样。按时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新华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穆青的回忆，新华社的电讯稿是周鸿书在15日上午起草的。提出动议的是杜导正和新华社国内部两位副主任于明和冯健，稿子起草后报送穆青审定。穆青考虑事关重大，与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社长曾涛通了电话。曾涛告诉穆青，他和杨西光、胡绩伟、于光远商量过这件事。至于稿子的标题，周鸿书的回忆称是国内部值班室的舒人加上去的；而穆青的回忆则称，最初国内部拟了一个长标题，“几经反复”后，确定了现题。如何“反复”的，穆青未及详述。

　　两种说法都来自当事人，也许都对，也许有误，仍待进一步考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鲜明提出天安门事件这个重要细节，未得高层授意。据于光远回忆，16日上午在京西宾馆开西北组讨论会，正式开会前，与会者都在议论此事，说这件事太好了，纪登奎一言不发，后来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像这样大的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纪是政治局委员，可事先对此一无所闻。这证明发表这篇电讯，没有经过高层。于光远还回忆了两个情节：16日午餐和晚餐，他都和曾涛同桌，也在同桌进餐的白栋材（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和汪峰（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都对曾说，如果你因此在新华社呆不下去，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这天晚上，林乎加的秘书到于光远的房间告诉于，林看到报纸后，以为新华社电讯有什么来头，打电话给曾涛；得知没有什么来头，赶紧打电话向华国锋作了汇报，说标题是新华社加的，事先没有同市委商量。华没有说什么。于后来就此问过曾涛，证实了此事。据时在北京市委办公厅工作的许孔让回忆，16日夜，林乎加口授了一个简短报告，大意是：今天各报刊登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市委没有宣布这个标题，特此报告。

　　实际上，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叶选基的文章提到，11月15日，即《北京日报》报道当天，叶剑英告诉叶选基，他曾向华提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从速表态，以免被动。看来高层也有酝酿。新华社电讯稿发出之后，华国锋有一个举动，就是11月18日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天安门诗抄》是1976年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诗、词、曲、挽联的选集本，编者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集体笔名叫“童怀周”，寓意共同怀念周恩来。1977年春就编了几个本子，另外，七机部五二所和中科院自动化所也曾编辑过同样题材的本子，但是一直未获准公开出版。1978年不知通过什么渠道，送到了华国锋那里。华采取题写书名的办法，算是最高领导人做出表态。11月19日《人民日报》发了消息。华题写书名的当天，曾涛得到信息，告诉了于光远。于在电话里不无调侃地说：“这一下你安全着陆了。”

　　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件事情，是在工作会议期间发生的，又跟中央工作会议有关。曾涛、杨西光、胡绩伟、于光远都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人物，又都在京西宾馆开会；新华社当时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重镇，他们一手编出这么一条未经高层授意的新闻，无疑推动了事件性质的最后平反。11月25日，华国锋在工作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到天安门事件：“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这多少有点事后追认的意思。

　　4、两个农业文件

　　工作会议本来讨论的重点是农业问题，主要是讨论两个文件：《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但是，与会代表意见最大的，批评最严厉、最猛烈的，恰恰是这两个文件；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意见尤其大。

　　各组的意见主要是：第一、这个文件写得太分散，重点不突出；第二、对28年来农业生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没有很好总结；第三、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农业的情况的分析和估计是不是符合实际？第四、农业学大寨问题要很好总结经验，农业学大寨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第五、措施不得力，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不够。与会者意见最大的，是文件对建国以来农业的基本经验教训没有写出来，没有紧紧抓住农业现代化这个中心来写，对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奋斗目标、措施，写得不够。还有些与会者提出了农村体制问题，主张人民公社不应政社合一，而应政社分开。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问题，与会者意见很多。1960年代开始，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所谓“三级”指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队为基础”指基本核算单位以生产队为单位，包括生产和分配。“文革”后期学大寨，连大寨的形式都学。大寨修梯田，其他地方都要修梯田。有的地方本来是平原，为了学大寨，硬是在平原堆山修梯田。还有计算工分，农民对于工分是非常计较的，不计较不行，因为到了年底，口粮的分配，食用油的分配，还有现金的分配，都要以工分作为分配的依据。大寨计算工分的办法是“自报公议”，说是目的在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社员”。各地推广“大寨工”的经验，“大寨工”实际变成了“大概工”。为了向更高更公的所有制过渡，陈永贵提出把基本核算单位尽快从生产队过渡到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组，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由于农村自然条件和生产状况很不平衡，有的自然条件、生产状况好一点，有的落后一点，有的地方富裕一点，有的地方贫穷一点。基本核算单位一扩大，等于将不同条件、不同状况的地方强行拉平，这叫“穷过渡”。农民对这些“大寨经验”非常不满，致使生产积极性受到损伤，农业生产随之下降。与会者认为，这方面的问题文件没有很好清理，更谈不上总结其中的教训。

　　与会者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稿子的意见少一些，但也不是没有意见。经过修改后，会议通过了这个条例，但是“原则通过”。“原则通过”暗含还是有不足、有问题的意思。文件有一个内容后来遭到诟病，即对农村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规定了“两个不许”，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中国农村的改革是从实行“包产到户”开始的，而农业文件却规定“不许包产到户”。无怪乎后来有人说，一个改革的会议却出了个不改革的农村文件。话说得有些挖苦，却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这说明，当时对农业问题的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还没到火候。也说明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三中全会（包括工作会议）也不是一揽子解决了所有问题，与所有历史事件一样，三中全会也有局限性。至于那个加快农业速度的决定的文件，会议没有通过，而是会后下发各地直到农村基层讨论，到第二年9月的四中全会才修改通过的。

　　5、对汪、吴、陈、纪的批评

　　汪是汪东兴，陈是陈锡联，吴是吴德，纪是纪登奎。汪、吴、陈、纪当时都是高层人物，汪是中央常委、副主席，吴、陈、纪是政治局委员。与会者对这4个人意见很大，分组讨论中直接点名批评了他们，对汪东兴、吴德、纪登奎的批评尤其激烈。

　　对汪东兴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中央专案组、“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修建中南海工程等问题上。“文革”中成立了中央专案组，主要负责人是周恩来，下面是汪东兴和杨成武。周恩来逝世后，中央专案组就由汪东兴挂帅了。中央专案组管理的都是党政军高级干部的专案，其中不少是政界元老、军方将帅、社会名流。中央专案组的案件，几乎无一不与汪东兴有关。“文革”结束后，汪又对平反冤假错案设置障碍。如前所述，与会的许多人“文革”初期即被打倒、立案审查，“文革”后期不得落实政策，所以对汪意见最大。何况，汪坚持“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更是引起众怒。分组讨论中，与会者指名道姓批评了汪。以往除非是中央主席要批副主席，在中央会议上指名道姓批评中央副主席，几乎不可想象。这次对中央副主席的批评，完全是自主、自发的。

　　对陈锡联的批评，主要是他在辽宁工作时的问题和毛远新的问题。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革”中升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是辽宁省革委会主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对毛远新政治上的升迁给予了直接扶持。毛远新当时在辽宁炙手可热、红极一时。辽宁在“文革”期间是一个重灾区，这同毛远新有重要关系。而毛远新有这个地位，又跟陈锡联有直接关系。

　　对吴德的批评，集中于天安门事件问题。前面说了，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宣布“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蓄意制造政治事件”的就是吴德。所以，与会者把“天安门事件”的账算到了吴德身上。公平地说，吴德发表广播讲话是政治局做的决定。据华国锋个别谈话说，当时政治局开会决定收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吴德还有些担心，说这样做是不是合适，会不会引起群众的反感。但政治局还是做了决定，由吴德讲话，实际上是在天安门广场播放吴德讲话的录音。由于这件事同吴德的关系太直接了，与会者把火都发到了吴德身上。除此，吴德还有一笔账。粉碎“四人帮”以后，吴德有些“捂盖子”，使北京市的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难以得到解决。

　　对纪登奎的批评，主要是1976年“批邓”运动中的问题。1975年整顿，应当说，纪是赞成并参与了的。1976年开始“批邓”运动，纪反过来承认整顿的“错误”，指责主持铁路整顿的万里，支持河南的唐岐山等人批判万里，使运输状况有所好转的郑州铁路局再度陷入混乱。天安门事件后，纪还指示河南参照北京的办法，“坚决惩办”所谓“反革命分子”。纪在中央分管组织人事工作，对老干部的政策落实和平反也不得力。

　　汪、陈、吴、纪在会上分别做了书面检查，有的还在分组会上做了检查。这4个人受到批评，对后来高层权力格局的变化有重要影响。

　　6、胡绳发言“一石激起千层浪”

　　会议期间，有一个人的会议发言的确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这个人就是胡绳。胡当时是毛著编办（即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的副主任，同时兼国务院研究室的负责人，但主要工作在毛著编办。毛著编办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被认为是“凡是派”的阵营，汪东兴是主任，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都在这个办公室任副主任（熊复1978年5月调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胡绳其实同“两个凡是”的社论没有什么关系，并没有参加社论的起草。“真理标准讨论”开始后，也不见胡绳反对的材料。但他在工作会议上的一番发言，谈到了这个讨论，引起众怒。11月27日，胡绳在东北组发言，对报刊上的文章和各地、各大军区负责人的有关讲话表示肯定，但认为有人宣布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这是一种八股老调，做这种宣布是轻率的。胡绳是有所指的。1978年7月，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了一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讨论会开得很隆重，影响很大。周扬做了一个讲话，高度评价“真理标准”讨论，说“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周扬是近代中国“普罗文学”的代表人物，左翼文艺理论家。“文革”前，周扬整肃过许多文化界人士，被称为“文艺沙皇”，但“文革”中他自己又被当作中宣部“阎王殿”的“二阎王”、“四条汉子”之首打倒，并被投入秦城监狱。“文革”之后大概是大彻大悟了，说了这么一番话，人们当然非常注意。

　　胡绳是一介书生，长期以来又是“笔杆子”，谨言慎行，但“文革”中仍然被打倒，受到批判。粉碎“四人帮”之后，“思想解放运动”兴起，开始触及长期以来奉行的极左意识形态，胡绳担心牵涉毛泽东，引起政局不稳，而没意识到这场讨论的确不是限于理论问题的争论，就是一场关联政治的较量和博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命题，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之所以引起争论，就是因为它的实质就是政治。会议一开始，就有许多与会者谈到了“真理标准讨论”，但尚无争论。胡绳一发言，很快遭到六个组的“万炮齐轰”，使得这个问题成了一个突出议题。许多与会代表纷纷批评胡绳，同时批评毛著编办的几个负责人，认为毛著编办是一个思想不解放的单位，是以汪东兴为代表的“凡是派”盘踞的地盘。与会者从1977年“两个凡是”社论开始，一直到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历数汪东兴、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等人在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的错误。并且提出，中央要对“真理标准讨论”有个正式说法，要充分肯定这场讨论。所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特别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说“这个讨论好，越看越重要，越看越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问题”。三中全会的公报也对讨论做了高度评价。

　　7、邓小平、叶剑英讲话稿的起草

　　关于邓小平讲话稿的起草，近些年来最重要的发现，是于光远保存的邓小平亲笔起草的提纲。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都是一个秀才班子执笔，然后领导人拿到台上念一通。人们原来以为邓小平的讲话稿也是如此。邓小平去世后，《百年潮》杂志采访于光远，于偶然提起他有邓小平写的工作会议讲话的提纲手稿。以正式讲话文本与提纲手稿对照，框架、思路、观点直到语言都是一致的，说明这个讲话稿不像以往秀才的作品，而是邓小平本人设计的，秀才班子不过是根据他的思路、观点具体执笔写出来了。比如说，“开动脑筋”就是邓小平的语言，邓那段时间经常讲“开动脑筋”。还比如，整个框架也是邓小平提出来的。邓的提纲一共列了八个问题，正式讲话稿分为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正是提纲的前三个问题，最后一个部分无非是把提纲列的有关改革的四个问题捏在了一起，大框架并没有多少变化。

　　讲话稿是邓让胡耀邦、于光远组织起草的。原来有一个稿子，是胡乔木起草的，邓废弃不用了，重新找胡、于组织起草。胡当时是中组部部长，于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具体执笔是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和中央党校的阮铭。邓对稿子的起草和修改格外重视，几次约胡、于等人谈话。于光远保存了至少三次谈话的记录。从内容看，记录稿比提纲手稿远为展开和丰富，本该更值得重视，但似乎研究者多注意提纲手稿，对记录反而多少有些忽略。

　　关于讲话稿的起草和修改，迄今有两个争论：一是最初的稿子是邓小平不满意还是改主意而废弃的。阮铭回忆说是前者，称邓小平说“乔木的思路不行”。邓为什么说“不行”，阮铭没有提供直接材料，按他的说法，是胡乔木起草的稿子是要把邓小平考虑讲的“重点转移”纳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轨道。而朱佳木否认了阮铭的说法，称因为会议形势发生了变化，原稿显得不适用了，所以邓才要求重新起草。但朱没有提供邓感觉“不适用”的任何原始材料。二是重新起草讲话稿有没有胡乔木参与。朱佳木称是胡乔木找于光远组织起草新稿的，胡“自始至终”参与了新稿的起草，参加了邓关于起草讲话的几乎所有谈话。而于光远本人则回忆，找他起草讲话稿的是胡耀邦，不是胡乔木；邓的几次谈话他也没有见过胡乔木；在邓同于等人定稿之前，胡乔木与起草这个讲话稿并没有直接关系。

　　关于叶剑英讲话稿的起草，过去也有一些不同说法。阮铭回忆，初稿是胡耀邦找他起草的，稿子出来后胡“很满意”。吴江也回忆说，最初是胡耀邦找冯文彬（中央党校教育长）、阮铭和他三人谈起草叶讲话稿的问题。胡嘱咐吴江和阮铭执笔，吴江请阮铭起草，吴做了些修改后上报。吴听说稿子“基本通过”。朱佳木则说，叶剑英的讲话稿是另外草拟的。他称叶讲话的前一天晚上，叶的女儿叶向真和当时的丈夫刘诗昆同去邓力群家，说中央党校为叶准备的讲话稿由于会议的进展已不适用，他们和叶办秘书重新写了两个稿子，为了和邓小平准备的讲话稿保持一致，需要再做些修改，叶让他们连夜找邓力群帮助加加工。邓力群把叶向真等人起草的稿子，由五个部分调整为三个部分。

　　最近发表的叶向真文章，提供了新的材料，对以往的说法做了澄清。叶保留了三份原始文献，又系当事人，所述具有相当的可信度。据叶文，初稿的确是阮铭起草的。这个稿子，叶剑英没有“认可”。时叶向真在家中闲居，此前经历了4年牢狱之灾，出狱后在家中通读了《列宁全集》，思考了“文革”灾难的原因。叶即重新起草，自己口述，由叶向真整理文字，然后再看，并讨论修改。改出第三稿时，刘诗昆参加了讨论。12月12日改出第四稿，胡绳参加了讨论。当天晚上，叶向真和刘诗昆拿着第四稿到邓力群处，请他提意见，帮助把关。邓做了些文字修改。叶文根本没有提及会议进展使得原稿不适用、要保持与邓小平讲话稿的一致等问题，也没有提及所谓“两个稿子”的问题。

　　叶向真的回忆解答了笔者心中的两个疑问：第一，叶剑英为什么谈“反封建主义”问题。叶向真说这实际上是她父亲的意思。“文革”中，叶剑英家中18岁以上的公民没有一个没坐过牢。叶是元帅，又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样的红色家庭竟然也有如此遭遇，令人震惊。当然，比家庭遭际更为严重的是“文革”对整个军队、对整个国家、对党的冲击，叶剑英有非常痛切的感受。他认为民主不健全、法制不健全，“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是导致灾难的重要原因。他跟叶向真谈了这些观点，叶向真就是根据这些意思起草稿子的。第二，这个讲话为何风格有些不同？讲话稿比较口语化，很少有文件里那种摆开架势的排比句式，道理说得实在又很尖锐，跟一般秀才班子写出来的东西不太一样。

　　从提出反对“封建主义残余”问题的角度看，叶的讲话比邓的讲话更深刻。令人不解的是，官方编辑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和《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都没有收入这篇讲话，读者只能从《叶剑英文选》查到这篇文献。

　　8、人事变动和机构设置

　　变动高层人事，本来不是工作会议的议题。不过众多与会者对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不仅提出激烈批评，而且质疑他们担负工作是否合适，有人甚至直接提议免除其职。与质疑汪东兴等人任职相对应，不少与会者呼吁陈云等人进入中央常委，还建议恢复中央书记处、成立中央纪委。这就牵涉到了人事变动和机构设置的问题。按照程序说，决定中央人事须开中央全会。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来开八届八中全会，就是因为要调整中央人事，要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拉下来。迄今没有文献显示，中共高层最初准备在工作会议之后召开三中全会。笔者推测，召开三中全会很可能是工作会议期间的临时动议，因为工作会议已经提出变动人事、设置机构的问题，所以必须开全会决定。

　　人事如何变动？不少与会者认为汪、陈、吴、纪有问题，应该下来，但邓小平不同意，他几次在中央常委跟各组召集人谈话的时候，都说到了一个原则，叫“只进不出”或“只上不下”。也就是说，汪、吴、陈、纪等人的政治局委员继续保留，但可以增加新的成员。会议还牵涉到一些中央委员的问题，邓的意见也是一个不动，继续保留。这是他确定的一个原则。为什么不动人事？笔者以为，邓小平未见得真的不想动，而是另有现实的考虑。当时海外舆论纷纷评论，称中共高层内部有分歧、有矛盾，正在酝酿“权力斗争”。西方一些政要和商界人士有些疑惑和顾虑，担心中国政局不稳，影响同中国交往、特别是同中国进行贸易的安全。邓的考虑是：第一，要给海外一个中共高层是稳定的、团结的形象。第二，考虑到当时中国需要大规模的引进，不能影响中国的引进工作。所以提出“只进不出”，没有调整汪、吴、陈、纪的职务，也没有调整部分中央委员的职务。同时又增补政治局成员4人：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中央委员9人：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按《党章》规定，中央委员必须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所以全会特别声明将来要提请十二大追认此次增补手续。另外，成立了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陈云出任第一书记。但这次全会没有恢复中央书记处的设置。

　　四、简短的评论

　　对此次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官方和学界都有大量评论，归结起来，可用“实现重点转移”来概括。笔者却以为，这次会议最重要的结果，与其说是“重点的转移”，不如说是权力核心的转移，即中共权力的核心从华国锋转移到了邓小平。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邓小平的声望进一步上升。邓作为政治领袖的民意基础，最早是从他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开始奠定的。那年他领导整顿，在可能的范围内触及和纠正“文革”极左政策，调整和恢复各方面的秩序，赢得党内外广泛拥护。1976年的“批邓”运动，不仅没有使他声望下降，反而博得更广泛的同情。这年的“四五”运动，国民公开表达了对邓的同情。粉碎“四人帮”以后，邓的复出成为众望所归。邓复出之后，主管军队、外交和科教，在整顿军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高考制度、促进科学和教育走入正轨以及落实老干部政策等几件大事上，大刀阔斧，成效显著，赢得更加广泛的拥戴。这次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与会者对此高度评价，其声望明显超过了曾被当作“英明领袖”宣传的华国锋。

　　第二，会议的大政方针的确定，基本上是邓小平拿的主意。邓虽然还不是中共第一把手，但已经可以做主了。一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邓小平最后拍板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问题、彭德怀的问题、陶铸的问题、康生的问题等等，处理到什么程度，解决到什么程度，是邓小平定的调子。彭德怀的问题，邓小平说彭还是党员，没有开除党籍，他有错误，但是功绩比错误大得多。二是高层人事变动，也是邓确定的原则。会议对中央高层的人事调整，增补了新的成员，但也保留了当时遭到诟病的4位政治局成员。这个“只进不出”的人事调整原则，是邓小平提出的。三是对毛泽东评价的基调，也是邓小平定下来的。会议实际上已经牵涉到毛泽东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一个“功大于过”的评价框架，即毛的缺点错误同他的功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邓在会议期间的几次谈话都谈到，“中国领导人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干过的事情。”赫鲁晓夫被认为是全盘否定斯大林，邓说“不会干赫鲁晓夫干过的事情”，那表明不会“全盘否定”毛泽东。这个基调不仅成为工作会议、三中全会对毛评价的基调，而且一直延续到以后。1981年中共中央做的历史问题决议，其中对毛泽东的评价正是延续了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说法。直到现在，关于毛的评价，官方仍然没有改变这个基调。

　　第三，高层人事的变化，扩大了邓小平的政治基础。在政治局层面，邓本来就有相当的政治基础。军方的几位政治局成员，几乎都是邓的班底。除军方成员外，其他成员不少在政治倾向上也接近和靠拢邓。比如赵紫阳。赵时任邓的家乡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1977年进入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赵在“文革”中抵制人民公社的“穷过渡”，就颇得邓的好感：“文革”后，赵在四川落实农村政策，更为邓所欣赏。多年以后，邓谈到农村改革，还不忘引用当时流传的“要吃粮，找紫阳”的民间政治谚语。还比如方毅。方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直接受邓领导，与邓的关系密切。政治局增补成员后，邓的基础显然更加扩大了。在常委的层面，陈云的重新进入，增加了邓的政治同盟者。在中央常委里，邓陈这时是联手的关系，也就是说，邓在常委里的分量加重了。政治局增补的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3位，自然更是拥邓的，尤其是胡耀邦和王震与邓是政治上的同盟者。胡1975年就在邓小平领导下，到中科院主持整顿，成为邓的整顿的骨干；1977年主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的工作，组织和领导“真理标准讨论”，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思想开明而活跃，行事果敢且有魄力。王震资历很深，又以率直著称，“文革”中为邓复出传递消息；邓再次被罢黜后，又拒绝“批邓”；粉碎“四人帮”后，为邓再度复出大声疾呼，是坚定的拥邓者。这两位进入政治局，对于加强邓的政治力量起了很大作用。在中央委员会层面，邓同样有着广泛的政治基础，老干部大多政治上拥戴邓，而9名新进成员都是“文革”中的“走资派”，感情上就与邓有沟通，其中有的人（如胡乔木）还曾直接在邓领导下工作，与邓的关系非同一般。

　　还要看到，三中全会之后，高层调整了中央一些机构的人事。汪东兴被免去几乎所有兼职：中央办公厅主任、毛著编办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仅仅保留了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的兼职。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姚依林、胡乔木担任副秘书长，姚依林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胡乔木担任毛著编办主任，宋任穷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接替张平化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最为重要的职能机构，基本上也成了邓小平的班底，强化了邓在高层权力格局里的分量。邓虽然没有中共第一把手的名义，但实际上他已经成为这个权力的核心。三中全会以后，重大的决策基本上就不出自华国锋了。所以，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就是一次权力核心的转移。这个转移的意义，实质上超过了“工作着重点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