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良勤：毛泽东的面上直观传播思想简论

reading · 发表于 2023-12-30 19:58:52

毛泽东的面上直观传播思想简论

　　在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毛泽东非常重视舆论宣传工作，他结合不同时期革命与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及客观物质条件，创造性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他不但重视和善用报纸、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也重视和充分利用板报、壁报以及布告、标语、对联等面上直观传播媒介。①他在晚年对大字报这种特殊的面上直观传播工具的推介和利用，更是在一定程度上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善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无疑是推动 20 世纪 50-70 年代中国面上直观传播尤其是大字报传播活动的行家里手。对毛泽东的面上直观传播实践与理论进行研究，对其中的经验和教训给以总结，在今天和今后更长的一个时期里都有着多方面的意义。

一、毛泽东的面上直观传播实践活动
　　客观地看，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不可能更多地从事具体的板报、壁报、标语等面上直观传播活动，而主要是给予关注和指导。综观毛泽东的一生，他对板报与壁报以及后来的大字报等面上直观传播媒介的关注和重视是执着的。

　　1 .毛泽东早年与面上直观传播媒介的接触
　　毛泽东的面上直观传播媒介的感知始于青少年时代。早在他 8 岁刚入私塾时，每天都要按塾师的要求诵读拜孔台上镌刻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对联。而距其家几公里远的一座著名的清真寺，更是毛泽东学生时代常去的地方。寺内满壁满柱的诗词、对联和匾额，对毛泽东有着重要的影响[ 1 ]( P22-25 )。进入东山学堂后，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毛泽东的作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还被教员安排抄贴在学堂的“揭示栏”里，让全校同学欣赏，有的学生还将文章抄录、背诵下来。直到多年以后，毛泽东仍引以为豪地说，因为作文优秀，学校里的教员“都喜欢我”。后来在湖南一师学习时，他的文章也被国文老师批上“传观”，并张贴于学监室对面的走廊墙上，让同学们观看[ 2 ]( P25-27 )。在一师期间，毛泽东还经常到岳麓山漫游，云麓宫墙壁上“一鱼悬江白，孤城隔岸青”等诗句和望江亭柱壁上的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常引得他驻足沉思，以至于三十多年后旧地重游时，他还记忆犹新[ 3 ]( P260-261 )。

　　毛泽东最早公开发表政见采取的就是把文章贴在墙壁上的形式。约在 1911 年，他进入长沙的中学读书后接触到民族主义派主办的《民立报》关于反清和革命的报道，以及对于孙中山和同盟会纲领的介绍，读后异常激动，于是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大门口的墙壁上。在文章中，他主张应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新的政府[ 4 ]( P28 )。

　　毛泽东还曾在墙壁上张贴启事征求“同道”。 1915 年夏，毛泽东在担任湖南一师学生会总务兼研究部长时，为了让同学们强健体魄，用仿《离骚》语式写了一则《游泳启事》，张贴在学校的“揭示处”，最终组织起百余人的游泳队[ 5 ]( P15 )。同年秋，毛泽东自己刻蜡版油印《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寄给长沙各重要学校，信封上注明“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 1915 年 11 月 9 日，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日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 6 ]( P29 )毛泽东当年的好友萧三回忆说，这个启事在长沙的几个城门口和照壁上也张贴了，在报纸上也登了出来，几十个热情的青年响应了这个号召。经过了两年多的酝酿，结果组织了一个“新民学会”[ 4 ]( P66 )。

　　毛泽东对贴报也极为重视。 1917 年至 1918 年，他在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友会负责人期间，特意订了两份受大众欢迎的《通俗教育报》，学生看完后就张贴在校侧的贴报栏内，以便夜校学生和附近的工人阅读[ 7 ]( P77 )。 1920 年 9 月，毛泽东应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何叔衡的邀请任《通俗教育报》参谋，在出席第一次编辑会时就帮助出主意、定计划。该报随后即派人到市民居住区四处张贴，并在报上刊登启事称：“本报想各街坊的人民都有阅着本报的便利，张贴的处所尚嫌太小。特请各街团总，择定便于张贴的地方，来本报接洽，本报即当如命张贴。”[ 8 ]( P33 )

　　1920 年 9 月至 1921 年夏，毛泽东担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并被一师校友会推举为会长，他利用工作之便引导学生开展进步活动，对学生有进步思想的作品，无一例外地顶批“传观”并写上评语，装在教务处公布栏的玻璃框内[ 4 ]( P93 )。他还题写“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的对联挂在附小礼堂的墙上，以勉励学生[ 9 ]( P67 )。在他的指导下，一师充满了革命朝气，学生不但办刊物，还用大字壁报作为争论的园地[ 7 ]( P294 )。

　　2 .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面上直观传播媒介的重视与推介
　　革命战争年代，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之余，毛泽东对利用板报和壁报等面上直观传播媒介进行宣传教育活动仍然给予大力支持和指导。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曾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1926 年 4 月他在《政治周报》发表宣传工作报告时特别提出“图画宣传的重要”，肯定国民政府军队在战斗时所到之处张贴“图画很多”，“于民众的影响很大”[ 10 ]( P30 )。

　　壁报是红军早期经常采用的一种宣传形式。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曾亲自编辑新闻简讯壁报，并多次拟写红军宣传布告，对红军和根据地群众进行时事政策教育。 1929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第四部分《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中，指出红军宣传工作存在“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鲜”“壁报出得很少”[ 11 ]( P97 )等问题，要求“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壁报”，名字均叫做《时事简报》[ 11 ]( P100 )。 1931 年 3 月，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毛泽东又签发了一份要求红军各政治部、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并附《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 11 ]( P259 )。随后各根据地党政军组织普遍办起了壁报。

　　毛泽东对利用墙壁开展宣传工作服务于根据地和边区群众给予充分肯定。 1933 年 6 月，他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中指出，查田运动要做宣传，宣传的几种方法中“第二贴布告”“第三写标语”“第六墙报上做文章”[ 11 ]( P271 )。 1934 年 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将毛泽东撰写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油印单行本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毛泽东在调查中对这两个模范“乡苏”在“路旁屋壁”“通路处”设置“识字牌”，在“日校门外”“列宁小学”办墙报等文化教育工作都给予了肯定，号召“每个乡苏维埃都要学习”[ 11 ]( P309 )。 1941 年 4 月 28 日，毛泽东在给任弼时并转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的一封信中指出，边区施政纲领不但要在边区刊物上发表，还要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境内及境外。在群众报上，须为之逐条加以通俗解释，并张贴于通衢。与此纲领发布同时，须由边区中央局发一通知，亦同样在报上发表，在通衢张贴[ 12 ]( P291 )。

　　在对敌斗争和争取友军时，毛泽东也重视充分利用墙壁媒介这种直观宣传工具。 1938 年 3 月 22 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八路军总部、各师和北方局并转各省委、特委，指出：在华北对瓦解敌军的宣传工作异常不够，许多地区看不见一句向敌军进行宣传的标语口号。为在政治上瓦解敌军，教育群众，影响友军，各部队、各地党部及群众团体应用中、蒙、日三种文字大量书写对日军及伪蒙军进行宣传的标语口号和材料[ 12 ]( P57 )。 1940 年 11 月 4 日，毛泽东在给前线将领的一封电文中说：“如发生磨擦战争时，望将这些口号，在我军驻地周围及友军驻地境内，到处书写和张贴，尤其要设法动员民众和同情分子在汤恩伯、李品仙等部所经过的一切地带，遍贴遍写这类标语口号。”[ 13 ]( P308 )

　　毛泽东还把观看群众办的板报和壁报作为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途径。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到一地都很关注并观看群众办的板报和壁报。他在七大做口头报告时提到：“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出了墙报，那墙报受到欢迎，桥儿沟、南门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墙报，引得我也去看了一次。”[ 14 ]( P337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虽然一度比较重视大字报，但在各地视察工作时也仍然留意观看当地的板报和壁报。据有关传记记载，毛泽东在 1958 年 2 月 13 日视察沈阳松陵机械厂、 3 月 5 日视察成都量具刃具厂、 9 月 16 日视察安庆一中时，都特意观看工人和学生所办的墙报和黑板报，并给予充分肯定[ 15 ]。

　　无论是在井冈山时期，在长征和转战陕北、华北的行军途中，在长沙、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延安、杭州等处的驻地，还是在建国以后到各地视察和游览文化古迹，毛泽东都非常留心观赏、品评所见到的各种建筑墙壁或碑刻上的诗词和楹联、匾额。如， 1952 年 10 月毛泽东游览开封龙亭，看到东侧石门两边镌刻着康有为的一副对联：“中天台观高寒，但见白日悠悠，黄河滚滚;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廓犹是，人民已非。”他即嘱秘书抄录下来。 1958 年 3 月，毛泽东游览成都杜甫草堂与武侯祠，对所见的楹联都是一字不漏地欣赏、评析，并向地方负责同志推荐，让他们好好研读。到了晚年，毛泽东还对云南大观楼长联表现出极大的热心，嘱云南的负责人要注意保护这副对联[ 3 ]( P3-4 )。

　　在有生之年，毛泽东还给世人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布告、题字、题词、题联、赠联和挽词、挽联、碑文。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用四言及六言歌谣、韵语起草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布告。新中国即将宣布成立的 1949 年 9 月 30 日，毛泽东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并宣读碑文。在纪念碑落成前的 1955 年 6 月 9 日，毛泽东又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这个题辞和由他撰稿、周恩来书丹的碑文分别被镌刻在纪念碑碑身的正面和背面，也深深地铭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

　　3 .毛泽东晚年对大字报的肯定和推崇
　　“大字报”一词流行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作为一种大字书写后张贴的墙报，其形式、特点和功能与传统的面上直观传播媒介如壁报、板报近似。 1957 年 5 月，在贯彻“双百”方针和整风过程中，北京高校的大学生以大字报作为“鸣放”的形式，并迅即流行于全国高校。据林克回忆，当时一些人提出要“轮流坐庄”，还要搞“海德公园”，毛泽东非常着急，曾多次派林克和胡乔木等人到北京各大学去看大字报，回来向他汇报[ 16 ]( P46 )。但随后不久，毛泽东对大字报这种传播方式就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他不但充分重视和推荐用大字报进行“鸣放”，而且之后的多年里也一直赞赏和支持使用大字报。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毛泽东比较早的公开使用和肯定“大字报”一词，应是在 1957 年 6 月初，他在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提到如何对待大字报的问题，指出：“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判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 17 ]( P491 ) 6 月 8 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提出：“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战斗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 18 ]( P431-432 ) 7 月 9 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又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 18 ]( P447 )

　　整风开始阶段，毛泽东对如何应用大字报还有所限制。 1957 年 7 月，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 17 ]( P551 )但反右高潮过后，在工矿企业整风和机关、高校整改以及农村整风整社时期，毛泽东又推介要求大张旗鼓地使用大字报。 1958 年 4 月，他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更加明确地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 19 ]( P178 )同年 5 月 20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现在还有一些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 20 ]( P818 )由此， 1957 年底到 1958 年上半年，大字报在全国城市、乡村及部队得到广泛使用。

　　毛泽东不仅号召使用大字报，还多次亲自到工厂、农村观看大字报。根据有关记载， 1957 年 9 月 6 日，毛泽东视察武汉国棉四厂时观看了大字报; 9 月 18 日，毛泽东在上海视察时，又专程到上海国营第一纺织厂看大字报。在 1958 年 2 月 12 日视察沈阳黎明机械厂、 2 月 13 日视察长春汽车厂、 2 月 14 日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 4 月 12 日在长沙视察驻地附近的警卫连和长沙著名的饮食店火宫殿、 8 月 12 日视察天津东郊四合庄乡新立村农业社时，毛泽东每次都比较仔细地观看了各单位的大字报和鸣放栏[ 15 ][ 21 ]。

　　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对大字报的重视和推崇达到顶点。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5 月 25 日北大聂元梓等人张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出于要放手发动群众揭露牛鬼蛇神的考虑，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张大字报，于 6 月 1 日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由此点燃了自下而上冲击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烈火。同年 7 月下旬，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支持北京市委向高校派工作组提出批评，认为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他同时还提议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都要去北大、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去“学习”。 8 月 4 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 5 日，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再次肯定地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他的这份大字报随即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此后即开始了对刘少奇的批判。此前的 8 月 1 日，毛泽东还曾复信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明确支持他们的两张宣扬“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及造反行动，这封信也被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重要文件印发给了与会者。 1966 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作总结讲话时，肯定地说：“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几个月……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 20 ]( P1450 ) 1970 年 3 月，在全国政治局势稍趋稳定后，毛泽东提出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以总结“新经验”，巩固“新胜利”，使全国重新纳入正常秩序的轨道。 1975 年 1 月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四大”的核心与主体就是大字报，至此，人们对“大字报”的认可度达到巅峰状态。

　　在日常工作中，毛泽东对反映各界群众以及在华外国人士所张贴的大字报的内容，也非常重视。 1958 年 3 月 22 日，他对上海化工学院两个“右派分子”的一张大字报作出批语[ 19 ]( P535 )。 1966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对四位在华美国专家坚决反对政治上、生活上给予特殊待遇的一张大字报作出批示[ 22 ]( P635 )。 1967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对澳大利亚共产党人大卫·库普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一张大字报作出批示[ 22 ]( P641 )。直到 1975 年 8 月，毛泽东还对中央五七艺术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的一张大字报作出批示[ 23 ]( P674 )。

　　但是，毛泽东并不主张无原则地使用大字报。 1959 年 9 月，他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提出党外不搞运动。随后中央统战部发文要求在各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中间不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群众性的斗争[ 24 ]( P855 )。 1966 年 10 月 24 日，他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 20 ]( P1449 )。同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还在一份批语中强调不要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 22 ]( P637 )。

二、毛泽东的面上直观传播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的面上直观传播思想是毛泽东宣传和新闻传播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其宣传及新闻思想一样，他对此并没有进行过较系统、完整的阐述，而是散见于他几十年间的诗文、著作、讲话、批注、题词等方面以及相关人员回忆中。作为一名政治家以及党和国家、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只是把板报、壁报以及大字报等传统的面上直观传播媒介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期望利用它们达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现实服务的目的。因此，也可以说，毛泽东的面上直观传播思想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与探索。

　　毛泽东的面上直观传播思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 .重要性与适宜性——面上直观传播工具在指导革命斗争和一个时期内的中心工作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举办
　　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传统的面上直观传播媒介的重要作用。 1941 年 5 月，他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用古人的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替党内的主观主义者“画像”，并提出这种人应“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更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 25 ]( P800 )。 1942 年 2 月 8 日，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不要紧。……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就大了，就可以影响很多的人。”

　　毛泽东认为，传统的面上直观传播媒介要为现实的中心工作服务。在创建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曾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 11 ]( P96 )如前所述，他要求红军和根据地《时事简报》等壁报和各种标语、布告等都要围绕红军和苏维埃当前工作搞好服务。 1939 年 9 月，“鲁艺”的文艺社团要出墙报，工作人员写信请毛泽东给以指导，毛泽东在回信中指出，要“反映人民生活和写抗日的现实斗争”[ 10 ]( P77 )。

　　对于板报、壁报类传播工具，毛泽东认为应根据对象和地方的不同，注意传播内容和形式的适宜性，把握好时机，不能生搬硬套。 1945 年 2 月 11 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指示他们到达株洲等地区后要张贴修改后的《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公告》。次日，他又致电说：昨电发后，继思布告暂不宜发表。待你们到达目的地，根据地已选好，部队已摆开，情况已明了之后，再行发表为宜[ 12 ]( P578 )。 1949 年初，在平津战役胜利后，他在所拟的中央指示中也专门指出：“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写大字标语是否适宜，亦值得考虑。我们觉得，以张贴一月十四日声明及约法八章的印刷品为宜。”[ 26 ]( P24 )如前所述，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毛泽东对贴大字报也时有约束。

　　2 .宣教性与组织性——面上直观传播媒介是宣传、教育、鼓动干部群众，组织和推进各项工作的重要武器
　　毛泽东认为，“壁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 11 ]( P100 )。他在要求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中明确指出，这种壁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红军在散开做群众工作时，编《时事简报》的目的主要是给群众看。这是发动群众的一个有力的武器。”“红军在集团驻扎时，编《时事简报》的目的主要是给士兵看的，但同时多挂几张给当地群众看。”[ 11 ]( P259-263 )

　　1958 年 7 月 1 日，毛泽东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并在后记中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 27 ]( P234 )早在 1956 年 2 月，毛泽东曾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余江县所取得的成绩令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于是他“欣然命笔”，写下他认为与墙壁上的“招贴画”同样重要的“宣传诗”。

　　毛泽东还把面上直观传播媒介作为根据地党和政府机关组织各项工作的重要工具。 1944 年 3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墙报也算是一种报，办墙报也可以当做重要的工作方式。但是我们还不会使用它，还拿不出一种轰动全城的革命墙报，吸引全延安的人来看。我想一个伙食单位，比如说有一百个人，就可以出墙报一张。这里总有一个首长，他就要把墙报当作自己组织工作、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武器，自己写社论。现在有一些墙报办得不好，只有写文章的人看。可不可以开个墙报会议?假如现在有两百个机关有墙报，每一个墙报来一个编辑，来一个首长，开一个四百多人的会议。这个会一定要首长参加。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墙报才能办得好。要把墙报办得又有革命的内容，又生动活泼，成为组织各机关工作的一种工作方式。”[ 14 ]( P112-113 )

　　毛泽东对基层组织自觉地使用壁报作为宣教、服务工具给予充分的肯定。 1960 年 3 月，毛泽东在一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汇报上用四言诗批注：“节余归己，按日算账，明明白白，账单上墙。”[ 27 ]( P400 )肯定农民群众的做法。他甚至还为上海南洋中学一群学生办的壁报题写了“青锋”名称，鼓励他们做“青年的先锋”。

　　3 .服务性与普及性——面上直观传播媒介是广大群众学政治、学文化、学知识的阵地，又是文化艺术工作者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的有效形式，应大力普及
　　毛泽东认为，板报和壁报必须面向广大群众，真正地为群众服务。他在早期撰写的《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中指出：“《时事简报》是极大黑墨字，稀松七八条，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群众的读物。”“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时事简报》不靠扯谎吃饭。”《时事简报》“可做识字运动的材料，村中识字小组的组长给那些不识字人指点一番，既看了报又识了字，真是好得很的办法”，通令还要求在红军宿营地“由连上识字运动委员会指挥识字小组，引导各组士兵去看”壁报[ 11 ]( P262-265 )。

　　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文艺工作者曾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等墙报，把作品张贴或直接写在大街上的土墙上、石头上、树干上，或拿到群众中去朗读，使作品直接面向广大群众。作为街头诗运动组织者之一的萧三回忆说，他曾将自己写的诗歌呈送给毛泽东，以求指导， 1941 年 1 月 29 日毛泽东在回信中说：“诗读过了，很有意思。……就在街头发表好了。”[ 10 ]( P84 )

　　毛泽东认为，墙报、对联等传统的面上直观传播形式是群众文化和革命文艺的重要方面，不但要重视，更要努力进行普及。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是工农兵“萌芽状态的文艺”，并强调说：“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 25 ]( P857-863 ) 1944 年 3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针对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专门谈到对联。他说：“边区有三十五万户，每家都挂起有新内容的春联，也会使边区面貌为之一新。……新春联是群众的识字课本和政治课本。三十五万副春联，内容大体相同，文字可以不同，这是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老百姓连好的春联都没有，我们还只是谈提高，这只能是空谈。现在边区的主要问题，还是一个普及问题。”[ 14 ]( P118-119 )同年 5 月 24 日，他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时，再次提出，要使“家家有新内容的年画、春联”[ 1 ]( P238 )。

　　4 .政治性与战斗性——大字报是群众创造的一种革命形式，也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方式 , 是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武器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毛泽东认为，大字报是能够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有力武器、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他认为：“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像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 18 ]( P448 ) 1957 年 7 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利用大字报，“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17 ]( P552 )。同年 10 月 9 日，他在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指出：“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动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事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种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18 ]( P467 ) 10 月 13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再次总结认为：“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表现改造。”[ 18 ]( P485 ) 1958 年 3 月，在确定要开展“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具体列举了在农村推广大字报的好处：一是可以议论国、社大事;二是干部能听话;三是群众便于说话;四是不怕报复。他还提议发一个指示，让农村普遍贴大字报[ 28 ]( P195 )。

　　毛泽东始终认为，大字报等形式有利于发扬民主，推进各项事业。他说：“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 18 ]( P467-468 )针对反右后一些机关、学校不按群众提出来的正确意见整改，毛泽东很自信地说：“我看，这个整改又要来一个鸣放高潮。把大字报一贴，你为什么不改?将一军。这个将军很有作用。”[ 18 ]( P491 )在 1958 年 1 月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时，他也多次提出用鸣放辩论等办法取得群众共识和解决问题。 1958 年 3 月 10 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如何改革规章制度时，毛泽东明确提出：“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 20 ]( P792 )甚至到了晚年，毛泽东依然对应用大字报情有独钟。 1975 年 10 月 19 日，他在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针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的两封信反映的问题提出：“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29 ]( P1754 )

三、毛泽东的面上直观传播思想形成原因及其评析
　　毛泽东的面上直观传播思想是伴随着他青少年时代的求学经历和几十年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产生这些思想的主客观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毛泽东在数十年求学及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不断接触并充分认可面上直观传播媒介的价值与作用。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早年求学生涯中已感受和认识到对联、墙报、贴报等传统面上直观传播媒介的功能并切身参与，这对其影响是深远的。英国学者克莱尔就认为，中学时在墙上贴报“这种形式”后来“成了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心爱的新式武器”[ 30 ]( P7 )。在红军时期，基于革命军人和群众文化程度低的实际，毛泽东更加重视利用壁报、布告、标语等传统面上直观传播媒介教育和动员广大战士和群众。

　　对于传统的面上直观传播媒介对毛泽东的影响作用到底有多大，胡乔木曾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晚年曾多次说：整风时工人贴了很多大字报，毛泽东在上海看了几个工厂的大字报，感到群众发动起来了，加上其他因素，于是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31 ]( P376-386 )。

　　第二，毛泽东重视面上直观传播实践活动是其政治观、革命观、群众观和文艺观等思想认识的综合体现。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毛泽东一直是从政治的高度看待板报、壁报以及大字报等面上直观传播媒介的价值与作用的，其思想感情是一贯的。早在 1942 年 5 月 28 日，毛泽东曾在中央学习组会上就文化艺术建设问题谈到如何处理革命性和文艺性，他说：“艺术性高的我们要，低的我们也要。像墙报、娃娃画娃娃，我们也要，那是萌芽，有发展的可能性，有根在那里。老百姓唱的歌，民间故事，机关里的墙报，战士吹牛拉故事，里面都有艺术。”“看不起普通的艺术工作者，看不起墙报、农村通讯，不懂得士兵、农民动手写几百字的墙报具有很大意义，这是不对的。”“墙报、民歌、民间故事，我们也需要看看。多少年受压迫刚刚翻了身的人居然能写几百字的墙报，是了不起的大事：不这样看，那就是他的立场明显地没站稳，因此对群众的东西不喜欢看。”[ 13 ]( P429-430 )

　　毛泽东还曾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一些战士刻苦学习文化所取得的成绩，他称赞说：“他们以前一个字也不认识，现在能认得五百、一千、二千、三千，能写短短的文章，登在墙报上。”[ 13 ]( P178 )在他看来，墙报既可以用来帮助战士学文化、学知识，同时它也是战士展示本领的阵地。

　　第三，毛泽东晚年对大字报作用的认识，是与新中国建立后数十年间面对着复杂的政治形势，以及晚年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认识密切相关的。
　　毛泽东晚年对大字报的重视，直接原因是觉得这种方式是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新的革命方式。他曾说，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整风中“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与延安整风时期“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不同，那个时候在打仗，“我们没有提倡”，现在战争结束了，“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 18 ]( P480 )。在《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一文中，毛泽东认为以大字报为主要形式的“四大”是和平时期对革命形式的变革，有利于揭露问题和解决问题，有利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有利于改进工作，克服缺点，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到各地视察时对群众批判官僚主义的壁报尤为感兴趣。 1957 年 9 月，他在视察武汉国棉四厂时特意观看工人贴的大字报，并对陪同的干部说，我们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时，必须认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笔者认为，晚年毛泽东对于大字报的重视，其主观动机完全是出于搞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良好愿望。在“文革”之前的 1963 年 1 月，毛泽东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中写道：“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还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29 ]( P1416 )美国学者施拉姆在论及毛泽东晚年推行“大跃进”和“文革”两项重大政策时也认为：“他要达到的与官僚主义作斗争、鼓励群众参政的……目标，总的来说值得称道。”“他一心一意要使中国繁荣昌盛，要在世界上恢复她的地位。”[ 32 ]( P225-226 )

　　从已经出版的大量传记和资料可以看出，从 1957 年到“文革”期间，无论是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发动“大跃进”的举动，还是发动反帝、反修、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以及开展“文革”，毛泽东似乎始终有着“只争朝夕”的急切心情和忧国忧民的愁绪，因此，在他的指导思想上一方面是防止右倾和修正主义，另一方面则是要动员群众不断革命。而他觉得大字报在完成这两方面的任务上似乎都有其用武之地。早在 1958 年 4 月，毛泽东就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赞誉“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 19 ]( P178 )。直到开始发动“文革”的 1966 年 6 月，毛泽东在南方视察时还撰写了被学界认为“写得还不错”的《七律·有所思》，其手稿最初用的题目则是《颂大字报》[ 33 ]( P349 )。诗中写道：“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27 ]( P217 )评论家公木认为：“毛泽东写《有所思》，从他的主观意愿来说，他所思考的是：故国和人民。”[ 34 ]( P360 )笔者认为，毛泽东既然曾以《颂大字报》为题，从直观意义上说，诗中所说的“人民有所思”应当是他认为人民群众已经普遍地开始使用“大字报”这个思想武器参与“文革”，进行思考和斗争，人民群众已经被“文革”的“风雷”初步发动起来了。因此，在“神都有事时”“人民有所思”可能也是毛泽东所期望和感到欣慰的事情。

　　从以上对毛泽东面上直观传播思想发展过程与形成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早期的面上直观传播思想比较求实，比较重视布告、标语、板报、壁报等作为传统面上直观传播媒介的宣传、教育手段与功能，而到了晚年，毛泽东更重视强调板报、壁报尤其是大字报的批判功能，发展到后来，以至于在人们的观念中，“大字报”一词几乎就成为开展批判与斗争的代名词。因此，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晚年的面上直观传播思想更趋于单一，政治色彩更浓重，这也可以说是晚年毛泽东政治思想主要是阶级斗争思想的一种突出体现。

　　(郑良勤系郑州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主要从事出版与传播学研究。)

　　(来源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 6期)

http://m.wyzxwk.com/content.php?classid=21&id=33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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