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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紫丹:我划右派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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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30 00:37: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划右派的全过程

魏紫丹


日本投降后不久,我们这儿的农村里,能跑出来逃活命的地主都跑到城里来了。这些流亡地主,家家都是共匪流血斗争的受害人和见证人。满城弥漫着咬牙切齿的对共产党的愤恨。那时我十三、四岁,正在上初中,课上课下,言谈话语,三句话离不开揭露土改中血淋淋地套着牲口拖死地主,上“望蒋台”摔死地主,烧红的铁环套在地主的头上等等惨绝人寰的话题。对此,我在作文上写道:“毛泽东是国家的败类,民族的蟊贼,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不期,时至今日,60多年过去了,验证这一结论竟用去七千多万条中国人鲜活的生命。

一“解放”,我刚进入十六岁,求知欲之高不让食欲。我大口大口地吞食新知识,狠命地学《新民主主义论》、《人民公敌蒋介石》,甚至于啃斯大林的《列甯主义基础》、列甯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连懂不懂,在强烈的新奇感支配下,生吞活剥,好像在吃尽命食。再加上听报告,参加暑期青训班学习《社会发展史》等唯物史观知识。初经洗脑之后,貌似“恍然大悟”,原来真理在共产党这一边。我虽信不过共产党把一切铁证如山的罪恶都归之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但说是土八路胡作非为,毛主席不知下情,我却认可。时日顺延,中毒益深,后来参加工作,当了教师,直到反右时,我都是竭诚拥护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但偏偏是,他老人家发动的反右运动 ,“锅里下了我的米”,而我又偏偏不愿意“吃不了兜着走”,这就展开了一场人家反我的右派、我反人家的反右派,在寡不敌众的情势下,垂死挣扎了八个月。虽未获胜,也未认输,算是与阵地共存亡。

1957年暑期,经过两天学文件,接着就是倾盆大雨,我的大字报被贴得里三层、外三层,花红柳绿,我真的陷入了灭顶之灾。幸好有我的好友、刚出大学门的王豪杰(教历史课)给我打气,说:“振作精神!锄他们的毒草!” 因为他是干部子弟,有正义感,所以话说得直出直入,毫无遮拦。到底他老子是多大的干部?他没告我,只是说,他父亲曾亲自跟聂荣臻说过话。在他眼里,好像反右运动就是要锄他们的毒草。学校党支书梁乖真及其麾下的专吃政治饭的狼一群、狗一伙,统统都是邪恶、凶恶、丑恶之辈。他为他们起了别有一番趣味的绰号:熊包(狗屁不通)啦,一滩儿(鼻涕)啦,河漏(一种食品,方言谐音“何辣!”)啦,长舌妇(溜沟子)啦!……

我拿着钢笔,在别人贴给我的大字报的空白处,批上我的回答:

问:“你为什么为储安平的‘党天下’摇旗呐喊?……”

答:“我只说过他当过《》的主编。”写时笔尖朝上,写着写着就不下水了,我又换了一支铅笔。

问:“为什在章乃器受到批判时,你对梁书记说他‘心安理得’,是不是要向党示威?你还说他知识分子的骨气令人佩服!”

答:“我才是道听而途说呢!是在一个象墨水一样黑的夜晚,远远地听到有人如此说。”

对贴在袁鸿儒老师办公室门前、那棵歪脖子树上的大字报,我只能腹诽了,因为铅笔无法在那上面画道道。贴在我鼻子上、正对屋门口的那个壁报架上的大字报,让我开门见山:

“魏紫丹!你为什么要为葛佩琦说‘杀共产党的头’拍—手—称—庆?”

答:“我是在读人民日报,不小心读出了声音。如此而已,并未拍手!” 铅笔又折断了!我把它摔在地上,恨不得再跺它一脚,心中不忿,暗自嘟囔:“不是驴不拉,就是磨不转!不是钢笔不下水,就是铅笔又折断。”

……

9月2日我被宣布:“确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9月8日,在市委机关报《大众生活》上,标题赫然入目:“魏紫丹是大右派分子章乃器、储安平、葛佩琦在我市的应声虫!”尤其其中白纸黑字写着,说我猖狂已极:“魏紫丹拿着报纸,学校有五个党员就在四个(!)面前说:‘要杀你们共产党的头!’”甚至我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数学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给说成是抄袭王九丹(河漏)的。为鼓舞左派的斗志,他们在斗争会上首先宣读报纸,并宣称,这是历史性文献,用以庆祝他们的胜利,打击我的狂妄气焰。报道通篇可以用三个词概括:“捏造、歪曲、夸大”。听过报上的胡说八道,我就压抑不住反驳的冲动:“即便我是特务、反革命,但我只要不是神经病,也就不会跑到你们面前去喊:‘要杀你们共产党的头’,难道我活腻歪了、要找死?我才24岁,还不想夭折。”我气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样说吧,咱们对对质,我在你们哪一个面前说过这话?请举手。”结果“五个党员”面面相觑,都争当“五个党员”中(我没给他说过的)的那“一个”,而不当(据说我给他们说过的)那“四个”。我想,你们真是胆大妄为!到底要把党报当作何物?你们这样抓住鼻子不顾腮也好,越明显地违背情理越好!秃子头上的虱子反而好抓,要是似是而非,纠正起来反倒费时费事。

有梁乖真的一个狗腿子,名字叫做“卖引弟”(卖这个姓不多见,名字的意思,她曾告诉我过,是她父母希望在生她之后引出个弟弟来。她是生物学教师),她在给我提意见时,我却正在盘算着如何给《大众生活》以有力的回击,当时心不在焉地瞥了她一眼,没想到吓得她猛一抖索,随后又壮着胆,气势如牛地声称道:“你瞪我;我也不怕!”

散会后回到办公室,我模仿着列甯雄辩的风格,给报纸去了一封有根有据、得理不让人的声讨信。我的居心,就是要激怒它!有理咱就辩,反正我成竹在胸,真理在握,既然打破头就不怕扇子扇。后来我的同学(任报社文学总编辑)向我报信儿:“报社接你来信后,很被动,说:‘稿子是下面他们支部送来的’。”

我知道他们靠谣言吃饭,底气不足,我相对占精神优势。但我认为必须讲究策略,方可设法转虚胜、为实胜,否则,就有可能把好酒做酿成一缸醋。于是我把《毛选》中关于战略、策略的论述,反复学习。把心得集中到一点就是:在战争的展开中,敌人一定会犯错误的;要密切关注,抓准战机,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我又忆起《孙子兵法》上说,敌人不犯错误,你就战胜不了敌人;你不犯错误,敌人也战胜不了你。只有敌人犯错误,而你不犯错误,你才能战胜敌人。我想,也就是,一个跳蚤不犯错误你都抓不住它。由于我反击《大众生活》,旗开得胜,尝到了敌人犯错误的甜头,就故意进一步激怒敌人。对他们给我的栽脏、胡编乱造,我拍着桌子声讨他们,寸步不让,真的,不是他们跟我拍桌子。好像这也正中他们的下怀,假如我要老实交待,获得从宽处理,反倒不解他们的心恨。他们以为现在捏造的材料,已足够我吃一壶了;我却内心也在窃喜,看我把你们告到市委,你们这个弥天大谎怎么给你们的上级交待?别说违反政策就意味着破坏运动,光说你们这一副副扯谎撂炮的嘴脸公之于众,看你们今后还怎样做人?更何况,我还把材料告到了中共中央?于是乎,我们交战双方都陷入对对方的幸灾乐祸,和自个的兴高采烈中!

在这样硬碰硬的斗争中,牺牲惨重,尸体狼藉。我把笔记整理了一下,意见(即我的罪状)已经超过100条了。上级如来调查,虽能说明他们不按政策胡乱来,但一条条落实,已经不胜落实了。如再继续恶性增长下去,更对我不利。我就又从《毛选》中搬救兵。毛主席用了许多战例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先退一步。于是,我第一次在斗争会上逆来顺受,隐忍守志,并诚恳地检讨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骄傲自满情绪,企图对他们造谣的势头釜底抽薪。但也没忘记要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不能放弃有利形势下出击一下的机会。我检讨时还刺了狗腿子一下,说:“我对卖老师深感内疚。大鸣大放本是为了整党,人家一不党、二不团,只是在争取火线入党;大家都看不起她,我认为这不对,她好给领导汇报同志们的缺点,安的却是好心眼,她是要靠拢党和帮助同志。我曾如实告诉她,‘大家讨厌你好打小报告’,但我却未如实告诉她,别人都说她是个‘无耻的女人,溜沟子的巴结三儿’。这是由于我小资产阶级爱面皮,才帮助同志不彻底。”她脱口而出,一口否认:“你从来什么都没给我说过!”我也立即回答:“你别包庇我,我都认识到了,你又何必呢?”我看到王豪杰在下面扑哧笑了。

运动僵持了一段,领导和同志们都有点厌战了,觉得如果我接受他们的造谣污蔑,就可见好就收。因为我挡着道,打乱了运动的进程,对许多别的右派的斗争,八字都还没有一撇;特别可恶的是,我还为别人树立了一个狡猾抵赖的恶劣先例。后来他们给我归纳为十大罪状,并用许愿来进行政策攻心:只要我承认,还属于“坦白从宽”的范畴。“哼!我才不管你饭稠、饭稀;诱降?没门儿。”

“高尔基同志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梁乖真咋咋唬唬地宣布:“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从此隔离审查,让我单独到一边写交代去。

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在我闭门造车的两天期间,市委宣传部朱秘书驾临,好话歹话说了一箩筐,临了说:“市委认为你年轻有为,去年让你在全市向科学进军誓师大会上作典型发言;今天你头脑膨胀,恃才傲物,走向反党的道路,我警告你,你没什么了不起!你如果不接受挽救,别说你一个魏紫丹,就是十个魏紫丹,中国没有你照样建设社会主义!”

“我希望市委能研究研究我的申诉。我认为学校不实事求是,运动的方向打根儿就错了。”

“学校如果按兵不动,不搞反右,那方向就错了,只要是在搞运动,上前来说,方向就是正确的。这是本质和主流,其余都是枝节和支流。”

“理能这样讲吗?”我心里想:“完了!他一屁股坐在梁乖真一边;混球儿一个!”

第二天市监委王委员来了。一张虚糕脸,令人恶心,我立即断定来者是个吹胡子瞪眼睛之人。他坐在我的床边,说:“我的任务是说服你认识错误,知过能改,还是一位好青年。”倒是长者的口气。我硬是耐着心,装作虚心往下听。

“我经的运动多了,延安抢救运动,许多人,正在交待问题就拉到山沟给枪毙了。后来毛主席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运动才走上健康的轨道。这次反右也是这个政策。”他看我的反应,看我在纸上写什么?我把纸递到他面前:

“我思右派虽冤案,天经地义惟改造”。

接着说:“改造世界观对于我是天经地义的,问题是划右派的根据纯属子虚乌有。”

“这是群众运动呀!哪能像你教的数学二乘二等于四那样准确?认死理是要吃亏的!政治可不是闹着玩的呀!我不是吓唬你,你前面就是万丈深渊,再走一小步马上就一切都完了;于你、于小韩(我妻子)都成千古遗恨。”他还怪了解我哩!

“你说怎么办?”我为他的真诚所感动,又在他脸上扫了一眼,不觉得他恶心了。可真是,人不可貌相。荀子说:“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

“依我说,你立即承认错误,还是有前途的。”

“不合事实怎么办?”

“管它合不合事实!你就相信,反正胳膊拧不过大腿。”空气甯静了半分钟,“你是我那个老小最崇拜的老师。”

冲着这句话,我吃着劲盯着他的面庞,脑子里出现王诚清晰的画面。“是王诚——诚实的‘诚’吧!因为我还有一位学生叫王成,成功的‘成’。你的老小,他去年考取了开封师范学院。”

“正是。他暑假没回来,在学校参加运动,可能言论上也有点问题。”

“那我就更不能违心地承认‘错误’了。为了骗取从轻发落而撒谎,不合乎我对王诚关于‘老实做人’的教导。要是那样,今后我还怎样为人师表呢?”

“人各有志。”他喟然兴叹:“爱莫能助,我只好无功而返了。”

“请王同志你把这个材料带到市委替我反映一下情况!”我递给他一本59页的申诉书。 “我的一些意见”,这个题目都是受到了储安平“给毛主席周总理提一些意见”的影响而命名的。我对他们100多条不实之词逐条驳斥,不管言者有罪无罪,总算把他们驳了个体无完肤,该说的话,一吐为快,言无不尽。

我所以能苦撑着“豪情满怀”,是由于:一,我干板硬直,他们除了靠造谣,就无法抓到我的小辫儿;二,我不是捏个方就方、捏个圆就圆的人。在本市还小有名气,领导谈起我都说:“魏紫丹是个才子”;三,我对总的形势有个估计,确信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刚刚前一时本省处理了“宋北方事件”,省委为学生宋北方所受冤枉平反,受处分的最高领导我记得是商丘地委书记(?)纪凯夫,他自称是“几乎中央委员”。所以我说共产党就是真理的化身,事情再复杂最后总会真相大白。尤其是毛主席在莫斯科接见留学生说了“共产党最讲认真”那一番话,简直是让我抱住了真理的大腿。因为后来宋北方被安排到团省委工作,他来我校视察工作时跟我交谈过。所以我认定,今天的我就是昨天的——更准确些说是明天的宋北方;四,是毛主席亲自保证“言者无罪”,以十二万份诚恳的态度请求党外人士提意见的;别说他是我们心目中独一无二、顶顶伟大的领袖,就是随便一草芥小民,只要是正经人,也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除非他是一个流氓无赖、死皮不要脸的畜类东西!

又轮到我到大会上去交待我的右派言行了!走到会议室门口遇见了王豪杰,多想从他的眼神里寻到一丝安慰啊!不料他偏偏扭过去了脸。开始开会,上前就给我一个出乎意外的惊喜,梁乖真说:“党中央是我们的党中央,不是右派的党中央。”我脱口而出:“是谁说的?难道你敢规定党中央是谁的不是谁的吗?党中央是全国人民共同爱戴的党中央。”他没反驳我,只是从牙齿缝里冲出两个字:“可恶!”不过,他的说法等于透露了,我写给党中央的信有了回音。他接着宣布把对我定的十大罪状,减去一半,剩下五条,并指出:在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彻底清算自己的罪过,跟大家一起参加运动,揭发自己小集团的成员,争取戴罪立功;一条是继续顽抗下去,与党较量到底,不用说这是死路一条。他在等我表态,我面临最后决战的关口,一时踌躇。这时,半路闯出个程咬金,就是王豪杰,他高举着手:“报告!我揭发。”梁乖真愣了一秒钟,“也好,你先说也行。”

“魏紫丹受地主家庭出身的恶劣影响,根深蒂固,他仇视工农,丑化工农干部。他在背后给我说,我们的梁书记是‘梁菜包,一肚子青菜屎,狗屁不通’!”

原子弹爆炸了!狂飙为我从天落。沸沸扬扬,义愤填膺,是可忍孰不可忍?看谁的阶级觉悟蹿得高吧!一个个红头涨脸,愤怒声讨我对党的污蔑,都来揭破我“热爱党”的画皮!我却在警告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沉着、沉着、再沉着!”

后院失火了!连我尊敬的长者袁鸿儒先生都要与我划清界限。他是语文教研组组长,我是数学教研组组长,我俩是忘年交。只因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替他把被窝搭出来晒了晒,就成为我们是右派小集团的铁证。现在他要对我反戈一击,揭发我跟他说过肃反积极分子夏银河(一滩儿)“阴险”。其实我们之间还说过比这更厉害的话,看来他是“话到嘴边留半句”了。

紧迫感驱使我,更得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请教“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了。可是找不到可以对号入座的论述。

人们为了自卫,或为了染红帽子,都向我开火了,朋友也全都背叛了,惟有妻子自始至终抱着葫芦不开瓢。

私人之间,朋友之间言者无心的随便谈话,谁会想到今天竟都能上纲上线成为大逆不道的罪状呢?我说话还比王豪杰谨慎得多。是他先说梁乖真“熊包”,我随后跟着说“菜包”的。他对我无话不谈,告诉我说:“北京大学贴出了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是一党专政”的大字报;“林希翎在北大演讲,说肃反多杀了70万人,胡风是冤案。他拿出事实,舌战群儒。谁也说不过她,只能无理取闹,高喊‘打倒林希翎!’底下纷纷递条子给她:‘我们坚决支持你——林希翎!’”他说得眉飞色舞,我一则佩服他消息灵通,二则为他的正义感所感召。认为,做人就要如此坦荡磊落才好。这样勇敢的人,怎给吓尿了呢?

对立面之间,说话都互相提防着,就算那样,话仍是经不起分析的。比如卖引弟,她就在我面前赞扬过流沙河的《草木篇》:“我是教生物的,都没有发现草木的性格竟是这样美!诗人独具慧眼,科学应向艺术学习。”说着就大声得意地朗诵起来。王九丹在一旁,伸出食指,右手高举,口中振振有词:“碧指蓝天!”(《草木篇》中诗句)我认为这正是他们心灵美表现的一个侧面,说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说来也奇怪,凡是合乎美、合乎良心的事,分析下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若用此例来报复他们,就会陷我于不义,尽管他们给我造了那麽多谣,我恨死了他们。但我若是这样做,就不仅是攻击他们,而且是伤害美,伤害我本人的良心。对朋友王豪杰,我就更不报复他了;我这右派是没跑的了,再拉个垫背的又有什么意思!况且共产党就是这样让你狗咬狗,他好“渔翁得利”的。虽然我受尽右派的活罪,受过牢狱之苦,苦撑苦熬到了七老八十,但回首当年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无论好人或坏人,对他的任何一件事、任何一句话,进行过任何揭发、检举,因而在反右派运动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由于魏紫丹,而给他带来了祸殃。拂心而思,聊慰终生,终算我没有白读了《四书五经》。读孔孟书,所学何事?孟老夫子所说的人生三乐、我有其二:“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惟有父亲在剿共战场阵亡,幼年丧父而失“一乐也”。可能是由于父亲遗传给我的精神基因,使我虽在苦水中泡了一生,失败了一生,但从来也未精神崩溃过!


https://www.epochtimes.com/gb/9/3/7/n24534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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