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紫丹：就反右派运动真相问题与王绍光博士探讨

reading · 发表于 2023-12-30 00:31:51

就反右派运动真相问题与王绍光博士探讨 (上)

魏紫丹

反右运动，所以会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是因为它涉及的内容兼具了延安整风的深邃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广泛性。延安整风虽具思想斗争的深刻性，但是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远未波及到全社会上；文化大革命虽席卷整个社会，但正如群众所说，是厕所里的苍蝇乱哄哄。如此说来，只有“反右”在共产党发动的所有运动中，才是最兼具阐扬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性和面面俱到的广泛性。这次运动是民主自由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战，也是共产极权的政治本质一次颇具深度的充分展示。内中人物，涉及“老和尚”和“小和尚”；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艺术、文化、教育、体育运动、卫生、国家、民族、社会、人口。。。。。。从宏观到微观巨细不漏；地域波及东西南北中，直至老（老解放区）、少（少数民族区）、边（边界区）、山（山区）、穷（穷乡僻壤）；部门横跨党政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而且右派们所提问题，其尖锐性、其科学性、其超前性，至今看来诖舐缴希允俏抻谐龊跗溆艺?—政见是当时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鸣放出来的；如何办教育呢？则是教育家和教育学家发表的高见；法学家谈法治，经济学家谈经济，文学家和艺术家谈文艺，社会学家谈社会；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学术界都是名报人、名医药专家、名流学者们恳切陈词。从毛泽东主观来说，自称“阳谋”；就事态发展的客观进程来说，则是将计就计，一代精英（包括大学生，也都属才华横溢的高才生），得以乘机倾巢而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见解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无怪乎深入人心、香火不断。后生晚辈们诸如《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说：“我发现，和文革中出现的各种所谓异端思潮相比，57年的右派言论所含有的自由民主理念要丰富得多，清晰得多，也纯正得多（这并不是说文革一代人的素质比右派低下。这只是因为文革一代的成长环境更恶劣）。我从57年右派言论中所获得的启示，要远远超过从文革中异端思潮所获得的。[i]”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说：“可以说,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深入了解中共的政治本质和中国的当代史。。。。。。今天的民主运动,从‘四五’到‘思想启蒙’,从‘八六学运’到‘八九民运’,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其实都没有超出‘五七一代’人的思想框架太多。[ii]”着名记者高瑜说：“毛泽东的反右运动企图将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人物一网打尽，主要要消灭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功能。而89一代，作为57一代的儿子，又经历了六四一场大屠杀，专制暴君打算‘杀他20万，换得20年的稳定’。现在20年就要到来，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宪政民主的精神仍然在不断成长，而且信心百倍。[iii]”吴国光教授研究反右问题的结论是：“可以说，从宏观的历史眼光来看，‘反右’运动不仅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时代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毛时代的中国的基本政治走向。在这个意义上，‘反右’运动是理解毛时代中国政治的枢纽事件。[iv]”所以，研究“反右”问题，就成为研究中国的当代史和展望中国未来所必修的一课了，就像小学生学乘、除法之前必先学加、减法一样。

但王绍光博士却不以此为然。这，正好回到本地风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为了还原反右运动的历史真相，双方就必须就着三个环节的框架来进行探讨：一是反右的起因，是发动者被迫反击，还是预先有一个阴谋存在？二是反右的性质，是进步的、正义的还是倒退的、邪恶的；三是反右的后果，是推进了社会进步、文明发展、国家兴旺、人民幸福，还是导致灾难重重、国民经济每况愈下、人民啼饥号寒、道德普遍沦丧？我们的商榷就是对每一个问题中的两个选项各抒己见，拿出论据、进行论证、作出抉择。消极地说，要极力避免王先生指出的弊病：“只有强词夺理的观点，没有脚踏实地的研究。我现在不愿点名，但是有一批这样的人，只有观点，非常武断，而且往往是错误的，但是不需要论据，不需要论证过程。[v]”但愿此非王先生夫子自道。

一，反右的起因
王绍光博士说：“‘阳谋’是毛主席后来自己讲的，但是开始就是要‘整风’。”接着又说：“我认为反右并不是一个阴谋的结果，不是因为对知识分子歧视，才把55万人打成右派，不是这么简单。[vi]”这就是说，他的主张既非“阳谋说”又非“阴谋说”；此说法就以“无谋说”命名好了。

对于“无谋说”，李昌玉先生有话：大家知道，在毛泽东鼓动下开始“大鸣大放”之后，当时毛泽东就是依靠报纸作为“引蛇出洞”的工具。一个没有当时现场生活阅历的人，一个不了解究里的人，今天仅仅根据当时的报纸来分析判断历史，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陷阱。因此，王绍光教授说明反右不是毛泽东的预谋，阴谋，或阳谋，而是被迫采取的反击措施，右派自然是知识分子中妄图夺权，从工农干部从共产党手中夺权的野心家就不奇怪了。毛泽东地下有知，大概也要赶快声明道：非也，非也，反右是我的杰作，进入中南海后最大的杰作，我搞的就是阳谋，我早就承认了，你王绍光小子干什么要替我辩解？[vii]

首先，我们要从明确概念做起，然后才能进入实质性讨论。

我记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过：“讨论问题不能从定义出发。”他这句话本身就是对自身的否定，就是“从‘定义’这一‘概念’出发”的。试想，如果你不懂“定义”这个概念，那麽，你能懂他这句话的意思吗？所以，一切思维都是从概念的定义出发的，讨论问题的逻辑思维更是。概念与概念联系形成判断，判断与判断联系形成推理，然后雪球愈滚愈大。所以逻辑思维又叫做“概念思维”。因而讨论问题首先就必须明确概念，否则的话，就会引起歧义、出现牛唇不对马嘴，或鸡同鸭讲、无法交流。

“阳谋”是毛泽东生造的词头。他把“阳谋”与“阴谋”对称，用来否定“有人说，这是阴谋。”[viii]但，这是不合乎常规说法的。他在文革中提出“三要三不要”，其中之一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光明正大才是阴谋诡计的反义词，这也才是合乎常规的说法。反右时，他不敢把自己言而无信、自食其言的卑鄙做法，说成是“光明正大”，才用“阳谋”来胡搅蛮缠。当然这是他的贯计，用“阳谋”已是早有前科了，第一次是用来篡夺党权、取王明而代之的。“早在1949年4月13日所作的《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时，已使用了‘阳谋’一词。他说：‘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这份党内报告，至1996年方公开发表，所以1957年的人们还不知毛泽东早就创造了这个新词。[ix]”他这个“兵不厌诈”的名堂，可叫做“抢占名词高地”。紧接其后，用“跃进”取代“冒进”，还是“抢占名词高地”的故伎重演。他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即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x]”好像玩一个改变名词的把戏，就能改变事情的实质、就能变无理为有理。在前面王文指斥的“强词夺理”的人中，毛泽东应该算一个。直至如今，人们说起“阳谋”，从语意上说，其实仍是指“阴谋”；从语感上说，则表现出对流氓无赖的愤懑和嗤之以鼻。在当时我读这篇毛文时，读的是《中国青年报》，白纸黑字，这样登载：“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阴谋。”说来说去，还是阴谋。实话倒是实话，但因改了原话，四个正副总编三个划右派、一个撤职。虽非完全由此，但由此而受到报上鸣鼓而攻之；我却是记忆犹新的。

我在研究“反右”中发现，有把反右归因于“阴谋”的，有归因于“整党内敌手”的，也有归因于“整风失控”的，。。。。。。（我在拙着《还原1957》一书中，共指出10种归因[xi]。）但没发现，在不是调侃的情景下、有附和毛的“阳谋说”的。毛的孝子贤孙没有不替他、为这一说法脸红的。党内的、正经八百的权威说法，是当时执行这一任务的统战部长李维汉的“半路阴谋”说。开始不是阴谋，“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xii]”阴谋从此开始，后来李部长也参加了引蛇出洞。他死乞白赖地一再邀请章伯钧参加座谈会，坚持要他发言，果致章这条巨蛇引出了洞。但非只此而已，他心怀内疚地回忆到如法炮制的其他陷阱，如∶“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到了北京的吴金梓，天津的董少存，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xiii]”

我说这段话的用意，是要定一个讨论守则，为的是突出地强调不要“武断”，要有“论证过程”，以避免前面提到的王文所指出的弊病。可惜，王文在论证过程的头一关，在概念（如“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的使用上，在逻辑上就过不了关。他说：“再过15年，老精英想嚷嚷也不行了，因为有大量的工农干部已经受过正规教育。”现在已经过了半世纪，自然会“有”他们的下代、更“大量的工农干部已经受过正规教育。”那麽，他们这时属于哪个范畴？是叫“知识分子分”、还是仍叫“工农干部”？这使我想起了文革中的一个故事：我的一位同事，是血统工人出身，他仗着成分优越，不但不像其他知识分子对工宣队那样诚惶诚恐，而且嬉笑怒骂、当面调侃工宣队长：“我要告诉我儿子：你千万不要上学，长大了好当工宣队。别学你爹我、就因为上了大学，如今还得接受文盲的再教育！”（本来是工农或其干部，一上大学，便成了臭老九。这里就从概念上揭示出矛盾！）

在王文中，“知识分子”、“工农”、“共产党人”三个概念成了一笔糊涂账。今天的知识分子，恐怕大部分不能说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出身、实际多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了。王先生把知识分子从工农中掏出去，然后说：“工农反倒少了。”他又把知识分子从共产党中掏出去，然后说知识分子“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小，而是太大。”这样说，当然右派至今仍在说的“党天下”，就是血口喷党了。除了知识分子，哪里有党？从中央大员到地方诸侯、到太子党，学士的学士、硕士的硕士、博士的博士；哪里是共产党在一党专政？是知识分子“起到的作用太大”呀！至于那些不是共产党御用文人的极少数独立知识分子，王文说：“我也觉得，独立性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道德优势，如果故意要装出独立的姿态，这还是知识分子自恋的表现。”看来，撒娇也好，争宠也罢，虽丧失了“道德优势”，但这是对“政治优势”的逐臭，自甘付出的代价。

“工农代言人”办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食概念混淆的恶果，致使代言人对自己的对象都难以把握了；因为一有“知识”，工农及其干部便都由香变臭、都跑去当“臭老九”了。其实，王文也不光是概念混淆，你看文章的铺叙，也是逢说东、就说西，腰里一句、腿上一句，狼腿扯到狗腿上，让你摸不清大头小尾。但他却还总是口称“逻辑、逻辑”地振振有词。

让我们来恭读王文：大量的经济政策实际都是知识分子制定的，而这些知识分子以前大部分是党外人士，现在大部分在党内，已经成为共产党的一部分——不管它同意共产党，不同意共产党甚至反对共产党，都是在党内。所以情况跟解放初不一样，当时的共产党里面知识分子太少太少，绝大多数共产党干部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民主党派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紫丹按：再“非常突出”，还能“非常”到哪里？别说“突出”，能平起平坐吗？即便像你下面说的情况：——）当时民主党派人士是有知识的，共产党干部是没有知识的，但是今天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真正的精英都在共产党内，而不是在民主党内。这两个时代不太一样，所以仅仅看民主党派大概不是好的比较。

尽管现在还是受到很多限制，但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讲，他们今天参政的广度和深度，我觉得是从来没有过的，工农反倒少了。我们暂且抛开民主党派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谈，不把它当成特殊的政治势力，而是从整个知识分子在影响社会舆论、影响社会的议程设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们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小，而是太大。（王文）

这里就暴露出，王博士讲话理不通。知识分子在“党外”时，就说：“民主党派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当说到“真正的精英都在共产党内，而不是在民主党内”时，合乎逻辑的结论本应是：“共产党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当然了，岂止是“突出”？一向是“党天下”。这既合事实又合逻辑。但王先生却要换个“角度”：“但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讲。。。。。。”他不从党派角度讲、“不谈”了。“我们暂且抛开民主党派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谈，不把它当成特殊的政治势力，而是从整个知识分子在影响社会舆论、影响社会的议程设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们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小，而是太大。”难道不是共产党的作用、或说党和御用文人合起来的作用“太大”，而是胡佳、师涛、高智晟、刘晓波等这些“并没有任何的道德优势”的知识分子“他们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小，而是太大”了吗？换了一个角度，便相机偷换了概念。

其次，论据要合乎实际，论证要合乎逻辑，这样，立论才能站住脚。

王为“无谋说”摆出的论据一共有5条：1、他看过“各类报刊“、“原始材料”；2、毛发动鸣放的动机是为了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性”等问题；3、认定毛“万万没有想到”；要不是的话，毛“还要用这些人啊!”4、毛泽东、共产党和工农为“轮流坐庄”言论激怒；因而5、“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现在分述于下：

1、所谓“原始材料”，实际是一场残酷的幽默。

王博士说，如果事情这么简单，为什么反右是发生在57年，不是发生在这之前，也不是发生在这之后，再过15年，老精英想嚷嚷也不行了，因为有大量的工农干部已经受过正规教育。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去解释，这是我看原始材料得到的感觉，我不去管历史决议怎么讲，我不管现在的故事怎么说，我是看原始的材料，从49年一直看到66年前后，花了很长时间，不过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

我是集中看武汉的报纸，武汉的《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当时放出来言论的，包括一些国民党的留用人员，都是没有什么名气的，他们倒不是说要民主，他们就说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说他们治不了现在的国家（紫丹问：这话说得合不合实际情况？如果“说要民主”，其罪恶之大就更不可思议了吗？），这是言论的核心所在。

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王文）

如果说，相信报纸上连篇的谎话，甚至当上愤青跟着起哄，如洋人的华人岳母大骂“放屁”之类，发生在当时，这都是不足奇怪的。但是，问题是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许多事情都基本上水落石出了，一个在美国得了政治学博士的人，竟还要这样硬说；人们会认为他是在跟常识开玩笑。难道饱学的博士还当真相信大跃进时代，人民日报上套红登载的亩产量“十几万、几十万斤”的数字吗？这类的撒谎可不是一件、两件或千件、万件啊！而是直到今天还比比皆是呀！居然能说出如上话的人，不是对反右因言治罪、置右派于夹边沟等葬身之地表示愤恨不平，所以才揭出“原始材料”当反面教材、就像揭出当年“大跃进歌谣”以冷嘲热讽一样；或者就是麻木不仁，再者就是丧失良知、居心自欺欺人。既然王博士“是集中看武汉的报纸”，他自己也说到过：“武汉也在57年6月份发生了所谓‘汉阳中学事件’，但这是整风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紫丹按：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既是整风又是反右的背景）。”那麽，我们就再来看他是如何“很震撼”，“会有强烈的反应”吧！

真正在反右当中第一批被砍下鲜血淋漓的头颅的，是所谓章罗联盟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即“汉阳中学事件”中枪毙的三名“主犯”：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民盟盟员、县文化图书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民盟发展对象、汉阳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语文教研组组长、初三毕业班班主任钟毓文。牵涉此案者约70人，其中13人判刑或劳教，很多人死于狱中。现在真相已明，纯属胡编乱造；只用举出钟毓文被枪毙是因为他好“眨眼睛”一例，足示荒谬矣。然而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称之为《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许多报刊对事件大加宣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把事件摄成新闻片《铁证》，在全国放映。其内容，大事渲染“反革命分子血腥暴乱”。很可能哪一位御用文人就是看了此类报道，才抱着政府大腿、“有根有据”地大事叫嚣反右必要论的。[xiv]

一九八六年元月上旬，湖北省委向中央报送的《关于“汉阳事件”复查情况和处理善后问题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正式批复。中央同意省委关于“汉阳事件”彻底平反的意见，并对处理善后问题作了明确指示。[xv]

正视发生在王博士身边的这个事实，你就知道《铁证》是什么玩意儿？更别说其他“铜证”、“豆腐证”等“原始材料”了。因为学生要求升学而自发闹事，参与劝阻的副校长王建国反被诬指为幕后策划者而遭枪毙。天理何在？国法何存？虽然中共中央英明、伟大、光荣、正确，“汉阳事件彻底平反”！但如果仍有人把《铁证》，当成“原始材料”而理“直”气壮、气壮山河，作反向“震撼”和“强烈的反应””；读者也只有徒叹王先生读报和记忆的选择性了！

徐贲说：当王绍光在提供“真实发生”之证据时，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即那些所谓反映“真实”的报刊材料和市民反应的背后，有统治意识形态的构建在起作用。当时，作为“党的喉舌”的报刊之任务不就是把“右派”言论报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吗？这样的材料只能证明，“党的喉舌”宣称“右派”反党。除此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能用纳粹时代的报刊和“人民义愤”来证明犹太人就是该消灭的劣等民族吗？[xvi]

这种“统治意识形态的构建”不仅对反右派斗争“在起作用”；而且对彭德怀、刘少奇、甚至林彪，皆然。着名党史专家高华说：“老百姓了解的就是刘少奇多次携夫人访问东南亚，只知道他保护、爱护各级干部，要大家‘做党的驯服工具’，根本不知道刘为老百姓做了什么好事，特别是刘在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为拯救人民生命所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因为在那个年代，所有的功劳，荣誉都归于毛一人，老百姓所知道的，就是报纸（！！!—-紫丹加注）上要他们知道的那些。所以说，毛发动文革，是有相当的群众和干部基础的。[xvii]”如果有人以文革时的“各类报纸”为“原始材料”而大事宣扬：“刘少奇就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嘛！”他要充分享受“言论自由”这一天赋人权，自是无可厚非的。人们应持理解的态度，人各有志，意见不必强求一律，不能硬是不让人家丧失天良；而其维护好话坏话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则彼此无异议也。

2、毛“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的动机，与其动作南辕北辙

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王文）

既然“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是为了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性”等；那麽，谁脱离工农群众，工农群众自己心里最清楚明白；可为什么人民领袖不大力号召工农大鸣大放、来帮助党整风，偏偏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有独钟呢？毛除非是糊涂了；否则就是另有打算。事实表明他一点也不糊涂。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原稿提出中共特别需要各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增改为“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原稿另一处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说成同“党内的自我批评”和“劳动人民的监督”等量齐观,毛泽东将论述改写为:后两者的批评监督“是主要的一面”,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大致上等于知识分子的外延）的批评“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xviii]”。可见,毛泽东后来的通过鸣放让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是要“斗”出“从右的方面出发的”意见来的。这一点,他早已胸有成竹,而其后续步骤是阴谋或阳谋,只不过是不同的说辞而已。实质是从早先到最近,毛一直怀有“预谋”这一事实,已为历史所确证。不然，毛为什么会在请求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上，竟表现出终生绝无仅有的一次、一反常态的“两大出奇”—-对知识分子甜言蜜语、笑容可掬、千呼万唤、诚恳得出奇；对工农群众弃之若敝屣、冷若冰霜、不屑一睬得出奇呢？这就又导致另一大惑不解：为什么毛的动机和动作对不上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研究这一时期他的关切中心何在？

这一时期，在中国与在国际共运中的事态发展，都与苏共20大揭批斯大林有关。这在中共八大上有反应。所以政治斗争就表现为反对斯大林主义与维护斯大林主义的明争暗斗。从各种资料的对照中，我们可以确认李志绥的看法：“八大路线（即坚持集体领导、发展经济、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实事求是等）从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的出击。直到1969年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那时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并已死亡，邓小平被撤职）毛的思想成为全国指导纲领，毛的报复才算落幕。[xix]”毛的每一步骤都是为了达到继承斯大林、当世界革命导师之目的。这一点已经是不争的了。他欲达此目的，就必须死死抱住斯大林主义。他说：“他们不要这把刀子，我们要拿起这把刀子，我们要充分使用这个武器。你们苏联反斯大林，我们不反，我们不但不反，我们还要拥护。[xx]”

循此，来考察苏共20大的后续变数，以及毛的应变，一条清晰的轨迹便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关于波兰事件，中国反对苏联出兵，吴冷西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听了后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用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毛主席说，事不宜迟，我们应该马上警告苏方，坚决反对他们对波兰动武。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决定。毛主席即说，会议到此结束，马上约见苏联驻华大使。他要胡乔木和我留下作陪。

“毛主席这时仍穿着睡衣，乔木建议他是不是换穿中山装。毛主席说，就这样也没什么关系。”约半小时后，毛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接见苏联大使尤金。尤金原是毛主席的朋友，过去两人多次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现在两人都表情严肃，尤金似乎预感到这次接见非比寻常。毛主席劈头就直接了当地对尤金说，我们的政治局才刚开过会……，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共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时间无多，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立办。尤金满头大汗，连声‘是’！‘是’！迅速退走。”[xxi]

关于匈牙利事件，中国怂恿苏联出兵，吴冷西写道﹕“毛主席在十月三十日晚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时，除同意中共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方外，还特意电告我们代表团，声明受中共中央委托，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少奇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时，严厉指出﹕苏共这个决定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xxii]

由此，毛泽东便欠下了匈牙利人民一笔血债。刘宾雁说﹕“可以断言，中共领导集团和中共反动派造下的罪孽，远远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们是逃不过总清算和大审判的。审判席上还将有外国人在场。因为毛泽东一伙手上不仅染着中国人的血。1956年，苏军第一次进入布达佩斯后，曾一度撤出。是在毛泽东派出中共特使刘少奇赴莫斯科力促之下，苏联才再次出兵，对匈牙利人民起义血腥镇压的。”[xxiii]

毛泽东所以态度强烈地反对苏联出兵波兰，是因为波兰只是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而这一点正合毛意。毛这时候出的一切主意，对苏共都是包藏祸心的，都是为了擡高自己，要充当国际共运的领袖。事后也证明这一点。斯大林在世时的分工是，苏共管欧洲，中共管亚洲，现在，毛的魔爪已伸进欧洲。至于刚过10天，他就自食其言，就坚决违反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用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就坚决主张出兵匈牙利，则是因为匈牙利事件的性质为毛所不容﹕要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要苏联撤军，要芬兰化。这些弊端，宛然存在于中国的“党天下”和“一边倒”中。

据师哲的回忆﹕10月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报告送给刘少奇。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动手。[xxiv]就着这一点就能说明，毛泽东施展“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或说“引蛇出洞”的阴谋，已成一种思维定势，炉火纯青达于化境。对国人，对洋人，一视同仁。有句老话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个国际版的“反右”，随后就会出口转内销的。寒山先生也作如是观﹕“毛泽东在同意镇压后，要求苏联再给匈牙利的所谓‘反革命’一点时间，让他们充分暴露，再一网打尽。了解中共在镇压匈牙利事件过程中的出谋划策，也就不难理解中共为什么不久在自己的国家会从鼓励‘鸣放’转到全面‘反右’了[xxv]。”

请参看此后毛在党内的一系列讲话，就可对“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的动机，明若观火了。

“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大学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xxvi]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份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万人，我们就要专政。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万人。对于他们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他们的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继而又说﹕“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xxvii]

“我看要准备出大事……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xxviii]

我所引用的毛的讲话，一是来自八届二中全会，另一是来自1957年1月18和27日对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讲话。

毛还说﹕“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xxix]。

“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现在（1957年1月18日）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i]。

毛泽东对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侧重点上也与刘少奇不同，刘是从发展经济和克服官僚主义上着想。毛是从阶级斗争上着眼，他说﹕“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麽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ii]”他还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麽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xxxiii]”

从上面这些杀气腾腾的讲话，来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必然会引出个九九归一的结论，这就是，早已暗藏杀机的毛泽东，一定要加强阶级斗争，通过血腥镇压，坚决扫除“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和“乌龟王八”！王若水先生在《新发现的毛泽东》第293页上写道：“在这次会议（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都是原注）上可以看出（毛和刘、周）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训上，刘少奇强调搞好经济，关心人民生活，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毛泽东则强调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的方针上，周恩来强调稳妥可靠，批判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毛泽东则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错误难免。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来年‘反右派斗争’的杀机：在第二个问题上，则为其后的批评反冒进和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王若水在1956年就观察到了“杀机”，后来来在1957年动手“杀”，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中国必须立即、来一次狠狠地肃反！”这就是毛泽东当时向党内发出的信号。

实践检验真理。这一点可从薄一波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反右开始后,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反右派就是肃反’,‘新式肃反’,是‘清党清团的好机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iv]又可与毛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相印证:“镇压反革命,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xxxv]当时他的动机，他的如意算盘是：“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份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xxxvi]

3、说毛“万万没有想到”，是一项无稽之谈

“1956年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有那个背景。但是，毛泽东让百花齐放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放出来的言论是那样的言论。”（王文）这个说法能拿得出“论据”吗？不需要“论证过程”吗？

从上引毛在党内的讲话可知，毛把最坏处都想到了，远比王文说的“那样的言论”严重得多。所谓“万万没有想到”，实乃庸人之见、痴人说梦！倒是毛把内心的肃杀之气（新式肃反）隐藏起来，转换为满面春风，以极大的诚恳表示要“主动的整风”，实际上是假的，这一点才是人们（特别是党内）“万万没有想到”的

记者说：您对于反右的这种理解，跟现在主流讲的（毛泽东）搞一个阴谋去打知识分子的理解很不一样。王回答说：打击知识分子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王文）

文革时，王已到懂事的年龄，他现在该能够回想起周总理在当时的作用了：面对文革那样的动乱局面，是步步离不开周这个管家能手的，能说毛不需要用周吗？可他总蠢蠢欲动，想打倒周，只是因为“反周民不依，反周必大乱”，才未凑手。但毛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最终还是用癌细胞害死了周。欲知其详，可阅《晚年周恩来》。这一事实，该是对王“‘要用这些人啊’论”的有力反驳啊！

徐贲先生说得好：按照（王的）这个逻辑，似乎也可以认为，屠杀犹太人不符合纳粹的“人力经济”利益。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List）中就有这样一个场景，犹太女工们在工棚里议论纳粹用毒气屠杀犹太人的传闻，她们以为，犹太人是“对他们有用的人”，纳粹不会无端浪费能干活的人力。然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证明，它所针对的是全体犹太人，并不是没有劳动力价值的老弱病残。[vii]

王博士说：“毛泽东从66年初就准备搞文革，头50天，他批评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50天各地的领导做法跟反右是一模一样，就是下指标，我们要打多少右派，让他们放出来，他们已经经过一个57年，这一次确实是有意引蛇出洞，但是毛说，这是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大鸣大放这个东西变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要造反——把这两个连起来理解，你可以知道他真实的动机不在那个地方。”

文革时用周恩来当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反刘少奇，能说明毛在延安时用刘少奇反周恩来，当时“他真实的动机不在那个地方”吗？

让我们作具体分析。现象是千变万化的，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是事物的客观本质、是毛主观的宗旨、是异中之同、是“万变”中的不变。贯穿于前、后两个场合的红线是毛要当国际共运的领袖。因此他必须反右，先巩固“党天下”；再搞文革，把“党天下”变成毛氏“家天下”；反苏修、赫鲁晓夫（包括中国的），是为了夺过斯大林的长子继承权。手段同是通过“引蛇出洞”（引出资反路线，是“引蛇‘引蛇出洞’”）、置对方于不义、激怒“群众”，他来充当救星、收拾局面。对于这一点，最了然于心的是邓小平。因为他是前一场合的犯罪主体，又是后一场合的受害客体。邓小平镇压“八九民运”，就是邓举行的活学活用毛这一阴谋的现场讲用会。现在来请齐奥塞斯库作为参照物。奥氏调令军队去镇压群众，军队却调转枪口将他打倒。不是抽象地打倒，而是具体地枪毙。

邓小平呢，他将军队调至北京，进行思想欺骗（中共的术语是“思想教育”），然后驻足待命，与学生和群众对垒、僵持。一则绝对无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辩论、口角，甚至过头的言语、行动；二则他们会误导学生去做些激进的、冒险的蠢事，使矛盾激化；三则事实证明，他们会唆使坏人混进群众队伍中胡作非为，甚至杀人放火；四则军队中也会出些极端份子做出惹起众恶的事情；最后，最无耻的一招是他们制造一些“共和国卫士”，算在群众账上。他们却心怀叵测，装作正人君子的样子来宣告：“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人民军队爱人民，一定要作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当军队被激怒到忍无可忍时;恰在此时，不惜以任何手段进军天安门的命令一下，履带和机关枪便会按捺不住胸膛的怒火，也不管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只管血洗天安门！

邓短子嘲笑齐奥塞斯库妄长了一个高大的身躯，齐奥塞斯库噬脐莫及，悔愧生前未能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在反右时，利用右派激怒干部；在文革初，则是利用刘邓激怒学生。表面的“相反”，适足以“相成”。

4、“轮流坐庄”的言论尚未出笼，毛老早决定反右

那个言论就是说“轮流坐桩”。今天很多人讲轮流坐桩，民主有什么不行？但是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来讲要轮流坐桩，情况就很不一样。

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王文）

就事论事，“轮流坐庄”,是天津日报5月27日才报道的消息,提出此论的,是天津市第三女子中学教师黄心平先生。可是，在此12天前，毛通过文章和文件，早已昭告中共高层，决定反右。毛怎会把尚未发生的事情当成原因、来发动反右呢？王文实属无稽之谈。所有这些无稽之谈的集大成，曰：“猖狂进攻论”。

撮总而论，否定“猖狂进攻论”者，不是资产阶级反动派，也不是国际反华势力，而是有良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先生，秉笔直书：“这个讲话（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们被邀请在一些座谈会上发言。可是，即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发言者也还是心存顾虑。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人们‘怕钓鱼’。这篇文章是反击右派进攻的信号。既然直到此时人们还说‘怕钓鱼’，可见直到反右派开始时，也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需要‘打退’。”[viii]这是经过实践验正过的历史结论。

另有，中共党史专家许全兴教授在他的专着<<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说:“从整个报道看,很难得出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结论。毛泽东根据什么材料讲‘猖狂进攻’就不得而知了。”[ix]

在我们夯实论据之后，再来论理：即便说建议“轮流执政”等，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呢？退一步说，即便不对，也是听不听由你；难道因言就该治罪吗？而王文连邓小平的感觉“打击的分量也过重”，都没有，而是觉得咎由自取。

5、屈服于“压力”，有违于毛之为毛

王文说：“所以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

毛泽东是个一头碰到南墙上的人啊！毛泽东何时在乎过“压力是非常大的”呢?难道反右的压力比文革的压力还大吗？众所周知，他关于自己一生中做了两件事的叙述；文革算一件，他说是赞成的少，反对的多。这个“多”不仅指数量，而且包含程度的强烈，导致全国底朝天、打内战、党政瘫痪；最上层也做出了无比强烈的反应，这便是所谓的“二月抗争”。三老（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四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拍案而起，要求坚持党的领导，要保护老干部，要稳定军队等。这个压力不可谓不大，但结果怎样呢？不但没促使毛作出停止甚或减缓文化大革命，反而是更在全国掀起了“反击全国自上而下复辟逆流”的浪潮，简称“反击二月逆流”，狠狠地反击了他们，更大规模、更加残酷地打击迫害各级领导干部，并停止中央政治局活动，让中央文革取而代之。

那时，周恩来禀告毛泽东，被打倒的老干部已超过95%的界限；如此大的压力，总该算莫此为大了吧？但，毛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这类例子，俯拾皆是。为什么毛泽东单单会在整风遇到压力而会在立即转向反右上表现得那样乖乖呢？

王文有一个空白：整风，毛有内在动机：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反右，不见毛的“内在”动机，只见“外在”的原因：一是为右派猖狂进攻所激怒，二是屈服于左派强大压力。于今（不是50年前），就事来说，毛反右的内在动机已大白于天下；就理来说，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是毛自己的原理。王文何以避而不谈这一点呢？（上篇至此，下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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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reading · 发表于 2023-12-30 00:33:10

就反右派运动真相问题与王绍光博士探讨 (中)

魏紫丹

一，反右的起因（此处略。见上篇）

二，鸣放的性质

第一，好家伙！一个屁放了７０年

王博士对右派鸣放的定性，走的是群众路线。政客们往往“借刀杀人”，我们的政治学博士却是“借口骂人”，他说：“李敦白的岳母是位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说明这位“普通劳动妇女”,显然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她丈夫在文革中因受迫害而死，她是否与他划清界线，可存而不论）。说右派放屁，就击中了大鸣大放的要害，正好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它的巅峰语言是“最臭的臭屁”、“最毒的毒草”1。邓小平就是坚持此体系而作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的结论。2那麽，右派在50年前究竟放了些什么“臭屁”呢？

要翻出当时的右派言论，让现在人看了也不能不浩叹其真知灼见，高瞻远瞩。可惜这些警世良言不但未被采纳，而且“言者有罪”，竟遭致了人身、家国的大灾大难。储安平指出的“党天下”三个字，不仅找到了万恶之源，而且将毛泽东关于国家民主化，联合政府等等一系列诱人上当的谎言及其搞专制复辟的真实嘴脸，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作为历史人物的储先生之所以伟大，是今天的人们仍受他的启示，认定，如不废除党天下，目前的一切弊病如贪污、特权，发展权贵资本、对群众巧取豪夺，破坏环境、对自然资源竭泽而渔，镇压异议人士、镇压一切维权活动（包括群众上访），垄断一切媒体并强迫媒体造谣，把现实和许多历史问题列为禁区，取缔宗教信仰自由、群体灭绝法轮功。。。。。。这些浩劫将会愈演愈烈，与共产党共存亡、共损荣。

所有右派的言论，都是对万恶的“党天下”的有力举证、病理解剖、沉痛控诉和严正审判；激情一点的，便会声声血、字字泪，甚至喊打，喊杀！也就是邓小平后来叠次喋喋的所谓“杀气腾腾”。意见间的相互呼应、协调补充，使意见的总汇形成了一个浑然一体，宛然天成的完整系统。无怪乎历史学家翦伯赞说:整个的右派言论，好像是“集体创作”。3但这只是天作之合，而不是斗争会上声讨的那样，每个右派的言行都是有阴谋、有纲领、有组识、有计划地向党进攻。事起之因，很可能是面对有目共睹的事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年，储安平先生在会上发言，话音一落，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老先生立即喝采，直呼:“verygood！verygood！”43年后，曾任《新》主编、刚刚作古的伟大女性戈扬，生前重读该文，仍是不胜感叹，赞不绝口:“现在重读‘党天下’，真是句句珠玑，不忍失手啊！”4可以说，这是“放屁”的主旋律。

稍安勿躁。如果要说这是王博士借口骂人的所谓“都是放屁”的话，那麽，毛泽东说的同一意思的话呢？――“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5

如果要说“都是放屁”的话，那麽，刘少奇说的呢？－－“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6

如果要说“都是放屁”的话，那麽，“零八宪章”说的呢？――“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7

六四图片：清华研究生的血–文革杀人镜头

反对党天下，从毛泽东在抗日时期“放”起，中经右派“大鸣大放”，直到今天“零八宪章”，好家伙！一个屁放了７０年，现今仍在一鼓作气，再而不衰，三而不竭。其实，不仅储先生的反对“党天下”是“句句珠玑”，而且我下面介绍的文章，也绝不“都是放屁”，反而倒是篇篇珍品。从实质上看，右派鸣放也好，“零八宪章”也好，都是要共产党把自己的民主承诺予以实现，就像毛大诗人说的那样：“不须放屁”！实在想不到王博士竟能把事实弄个是非颠倒，把制止放屁反说成是放屁，而且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有进一步的认为和作为：“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真来是岂有此理！无论党史、国史被共产党糟蹋得还像个样子吗？近来党内、党外一些有良知的史学家，着力于还原历史的真相；拨乱反正也只是刚刚起步，忽闻有人歇斯底里惊呼一声：“禀告老爷：大事不好！历史里竟然出现了几句真话，这是多么地不和谐呀！后人将据实、识破我们伪造的历史，即我王博士说的‘原来的历史’，完全是一堆垃圾。我们‘土改’谋地主财、害地主命，换取贫下中农为我们打江山当炮灰；‘５７年’焚书坑儒、消灭独立思考，百万以上知识分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大跃进’劳民伤财，造成人类史上最大的人权灾难，死人４６００万，伤财数以千亿计；‘文革’害人数以亿计、死人２０００万，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六四血洗天安门，履带裹卷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的血肉之躯，开花子弹射进他们的胸膛。历史法庭，开庭审判，以毛泽东为罪魁的我党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受百世骂，遗万年臭！”

第二，中国现代化的初稿

五十年后的今天来重新评价57年的右派思想，许多学者认为当时的许多观点堪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顶峰。宋永毅认为，中国未来五十年的改革蓝图在57年就提出了，所以当年右派的思想高度超过了89民运。“可以说关于中国政治改革50年后的蓝图，在57年的时候都系统的细致的描绘过了，57年的思想高度甚至也高过89民运。”经常有人把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与反右运动相比较。钱理群教授说：”反右和六四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57年学生提的口号,是民主,法制和反特权,而这三大口号,实际上六四运动也就是这三大口号。”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被邓小平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之一的郭罗基认为，由于历史的断代，六四民运并没有承接57思想。“谭天荣57年提出民主人权万岁（其实,通读右派言论即可发现，其核心观点是反对”党天下“，其核心价值在于“争人权”――紫丹）超越了五四,但是并没有为六四所继承；五四运动提出的口号是爱国民主运动，中国民主不能实现,我认为就是把民主和爱国连在一起。爱国可以是不民主的,民主的根源是人权,为什么要民主?归根结底是要追求人权。所以在谭天荣之后三十多年，89民运还是提爱国民主运动，所以六四和五七是断代了。”
历史断代导致的结果，是后来的民主追求者从零开始的摸索。陈奎德说：”五十年前，这批人被打下以后他们发不出任何声音，中国有一段非常悲哀的历史断代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使得后来人必须从零开始，从头摸索，慢慢发现现代的国民社会是如何遵循哪些法则的，包括89年学生的抗争，几乎是从零开始；摸索出来的结论，有些甚至还没有达到57年的深度。所以说这个情况是中国社会的悲哀。我想57年是作为中国现代的思想的精神源泉，会对中国将来的社会变革起到重大的激励的作用。（以上引自” BBC”反右50周年”特别节目第七集：《反右对当代中国民主法制的影响以及57思想评价》）

现在的人（包括老中青），很少有对当年右派言论有较为完整地了解了。而不了解右派言论，就绝对无法评价反右派运动，也就会对有人浑水摸鱼、“颠倒”历史，如王博士引用文革中的洋“三种人”李敦白的回忆录中的说法：“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表现出大惑不解、甚或上当受骗了。须知，毛给右派治罪，并非因右派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而是因“言”而治罪，故而，了解了右派言论，就是还原了历史真相，就是对一切骗人伎俩的迎头痛击。好了，请读者慢慢读下去：

１，大鸣大放，声声声讨“党天下”

1959年9月8日《人民日报》报导说，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陆钦范，“污蔑共产党‘已成为一个权利集团’，恶毒地说共产党是‘世袭’，‘比起土地私有制来更是真正的封建’；诅咒党确‘终究会被时代的车轮所抛弃’。”

人民日报，6月6日（不注明年份，即1957年，下同）载，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人说:“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在省里还好点，愈到下面愈成问题，区委书记和乡支书就可以命令一切。”

人民日报，6月11日载：6月10日在民盟的座谈会上，候补中委陈新桂仍然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他以为不足的是储安平不曾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什么，他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斯大林错误，从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证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他还说，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这样，共产党在贯彻政策的时候，首先要信任共产党员，再就是信任青年团员，再就是信任靠拢党的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不产生宗派主义，不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不可想像的，不形成“党天下”是很难想像的。

光明日报，6月25日载，中国青年报记者詹寰说:“共产党就是党天下，没办法，这是根本制度问题，我完全同意储安平的意见！”“共产党不仅是以党代政，而且有党无政。”

人民日报，6月25日载，湖北省中南财经学院院长、民盟湖北省主委马哲民说:“中共不少领导同志……认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们俨然为‘天生的圣人’。这就等于基督教说‘我代表上帝’了。”

浦熙修约楼邦彦和彭子冈一起去找费孝通谈“党天下”的问题，她问道：“党究竟该在国之内还是国之上？”（《大公报》7月8日）

人民日报，6月28日载，山东青岛民盟成员曲北韦在市政协会议上发言:“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属于共产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

人民日报，6月29日报导《南开大学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小组和班的会上，历史系一年级一班的学生姚安全，口口声声说葛佩琦，储安平说的是‘事实’，统购统销就是搞糟了，人民生活水平就是下降了。他认为‘三害’是主要的敌人，而‘三害’的根子则是‘党天下’，要反对‘三害’，要想不动摇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人民日报，6月22日登载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刘地生的文章中说，消灭“三害”的根本方法就是消灭其产生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仅允许听从命令，而不尊重人权，不倡导独立思考。”并说：“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国家。因为中国有六亿人口，而共产党只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决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就是六亿人民的利益。。。。。我觉得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今后制定政策方针应该先从六亿人口的利益出发，不应该先从党的利益出发。任何一个党派的委员会或支部，除开对那个党的机关或党员之外，没有权力对党外的政府机关或行政人员发布命令或指示。”

中国共产党声称自己不是农民的党，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更不是资产阶级的党，虽然这些阶级在社会上是合法的，但作为阶级的思想在党内是非法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思想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政治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全人类的利益，所以共产党的阶级利益就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怪事就出在这里:领导全国工会组织的李立三之所以下台，是因为:毛泽东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他便提出:“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他主张工会要为工人阶级谋福利，就犯了“福利主义”的错误，据说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把工会办成教育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学校。”等等。到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高元，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档案处处长，有1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据报纸上说，他认为“工人并不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参加工会，也不是为了学习共产主义参加工会，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参加工会的。因此工会的本性就是保护，至于共产主义学校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支柱作用，党联系群众纽带作用，都不是工会的本性，而是党强加于工会的。”高元认为，工会存在的客观基础，是国家有官僚主义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国家不可能不犯错误，国家可能会侵害工人的利益。资本主义对待工人的一套，在我们国家中都有，只是分散而不集中罢了。所以需要工会和政府唱对台戏，需要工会来保护。这篇报导说，“今年4月，国家调整某些消费品的物价，高元在同志中间散布他的谬论:国家对工人一方面增加工资，一方面又提高物价，这是国家对工人耍手腕。全国总工会应该对此发表声明，表示遗憾。”高元还说:“党只注意长远利益，不能代表工人群众的目前利益，或切身利益。有了党的领导，工会就不能很好地保护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党就成了碍手碍脚的东西了。”他还提出:“工会法规定全国只有一个工会，是否合适可以考虑。工人可以自己组织工会，不一定参加全国总工会。”（载人民日报11月11日，。）

可见“党天下”是要专一切人的政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工会不是为自己谋福利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反而是共产党用来专工人阶级政的纽带，给自己成员洗脑的共产主义学校！而有１６年党龄、在御用工会当上处长的高元先生，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一事实就足证李敦白之言，乃无稽谰言也。再看谰言引用者、工农利益的代言人王博士，现在是怎么说的？他说：“跟工人农民和普通民众关系最密切的事情，是他（她）在企业里面，在工作的八小时里面，他的命运，他的待遇这些问题。他自己能不能参与呢？以前有一点参与的权利，现在却消失了，完全被工具化了。”如果说这话的人不是假惺惺，不是欺世盗名，而是像右派那样奋不顾身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权，那就应该再三再四、不达目的誓不休止地大声疾呼：“立即成立独立的工会、农会!为争取和维护工农自身的利权而奋斗！”之所以止于徒托空言，是否因为“独立性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道德优势”，道德的优势在于“御用”呢？

２，“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泽东那里挖

人民日报转载陕西日报6月12日刊登的陕西师院讲师王尊一的文章，题目是《“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开宗明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个别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那麽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确有伟大的功勋，但从此共产党骄傲起来了，以为天下是我们打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布，人民哪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元朝时候，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当时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的地位罢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以后，政治要职都设复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任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官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把它叫做’民族压迫’。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复职。正的总是由党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它个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

“。。。。。。另外，一切讨论变成了形式，严肃认真的讨论根本展不开。领导上对待恭维、奉承、吹牛拍马的人认为是积极分子，认为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或升官。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存怀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认为是思想落后、不进步、保守顽固，甚至戴上反党、反人民和反革命的大帽子。这样一来，谁还敢对党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

３，党外人士要求有职有权

说到有职无权，此乃“党天下”题中之义。要是党外也都有职有权，那还叫“党天下”吗？别说副职，有一位正科长，有些政策文件科员（党员）已经知道了，可对他仍在保密。试想，他怎会有职有权呢？无怪乎——

章伯钧说：“我这个部长，就是守灵牌。”（人民日报，8月25日）

民盟中委彭文应说：“民主党派是电话总机，客人，眉毛，尾巴，包打听，拍马屁。”他认为中共的干部政策是“大材小用，小材大用，优材劣用，劣材优用，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用非所愿，有才无德，有德无才，德才俱无，有罚无赏，赏罚颠倒。”（同上）

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说：“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门有什么用？肯定你有成绩，就有成绩，说有偏差，就有偏差。”（人民日报5，21）

8月6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全体大会，揭露和批判文学家黄药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有人揭发他在中文系整风会议上的反动言论：“黄药眠说他当系主任是有职无权，是被人当玩具玩，并说这与党的整个领导和制度有关。他说有职无权的根源在于党把知识份子看成是不可靠的小资产阶级。他认为不能死记住列甯的个别词句，像念经一样，一提到知识份子就对他们有对抗情绪，总是把知识份子当成异己分子。”（8月7日，光明日报）

民盟中委，河南省副省长王毅斋说：“有职无权使你等于是个花瓶，招牌，牌位；这是党外人士最感痛苦的事。”（河南日报，5月18日）

民盟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张性初揭发民盟中常委，陕西省副省长韩兆鹗：“他造谣说‘有职无权’，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作副职是给人拾遗补缺的’，是‘点缀品’！”（陕西日报，8月20日）

时轮已滚动进21世纪，我们插问一句：如今中国政坛上的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如工会等）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否仍是眉毛、点缀品，纸花，花瓶，招牌，位牌，玩具，泥菩萨，电话总机，客人，尾巴，包打听，马屁精，狗腿子，应声虫，留声机，助纣为虐，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出卖灵魂者？有另一种人物，如李慎之等，作了难能可贵的坚持，秉持良心说话，办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应该说是我民族优秀文化的杰出载体，卓越的传人，树一代风范，在右派中也属凤毛麟角。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时，他任职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毛泽东派秘书林克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结合中国的情况，他认为“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应当成立宪法法院”，“我们应当搞大民主”。只有让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和自由，才能免蹈苏联覆辙。这可惹火了民主死敌毛泽东，划右派自然是没有跑的了。毛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份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习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这是李先生终生与专制主义所打的遭遇战荦荦大端之一。之二是与邓二世在血洗天安门所遇，他愤而挂冠：“决不在刺刀下做官”。之三是，他一篇文章《风雨苍黄五十年》，不仅给小人得志的江三世举办的国庆盛典大泼冷水：“就为准备这次大庆，据说花掉了起码是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国踵事增华。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的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指责他们是一样的小丑，一样的跳梁。而且为中共掌权50年的历史定论为：“历史剩下的竟是谎言。然而，据说我们一切的一切都要遵从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文章引用了苏共20大以后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一个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制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制）。”

实在是，英雄所见略同。据光明日报7月1日所载，罗隆基私下曾对浦熙修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个人独载政治。个人崇拜的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知识份子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总比社会主义制度好些。”

４，对“党天下”掺沙子

6月10日的沈阳日报刊出了沈阳师院张百生，黄振旅七千余字的长文《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主题是挖掉“三害”的根子。它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分析肃反运动扩大化是在主观主义思想指导下，甯左勿右，打错了好人，破坏了法制；从理论上是受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事业越发展敌人越多的错误理论的影响。肃反干部只是执行中央的指示，所以，“根子在北京”。他们质问：“胡风问题已过了两年，为什么还不公开审判？我们要求党中央，如果打对了就立即公开审判，如果错了就马上开释，并恢复其名誉。”

文章还具体批判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冒进。”对于“党天下”，他们认为中共使“自己变成了特权者，陶醉于自己是开国元勋，有汗马功劳，应当有权有势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自我欣赏里，总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地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由于党对一切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上又不信任非党人士，就会把党外一切逆耳的忠言拒于千里之外，这就使党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开始脱离群众。党虽拥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但这仅是占全民总数的百分之二弱而已。。。。。。难道百分之九十八的非党同志都无德无才，应当绝对服从百分之二的人的主张，当这百分二人的‘顺民’么！

党所以丧失威信，党员腐化，是由于“有了特权，渐渐忘记了革命的真义，喜欢奉承，作威作福，思想硬化。解放以后很有些人看到入党是攀登仕途的拐棍，有权有势，官高禄厚，步步高升。于是蜂拥而至，‘争取’入党，在党员和党组织面前，极尽其拍马的能事，伪装积极，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歪曲事实，欺上压下。。。。。。以博取党员和党组织的欢心，达到入党之目的。”

“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的民主的，有的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连资本主义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政治局少数人独载。党内也没有民主，下级组织和党员只能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决议。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是有职无权，只有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威武神圣的。一手托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拿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出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带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选举只是变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领导下进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这怎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破坏法制，必须改变。”

“应该实行直接，普遍的竞选，让代表们能够真正代表本选区大多数选民的意见，对本区选民负责。应该让人民自由组织新的党派，社团和出版报刊，以便广开言路，监督政府，。。。。。。”

“国家大事谁说了算？在宪法规定是‘人大’说了算，而实际上，‘人大’不过是个泥菩萨而已，全权都操在党中央手里。‘人大’只是走走形式，举手通过，完成立法手续。几年来很少看见‘人大’对国家大事进行过真正的讨论，很少看见委员提出重大动议，却偶尔看见他们一些无关疼痒的考察记在报上发表。。。。。。。‘人大’和‘政协’就像两朵纸花一样点缀民主的门面。当然，错不在‘人大’和‘政协’，责任在党中央。党对‘人大’与‘政协’说来，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这样少数人的专断，肆无忌惮地发号施令，不发生错误倒是不可思议的了。要改变这种独裁误国的现象，必须把党从‘人大’与政府之上拿下来，把政府置于‘人大’之下，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必须经普遍的竞选产生，一定要选出才高德劭者，才能起到真正的代表的作用，不要按各党派‘政治分赃’的比例瓜分席位。要设立各种专门组织，集中最优秀的各种专家参加工作。‘人大’常委会应该是专职的。人民代表不应兼任政府之职务。应该创办‘人大’的有关刊物，向人民宣传政策，刊登消息和讨论的重大问题，监督政府工作等等。至于党对‘人大’怎样起领导作用？我们认为这就要靠党员代表的作用。只要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党员在人民中享有威信，人民一定选他进去。”

共产党把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求民主，都归结为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而对资产阶级民主又长期地加以诋毁、丑化。从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看，人们对资产阶级民主还是向往的。马哲民说得很形象:共产党对青年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好，其实这好有一比，过去有个大和尚同小和尚上山，小和尚看见一位姑娘，问大和尚这是什么，大和尚说这是老虎。大和尚问小和尚爱什么，小和尚说我爱老虎。共产党和青年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老虎，其实青年还是爱它的。（《长江日报》6月26日）

天津日报，5月27日报导了中共天津市委教育工作部召集的中学教师座谈会，会上第三女子中学的民盟盟员、历史教师黄心平提出了一个根除“一党专政”的政治主张。他说，“我有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只要不杀头，我就提出来。是什么意见呢？我认为，现在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各民主党派的党纲又都要求走向共产主义，同时各个党派又都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一党执政有害处，像共产党已经整过三次风了，但如今仍然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通过这次整风是不是能够彻底消灭这些缺点，还使人怀疑。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因为这样做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弃政权。我本来打算将这意见写成文章投给报社的，只怕不给刊登。”

《天津日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批判他的言论。6月23日，又登了黄心平的一篇长文——《谈“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他写道:

“我的意思是，现在不能实行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是否将来可实行。如果主张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就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取消社会主义，此话从何说起？又是根据什么事实而得出这样的论断？”

“我恳告发表与我不同意见的诸位先生们，你们的意见尽可与我不同，可以从理论上驳斥我，以理服人，但切勿用带有诬蔑的话对我人格横加污辱。”

章伯钧对“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那时党员数），统治着五亿农奴”的党天下局面早有所预期：“非造反不行”。他向往资本主义表现出的活力：“为什么还有活力？就因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光绪皇帝为什么完蛋？就因为没有民主。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没有完蛋？就因为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在我们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他们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说，资本主义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有互相抑制，互相监督的作用。”（人民日报，6月19日）

他内心深处有一个“轮流执政”的政治理念，但不曾明说。因为他跟中共交道打多了，早知“和共产党合作不容易，共产党是老虎。”他只是试探着提出一个增加决策民主性的方案：“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他特别指出，“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这便是被批斗的三大右派理论之二:政治设计院。

卢郁文批判过诸多右派言论之后，反驳章伯钧说，章伯钧先生不让把成品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国务院会议上大讨论而特讨论，他说一通，我说一通，然后表决，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式，表面看来是民主的，实际上并不能取得一致。他说，章先生这个意见我不能同意。他认为事先把文件经过各方充分协商，准备成熟，拿出来讨论通过，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它的优越性。（人民日报，5月26日。这时毛正在引蛇出洞。）

如果说，拿出成品再“充分发扬民主”，让与会者这个表示“衷心拥护！”，那个表态：“揭诚拥护！”第三个说：“正合我意！”第四个说：“我举双手同意！”第五个说：“我一千个、一万个赞成！”。。。。。。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的话，倒也是的确符合事实的。但要说是它的优越性，。。。。。。这不禁使人想起，被毛泽东奷污并传染给她滴虫病的女孩，对李医生说的：“主席可真是个伟大人物。他样样都伟大，真使人陶醉。”8左派之所以为左派，诚如是之“陶醉”也。

人民日报，6月28日载，武汉华中师范学院教授、民盟成员艾玮生说:“当前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互相监督是解释不通的。”“民主党派只能在共产党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见，譬如共产党提出一个文件，民主党派便在文件上改几个字，像‘之’改成‘的’字，‘我们’改成‘大家’等。民主党派只能施工，不能设计。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应该改变。”

５，清算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罪行

章伯钧是从源头上对“党天下”来一个“掺沙子”；而被毛泽东包办的“章罗联盟”这场婚姻中的另一角色罗隆基，则是用“平反委员会”来清算党天下罄竹难书的罪行。对于右派理论，储安平和章伯钧是无独有偶，再加上罗隆基便形成鼎足而三:党天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

九三学社副秘书长李毅说，我们社会主义学院现在就有好几个同志睡不着觉，心里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闷在心里难受。有人说，领导上应该从政治上，组织上作出进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撑腰，公开讲讲不准打击报复。

据此，罗隆基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就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他认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份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道路通北京了；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鸣’和‘放’以后，还会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二，平反的机构一定要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的，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人民日报，5月23日）

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过的；搞错了的要平反。毛只是想抓几个典型，平平反做做幌子，以收到杀也英明放也英明，吾皇万岁，万万岁之万民拥戴。如果来真的“有冤伸冤”，那麽，斯党也而有斯领袖也的党天下能还得起这笔钱债，物债，血债，泪债吗？只说杀人一项，不说更多的劳改，劳教，管制，批斗。。。。。。毛就像按比例划右派一样，搞的是按比例杀人。1951年4月30日毛亲手所写的“转发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给川北区党委（胡耀邦）的指示的批语”：“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转，并报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万，已捕及将捕人犯一万，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共杀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9

那时报纸上正在猛批“宽大无边”的右倾思想，干部都是以杀人不眨眼以示其革命坚定性的。我家那个八百多人口的村庄，杀了一个“伪乡长”，两个“投敌民兵”，两个“地主狗腿子”（他俩是中农成分，罪行是，扬言“国军打回来再说。”）。定比例本已是玩忽法律，草菅人命，何况从来都是甯左勿右，层层加码，下面总是攀比超额杀人、以争相立功呢！

当年罗隆基斥责国民党：“如今的党治，在内政上以党治国，是以党乱国；在外交上以党治国，是以党亡国。”10这是公开发表在《新月》上的，所以蒋和毛对他反对一党专政的政治理念都很摸底细的。这就值得品味：他虽然反蒋，蒋介石还给他部长当，除国防部，外交部之外任他挑；而他拥毛，拥共，毛共却没有让他当部长，出于无奈，才从林业部分出个森林工业部让罗当部长，随后他划右派成敌人，这个部便也撒消了。

新闻日报编辑部揭露王造时透露给该报副总编陆诒的讯息：罗隆基听完毛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报告后，说：“到现在再来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年到处都是错误。”人民日报7月5日对斗争会的报导，标题是：《罗隆基说：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处处是错》。当然，这也“足证”：成立“平反委员会”系统是绝对必要的；而所有当时的鸣、放，总括地说是“足证”了“足证”。同时，所有对“足证”的反驳，你找不出一件不是虚伪的，强词夺理的，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卢郁文，小丑一个，固不足挂齿。吴晗，历史学家，饱学之士，就是他能把不存在的东西巧饰成“事实”，胡说一起：“章罗两人原来是两个把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不相下。过去，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盟内争地位，争各自党羽的安排，建国以来，章罗在民盟中央，除了闹人事纠纷以外，从来也没想到要替人民办点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提出之后，他们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估计，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章罗两个多年冤家突然变成‘章罗联盟’了，两个人此唱彼和一鼻孔出气了，一个腔调说话了。”（人民日报，7月16日）可是，当迷雾澄清，真相以“章罗联盟，天下奇冤”载入历史时，历史学家吴晗又该怎样向历史作交代呢？早在毛捏造“章罗同盟”罪名前20天，吴批“平反委员会”：“这个意见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对党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等机构是不信任的。一个是他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个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这样一个协商机关，下降或者改变为司法行政机关，这和这两个机关的性质是不符合的。”可是，即便在被毛背信弃义地篡改后而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仍然写着：“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试问：毛泽东的意见涉不涉到这两个问题？11这不啻是吴吃了毛一记耳光。“不啻”还非真的，真的是毛通过批《海瑞罢官》一耳光打得他命归西天。因为他死前顿悟到“悔不当初”，咬破舌头写了这四个血字，所以能“立地成佛”。佛说，纵有弥天大罪，也抵不住“悔改”二字。

史良的卖友叛盟，比吴晗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说是司法部长对“章罗联盟”下的判决书:“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是什么呢？主要是:一，他们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主张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轮流执政，反对我们国家政治体制和基本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二，他们反对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首先是反对党对知识份子和科学文教事业的领导，要党的领导退出高等学校，退出科学文教机关；三，他们反对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和监督，篡改民主党派的政治方向，利用民主党派组织作为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四，他们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否定党所领导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和肃反等历次革命运动的伟大功绩，煽动反党情绪，企图倒算翻案；五，他们在知识份子中间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反对学习马克思列甯主义，阻挡知识份子思想改造以及和工农相结合；六，他们篡改《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的政治方向，作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阵地，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七，他们宣扬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强大，诽谤社会主义阵营，散布国际局势紧张的空气，反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八，他们实行排斥打击左派、欺骗蒙蔽中间派、拉拢扩大右派的组织路线，安排爪牙，控制组织，夺取民盟的领导实权，反对民主党派长期以来发展组织的正确方针，破坏重点分工的协议，招兵买马，搜罗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参加民主党派，在民主党派建立和扩大反动组织基础等等。”（人民日报，1958年1月26日。）她在文革中虽苟活下来，但也受到猛烈批判和人格羞辱。

光明日报，6月3日载:陈新桂说，政治运动，成绩的取得，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所以，仅以“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难免的”这个公式来作结论，未必一定正确。过去几次运动产生的副作用太大，最严重的是助长了唯心主义。比如，不从调查研究出发，事先拟定打击的对象的数字，对运动采取甯左勿右、否定一切、大胆怀疑的办法，等等，都是与马克思列甯主义的精神不相符合，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历次政治运动还产生一些副作用，如人为地制造了“墙”和“沟”；把人分为“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有的是以片面地反映和密报别人的问题而获得这个称号的，所以，有的老教授说，他们是“靠运动吃饭”。另外，在运动中也有的人养成看行情办事。有人这样说过，在运动中“要避免挨打，就得打人”。这些人简直是败坏社会道德。

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右派言论选集》中，载有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言论：“总说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绩是主要的，伟大的，伟大个屁！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一说起思想改造就摇头，什么‘成绩是主要的’，赶快收起吧！三反思想改造的时候，要我作检讨，撤我的职，都是当众搞的；徐懋庸（党委书记）撤职，若干党员在这件事上作检讨，却是悄悄地搞，待遇太不公平。。。。。。三反，思想改造的检讨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认，要重新写过。”

“我们历次运动中常常捕风捉影，就去搜家，结果只道个歉。但有教条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人，是不知道思想有创伤是不能一下子磨灭的。宪法规定人民权利不受侵犯，但民法，刑法都没有公布，人民无权，宪法没有保证，这是肯定的违法，是不能保障宪法的实现的。”

“知识份子迫切要求信任，老是像民族资产阶级一样改造，改造，什么时候才信任我们。”（毛整人的阴谋为什么总能得逞？除了应用毛的吃人哲学《矛盾论》加以解答外；被整的对象包括后来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等，都是要把祸水引入别人田。我们尊敬的教授也未能免俗；难道民族资产阶级就应该永享改造，改造吗？他们遭遇的灾难还不够沉重吗？同是天下受害者，应同声谴责害人虫！）
“刘真（徐懋庸的继任）问向谁争自由民主，他自以为问得很巧妙，其实这问题很好回答。向谁争人权？向侵犯人权的人争人权。向谁争民主？向不民主的人争民主，向谁要自由？向不给人自由的人要自由。现在事实如何呢？选先进工作者，选人民代表都是指定的，这民主么？三反时教授被叫做x犯xx，随便把人关起来，这自由么？”右派言论的核心观点是反对“党天下”，核心价值是“争人权”。

长江日报，7月3日载杨展时致毛泽东主席的“万言书”中说:“我承认，我们党执政七年，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可是，在知识份子政策这个个别问题上，如果我不照公式说话，那我就不能不说，缺点是主要的。不！更恰当点说，是失败的。”“也由于缺乏了解，对知识份子的估计当然也就不能恰如其分。这使我们对知识份子出现了或冷或热，不知究竟如何措手的情况。有时（这是主要的），感到知识份子思想落后，历史复杂，政治态度‘不明朗’，心里一烦躁就扎扎实实整他们一家伙；有时（这不是主要的），感到他们还有点知识，有点技术，对社会主义还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则又不免宝贝长、宝贝短的对他们‘统战’一番。知识份子们被我们一时放在火里，一时防灾水里，一时打入十八层地狱一时又捧上三十三天。入地时，满肚子委屈牢骚，深悔当时自作聪明，‘没听朋友的劝告到国外去看看风色’，痴心妄想跟着共产党跑了一场，还是不免顶着一个‘反革命分子’的下场。不但自己死了不清白，连妻子儿女也擡不起头。上天时，心惊胆战，不知何年何月‘，龙颜大怒’又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七年以来，他们像童养媳妇在阿婆手下过日子一样，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说起来是‘一家人’，实际上却不得不小声小气，轻手轻脚，处处看颜色行事，凭这样还惟恐自己出差错惟恐被家里人抓住小辫子。”“按照我们党的估计，知识份子似乎只是一个爱国者。他们爱祖国，可是留恋自己在旧社会的地位，向往着资产阶级民主，而对我们党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并不热心，有距离，甚至反对。”“这个估计是很不正确的。”“正是因为这个估计错了，才使我们党对知识份子的政策全部都错误了。”“在一种强烈的、莫名其妙的、十十足足的宗派情绪的支配下讨厌他们，冷落他们，处处用怀疑不信任的眼光看待他们，甚至一足踢开他们。而尚以为未足，并通过历次社会改革运动一次加次三次残酷地打击他们，惟恐斩杀不绝，千方百计地从精神上加以折磨:农民所不忍施之于地主的，我们悍然施之于知识份子；工人所不忍施之于资本家的，我们悍然施之于知识份子。在这些运动中，知识份子因不胜精神摧残，不胜斗争之辱，不胜我们的‘董超薛霸式的帮’，跳楼赴水仰药刎颈投环切腹而死的，擢发难数！耄耋无逃，孕病不免，（华南师范学院在肃反运动中有五十六命的事）天神共愤，道途咨嗟！把我们这种屠杀的方式和法西斯强盗奥斯威辛的方式相比，我以为奥斯威辛的不但显得拙劣幼稚（无论如何，总还得刽子手亲自动手），且倒还干脆仁慈！如果说，斯大林同志不免因为他对同志残酷屠杀而逃不过历史的斥责，我看，我们党也很难不因对已经‘归顺’了我们的知识份子的屠杀而受到历史的斥责。我党之屠和暴秦之坑终将同成为历史上两大无法湔涤的污点，不能不使人万分痛心！（于此，我们却听见有人对毛的热烈的欢呼声！――紫丹）”“可是，我们还居然心安自得地说:成绩是主要的！”

光明日报，6月5日载，范朴斋说:“有人说:‘一系列的运动、改造，有的人把人性也改掉了。’这岂是我们改造的目的？但他们不敢分辩，说道理也说不通，只好忍受。许多人由此逐渐产生了消极情绪，这也错，那也错，感到人性丧失，见人低头，还有什么生活意趣呢？”

辽甯日报，6月8日载，大连工学院讲彭声汉在中共旅大市委宣传会议小组会上发言。他说，民主的实质在于思想应绝对自由（表现在我们宪法上就是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组织上则少数应服从多数（投票选举政府）。有人说：“过去有些事情民主少了些，集中多了些，并不是不民主。”又说：“今后应在民主与集中之间寻求一个适的比例”——这是在玩弄名词，在耍花样。过去不民主，就应该老老实实承认错误。

肃反是对自己人专政。所谓“肃反走的是群众路线”，群众是谁呢？我把它大致分为四种：打手；走上风的；走下风的；被斗的。如果硬把它说成是群众路线，那亦不过是“打手”路线而已。肃反斗争拆散了多少个幸福的家庭，摧毁了多少坚固的友谊。在和平时期发生这些事情是很反常的，它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

北大俄语系教授魏荒弩批评道：”中央决定肃反对象有百分之五，这是太主观了。……这样就产生了超额完全任务的现象……许多人被迫自杀，但还被扣上畏罪自杀之名。……肃反是集反宪法之大成。”“肃反运动是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北大哲学系羊华荣同学在大字报《重新估价肃反》中说：”肃反有如下缺点：1侵犯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斗错了人，关错了人，迫坏了人，迫死了人“；2破坏了法制，损害了宪法，损害了民主自由，如限制一些公民通讯自由、人身自由、无根据的搜查、看禁和逮捕。3促使了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墙更高、沟更深，少数党员在肃反后，在人民头上高视阔步。4摧残了人们应有的感情，破坏了多少家庭幸福，拆散了多少鸳鸯，损害了多少友谊……”

浙江日报6月27日载有人揭发省文联主席宋云彬跟他说过：“土地改革搞得糟，文化事业惨遭破坏，许多民间藏书几乎被烧光，这等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龙泉拆塔事件后，这是共产党破坏文物作风的沿袭。他还对我讲过：肃反中出了许多乱子，到处逼死人命，在温州我的一个朋友被逼自杀了！”

钻屁股蚰蜒郭沫若，无孔不入，连宋云彬也不放过。他发言的最大效应是刺激别人的呕吐神经：“革命的破坏在在所难免的。经历一次像土地改革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古书文物哪能没有一点损失！中国地方大，文物多，保护起来，很有困难。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墙，在中国几乎到处都有，往往一个小市镇也有城寨。除了必须保存，可以保存者外，我看有很多城墙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都动不得的思想，是一种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宋云彬把龙泉拆塔事件夸大起来，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产党破坏了，这样看问题是不合逻辑的。”（人民日报，9月30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和逻辑是一致的。文革中文物遭到浩劫是历史事实，但却不合郭氏“逻辑”。反倒郭的谈话合乎了毛泽东夫子自道的逻辑：“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77页）

６，呼唤法治

如果在一个政党内，在一种情况下你通过陷害别人就能捞到甜头，在另一种情况下就轮到另外的人通过陷害你来捞甜头了。例如贺龙，据说是他杀掉王实味的；而他维护的这个说杀就可以随便杀的吃人制度和吃人毛王，却让他死得那样悲惨，残无人道。刘少奇也然。毛泽东的“总管”叶子龙，由于宣扬毛的桃色新闻，让刘知道了。刘说：“这是污蔑我们党，把他拘捕，枪毙”。（66）难道毛不是淫棍吗？再说，刘个人有权一句话就枪毙林吗？这就涉及到法治的问题。1958年，毛在总结反右经验时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制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138页）刘也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的参考。（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5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刘少奇主席残酷迫害，只至惨死，“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恐怕是，对法律连“做办事的参考”也没参考。

从人类的历史和我个人的经历中，屡试不爽的是:历史的戏剧性在于“请君入瓮”。许多人在制“瓮”，烧“瓮”，满以为只供别人入哩！海外就有这么个人，他胡充八当，颠倒是非，想通过诬陷正直的李志绥先生，把《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诬陷为毒草，来作政治投机生意，想让中共视他为香“花”；但他没有想想：你有什么资格否定那本《回忆录》？你想了没有:最有发言权的张玉凤为什么沉默不言呢？你还是好好照照历史的镜子吧:瓮正在烧得火红！料你也比不过刘少奇的功高望重，吴晗的真才实学和对中共忠心及贡献大吧！只凭你拍拍马屁，扯扯谎，撩撩炮，为丑恶的毛泽东做的那些男盗女娼、鸡鸣狗盗的丑事遮遮丑，就想投机取巧捞到稻草吗？你恐怕到入瓮时都不配学吴晗的醒悟:悔不当初！你也许可以醒悟过来这一点:“原来这个‘瓮’就是我想当香花的焚尸炉！”

一个真理，对好人坏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不为尧存，不为杰亡”的。本拉.登这只“瓮”，本是美国烧红它对付苏联的，现在让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还在受着付出更大代价的威胁。这就是“客观规律”又叫做“必然规律”的道理。任何人，好人和坏人，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须考虑进去这一点。

左派们，作为党天下的既得利益者，把呼唤法治的右派打翻在地，当年是何等地兴高采烈！当风水轮流转到他们入瓮时，血色恐怖又是何等惨烈！哟！法制这个东西原是如此地必要！原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打倒对象。大难未死，文革后他对刘少奇被毛整得惨死一事感慨系之，说:“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不行啊！”说完眼泪夺眶而出。但连刘少奇在内，都是赞成“人治”的呀！“治”别人时是无所谓的，你陆平是因江隆基在北京大学当党委书记只划了6.5%的右派，中央嫌他反右不力，让你取而代之，你是甯左勿右，草菅人命，划了700极右派，800中右，合计占到15%，喝着老年学者、少年学子的鲜血染红头顶的。过去的事权且既往不咎，都算拉倒，念你总算认识到:“没有法制不行啊！”这和“悔不当初”是个等价命题。

众所周知，毛死后邓小平、彭真在法制建设上做了许多亡羊补牢的工作。但当人们歌颂“英明”，“开明”的时候，却忘记了当年右派们为建议他们曲突徒薪而付出了“身败名裂”、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何等沉痛的代价！

民革中常委谭惕吾（林希翎至今还口口声声赞佩她是个真正爱国的老太太）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6月5日的发言，从法治的观点，比较系统地提出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现在政府有一套机构，党内又有一套机构，这是双轨制度。原说党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实际上已超过这个范围，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政府部门却没有权。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由于国务院单独发指示不管用。既然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为什么自己专政的机构不用，而要削弱其职权，另在政权之外来搞一套党的系统呢？第二个问题是党的政策应如何体现。党应该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制成法律，再由国家管理机关根据法律制成各种法令，通过法律，法令的实施，体现党的政策。不应在法律，法令之外，再发内部指示，以指示代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第三个是党遵守宪法和国家制度问题。党制定政策，应在宪法范围之内。中共中央应检查在制定的政策中是否和宪法中有抵触的！如上海将私营房产商和私营经租公司及属于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房屋纳入社会主义改造范围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宪法的。但是在工作中把个别的作为生产资料的房屋和作为生活资料的私人住宅纳入公私合营是和宪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不符合的。关于国家制度问题，司法，律师，检察是对执行国家制度起杠杆作用的，这三者在一个党委领导之下是不好的。党可以派党员到司法，检察等机关去担任负责工作，但这些部门不应该由一个党委领导。第四个问题是怎样使共产党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政府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但是共产党不受什么监督；应该建立制度使人民监督共产党。

当年共产党把这些意见当成是恶毒进攻，现在再也无话可说，不！倒是要把这些话从自己口中重复一遍，拿来炫耀自己开明，自己与时俱进！

另一位中常委刘斐早在5月30日就谈到党政不分和法制建设问题。党和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是领导国家事业的核心，但是，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党政不分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建国不久，法制尚不完备，某些高级干部和许多中下级干部法制观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风。党中央对这方面的情况重视不够，也不无影响。要改变这种情况，除进行思想整风之外，还必须加强法制思想教育，迅速制定必要的法律，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以划清党政关系。党员应以身作则，尊重国家的职权，不然，整风虽能收一时之效，却缺乏经常的法制保证。

这些话说得何其正确！让现在的年轻人人看了，一定认为是“邓小平语录”，哪里能想到这就是“罪该万死的右派，猖狂进攻的谬论”！这里说明三个问题:一是资产阶级右派是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进份子；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是倒退派、反动派；反右派运动对知识份子的血腥镇压，是一场绞杀真理的运动，是阻挡历史前进、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运动。二是邓小平原是反右急先锋，现在又成了右派的不孝子、不贤孙。在他大量剽窃右派的声声含血、字字含泪的各种观点后，反咬一口说:“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你只用看看他关于体制改革的讲话，看看有几句话不是57年右派曾说过的？三是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个什么世道？一位没有划为右派的明哲保身老教授教训我:“你认为是真理，在心里相信就可以啦，何必说出口呢？有一张大字报是反对苏联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和抗战结束进入东北大肆奸淫掳掠的。我何尝不知道？但我就是不签名，结果签名的30位师生都划了右派！我为什么不签名？坚持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呀！要批你！要斗你！要你入监！要用火烧死你！即便我有勇气付出这样的代价，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我的兄弟姐妹，我的老爹老娘也决不答应！中国啊，人心世道！不光你一人，还要株连一大堆啊，何止十族！”所以，在我对“犬儒主义”反对之余，也常想:是不是应该首先考虑消灭（除了消灭，断无它途）那个让人们只要坚持说出哪怕是一句只是政治常识性的真话，就必须得坚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社会呢？这个社会除了毛泽东思想的光焰无际外，任何别的思想光焰，恐怕只能从专政机关的判决书及其证词中挖掘！

人民日报，7月19日专门发社论《党不能发号施令吗？》批驳黄绍竑5月16日所作党政关系的发言。他实在是很尊重中共的，他说他所以提党政关系，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党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党政共同发布决定，这样对于动员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

这次会上他还谈到法制问题：“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最后谈了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受劳动教养的据说有两万人，大多数是机关干部，知识份子，他们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经教养了一年多，应该定出一个整个的解决办法，不宜拖下去。另一是有些国民党人对革命出过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的平反，历史上有罪的应酌情处理。”

1949年4月25日，由毛泽东，朱德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其中第五章宣告：“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1347）这个约法就是法律。

黄绍竑说的国民党人是对革命出过力的，都判了重罪，一般的情况之惨就可想而知了。镇反中，一汽车，一汽车拉出去枪毙的，大多属于约法中所谓三“不加”的，据说是一共枪杀了500万反革命分子；而判刑，管制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是明牌。55年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即便无任何“罪恶”，只要是达到某一任职（仅凭记忆，好像是军队连级、党是区分部书记、政是保长、宪兵。。。。。。）便是。肃反运动中凡是符合这样标准的，皆属正确；另有斗错的，朱正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中，通过官方资料推算，错斗率大致是超过94%。你就可见，肃反成绩不是毛泽东说的“九个指头”；他说的生疮的、烂掉的即所犯错误，倒是占九个多指头，成绩只占半个多指头。毛泽东凭借着身后的几百万“解放军”和几百万“公安局”，就可以大放厥词，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洋洋得意地说:“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所谓不听，是什么人不听呢？是许多中间人士不听，特别是右派不听。中间人士将信将疑。右派根本不听，许多话我们都给他们讲了的，但他们不听，另外搞一套。比如我们主张‘团结___批评——团结’，他们就不听。我们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又不听……。”（《毛泽东选集》五卷，446页）谁听这些屁话呢？中间派和右派都不听，唯有左派听。当然，许多左派也是耳听心不信的。左派之所以是左派，必须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彻底昧良心。如果你在哪一点上不昧良心，那麽，你在那一点上就不是左派，就有可能栽跟头。请对证历史，看是否全是这样？

12月1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的右派言论：“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他打着“法律科学”的幌子贩卖旧法观点，片面强调“有利被告”，“无罪推定”，“自由心证”等主张，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份子减轻或开脱罪责。他们在审理案件时，对于有罪的人首先要求从“无罪”方面来考虑，对于有严重罪行的人首先要求从“减轻情节”方面来考虑，对于犯有死罪的人首先要求从“可以不死”方面来考虑。该报12月24日又揭露他说过：“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度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

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兆龙在5月9日《新闻日报》发表文章《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指出: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不是单纯的物质建设，非物质建设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的法治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其中第三节写道：“我们过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实在跟不上实际的要求。例如，平常与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及一般社会关系的调整最有密切关系的刑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等至今还没有颁布。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不是犯罪，什么是犯罪，以及应如何处罚等等，在好多场合，一般人固然无从知道，就是侦查，检查，审判人员也没有一明确的标准足资遵循。这就使得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变成了最薄弱的一环。上述这些法律的不及时颁布使大家不能于事前在这方面得到应有的教育。因此就发生一些无根据的控告和不应有的错捕，错押，错判的情况。无论在刑事或民事方面都难免使坏人感到无所顾忌，好人感到缺乏保障，因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在过去的七，八年中既没有及时地颁布过一部完整的法典，又没有设法弥补这个漏洞（如由主管部门颁布一些有系统的条例规程等，使许多事情长期没有法规可以遵循，因而造成某些混乱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事态。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存在下去，很可能成为制造不安与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认为，领导上错误的指导思想是造成立法进度迟缓的原因。例如，一位高级干部曾说过，谁主张立法，尤其主张及早系统地立法，就是“归法”或“六法”观点，甚至于就是立场有问题。又有人认为，“只要懂得‘政策’，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就可以解决法律问题。’又有人认为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难免限制政府机关应付事情的灵活性。杨教授认为这种无明确的法律限制的办事的“灵活性”有时足以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因而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仰。

人民日报6月26日载，老记者、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宣传部长顾执中的言论:“宪法自1954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第89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全被破坏了。第87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集会结社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在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说不行，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的做。”“大家都把宪法当做一张纸，通过后也就算了……现在从刘委员长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

人民日报6月29日的社论《再论立场问题》，是专为顾执中的两句话而写的:“广大群众对于右派分子的态度是坚决的，立场是明确的。他们看了本报在本月八日以来的一系列反击右派分子的社论，觉得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兴，因为这些社论支持了革命的正气，打击了反社会主义的斜气。但是有一部分人的论调却完全不同。他们看到报纸上的读者来信、工人座谈和反击右派分子的社论，马上大惊小怪起来，说什么报纸的态度变了呀，恐吓信值不得小题大作呀，恐吓信和读者来信还不知是真是假呀葛佩琦只是态度偏激、储安平无非是想出语惊人呀，就是反社会主义也不该一棍子打死呀，如此等等。在这类论调中，顾执中先生的两句话特别有意思:‘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这两句话所以特别有意思，因为其中所说的‘群众’，所说的‘左’和‘右’意思都同一般人的了解截然相反。在这里真可以说是没有共同的语言了。”“在顾执中之流看来，什么是‘群众’呢？那就是一小撮反群众的右派分子，还有就是一时分不清是非而跟了右派分子走的少数人；至于起来批判右派分子的人民群众，那是被取消了称为‘群众’的资格的。至于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呢？在顾执中之流看来，储安平、葛佩琦等人的言论就是‘左’，而批驳这些言论就是。‘右。’或者叫做‘气量不大’。顾执中接着说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脚，有些人‘虽然知道大鸣大放不应越出拥护共产党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轨道，但在讲话时，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轨道的地方。’……那麽，顾执中所说的‘控制不住’的‘感情’，难道不是指着反社会主义的感情吗？然而他说这就是‘左’！”

是非颠倒，错作对时对也错。像其他右的言论一样，这些法律观点受到蛮横无理的糟踏。6月26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颁布宪法前后，已经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法律”——用“事实”批驳了“有些人所说‘完全无法可循’”。

10月4日人民日报载，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会副会长吴德峰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建国以来，我们国家先后颁布了数千件的法规，这些法规，曾经有效地指导和保障了我国各项工作的胜利开展。而右派分子硬不承认这个事实，叫嚣什么‘无法可依’，‘有法难依’，那又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我们的法律是保护人民，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而那些自命为‘黄文正’（黄绍竑）和‘谭青天’（谭惕吾）所要的却是压迫人民，保护反革命的法律，自然，这就难怪他们说什么‘无法可依’，‘有法难依’了。我们应该正告右派分子，你们要求的那种法律在人民的国家里，是永远不会有的。”“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有些右派分子窃据了专政机关的工作岗位，他们不仅到处散播什么‘无罪推定论’，‘审判有利于被告论’以及繁琐的‘证据论’等荒谬的有害的观点，而且还公然以这些论点作为审理案件的‘理论’根据，利用职权，以各种借口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刑事犯罪份子开脱罪责，轻纵罪犯（这种事例在不少地区均已发现）。这种情况不仅说明法学界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性，而且还说明这种斗争的更直接、现实的重要意义。”

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政法战线上还有严重的斗争》：“右派分子为了抗拒我们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还提出了所谓‘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等口号，企图把司法系统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他们说，如果不让司法独立就是违反宪法。其实，我们现行的司法审判等制度是完全符合宪法的；倒是右派分子要在我国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所谓‘三权分立’的做法，这才是真正违反宪法。右派分子自认为只有他们懂得法律，他们自称‘专家’，并且公然说，‘现在谁够条件就由谁来干’。事实证明，他们除了死守住反人民的归法观点以外，对于人民的法律根本无知。”

几十年前反右，共产党无理取闹；到如今，不打自招得比右派“污蔑”的还恶毒：官方像说顺口溜似地说:“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同时又把“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查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里。谁能说清楚，这到底玩的是什么鬼名堂？过去把阴谋说成是“阳谋”，这个骗术已成为历史的笑柄；现在，阳的一套：明文上掴了人民日报社论和一些极左份子的耳光，规定“独立”云云；而阴的一套：相对于作为法律太上皇的各级中共政法委来说，不是完全独立，也不是部分独立，而是绝对不独立。搞阴谋的必然性在于，右派虽然打倒了，但党主与民主的矛盾非但没有消灭，而且日益尖锐。而中共既要坚持党天下（四个坚持的核心），又要冒充“三个代表”；除了乞灵于毛的阴谋之魂，绝对没有第二个法门。总之是，中共做坏事必用阴谋手段；反之亦然，用阴谋手段所做之事，全是坏事。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以妄加莫须有的“邪教”罪名，到迫害修炼者；从逮捕入劳改营，劳教所到进洗脑班洗脑；从活着受虐待，侮辱，惨害，到死后焚尸灭迹；整个过程贯穿着阴险毒辣，阴谋诡计，使国人受害的受害，受骗的受骗。其中，伪造的所谓“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事件”，其恶质天理不容！其手段乃希特勒国会纵火案大阴谋之翻版！在这一点上，跟毛泽东无视法律，肆行人治所搞的历次政治运动是一脉相承的。

南方日报报导6月5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以《罗翼群说：人民生活已“接近饿死的边缘”》（如果不是把罗先生打成右派，而是采纳他的意见，就可能避免把“接近饿死的边缘”发展到成为饿死4千600万人的悲惨现实！__紫丹）为标题，摘登了罗的发言。他说，由于过去党员执行政策，偏向西天取经中的“大胆怀疑，残酷斗争”来硬套，而太忽视中国原有的社会道德，政治哲学，历史习惯等优良部分，因而不少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做敌我问题来对待。在“三反”，“五反”，“肃反”期间，被斗的人因受不了当时的痛苦，明非事实，而被迫承认者有之；有些自称为积极分子的人，违背良心，歪曲事实，或出头作证，或非刑拷打，不惜牺牲他人的名誉，地位或生命，企图取得党的信任，为争取入党入团的捷径的亦有之。因此，在过去各种社会改革动动中，确不免发生多少偏差案件。至于他说的“接近饿死的边缘”，是建议政府学古人省刑罚薄税敛。现在政府对于征粮及各种税收是否过重，征购农产品价格是否有偏低，国营商品利润是否过高，这些都是人民生活切身的问题。几年来究竟有没有饿死人？可以说没有饿死人，也可以说有饿死人。算不算接近饿死的边缘呢？是值得检查研究的事情。如果中共听罗辈建言，停止“急躁冒进”，从“边缘”后退，自能少饿死或不饿死人。反右的结果是大跃进，排山捣海地向死亡进军！丧心病狂的老毛啊！踏着四千六百多万饿死的尸体，妄想登上“世界革命导师”的宝座！现在中共中央对大跃进的档案，刚刚

解密，请参看官方公布的死人情况:

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长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负百分之二点四；一九六O年为负百分之四点七；一九六一年为负百分之五点二；一九六二年为负百分之三点八。

全国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摘选自2005年11月争鸣杂志）

总计死亡人数为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这里只有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统计数字包括全国各地区；一九五九年少统计十二个省级地区，按当年的省级地区死人的平均数是三十万七千人算，本年少统计八百九十万四千人，故本年度总计当为一千四百十二万四千人；同理，一九六O年度当为一千一百九十六万三千人。这样算下来，全国总计的准确数目该是四千六百八十七万五千人。

河南省民盟副主委杜孟模揭发主委王毅斋，一说到肃反中的缺点就愤愤地说：“罪恶滔天”。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十分不满，谩骂：“党团员带头卖余粮，现在没啥吃，饿死这些孬孙，活该！”又有人揭发他说过：“统购统销后农民都吃不饱，人人面带菜色，说够吃都是瞎话！”谢瑞阶揭发王曾说：“我在杞县认识的熟人都镇压完了。”还曾说：“肃反中你们师范学院打人最严重，把沉东浦快打成肉酱了，还有一些人，都整得很厉害。。。。。。”还鼓动张仲鲁说：“沉东浦在开封师范学院工作，每次动动都是重点，肃反时打得直不起腰，现在还弯着腰走。”还说：“打人打病了，治好再打。。。。。。”还说：“匈牙利人民很勇敢，有传统的民主习惯。唉！中国人就不行，中国的民主党派也算怪，只会死心踏地跟着共产党走。”（河南日报7，26）

耿伯钊当时是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耿是辛亥老人，参加过武昌首义，在地方上很有威望，当时已经七十四岁。1957年6月1日和3日下午，他和当时新华社记者曲一凡有两次谈话，前后共六小时，这次谈话后被曲一凡整理出来，全文发表在《内部参考》上。他在谈话中特别批评了党政不分的问题。他说：“长时期内，以党代政的现象普遍而严重。领导党有责任对国家大事适时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检查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发号施令，发号施令是行政部门的事。我们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发布某一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现了省委与省人委、地委与专署、县委与县人委等一系列的党政联名发号司令的事情。实际上，这样做法必然助长党政不分，其结果则是以党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钊还特别提出了要“加强法制工作”。他认为，开国八年，国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和人民需要的迫切要求。他说：“宪法有了，但宪法不能代替具体的法律和法规，法律不是几条精神、原则能代替的。现在，除了婚姻法，几乎没有别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旧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东西来代替。……必须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树立了守法的观念，就不会盲动而犯法。”耿伯钊还在他的谈话中提出要了要反对“大党主义”，他认为，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提得很好，是给新闻界增了光。他认为，共产党英明伟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个共产党员，个个以领导者自居，以战胜者自居，盛气凌人，忽视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谢泳《1957年中国民间知识份子的言论活动》）

有人揭露林希翎，看到石家庄法院判错一个农民，人民大学肃反运动中斗错了个别人，她马上就得出了我国肃反扩大化的结论。甚至捏造了所谓无辜杀了72万的耸人听闻的数字。（《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7期）

7月23日人民日报载，对外贸易部行情研究所欧美研究室主任严文杰向党中央提交了长篇意见书，“不仅一般地反对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领导，而且对党的领导和组织形式提出了荒谬的主张。他把党的领导局限于‘应是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同时党政各有一套系统，同级政法，监察，团体，企业又听同级党的；造成重复’，也就形成了‘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

“严文杰对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大肆诬蔑。他说：’亲身经历过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跳，毛骨悚然。’‘一到此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伤人不谓不深。’‘不管什么人，只要领导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斗争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想想看，在反霸斗地主的时候，一个受害的农民起来斗的时候，那些如疯似狂的气势，当以后有一个变化的时候，那些受过伤的人会怎样对付我们！’‘我觉得，反会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着去反革命。’‘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规定：除非监察院同意，并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机关，团体不得开斗争会。’他还公然提出要对领导肃反斗争的同志进行报复，什么‘冤死人者死’，‘冤人坐牢者囚’。露骨地表现了他仇视革命的情绪。”

这里令人想起，当邓小平宣称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知识份子齐声歌功颂德:“小平同志真英明啊真英明！”的时候，却忘光了早在20多年前右派付出了血泪的代价，发出了沥血的呼唤：“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而当时，邓大人正在豪饮着知识份子的冒着泡沫的鲜血升官晋级哩！

严文杰也是共产党员。这篇报导揭露了他反对《人民日报》反右派的宣传。“《人民日报》比人家粗暴得多，厉害百倍。”对《人民日报》的标题：《人民没有委托葛佩奇说这样的话》，他发问：这是否经过公民投票了？我看葛佩奇也代表社会上的一部分人。葛佩奇说要杀共产党人并没有说现在就杀呀！如果共产党真不好，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杀你呢？当他看到黑板报宣布李泰华是右派分子，即以中共党员的名义向黑板报提出强硬抗议，质问这是谁的主意，为什么。当他因此受到攻击的时候，还说，“对不同意的事抗议一下也不可以，我要问成什么世界。”

“成什么世界？”成共产世界，成党天下。在这个世界中，“知识份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在6月8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用“浩劫”二字来说明知识份子的历史遭遇。自然的，他会受到围剿。不过，围剿他的各路英雄们，在九年后在文革中也尝到了“浩劫”的滋味，相当多的人用生命给“浩劫”作了脚注。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说：“这次是由邓小平负责反右派运动。。。。。。。我许久之后才知道邓在推行反右派运动时，风声鹤唳，人人胆颤心惊。”（页195）他有机会得到中共高层的反映。“直到三年后，也就是一九六0年，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告诉我，反右运动中，有五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部分都是被诬陷。最令人不安的是，许多工作单位被指定要找出若干配额的右派分子。。。。。。。造成冤狱遍布，诬陷汜滥。”（页204）

这里说明，中共内部，从上到下，并非人人在事事上都是丧尽天良之辈。那麽，谁才是呢？这就有必要建立一个科学的政治范畴——“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反动派”——_来定性、定量了。刘宾雁在《谁是反动派》一文中说:“经过五十年历史进程，是非是更加明显了。错误的不是胡风，而是毛泽东。正是毛泽东的那套完全违反文艺本性的思想和政策，把后来三十几年中国的文艺变成一片沙漠。同时，排除了胡风以后，他就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的反人性、反人道、反知识份子和反对批判精神的思想推而广之，把1949年那场革命变成了反革命。所以，用毛泽东的逻辑来重新来一次定性的话，反革命就不是胡风，而是毛泽东了。”可见我说“毛泽东是反革命”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反动派”，不是没经过深思熟虑和实践检验，信手拈来的了。因为刘先生是被视为中国的良心的，而且他是不反共的老共产党人。他一再跟我说过:“我是不反共的，我只是想要共产党好。”

他这篇文章要谈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件事，就是1955年5月，毛泽东亲自动手，揪出来一个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是鲁迅最信任的弟子，文学理论家兼诗人。20年代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加入了日共，始终没放弃马克思主义。鲁迅去世后20年，他继承鲁迅的传统，大力培养新人，同时以他的文学理论，批判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界的歪风邪气，为中国文学的正常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他始终是中共的朋友，并不知道他的文学理论走上和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里所宣扬的理论相反的方向。同时，他又得罪了当时文学界的一些权威人物。但是，即使是胡风长期以来的对手，也没有认为他是敌人。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胡风狠下毒手，在短短一个月里把他的问题的性质从文艺思想上的‘反党’连升两级而变为政治上的反革命，至今还是一个谜。

“二，紧接着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毛泽东又发动了一次肃清反革命运动。经过五十年代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其他相关的运动，反革命已经基本肃清了，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毛仍然坚持己见，结果是运动规模很大，而绝大部分都打错了。

“不仅这两次运动是无中生有，后患无穷，它们还违反了一年前刚刚通过的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给胡风定性，就完全是毛泽东以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之间的信件里的文字得出的结论。而按照宪法，私人信件属于个人的隐私，应受到保护。宪法里规定人民享有思想和言论自由，而胡风和他的朋友和弟子们假如说有错误，那也属于言论和思想范围，并无反革命行动。根本没经过审判就定罪，也是违法的。胡风是关了十年以后才判决的，‘集团’里的别人，有的是二十年后才判决。在批斗胡风和肃反运动中，完全照搬了延安时期所搞的‘抢救运动’那套做法，随意监禁和刑求逼供，这当然也是违反了宪法规定必须保护的人权。所以，宪法从此名存实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就变成无法无天的历史了。”

这两个问题也是57年鸣放得很激烈的话题。下面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谭天荣的同班）贴的一张大字报，并附了一副对联:“铁窗锁贤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号，”他这位青年，为这张大字报被判15年徒刑，被残酷拷打而逼疯、而致死。

伟哉右派分子刘奇弟大学生:为胡风招幡

胡风绝不是反革命

反胡风运动已过三年了，胡风及其“集团”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遭到镇压，今天旧案重翻，我要为胡风说话，更精确地说，我要为真理说话。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作为一个公民，我来过问法律，这是正常。我的行动有宪法支持。

胡风是怎么一个人？

凡是正视事实的人都会清楚，在解放前胡风是一位进步的作家，是民主战士。他辛勤地追随着鲁迅；在那万恶的社会里，他向人们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为青年所爱戴，尊敬。正因为这样，正凭着这点，在解放后他才被选为人民代表。解放后他更不懈惰，带头高龄跑这跑那去乡下参加土地改革；在朝鲜抗美援朝，勤勤恳恳体验生活，从事创作。他们（胡风分子）写的作品有血有肉，最为读者所喜爱。这类人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什么？世上还会找到这样一种逻辑，把他们说成反革命。

看！这种控告和判决到底有没有理？

关于对于控告胡风的内容，不外就是那三次反胡风文件，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它到底有没有理由？回答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反把闲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和推理搬进了法庭。像这样的办法，只要他说过话写过东西，都可以按这种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办法，用说相声的逻辑推演成反革命。

请问，这能当作控告吗？

因此，自勉为要作个正义的维护真理的人的我是不能不大声疾呼！

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同学们，你们认为怎样？让我们彻底搞清楚吧，假如你们也认为胡风被冤枉，那麽让我们一道来要求释放胡风吧！

要知道救人命不但胜造七级浮屠，而更是为了支持正义，维护真理。

伟哉胡风分子吕荧先生:唯一敢公开为胡风申辩的吕荧。一位当过20年右派的老师不无感慨地对我说，“在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直至80年代初，在政治高压之下，知识份子可谓集体大变节，丢失了自我。……舒芜变节，冯友兰投机，梁漱溟委曲求全，熊十力卖论求生，杨树达、吴宓都不同程度地感冒，沈从文60年代也不甘寂寞，写了有愧于其文格和人格的诗……”闻敏的《吕荧──惟一敢为胡风申辩的人》一文让我感到震惊，在那个知识份子自相践踏、一败涂地的年代，吕荧的存在，为这个苦难的民族挽回了一点点尊严。吕荧这个名字将和陈寅恪、顾准、张中晓等人的名字一起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吕荧是一面镜子，在胡风被钦定为“反革命”、遭千夫所指的1955年，吕荧的作为照出了那些形形色色的文人的嘴脸。即便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在场者接受采访时的不同回答，同样在不经意间露出了各自的灵魂。许觉民、涂光群、李希凡、蓝翎等众多在场者的回忆都提到了张光年，当吕荧发言：“胡风不是反革命，他的问题是理论上的，不是政治上的。”话未说完，“张光年很凶的，高呼口号：‘不许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辩护！’”对此，张光年尽管不无轻描淡写（“我突然站起来，向正在发言的吕荧同志提出质疑。”），但也承认“整个儿是个人迷信，执行上面的决策。……吕荧同志我不熟，很对不起他……”。舒芜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称吕荧站出来“不过是个小插曲。蛮有戏剧性的。”显然带有“看戏”的心态。在场的文人无不认为吕荧是个“书呆子”，“离现实太远”。在那些聪明人看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乃至落井下石才是识时务者，吕荧只是个“笨拙的”异类，是个不合时宜者，是个远离现实的“书呆子”，也正因为如此，他成为惟一为胡风辩护的人。“胡风不是反革命，他的问题是理论上的，不是政治上的。”1955年的中国，只有他公开说出了这句话。这不是什么学问，不是什么创作，但这句话的份量远大于吕荧作为学者、美学家、翻译家的全部作品，仅这句话就足以载入史册，激动后人。那是人格的力量，在历史的天平上，一头是吕荧一个人，他让另一头其他的文人失去了重量。我由此懂得历史往往不是“聪明人”书写的，中国不幸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聪明人”太多了，“书呆子”太少了，一个只有“聪明人”的民族是无望的，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是无药可救的。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曾亲聆吕荧发言一幕的知识份子们，仍鲜有人为自己当年的附和、沉默或助纣为虐感到羞愧、可耻，反而言语之间不无幸灾乐祸。吕荧的出现仿佛闪电撕破了无情的夜空，照出了一个可耻的时代、各色文人的面目。（作者：傅国涌）（http对外贸易://w对外经贸ww。dajiyuan。com）

人民日报，7月31日载，对外贸易部法律顾问室董士濂说，为胡风辩护的吕荧“显示了中国人的骨气”。在报上刊登胡风“反革命罪行材料”，是人民日报社“犯了诽谤罪”。

对于胡风事件，冯元春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她认为，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书二十万言。3、组织反革命集团。冯元春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上书二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冯元春还指出，毛泽东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冯元春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指出：“共产党这个剥削集团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她认为，那些平时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他们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对于当时共产党的特权，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论”，以及对党外人士的打击，冯元春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她能看出历史的真象，这对于人们认识当时社会具启蒙作用。她讲了一件事。她说：“我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于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剥削集团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宣传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而汤教授忠于事实，却受到迫害。”冯元春还对当时的外交政策一边倒提出了意见，她说：“我们党和毛主席没有一点民族气节。”4冯元春后来的情况我不了解，希望能有知情人了解一下她的情况。1957年，中国最有骨气的几个学生“右派”如林昭、林希翎和冯元春都是女性，这很让我们为中国女性的思想力量感到骄傲。（谢泳《一九五七年中国民间知识份子的言论活动》）

1957年6月，成都铁路管理局职员李昌明以“民主先生”和“自由女士”发表了《为胡风鸣不平》的长篇演讲。

他的这个演讲，从常识理性出发，以现代法律精神为基本标准，遂条为胡风案辨护。在当年为胡风案鸣不平的文章中，就我个人所见到的，以这篇最有水平，比林希翎的文章更具现代法律精神。李昌明从五个方面为胡风辨护。

第一，他举出了大量的事实，说明胡风没有反革命身份。

第二，说胡风参加过“反共政治工作”，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成立，郭沫若三七年作国民党中宣部三厅厅长及大部分起义人员将同罹此罪。

第三，与陈焯之关系仅为一般社会关系。不是反革命组织及工作关系。李昌明说：“众所周知，周总理与蒋介石集团中多人往还，宋氏三龄见解各殊，均未认作反革命关系，何独胡风别有看待。

第四，胡风集团只能是一些偏见的学派，五四运动前后的创造社、新月派、语丝派，互相攻击，极尽诋毁、污骂能事，郭沫若攻击鲁迅所用辞汇其恶意不在胡风之下，鲁迅与梁实秋论战作用语词亦尖锐之极，可见文人相轻，历史皆然，不能对胡风有所偏颇。

第五，从法律观点看，胡风集团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国家有形的损害。李昌明说：“我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上无一条对胡风集团适用，全世界任何一国民法、刑法（包括苏联在内）均未载有以文艺形式对文艺问题上的意见或攻击足以构成的叛国罪或危害国家安全罪。美国的斯密斯法（LawofSmith）对国内进步人士与共产党员的迫害均未在学术领域或文艺范围内引用，也未有这种事实。”（同上）

我所以在“反胡风”上倾注笔墨，是因为:一，毛反胡风的意义、性质、手法和不得人心，完全等同于反右派；二，相当多的知识份子是由于对反胡风及其延伸___肃反运动的强烈不满而被划为右派的。1955年“肃反”和1957年“鸣放”期间，对于刚刚发生的胡风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强烈反弹的势头。仅据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编缉的《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和复旦大学校刊编缉的《毒草集》和《明辨集》中，因“胡风问题”愤愤不平而被打成“右派分子”者有：（燕南，http://www。yannan。cn）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新闻系学生潘俊民、朱维民、韩洪棣，计划系学生韩枫，财政系学生陈祖武，历史系学生张艺文、蒋济良、张可治、刘平、杨汝栩、朱福荣、罗旭畅，计划系讲师朱澄平，历史系讲师章起，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佟骏，新闻系译员徐京安，档案系助教马馨，出版社编辑曹达夫，该校职员濮仲文等人。该书还收录了清华大学s。c，北京钢铁学院章萼航、徐涤如、贾恩光、卢一安，四川大学龚鳌、潘英怀、郑尚可、冯元春，北京矿业学院洪念祖，山东大学杨学孝，同济大学张雅微，北京大学崔德甫等人。（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第302页）

reading · 发表于 2023-12-30 00:33:45

就反右派运动的真相问题与王绍光博士探讨（下）

魏紫丹（美国）

一，反右的起因（此处略。见上篇）
二，鸣放的性质

第一，好家伙！一个屁放了７０年

王博士对右派鸣放的定性，走的是群众路线。政客们往往“借刀杀人”，我们的政治学博士却是“借口骂人”，他说：“李敦白的岳母是位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说明这位“普通劳动妇女”,显然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她丈夫在文革中因受迫害而死，她是否与他划清界线，可存而不论）。说右派放屁，就击中了大鸣大放的要害，正好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它的巅峰语言是“最臭的臭屁”、“最毒的毒草”1。邓小平就是坚持此体系而作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的结论。2那么，右派在50年前究竟放了些什么“臭屁”呢？

要翻出当时的右派言论，让现在人看了也不能不浩叹其真知灼见，高瞻远瞩。可惜这些警世良言不但未被采纳，而且“言者有罪”，竟遭致了人身、家国的大灾大难。储安平指出的“党天下”三个字，不仅找到了万恶之源，而且将毛泽东关于国家民主化，联合政府等等一系列诱人上当的谎言及其搞专制复辟的真实嘴脸，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作为历史人物的储先生之所以伟大，是今天的人们仍受他的启示，认定，如不废除党天下，目前的一切弊病如贪污、特权，发展权贵资本、对群众巧取豪夺，破坏环境、对自然资源竭泽而渔，镇压异议人士、镇压一切维权活动（包括群众上访），垄断一切媒体并强迫媒体造谣，把现实和许多历史问题列为禁区，取缔宗教信仰自由、群体灭绝法轮功。。。。。。这些浩劫将会愈演愈烈，与共产党共存亡、共损荣。

所有右派的言论，都是对万恶的“党天下”的有力举证、病理解剖、沉痛控诉和严正审判；激情一点的，便会声声血、字字泪，甚至喊打，喊杀！也就是邓小平后来迭次喋喋的所谓“杀气腾腾”。意见间的相互呼应、协调补充，使意见的总汇形成了一个浑然一体，宛然天成的完整系统。无怪乎历史学家翦伯赞说:整个的右派言论，好像是“集体创作”。3但这只是天作之合，而不是斗争会上声讨的那样，每个右派的言行都是有阴谋、有纲领、有组识、有计划地向党进攻。事起之因，很可能是面对有目共睹的事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年，储安平先生在会上发言，话音一落，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老先生立即喝采，直呼:“verygood！verygood！”43年后，曾任《新》主编、刚刚作古的伟大女性戈扬，生前重读该文，仍是不胜感叹，赞不绝口:“现在重读‘党天下’，真是句句珠玑，不忍失手啊！”4可以说，这是“放屁”的主旋律。

稍安勿躁。如果要说这是王博士借口骂人的所谓“都是放屁”的话，那么，毛泽东说的同一意思的话呢？――“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5

如果要说“都是放屁”的话，那么，刘少奇说的呢？－－“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6

如果要说“都是放屁”的话，那么，“零八宪章”说的呢？――“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7

六四图片：清华研究生的血--文革杀人镜头

反对党天下，从毛泽东在抗日时期“放”起，中经右派“大鸣大放”，直到今天“零八宪章”，好家伙！一个屁放了７０年，现今仍在一鼓作气，再而不衰，三而不竭。其实，不仅储先生的反对“党天下”是“句句珠玑”，而且我下面介绍的文章，也绝不“都是放屁”，反而倒是篇篇珍品。从实质上看，右派鸣放也好，“零八宪章”也好，都是要共产党把自己的民主承诺予以实现，就像毛大诗人说的那样：“不须放屁”！实在想不到王博士竟能把事实弄个是非颠倒，把制止放屁反说成是放屁，而且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有进一步的认为和作为：“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真来是岂有此理！无论党史、国史被共产党糟蹋得还像个样子吗？近来党内、党外一些有良知的史学家，着力于还原历史的真相；拨乱反正也只是刚刚起步，忽闻有人歇斯底里惊呼一声：“禀告老爷：大事不好！历史里竟然出现了几句真话，这是多么地不和谐呀！后人将据实、识破我们伪造的历史，即我王博士说的‘原来的历史’，完全是一堆垃圾。我们‘土改’谋地主财、害地主命，换取贫下中农为我们打江山当炮灰；‘５７年’焚书坑儒、消灭独立思考，百万以上知识分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大跃进’劳民伤财，造成人类史上最大的人权灾难，死人４６００万，伤财数以千亿计；‘文革’害人数以亿计、死人２０００万，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六四血洗天安门，履带裹卷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的血肉之躯，开花子弹射进他们的胸膛。历史法庭，开庭审判，以毛泽东为罪魁的我党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受百世骂，遗万年臭！”

第二，中国现代化的初稿

五十年后的今天来重新评价57年的右派思想，许多学者认为当时的许多观点堪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顶峰。宋永毅认为，中国未来五十年的改革蓝图在57年就提出了，所以当年右派的思想高度超过了89民运。“可以说关于中国政治改革50年后的蓝图，在57年的时候都系统的细致的描绘过了，57年的思想高度甚至也高过89民运。"经常有人把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与反右运动相比较。钱理群教授说："反右和六四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57年学生提的口号,是民主,法制和反特权,而这三大口号,实际上六四运动也就是这三大口号。"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被邓小平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之一的郭罗基认为，由于历史的断代，六四民运并没有承接57思想。“谭天荣57年提出民主人权万岁（其实,通读右派言论即可发现，其核心观点是反对”党天下“，其核心价值在于“争人权”――紫丹）超越了五四,但是并没有为六四所继承；五四运动提出的口号是爱国民主运动，中国民主不能实现,我认为就是把民主和爱国连在一起。爱国可以是不民主的,民主的根源是人权,为什么要民主?归根结底是要追求人权。所以在谭天荣之后三十多年，89民运还是提爱国民主运动，所以六四和五七是断代了。"
历史断代导致的结果，是后来的民主追求者从零开始的摸索。陈奎德说："五十年前，这批人被打下以后他们发不出任何声音，中国有一段非常悲哀的历史断代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使得后来人必须从零开始，从头摸索，慢慢发现现代的国民社会是如何遵循哪些法则的，包括89年学生的抗争，几乎是从零开始；摸索出来的结论，有些甚至还没有达到57年的深度。所以说这个情况是中国社会的悲哀。我想57年是作为中国现代的思想的精神源泉，会对中国将来的社会变革起到重大的激励的作用。（以上引自" BBC”反右50周年”特别节目第七集：《反右对当代中国民主法制的影响以及57思想评价》）

现在的人（包括老中青），很少有对当年右派言论有较为完整地了解了。而不了解右派言论，就绝对无法评价反右派运动，也就会对有人浑水摸鱼、“颠倒”历史，如王博士引用文革中的洋“三种人”李敦白的回忆录中的说法：“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表现出大惑不解、甚或上当受骗了。须知，毛给右派治罪，并非因右派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而是因“言”而治罪，故而，了解了右派言论，就是还原了历史真相，就是对一切骗人伎俩的迎头痛击。好了，请读者慢慢读下去：

１，大鸣大放，声声声讨“党天下”

1959年9月8日《人民日报》报导说，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陆钦范，“污蔑共产党‘已成为一个权利集团’，恶毒地说共产党是‘世袭’，‘比起土地私有制来更是真正的封建’；诅咒党确‘终究会被时代的车轮所抛弃’。”

人民日报，6月6日（不注明年份，即1957年，下同）载，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人说:“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在省里还好点，愈到下面愈成问题，区委书记和乡支书就可以命令一切。”

人民日报，6月11日载：6月10日在民盟的座谈会上，候补中委陈新桂仍然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他以为不足的是储安平不曾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什么，他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斯大林错误，从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证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他还说，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这样，共产党在贯彻政策的时候，首先要信任共产党员，再就是信任青年团员，再就是信任靠拢党的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不产生宗派主义，不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不可想像的，不形成“党天下”是很难想像的。

光明日报，6月25日载，中国青年报记者詹寰说:“共产党就是党天下，没办法，这是根本制度问题，我完全同意储安平的意见！”“共产党不仅是以党代政，而且有党无政。”

人民日报，6月25日载，湖北省中南财经学院院长、民盟湖北省主委马哲民说:“中共不少领导同志……认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们俨然为‘天生的圣人’。这就等于基督教说‘我代表上帝’了。”

浦熙修约楼邦彦和彭子冈一起去找费孝通谈“党天下”的问题，她问道：“党究竟该在国之内还是国之上？”（《大公报》7月8日）

人民日报，6月28日载，山东青岛民盟成员曲北韦在市政协会议上发言:“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属于共产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

人民日报，6月29日报导《南开大学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小组和班的会上，历史系一年级一班的学生姚安全，口口声声说葛佩琦，储安平说的是‘事实’，统购统销就是搞糟了，人民生活水平就是下降了。他认为‘三害’是主要的敌人，而‘三害’的根子则是‘党天下’，要反对‘三害’，要想不动摇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人民日报，6月22日登载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刘地生的文章中说，消灭“三害”的根本方法就是消灭其产生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仅允许听从命令，而不尊重人权，不倡导独立思考。”并说：“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国家。因为中国有六亿人口，而共产党只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决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就是六亿人民的利益。。。。。我觉得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今后制定政策方针应该先从六亿人口的利益出发，不应该先从党的利益出发。任何一个党派的委员会或支部，除开对那个党的机关或党员之外，没有权力对党外的政府机关或行政人员发布命令或指示。”

中国共产党声称自己不是农民的党，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更不是资产阶级的党，虽然这些阶级在社会上是合法的，但作为阶级的思想在党内是非法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思想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政治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全人类的利益，所以共产党的阶级利益就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怪事就出在这里:领导全国工会组织的李立三之所以下台，是因为:毛泽东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他便提出:“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他主张工会要为工人阶级谋福利，就犯了“福利主义”的错误，据说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把工会办成教育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学校。”等等。到反右时，被划为右派份子的高元，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档案处处长，有1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据报纸上说，他认为“工人并不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参加工会，也不是为了学习共产主义参加工会，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参加工会的。因此工会的本性就是保护，至于共产主义学校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支柱作用，党联系群众纽带作用，都不是工会的本性，而是党强加于工会的。”高元认为，工会存在的客观基础，是国家有官僚主义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国家不可能不犯错误，国家可能会侵害工人的利益。资本主义对待工人的一套，在我们国家中都有，只是分散而不集中罢了。所以需要工会和政府唱对台戏，需要工会来保护。这篇报导说，“今年4月，国家调整某些消费品的物价，高元在同志中间散布他的谬论:国家对工人一方面增加工资，一方面又提高物价，这是国家对工人耍手腕。全国总工会应该对此发表声明，表示遗憾。”高元还说:“党只注意长远利益，不能代表工人群众的目前利益，或切身利益。有了党的领导，工会就不能很好地保护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党就成了碍手碍脚的东西了。”他还提出:“工会法规定全国只有一个工会，是否合适可以考虑。工人可以自己组织工会，不一定参加全国总工会。”（载人民日报11月11日，。）

可见“党天下”是要专一切人的政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工会不是为自己谋福利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反而是共产党用来专工人阶级政的纽带，给自己成员洗脑的共产主义学校！而有１６年党龄、在御用工会当上处长的高元先生，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一事实就足证李敦白之言，乃无稽谰言也。再看谰言引用者、工农利益的代言人王博士，现在是怎么说的？他说：“跟工人农民和普通民众关系最密切的事情，是他（她）在企业里面，在工作的八小时里面，他的命运，他的待遇这些问题。他自己能不能参与呢？以前有一点参与的权利，现在却消失了，完全被工具化了。”如果说这话的人不是假惺惺，不是欺世盗名，而是像右派那样奋不顾身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权，那就应该再三再四、不达目的誓不休止地大声疾呼：“立即成立独立的工会、农会!为争取和维护工农自身的利权而奋斗！”之所以止于徒托空言，是否因为“独立性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道德优势”，道德的优势在于“御用”呢？

２，“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泽东那里挖

人民日报转载陕西日报6月12日刊登的陕西师院讲师王尊一的文章，题目是《“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开宗明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个别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那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确有伟大的功勋，但从此共产党骄傲起来了，以为天下是我们打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布，人民哪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元朝时候，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当时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的地位罢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以后，政治要职都设复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任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官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把它叫做’民族压迫’。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复职。正的总是由党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它个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

“。。。。。。另外，一切讨论变成了形式，严肃认真的讨论根本展不开。领导上对待恭维、奉承、吹牛拍马的人认为是积极份子，认为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或升官。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存怀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认为是思想落后、不进步、保守顽固，甚至戴上反党、反人民和反革命的大帽子。这样一来，谁还敢对党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

３，党外人士要求有职有权

说到有职无权，此乃“党天下”题中之义。要是党外也都有职有权，那还叫“党天下”吗？别说副职，有一位正科长，有些政策文件科员（党员）已经知道了，可对他仍在保密。试想，他怎会有职有权呢？无怪乎——

章伯钧说：“我这个部长，就是守灵牌。”（人民日报，8月25日）

民盟中委彭文应说：“民主党派是电话总机，客人，眉毛，尾巴，包打听，拍马屁。”他认为中共的干部政策是“大材小用，小材大用，优材劣用，劣材优用，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用非所愿，有才无德，有德无才，德才俱无，有罚无赏，赏罚颠倒。”（同上）

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说：“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门有什么用？肯定你有成绩，就有成绩，说有偏差，就有偏差。”（人民日报5，21）

8月6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全体大会，揭露和批判文学家黄药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有人揭发他在中文系整风会议上的反动言论：“黄药眠说他当系主任是有职无权，是被人当玩具玩，并说这与党的整个领导和制度有关。他说有职无权的根源在于党把知识份子看成是不可靠的小资产阶级。他认为不能死记住列宁的个别词句，像念经一样，一提到知识份子就对他们有对抗情绪，总是把知识份子当成异己分子。”（8月7日，光明日报）

民盟中委，河南省副省长王毅斋说：“有职无权使你等于是个花瓶，招牌，牌位；这是党外人士最感痛苦的事。”（河南日报，5月18日）

民盟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张性初揭发民盟中常委，陕西省副省长韩兆鹗：“他造谣说‘有职无权’，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作副职是给人拾遗补缺的’，是‘点缀品’！”（陕西日报，8月20日）

时轮已滚动进21世纪，我们插问一句：如今中国政坛上的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如工会等）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否仍是眉毛、点缀品，纸花，花瓶，招牌，位牌，玩具，泥菩萨，电话总机，客人，尾巴，包打听，马屁精，狗腿子，应声虫，留声机，助纣为虐，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出卖灵魂者？有另一种人物，如李慎之等，作了难能可贵的坚持，秉持良心说话，办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应该说是我民族优秀文化的杰出载体，卓越的传人，树一代风范，在右派中也属凤毛麟角。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时，他任职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毛泽东派秘书林克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结合中国的情况，他认为“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应当成立宪法法院”，“我们应当搞大民主”。只有让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和自由，才能免蹈苏联覆辙。这可惹火了民主死敌毛泽东，划右派自然是没有跑的了。毛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份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习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这是李先生终生与专制主义所打的遭遇战荦荦大端之一。之二是与邓二世在血洗天安门所遇，他愤而挂冠：“决不在刺刀下做官”。之三是，他一篇文章《风雨苍黄五十年》，不仅给小人得志的江三世举办的国庆盛典大泼冷水：“就为准备这次大庆，据说花掉了起码是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国踵事增华。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的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指责他们是一样的小丑，一样的跳梁。而且为中共掌权50年的历史定论为：“历史剩下的竟是谎言。然而，据说我们一切的一切都要遵从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文章引用了苏共20大以后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一个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制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制）。”

实在是，英雄所见略同。据光明日报7月1日所载，罗隆基私下曾对浦熙修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个人独载政治。个人崇拜的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知识份子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总比社会主义制度好些。”

４，对“党天下”掺沙子

6月10日的沈阳日报刊出了沈阳师院张百生，黄振旅七千余字的长文《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主题是挖掉“三害”的根子。它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分析肃反运动扩大化是在主观主义思想指导下，宁左勿右，打错了好人，破坏了法制；从理论上是受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事业越发展敌人越多的错误理论的影响。肃反干部只是执行中央的指示，所以，“根子在北京”。他们质问：“胡风问题已过了两年，为什么还不公开审判？我们要求党中央，如果打对了就立即公开审判，如果错了就马上开释，并恢复其名誉。”

文章还具体批判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冒进。”对于“党天下”，他们认为中共使“自己变成了特权者，陶醉于自己是开国元勋，有汗马功劳，应当有权有势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自我欣赏里，总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地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由于党对一切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上又不信任非党人士，就会把党外一切逆耳的忠言拒于千里之外，这就使党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开始脱离群众。党虽拥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但这仅是占全民总数的百分之二弱而已。。。。。。难道百分之九十八的非党同志都无德无才，应当绝对服从百分之二的人的主张，当这百分二人的‘顺民’么！

党所以丧失威信，党员腐化，是由于“有了特权，渐渐忘记了革命的真义，喜欢奉承，作威作福，思想硬化。解放以后很有些人看到入党是攀登仕途的拐棍，有权有势，官高禄厚，步步高升。于是蜂拥而至，‘争取’入党，在党员和党组织面前，极尽其拍马的能事，伪装积极，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歪曲事实，欺上压下。。。。。。以博取党员和党组织的欢心，达到入党之目的。”

“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的民主的，有的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连资本主义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政治局少数人独载。党内也没有民主，下级组织和党员只能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决议。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是有职无权，只有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威武神圣的。一手托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拿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出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带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选举只是变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领导下进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这怎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破坏法制，必须改变。”

“应该实行直接，普遍的竞选，让代表们能够真正代表本选区大多数选民的意见，对本区选民负责。应该让人民自由组织新的党派，社团和出版报刊，以便广开言路，监督政府，。。。。。。”

“国家大事谁说了算？在宪法规定是‘人大’说了算，而实际上，‘人大’不过是个泥菩萨而已，全权都操在党中央手里。‘人大’只是走走形式，举手通过，完成立法手续。几年来很少看见‘人大’对国家大事进行过真正的讨论，很少看见委员提出重大动议，却偶尔看见他们一些无关疼痒的考察记在报上发表。。。。。。。‘人大’和‘政协’就像两朵纸花一样点缀民主的门面。当然，错不在‘人大’和‘政协’，责任在党中央。党对‘人大’与‘政协’说来，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这样少数人的专断，肆无忌惮地发号施令，不发生错误倒是不可思议的了。要改变这种独裁误国的现象，必须把党从‘人大’与政府之上拿下来，把政府置于‘人大’之下，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必须经普遍的竞选产生，一定要选出才高德劭者，才能起到真正的代表的作用，不要按各党派‘政治分赃’的比例瓜分席位。要设立各种专门组织，集中最优秀的各种专家参加工作。‘人大’常委会应该是专职的。人民代表不应兼任政府之职务。应该创办‘人大’的有关刊物，向人民宣传政策，刊登消息和讨论的重大问题，监督政府工作等等。至于党对‘人大’怎样起领导作用？我们认为这就要靠党员代表的作用。只要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党员在人民中享有威信，人民一定选他进去。”

共产党把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求民主，都归结为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而对资产阶级民主又长期地加以诋毁、丑化。从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看，人们对资产阶级民主还是向往的。马哲民说得很形象:共产党对青年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好，其实这好有一比，过去有个大和尚同小和尚上山，小和尚看见一位姑娘，问大和尚这是什么，大和尚说这是老虎。大和尚问小和尚爱什么，小和尚说我爱老虎。共产党和青年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老虎，其实青年还是爱它的。（《长江日报》6月26日）

天津日报，5月27日报导了中共天津市委教育工作部召集的中学教师座谈会，会上第三女子中学的民盟盟员、历史教师黄心平提出了一个根除“一党专政”的政治主张。他说，“我有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只要不杀头，我就提出来。是什么意见呢？我认为，现在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各民主党派的党纲又都要求走向共产主义，同时各个党派又都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一党执政有害处，像共产党已经整过三次风了，但如今仍然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通过这次整风是不是能够彻底消灭这些缺点，还使人怀疑。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因为这样做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弃政权。我本来打算将这意见写成文章投给报社的，只怕不给刊登。”

《天津日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批判他的言论。6月23日，又登了黄心平的一篇长文——《谈“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他写道:

“我的意思是，现在不能实行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是否将来可实行。如果主张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就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取消社会主义，此话从何说起？又是根据什么事实而得出这样的论断？”

“我恳告发表与我不同意见的诸位先生们，你们的意见尽可与我不同，可以从理论上驳斥我，以理服人，但切勿用带有诬蔑的话对我人格横加污辱。”

章伯钧对“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那时党员数），统治着五亿农奴”的党天下局面早有所预期：“非造反不行”。他向往资本主义表现出的活力：“为什么还有活力？就因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光绪皇帝为什么完蛋？就因为没有民主。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没有完蛋？就因为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在我们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他们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说，资本主义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有互相抑制，互相监督的作用。”（人民日报，6月19日）

他内心深处有一个“轮流执政”的政治理念，但不曾明说。因为他跟中共交道打多了，早知“和共产党合作不容易，共产党是老虎。”他只是试探着提出一个增加决策民主性的方案：“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他特别指出，“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这便是被批斗的三大右派理论之二:政治设计院。

卢郁文批判过诸多右派言论之后，反驳章伯钧说，章伯钧先生不让把成品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国务院会议上大讨论而特讨论，他说一通，我说一通，然后表决，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式，表面看来是民主的，实际上并不能取得一致。他说，章先生这个意见我不能同意。他认为事先把文件经过各方充分协商，准备成熟，拿出来讨论通过，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它的优越性。（人民日报，5月26日。这时毛正在引蛇出洞。）

如果说，拿出成品再“充分发扬民主”，让与会者这个表示“衷心拥护！”，那个表态：“揭诚拥护！”第三个说：“正合我意！”第四个说：“我举双手同意！”第五个说：“我一千个、一万个赞成！”。。。。。。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的话，倒也是的确符合事实的。但要说是它的优越性，。。。。。。这不禁使人想起，被毛泽东奷污并传染给她滴虫病的女孩，对李医生说的：“主席可真是个伟大人物。他样样都伟大，真使人陶醉。”8左派之所以为左派，诚如是之“陶醉”也。

人民日报，6月28日载，武汉华中师范学院教授、民盟成员艾玮生说:“当前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互相监督是解释不通的。”“民主党派只能在共产党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见，譬如共产党提出一个文件，民主党派便在文件上改几个字，像‘之’改成‘的’字，‘我们’改成‘大家’等。民主党派只能施工，不能设计。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应该改变。”

５，清算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罪行

章伯钧是从源头上对“党天下”来一个“掺沙子”；而被毛泽东包办的“章罗联盟”这场婚姻中的另一角色罗隆基，则是用“平反委员会”来清算党天下罄竹难书的罪行。对于右派理论，储安平和章伯钧是无独有偶，再加上罗隆基便形成鼎足而三:党天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

九三学社副秘书长李毅说，我们社会主义学院现在就有好几个同志睡不着觉，心里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闷在心里难受。有人说，领导上应该从政治上，组织上作出进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撑腰，公开讲讲不准打击报复。

据此，罗隆基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就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他认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份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道路通北京了；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鸣’和‘放’以后，还会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二，平反的机构一定要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的，其实共产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人民日报，5月23日）

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过的；搞错了的要平反。毛只是想抓几个典型，平平反做做幌子，以收到杀也英明放也英明，吾皇万岁，万万岁之万民拥戴。如果来真的“有冤伸冤”，那么，斯党也而有斯领袖也的党天下能还得起这笔钱债，物债，血债，泪债吗？只说杀人一项，不说更多的劳改，劳教，管制，批斗。。。。。。毛就像按比例划右派一样，搞的是按比例杀人。1951年4月30日毛亲手所写的“转发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给川北区党委（胡耀邦）的指示的批语”：“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转，并报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万，已捕及将捕人犯一万，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共杀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9

那时报纸上正在猛批“宽大无边”的右倾思想，干部都是以杀人不眨眼以示其革命坚定性的。我家那个八百多人口的村庄，杀了一个“伪乡长”，两个“投敌民兵”，两个“地主狗腿子”（他俩是中农成分，罪行是，扬言“国军打回来再说。”）。定比例本已是玩忽法律，草菅人命，何况从来都是宁左勿右，层层加码，下面总是攀比超额杀人、以争相立功呢！

当年罗隆基斥责国民党：“如今的党治，在内政上以党治国，是以党乱国；在外交上以党治国，是以党亡国。”10这是公开发表在《新月》上的，所以蒋和毛对他反对一党专政的政治理念都很摸底细的。这就值得品味：他虽然反蒋，蒋介石还给他部长当，除国防部，外交部之外任他挑；而他拥毛，拥共，毛共却没有让他当部长，出于无奈，才从林业部分出个森林工业部让罗当部长，随后他划右派成敌人，这个部便也撒消了。

新闻日报编辑部揭露王造时透露给该报副总编陆诒的讯息：罗隆基听完毛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报告后，说：“到现在再来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年到处都是错误。”人民日报7月5日对斗争会的报导，标题是：《罗隆基说：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处处是错》。当然，这也“足证”：成立“平反委员会”系统是绝对必要的；而所有当时的鸣、放，总括地说是“足证”了“足证”。同时，所有对“足证”的反驳，你找不出一件不是虚伪的，强词夺理的，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卢郁文，小丑一个，固不足挂齿。吴晗，历史学家，饱学之士，就是他能把不存在的东西巧饰成“事实”，胡说一起：“章罗两人原来是两个把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不相下。过去，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盟内争地位，争各自党羽的安排，建国以来，章罗在民盟中央，除了闹人事纠纷以外，从来也没想到要替人民办点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提出之后，他们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估计，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章罗两个多年冤家突然变成‘章罗联盟’了，两个人此唱彼和一鼻孔出气了，一个腔调说话了。”（人民日报，7月16日）可是，当迷雾澄清，真相以“章罗联盟，天下奇冤”载入历史时，历史学家吴晗又该怎样向历史作交代呢？早在毛捏造“章罗同盟”罪名前20天，吴批“平反委员会”：“这个意见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对党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等机构是不信任的。一个是他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个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这样一个协商机关，下降或者改变为司法行政机关，这和这两个机关的性质是不符合的。”可是，即便在被毛背信弃义地篡改后而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仍然写着：“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试问：毛泽东的意见涉不涉到这两个问题？11这不啻是吴吃了毛一记耳光。“不啻”还非真的，真的是毛通过批《海瑞罢官》一耳光打得他命归西天。因为他死前顿悟到“悔不当初”，咬破舌头写了这四个血字，所以能“立地成佛”。佛说，纵有弥天大罪，也抵不住“悔改”二字。

史良的卖友叛盟，比吴晗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说是司法部长对“章罗联盟”下的判决书:“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是什么呢？主要是:一，他们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主张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轮流执政，反对我们国家政治体制和基本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二，他们反对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首先是反对党对知识份子和科学文教事业的领导，要党的领导退出高等学校，退出科学文教机关；三，他们反对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和监督，篡改民主党派的政治方向，利用民主党派组织作为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四，他们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否定党所领导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和肃反等历次革命运动的伟大功绩，煽动反党情绪，企图倒算翻案；五，他们在知识份子中间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反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阻挡知识份子思想改造以及和工农相结合；六，他们篡改《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的政治方向，作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阵地，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七，他们宣扬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强大，诽谤社会主义阵营，散布国际局势紧张的空气，反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八，他们实行排斥打击左派、欺骗蒙蔽中间派、拉拢扩大右派的组织路线，安排爪牙，控制组织，夺取民盟的领导实权，反对民主党派长期以来发展组织的正确方针，破坏重点分工的协议，招兵买马，搜罗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参加民主党派，在民主党派建立和扩大反动组织基础等等。”（人民日报，1958年1月26日。）她在文革中虽苟活下来，但也受到猛烈批判和人格羞辱。

光明日报，6月3日载:陈新桂说，政治运动，成绩的取得，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所以，仅以“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难免的”这个公式来作结论，未必一定正确。过去几次运动产生的副作用太大，最严重的是助长了唯心主义。比如，不从调查研究出发，事先拟定打击的对象的数字，对运动采取宁左勿右、否定一切、大胆怀疑的办法，等等，都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不相符合，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历次政治运动还产生一些副作用，如人为地制造了“墙”和“沟”；把人分为“积极份子”和“落后分子”。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份子”有的是以片面地反映和密报别人的问题而获得这个称号的，所以，有的老教授说，他们是“靠运动吃饭”。另外，在运动中也有的人养成看行情办事。有人这样说过，在运动中“要避免挨打，就得打人”。这些人简直是败坏社会道德。

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右派言论选集》中，载有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言论：“总说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绩是主要的，伟大的，伟大个屁！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一说起思想改造就摇头，什么‘成绩是主要的’，赶快收起吧！三反思想改造的时候，要我作检讨，撤我的职，都是当众搞的；徐懋庸（党委书记）撤职，若干党员在这件事上作检讨，却是悄悄地搞，待遇太不公平。。。。。。三反，思想改造的检讨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认，要重新写过。”

“我们历次运动中常常捕风捉影，就去搜家，结果只道个歉。但有教条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人，是不知道思想有创伤是不能一下子磨灭的。宪法规定人民权利不受侵犯，但民法，刑法都没有公布，人民无权，宪法没有保证，这是肯定的违法，是不能保障宪法的实现的。”

“知识份子迫切要求信任，老是像民族资产阶级一样改造，改造，什么时候才信任我们。”（毛整人的阴谋为什么总能得逞？除了应用毛的吃人哲学《矛盾论》加以解答外；被整的对象包括后来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等，都是要把祸水引入别人田。我们尊敬的教授也未能免俗；难道民族资产阶级就应该永享改造，改造吗？他们遭遇的灾难还不够沉重吗？同是天下受害者，应同声谴责害人虫！）
“刘真（徐懋庸的继任）问向谁争自由民主，他自以为问得很巧妙，其实这问题很好回答。向谁争人权？向侵犯人权的人争人权。向谁争民主？向不民主的人争民主，向谁要自由？向不给人自由的人要自由。现在事实如何呢？选先进工作者，选人民代表都是指定的，这民主么？三反时教授被叫做x犯xx，随便把人关起来，这自由么？”右派言论的核心观点是反对“党天下”，核心价值是“争人权”。

长江日报，7月3日载杨展时致毛泽东主席的“万言书”中说:“我承认，我们党执政七年，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可是，在知识份子政策这个个别问题上，如果我不照公式说话，那我就不能不说，缺点是主要的。不！更恰当点说，是失败的。”“也由于缺乏了解，对知识份子的估计当然也就不能恰如其分。这使我们对知识份子出现了或冷或热，不知究竟如何措手的情况。有时（这是主要的），感到知识份子思想落后，历史复杂，政治态度‘不明朗’，心里一烦躁就扎扎实实整他们一家伙；有时（这不是主要的），感到他们还有点知识，有点技术，对社会主义还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则又不免宝贝长、宝贝短的对他们‘统战’一番。知识份子们被我们一时放在火里，一时防灾水里，一时打入十八层地狱一时又捧上三十三天。入地时，满肚子委屈牢骚，深悔当时自作聪明，‘没听朋友的劝告到国外去看看风色’，痴心妄想跟着共产党跑了一场，还是不免顶着一个‘反革命分子’的下场。不但自己死了不清白，连妻子儿女也抬不起头。上天时，心惊胆战，不知何年何月‘，龙颜大怒’又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七年以来，他们像童养媳妇在阿婆手下过日子一样，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说起来是‘一家人’，实际上却不得不小声小气，轻手轻脚，处处看颜色行事，凭这样还惟恐自己出差错惟恐被家里人抓住小辫子。”“按照我们党的估计，知识份子似乎只是一个爱国者。他们爱祖国，可是留恋自己在旧社会的地位，向往着资产阶级民主，而对我们党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并不热心，有距离，甚至反对。”“这个估计是很不正确的。”“正是因为这个估计错了，才使我们党对知识份子的政策全部都错误了。”“在一种强烈的、莫名其妙的、十十足足的宗派情绪的支配下讨厌他们，冷落他们，处处用怀疑不信任的眼光看待他们，甚至一足踢开他们。而尚以为未足，并通过历次社会改革运动一次加次三次残酷地打击他们，惟恐斩杀不绝，千方百计地从精神上加以折磨:农民所不忍施之于地主的，我们悍然施之于知识份子；工人所不忍施之于资本家的，我们悍然施之于知识份子。在这些运动中，知识份子因不胜精神摧残，不胜斗争之辱，不胜我们的‘董超薛霸式的帮’，跳楼赴水仰药刎颈投环切腹而死的，擢发难数！耄耋无逃，孕病不免，（华南师范学院在肃反运动中有五十六命的事）天神共愤，道途咨嗟！把我们这种屠杀的方式和法西斯强盗奥斯威辛的方式相比，我以为奥斯威辛的不但显得拙劣幼稚（无论如何，总还得刽子手亲自动手），且倒还干脆仁慈！如果说，斯大林同志不免因为他对同志残酷屠杀而逃不过历史的斥责，我看，我们党也很难不因对已经‘归顺’了我们的知识份子的屠杀而受到历史的斥责。我党之屠和暴秦之坑终将同成为历史上两大无法湔涤的污点，不能不使人万分痛心！（于此，我们却听见有人对毛的热烈的欢呼声！――紫丹）”“可是，我们还居然心安自得地说:成绩是主要的！”

光明日报，6月5日载，范朴斋说:“有人说:‘一系列的运动、改造，有的人把人性也改掉了。’这岂是我们改造的目的？但他们不敢分辩，说道理也说不通，只好忍受。许多人由此逐渐产生了消极情绪，这也错，那也错，感到人性丧失，见人低头，还有什么生活意趣呢？”

辽宁日报，6月8日载，大连工学院讲彭声汉在中共旅大市委宣传会议小组会上发言。他说，民主的实质在于思想应绝对自由（表现在我们宪法上就是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组织上则少数应服从多数（投票选举政府）。有人说：“过去有些事情民主少了些，集中多了些，并不是不民主。”又说：“今后应在民主与集中之间寻求一个适的比例”------这是在玩弄名词，在耍花样。过去不民主，就应该老老实实承认错误。

肃反是对自己人专政。所谓“肃反走的是群众路线”，群众是谁呢？我把它大致分为四种：打手；走上风的；走下风的；被斗的。如果硬把它说成是群众路线，那亦不过是“打手”路线而已。肃反斗争拆散了多少个幸福的家庭，摧毁了多少坚固的友谊。在和平时期发生这些事情是很反常的，它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

北大俄语系教授魏荒弩批评道：”中央决定肃反对象有百分之五，这是太主观了。……这样就产生了超额完全任务的现象……许多人被迫自杀，但还被扣上畏罪自杀之名。……肃反是集反宪法之大成。”“肃反运动是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北大哲学系羊华荣同学在大字报《重新估价肃反》中说：”肃反有如下缺点：1侵犯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斗错了人，关错了人，迫坏了人，迫死了人“；2破坏了法制，损害了宪法，损害了民主自由，如限制一些公民通讯自由、人身自由、无根据的搜查、看禁和逮捕。3促使了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墙更高、沟更深，少数党员在肃反后，在人民头上高视阔步。4摧残了人们应有的感情，破坏了多少家庭幸福，拆散了多少鸳鸯，损害了多少友谊……”

浙江日报6月27日载有人揭发省文联主席宋云彬跟他说过：“土地改革搞得糟，文化事业惨遭破坏，许多民间藏书几乎被烧光，这等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龙泉拆塔事件后，这是共产党破坏文物作风的沿袭。他还对我讲过：肃反中出了许多乱子，到处逼死人命，在温州我的一个朋友被逼自杀了！”

钻屁股蚰蜒郭沫若，无孔不入，连宋云彬也不放过。他发言的最大效应是刺激别人的呕吐神经：“革命的破坏在在所难免的。经历一次像土地改革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古书文物哪能没有一点损失！中国地方大，文物多，保护起来，很有困难。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墙，在中国几乎到处都有，往往一个小市镇也有城寨。除了必须保存，可以保存者外，我看有很多城墙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都动不得的思想，是一种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宋云彬把龙泉拆塔事件夸大起来，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产党破坏了，这样看问题是不合逻辑的。”（人民日报，9月30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和逻辑是一致的。文革中文物遭到浩劫是历史事实，但却不合郭氏“逻辑”。反倒郭的谈话合乎了毛泽东夫子自道的逻辑：“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77页）

６，呼唤法治

如果在一个政党内，在一种情况下你通过陷害别人就能捞到甜头，在另一种情况下就轮到另外的人通过陷害你来捞甜头了。例如贺龙，据说是他杀掉王实味的；而他维护的这个说杀就可以随便杀的吃人制度和吃人毛王，却让他死得那样悲惨，残无人道。刘少奇也然。毛泽东的“总管”叶子龙，由于宣扬毛的桃色新闻，让刘知道了。刘说：“这是污蔑我们党，把他拘捕，枪毙”。（66）难道毛不是淫棍吗？再说，刘个人有权一句话就枪毙林吗？这就涉及到法治的问题。1958年，毛在总结反右经验时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制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138页）刘也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的参考。（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5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刘少奇主席残酷迫害，只至惨死，“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恐怕是，对法律连“做办事的参考”也没参考。

从人类的历史和我个人的经历中，屡试不爽的是:历史的戏剧性在于“请君入瓮”。许多人在制“瓮”，烧“瓮”，满以为只供别人入哩！海外就有这么个人，他胡充八当，颠倒是非，想通过诬陷正直的李志绥先生，把《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诬陷为毒草，来作政治投机生意，想让中共视他为香“花”；但他没有想想：你有什么资格否定那本《回忆录》？你想了没有:最有发言权的张玉凤为什么沉默不言呢？你还是好好照照历史的镜子吧:瓮正在烧得火红！料你也比不过刘少奇的功高望重，吴晗的真才实学和对中共忠心及贡献大吧！只凭你拍拍马屁，扯扯谎，撩撩炮，为丑恶的毛泽东做的那些男盗女娼、鸡鸣狗盗的丑事遮遮丑，就想投机取巧捞到稻草吗？你恐怕到入瓮时都不配学吴晗的醒悟:悔不当初！你也许可以醒悟过来这一点:“原来这个‘瓮’就是我想当香花的焚尸炉！”

一个真理，对好人坏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不为尧存，不为杰亡”的。本拉.登这只“瓮”，本是美国烧红它对付苏联的，现在让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还在受着付出更大代价的威胁。这就是“客观规律”又叫做“必然规律”的道理。任何人，好人和坏人，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须考虑进去这一点。

左派们，作为党天下的既得利益者，把呼唤法治的右派打翻在地，当年是何等地兴高采烈！当风水轮流转到他们入瓮时，血色恐怖又是何等惨烈！哟！法制这个东西原是如此地必要！原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打倒对象。大难未死，文革后他对刘少奇被毛整得惨死一事感慨系之，说:“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不行啊！”说完眼泪夺眶而出。但连刘少奇在内，都是赞成“人治”的呀！“治”别人时是无所谓的，你陆平是因江隆基在北京大学当党委书记只划了6.5%的右派，中央嫌他反右不力，让你取而代之，你是宁左勿右，草菅人命，划了700极右派，800中右，合计占到15%，喝着老年学者、少年学子的鲜血染红头顶的。过去的事权且既往不咎，都算拉倒，念你总算认识到:“没有法制不行啊！”这和“悔不当初”是个等价命题。

众所周知，毛死后邓小平、彭真在法制建设上做了许多亡羊补牢的工作。但当人们歌颂“英明”，“开明”的时候，却忘记了当年右派们为建议他们曲突徒薪而付出了“身败名裂”、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何等沉痛的代价！

民革中常委谭惕吾（林希翎至今还口口声声赞佩她是个真正爱国的老太太）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6月5日的发言，从法治的观点，比较系统地提出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现在政府有一套机构，党内又有一套机构，这是双轨制度。原说党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实际上已超过这个范围，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政府部门却没有权。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由于国务院单独发指示不管用。既然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为什么自己专政的机构不用，而要削弱其职权，另在政权之外来搞一套党的系统呢？第二个问题是党的政策应如何体现。党应该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制成法律，再由国家管理机关根据法律制成各种法令，通过法律，法令的实施，体现党的政策。不应在法律，法令之外，再发内部指示，以指示代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第三个是党遵守宪法和国家制度问题。党制定政策，应在宪法范围之内。中共中央应检查在制定的政策中是否和宪法中有抵触的！如上海将私营房产商和私营经租公司及属于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房屋纳入社会主义改造范围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宪法的。但是在工作中把个别的作为生产资料的房屋和作为生活资料的私人住宅纳入公私合营是和宪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不符合的。关于国家制度问题，司法，律师，检察是对执行国家制度起杠杆作用的，这三者在一个党委领导之下是不好的。党可以派党员到司法，检察等机关去担任负责工作，但这些部门不应该由一个党委领导。第四个问题是怎样使共产党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政府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但是共产党不受什么监督；应该建立制度使人民监督共产党。

当年共产党把这些意见当成是恶毒进攻，现在再也无话可说，不！倒是要把这些话从自己口中重复一遍，拿来炫耀自己开明，自己与时俱进！

另一位中常委刘斐早在5月30日就谈到党政不分和法制建设问题。党和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是领导国家事业的核心，但是，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党政不分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建国不久，法制尚不完备，某些高级干部和许多中下级干部法制观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风。党中央对这方面的情况重视不够，也不无影响。要改变这种情况，除进行思想整风之外，还必须加强法制思想教育，迅速制定必要的法律，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以划清党政关系。党员应以身作则，尊重国家的职权，不然，整风虽能收一时之效，却缺乏经常的法制保证。

这些话说得何其正确！让现在的年轻人人看了，一定认为是“邓小平语录”，哪里能想到这就是“罪该万死的右派，猖狂进攻的谬论”！这里说明三个问题:一是资产阶级右派是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进份子；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是倒退派、反动派；反右派运动对知识份子的血腥镇压，是一场绞杀真理的运动，是阻挡历史前进、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运动。二是邓小平原是反右急先锋，现在又成了右派的不孝子、不贤孙。在他大量剽窃右派的声声含血、字字含泪的各种观点后，反咬一口说:“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你只用看看他关于体制改革的讲话，看看有几句话不是57年右派曾说过的？三是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个什么世道？一位没有划为右派的明哲保身老教授教训我:“你认为是真理，在心里相信就可以啦，何必说出口呢？有一张大字报是反对苏联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和抗战结束进入东北大肆奸淫掳掠的。我何尝不知道？但我就是不签名，结果签名的30位师生都划了右派！我为什么不签名？坚持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呀！要批你！要斗你！要你入监！要用火烧死你！即便我有勇气付出这样的代价，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我的兄弟姐妹，我的老爹老娘也决不答应！中国啊，人心世道！不光你一人，还要株连一大堆啊，何止十族！”所以，在我对“犬儒主义”反对之余，也常想:是不是应该首先考虑消灭（除了消灭，断无它途）那个让人们只要坚持说出哪怕是一句只是政治常识性的真话，就必须得坚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社会呢？这个社会除了毛泽东思想的光焰无际外，任何别的思想光焰，恐怕只能从专政机关的判决书及其证词中挖掘！
人民日报，7月19日专门发社论《党不能发号施令吗？》批驳黄绍竑5月16日所作党政关系的发言。他实在是很尊重中共的，他说他所以提党政关系，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党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党政共同发布决定，这样对于动员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

这次会上他还谈到法制问题：“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最后谈了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受劳动教养的据说有两万人，大多数是机关干部，知识份子，他们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经教养了一年多，应该定出一个整个的解决办法，不宜拖下去。另一是有些国民党人对革命出过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的平反，历史上有罪的应酌情处理。”

1949年4月25日，由毛泽东，朱德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其中第五章宣告：“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1347）这个约法就是法律。

黄绍竑说的国民党人是对革命出过力的，都判了重罪，一般的情况之惨就可想而知了。镇反中，一汽车，一汽车拉出去枪毙的，大多属于约法中所谓三“不加”的，据说是一共枪杀了500万反革命分子；而判刑，管制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是明牌。55年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即便无任何“罪恶”，只要是达到某一任职（仅凭记忆，好像是军队连级、党是区分部书记、政是保长、宪兵。。。。。。）便是。肃反运动中凡是符合这样标准的，皆属正确；另有斗错的，朱正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中，通过官方资料推算，错斗率大致是超过94%。你就可见，肃反成绩不是毛泽东说的“九个指头”；他说的生疮的、烂掉的即所犯错误，倒是占九个多指头，成绩只占半个多指头。毛泽东凭藉着身后的几百万“解放军”和几百万“公安局”，就可以大放厥词，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洋洋得意地说:“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所谓不听，是什么人不听呢？是许多中间人士不听，特别是右派不听。中间人士将信将疑。右派根本不听，许多话我们都给他们讲了的，但他们不听，另外搞一套。比如我们主张‘团结___批评——团结’，他们就不听。我们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又不听……。”（《毛泽东选集》五卷，446页）谁听这些屁话呢？中间派和右派都不听，唯有左派听。当然，许多左派也是耳听心不信的。左派之所以是左派，必须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彻底昧良心。如果你在哪一点上不昧良心，那么，你在那一点上就不是左派，就有可能栽跟头。请对证历史，看是否全是这样？

12月1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的右派言论：“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他打着“法律科学”的幌子贩卖旧法观点，片面强调“有利被告”，“无罪推定”，“自由心证”等主张，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份子减轻或开脱罪责。他们在审理案件时，对于有罪的人首先要求从“无罪”方面来考虑，对于有严重罪行的人首先要求从“减轻情节”方面来考虑，对于犯有死罪的人首先要求从“可以不死”方面来考虑。该报12月24日又揭露他说过：“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度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

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兆龙在5月9日《新闻日报》发表文章《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指出: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不是单纯的物质建设，非物质建设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的法治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其中第三节写道：“我们过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实在跟不上实际的要求。例如，平常与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及一般社会关系的调整最有密切关系的刑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等至今还没有颁布。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不是犯罪，什么是犯罪，以及应如何处罚等等，在好多场合，一般人固然无从知道，就是侦查，检查，审判人员也没有一明确的标准足资遵循。这就使得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变成了最薄弱的一环。上述这些法律的不及时颁布使大家不能于事前在这方面得到应有的教育。因此就发生一些无根据的控告和不应有的错捕，错押，错判的情况。无论在刑事或民事方面都难免使坏人感到无所顾忌，好人感到缺乏保障，因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在过去的七，八年中既没有及时地颁布过一部完整的法典，又没有设法弥补这个漏洞（如由主管部门颁布一些有系统的条例规程等，使许多事情长期没有法规可以遵循，因而造成某些混乱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事态。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存在下去，很可能成为制造不安与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认为，领导上错误的指导思想是造成立法进度迟缓的原因。例如，一位高级干部曾说过，谁主张立法，尤其主张及早系统地立法，就是“归法”或“六法”观点，甚至于就是立场有问题。又有人认为，“只要懂得‘政策’，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就可以解决法律问题。’又有人认为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难免限制政府机关应付事情的灵活性。杨教授认为这种无明确的法律限制的办事的“灵活性”有时足以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因而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仰。

人民日报6月26日载，老记者、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宣传部长顾执中的言论:“宪法自1954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第89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全被破坏了。第87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集会结社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在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说不行，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的做。”“大家都把宪法当做一张纸，通过后也就算了……现在从刘委员长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

人民日报6月29日的社论《再论立场问题》，是专为顾执中的两句话而写的:“广大群众对于右派份子的态度是坚决的，立场是明确的。他们看了本报在本月八日以来的一系列反击右派份子的社论，觉得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兴，因为这些社论支持了革命的正气，打击了反社会主义的斜气。但是有一部份人的论调却完全不同。他们看到报纸上的读者来信、工人座谈和反击右派份子的社论，马上大惊小怪起来，说什么报纸的态度变了呀，恐吓信值不得小题大作呀，恐吓信和读者来信还不知是真是假呀葛佩琦只是态度偏激、储安平无非是想出语惊人呀，就是反社会主义也不该一棍子打死呀，如此等等。在这类论调中，顾执中先生的两句话特别有意思:‘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这两句话所以特别有意思，因为其中所说的‘群众’，所说的‘左’和‘右’意思都同一般人的了解截然相反。在这里真可以说是没有共同的语言了。”“在顾执中之流看来，什么是‘群众’呢？那就是一小撮反群众的右派份子，还有就是一时分不清是非而跟了右派份子走的少数人；至于起来批判右派份子的人民群众，那是被取消了称为‘群众’的资格的。至于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呢？在顾执中之流看来，储安平、葛佩琦等人的言论就是‘左’，而批驳这些言论就是。‘右。’或者叫做‘气量不大’。顾执中接着说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脚，有些人‘虽然知道大鸣大放不应越出拥护共产党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轨道，但在讲话时，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轨道的地方。’……那么，顾执中所说的‘控制不住’的‘感情’，难道不是指着反社会主义的感情吗？然而他说这就是‘左’！”

是非颠倒，错作对时对也错。像其他右的言论一样，这些法律观点受到蛮横无理的糟踏。6月26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颁布宪法前后，已经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法律”------用“事实”批驳了“有些人所说‘完全无法可循’”。

10月4日人民日报载，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会副会长吴德峰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建国以来，我们国家先后颁布了数千件的法规，这些法规，曾经有效地指导和保障了我国各项工作的胜利开展。而右派份子硬不承认这个事实，叫嚣什么‘无法可依’，‘有法难依’，那又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我们的法律是保护人民，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而那些自命为‘黄文正’（黄绍竑）和‘谭青天’（谭惕吾）所要的却是压迫人民，保护反革命的法律，自然，这就难怪他们说什么‘无法可依’，‘有法难依’了。我们应该正告右派份子，你们要求的那种法律在人民的国家里，是永远不会有的。”“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有些右派份子窃据了专政机关的工作岗位，他们不仅到处散播什么‘无罪推定论’，‘审判有利于被告论’以及繁琐的‘证据论’等荒谬的有害的观点，而且还公然以这些论点作为审理案件的‘理论’根据，利用职权，以各种藉口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刑事犯罪份子开脱罪责，轻纵罪犯（这种事例在不少地区均已发现）。这种情况不仅说明法学界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性，而且还说明这种斗争的更直接、现实的重要意义。”

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政法战线上还有严重的斗争》：“右派份子为了抗拒我们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还提出了所谓‘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等口号，企图把司法系统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他们说，如果不让司法独立就是违反宪法。其实，我们现行的司法审判等制度是完全符合宪法的；倒是右派份子要在我国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所谓‘三权分立’的做法，这才是真正违反宪法。右派份子自认为只有他们懂得法律，他们自称‘专家’，并且公然说，‘现在谁够条件就由谁来干’。事实证明，他们除了死守住反人民的归法观点以外，对于人民的法律根本无知。”
几十年前反右，共产党无理取闹；到如今，不打自招得比右派“污蔑”的还恶毒：官方像说顺口溜似地说:“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同时又把“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查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里。谁能说清楚，这到底玩的是什么鬼名堂？过去把阴谋说成是“阳谋”，这个骗术已成为历史的笑柄；现在，阳的一套：明文上掴了人民日报社论和一些极左份子的耳光，规定“独立”云云；而阴的一套：相对于作为法律太上皇的各级中共政法委来说，不是完全独立，也不是部份独立，而是绝对不独立。搞阴谋的必然性在于，右派虽然打倒了，但党主与民主的矛盾非但没有消灭，而且日益尖锐。而中共既要坚持党天下（四个坚持的核心），又要冒充“三个代表”；除了乞灵于毛的阴谋之魂，绝对没有第二个法门。总之是，中共做坏事必用阴谋手段；反之亦然，用阴谋手段所做之事，全是坏事。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以妄加莫须有的“邪教”罪名，到迫害修炼者；从逮捕入劳改营，劳教所到进洗脑班洗脑；从活着受虐待，侮辱，惨害，到死后焚尸灭迹；整个过程贯穿着阴险毒辣，阴谋诡计，使国人受害的受害，受骗的受骗。其中，伪造的所谓“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事件”，其恶质天理不容！其手段乃希特勒国会纵火案大阴谋之翻版！在这一点上，跟毛泽东无视法律，肆行人治所搞的历次政治运动是一脉相承的。

南方日报报导6月5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以《罗翼群说：人民生活已“接近饿死的边缘”》（如果不是把罗先生打成右派，而是采纳他的意见，就可能避免把“接近饿死的边缘”发展到成为饿死4千600万人的悲惨现实！__紫丹）为标题，摘登了罗的发言。他说，由于过去党员执行政策，偏向西天取经中的“大胆怀疑，残酷斗争”来硬套，而太忽视中国原有的社会道德，政治哲学，历史习惯等优良部份，因而不少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做敌我问题来对待。在“三反”，“五反”，“肃反”期间，被斗的人因受不了当时的痛苦，明非事实，而被迫承认者有之；有些自称为积极份子的人，违背良心，歪曲事实，或出头作证，或非刑拷打，不惜牺牲他人的名誉，地位或生命，企图取得党的信任，为争取入党入团的捷径的亦有之。因此，在过去各种社会改革动动中，确不免发生多少偏差案件。至于他说的“接近饿死的边缘”，是建议政府学古人省刑罚薄税敛。现在政府对于征粮及各种税收是否过重，征购农产品价格是否有偏低，国营商品利润是否过高，这些都是人民生活切身的问题。几年来究竟有没有饿死人？可以说没有饿死人，也可以说有饿死人。算不算接近饿死的边缘呢？是值得检查研究的事情。如果中共听罗辈建言，停止“急躁冒进”，从“边缘”后退，自能少饿死或不饿死人。反右的结果是大跃进，排山捣海地向死亡进军！丧心病狂的老毛啊！踏着四千六百多万饿死的尸体，妄想登上“世界革命导师”的宝座！现在中共中央对大跃进的档案，刚刚

解密，请参看官方公布的死人情况:

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长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负百分之二点四；一九六O年为负百分之四点七；一九六一年为负百分之五点二；一九六二年为负百分之三点八。

全国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摘选自2005年11月争鸣杂志）

总计死亡人数为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这里只有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统计数字包括全国各地区；一九五九年少统计十二个省级地区，按当年的省级地区死人的平均数是三十万七千人算，本年少统计八百九十万四千人，故本年度总计当为一千四百十二万四千人；同理，一九六O年度当为一千一百九十六万三千人。这样算下来，全国总计的准确数目该是四千六百八十七万五千人。

河南省民盟副主委杜孟模揭发主委王毅斋，一说到肃反中的缺点就愤愤地说：“罪恶滔天”。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十分不满，谩骂：“党团员带头卖余粮，现在没啥吃，饿死这些孬孙，活该！”又有人揭发他说过：“统购统销后农民都吃不饱，人人面带菜色，说够吃都是瞎话！”谢瑞阶揭发王曾说：“我在杞县认识的熟人都镇压完了。”还曾说：“肃反中你们师范学院打人最严重，把沉东浦快打成肉酱了，还有一些人，都整得很厉害。。。。。。”还鼓动张仲鲁说：“沉东浦在开封师范学院工作，每次动动都是重点，肃反时打得直不起腰，现在还弯着腰走。”还说：“打人打病了，治好再打。。。。。。”还说：“匈牙利人民很勇敢，有传统的民主习惯。唉！中国人就不行，中国的民主党派也算怪，只会死心踏地跟着共产党走。”（河南日报7，26）

耿伯钊当时是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耿是辛亥老人，参加过武昌首义，在地方上很有威望，当时已经七十四岁。1957年6月1日和3日下午，他和当时新华社记者曲一凡有两次谈话，前后共六小时，这次谈话后被曲一凡整理出来，全文发表在《内部参考》上。他在谈话中特别批评了党政不分的问题。他说：“长时期内，以党代政的现象普遍而严重。领导党有责任对国家大事适时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检查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发号施令，发号施令是行政部门的事。我们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发布某一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现了省委与省人委、地委与专署、县委与县人委等一系列的党政联名发号司令的事情。实际上，这样做法必然助长党政不分，其结果则是以党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钊还特别提出了要“加强法制工作”。他认为，开国八年，国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和人民需要的迫切要求。他说：“宪法有了，但宪法不能代替具体的法律和法规，法律不是几条精神、原则能代替的。现在，除了婚姻法，几乎没有别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旧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东西来代替。……必须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树立了守法的观念，就不会盲动而犯法。”耿伯钊还在他的谈话中提出要了要反对“大党主义”，他认为，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提得很好，是给新闻界增了光。他认为，共产党英明伟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个共产党员，个个以领导者自居，以战胜者自居，盛气凌人，忽视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谢泳《1957年中国民间知识份子的言论活动》）

有人揭露林希翎，看到石家庄法院判错一个农民，人民大学肃反运动中斗错了个别人，她马上就得出了我国肃反扩大化的结论。甚至捏造了所谓无辜杀了72万的耸人听闻的数字。（《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7期）

7月23日人民日报载，对外贸易部行情研究所欧美研究室主任严文杰向党中央提交了长篇意见书，“不仅一般地反对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领导，而且对党的领导和组织形式提出了荒谬的主张。他把党的领导局限于‘应是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同时党政各有一套系统，同级政法，监察，团体，企业又听同级党的；造成重复’，也就形成了‘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

“严文杰对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大肆诬蔑。他说：’亲身经历过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跳，毛骨悚然。’‘一到此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伤人不谓不深。’‘不管什么人，只要领导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斗争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想想看，在反霸斗地主的时候，一个受害的农民起来斗的时候，那些如疯似狂的气势，当以后有一个变化的时候，那些受过伤的人会怎样对付我们！’‘我觉得，反会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着去反革命。’‘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规定：除非监察院同意，并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机关，团体不得开斗争会。’他还公然提出要对领导肃反斗争的同志进行报复，什么‘冤死人者死’，‘冤人坐牢者囚’。露骨地表现了他仇视革命的情绪。”

这里令人想起，当邓小平宣称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知识份子齐声歌功颂德:“小平同志真英明啊真英明！”的时候，却忘光了早在20多年前右派付出了血泪的代价，发出了沥血的呼唤：“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而当时，邓大人正在豪饮着知识份子的冒着泡沫的鲜血升官晋级哩！

严文杰也是共产党员。这篇报导揭露了他反对《人民日报》反右派的宣传。“《人民日报》比人家粗暴得多，厉害百倍。”对《人民日报》的标题：《人民没有委托葛佩奇说这样的话》，他发问：这是否经过公民投票了？我看葛佩奇也代表社会上的一部份人。葛佩奇说要杀共产党人并没有说现在就杀呀！如果共产党真不好，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杀你呢？当他看到黑板报宣布李泰华是右派份子，即以中共党员的名义向黑板报提出强硬抗议，质问这是谁的主意，为什么。当他因此受到攻击的时候，还说，“对不同意的事抗议一下也不可以，我要问成什么世界。”

“成什么世界？”成共产世界，成党天下。在这个世界中，“知识份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在6月8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用“浩劫”二字来说明知识份子的历史遭遇。自然的，他会受到围剿。不过，围剿他的各路英雄们，在九年后在文革中也尝到了“浩劫”的滋味，相当多的人用生命给“浩劫”作了脚注。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说：“这次是由邓小平负责反右派运动。。。。。。。我许久之后才知道邓在推行反右派运动时，风声鹤唳，人人胆颤心惊。”（页195）他有机会得到中共高层的反映。“直到三年后，也就是一九六0年，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告诉我，反右运动中，有五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部份都是被诬陷。最令人不安的是，许多工作单位被指定要找出若干配额的右派份子。。。。。。。造成冤狱遍布，诬陷汜滥。”（页204）
这里说明，中共内部，从上到下，并非人人在事事上都是丧尽天良之辈。那么，谁才是呢？这就有必要建立一个科学的政治范畴——“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反动派”——_来定性、定量了。刘宾雁在《谁是反动派》一文中说:“经过五十年历史进程，是非是更加明显了。错误的不是胡风，而是毛泽东。正是毛泽东的那套完全违反文艺本性的思想和政策，把后来三十几年中国的文艺变成一片沙漠。同时，排除了胡风以后，他就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的反人性、反人道、反知识份子和反对批判精神的思想推而广之，把1949年那场革命变成了反革命。所以，用毛泽东的逻辑来重新来一次定性的话，反革命就不是胡风，而是毛泽东了。”可见我说“毛泽东是反革命”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反动派”，不是没经过深思熟虑和实践检验，信手拈来的了。因为刘先生是被视为中国的良心的，而且他是不反共的老共产党人。他一再跟我说过:“我是不反共的，我只是想要共产党好。”

他这篇文章要谈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件事，就是1955年5月，毛泽东亲自动手，揪出来一个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是鲁迅最信任的弟子，文学理论家兼诗人。20年代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加入了日共，始终没放弃马克思主义。鲁迅去世后20年，他继承鲁迅的传统，大力培养新人，同时以他的文学理论，批判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界的歪风邪气，为中国文学的正常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他始终是中共的朋友，并不知道他的文学理论走上和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里所宣扬的理论相反的方向。同时，他又得罪了当时文学界的一些权威人物。但是，即使是胡风长期以来的对手，也没有认为他是敌人。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胡风狠下毒手，在短短一个月里把他的问题的性质从文艺思想上的‘反党’连升两级而变为政治上的反革命，至今还是一个谜。

“二，紧接着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毛泽东又发动了一次肃清反革命运动。经过五十年代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其他相关的运动，反革命已经基本肃清了，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毛仍然坚持己见，结果是运动规模很大，而绝大部份都打错了。

“不仅这两次运动是无中生有，后患无穷，它们还违反了一年前刚刚通过的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给胡风定性，就完全是毛泽东以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之间的信件里的文字得出的结论。而按照宪法，私人信件属于个人的隐私，应受到保护。宪法里规定人民享有思想和言论自由，而胡风和他的朋友和弟子们假如说有错误，那也属于言论和思想范围，并无反革命行动。根本没经过审判就定罪，也是违法的。胡风是关了十年以后才判决的，‘集团’里的别人，有的是二十年后才判决。在批斗胡风和肃反运动中，完全照搬了延安时期所搞的‘抢救运动’那套做法，随意监禁和刑求逼供，这当然也是违反了宪法规定必须保护的人权。所以，宪法从此名存实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就变成无法无天的历史了。”

这两个问题也是57年鸣放得很激烈的话题。下面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谭天荣的同班）贴的一张大字报，并附了一副对联:“铁窗锁贤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号，”他这位青年，为这张大字报被判15年徒刑，被残酷拷打而逼疯、而致死。

伟哉右派份子刘奇弟大学生:为胡风招幡

胡风绝不是反革命

反胡风运动已过三年了，胡风及其“集团”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遭到镇压，今天旧案重翻，我要为胡风说话，更精确地说，我要为真理说话。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作为一个公民，我来过问法律，这是正常。我的行动有宪法支持。

胡风是怎么一个人？

凡是正视事实的人都会清楚，在解放前胡风是一位进步的作家，是民主战士。他辛勤地追随着鲁迅；在那万恶的社会里，他向人们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为青年所爱戴，尊敬。正因为这样，正凭着这点，在解放后他才被选为人民代表。解放后他更不懈惰，带头高龄跑这跑那去乡下参加土地改革；在朝鲜抗美援朝，勤勤恳恳体验生活，从事创作。他们（胡风分子）写的作品有血有肉，最为读者所喜爱。这类人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什么？世上还会找到这样一种逻辑，把他们说成反革命。

看！这种控告和判决到底有没有理？

关于对于控告胡风的内容，不外就是那三次反胡风文件，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它到底有没有理由？回答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反把闲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和推理搬进了法庭。像这样的办法，只要他说过话写过东西，都可以按这种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办法，用说相声的逻辑推演成反革命。

请问，这能当作控告吗？

因此，自勉为要作个正义的维护真理的人的我是不能不大声疾呼！

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

同学们，你们认为怎样？让我们彻底搞清楚吧，假如你们也认为胡风被冤枉，那么让我们一道来要求释放胡风吧！

要知道救人命不但胜造七级浮屠，而更是为了支持正义，维护真理。

伟哉胡风分子吕荧先生:唯一敢公开为胡风申辩的吕荧。一位当过20年右派的老师不无感慨地对我说，“在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直至80年代初，在政治高压之下，知识份子可谓集体大变节，丢失了自我。……舒芜变节，冯友兰投机，梁漱溟委曲求全，熊十力卖论求生，杨树达、吴宓都不同程度地感冒，沈从文60年代也不甘寂寞，写了有愧于其文格和人格的诗……”闻敏的《吕荧──惟一敢为胡风申辩的人》一文让我感到震惊，在那个知识份子自相践踏、一败涂地的年代，吕荧的存在，为这个苦难的民族挽回了一点点尊严。吕荧这个名字将和陈寅恪、顾准、张中晓等人的名字一起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吕荧是一面镜子，在胡风被钦定为“反革命”、遭千夫所指的1955年，吕荧的作为照出了那些形形色色的文人的嘴脸。即便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在场者接受采访时的不同回答，同样在不经意间露出了各自的灵魂。许觉民、涂光群、李希凡、蓝翎等众多在场者的回忆都提到了张光年，当吕荧发言：“胡风不是反革命，他的问题是理论上的，不是政治上的。”话未说完，“张光年很凶的，高呼口号：‘不许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辩护！’”对此，张光年尽管不无轻描淡写（“我突然站起来，向正在发言的吕荧同志提出质疑。”），但也承认“整个儿是个人迷信，执行上面的决策。……吕荧同志我不熟，很对不起他……”。舒芜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称吕荧站出来“不过是个小插曲。蛮有戏剧性的。”显然带有“看戏”的心态。在场的文人无不认为吕荧是个“书呆子”，“离现实太远”。在那些聪明人看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乃至落井下石才是识时务者，吕荧只是个“笨拙的”异类，是个不合时宜者，是个远离现实的“书呆子”，也正因为如此，他成为惟一为胡风辩护的人。“胡风不是反革命，他的问题是理论上的，不是政治上的。”1955年的中国，只有他公开说出了这句话。这不是什么学问，不是什么创作，但这句话的份量远大于吕荧作为学者、美学家、翻译家的全部作品，仅这句话就足以载入史册，激动后人。那是人格的力量，在历史的天平上，一头是吕荧一个人，他让另一头其他的文人失去了重量。我由此懂得历史往往不是“聪明人”书写的，中国不幸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聪明人”太多了，“书呆子”太少了，一个只有“聪明人”的民族是无望的，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是无药可救的。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曾亲聆吕荧发言一幕的知识份子们，仍鲜有人为自己当年的附和、沉默或助纣为虐感到羞愧、可耻，反而言语之间不无幸灾乐祸。吕荧的出现仿佛闪电撕破了无情的夜空，照出了一个可耻的时代、各色文人的面目。（作者：傅国涌）（http对外贸易://w对外经贸ww。dajiyuan。com）

人民日报，7月31日载，对外贸易部法律顾问室董士濂说，为胡风辩护的吕荧“显示了中国人的骨气”。在报上刊登胡风“反革命罪行材料”，是人民日报社“犯了诽谤罪”。

对于胡风事件，冯元春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她认为，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书二十万言。3、组织反革命集团。冯元春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上书二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冯元春还指出，毛泽东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冯元春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指出：“共产党这个剥削集团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她认为，那些平时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他们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对于当时共产党的特权，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论”，以及对党外人士的打击，冯元春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她能看出历史的真象，这对于人们认识当时社会具启蒙作用。她讲了一件事。她说：“我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于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剥削集团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宣传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而汤教授忠于事实，却受到迫害。”冯元春还对当时的外交政策一边倒提出了意见，她说：“我们党和毛主席没有一点民族气节。”4冯元春后来的情况我不了解，希望能有知情人了解一下她的情况。1957年，中国最有骨气的几个学生“右派”如林昭、林希翎和冯元春都是女性，这很让我们为中国女性的思想力量感到骄傲。（谢泳《一九五七年中国民间知识份子的言论活动》）

1957年6月，成都铁路管理局职员李昌明以“民主先生”和“自由女士”发表了《为胡风鸣不平》的长篇演讲。

他的这个演讲，从常识理性出发，以现代法律精神为基本标准，遂条为胡风案辨护。在当年为胡风案鸣不平的文章中，就我个人所见到的，以这篇最有水平，比林希翎的文章更具现代法律精神。李昌明从五个方面为胡风辨护。
第一，他举出了大量的事实，说明胡风没有反革命身份。

第二，说胡风参加过“反共政治工作”，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成立，郭沫若三七年作国民党中宣部三厅厅长及大部份起义人员将同罹此罪。

第三，与陈焯之关系仅为一般社会关系。不是反革命组织及工作关系。李昌明说：“众所周知，周总理与蒋介石集团中多人往还，宋氏三龄见解各殊，均未认作反革命关系，何独胡风别有看待。

第四，胡风集团只能是一些偏见的学派，五四运动前后的创造社、新月派、语丝派，互相攻击，极尽诋毁、污骂能事，郭沫若攻击鲁迅所用辞汇其恶意不在胡风之下，鲁迅与梁实秋论战作用语词亦尖锐之极，可见文人相轻，历史皆然，不能对胡风有所偏颇。

第五，从法律观点看，胡风集团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国家有形的损害。李昌明说：“我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上无一条对胡风集团适用，全世界任何一国民法、刑法（包括苏联在内）均未载有以文艺形式对文艺问题上的意见或攻击足以构成的叛国罪或危害国家安全罪。美国的斯密斯法（LawofSmith）对国内进步人士与共产党员的迫害均未在学术领域或文艺范围内引用，也未有这种事实。”（同上）

我所以在“反胡风”上倾注笔墨，是因为:一，毛反胡风的意义、性质、手法和不得人心，完全等同于反右派；二，相当多的知识份子是由于对反胡风及其延伸___肃反运动的强烈不满而被划为右派的。1955年“肃反”和1957年“鸣放”期间，对于刚刚发生的胡风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强烈反弹的势头。仅据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编缉的《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和复旦大学校刊编缉的《毒草集》和《明辨集》中，因“胡风问题”愤愤不平而被打成“右派份子”者有：（燕南，http://www。yannan。cn）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新闻系学生潘俊民、朱维民、韩洪棣，计划系学生韩枫，财政系学生陈祖武，历史系学生张艺文、蒋济良、张可治、刘平、杨汝栩、朱福荣、罗旭畅，计划系讲师朱澄平，历史系讲师章起，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佟骏，新闻系译员徐京安，档案系助教马馨，出版社编辑曹达夫，该校职员濮仲文等人。该书还收录了清华大学s。c，北京钢铁学院章萼航、徐涤如、贾恩光、卢一安，四川大学龚鳌、潘英怀、郑尚可、冯元春，北京矿业学院洪念祖，山东大学杨学孝，同济大学张雅微，北京大学崔德甫等人。（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第302页）

请参看中共中央最近解密的反胡风－肃反运动档案：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批覆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指出要以“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对待”。

同年五月十三日、二十四日、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毛泽东写了序言和二十七条按语，在按语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势力派别，一个地下独立王国。

同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作出指示：“要旗帜鲜明，从政治上、组织上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展开运动”。

同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定胡风为“反革命”、“反革命集团”及“展开运动”，出现了严重分歧。经五次表决，在十三名政治局委员中，七名同意、四名反对、二名弃权，获得通过。七名同意者为：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康生、林彪、林伯渠、张闻天；四名反对者为：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二名弃权者为：刘少奇、邓小平。

宋庆龄、李济深、沉钧儒、黄炎培等党外民主人士致信中共中央、毛泽东，反对接连展开社会政治运动，不利于国家团结、振兴、建设、统一。

同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七月十五日，毛泽东再作指示：要坚决肃清反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陈云在会上认为：“不应当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使政策界限不清，社会人心很紧张不安”。毛泽东在会上问陈云：“什么不清，谁紧张？谁不安？你代表了什么阶级利益？”会上刘少奇提议进行表决。毛泽东说：“要表决，召开党中央全会；否则，请老蒋返回南京表决。不要搞那种假民主！”

肃反运动到一九五六年底结束，运动中逮捕了二十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人，判死刑二万一千七百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五万三千二百三十人。

注：本文提到的“非正常死亡”是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或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转自《争鸣》2005年12月号）

７，反对崇苏媚苏的“一边倒”

人民日报，6月20日载，章伯钧说:“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

《右派份子彭文应的反动言论摘要》中有:“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数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在本校刊物《师大教学》上发表了题为《中共失策之一》的文章，说：“。。。。。。对知识份子的失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来最大的失策之一。

“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份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那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份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份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会遭这么大的祸殃。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有罪过。我们能够说知识份子必然有罪吗？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来对待知识份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份子，必然戴上帽子‘旧知识份子’，‘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很少单独提知识份子而不戴帽子的。

“知识份子所感受的待遇与中共所标榜的知识份子政策几乎完全相反。这能怪知识份子得福不知感吗？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这能把责任完全委于下级吗？下级的普遍偏差与上级的领导无关吗？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那一个地方知识份子不寒心。我不相信知识份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现在的知识份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利用？知识份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自然中共会说，我现在是用了。。。。。。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份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难道这也是一种政策吗？

“就知识份子说，养着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就是所谓‘豕交兽畜’的待遇，是知识份子所不甘受的。知识份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份子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认为这是很大的隐忧，无形的损失。”

经过中共对知识份子政治上打，骗，经济上赎买，傅先生所说的“隐忧”已成“显忧”，“无形的损失”已现形得令人触目惊心。君不见，“士可杀而不可辱”，“不自由勿宁死”，分别代之以“既可杀又可辱”，“能活着宁跪着”！君不听，被强奸后的知识份子在叫唤：“现在是历史上XXX最好的时期！”这里的“XXX”，代表人权，民主，自由。。。。。。总之是“样样都最好，真使人陶醉！”

我素来是很尊敬老前辈傅钟荪教授的。在我划右派的前一个月，他所主编的《数学通报》杂志上，还发表了我一篇论文。当时共产党对他，出于统战的需要，在表面上还是很尊重的。他在文章中所表达的对共产党对知识份子人格侮辱之义愤，我认为是属于“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不平之鸣。而知识份子们在自身难保的逆境中，仍念念不忘忧国，忧民，忧国格，忧个人人格。夫人格者人权也；在不同学科上又有各自的表述：哲学上是指主体，人之为人的资格；教育学，心理学上指个性；伦理学上是指道德品质；法学上是指一个人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共产党在“人格”的所有意义上，都对知识份子进行了全面的糟蹋。傅先生所指出的不堪忍受的如上种种，共产党却以更加倍的恶劣还给他，如他说的戴在知识份子头上的帽子，是“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现在加给他老人家的是“资产阶级右派份子”这顶定性为反动派的帽子。

这位傅先生就着国格写道：“毛主席号召学习苏联之后，请来许多苏联专家，中国知识份子不论老少都虚怀若谷，参加学习。这在中国知识份子说来就算是很难得的了。因为知识份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的想法。但是，近几年来，高等学校请求聘请苏联专家时，高教部都责成学校要有计划，有准备，其中一条，要准备好继承人。为了学得快，有的学校就指定教授作培养对象，作继承衣钵的人，以便苏联专家回国之后，还能传授苏联专家学业。对这办法我曾提出过异议。我认为，我们也是一个国家，既然称这个人为教授，那培养他的人势必要比教授高。即使这个中国教授非常谦恭，有雅量，苏联专家也许不好意思吧！再说在国际上往来，也要替中国教授留体面，也就是替国家留体面。”

说实在话，当时在“一边倒”的国策下，还讲什么人格，国格！中国在苏联面前完全是奴颜婢膝，一副洋奴相，汉奷相。说苏联一句不好，就是反苏，反共，反人民。一位中学教师对实行五级记分法（所谓苏联先进经验）想不通，说：“还是百分制好。”就这就打成了右派。实际上，用也可，不用也可，记分制和政治是绝对的两码事。据说，五级记分法是从沙俄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点也不沾“苏维埃”的边，中共竟奴性十足，趋之若骛，不分青红皂白。共产党骂蒋介石是洋奴，卖国贼，美帝的走狗，是绝对地无耻造谣；说给毛泽东，倒是符合事实的。中国的任何一个朝代对待外国，都没有像共产党对待苏联那样，一切以苏联的是非、利害为转移；用苏联今天的模子，来铸造自己的明天；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中，只要有对苏联不利的言行，就得宣布为自己国家的敌人___右派份子；只要对外国洋人马嗯驴嘶学说稍有怀疑，就要定罪；有当走狗、当洋奴，当得如此下作的吗？

昆明航空工业学校两名学生许其武、童纫卿写大字报:“今日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飞机以及各种武器皆是自苏联买来的，专家顾问也是苏联人……我们觉得一个国家的重要事件，操在外国人手里，总是不好的，迟早要出问题的。不问同主义不同主义，人种土地是不同的。不管苏联是如何的好，他总是外国人，绝不是中国人……共产党昏迷沉醉，死投于苏联怀抱中，必有亡国灭种之一日。”（转引自《阳谋》第143页）
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呼声》的文章，文章说:“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国人民应该站起来了。应该由中国人来管理自己的国家！遗憾得很，现在哪一个地方没有苏联专家和顾问！那些所谓中国干部们……把苏联专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国专家看作饭桶！苏联专家什么都好，即使放一个屁都是香的。中国专家被排斥得透不过气来，……发表与苏联专家相反的意见，就要大祸临头，一连串‘反苏’、‘反共’、‘反动’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来……在中国境内，中国人没有说话余地，这是什么样的社会？”文章还喊出了“精简全国苏联专家”的口号，呼吁“需要者留下，蹩脚货叫他们回去！”（同上）

着名人权活动家、原北京地质大学学生吴弘达在他的回忆录《昨夜雨骤风狂》中说:

1957年一月，我在一次班党支部组织的讨论会上说:“从国际主义的立场讲，苏联红军支持匈牙利政府镇压反革命是有理由的。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一个政府派军队到别的国家去，这是否符合国际法？”这几句话应不算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向党恶毒进攻的“右派言行”，因为当时还没有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运动。

同年三、四月，中共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运动，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不说还不行，不说表明对党的号召不响应，政治立场有问题，就是不许不说话。这点与国民党统治大有不同，国民党是不许说话，若奉行“莫谈国事”就太平无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后来毛泽东说的“阳谋”，目的是“引蛇出洞”。

……

团支部书记马景信找了我好几次，要我去整风座谈会发言，我真是没有兴趣，最后，还是在周围十分踊跃给党提意见的气氛中去了。我在整风座谈会说了这么几句话:“在我们班里，逢到开会，支部书记就以‘同志们，同学们’开场，这意思，你们党团员是同志，我们非党非团的就是同学了，这好似我们一般同学是二等公民了。”我又加上:“毛主席说，凡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都是同志。我们上街买东西，上公共汽车买票都互称同志，怎么到你（指支书）这里我们就不算同志了？”我的班上有七个党员，十六个共青团员，剩下七个包括我是“白板”。要知道“同志”在当时是多么高贵的一个称号！七位“白板”同学自然有压抑的感觉。

1957年十月，学校党委宣布我是一个“反革命右派份子”。主要罪行有二条:第一条，恶毒攻击我国政府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声称苏联出兵匈牙利镇压反革命是违反国际法；第二条，恶毒挑拨党群关系，声称中国共产党把人分为两等，挑动群众对党不满。因为我的阶级出身是资产阶级，所以顺理成章地被划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右派份子”。（页43）

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黄琪翔抨击苏联的政治制度:“苏联制度，无论党内党外，皆无民主，绝对是党、阶级和领袖独裁。我们到苏联去考察，所得的事实是如此。它那种政治制度，完全是百分之百愚弄苏联人民的……。人民穷困，物质缺乏，物价高昂，生活不易。社会主义不过是宣传而已，其实行不通……人民失了望而不信仰，故到处设了集中营的黑牢，凡一人反社会主义，全家以及亲友可以连罪。这种社会古今中外也没有听闻过。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为领导，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也弄到党内外缺乏民主，缺乏自由，动辄镇压和肃反……这都是苏联式的政治制度，向苏联看齐学来的。实在太危险了。”（《阳谋》，页146）

光明日报，5月19日载，华中工学院副院长刘干才批评高教部:“……曾这样强调:‘百分之百学习苏联’、‘不折不扣学习苏联’……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一概加以否定……闹了不少笑话。譬如有些东西苏联没有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却有的，我们就闭着眼睛加以批判，结果现在苏联也有了，我们就只好解嘲一番。”

前面本文曾述及苏联以承认“满洲国”换取日本承认外蒙古“独立”。为此，救国会的领导人发出致斯大林的抗议信。毛泽东去苏联给斯大林祝贺七十大寿的时候，以救国会宣告“自动”结束，作为取悦主子，欣然同意主子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的见面礼。在大鸣大放中，很多人提出苏联损害中国利益的问题，例如，抗战胜利后，连我都参加过的反对苏联在东北掠夺财物，强奸妇女的大游行，其中光是搬走的机器，价值就有数十亿美元。谁提就是反苏，就符合了毛定的划右派六条标准中的一条。

人民日报，7月14日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会议上，常务委员龙云发表了这样几点意见：1，抗美援朝战争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2，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年以内还清，时间过短还要付息。建议延期二三十年归还，藉以缓和国内紧张。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3，苏联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4，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援助。

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批评龙云“企图抹杀苏联对我国真诚援助的巨大意义，这显然是在有意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在大会的小组讨论中对龙云进行了批判，其中的大话，空话权且置之不理，单就他对苏联运走我国的机器，来看这类物件们的卖国嘴脸。他认为苏军当时这样做是必要的，当时国民党正在进攻东北，苏联运走的机器多是军火工厂装备，龙云是不是主张把这些军火厂留给国民党政权制造枪炮来屠杀人民呢？

我们撇开个第一个问题：如果假定苏军单是有选择地运走军火工厂设备而不是运走所有工业设备，那么，是否就是应该的和必要的？我们倒要问：当时苏军运走什么和没运走什么，是否中共授权你当场进行了清点？否则你怎么会知道得如此清楚？夏衍在他的《懒寻归梦录》第559页写道:“苏军运走了所有日伪留下来的工业设备，则是连塔斯社也不能否认的。”夏衍面对群众反苏大游行，说：“这一次苏联对盟友的掠夺行径，却给了国民党以一个反苏，反共的机会。说实在话，即使在当时，我们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当娘都不否认自己养汉的丑事时，其中一个共党党员还没有被卖国主义搞得鬼迷心窍，还知羞耻，“心情也是很矛盾的”。梅益却拍着胸脯作伪证：我保证娘进行的是正当的性行为！这里，我要批驳右派对中共人事政策的指责，我要为中共辩护：中共是知人善任，让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难道你能找出一个人比梅益更适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的职责吗？另一个是关于“新民会”------不，现在已换了新招牌，叫做“中苏友好协会”，它的干实事的总会秘书长的任命，也是打着灯笼才能找到的干练之才。钱俊瑞秘书长直斥龙云“放肆地挑拨中苏关系”：“龙云先生，你参加多少次的人大会议，人大常务会议，政协会议，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座谈会，你难道连苏联对我们的贷款是帮助我国的建设，利率很低，甚至没有利息，这一点还不知道么？。。。。。。而且，你难道不知道，解放以来，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工业设备，不论在数量上和技术上不知要超过那些（白拿走的）旧有的装备多少倍么？”

这里我们先不辩白是否“超过”；而是首先弄清“给”是否像“白拿”一样“白给”，即媒体上大吹大擂的所谓“无偿援助”呢？

秘书长为苏联大唱赞歌，什么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呀，什么没有压迫，剥削，穷困呀，什么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呀，什么平等对待各个国家，民族并扶助弱小民族和被压迫者呀！并历数对我国长期的，全面的，无私的援助。我们的秘书长不胜感激涕零之至：“苏联政府和人民长时期来对我国革命和建设这样真诚无私的援助，真像天一般大，难道右派份子果真是一手遮天么？”（参见人民日报，7月16日）

大约是在1964年2月底，这时我已被解除了劳动教养，交农村监督劳动，这天晚上，有线广播喇叭里发出“中共中央”，是的，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我们不能不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的。。。。。。。还应该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起国际市场价格来说，是贵得多的。。。。。至于苏联对中国贷款，必须指出，其中的最大部份，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的。这些军事物资的大部份，都已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战争之中……长期以来，我们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贷款偿付本息，它占去我国对苏联出口的一个相当的份额。这就是说，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援助。”这封信虽表达的是龙云的意见，但肯定不是龙云起的稿，因为他早已“轻于鸿毛”了。是否钱俊瑞起的稿？不得而知。不过，中共中央应向人民实事求是地交代一句：“本党过去关于中苏友好的一切宣传，完全是忍痛撒的弥天大谎，让它就像狗屁一样一风吹掉吧！至于钱俊瑞，撒中苏友好之谎，可移作它用，继续发挥撒谎的一技之长。”

1957年中共在大陆“整风”，邓祜曾已在重庆某中学任教。在一次中学教师集中参加整风的座谈会上，邓祜曾坦诚地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并且批评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违背了价值规律；批评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崇俄媚外。还说中国有五千年灿烂文化，为啥还要立一个大胡子洋人作祖宗？这无疑成了他“恶毒诋毁”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中共内外政策的右派言论，当然也就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李才义
《呼唤右派难友邓祜曾》，中国信息中心《》）

罪在大巫。毛把“一边倒”定为重要国策，谁敢不跟着起舞？现在毛跟苏共闹翻了，暴露了自己过去卖国，媚苏的丑恶罪行，也暴露了反咬右派是“一手遮天”，实属于猪狗不如的破鞋骂别人:“荡妇”。要知道直到网路时代的今天，中共仍在垂死挣扎着要坚持“一手遮天”。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海外竟有人把毛的反苏（实际是反赫鲁晓夫要改革的‘苏’，死心踏地僵持拥护斯大林主义的“苏”）视作民族主义英雄。其实这顶桂冠是理应赠予右派份子龙云们的。

历史事件的本质是，苏共君临中共，苏联压迫，掠夺，敲榨中国主要是斯大林时代，斯大林不仅是残暴统治本国的罪行犯，而且是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如果在苏联清算斯大林令人发指的罪行时，毛泽东有动于衷，起而反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历史将功过分明地给毛记上一笔：“毛泽东曾爱过一次国。”可惜毛泽东在斯大林生前，吹捧有加，即便斯的“决策”对毛大大不利，毛也只能阳奉阴违，把气出在“中国同志”身上。斯死后，毛还专门为文《最伟大的友谊》（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他另一篇文章的题目《“友谊”，还是侵略？》）来纪念这位“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吹捧斯大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着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并且表态，坚决支持以斯大林制定的接班人马林科夫为首的苏共中央。说明他不是要反苏的侵略，而是认侵略为“最伟大的友谊”，认侵略头子为“最伟大的天才”；“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着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学斯大林向人民开刀的血腥统治。他极力反对的是苏联丢了斯大林这个杀人魔王的“刀子”，是赫鲁晓夫清算“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和要进行的改革。他反赫鲁晓夫对共产暴政，专制独裁要动一根毫毛，即搞修正主义。这和他在国内搞文化大革命反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一个动机，一个本质。这能说他是民族主义英雄吗？只能说他是最极权的死硬派，要逆历史潮流，抱着斯大林的僵尸扛住抵挡民主的闸门。毛处处都是:两“坏”相权取其“最”！根本说不上是什么英雄、狗熊！难道你见过民族英雄在异族主子的尸体面前，如丧考妣，大表忠心，又给尸体厚施脂粉，进行如此肉麻地吹捧颂扬的吗？后来与苏修（修！）闹翻时，中共中央揭露的苏联的种种侵略罪恶，主要都是斯大林干的。而毛泽东的民族英雄主义恰恰表现在死心蹋地维护、扞卫斯大林主义。
８，改造资产阶级的问题

人民日报，6月2日载有被毛泽东后来称为“右派份子老祖宗”的章乃器的言论，摘要如下:

在今天继续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谈了话。他首先谈到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因大家都说了真话，把问题摆了出来，这样就有利于解决。接着他说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从消灭民族资产阶级过程中间，干方百计地想办法提高工商业者的政治觉悟，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以作到妥善地消灭资产阶级，只有这样才对社会主义有利。他认为只要明是非、除三害，就能发挥私方的积极性。他说，对工商业者的改造，不能采取形式主义，有些人自认为立场很稳，口号喊得很响亮，给工商业者“扣帽子”，甚至用打击吓唬的办法，压服他们，结果，使工商业者缩手缩脚，不敢做工作，还有的不敢接近工商业者，生怕玷污了自己。这都是形而上学，没有真正从工人阶级利益考虑问题，因为这样就谈不到团结改造工商业者了。接着他就如何发挥和提高私方积极性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只有六个字，就是明是非，除三害。因为宗派主义者是不愿明是非的，他靠颠倒是非来弄权，只讲亲属、裙带关系，只顾听恭维、奉承。主观主义者不可能明是非，因他脱离了客观实际，完全凭主观想像处理问题。官僚主义者不敢明是非，他们心里虽有是非，但怕讲出来会影响自己的地位丢掉纱帽。他们只知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或做群众尾巴。这三者是互相统一的。他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他认为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复辟，但官僚主义时时刻刻会在人们思想中复辟。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该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他说，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点。他说，只有做到是非分明，按功、过提拔安排，才能真正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光“重德轻才、以资代德”就会造成是非不明，调动不起来积极因素。他说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做不好。他说，关于公私合营企业里几种关系问题，应该明确以公私共事关系为主，阶级关系是残余，因阶级已基本上消灭。在工作关系中，不应该分公方、私方，党与非党；要按职责和分工办事。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做不好，只有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可以提醒工商业者还有阶级关系残余的存在，但也不能干篇一律，要因人而异。如果一个私方很进步，和公方、职工的关系搞得很好，就不能强调阶级关系。另外，不能把阶级关系当成一种压力，去改造工商业者，只有通过说服教育，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他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接着他谈到定息的性质。他说，有些人认为定息的性质是剥削，我认为很值得研究。因为照剥削字面讲，被剥削者应该是很痛苦的，但我们又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前的矛盾，并不具有对抗性，这就说不通了。我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成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工商业者才能心平气和。他还说，2000元的杠子，也有重新考虑研究的必要，因为这个数字太小了，很难划分2000元以上的都是资产阶级；2000元以下的都是小资产阶级。他还谈到群众观点问题。他说，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人，尽管每天都和群众在一起，也不会了解群众的情况，这是假的群众路线。他对大家说，对资产阶级要恨，但对资产阶级分子要爱护，要抱着与人为善，热爱群众的精神去团结改造工商业者。他认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还说，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消灭。最后，他谈到工商业者两面性的问题。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已专门写了文章，即将发表出来。他认为，必须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经过“五反”和全行业合营高潮，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资料，如仍教条主义地强调两面性，这对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响。他说，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只不过积极、消极两面的比重大小不同，这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而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剥削不是与生俱来的。他认为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上消灭，大家正在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

在工商界批判章乃器，是反右派的重头戏。当时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是我的第一要务，看“右派言论”是我的关注中心。对那些批判章先生的左派的狂吠，总是从人格上引起我对言者的鄙夷，唯有章先生说自己是“心安理得”；大快我心，深得我心！“到处宣扬右派份子章乃器‘心安理得’。”便成为后来划我右派的言行根据之一。在斗争我的八个月中，我从未像某些人那样，磕头如捣蒜，缴枪投降求饶命，也没有对任何人揭发任何一句话以求立功。相反，我倒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给他们拍过桌子。有一次，在教室斗争我时，听到一个学生在教室外高喊:“面不改色”。我的这些表现很可能与章先生那股浩然正气的熏陶有关系。而其沉重的代价是:“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开除团藉，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支部书记宣布时还特别加了一句说明:“这是对右派份子的第一号处分！”

至今我仍不认为批章先生的话有一句不是胡说八道，包括后来毛泽东说的“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改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无产阶级知识份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89）毛泽东自食其言，已成恶习。如果说你忘了，章先生是在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中央常委会14次会议上，又公开讲过的:“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吗？”多见不怪，对毛自无必要提出质问:“你为什么说话老不算数呢？”整个的批判会上，全是毛式的无理取闹。

李康年重申赎买20年的主张

我是上海工商业者公私合营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就是最近报上标题所谓“定息20年”或者“赎买20年”的建议者。

我提出了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主张请政府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22亿元，收回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议据，使资本家与企业脱离关系。存单每年到期四次，每季到期2750万元，除1956、1957两年已发2.2亿元外，对资本家只发19.8亿元，多余2.2亿元，作为对资方代理人、董监事与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给予一次酬劳或慰籍金，如再有余额，即拨交全国工商联，作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前项工作，拟请指令交通银行办理，有不愿得此项赎买存单者，得听其自便，交通银行得代为暂时保存，或按赎买存单应得人之意旨，代为捐献，或转赠他人，或缴纳国库。

赎买存单应得人既已放弃赎买存单，即是放弃剥削之表现，应得人于取得捐献收据，或缴纳国库之凭证后，即可将此收据或凭证，作为放弃剥削之凭证，而向工会争取入会，争取劳保待遇，经工会审查核准，给与工会会员证后，资产阶级帽子，即已摘去了。如上述建议不能采取，则请研究第二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请政府指令交通银行，增辟信托部，代民族资产阶级保管股票，出席股东会，董事会，代收股息红利定息，代办储蓄投资或建造房屋，或代为捐献转赠他人，或缴纳国库，按如上所述，摘去资产阶级帽子。上述建议如再不能采用，则请研究第三个建议。

第三个建议请政府指令交通银行增加代领定息业务，同时亦得代管股票，及储蓄投资，或建造房屋，或代为转赠捐献，或缴纳国库。按以上所述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

此外如资方家属的劳动就业，应责成劳动部门及专业公司妥为安排，在赎买存单发行基本上完成后，国内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职务，即蜕变而为公家职位，公私关系既已基本消灭，此时资产阶级分子手中，只多了一些赎买存单，其性质与国家公债大同小异，期限且较公债为长，大多数人已经必须自食其力了，与劳动人民距离更近了,阶级基本消灭了,剥削基本消灭了，赎买政策基本完成了，工商业企业改造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已完全成为全民所有了。

自从我的建议书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无理的谩骂，而得不到真理的帮助与批评。这一次到京以后，读了千家驹同志的发言，他是中央经济理论权威，也是我们工商界行政管理领导，他谈到了李康年主张定息20年就是消极性的表现，定息20年除了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赎买政策认识错误的问题。对这，我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见与他商榷。

我的答覆是：我没有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我今年60岁了，难道我一定能活到80岁么，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同志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

“我建议的根据是《人民日报》的社论”

至于我建议赎买存单年期分20年，赎买金额应为人民币22亿元，定息两字应该更正，我是有根据而不是捏造的。当全行业合营前夕，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社论。这篇文章，我认为是党和国家对赎买政策的方针，亦是党和国家对工商业者昭示了赎买政策的信条。

第一段“我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变革，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说明大约需要15年之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第五段第一节“对于我国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正是向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并且不是一下子赎买，而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逐渐赎买。”“分给资本家的不足四分之一的股息红利，资本家所得，看来不算很多，但是就全国统计，一年就有几亿人民币，积十几年之久，就有人民币几十亿之多，用来作为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代价，是完全足够的了”，这说明国家将几十亿人民币，来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
第五段第二节“赎买是对物的，即赎买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除这以外，还有一个对人的问题，即对资本家进行教育改造，适当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等等的问题”。这说明赎买是专对生产资料的，至于对资本家教育改造安排乃是另一回事。这是对人的和平改造。

从此可以见得党和政府，在事先是有准备，即是需要15年之期，用几十亿人民币，来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党和政府采取这个和平改造的方针，是从1949年立国之初就确定了的，这个道路是和平的，倘然客观需要，再拖一个尾巴，也是未尝不可的。如果15年再拖一个尾巴，岂不是20年吗？我的建议与党和政府原定计划步骤相对照，恐怕不是相距太远吧，恐怕不是无的放矢？（人民日报6月6日）

右派对各个方面所提的意见，现在综合起来看看，就是一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建国方略，并且具有历史证实的正确性和超前的高瞻远瞩。所有的反击右派的批判文章，有的属于昧良心的胡说八道，有的是糊涂得不可救药。

上面所谈，侧重于政治法律，下面我们再就学术思想，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人口社会，科学教育，财政经济等方面，进行举隅。

９，破除对马列洋教的迷信
章伯钧说：“生活上有二个东西，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仅仅叫他穿西服，住高楼，吃西餐，而不叫他独立思考，这就好比西郊公园里的狮子和老虎，吃的虽好，可没有自由。”（7月4日，人民日报）这正好可用来批判今日中共之人权即生存权理论的荒谬性。何况连所谓的“生存权”，起码也有四千六百多万被剥夺了去；苟活下来的，也只能算是没有生存权的“生存”，相对于这“二个东西”，都称不起是“生活”。

吴景超教授说：“这些人遇到一个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不是去搜集，分析事实，从事物的客观联系中去寻求答案，而是去查经据典，看看马，恩，列，斯对这些问题是怎样说的。例如，说民族问题的，并不去认真地研究中国有哪些少数民族，分布在什么地方，有些什么特点，而只会背诵斯大林所讲的四个基本特征。。。。。。教条主义对于马、恩、列、斯所没有说过的话就不敢说，离了马、恩、列、斯就什么文章也写不出来。而且还迷信马、恩、列、斯以为他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施诸四海而皆准。”（6月6日，北京日报）

早在1954年3月，他便在《新建设》上发表《中国人口问题新论》，尖锐地指出：“中国人口的庞大，是中国大多数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中国的财富本是有限的，现在都要供给这许多人的衣食，安能不走上穷困衰弱的路上去。”1957年第三期《新建设》上有他对中国经济发展很深刻，很超前的见解。“如何在最短期内，消灭国民经济中的技术落后现象，使所有劳动者在高度技术基础上生产，都能够创造出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则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大家满意的方案。我们对于每一个劳动者所配备的生产资料，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产还是可以照旧进行的，但是这种生产，就不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而可能是在落后技术基础上进行，那是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的。”

吴先生是着名的社会学家，但，“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这些社会科学系都一概取消了。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大部份都改业了。”他呼吁恢复社会学，也算是大毒草而成右派罪行之一。据他的学生刘佳有的回忆，他被安排讲《计划经济学》。人所共知，计划经济乃苏联一党专政，个人独载下以主观意愿取代客观规律的产物，现在居然命一向以研究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社会的市场经济的大教授去开讲这门课程，不但强人所难，而且还有着穿小鞋的味道。刘佳有，课堂笔记三百多页犹存身边，记录着吴老师的话：“计划经济，既包括工农业，更要考虑教育事业，尤其人口问题，不容忽视，控制生育，应列入国民经济计划。”这一提法被视为与潘光旦优生学一脉相通，鼓吹马尔萨斯人口论，跟毛主席‘人多好办事’的伟论唱反调。最具讽刺意味是人民大学一位批吴最力的青年教师，后来摇身一变，摭拾吴先生的余唾，在讲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到处吹法螺，做报告，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人口统计专家，收入可观，是改革开放后的学阀大富。

其次，吴老师提到现代化需要原始积累时说，二战后殖民主义时代已成过去，人权高涨，靠掠夺落后地区，战争索赔和榨取工农都已行不通了。中国可走的道路，除了自力更生之外，亦可考虑国际间的公平贸易，发展全球通商和合理互利的条件下适当引进外资外技。这个观点被当做新殖民主义和卖国论，是替帝国主义鸣锣开道而大受挞伐。（难道吴老师不才是搞“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先行者吗？）

其三，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是通讯，能源和交通运输。交通运输方面，不宜过分强调铁路，水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较铁路不遑多让，忽视水运是错误的。尤其中国，除北京外，有哪一个大城市不是靠江河湖海发展起来的？即使如铁路四通八达的美国，十大工业城市仍然是水运交通的枢纽。可见铁路并不能取代水运，亦证明到处拦河筑坝，与江湖争田不足取。这个论点十余年后才由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R。Fogel）发现并整理出一套理论而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名重士林。作为这方面的先知，中国学者吴景超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予以打倒。对照现在中国社会实况，他有哪一点说错了？究竟谁反动？谁先进？历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也给了现在还活着的学人以莫大启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多么崎岖坎坷啊！”（世界日报，上下古今，2003年11月25，26日）

这里又提出了“谁反动？谁先进？”的问题。作者自问自答说:“历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共产党反动，右派先进。”

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人民日报，5月25日，发表了他的言论摘要，现在我发现了谢泳先生在《1957年民间知识份子的言论活动》中载有徐先生言论的较详细的内容，读后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最精辟透彻的剖析。
他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条主义。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拿来作为中国和人类的指导思想呢？徐璋本认为，这要从整个人类历史和宗教信仰来看。

徐璋本说：

第一：马克思着重提出经济上没有人剥削人的、没有阶级的共产社会，在部份的理想上是正确的，但完全以唯物经济基础来阐明这个社会理想便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离开人性的“危险性”，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和主义同他所提出来的高度理想口号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

第二：马克思根据“唯物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的”、“社会阶级斗争的”立场宣布说，这种哲学、社会制度和方法，便可以达到大同共产社会的理想，人类地上的天堂，显然是包含着严重矛盾性的一种学说。从人生自然哲学的一体性来看，马克思忽略了“人”的关系而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这种倒因为果的学说不能做为“人生哲学”的指导思想。另外，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是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这至多只能用之于被压迫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过程，比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自觉，徐璋本认为，共产党人掀起“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法宝，以为非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树立“威信”，实行经济建设，一切以马克思学说圣典规范，严格奉行教条主义公式，结果使人民由感激爱戴变为畏惧沉默；由万分积极和全民振作的奋发自新的景象一变而为奉行政府指令听天由命的消极心理。而由于漠视人民情感，政权刚刚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对，对人民讲威信，这又是马克思的错误哲学和教条公式。到处发生“扰民”，摧残人民的积极心，鼓励消极自私心理，而事后补救办法又是根据中国传统的美德，勇于认错改错，将“人”与“人”的关系加以考虑，也就是不自觉地承认了马克思唯物和经济生产决定人生的错误！徐璋本认为，难道救国救世必须迷信式地奉行马克思忽略人类特征的知识宝库和两种矛盾的片断哲理，然后再以中国的传统美德来补救吗？这并不是真正辩证法的矛盾统一必经过程，而是由于迷信马克思教条公式的“人为矛盾”！徐璋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须要有更大勇气来认清:“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并不等于马克思学说和主义。如果拿马克思学说和主义来作人类的指导思想，至多只能在政教统一的专政下，使人民不思想，决不可能启发创造性的思想活跃，更谈不上什么百家争鸣。

第三：徐璋本认为，马克思治学态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国学术界的严谨详尽有条理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国普鲁士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这种宗教色采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应用在他的忘却人类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动政治哲学”上，就产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讲目的、不讲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学观。在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民族，在长期受各种各样的侵略，在心疲抑郁之余，将这个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配合的政治哲学灌输到人民心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愤怒的心情来作不畏牺牲不怕困难的解放独立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士掌握了这个“行动政治哲学”，并巧妙地付诸实行，使中国在短时间内站起来。这不得不感激马克思所开的这付特效药。不过马克思并不是万能无所不包的圣药，这付猛烈的特效药在环境尚未成熟和特效已经成功之后，用以煽动人类仇恨心理是万万不可的。

第四：徐璋本认为，东方印度和中国特有的对人生本能的深刻体会，和毫无宗教迷信和教条主义的“大同人道主义精神”、“人天一体观”大彻大悟，这个人生自然哲学思想是包括有关经济生产的唯物论的部份的。“不生不灭”“无所不在无所在”是真正彻底的辩证唯物论的“人天一体观”。而“无我无他”、“同生同灭”才是对人生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彻底解脱，才是实现大同共产社会理想所必具备的条件，而不需要煽动仇恨心理来推动人们的行动和积极心，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所谓“阶级矛盾现象”的来源并不是“自然物质能”和伴随着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而是基于人类与生俱来的两种生物本能──自私利已与互助利他。

根据以上的理论，徐璋本认为，能真正作中国人民和人类的“指导哲学思想”的，合乎人情的，只有中国的大同人道精神和“爱和怒”的平易人伦哲学思想，以及基督教义中以爱和怒为基础的宗教信仰。而其最高造诣是释迦牟尼所宣示的超人的大解脱：“无我无他”“同生同灭”“同不生同不灭”“无所不在无所在”完美辩证的“人天一体观”。徐璋本认为，这些看法，是他几十年来学术研究的结果，不可能全是对的，他希望大家展开讨论。
徐璋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可以说达到了非常深刻的地步，也是解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与中国社会相结合，以及为什么二十世纪初，共产主义得以在全球盛行的原因，这样的认识，今天对于我们深刻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都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可惜像徐璋本这样的思想，多年来被历史尘封，以至于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在1957年，许多民间知识份子在理论认识上达到的高度。在1957年，多数有价值而深入的思考，是由那些自然科学的教授和学生完成的，特别是物理系和生物系的教授与学生。

《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一文发表于《经济研究》（1957。5）上，作者是陈振汉，徐毓栴，罗志如（三位都是北大经济系教授），谷春帆（邮电部副部长），巫宝三（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宁嘉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副校长）等六人。文章的内容涉及面广泛，分析深刻，很中肯綮，但文章太长，就不正面引述了。反正它的主要论点可以从批判它的文章中得以窥见，这样，既可免去重复引证，又可观赏马戏团小丑滑稽、荒唐的表演。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批判说：“陈振汉秉承章罗联盟的意旨，首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大肆攻击，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其中包括计划工作，财政工作，金融工作等等，都是‘盲目的‘，根本没有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以致偏差颇大，错误很多，损失不小。其所以如此，据陈振汉说，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过了时’的‘敝屣’，不能指导当前的经济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员不懂得经济学常识，是一些教条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这个局面岂不是糟糕透项吗？那末怎么办才好呢？陈振汉代表资产阶级右派回答：这好办得很！他的办法的第一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然早已过时，‘是敝屣就应摒弃’，干脆把它扔掉，改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特别是现代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凯恩斯的经济学说，把它作为国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好了。办法的第二条是：现在的国家的经济工作的指导人员，既然不能担负领导工作的重任，那末干脆请他们下台，让这批资产阶级右派的‘经济学家’的人上台就好了。经济方面的工作应该如此这般，经济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也应该如此这般。陈振汉的‘意见书’数易其稿，洋洋数千言，其主要内容，事实上就是这样。”（见人民日报9月19日）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杨培新说：“陈振汉说马列主义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案’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着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都说明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这方面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准备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恩格斯在1877年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理论，已预见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80年来，这个规律已为实践所证明。陈振汉把马克思主义嘲笑为‘和尚念经’，这只能证明陈振汉的反动立场。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九亿人口的国家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的速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生气勃勃的行动的指南。”

北大教授樊弘揭露陈振汉以主张“竞争平衡论”来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竞争可以使生产中偏差得到平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建设却会产生严重的偏差，并且因为社会主义必然产生官僚主义，所以这种偏差不可能消除。

经济研究所严中平揭发说，陈振汉在十多年前就主张：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和外国工厂增加的结果并不阻碍而且帮助民族资本的积累。说是因为外国资本输入或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的结果，与民族资本一样，是增加本国人民的生产能力，也就是增加他们的所得。这是陈振汉由来已久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9号）后来的做法与邓小平的说法，简直与此字字相印。

民盟中常委，上海市主委沈志远说：“在学术界，由于教条主义的长时期以来的统治，使我们的学术思想，自由的思想，几乎遭到窒息而死的命运，因此解放八年来，我们的学术界显得非常的沉寂。我们的学术界是没有生命，没有生气的。由于党政领导管得太多太死，妨碍了群众积极性的发挥。我们今天各部门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倒反把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了。”（文汇报，7月26日）

刘思慕以“剥掉沈志远的画皮”为题，系统揭批他的右派言行:“沈志远以全盘抹煞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把光明灿烂的新中国涂成漆黑一团，把学术思想界说成死气沉沉……要党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单位的具体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个别环节全面地大检查。”因为他认为滋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重大原因’是‘属于制度性质’，他强调要把‘滋长这三种歪风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大刀阔斧地改革一下’。在政治制度方面。。。。。。在经济制度方面，沈志远露骨地反对计划管理，集中管理。他责骂我们的党政管得太多太死，集中得太庞大，太沉重。他一方面嘲讽这种制度把我们党和政府压得‘满头大汗，寸步难行’，另一方面说什么连‘草纸，牛奶都要管到’，‘一切都要国营，一切要管起来，包下来，把人们的积极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他用极其恶毒的语句污蔑，丑化整个党。他把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说成是一个结党营私的宗派集团，把党员以至各级领导干部说成是严重脱离群众的特权领导阶级，把人事部门说成是‘鬼鬼祟祟，关起门来包办政治’的特殊人物。”

刚从日本回国的经济学家吴半农说，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某些经济现状，与马列主义的经典分析严重脱节了，比如经济危机在西方世界已经20多年没有发生，这个问题怎么看？（转引自《禅机1957》页171）

１０，要求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上面，刘思慕揭批的那些，是沈志远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以《党和政府不应管得太多太死》为题作的发言。他说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反常的现象：好些演员长期没戏演了，好些教员整年没有书教了，好些名医常年不看病了，好些着作无法出版，只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学术工作者无法从事研究工作了。在我们这个文化落后，知识份子异常缺少的国家而出现这样一些现象，这岂不是糟得很吗？他对学校党委制的作用，认为是形成了以党代政，非党校长无权，校务委员会形同虚设，在系里是系秘书领导系主任的反常现象。为了改正过去的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以为可以考虑学校党委制的改变问题。他还谈到出版的专业化制度，即把某一种性质，某一门学科的书归一个出版社出版，以为这是垄断，是一家独鸣，就是排斥矛盾，掩盖矛盾，取消竞赛，保护懒汉，奖励不上进，阻碍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它会使思想僵化，企业衙门化，出版事业的生命枯萎下去。为了消除这种弊病，他说：“今后出版事业应向社会开放，允许志同道合的人开办像同人出版社，同人杂志社，书刊出版发行合作社之类的机构，政府只要掌握一些大的政策方针措施，负起监督检查之责，其他事情是少管为好，何况你事实上要管也管不了那么多呢。”（解放日报，5月17日）

5月18日，人民日报以《老报人批评现在报纸的缺点》为题报导了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陈铭德说：“报纸是人民的精神食粮，新闻工作者是厨师。厨师要是光注意营养价值，不注意色，香，味不行。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正像色，香，味和营养不矛盾一样。”他建议：一，增办非党报纸，能不能倡办同仁报？二，北京应有晚报。

张友鸾说，旧社会有一句话：“记者不坐牢，不是好记者，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现在呢？他变为可以这样说：“记者不讨厌，不是好记者，报馆不闯祸，不是好报馆。”

萧离说：新闻常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垄断，他们想竞赛也无从竞赛。

《大公报》社长王芸生说，现在的报纸是报喜不报忧，隐恶扬善。新闻工作者劳动生产率低。

新华通讯社的邹震说，新闻工作的鸣放问题，就是彻底实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问题。过去，这三大自由，被管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给限制在极狭窄的范围里去。我们的自由被“三害”给剥夺了。我们要向三个主义索还被它蹂躏了的新闻自由。我觉得今天应该喊出“民主办社”和“民主办报”的口号来，使中国出现更多的非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出现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或民营的报纸和通讯社。

中国新闻社的郑白涛说，我们中国新闻界的单调，枯燥，是这些教条主义者造成的。一个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官僚式的社长总编辑，比一个检查官更妨碍新闻工作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莫如俭说，我国目前报纸的性质和作用是根据列宁1901年定义：“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舞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而目前我国报纸受那个定义教条的束缚，报纸只限于指导性和思想性。因之不能满足他们（广大读者），产生矛盾。

《人民航运报》记者赵琪，把当时占多数的报纸即共产党的党报称为“领导机关所有制的报纸”，认为它的特点是：一，公文指示多，二，教训口吻多，三，首长言行多，四，有些话不便于讲，五，有些话不敢讲，六，有些话不准讲。他认为“人民群众所有制的报纸”新闻多，服务周到，新闻人物活动多，什么话都可以讲。单纯代表机关意见而不为读者服务的机关报，它的生命已经危险了。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不赞成社会主义报纸指导工作的说法，认为现在的报纸是布告牌，留声机。

这些右派言论在6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受到批判。中国新闻社孙殿伟批判郑白涛说，郑在社内就有许多反动的谬论，他同意章伯钧的言论，主张中国要实行两院制，主张办反对派的报纸。在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反党活动被揭露后，他仍然替他们辩护，说“党天下”的说法是对的，定息不是剥削，而是和银行里存款的利息一样。他认为目前对右派份子的驳斥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作法。同志批评他，他说这是共产党愚民政策的成功，并把这些人称作打手。（人民日报6，26）
北大新闻系方汉奇批判顾执中所说的：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上都没有得到保证。（按说这是无可反驳的事实，但直至如今，无耻的投机政客们竟然仍能弹舌如簧------紫丹。下面是6月26日《人民日报》所载顾执中先生的原话全文，请读者与今天的情况作一对照。）

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

顾执中说：宪法所规定的条文，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被破坏而没有受到制止。例如宪法第85条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实际许多现象却不是这样。第89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不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完全被破坏了。第87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例如有些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至今仍没有被登出。报社只登风平浪静的东西，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稍微联系到某些人物、部长等便不予发表。集会结社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说不行，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地做。第94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但高教部和教育部却在叫请大家原谅，说因为学校少，生育没有节制，人太多了，不能人人入学，这?芊ㄒ脖黄苹盗恕Ｏ芊ㄗ?954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也很少有人执行宪法中所规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集中制。大家都把宪法当作一张纸，通过后也就算了。想当年，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大家都愿为保护宪法而斗争，现在从刘委员长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中宣部的宗派主义情绪很浓厚，解放后对老新闻工作人员很少照顾或者没有照顾。解放后仍允许续办的一些报纸如文汇、新民等报也没有得到政府的照顾，让非党的报纸自生自灭。党报与非党报、党报记者与非党报记者的待遇都不同，非党报记者采访时受到轻视，许多的机关还不让他们去采访。解放前有许多通讯社，现在名义上有两家——中国新闻社和新华社，实际国内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包办了全国的消息，肚子吃得太饱撑不下。我建议：一、民主党派宣传方面的负责者应该参加中宣部的宣传会议顿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是句假话，即使不参加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会议情况。二、新华社应像塔斯社、路透社等那样，成为国际性的通讯社，国内则开放让民主党派、团体、地方办通讯社。参加了许多座谈会，感觉有两种偏差：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在过去运动中受到整的，虽然知道大“鸣”大“放”不应越出拥护共产党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轨道，但在讲话时，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轨道的地方。民主党派成员讲话很苦，稍微讲得厉害点，报纸上便批评，和风细雨一点，又会挨骂，所以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很难做到恰如其分。储安平的发言，意思可能是好的，但用词不当，有刺激性，建议九三学社领导加以讨论，以免引起混乱。

安岗批判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模糊了报纸的战斗方向，说报纸同读者是“五分钱”的关系，只是在商品基础上才能发生作用，并且说不注意报纸商品性的党报是“一片教条主义”，“寡妇脸”，“官报”。右派份子彭文应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发生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要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可赞可叹！彭文英同章、罗、储、陈作为“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的人证，而被定为中央级的五名终身右派！

自从毛泽东把这种生动活泼的自由办报思想的鸣放，恶狠狠地定为“黑云压城城欲摧”，直到江核心，直到胡温新政，中国的新闻自由被国际公认为最糟而跟北朝鲜一起敬陪末座。

出版界的意见，曾彦修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苏联的出版机构，组织制度是落后的，而我们把自己的传统完全革掉了，一切照抄苏联。“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着作，而让苏联的小册子泛滥于市场。”对于随便砍掉专门刊物，他认为：“把出版局砍掉中国不会亡，把这些学报砍掉，中国没有科学，却要亡的。”“解放后几年来，光出了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连环画，没有真正的出过一些有份量的东西。”“难道我们单靠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就能立国吗？”“过去搞七，八年，结果出了不少三，四流的翻译书，反特小说。着作出不了，而对外国人的胡说八道的小册子却浪费了不少纸张。”“出版工作去搞些没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为了规定《毛选》在全国同一天发行的组织工作花了不少力气，实在是无聊。”“事情是人办的，对领导，对同志，对组织处于执政地位受到的腐蚀以及广大群众已经“怨声载道”，他认为“八年来相当大的一部份党员沾染了肮脏的腐朽的东西。。。。。。。因为他已得到某些东西了，官方身份，统治者一分子，生活职业有保障，有东西可保守了，。。。。。。人社存在党员享受特权现象。”

人民日报，7月18日载，首都出版界反右派斗争会上有人质问他：为什么要硬说解放以来没有出版什么有份量的学术着作，难道马列主义的经典着作和毛泽东同志的着作算不得有份量的学术着作吗？有人分析说：曾彦修主张办“同人出版社”，就是不要党的领导，要恢复资本主义的所谓出版自由。

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在10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出版工作必须实行计划化》，说：“出版界的右派份子曾彦修，蓝钰，彭子岗等人，都竭力反对出版事业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化。他们认为：计划化‘把个人的积极性限死了’，‘选题计划根本不必要’。蓝钰故意把解放以后的出版工作描绘成‘矛盾百出’，‘笑话百出’，并且把它归咎于出版事业的计划化。他们特别攻击纸张的计划供应制度，提出所谓‘自由买卖’，‘自由出版’的荒谬主张。。。。。。。其目的，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使出版工作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以便倾销资产阶级的私货，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１１，发出“救救科学家“的呼吁

可以看出，阻碍各项事业发展的基本关键在于，政治上独裁压制民主，或专业上外行领导内行。特别是，表现在科教文艺方面。毛泽东这个灾星，在这里创造了两个重灾区，他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4页）唯物论大史学家翦伯赞着文《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批判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雷海宗用一本《雅典宪法》作武器，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进攻。他发表了荒谬绝伦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过时论和不合国情论等等陈腔滥调。他诬蔑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说成一钱不值，而在另一方面则把他心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社会科学’捧上了天。他说：‘整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苏联历史科学水平之低是惊人的，苏联学者的着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的资格也够不上，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甚至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写历史的书很少，仅有几本也是赶任务的书。’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则‘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那些学派，那些代表性的着作。’又说：‘最近六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的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真是极尽诬蔑之能事。雷海宗的谬论，主要的是说马克思主义过了时，实际上过了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方法。慢说资产阶级已经临于没落的时代，就是在这个阶级的青年时代，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方法，也是像马克思所说的，‘好像是一匹笨重的驮马，面临本质与现象，结果与原因，就一筹莫展了。’而雷海宗却说这匹‘笨重的驮马’到了垂死的时候反而出现了一日千里的奇迹，岂不是神话。”

他还批判荣孟源“主张复古主义，企图用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历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孟在《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主义。”这个逻辑被戚本禹继承下来，给中国的赫鲁晓夫扣上“背判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理由是“《论修养》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这里的论据也是“只字不提”。这时候，大历史学家，言必称马列的翦伯赞将面临灭顶之灾。如果说杨家将杨敬业是一头碰死在李陵碑上，嘲讽雷海宗“把他心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社会科学’捧上了天”的翦伯赞却一头碰死在“他心爱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所谓‘毛泽东思想’”的丰碑上。他如此饱学，只是没有学到：“历史的戏剧性在于请君入瓮。”章怡和的文章《历史学家翦伯赞之死》，这样写道:“翦伯赞却已有轻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泽东说要给他出路，事实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来都是假的，虚的，空的！绝望之心，生出决绝之念。

“第二天，人们发现翦伯赞夫妇服用过量‘速可眠’，离开了人世。他（她）俩平卧于床。二人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在翦伯赞所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戚本禹接见一个叫“反到底”的造反团时，装大蜡地说：“你们知道什么叫‘反到底’吗？反到自己身上才算是反到底。”（戚这个史痞后来的下场，当然只是为此命题“历史的戏剧性在于请君入瓮”，添一实例而已。）这时候的翦先生还在烧瓮，使劲地批判另一位右派历史学家:“向达在很多会议上的发言中对科学院的党的领导大肆攻击。他说科学院的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一些行政领导的党员干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业务’。他说科学院的党的领导‘有如张宗昌带兵’，把共产党比作北洋军阀。向达说：‘现在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又说：‘这几年史学界的人意气消沉。’他闭着眼睛问：‘历史界解放后这样不行，党里负责的人要不要负责？’请问向达：你从哪里看出现在的史学界是‘奄奄一息’，‘意气消沉’？又从哪里看出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对于党的领导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翦伯赞的批判并不限于学术领域之内。“他诬蔑‘中国知识份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说解放后知识份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能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大家请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后所说的都是‘假言’，没有一句‘真话’。大家都知道历史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实性，一个言不由衷的专说假话的人，怎么能给学生以正确的历史知识。我们希望他把心里的真话说出来。雷海宗在文章中还谈到不要党‘发号施令’，并威胁地说，不然，知识份子就要说假话，或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地消极怠工了。“（人民日报，10月4日）
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严希纯说，有的在科学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自己不懂科学，又不虚心学习，尤其不好的是不懂还要装懂。有些党员还把领导科学技术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把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一律当成自己的下级，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也不给以应有的礼猊。他还说，科学技术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是允许失败的，但现在却一遇失败就要追查科技人员的责任，甚至怀疑有政治问题加以逮捕。这样专家们如何敢于负责呢？（人民日报5月16日）

《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民盟中央推派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成立“临时研究组”，广泛征求和收集了各地盟内科学家的意见而提出的一份较全面，系统的报告。内容包括五个方面。郭沫若以《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和《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必须进一步深入》为题进行了批判，随后根据运动的深入发展又作过补充发言。他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许多代表曾经对章罗联盟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进行了批判。”现将“意见”和批判简述如下：

第一，“争取十二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就是采取具体措保证科学家，特别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扭转目前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首先要协助他们妥善地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郭沫若批判说：“这个意见书中提出了所谓‘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显然是企图造成一种印象：我国科学家受到一种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事实上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解放以来，中国知识份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他们这样不顾事实危言耸听的目的，不外是想离间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引诱他们走上错误的道路。”

第二，“目前科学院，高等学校和业务部门之间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本位主义，大家都想保存本单位的干部，不愿外调，甚至怕谈合作，怕这样会拉走了人，影响了自己。有些单位对于少量的必要的人员调动，也张大其词，互相埋怨，因此，在单位与单位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堵墙”。

第三，“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这些做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视的就应当重视起来。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政府部门应主动地将有关资料尽量供给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并帮助他们创造研究工作的条件。”

郭沫若批判说：“在我看来，今后为了发展社会科学，首要的任务就在于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队伍，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不是什么发展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那种‘恢复’资产阶级科学的主张，实际上是开倒车，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社会科学。如果按着这个主张去做，其结果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而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重新泛滥。”

郭后来又补充批判说：“他们在这里，一方面污蔑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等等都是盲目的，而不是依据客观规律的，另一方面又污蔑共产党和政府不准‘学者们’从事科学研究，只准他们作些政策方面的‘宣传解释工作’。事实是这样吗？暂且不说许许多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是把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作为自己光荣的职责的，现在我只问问右派先生们：党和政府究竟在什么时候禁止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研究呢？”

第四，“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有领导的进行。我们希望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并建议有条件的省，市也设立相应的机构，以加强领导。至于学术领导和科学研究的‘火车头’，我们认为应在实际工作逐渐形成，不要主观地先行规定谁是领导，谁是‘火车头’。”又说：“科学研究工作除少数必须集中外，应尽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学家在那里，研究工作就放在那里。”

郭沫若批判说，“反对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科学工作，反对对科学工作的统一领导，其结果就是要使我国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科学事业，就是要使我国科学工作长期停留在落后的状态。”

第五，“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地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我们认为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

郭沫若批判说：“企图以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在青年中进行挑拨和煽动，指望造成一部份青年对党和政府不满。”他认为，“如果要‘一视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说工农学生吧，大家知道旧中国在反动统治之下，工农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现在，反动统治已经被推翻了，对于这个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状况，难道我们不应该尽最大力量加以改变吗？”

这位郭大院长把这份“意见书”批得体无完肤，然后扣上了如题目所示的大帽子：“意见书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党和政府的方针是，科学研究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意见书中对于这点一字不提。”他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钧等右派份子企图夺取国家领导权，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份。”（以上“意见书”引文见光明日报6月9日；郭的“批判”见人民日报7月6日和9月19日）

跟常识水平的是非开玩笑，瞪着俩眼说瞎话。用共产党自己的标准来衡量，郭沫若的马屁也拍得太过火，太伤天害理。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在批判‘章罗同盟’时，曾经把民盟中央的《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说成是‘章罗同盟’的反动纲领，事实上，这份意见书不是章、罗二人提出的，而是民盟中央分别由曾昭抡和黄药眠负责的两个小组起草的。在这次复查中，我们和有关部门及民盟中央都认为，这两份意见书的基本内容是可取的，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是‘章罗同盟’的纲领。”这当然不是专门针对着郭沫若一个人的胡说八道而发的，但却揭露了郭沫若寡廉鲜耻、丧尽天良的奴才嘴脸。以他的接触和了解，绝不可能把毛捏造的‘章罗同盟’（明白的事实，是章罗连有“同盟”的可能性都没有）信以为真；无需他那样的通古博今，就该会认识到《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完全是个合理化建议。不管怎么说，他竟能颠倒是非，曲意逢迎，振振有词，逐条把它们批得体无完肤，确实证明“四大不要脸之首”对于他是当之无愧。而“首上之首”毛泽东才是无耻之尤，制造“章罗同盟，古今奇冤”的罪魁祸首。作出这样连自己也明知是纯属捏造，并且相信别人也同样明知他老毛在捏造，他还要在两个“明知”的情况下，涎着脸皮在在光天化日之下捏造；而郭沫若却是在四个“明知”的情况下，硬说:“公鸡会下蛋”。别说这两个人还号称是“大人物”，即便是小瘪三，也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小瘪三。

１２，反对奴化教育，取消党委制，实行教授治校

现在再来看看由黄药眠，费孝通，吴景超，褚圣麟，侯在干，李西山，陶大镛，陆近仁组成的工作组并由黄药眠执笔写成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

“目前高等学校中存在有好些问题，问题之所以产生，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一，有许多党员同志对党中央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份子的政策认识不足；二，有许多党员同志没有掌握到学术机关的特点，错误地把它和一般的政权机关等同起来；三，有许多党员同志的民主作风不够，高等学校中的重大措施很少和群众商量，甚至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一切由党员包办，才算是实现党的领导；四，有些党员同志没有充分认识到知识技术力量在近代国家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五，有些党员同志对于目前要办好高等学校，究竟应该依靠谁，没有明确的认识。

“除了这些有关思想认识的原因以外，学校的领导机构也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在解放初期，各高等学校是用校务委员会来执行领导的。后来学习苏联，采取一长负责制（实际上也并没有执行过）。党‘八大’以后又改为党委负责制。最近人们对于党委负责制表示了不少意见。但究竟什么是学校党委负责制，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党中央对这方面的具体规定。比方党委负责制和普通机关里的‘党组’有什么分别，它和校长，校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们也很难说出一个轮廓。既然对于这个制度，我们还没有研究，因此我们也就很难对它表示意见。不过就目前的领导机构的情况看，的确已经显露出好些毛病。如严重的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的现象，如校务会议多流于形式，如非党干部有职无权，如群众意见很难通过一个组织系统反映上去，发挥监督作用，如系秘书实际上领导系主任，如在教师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的民主党派，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定的地位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批判说：“在这个以‘建议’作为幌子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纲领的第一部份里，右派对党，对党员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把在高等学校里工作的党员刻划为‘不懂政策’，‘不学无术’而又‘专断独行’的‘独夫’。把党委制描写为产生‘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东西。右派份子捏造了这些莫须有的罪状，正是为了给从各个大学里赶走共产党员，消灭党委制的这个阴谋提供论据。纲领的第二部份，穷凶极恶地干涉了党的内政，擅自规定限制党在各大学的活动范围的清规戒律，甚至限制共产党开会与说话的自由，这种限制有些类似国民党反动派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纲领的第三部份，第四部份，第五部份中，右派更是挖空心思地制造了种种委员会，其目的是通过他们的活动，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化整为零，全部消灭。其中最狠毒的是右派企图设立以教授，副教授占绝对优势的校务委员会，作为高等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表面上是要扩大民主，而实际上他们的校务委员会是不要校长参加的，他们规定‘党的校长或副校长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决定持不同意见时，他可以有否决权，但如果这个决议第二次被通过时，则决议仍必须执行。’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否定党委制代之以校务委员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实行篡夺领导权的明目张胆的阴谋计划。这个阴谋计划是要保证右派可以在高等学校中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把高等学校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人民日报7月30日）
在教育问题上，右派的主要观点是，在领导体制上反对党委制，党员特权，力争“民主办校”，“教授治校”。在课程设置上，主张恢复社会学（如吴景超等被批为“实质是要扩大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一步夺取思想阵地向马列主义进攻。”）。当然，同时也反对一切照搬苏联，对苏联所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洋奴思想，以及反对罢黜百家，独尊马列。在教育思想上，主要表现在钱伟长所提出的培养目标上。他认为，高等工业学校把培养目标设定为工程师是不现实的。如果培养目标是工程师，那就必须把有关的各项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可是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他说，必须把培养学生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和把全部知识传授给学生二者严格区别开来。高等学校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全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高等学校必须给学生打下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训练学生在一定范围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为将来成为一个工程师作好准备工作。钱伟长认为，当前高等教育的特点是繁琐。课程门数花样繁多，又是基础课，又是专业课，又是专门化课。学生一学期要学十多门课，每周学习时数在30小时以上，一天到晚在教室里换班子，上了这堂课，又是那堂课，以致走马看花，学得不深不透，更谈不上工作能力的培养了。他说，西德的高等学校每周只上17小时，美国有的工业大学每周连上课带实验在内只有20小时，它们也同样培养出了相当水平的人才。他还说，中国学校的专门化设置是采用苏联的，可是苏联的工业水平要比中国大20倍，运用人才的灵活性也比中国大20倍，按中国目前的工业水平来看，分工还不可能过细，对于人才的需求还不可能算得十分精确。因此，专业不宜分得过专过细，以免产生“学用不一致”的倾向。（光明日报1，7）

人民日报，7月4日载，在清华大学批判钱伟长的会上，张子高教授发言，说1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钱伟长关于教学计划，培养目标的谈话，实质上在总的方面否定了学习苏联的方针和教学改革的成绩，在教学环节方面是否定了学习，毕业设计，忽略了专业课和专业设置的意义。他离开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即有计划有目标地培养高级技术干部，而企图转回到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即通才教育。章名涛教授说，钱伟长说现在五年制的学生不如解放前四年制的学生。这就是说过去的英美制的教育制度比现在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要好得多。难道说英美的教育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的么？

对钱伟长的所有批判，几乎都是有意，无意地在说废话。比如，说他的主张是这个，是那个，一则有很多“不是”钱的主张，是硬加在他头上再予批判的；二则，“是”钱的主张，为什么就不对？其实，他是在一党专制下，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要发展学生的主体性，特别是他在《中国青年》杂志（1956，15）上发表的文章《过严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更是一篇反对党的奴化主义，倡导个性解放的民主教育宣言书。“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封建社会对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温文典雅’的字眼，但是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内借尸还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是藉助于‘服从祖国需要’这样的光辉的字眼里混了进来，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实迷惑了不少青年。”（何止青年？由革命名词包装起来的最腐朽的封建主义糟粕，不是也让壮年，老年，其中不乏饱学之士，奉若神明吗？___紫丹，下同）

“约束和管教太多，终究是和发挥青年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人之所以成为人，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人，是由他的主体性的性质，及其发挥的程度所决定、所表现的。主体性就是一个人自我实现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共产党的教育就是要千方百计扼杀人的主体性的奴化教育、愚民教育。）

“我也曾见过活泼的青年渐渐地变成沉默寡言，青年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为怕被检查‘小圈子’而渐渐疏远了，正当的生活爱好和业余特长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顾虑，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费。这样动辄得咎的生活，显然只会伤害他们的锐气，是无益于青年的教育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友爱地进行是有好处的，如果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没有‘对象’找‘对象’，则就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在目前，这样代表着友好和关心的字眼，像‘帮助’和‘批评’，都变成了‘管教’的代名词，实在指出了我们的封建残余是根深蒂固的。”（因为你钱伟长是国际知名的自然科学家，共产党需要你，暂时还算尊重你，所以你还有人格尊严，还能说出有人格尊严的人才能说出的话。一年之后你给划了右派，再来尝“帮助”和“批评”的滋味，就知道远甚于“管教”了。）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东昌说：“钱伟长在校内已成为右派的首领了，一切消极因素，都和他混在一起去了！”（人民日报7月21日）与你同为清华副校长的张维说，钱伟长等人炮制的“这个纲领是章伯钧的政治没计院中科学的部份。他策划着用这个纲领首先在文教和科学部门打开缺口。这是他们这个集团在长期内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活动！”之前还说：“依我看，钱伟长他们的意图就是：（1）丑化党，藉以收买人心，达到对科学的领导权，（2）煽动挑拨，（3）抓人事权，（4）反对科学院的领导。”（光明日报，7，6）你们“三钱”之一的钱学森说你已经堕落成为“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吴晗说你是在政治上向党“敲诈勒索”！（人民日报7，6）梁思成称你“索兴撒赖”，“无赖到了极点！”（<争鸣>10月号）

“在学生升学的问题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过多地限制了学生的志愿。有一位爱好农业而有一定基础农业生物知识的青年，在今年偏偏把他‘动员’到师范学院去了，而且限制在只能在某某省的师范学院去了，才算是‘服从了祖国的需要’。”

“大学毕业后，学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有意见就给你扣上大帽子。我们强调了服从需要，很少照顾到个人的志愿和专业的培养，使青年在这些问题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过多的限制。积极为这些问题提出意见的青年，总是被认为落后分子。”

“总之，对青年的清规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紧太厉害了，我们反掉了自由主义，而让封建主义的残余从后门钻了进来。清规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封建社会教育思想的残余。”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教育中也有优良的部份，如学思并重，举一反三的启发式，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主体精神。。。。。。可惜，中共这时的教育继承了其中重教轻学，重知轻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贬损自由，压抑个性等糟粕部份，并使之与列宁的“从外面灌输”的教育思想相杂交。这便是钱伟长以现代教育的目光所审视的这个赤色殖民地的教育怪胎。在教师中重视政治，思想改造，轻视业务提高，即反右之后才叫出名堂的，所谓批白专道路，而在业务中，更是轻教研和科研。费孝通在《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中写道，周总理号召“向科学进军”，有的学校只是刮起一阵风，“吹皱了一池春水”。当教师的科研和教学发生冲突后，学校领导“不去分析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更少自觉到这正是缺乏具体领导的结果，反而大叫教学与科研有矛盾，教师名利心重，轻教重研。。。。。。我想，强调知识份子搞科研是为名利双收，是个人打算是不好的，因为和事实不符。”

“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导致被划右派的在5月16日校部领导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把“三害”斥之为:《“三条老虎”横冲直撞给教育事业带来损失》

“党外人士应有职有权，不要以秘书、助教干涉我”

党委制是需要的，但是党的神经系统（组织系统）如何搞须要研究。党对党外人士既然政治上与业务上是信任的，就应有职有权，让年青党员领导党外人士是不妥当的。我在很早就靠近党，我的觉悟与水平都不比新党员差，不要以秘书、助教来干涉我，让预备党员来领导我就不服。

“过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高级知识分子中是教育、统战与宣传部门的工作”
我始终认为我校党群关系不好，高等学校党委对高等学校的特殊性没抓住，在高级知识份子中属公安部门的问题不多，是教育、统战、与宣传部门的工作，过去好像认为党外人士不可靠，这道墙防范得太厉害，斗争一个人容易，要挽回就难，感情不容易恢复，过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有朋友问我：“究竟师大党群关系怎么样”？我说以我为例是很好，但这在学小房竟是特殊的。外面对我校统战工作印像不好，对我们的党群关系有一定的看法。校内有些负责同志缺乏自我批评的勇气，我曾几次进言。如评薪工作，黄药眠、萧璋不了解情况，李筠虽好但不懂业务，党委除了两个老头都是年青的，情况不了解，决定级别不准确，何副校长告我有四人不满。实际不如此，我现在半官半民，我了解情况，告诉何副校长能改就改，不能改就应吸取经验教训。

“我身边的老虎推倒了庄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头”

毛主席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我听了非常高兴，老虎一捉就捉对了，这三条老虎横冲直撞给教育事业带来损失。知识份子不会造反，学校里不只是公安工作，而问题是宣传、教育、统战部门的工作，要团结、教育。我校工作做的不好，在我身边的老虎推倒了庄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头，捉住了老虎真是很高兴。

“实际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

我校三个主义都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笼罩一切，教条主义充满教研组，现在有些教师谈虎色变，这些人不是反革命，要依靠这些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这样的压力怎能发挥他们作用。这一年来情况好些，但基本情况末改。如教育系教条主义的统治从领导起解除了一些（董渭川插言说不见得是解除了一些），基本未变。主人翁的感觉是从主人翁的地位而来，实际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没有什么用处，虚伪的东西没有价值。

“牛皮浸水拖不动，不会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会解决问题了”

学校的三条老虎，首先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在教研组中的统治最嚣张，据马特反映：逻辑学宁可请人大年青人来给政治教育专业教课，而让马特去教外系本科学生。官僚主义在高等学校为害最小，我与方铭说党委应利用八大文件好好学习，使三条老虎收敛一下。党团员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非常突出，如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教研组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应从党员先检查，根据中央精神在群众面前检查自己。后来党委布置学习八大文件时说要体会精神，不要联系实际，这说明党委不正视工作上的缺点与错误，党委常对错误做解释，这样工作方法不好。我近半年在学校不爱讲话了，牛皮浸水拖不动，不会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会解决问题了。

“党政负责人发现错误应拍胸承认，怨有头，债有主”

校党委在贯彻与高校有关的政策不够及时，琐碎小事做得周到，有时很细致，这是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问题。做事不敢负责这是不好的，党政负责人对自己要做的事考虑要细致，与群众商量后再做，如发现错误应拍胸承认，“怨有头，债有主”，封建社会的正派人也有这种道德。党委一般同志对问题爱解释，如我向张斧提出百家争鸣政策在我校的贯彻问题，张说：“我们没抵触。”但实际我校漠然无声，这是否抵触？中央政策不执行就是抵触，不愿承认错误，这是对中央政策的态度，党组织不贯彻政策应负什么责任？可能党委意见不一致，战斗性不够，疲踏。

“党委整风应行动起来，不要人家‘将军’、中央鞭策才搞”

整风道理已不用再说，应行动起来，做为党组织这样疲踏不应该，要人家“将军”才搞，我向张刚说这样疲踏不行，学校有些同志诚诚恳恳为党工作，但有缺点：１群众路线走的不够；２末变外行为内行；３政治敏感不够。党中央非常有决心，通过整风运动来调整人民内部矛盾，我校党委等中央鞭策才动，应用种种办法如大会、小会、个别谈，打开道路，争取主动，体现中央政策，听取群众意见，党委个别同志决心不大，老一套想过关。党委是否下最大决心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还值得注意。

“政治上没问题，业务好的排出去这是自私自利”

我校三大主义是存在的，如人员录用、留助教问题上，中文系去年留20几个助教，只有一个非党团员，有的业务很差。分配出去的有些是业务很好的，没有反动的，但因为这些不是党、团员，这些人很有意见，留下的助教也认为不公平，这是完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做的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党的家务事，政治上没问题，业务好的排出去这是自私自利，是不合理，我很气愤，团员也不平，党委应查清这件事。党委要下最大决心来改变作风，群众是我们的，如一意孤行则会脱离群众。（《师大教学》146期）中小学的情况可以从《解放日报》（5月10日见报）邀请的22位中、小学教师座谈会中看出一二：

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王浩川说：我们的校长（也是党支部书记）站在云端上，只顾作经验介绍，而不抓学校内部的教学工作。在“评优”工作中也缺乏民主气氛。群众认为一位蒙领导百般偏爱，事事出风头在先，吃苦头在后的教师，不应该享受优秀教师的荣誉，校长不但不考虑这些意见，还批评大家文人相轻，还在区里介绍本校“评优”经验，说得头头是道哩！很多教师对工资改革预先定好级别，讨论时草草收场不满意。在评级中，全校党员除一人外，都是评的最高级，而工作质量与教龄都超过他们的非党员教师却大都偏低。在生活福利方面，不公平的事情也很多。如房屋分配，真正困难的人得不到照顾，而暴跳如雷的人，或者是人事干部，却可以搬进新屋。校长搬进了新屋不算，还花了公家一百多元的装修费，据说这是有关组织同意的。

上海建筑工程学校林炳彰说：大家对领导偏听偏信，造成了“墙”，很有意见。一个教师说，我有话不愿在小组会上讲，情愿在大会上讲，怕汇报的人走了样。一位教师说：一个党员的假话胜过十个群众的真话。（这决不是个别现象，党员和积极份子就是专门吃这碗饭的——紫丹）

第三师范学校过唯一说：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党员，一开口就是“我是吃过苦的。”他对待群众的态度是怎样呢？有一次他同教研室同志吵起来，那同志哭了，我就跑进去同那同志谈了几句。当晚这位党员就找我去谈话说：“你在外面讲我坏话。”接着就两手插腰，眼睛一瞪。他生病了，有位教师说：“还是他生病的好，可以不发生什么事情，我情愿替他代课。”他和群众关系的坏，可见一斑。（反右之后，同事之间连这类的真话___共产党叫做是“落后话”或“反动话”，都别想听不到了。能听到的，连夫妻之间都清一色是共产党如何、如何地好！）

控江中学赵宝礼说：我是毕业班班主任。初三有12门功课，有些教材又重又深。每门课又抓得很紧，差不多每天有测验。这学期还要考全年的课程。学生的担子已经很重了，跟随毕业来的是升学，自学，劳动等问题，于是又得进行思想教育等工作。这些工作教育局要管，青年团要管，管得学生更忙了，一听大报告就是半天，大会之后又是小组讨论。有些团员和干部还要先开干部会，弄得学生功课学不好，缺了课又无时间补，身体也累垮了。我们班上就有两个学生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医生让他们休息，有一个还死不肯休息。做班主任的对此感到很沉痛，我要叫：“救救孩子吧。”。。。。。。他还提到了校舍问题。他说，我们榆林有些小学的校舍条件实在太差了，白天开电灯上课，60个人挤在一间阴暗的小教室里，鼻子都碰得着黑板。应该照顾孩子们的健康。

这些意见是教育者的反映，受教育者也反映出了问题。

5月19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沈泽宜和张元勋用大字报的形式发表了他们的诗《是时候了》，在首都高校迅速传颂开来：“青年人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写在纸上，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来，看一看天光，批评和指责，急雨般落在头上，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照耀，我的诗是一只火炬，烧毁人间的藩篱，它的光芒无法遮烂，因为它的火光来自‘五四’，昨天我还不敢弹响沉重的琴弦，我只能用软和的调子唱和风和花瓣，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作为一支巨鞭，鞭笞死阳光下的一切黑暗，是时候了，向着我的今天，我发言，为什么有人说集体没有温暖，为什么有无数墙壁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谈，为什么。。。。。。为什么。。。。。。我含着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三天之内就贴出了几百张大字报，提出了团委会无权向学生发号召，反对必修政治课，取消党委负责制，彻底开放一切禁书，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党委不能以教育者自居，开辟自由论坛，对肃反被斗错的人要道歉------即以最后一点:肃反斗错的人，为例：西语系顾文选原在杭州公安局工作，55年由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在全国搞肃反运动，他在公安局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无辜的人受牵连而遭迫害。他看不惯，替人说话，结果也被打成反革命并受到严刑拷打。他说：1949年他15岁，他在杭州“参加了革命”，入了团。1955年6月中旬开始肃反，“当时我对肃反并不在意，因为我没有问题，在国外也没有什么亲友，我的亲友中也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肃反无论如何也肃不到我头上来，顶多我和大家一起学习。可是想不到当天下午，我们机关里的领导人就布置人斗争我了。他们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诬蔑打击领导，拉拢小集团，文艺思想反动。”连续斗他几天，他仍不认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斗争他的同事的欧打，打得非常厉害。他回手保护自己，结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铐把他反铐，又用麻绳把他捆绑起来。这些人报告了“五人小组”之一的副局长后，就把顾文选送到杭州市监狱。在那里把他上了脚镣手铐关起来，关了四个月。他认为逮捕他是违法的。理由之一是没有逮捕证，以后也未补发，逮捕后36小时内一直没有提审，完全破坏了逮捕条例。他还说，监狱内火食很差，蚊子很多，狱规很苛刻。他给出了种种细节，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时间，地点，还一一告诉了监狱里吃的东西。他说他说的都是事实，不会有一分造假，可以调查。他在大鸣大放中申诉了肃反中自己的冤情，相信毛主席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鬼话，结果，回答他的是，又划为右派，又一次打入监狱，屡经曲折，于文革中被枪毙。12在这一点上与笔者的经历有一部份类似。笔者在前面已点到在肃反中所受迫害，到反右时被划为右派的理由之一是:“他说，肃反中的积极份子很阴险。”所以，我在劳改中要从垂死中挣扎过来，就是为了能到后来给控诉中共的罪恶多留下一个活口。这就成了我后半生的人生意义。我和别人所经历的事实表明，共产党为了证明他错打你第一巴掌是正确的，如果你不服，他必然用更重的第二巴掌来扞卫第一巴掌的成果。但我硬是如有人所说:“不服教师挨死打”。当我的“错划”右派得到“改正”后，有一次领导跟我谈思想问题，说“别的右派得到改正后，都表示感谢党给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要再努力为党工作几年。没有人像你一样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像是党欠你几百大钱！”我说：“邓小平，胡耀邦都说过，‘要讲两句话。’‘我感谢党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这只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我看到他目光逼人。

“第二句话是：‘我的第一次政治生命哪里去了？’”

“你这个人，右派本性未变。”

上海戏剧学院学生文彻赫恩的划右派及其整个一生的遭遇，是上述论点和事例的再版。他是清朝皇帝的后裔，上中学时就跟随共产党闹学潮。他是这样反思自己一生的:“我觉得国民党腐败，人民起来反对它。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所以有希望。特别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我最为赞成，共产党的最高目标是解放全人类！我想我为共产党坐过牢，是对革命有贡献的有功之臣，共产党一定不会亏待我的。”“我有几次去台湾的机会都自动放弃了，坚决留在北京，等待解放，迎接共产党的到来。（后来他又参加解放军，卖命为共产党打天下。）谁知，这竟成了我终身遗憾的大错。”13文彻赫恩的遭遇是这样的:

首先，在反胡风运动中，他被无中生有地栽赃个小集团“105乐团”。

“某天中午吃饭时，广播开始，首先播放东方红歌曲，然后，广播人___我班同学曹宇文说:‘请大家注意，今天有重要广播，请大家不要离开饭厅，听完广播再走。’接下来是正文:‘我院表三（表演系三年级）文彻赫恩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我院的代表人，他是暗藏的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一伙在学校散布反动言论，煽风点火，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他们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行累累……’最后一句话:‘文彻赫恩是皇帝子孙，快快坦白！’……每个人都盯着我看。”14

“软硬兼施，逼、供、信、诱供，什么手法都用尽了”。斗他“小集团”，他始终没有承认，但后来划他右派时仍算一条；斗他的“反动言论”，后来也又都算作右派言论:
第一个问题:攻击苏联和苏联红军的问题。我的原话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联红军趁机侵入东北，拉东北的机器、物质和粮食。比如鞍山钢铁公司，本来有九个高炉，被苏联拉走七个。苏联红军不但抢老百姓的财物和酒，并且强奸中国妇女。当时东北的大姑娘都剃了光头，白天不能出门，怕碰上红军，甚至有的苏联红军女兵还强奸中国男子。”我承认讲过，但不是造谣诬蔑，是事实，不信可以问问东北的父老乡亲。而且文人郭沫若1949年4月在南下工作团一次为我们作报告时也解释过这个问题，地点在北京朝阳大学，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提出的，说:“领导叫我们一面倒，倒向苏联，那为什么苏联红军强奸中国妇女。拉我们工厂的机器和物质呢？”郭沫若回答:“是有此事，但那不是苏联红军干的，是被红军俘虏的白匪兵干的。机器是拉走了不少，但那些机器有毛病坏了，是苏联老大哥拉回去帮我们修理的。”而事实上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但是，郭沫若若不这样回答，他就知道什么叫做“羞耻”了。

第二个问题:关于一边倒的问题。“我对苏联有看法，从历史上看，在沙皇时代，俄国人对东北三省就有野心，占领旅顺港和中东铁路不走。虽然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我们也应该提高警惕。”至于苏联专家援华，我也有想法:“苏联专家在我院教学的列斯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唯一没有去世的学生，我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高招。列普斯卡娅和古里涅夫并不比中国人高明多少，可他们的待遇超过我们的老师几十倍！我认为太不公平了，是不是我们有崇俄媚俄的思想……”

第三个问题:关于污蔑党团员和丑化党团干部问题……15

（被打成胡风分子或集团的人，很多给斗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文彻赫恩是单身一人，他也吃尽了苦头。但于1957年春，总算平反了。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肃反中被诬陷的人，即便平了反，躲过了初一，在反右中也难于躲过十五。）

其次，共产党整风，号召对党提意见，“后来竟规定每人必须写20张大字报。我心里琢磨着:共产党觉悟了，改过了，讲民主自由了。他们过去一贯强奸民意，一言堂，独断独行，剥夺了群众的言论自由和一切个人权利。这回来争取群众意见，看来态度倒是虚心诚恳。许多同学都叫我提意见:‘你受过那么多委屈，也该出出气了。提！有毛主席撑腰。’我回答:‘以前有些意见早就提过了，而且都写在检查里了，我没有新的意见。’其实我刚被斗完没多久，才平稳下来，哪还敢再提意见？还是少说话为妙。随便他们怎么动员，我就是一言不发。大字报的纸都摆在我的书桌上了，我就是一字不写！

“不久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教学大楼排练厅开反右动员大会，由党委书记苏坤作反右报告。会上点了许多人的名字，都是在鸣放时提意见和写大字报的人。我心里想，当时你们去征求意见时，称赞这些人是好同志，是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怎么今天一翻脸就什么都不认帐了？共产党说翻脸就翻脸，给这些人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说他们有意向党进攻，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革命右派份子。没想到最后还是把我点出来了:‘别看有的人大鸣大放时一言不发，一张大字报也不写。那也不行，他内心是仇恨共产党的。在肃反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他揪出来了，……这种人不但是右派而且是极右派的反革命分子，是双料的反革命右派份子！”16

最后，他劳改了，详情请看《苦难的历程》。这里仅再提一提他的第三件冤案:他劳改期满后，结婚过日子，劳改队的管教员强奸了他妻子，“反而被他们诬陷说是夫妻俩合伙预谋拉干部下水。”为逼他承认，白天要命地加重他的劳动量，晚上还要开会斗争他，作“喷气式”，打得遍体鳞伤，打掉牙齿，打昏过去，“一共斗了我八个月，240天，一天没拉。他们像饿狼似地失去人性，每天晚上把我的脸打得变形，遍体鳞伤，全身无处不痛。”17

在北大学生的鸣放中，物理系的谭天荣是被毛泽东称为“英雄”的人物。5月20日，他贴出题为<一株毒草>的大字报：“我是从物理学本身发现辩证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现在哲学已经江河日下，一切科学在形而上的统治下面已经面临毁灭，一些着名的学者，例如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郭沬若，艾思奇等，在哲学科学常识方面存在多么可怕的空虚和混乱啊。紧接着，我意识到，全世界面临一次空前的变革，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两支大军在不同领域内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学生运动不过是一次世界规模的民主运动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注视着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注视着我们北京大学，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放松自己的战斗。”这篇署名为“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的大字报，说马克思主义从1895年起就开始走向“自身的反面”，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说《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长城”，说三好学生是白痴。（人民日报6月28日；7月4日又载：）在那些日子里，北京大学每天晚上都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有“要不要必修政治课”，“新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等等。还开了一些控诉会，有两个在肃反中被错斗的学生（顾文选和周铎）的控诉，据费孝通在六月六日六教授会议上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起来了，情绪激烈。从这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听说北大有两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错斗，有人听了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份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我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学生搞起来，事情很容易扩大。当然要收也容易。300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又说，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我看不是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所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人民日报7月4日）

王书瑶写的《从史达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大字报，实际上就是抨击“党天下”，他说：“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被麻痹、被愚昧，就有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史达林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答覆。因为他们都不免有统治者的共同弱点，他们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史达林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对这个问题，年轻的王书瑶比年迈的邓小平看得更正确更彻底更早20多年！如果共产党不反右，你邓小平就可以避免两次被打倒，也不会饿死4000多万中国人，也不用经历一次空前大浩劫，也不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一举”，“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当年你口出烂言:“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你胜利了吗？毛胜利了吗？党胜利了吗？如今你又说“必要的”，还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20年！真是俗话不俗:“虎走千里总吃肉，狗走千里总吃屎。”）

杨路说，“对民主的看法——你们把民主当作手段，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而我却认为民主是神圣的权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个人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们是只知道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承认还有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原则。”（他在那时就讲出“普适价值”的意思）

正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定稿中，把民主规定为手段的。虽然他原来是说“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翻云覆雨，乃是毛泽东的家常便饭。

王存心说:在我们国家里选举流于形式，人格没有保障。“三害”到处都是。当然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为了我们社会主义更好，不少有认识的青年人投身于“五．一九”这样的运动中。他们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不满足于用思想改造的方式来除“三害”，主张在理论上作一些必要的修正，制度上作一些彻底的改良。（《略谈“五．一九”》）

王国乡的一份大字报：《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把民主与法制的关系说得简明扼要而中肯綮；在20多年后邓小平才也这样说，可当年他却是把如下言论都当成了反动的右派言论的:“民主，不能是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国尚未颁布刑法、民法等必要的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领导者的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个主义”？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扩大民主，保障人权和人格独立——这就是我们的斗争的目的。”

学生鸣放的刊物《广场》的发刊词，这样写道：“人与人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总之，这里整风运动为主流的大变革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或思想意识的大革命，对一切都要勇敢地再认识。

“大鸣大放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实质。毫无顾虑地发言，为真理而作好争论，以及为证明一些新生的主张、观点、天才的创造，都将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在北大的辩论会上发表了演说（连在本校，共发表了五次）。她说，原本对斯大林看法是通过看电影、书报，是很崇敬的，看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简直是毛骨竦然，怎么肃反能对自己的战友滥杀500多人呢？怎么社会主义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必须接受教训。对斯大林的评价，不能归到个人崇拜，要从制度本身去找。斯大林事件所以能产生在俄国，要按历史条件看，苏联没有典型资本主义基础，这和中国有共同之处，在一些封建主义制度上建立社会主义。这些错误大部份受封建主义之害，如“三害”就是这样。又说“三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适合公有制经济基础，如等级制度，人事制度与保密扩大化。说到胡风，她说，胡风向党中央提的意见书，郭沬若说是“反社会主义纲领”，实际上那些意见是对的，现在这些鸣放都是从胡风处抄来的，如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庸俗社会学皆是。她认为，只凭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材料，说胡风是反革命证据苍白无力。她的演讲，不时为师生的阵阵掌声所打断。
6月30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新华社长篇通讯《毒草识别记------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驳倒了林希翎的谬论和谎言》中说：“她说：‘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

当时我在中学教书，一位比我梢大点的王姓青年教师，告诉我人民大学斗林希翎的会场情况:“林希翎提出要跟他们辩论，他们哪里是她的对手？不光是知识、才华、口才不是对手，她指出的违法乱纪、‘三害’事件都是经过调查的，无可置疑的事实。下面一再往上递条子:‘林希翎:支持你！’他们辩论无词，场面尴尬，光凭嗓门高，乱起哄:‘打倒林希翎！’”王老师眉飞色舞，我认为他有正义感，不料，到反右时他上前就揭发我说过:“刘书记是菜包。”我校刘书记的确是个不懂教育的菜包子，但王当时却说得更凶:“什么菜包？是熊包！”他说给我的所谓“右派言论”多了。当他一直揭发我。气得我不行时，我冷静地想:“你要亏心你亏心，我不来这一套。共产党要的正是知识份子都来这一套，他好渔翁得利。”所以我对他是来而不往，让他倒是侥幸跺过了这一劫。

还来说林希翎的演讲，她说“基本一致”，“从胡风处抄来的”也好，说“证据苍白无力”也好，说明文艺界，甚至各界知识份子都当真把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作美好的远景。毛泽东看准了这点，就把双百方针当作给知识份子的诱饵抛了出来，又怕你不去吞食，特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明：“胡风的文章还是可以写的，他住班房是因为他搞秘密团体。”大家都想：“我又不搞秘密团体。”虽然心存怕钓鱼的顾虑，但经不起毛的“猴不上竿直敲锣”，终于连饵带钩一并吞进鱼腹。之后，你再“腹诽”，说“毛泽东你不仁！”也只是徒唤奈何了。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当时大学之间的串联很叫校长感到头痛，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作报告，要求同学不要与外校联系。林希翎反驳说：我校学生未患流感，为何要隔离？主席讲，学生闹事要闹个痛快，而现在还没有闹事就这样封锁。根据笔者的记忆，当时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大意是这样说的：共产党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学生要闹事，就要让他闹够，问题暴露了，领导的问题由领导负责解决，暂时没条件解决的，要解释清楚，学生的问题，要说服教育。对闹事的头头，不要开除。。。。。。我当时直觉到，毛主席的胸怀、气量，多么仁慈、广阔！谁知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单用指出处理湖北汉阳县一中学生因为毕业后大部份不能升学，发生了800多学生罢课游行的事例，足可说明。8月5日新华社报导：湖北省汉阳县最近在蔡甸镇举行了群众大会，揭发和控拆了反革命分子（学校师生）王建国，杨松涛，钟毓文，胡斌，余心平等利用汉阳第一中学学生的升学要求，煽动和组织近千名学生举行罢课游行的暴乱事件。9月6日在蔡甸镇举行了有一万群众参加的宣判大会，当场处决了王建国，钟毓文，杨焕尧三人。杨松涛等四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１３，文艺界追求人性复归，把矛头指向《讲话》

毛泽东用阴谋和公安手段，背信弃义，滥杀无辜。我说的“无辜”，是中共自己都承认的。如上述“小匈牙利事件”，他们为此事作出决定，正式平了反。但死者已矣，只能感谢党的平反之恩于地下了。从教育思想讲，这是推行他“阶级斗争为主课”的，把受教育者培养成阶级斗争工具的奴化主义教育思想。他要消灭的是要民主、自由、人权的和尊重主体性的教育思想。他以同样的思想来对待文学艺术。这在反胡风及其之后的反右派斗争中得到了恶性地展开。胡风文艺思想的核心是“主观战斗精神”，是一种很强烈的主体精神。毛泽东说他有“可杀之罪”，只是认为“杀了不利”，才刀下留人。他到底何罪当斩？“胡风分子”诗人绿原在《胡风与我》一文中这样概述他与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互别苗头：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标第一”，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光明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标准。（《新文学史料》1989。3）

右派在大鸣大放中对文艺方面所发表的意见，是和胡风一脉相承的，大多是或明或暗地，有意识或潜意识地把矛头对准《讲话》，认为它是扼杀文艺生机的利刃。例如，反对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是具有普遍性的意见。什么公式化，概念化？就是<讲话>提出的工农兵方向（用瞒与骗唆使工农兵去卖命），服从一定时期所规定的任务的文艺工作一元论定位（即作“齿轮和缧丝钉”），政治标准第一的文艺批评（甚至疯狂到，有时是“政治标准唯一”。），杜绝“人性论”（否认人类统一的人性，只承认“阶级性”），对共产党只能歌颂光明（对资产阶级才能刻划黑暗。不歌颂共产党的功德，就是革命队伍中的蟗虫），要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什么教条主义？就是把《讲话》拜作图腾。所谓右派文艺观点，基本上是反<讲话>的观点。这表现在文艺思想理论，创作实践和组织工作三方面。

让我们从电影的锣鼓敲起。中国的大鸣大放是在1957年的春末夏初，钟惦?的文章《电影的锣鼓》却是在1956年12月15日发表于《文汇报》（《文艺报》同时发表）。所以，也可以说它是鸣放的开台锣鼓。锣鼓是这样敲起的：《文汇报》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准备就着电影没人看，70%以上收不回成本（有的连广告费都收不回）的问题展开讨论，记者姚芳藻采访了钟惦?。他立即表示：“电影问题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论。。。。。。。电影题材狭窄，故事雷同，内容概念公式化，看了开头就知道了结局，谁爱看呢？”在展开讨论中，《文汇报》发表了近50篇文章。导演陈鲤庭提出：“导演应该是影片生产的中心环节。”实际上，导演也只是按着<讲话>照本宣科的演员，真正的导演是党委书记（毛是总导演是用不着说的）。导演孙瑜要求尊重观众，尊重导演，尊重艺术。他说：“今天的观众在走进戏院的时候是以主人翁的姿态走进去的。他们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概念化，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尊重他们。他们要政治，但不要政治口号。”导演吴永刚在文章中指出：“政论不能代替艺术。人们花了时间和金钱，但是得到的不是艺术的欣赏，却是像在听一个报告，读一篇政论，这样的电影怎么能使广大的观众接受呢？”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钟惦?，作为中宣部文艺处负责电影的干部，被《文汇报》约请写一篇总结性的文章，这便产生了不同凡响的《电影的锣鼓》：

“电影的锣鼓先从上海方面敲起来，是有道理的。这里是我国电影的发祥之地和我国着名电影艺术家的汇集之处。经过七年的岁月足以辨明，电影------这一群众性最广泛的艺术，究竟怎样才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无疑应该丢掉一些东西，但亦需要保留一些东西，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电影与群众的联系，丢掉这个，便丢掉了一切。。。。。。

“上海《文汇报》在11月份发表的24篇文章，就问题的性质看，可分为两类:一是属于电影的组织领导的，即以行政的方式领导创作，以机关的方式领导生产；一是属于电影的思想领导的，这便是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题材偏狭问题，与所谓‘导演中心’等问题。

“……我们有许多领导人对列宁所说的:‘电影是教育群众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理解得很不正确。因为它重要，深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现了像<祝福>电影中鲁四老爷教阿牛描红的情景。关心过多也就往往变成干涉过多。

“……目前有许多有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出创作上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首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造？没有创造，如何谈得到电影事业的繁荣！

“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所谓‘导演中心’乃是指为了克服当前导演在摄制组工作时感觉婆婆过多而且过严，某些艺术描写的细节都要遭受干涉的情景而言。祥林嫂手中的鱼掉不掉？何时掉？这完全是创作人员，首先是导演自己的事。如果这样的事都须由行政决定，要导演干什么？。。。。。。”

这番锣鼓声聒噪火了毛泽东，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出批判：“共产党里也有右派有左派，中宣部有个干部叫钟惦?，他用假名字写了两篇文章，把过去说了个一塌湖涂，否定一切，这篇文章引起批评了，引起争论了，但是台湾很欣赏这篇文章。”

“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一个铁定的公式，谁也不能违反。56年钟惦?违反这一点，受到毛的批判:57年谁违反这一点谁当右派。从毛泽东，刘少奇直到乡村基层干部，从上到下，众口一词：“成绩是主要的”。毛泽东时常扳着手指说教，成绩与缺点相比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即便饿死几千万人，成绩仍然是基本的。彭黄张周们违反这一点，他们就株连了300多万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农民用干部开会作报告的腔调，耍贫嘴道：“成绩是鸡巴（基本）上的！蛋（但）有缺点，是屄染（必然）的嘛！”我真是不理解，当时面对的是包括他们亲人在内的饿殍遍野，村里饿死的人都没有人去埋了，面对如此悲惨世界竟还能发出这种黑色幽默！难道这就是阿Q们发泄愤恨的方式？

在全国正式反右派几个月之前，钟惦?已被钦定为右派了。《文汇报》8月4日发表了后来成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的文章《否定成绩改变方向篡夺领导------揭露<电影的锣鼓>一文的右派论点》：

“和所有的右派论调一样，《电影的锣鼓》首先从根本上否定电影的成绩。。。。。。。总之，钟惦?之故意把工农兵方向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串在一起，决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克服缺点，而正是为了把工农兵方向连根拔掉。。。。。。。”

在右派的文艺理论方面最为有系统，有份量的，要数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文章的思维方法是上前就与《讲话》唱对台戏的。因为它是从审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所规定的“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一点出发的。可是，在《讲话》中毛是这样说的：“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而我则认为，别的什么事如果可以“不是从定义出发”的话，那么，“我们讨论问题”则是绝对地应当从定义出发的，这是一条逻辑规则。即以毛上述的话为例，是他先从“实际”，“定义”，“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之后，才说出“不是从定义出发”的。否则，说者和听者就都将陷于五里雾中——“应当从x出发，不是从y出发”，如果你不首先对X、Y加以定义的话（当然，“心照”就甭“宣”了），那么，你所云者何？一句话说绝，理论思维必须从定义出发。但，如果定义是错误的，则应首先把错误纠正过来，这还是从定义出发。因为正确的定义就内涵着“合乎实际”这一规定。不紧扣从正确定义出发的讨论，必将引起混乱；双方对同一概念作出不同定义的讨论，一定会是“裤裆里放屁——到两叉里”，鸡同鸭讲，无共同语言；违背正确定义的讨论，一定是胡说八道。民谚说得好：“先明后不争”。这一句话可理解为，先明确定义，在讨论问题时就不会引起无谓的歧义的纷争了。像毛这样的违反逻辑常识的错误，不但没人敢指出，而且还必须当作图腾来崇拜；这使我想起，邓小平为吴晗碑亭书写的“吴晗亭”中的“晗”字，多写了一点，把口上的“今”字写成了“令”字。我在报上看到时，脱口而出:“怎么旁边的人就不随时指出这个笔误？”“谁敢？”没有人敢，于是这个错字，便像征着邓小平的威风而百世流芳了。有兴趣者可前去看一下，是否今天“威风”依旧？
秦文说：首先，如果认为“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里没有“社会主义精神”，因而不能起教育人民的作用，而必须要另外去“结合”，那么，所谓“社会主义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它一定不是存在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之中，而只是作家脑子里的一种抽像的概念式的东西，是必须硬加到作品里去的某种抽像的观念。这就无异于是说，客观真实并不绝对地值得重视，更重要的是作家脑子里某种固定的抽像的“社会主义精神”和愿望，必要时必须让血肉生动的客观真实去服从这种抽像的固定的主观上的东西，其结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

其次，这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既是作家主观上的一种观念，那么，它必定是作家的世界观的一部份。。。。。。。作家的思想------世界观，是探索，认识，反映客观真实时，伴随着形象思维，起其能动性的作用，因此，这种作用是有机地表现在艺术的真实性里面，是无须乎在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之外再去加进或“结合”进一些什么东西去的。

在我们中国还跟另外一些庸俗的思想结合起来了，因而更加对文学事业形成了种种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些庸俗思想，就是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释，而且主要表现在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上。

首先，必须考虑到，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应该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浅地只顾眼前的政治宣传的任务，只满足于一些在当时能够起一定宣传作用的作品。其次，必须考虑到如何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做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应该考虑到它首先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学这一武器的作用。即便是一篇杂文，一段鼓书，一篇特写，也不能忘了它的文艺性。此外，还必须考虑到各种文学形式的性能，必须考虑到各个作家本身的条件，不应该对每个作家和每一种文学形式作同样的要求，必须要尽可能发挥------而不是妨害各个作家独特的创造性，必须少用行政命令的形式对文学创作进行干涉。

说“政治标准第一”，是因为，自古以来没有无倾向性的文学，是因为人民所需要的是那种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文学。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以是否配合了每一个临时性的政治任务为文学作品的最重要的标准，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是艺术标准并不重要。政治和艺术标准必须统一。（我认为，只有在政治理论与政治行为中，才是“政治标准第一”，如果你要求刘少奇在“八大”上作的《政治报告》有艺术性，是可以的，但你如果硬坚持必须“艺术标准第一”，那么，你就是混蛋。如果你要求文学艺术作品，比如齐白石画虾，不是“艺术标准第一”而是“政治标准第一”。而且对违反者严惩不怠，我说，这就远甚于混蛋了！）

正因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些糊涂观念，于是，就发生了多种多样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例如：不应该写过去的题材呀，过多地从是否配合了任务来估计作品的社会意义呀，出题目作文章并限时交卷呀，必须像工作总结似的反映政策执行的过程呀，以各种工作方法为作品的主旨和基本内容而忘记了人物形象呀，不应该写知识份子呀，不应该以资本家或地主富农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呀，作家最激动和最熟悉的“过去的题材”不要写而硬要去写那些不激动不熟悉的东西呀，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的呀，离开了形象及其意义去找主题思想呀，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领导创作呀，政治加技术（艺术）呀。。。。。。还有：你说描写新英雄人物才是“社会主义精神”呀，而他又说人道主义精神才是‘社会主义精神’呀。。。。。。

姚文元为批秦兆阳，云里雾里写了三万多字，不见真货色，唯有帽与棍。什么“修正主义思潮”，什么“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没有政治立场的‘写真实’的虚幻性”等等帽子。同样，他对江苏省一些青年作者陈椿年，高晓声，叶至诚，方之，陆文夫，梅汝恺，曾华想组织一个《探求者》文学月刊社所草拟的“章程”和“启事”，也是批之为“反动”，“梦想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他说：“《探求者》们的反社会主义纲领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们是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无保留的狂热的拥护者。。。。。。。他们在理论上是秦兆阳的弟子，他们手里挥舞的也不过是从秦兆阳的修正主义那里搬来的破刀烂枪而已。然而当这种种修正主义思想被他们剪贴起来凑成一套主张时，就成为非常完整的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纲领。”（71）

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和章程中说：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把编辑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来源就依靠同人，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艺术风猊。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不久，如果说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探索，需要不断地积累经验，吸取教训，那么，在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生的道路就更为复杂，更需要多方面进行探讨。旧时代遣留下来的思想意识中间，有坏的，也有好的，必须加以辨别。近几年来，把一切旧东西看成坏的，把一切新东西看成好的，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教条主义把浩瀚统一的社会生活归结成支离破碎的教条，僵化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再者，我们过去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由于当时的需要，把政治态度作为衡量人的品质的主要标准，往往忽略了社会道德生活的多方面的建设。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人民内部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人们道德面猊上存在着各种缺陷，也看到了阶级斗争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阴影，妨碍了人们之间正常关系的建立。人情淡薄，人所共感。鉴于以上种种，我们将勉力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促进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有过漫长的历史，积累了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更不承认这是唯一的方法。

刊物不发表空洞的理论文章，不发表粉饰现实的作品。大胆干预生活，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崇拜权威，也不故意反对权威，不赶浪头，不作谩骂式的批评，从封面到编排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本刊系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之刊物，不合本刊宗旨之作品概不发表。（72）

有一些作家点明叫响地要“修正”和“发展”毛《讲话》的精神，少的如刘绍棠，认为其中“策略性理论”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老的如姚雪垠，认为《讲话》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历史条件在不断变化，许多真理也要跟着发展。”《长江文艺》1957年10期上有篇文章这样揭露和批判姚雪垠：

他歪曲地说“今天除了提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外，也提到为知识份子服务。这就是发展。企图偷天换日地以“为知识份子服务”来代替“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他诬蔑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是‘原地踏步走，背去年的皇历”。姚雪垠攻击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正确原则为“不仅是简单的，而且是死的”，一个“总原则”而已，说“如果有人企图拿着一个总原则认为是找到了万能的钥匙，随便使用，他难免不跌进教条主义的泥坑。”从这一根本的反动前提出发，他把党对文学事业的政治，思想的领导，诬蔑为教条主义的统治。说什么教条主义“上有领导，下有群众，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沉重的社会力量。”认为教条主义已成为“一种时代空气，或者像流行性的感冒，散布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因此，“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能不缩手缩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于是姚雪垠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幌子，进而提出了资产阶级“百无禁忌”的文学自由的主张代替党的文艺方针。

黄药眠在政治上被批为“章罗联盟的参谋长”，但他毕竟是个文艺理论家。他在《文艺报》1957年第6，9号上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讲了自己的意见。一篇是《由“百花齐放”所想到的》：

有些人处理问题时，硬要把党的事业的文学部份，和党的事业的其他部份刻板式地等同起来，来一个机械同均化，而无视文学的特性。还有人处理问题硬要来一个标准化，要以少数人的文学趣味服从多数人的文学趣味，或甚至相反。这样就抹杀了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针下个人爱好的广大原野。甚至有些人神经过敏，一谈到个人的艺术爱好，就说你是个人主义，一谈到幻想，就说你是唯心主义或违背现实主义，一谈到应讲求形式，就说你是形式主义。文学固然要反映出现实的本质，反映出社会生活中人的本质。但不应忘记，文学要通过生活本身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的，因此对于“本质”也不能了解得过于死板。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同时又是多种关系交错着的，因此，它是丰富的，多彩的。文学的描写就是要具体反映出人的各个侧面，和人和人之间的交错着的关系，写出细节，而描写的方法可以不同，描写的风格和情调也可以多种多样。因此，文学里面所表现的东西，是通过生活现象来表现本质，但它不限于本质，某些方面它可以比本质多些，同时某些方面又可能比本质少些。有些人忘记了文学是要通过生活现象本身来反映现实的，所以就要求文学要按着决议案来创作，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要根据他是不是表现了本质去检查。这样一来，作品自然就失去生活的丰富性，而人物也就失去了个性。文学不是生动的，动人的宣传，而成为简单的的说教。有人说，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生活里面本身就有着美，作家的任务就是对生活中的这些美加以集中概括，使它比生活更高，更有典型意义。但我们应认识到，人们的主要任务在于改造世界。在实践中，人们认识了世界，也产生了自己的态度，有时还带着强烈的情绪色彩。有些人忘记了这些，认为作家的任务只是在检集生活现象并加以组织。甚至有人还把作品中所描写的故事，人物去一一加以核对。认为生活里有的，就是现实主义的，没有的，就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原则。照这样的看法，创作就不可能有，文学只能是资料的搜集和堆积，想像就不可能有，文学只能是已有事实的记载，同样，作家不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体验生活，而只能是消极地感受生活，客观世界给我们刺激一下，而我们也就认识它一下。。。。。。。

另一篇是《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顾虑》：

当前文艺界的主要矛盾，在于我们的文艺创作和广大读者的要求不相适应。我们印出来的作品，中学生读起来，大体上说还认为可以，但大学生就觉得不够味，不满足了。他们的兴趣是读外国小说。近年来，存在着一种不好的风气，那就是对于名作家的作品，照例是捧。如赵树理的《三里湾》就是这样。这种风气也影响了读者。一般说大学生本不十分喜欢中国现代作品，但你问他，他还是说好。为什么呢？因为《文艺报》说好。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不谐调。批评文章有时并没有体会出作品的味道，就来分析它的优点和缺点，有时则没有把握住分寸，太重，因而引起了作家的轻视和不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如果作家不服气，写了个反批评，但刊物又往往以“不宜讨论”为由拒绝刊载。挨了批评不能反击，这也是造成了双方关系恶化的原因。在领导思想方面，对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有简单化的理论。我们的创作质量不高，和简单化的理论也不无关系。世界观指导创作，这是无可怀疑的，但世界观对创作的直接指导作用，只限于作者看事物的立场观点和基本的态度方面。至于作家对人物的心理状态，情绪等等的体验，世界观就不能直接指导。解决这个问题，要靠积累生活知识，有丰富的生活体验。根据我们很多同志的理论，仿佛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有了，就可以解决创作问题。强调思想改造，这是对的，必要的。但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事情，我们不能等到作家思想改造好了才能让他们创作，而且思想改造也决不止是读几本理论书。这几年来作家们总是读了些书了，但为什么有些人还是写不出作品来？如果说，思想进步了，他就可以写出作品，那为什么这七，八年来，作家的思想进步了，而还是写不出作品呢？我认为世界观对创作的影响有一部份是间接的曲折的，可是过去我们恰恰忽略了这一点。领导把理论与创作之间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化，因此领导的方式就必定会是生硬的，反过来又影响了创作的发展。。。。。。
作家常常埋怨批评家给创作制定了不少清规戒律，但文艺批评所受的清规戒律何尝就少呢？几年来我写的文章很少，但就这一点点经验来说，也不难体会到写批评文章之难！不能粗暴，不能讽刺，不能说俏皮话，要照顾到权威，要照顾到大作家，要照顾到新生力量，要照顾到领导首长，要照顾到老先生，要照顾到统战，要考虑将来政策转变时为自己留退步。脑子里这样许多“照顾”，许多“考虑”，于是自己的主意越来越少。文章力求委婉，力求面面俱到，力求不致引起别人的反驳。许多重复了不知千百次的，为人所熟知的大道理，大原则，也不妨假定读者有“百读不厌”的精神再来一次重复。肯定之后，必须来一个“但是”，否定之后必须来一个解释。文字上力求多加一些“在一定条件下”，“在某种程度内”等等。。。。。。

以前我写文章，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但写起来，心情有舒畅之感，现在我写文章，往往是为了完成任务，时间又催得紧，以至有些文章，连自己也不满意。

《人民日报》8月14日登了一篇《打碎黄药眠的卖药葫芦》，其中说：这里所谓“以前”者，解放前之谓也。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那年头，对他真是“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不要说“百般顾虑”，那真是一点顾虑也没有，自由得很。他所谓的“影响了创作的发展”的根源，一找，就找到了“领导思想”。

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组编写，登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上的《黄药眠的文艺思想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全文2万多字，详述了他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家的思想改造，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等方面“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这些也是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反对。

戏剧家吴祖光可以说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他的性格，他才不管你“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哩！5月31日，他在文联第二次整风座谈会上说：

文艺界的“鸣”“放”之后，陈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乱”，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实上早已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平乱。我活到40岁了，从没有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遇见的人都是怨气冲天，不论意见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领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这说明了“乱”。党中央提出整风是为了平乱，使今后能走上合理发展的道路。过去从来没有像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这不是乱，什么才是乱？

解放后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组织的力量非常庞大，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分配，已成为人民生活起码的道德标准。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组织的很少。马思聪之成为马思聪是他个人苦学苦练的结果。现在一切“依靠组织”，结果，变成了“依赖组织”。个人努力就成了个人英雄主义。

作家，演员，长期不演不写，不作工作，在旧社会这样便会饿死，今天的组织制度却允许照样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做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听说一个文工团的团长写了一个剧本，其中写了一个反面人物，结果受了批评，把立的功也给撒销了。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这就是组织制度的恶果。解放后我没有看到什么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领导捧一捧就可以成为杰作，这也是组织制度。

组织力量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我们的戏改干部很有能耐，能把几万个戏变成几十个戏。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声照应，四海风从。这是因为党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爱戴。但是声望应起好的作用，现在却起了坏的作用。过去搞艺术的有竞争，不竞争就不能生存。你这样作，我偏不这样作，各有独特之处。现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处处如此。北京是《白蛇传》，《十五贯》，于是全国都是《白蛇传》，《十五贯》。

我感觉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因之作为中央的文艺领导就更要慎重，小心。当然，不可能有永远正确的人，有些作家艺术家兼任行政领导，他们自己也口口声声说不愿作，但是作官还是有瘾，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众看法等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作家，他们打心里还是愿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艺术家原是朋友，但现在却成了上下级了。

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电影工作搞得这么坏，我相信电影局的每一个导演，演员都可以站出来，对任何片子不负责任，因为一切都是领导决定的。甚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作出来的。一个剧本修改十几遍，最后反不如初稿，这是常事。

吴祖光说过文艺工作又对肃反提了意见：“肃反是搞重了，面搞宽了，北大，戏曲学校。。。。。。都很严重。肃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对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肃反中却狠狠地斗了他。这是不公平的。如电影局，在肃反时，有位同志被斗，她的爱人因之便和别人离了婚，后来证明她是被斗错了，结果却拆散了人家的夫妻。”

吴祖光还发表文章<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

我们谁都会谈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是他在培养文学艺术人材这方面表现了什么呢？对于解放以来，工，农，兵的每一条战线上都是人材辈出，蓬勃前进，而文艺战线上独独新人寥落的具体现象我们又该如何具体解释呢？

解放以后的新社会产生了新的生活习惯，这种新的生活习惯形成了新的制度，我感觉到这种制度可以叫做组织制度，革命的成功正是把全国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就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我以为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使个人力量相对减少了。

从党中央提出党内整风以来，在这短短的时期内，仅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一些被压制，被埋没的人材的事实就足以使人触目惊心。我们今天的生活制度由于组织一切包干的结果，竟使不劳而食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因而恰巧有许多辛勤劳动出来的作品反而受到无情棍棒乱敲乱打，于是索性不写不做反而落得平安无事。可惜的是艺术家们和剥削阶级不同，他们对于不劳而食并不认为是幸福，而认为是耻辱与痛苦。

“服从组织分配”在革命斗争当中，在军事行动当中，我想它应当是属于铁的纪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们文艺园地里施行组织分配的办法就使人很难理解了。无论如何，写作，演，唱总是属于个人的行动，一个口齿不清的人总不能由于集体力量，大家帮忙而能使他变得伶牙利齿起来，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由于万能的组织分配的结果，却是什么样颠倒因果，乱点鸳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想在文艺工作的安排上，“组织分配”决不能绝对化。如果“组织分配”只占五分（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公平合理的分配），自愿也占五分的话，事情便会变得好一些的。所谓“组织”亦就是指的领导。领导的权限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必然接踵而来。从文艺工作说来，谁都懂得“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但是今天无数的艺术团体的领导，偏偏就从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对群众需要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群众不喜爱的东西塞给群众作为对群众进行教育。

我们的传统戏曲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们代代相传，每一个都身怀绝技。作为新文艺工作者得到与民间艺人合作的机会正应该好好地抓住机会向他们学习一下，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们却是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还没有摸到传统艺术的规律，便神气活现地以改革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的脖子。中国的传统戏曲节目之丰富是尽人皆知的，但是这些年来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下廖廖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这种大杀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惊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是这些戏改干部的活活写照。

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衰的？

他划为右派份子是无可挪移的，对他的这些无可反驳的金玉良言进行批判，自然尽是些由衷的和不由衷的胡说八道，不值一提。倒是他的妻子新凤霞不为“领导”的威胁利诱所屈服，把爱情坚持下来，被传为一段佳话。这是他、她，儿辈和家庭的骄傲，这是右派份子、知识份子的骄傲，这是美好人性的仅存硕果！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化部刘副部长逼她离婚，她坚持不离，一心要等吴祖光回来。

“你能等多久？”

“王宝川等薛平贵等了18年，我能等28年！”

吴祖光“改正”后，仍是在公开场合仗义执言。1988年4月5日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吴祖光以《要信任知识份子》为题作了发言：

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50年代，党和知识份子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对《红楼梦研究》，对《武训传》，对“胡风”的批判一步步转入政治问题的范畴。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以号召向党提意见为名而向数十万响应号召提出各种意见的知识份子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罪名提到反革命的高度，迫使千家万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八个字可不是空洞的词句啊！对于所有右派，都是血泪深仇），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人间悲剧，尽管在几十年后大部得到“平反”和“改正”，但巨大的创伤却是永远难以弥补的。而发生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却又是从迫害知识份子开始，十年浩劫，几乎使国家民族濒于毁灭。。。。。。。再三再四残酷践踏中国知识份子的尊严以至生命，真是使人痛心，使人伤心。。。。。。。

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明，知识份子是建设国家的主要力量。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过二世而亡。汉高祖也知道“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宋太祖治天下也得依靠半部《论语》。到了近代，推翻满清政府的国民党人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大批战友，壮烈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绝大部份都是知识份子。再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哪一个不是知识份子？古今中外一切的生活现实都得不出仇视知识份子的结论。

“写戏的不满，演戏的火更大。在不得不服从指挥棒转了数年之后，中国京剧一团团长李万春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中国戏剧本来就是人情法理、善恶因果的社会反映，是好的教育，是寓教育于社会人生的，也是促使改变不善的人心。凡一词一句，经过了文学家审慎的坚定，一排一演，经过了许多艺术家设计指导。如此而成为剧，流传数百年……这是它的价值，也是中国戏剧的历史光荣。’‘中国剧的重点反映“忠奸功罪”四个字，当然离不开帝王将相、富贵贫贱。也有呼帝王万岁，那是表征实情事实，何谓封建以及资产阶级？要以这是“封建余毒”，那么……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皆是封建余毒。’“（转引自《阳谋》页173）
不管话说得直接了当还是委婉曲折，你仔细看吧，笔锋都是指向党天下，指向毛泽东思想，指向<讲话>。在文艺创作中，也出现了一批离经叛道的“写真实”，“干预生活”，揭露阴暗面，反对“三害”的右派作品。着名的有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姚文元批判道：“他用自己反党的眼光把陈立栋丑化了，他恨陈立栋执行党的指示，所以他把陈立栋丑化成一个没有任何优点的人。作者在竭力假造出这样的一个公式：执行党的指示=官僚主义=独断独行=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同其他右派一样，他在这里攻击的不是官僚主义，而是党的领导。作者把黄佳英当作英雄的先进人物来表现的，在黄佳英身上寄托了他反对‘官僚主义’的全部理想。然而黄佳英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那是一个被美化了的‘反现状’的个人主义者。但尽管作者想把她写成娜斯嘉型的人，在刘宾雁的笔下，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中国，黄佳英却不是娜斯嘉，而是反党的个人主义者。”“整个报社的气氛十分暗淡。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如同一块大石一样压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总编辑陈立栋。。。。。。是一个压制任何合理的政见的独断独行的专制主义者。。。。。。。作者带着深刻的嘲讽描绘这一切。”（73）

南有姚文元，北有李希凡。李希凡在《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中说：“绝不能低估《本报内部消息》在一部份青年中的影响，尤其是在有着浓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青年中间，黄佳英起了极大的煽动作用。在反右斗争中，很多青年右派份子，正是披着黄佳英的外衣出现在群众的面前。。。。。。。难道林希翎之流不正是刘宾雁的黄佳英的模特儿吗？。。。。。。早在刘宾雁的第一篇特写《在桥梁工地上》里，就已经流露了阴暗的反党思想，如把老干部写成不学无术，思想僵化，不能领导复杂的现代化工业的人，诬蔑我国建设进度缓慢，并武断地说我们建设中的缺点不是由于缺乏建设经验等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根源好像全在领导上的保守无能等。不过，这篇特写的缺点究竟还非常隐蔽，刘宾雁在当时也不敢露骨地大胆地宣传他的反动思想。只有在他的<在桥梁工地上>发表，并受到《文艺报》，《人民日报>等大肆吹捧以后，刘宾雁才敢写《本报内部消息》这样露骨的反动作品。自从这篇作品又受到某些报刊的赞扬以后，所谓‘揭露生活的阴暗面’，和歌颂黄佳英之流的‘青年勇士’的作品，就大量出现了。《组织部新来的年经人》里的林震，实际上是黄佳英的男性翻版。”（《中国青年报》9，17）

李希凡批判王蒙抨击北京某中共区委机关官僚主义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认为“这种官僚主义满天飞的。。。。。。党的区委会，在离开中央较远的地区。。。。。。还有若干可能性，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这是不能相信的。”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经人>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们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李文见《文汇报》，2，9，毛谈话于2，16。）狗比主人狂吠的调门高，纯属正常现象。

青年诗人流沙河写了一篇散文诗<草木篇>，遭受到围剿。批判者对诗中写了“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的藤是骂共产党员和积极份子，说是对“人类历史上最民主最先进制度的污蔑”。（原诗是: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在树稍，丁香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说诗中的梅花把自己给了冬天的白雪”，被批为“变天思想”，盼望国民党卷土重来。（原诗: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他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有的文章说“<草木篇>是极少数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感到一个阶级灭亡，充满了没?的情绪，要咿咿唔唔地为旧社会的灭亡唱挽歌！”本省文联一位领导说：“我一看见<草木篇>就想起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对这种反动腐朽的东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尝不可！”（《文汇报》5月16日）根据我的记忆，好像传达的毛讲话是说，作者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一有机会就<草木篇>。《草木篇》中的其他篇章是:

《白杨》: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它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湾一湾！

《仙人掌》:她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佩上刺刀。主人把它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毒菌》:在阳光照不到的河畔，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的孩子也不去采它。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对《草木篇》也有另一种评价。6月4日，在四川文联举行的座谈会上，张默生教授提出“诗无达诂”。何剑董教授说道：“我认为，《草木篇》反映了一部份知识份子在历史运动，尤其是在肃反运动以后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度的恐怖的情绪。《草木篇》所反映的那种现实是存在的。尤其在肃反运动以后，一部份知识份子，是怀着一定的痛苦，失望，甚至恐怖的情绪的。”但这些人们，也大都划了右派。

开封师院（即解放前的和现在的河南大学）的“苏联文学”教授李白凤，在《人民文学》（7月号）上发表“写给诗人们的公开信”中说：“我感觉到诗歌的创作被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领域里，诗人们替自己限定了写作范围，就在这样的小天地里回旋着。你们，从你们中间最优秀的诗人里选定不那么太多的诗歌的写作方法，把它看成衡量一切诗歌的尺度，有时甚至很少考虑到文学史上曾经不断出现的一些现象——风格的多样化，像希腊神话故事里的柏鲁克拉士那样，把一切诗歌都放到自己的床上，加以‘拉长’或‘截短’。”他还引用马克思的话，反对压抑写作的创造性和独特的个人风格:“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谁能说这样的见解不切中肯綮呢？但他却因此划了极右派。我和他在一个农场劳动教养，受尽迫害折磨、劳困饥饿。一次，我们去贴标语:“高举三面红旗奋勇前进！”“大跃进万岁！”……他端着半碗糨糊跟在后面，当要用糨糊粘的时候，发现他快把糨糊喝光了。我们急中生智，又给碗里续了些水，把标语“胡弄”在墙上。随后被风刮掉，虽然心里害怕，但又奈之何呢？可见，即便是像他这样的大诗人，文人学士，在久饿之下，肚里也就没有诗意，甚至连人格尊严的资料也没有了。1962年解除劳动教养归家，要说无业也有业，死前的职业是拉板车。可他在农场时，有时还要向我们数说他当年的“威风”:“柳亚子、臧克家拍着我的肩膀，‘白凤、白凤’的；无话不谈。”

杂文以其锋利深刻，最适宜于反映事物的时代变化，人物的知情意行，而且可收短平快的效果，所以许多报刊都发表了广受欢迎的杂文，而且有的设了专栏，如《中国青年报》的“辣椒”，《河南日报》的“蒺藜草”等。在鸣放中的杂文，论质论量，首推徐懋庸。他有很高的马列水平，我们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都学习他的文章《矛盾论在思想改造中的应用》。在他的杂文中，被用得得心应手，文笔流畅，意蕴深长，以马列之矛，攻马列之盾，揭出人人心中有之之社会弊端，读后令人惊，令人喜，令人思。他出手很快，短期内即写有上百篇。姚文元就其中两篇，《不要怕不民主》和《苦闷》进行批判：

徐懋庸之流高喊“不怕黑暗”，“揭露黑暗面”的人，却把我们社会说成似乎没有“民主”，要“享受民主”，就要向“官僚主义者”争取。徐懋庸的脑子里，其实是装满了资产阶级民主，他所要“享受”的，是一种不要集中的绝对民主。“我们就不能等到他们自己放手”，这“我们”和“他们”，就表示在根本立场上他是把自己同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当然可能有某些缺点）处于对立地位，同党的领导处于对立地位，既然“他们”不肯“自动放手”，那就只有“斗争”了。于是，当社会上右派猖狂进攻，“言论一放，意见纷纷”之时，徐懋庸也就挺身出来作右派的喉舌，他大呼“这是好现象”，“现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会的苦闷”，“苦闷多极了”。怎么摆脱这不是个别事件而是整个“社会的苦闷”呢？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思想之外“生出更好的思想来”。这“更好的思想”是什么？。。。。。。我们在某些“揭露阴暗面”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不就是徐懋庸所推销的反对领导，反对民主集中制的“更好的思想”吗？（74）

徐仲年在鸣放中发表了杂文《乌“昼”啼》。反响很大，不光文笔好，切反映了知识份子当时所焦心的一种真实存在。摘抄如下，以供今人观赏。

乌“昼”啼

乌凤和鸣叶元龙教授在上海市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凤鸣”与“乌鸣”的问题。“风鸣”指的是“报喜”，“乌鸣”指的是“报忧”。叶先生劝共产党党员：凤鸣要听，乌鸣也要听；尤其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鸣的时候，就一枪开去。因为一枪开去，乌鸦固然没法再鸣，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我不知道从何年何月起，乌鸦变成了“不吉利”的动物。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用过考证功夫，因此作不出结论。不过可以肯定：１乌鸦是益鸟，——向人“报喜”的喜鹊反而是害鸟；２古人以为乌鸦是能“报喜”的（可查：“乐府古题要解”中关于“乌夜啼”的解释）。一般人以为凤凰是很美丽的鸟，其实不然！它是：“鳞前鹿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说文”），实在没有什么好看！何况还有假凤凰，为数相当的多！因此对于凤凰和乌鸦的估价，应当辩证地看。能够乌凤和鸣，那是最好的好事！我摹仿“乌夜啼”，作“乌昼啼”。是否提防猎人的枪？不在考虑之内！毛毛雨下个不停和风细雨……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此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用不着大张旗鼓，只须和风细雨就够了。在原则上，这是对的。然也要看具体情况，不该以不变应万变！毛毛雨下个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烂，棉不结铃。田初湿时是软的，容水过度就会变硬。“清明时节雨纷纷”，尚且要：“路上行人欲断魂”；不幸而淫雨一半载，老百姓就得饿死不少！和风细雨自有他的妙处，但迅雷烈风也有扫荡阴灵之功！某些时候，错误严重，态度顽强：那就用得着迅雷烈风了；在这种情况下，和风细雨不足以息民愤！尤其不希望对自己和风细雨，对人迅雷烈风；对党外人士要求自我的批评，对党内人士则要求批评别人！我听了许多代表所反映的内容，有些事真令人发指！小民主解决小偏差，大错误就得用大民主来纠正，正如对症下药，有些病该用霸药来治。小论带坑臭有那么一种说法：旧知识份子在旧社会里生活得久了，难免有股“带坑臭”！话是对的。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据我所知道，共产党党员不是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炼出来，确确实实也是从旧社会中来的。那么，在他们的身上，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臭气么？有人说：他们早就参加了革命，不论是“地下”或“地上”，因此他们身上的臭气早已拍掉了：这就叫做“发展观点”！我回答道：承教了！发展观点是唯物史的基本原则据我所了解，所谓：“发展”有“纵”的发展（时间上的发展）和“横”的发展（空间上的发展）：二者缺一就不行的。“带坑臭”这顶帽子只往旧知识份子的头上戴，而且几乎在任何运动中，对于知识份子的“评定”都是断章取义，不问发展，不问联系，——要不然只追究“坏的”联系，——这样就造成了：我发展，你不发展的严重偏差！于是高墙耸立起来了，呜呼！（原载《文汇报》1957年6月18日，略有删节）
由于此文遭受到张春桥泼妇骂街式的批判，遂使此文更形轰动，以至毛泽东也曾给予“垂青”（见<毛泽东选集>第五集页446）。张春桥写道：“乌鸦”徐仲年，曾对“乌鸦”做过一番高深的考证。考证的结果，认为“可以肯定”：“乌鸦”是“益鸟”，而且能“报喜”。。。。。。。为了“学习怎样研究分析”，我倒要给徐仲年的考证，试作一点粗浅不堪的注释。注日：“乌鸦”徐仲年，系政治动物，在台湾“四大家族”的屋檐下，华尔街老板们的园里。。。。。。均有“益鸟”之誉，“乌‘昼‘啼”者，向主子们“报喜”也。。。。。。。“乌鸦”又是“食腐肉”为生的动物。根据我们的常识，哪里发生战争或饥荒，哪里就有“乌鸦”盛集，斜飞怪叫，以抢食死尸的腐肉为乐。因此，在“乌鸦”身上，“臭气”冲天，令人掩鼻。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在劳动人民的心目中，“乌鸦”便成为“不吉利”的“害鸟”。（徐仲年身为“乌鸦”，居然说“不知道从何年何月起，乌鸦变成了‘不吉利’的动物”，足见“乌鸦”还是一种善于撒谎的动物。）证之徐仲年，他把共产党比作“牛鬼蛇神”，比作“阎王殿上戴着‘一见生财’的帽子的活宝”，深仇大恨，不共戴天，切齿之声，发自内心。而徐仲年毕竟是个“知识份子”，不像葛佩琦“少将”那样的“武艺高强”，动辄喊“杀共产党人”。但是，这又恰好显出了“乌鸦”的本性，他既要不劳而“食”，只好和葛佩琦“少将”来一个分工：你去杀人，我来啃死尸。论杀人，葛佩琦当然不如蒋介石。那么，什么是“乌鸦”的“发展”“观点”？也就“昭然若揭”的了。“乌鸦”就是这样无耻，这样狠毒的动物。社会主义时代，劳动人民的天下，决不许“乌鸦”猖狂！徐仲年如果甘心永远做“乌鸦”，那末，“乌鸦”的命运就是这样：自取灭亡！

人民日报，9月4日载，《丁玲的伙伴李又然的老友江蜂的手足吴祖光的知心艾青长期奔走于反动集团之间》。我这里单单是介绍报“揭露”的，艾青是“吴祖光的知心”:

艾青和吴祖光在一起是“无话不说”的。在吴祖光面前，他诬蔑党内阴森恐怖，说“党内没有民主”，“党内没有温暖”，并说:“你不是党员还好点”，“党是无情的，专整人。”他向吴祖光表示:后悔入党，入了党不自由。还说:“入党有啥好处，入了党还不是被人家指着鼻子骂。”…。。艾青甚至在党的会议上，也散布“党内做人难”，“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等荒谬言论。

人民日报，，9月24日载，徐迟的文章<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批判艾青及其诗作<黄鸟>等:

这些年来，艾青的情绪是非常阴暗的。由于犯过错误受到党的处分，他认为自己是处在逆境之中了。但是，和丁玲一样，他也经常把外国出版的他的翻译诗集和关于他的诗论文集捧来捧去给人看，并以之作为处于逆境中的安慰以及对党骄傲的资本。

《黄鸟》一诗是作于1953年，发表于去年8月26日《北京日报》，内容是:喜鹊怒了，向黄鸟挑战似的冲去……黄鸟飞走了……喜鹊占领了树枝……小麻雀跳到他身边，流露谄媚的神气。喜鹊对小麻鹊说，“她长得怪模怪样，歌声里有妖气，我们虽然吱吱喳喳，说起话来却有条有理”。小麻雀说:“对，对，对”……很久很久没有声音……微风……黄鸟又在歌唱了。

这是首讽刺寓言诗。无论如何是在讽刺什么人的。艾青显然自比为黄鸟，那么喜鹊和小麻雀呢？倒要问问他指的是谁？

《养花人的梦》讲一个人只养月季花，养了几百种。夜里他梦见牡丹、睡莲、牵牛、石榴、白兰等花来诉苦，石榴说:“冷淡里面就含有轻蔑”，仙人掌说:“只爱温顺的人，本身是软弱的；而我们却具有倔强的灵魂。”最后所有的花都说:“能被理解就是幸福。”

月季花说，其实她们也很寂寞。

养花的人从梦中醒来了，感慨起来，不满于自己的偏爱，说“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世界太狭窄了”。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说诗人觉得他很不自由。这是艾青的“草木篇”。其恶毒不亚于刘沙河的。

《蝉的歌》写一只八哥，听蝉早晨就“知了知了”唱早晨的歌，中午还“知了知了”唱热的赞美诗；傍晚唱夕阳，夜晚唱月亮也是同一的“知了知了”的歌，八哥说:“我一听你的歌，就厌烦极了，原因就是它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再好的歌也会叫人厌烦的。你的不肯休息，已使我害怕，明天我要搬家了。

这篇寓言里，艾青对我们的诗歌的估价，和右派份子李白凤的“狭隘的领域”等说法岂不一样？而“明天要搬家”则又和流沙河相似，不知艾青要搬到什么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去！艾青忽然也爱上了寓言这形式。这和冯雪峰的寓言，和臭名远扬的流沙河的草木篇等，是形式内容上，思想感情上都十分一致的。

“艾青是一位诗人，去年七八月里他忽然写起寓言了。寓言这种文艺形式，在过去反动统治的时代里，作家受着压迫不能畅所欲言地直接表现个人的思想，往往取这种借物寓意，指桑骂槐的表现形式，去讽刺打击反动的坏东西，但艾青的讽刺对像却是正面的新事物。”这是臧克家着文《艾青的近作表现了些什么？》，对艾青的大批判。《养花人的梦》，“这篇寓言等于一篇宣言，鲜明地表现了艾青对‘百花齐放’方针的恶意讽嘲。艾青首先讽刺了那位院子里‘种了几百棵月季花’的养花人，说他的‘院子里呈现出了一种单调的热闹’。于是，在艾青的笔下，出现了‘自尊’的牡丹，‘冷淡里就含有轻蔑’的石榴，‘能体会性格美’的白兰，‘带来了信念’的迎春，说着‘只爱温顺的人，本身就是软弱的，而我们却具有倔强的灵魂’的仙人掌。。。。。。。他的思想，他的情绪，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导力量的不满，对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艺工农兵方向的抵触。他觉得月季花虽然‘专宠’，但‘实在寂寞’。艾青对我们的新社会制度（月季花就是它的象征）是不满意的。他觉得它‘太单调了’，‘太窄狭了’。对于各种各样的花他付以最大的热情。他赞美她们的‘轻蔑’，‘性格的美’，‘倔强的灵魂’。。。。。。而为她们不‘被理解’而愤愤不平。艾青不是站在党的立场，社会主义的立场，对于一切非工人阶级思想的东西去进行斗争，说服，反倒以极度热情去鼓吹资产阶级思想化身的东西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艾青近两年来，由于政治热情的衰退，由于远远的脱离群众，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情感的浓重，他对于新社会的事物，不但不感兴趣，有时发生抵触情感。最近被揭露的他的反党言行，就是他写这类反社会主义作品的根源。”（《文艺学习》1957年第10期）

这个诗人藏克家，在大鸣大放时期，在人民日报（5月3日）上发表了一篇杂文《六亲不认》。望题而知其要写“新社会”的人情炎凉。他在后来写的反悔之作《从交心谈起》中说：“这篇文章写作的目的，是想提出同志之间情感交流，心和心交通的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许多人同情它，喜受它。事后证明，这些人的思想情感都存在着问题。我当时只感觉到它的阶级观点不大对头，决没想到，在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它被利用为射击的子弹，起了严重的破败作用，给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同志之间的情感交流，过去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提出来商讨是可以的。我的重大错误，是在把‘友谊’的不能建立的原因说成‘多半是由于气候的关系’，把知识份子的不敢‘热情率真’的倾心，说成是由于几年来的‘一些运动’的关系。这显然是歪曲了，诬蔑了政治运动的重大意义和它的成果。”我读了那篇文章，特别是其中提到：许多朋友之间的促膝谈心，都进入了档案，成为肃反的材料。这在当时，于我心有戚戚焉，至今思及，仍会出一身冷汗。这是中共，国家向人民施行的政治上，心理上的恐怖主义。大多数人是不得已而生活在恐怖之中的，藏克家则认为生活在恐怖之中是应该的，正常的，正确的，因为，“不讲统一意志只谈个人心情舒畅，不讲批判清扫，只讲什么话都讲，这样讲友情，是纯粹个人主义的，不但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讲话，在这情况下交谈出来的话是会不利于社会主义集体的。”根据藏克家这种认识，你若是他的好友，在私下与他交谈中，如果被他发现你的话是“落后的”，他用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或邓小平的“四项坚持”衡量之后，会不会打小报告，装入你的档案，在运动中整你或让公安局抓你的“现行”？说实在话，与现在相比，那时候这个情况可是严重地存在的，甚至这个问题存在于夫妻之间。所以他写的《六亲不认》反映了客观的真实和主观的良心，而《从交心谈起》却是曲意奉承的昧良心之谈。何谓“统一意志”？领袖意志也。如果他不是昧着良心，怎能在文革之后，毛的罪恶已经非常昭彰，大白于天下时还要兴风作浪掀起一阵阵拥毛热？拥毛个什么劲儿？是拥他镇压了几百万“反革命”，“右派”，饿死了几千万老百姓，迫害绝大多数“老干部------走资派”？还是他祸国殃民把中华民族推入濒临崩溃的边缘？藏克家掀拥毛热是不遣余力的，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然不能指望他对艾青态度公平了，连良心都昧了还讲什么“公平”？如果谁不知道“洗脑”或“思想改造”是什么玩艺儿，臧克家这个模特儿告诉你：就是泯灭良心，泯灭得越多改造得越好，丧尽天良就改造彻底了。但任何人都不可能丧尽天良，所以便有“活到老，改造到老，临死还有三分没有改造好”的说法。

多数只能做到昧良心，昧良心还是有良心的，只是昧着而已。这里，为中国民主运动提出一个重大的“启昧”课题。民运的一个迷思是认为只要把毛，共令人发指的罪恶让世人皆知，把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让国人皆知，然后由旷世英雄登高一呼，群起响应，揭竿而起，风起云涌，一杆到底，大功告成。事实并没有这么罗漫蒂克，相反，已具备上述要素的留学生却仍粉饰罪恶，歌功颂德，甚至有民运人士回国助其建造防火墙，以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探其因果，实乃昧良心所致。相对而言，宗教虽也受中共打压，但仍能屡压不衰，其原因就在于它在搞灵魂工程。我说的“启昧”就是促其良心发现，也是灵魂工程。这一点，是民运要在自己原有轨道上再吸收宗教（如法轮功的“真善忍”）的成功经验之处。反右派运动，唯“心”而论，便是一次昧良心运动，所以在运动中能称得起左派而不昧良心者，未之有也。对被划为毒草的从维熙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老舍在《北京文艺》上着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75）可见，连老舍也必须作昧心之谈。
北京日报记者、从维熙的夫人张沪，16岁参加革命，因提意见:“五一劳动节搞大规模庆祝，实属劳民伤财”，和在办公室写陶行知式打油诗:“大老倌坐小汽车，小老倌坐大汽车，没车坐的吃灰。”成为夫妻右派，受到严酷惩处。（详见《走向混沌》）

被批判的名篇还有: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张贤亮的《大风歌》；被姚文元批为“明显地看到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影响”的“具体作品”宗璞的《红豆》，李国之的《改选》等；徐迟的相声《开会迷》；公刘，邵燕祥的诗；丁聪，廖冰兄，李滨声，沉同衡，王复羊等的漫画……

在鸣放中还出现了巨量的漫画，讽刺小品，诗歌（还包括古雅的填词，下里巴人的打油诗，快板），见报的有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的《花丛小语》，自称是小说，反映的问题是北京新修的马路质量太坏，到处翻浆。文章说：“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这篇“小说”的开头，他填了一首《贺新郎百花齐放颂》：

“绿尽枝头薛。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却曾迸裂！盼处士杳无消息。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静悄悄，微言绝。忽来司命护花节。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沏。人间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翻潋滟芬香洋溢。好鸟百花丛里翠，这当儿鼓起笙簧舌。心自在，任翔逸。”

在文艺界，声望显赫的右派要数丁玲和冯雪峰。很多回忆反右的文章，都把这归结为是由于周扬与他们的宗派斗争，并且揭示出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说明这是确凿可信的。但是，许多人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现在又有新的出土文物: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一九五七年，文艺界的许多着名人士被打成“右派份子”，每隔两三天便有轰动效应。当时主其事者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周扬。后来文艺界对周扬自然是怨气声声、怒气冲冲。“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中，陆定一和周扬是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的。周扬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大声呼喊，为平反冤、假、错案也出力甚多，但当年的“右派份子”对他在一九五七年的所作所为仍不能原谅。七十年代的“右派”如丁玲等人后来变成了“左派”，而八十年代的周扬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却变成了“右派”，前者对后者依然耿耿于怀。

周扬是代人受过。

我曾听到周扬透露文艺界反右派的一个重要情节，公诸于众，以存史实。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是我所在的第三组的召集人。那时他已有七十好几了，而且因患肺癌动过大手术，主持会议，带头发言，却未尝懈怠。有一天，他没有来。次日，问以故。他说参加（冯）雪峰的追悼会去了。他一进灵堂就痛哭流涕，见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对故人”。

我们小组有人直率地问：“那么当年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周扬这才说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不知内情，谁能听得懂？

周扬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他说：“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

以前只知道按“指标”抓右派，居然还有按“名单”抓右派！

有人问：“这个名单是哪里来的？”周扬说不知道。

有几位自作聪明的同志说：“一定是江青那个坏女人提供的。”

我说：“不一定。江青不过是看家狗一条！”后来审判江青时，果然她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

我相信周扬的为人，但所说的这件事没有证据。我私下对周扬说：“这叫死无对证。”意思是提醒他，可能有人会怀疑他推卸责任。

他说：“你去看看一九五八年一月份的《文艺报》。”

我有印象，说：“好像专门登了几位作家在延安时代写的作品。”

“那就是为了为了翻老账。你再仔细看看‘编者按语’，是不是主席的话？”

我把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的《文艺报》第二期找了出来，“编者按语”的题目叫做《再批判》。确实，那口气非毛莫属，印证了周扬所说的情节。

后来我又从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内部发行）第七册找到了这个“编者按语”，那就是铁证了。注解中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文艺报》准备在第二期出一个特辑。《文艺报》拟的按语，毛泽东不甚满意，改写和加写了许多段落。”

《再批判》的全文如下（[……]中的文字就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段落）：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是在一九四一年发表在延安的文艺刊物《谷雨》上的，次年改题为《在医院中》，在重庆的《文艺阵地》上重新发表。

“王实味、丁玲、萧军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做反共宣传的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萧军、罗烽等人，当时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丁玲、陈企霞等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罗烽、艾青在敌人监狱里也有过自首行为。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普遍的义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针对这些反党言论展开了严正的批判。十五年前的那一场斗争，当时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记忆犹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许多同志在文章和发言里，重新提起了他们十五年前发表出来的o一批毒草。

“[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重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两句陶渊明的《移居》诗，从此就有了新的含义。如果哪篇文章成了“奇文共欣赏”，经批判家们“疑义相与析”，必定是“毒草”，对作者则发出“打倒”的信号。故流行的成语词典都要特别注明：“现常用于贬义”。隐逸世外的陶渊明，决没有想到他的诗句会成为毛泽东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请继续看“编者按语”：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文章对于我们有些什么教育作用，毒草何以变成肥料，我们发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张光年、马铁丁、严文井、冯至同志的六篇文章，而把每一个批判对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后面。当然，这个批判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文艺界利用这个材料，在各地的文艺刊物上发表深刻的批判文章，给读者以更多的帮助。”

马铁丁是郭小川。上述六位批判别人的人，后来也遭到批判，有的被打倒甚至受迫害至死。

丁玲、陈企霞早在反右之前已被打成“反党集团”，“再批判”之后又加上“右派份子”帽子。（郭罗基《动向》2003年11月号）

上面就是我说的“其二”，下面我再来把“其一”说一下:

简单说来，可以说是一言而尽。周扬作为丁玲的顶头上司对她进行宗派斗争，无中生有，栽赃陷害，把她和陈企霞打成“丁陈反党集团”。

复杂起来，又可以说是一言难尽。他把冯雪峰也拉进“丁陈反党集团”来，把时间追述到30年代。详情可参看参与处理此事的当事人、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的回忆录《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炎黄春秋>1993年3月号）和《不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以及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作协机关党总支书记黎辛的回忆录《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一期）从他们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内部勾心斗角的斗争是多么残酷无情！是多么丧良昧心！是多么漆黑一团！什么狗屁“左”呀，“右”呀的！看看李之琏是怎么说的？——“对揭发的问题无限上纲是‘左’；无中生有的，颠倒是非的，就不只是‘左’了。因为处理每个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这个主持人如果经常说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无定见，或以个人好恶来认定是非，或感情冲动……他就不可能处理人的是非曲直。”周扬具体主持处理“丁陈”案件是如此；毛泽东总体主持处理一切案件也莫不如此。把刚到延安的丁玲夸成一朵花的是毛泽东，有诗《临江仙》为证: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今日又把丁玲亲手打成右派的，还是这个毛泽东:“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广大人民的教员。”

要说丁玲“右”，可大大地冤枉了她，直到“改正”后，她还声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对毛的献媚，而且自作多情地庆幸毛没对她落井下石，其实毛对她是“推井下石”。不过，《三八节有感。>倒可以说是她思想上民主底色的最后闪现。
同样，冯雪峰也是周扬搞宗派主义的受害者，不过，变受害者为“害人者”，这种颠倒是非乃是共产党内政治运作的常规。共产党总是把事情搞得与事实适得其反；请看，宗派主义受害者冯雪峰迫不得已所作的检讨:“我对于周扬同志等，在1933年的时候，，已经形成宗派主义的成见。1933年底我离开了上海，1936年4月底回上海时听了胡风、周文等人的一面之词，立刻又加深了我的宗派主义的看法。因此，我没有事先同周扬同志等商量，而倒是听了胡风的意见，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这首先是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是撇开了党的做法，是我的反党行为。1936年7月至9月之间，我的宗派主义、狂妄自大、我个人就是党的那种最恶劣的态度和作风，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我竟至于怀疑周扬同志等，要调开周扬同志和停止党团活动，都没有成功，我就从外面对周扬同志等加以打击，也就是对上海党组织加以打击，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的信》和我以吕克玉笔名写的那篇文章。这是我给同志以宗派主义的打击和违背党组织原则的反党行为登峰造极的表现。”（9月4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第25次会议上的检讨）他这个老布尔甚维克本可以不必自己诬蔑自己，而让周恩来、张闻天等当时作此决策的领导人出面作证，自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但他却舍此途而取给自己身上泼污水的“下策”，足见他已看穿了党和领导人，以及党的任何“组织原则”，而对之不抱任何希望了。他不是一般的说假话，而是整个颠倒了“是”和“非”。这样做只是为了苟且偷生。如果谁责备他这样做法“可羞耻”，还不如说，一个参加过共产党打肿脸充胖子的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高级知识份子的下场实在是“可悲可叹”。至于“两个口号”之争，一方是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另一方是周扬、夏衍等提出的“国防文学”，这已广为人知，无需我再来赘述。

正如所有“运动”，都是一场竞赛。共产党的所有运动，上前就是比赛“谁在昧良心上表现得更无耻”？四大不要脸之首的郭沫若在会上批判道:“20年前在上海分裂文艺战线，闹出两个文艺口号之争，完全是冯雪峰在作怪，今天被揭发了，而他却把责任全推到鲁迅身上去了。”（人民日报，9月28日）鲁迅之妻（准确说是妾）猛地站起，对冯雪峰怒气冲冲地说:“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黎辛《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第78页）。对这样一个当年深受鲁迅本人信任，如今年高德劭，令世人敬重的文学家，她竟能泼妇骂街似的用如此污言秽语大张挞伐，实在是令人无法设想！无奈，她这是一贯的，她曾前此也利欲熏心地对遭受文字狱大祸的胡风，也是昧于事实，落井下石:“鲁迅爱人民，胡风反党反人民。划清界限，胡风绝无丝毫似鲁迅。胡风只不过是鲁迅的叛徒。”（《文艺报》1956年2月号）如果她作为爱徒和爱妾，真的就是鲁迅的传人，也就是说，鲁迅跟她是一路货，那么，我们对人们广为存在的下述疑问:“先生若在世，当在反右运动中作何表现？”倒可以察知一二了。

在对丁玲的批判中，玛拉沁夫在出卖灵魂方面，决不在许广平面前示弱。在所有对丁玲的栽赃陷害中之一，是说她曾提倡过“一本书主义”:“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事实并非如此，她是这样对青年作家说的:“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前后两种说法，意思迥然相反。玛拉沁夫是清楚明白这一点的，但他却要以她的学生的身份，来作“公鸡能下蛋”的“亲眼见”的见证人。他在《文艺报》第22期发表文章《清除灵魂里的垃圾》，卖师求荣道:“据说，前年批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时，她不服气，申辩自己没说过‘一本书主义’这五个字，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说过这五个字，而在于丁玲是否有这种思想。记得丁玲在1954年左右，突然到处强调作家最主要的是写出来作品来，写出好作品来。初听起来，或从字面上看来，这句话本来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一次、再次老是听她讲这句话时，就使人感觉到这句话还掺杂着旁的一些情绪。（我也是老师出身，要是碰上你这号恶意地从鸡蛋里挑骨头的学生，老师还怎样开口？还怎样打发日子？___紫丹）……她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她发表作品以前，请也频参加什么聚会时，请柬上总是写‘也频先生及其夫人’，她说，一看见这几个字就生气，她说不当别人的附属物，因而拒绝出席。后来当她发表了作品，轰动了文坛，出了名时，那些过去瞧不起她的人，都开始向她巴结了，新闻记者们也蜂拥而来，要求拜见，可她以拒绝会见来给以报复。有一天，忽听有人扣她家门，她开门一看，原来又是那些记者，于是她只说一句‘我对你们说过，我不接见你们’，便‘啪’的把门一关，把他们顶了回去。在旧社会，拒绝那些庸俗无聊的新闻记者的访问，并不是什么值得指责的事。在这里我引了她这段话，是说在30年后的今天，丁玲对前去拜访她的青年作者们，津津有味地大谈这些话，不能说是‘不过随便谈谈而已’。这话里显然包含着这样意思:当你一旦写出好作品来，身价即刻提高百倍，腰板也就硬了。将这话再与最近报刊上揭发的丁玲所说的‘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不倒你’以及她对许广平先生所说:‘你现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等等言论联系起来，就不是一般的‘家常话’了。”从这里可以体察到极权社会的师生关系是多么令人毛骨竦然！同时也透露出，许广平也没放过在丁玲身上争取立功的大好机会。人呀人！“坏”的甜头，勾引人在“施坏”中互相厮杀、你死我活。这对男女，一个在施坏中爬到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另一个更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都当上了。经我加上这一结尾，文章才算言之有物，放矢有的:《清除灵魂里的垃圾》

但是，你坏他坏，千坏万坏，任谁也比不过总坏根毛泽东更坏。他以一贯的泼皮无赖、蛮横恶霸、铁石心肠、穷凶极恶的刀笔，宣判了冯雪峰的死刑。冯雪峰任《文艺报》主编时，据说“压制”了“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判“权威作家”俞平伯对《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毛泽东借题发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写了一封信，说:“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毛泽东选集，五卷，页134）袁水拍闻风而动，1954年10月2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据《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说，这句话是毛泽东在审稿时加上去的；以下毛批冯的话，也是引自本书，页363:）

冯雪峰挨了批评，就在1954年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从毛泽东对这篇检讨作的一些批语可以看出他对冯的意见有多么大了。例如，冯在检讨中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这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显然是从毛泽东的原信中引来的。毛批道:“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毛的原信中有这样一句:“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冯即据以检讨说:“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敏锐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毛批道:“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冯检讨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冯的检讨里说他自己“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批:“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

经杀人毛王这样不讲情理地一“批”，冯在政治上还有活路吗？毛真是个狠心贼，铁石心肠。说起“铁石心肠”，平常人就根本想像不出毛铁石心肠得一点也不近人情。当毛岸英在朝鲜被美机炸死的时候，他对儿媳封锁消息二年半。这期间，儿媳逢上周末或节假日，往往要到他这里来。他和她幽默风趣地谈着“岸英，岸英”的，甚至拿“岸英”开玩笑、斗乐子，好像岸英还活在人间。为父的一丝也流露不出爱子已死的气息，为妻的一毫也觉察不出丈夫已命归黄泉，两人谈笑风生，搂抱抚摸，其乐也融融。尤有甚者，他们的作派曾为江青撞见，后者便像倒了醋瓶似的骂出最难听的话，并采取防范措施，通过侍卫长，吊销了儿媳的中南海特别出入证，使公爹与儿媳的过从，中断一时。像毛泽东这种人，对自己的妻儿都能这样禽兽般地无耻，铁石般地冷酷，那就别怪他对亲密战友刘少奇、林彪那般绝情了；更别提对一般老战友、老干部了；当然冯雪峰这样的“革命”知识份子就更不在话下了: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特别是资产阶级右派，自然是都有“可杀之罪”。只是“杀了不利”才让他们作为贱民，得以苟延残喘，苟且偷生，或者生不如死，或者饥馁、劳累、折磨而死。当然，如“杀了有利”，则格杀勿论。

以上所引右派言论，只是挂一漏万，但就此已经可以看出：共产党统治大陆今年整整６０年，把问题从广度上说得如此面面俱到，概括一切；从深度上说得如此深刻，如此透辟；从高度上说得如此超前，如此尖端；从精度上说得如此专业，如此科学；从风格上表现得如此严谨而又理直气壮；实实在在是除右派而外，再无出乎其右者。经过历史检验，再回头来看，所有左派批判当年右派鸣放、桀犬吠尧的假大空文章，可以统统用“普通劳动妇女”的话来定论：“都是放屁”！难道能有人找出一篇不是放屁的吗？右派言论是大陆60年来最来之不易的一笔带血的精神遗产，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将与日俱增地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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