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紫丹：毛泽东“引蛇出洞”考（上、下）

reading · 发表于 2023-11-27 00:43:12

魏紫丹：毛泽东“引蛇出洞”考（上）

如果说阴谋就是阴谋家的本质属性的话，那么，引蛇出洞就是阴谋家毛泽东施展的阴谋中惯用的伎俩之一，直到寿终正寝之前，他总是在故伎重演。

“引蛇出洞”，是反右运动中产生的，并且至今仍是与反右运动相提并论的一个短语，也叫 “钓鱼”，源于过去军事上的 “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虽然此说广为流传， “但是遗憾的是， ‘引蛇出洞’这四个字，我竟至今还没有找到出处。”李慎之先生写道： “我的印象是：反右开始以后不久这个说法就已流行了，而且好象并没有什么忌讳。有人说这话是毛主席自己说的，所以大家才敢说。事实上省委书记一级人物同类说法倒不难找到，不过这就算不得 ‘第一手材料’了。看来只有等将来档案解密以后，未来的史家再去努力，义山诗不云乎： ‘武皇内传分明在，莫谓人间总不知’。”（《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

“毛泽东藉 ‘鸣放’引蛇出洞”：这是已经“解密的反右派运动档案”中唯一的有关记载，说明此说大有来头，绝非空穴来风，同时， “档案”也提供出一个引蛇出洞的轮廓，但却仍无法确定，此 “说法”像 “钓鱼” 、 “阳谋”一样，就是出自毛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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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四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

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

“一放，各阶级就原形毕露”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

十七名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

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

毛泽东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的八月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

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了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泽东这种无的放矢的观点。

党外人士对毛搞反右的异见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理。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三百多万人被划“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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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匈牙利事件是毛发动反右运动的诱因之一，但，较少人知道，据师哲回忆，毛要刘少奇告诉苏联： “毛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转引自李丹慧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据此，寒山先生的分析是：当时应邀到莫斯科和苏共协商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态度最坚决，而在北京的毛泽东在同意镇压后要求苏联再给匈牙利的所谓“反革命”一点时间，让他们充分暴露，再一网打尽。了解中共在镇压匈牙利事件过程中的出谋划策，也就不难理解中共为什么不久在自己的国家会从鼓励“鸣放”转到全面“反右”了。（《纪念1956年匈牙利革命》）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搞 “引蛇出洞”的阴谋，已成思维定势，即“引”中国的反革命，又要引 “洋蛇”出洞。

中共掌权初期，镇反时，开始宣布 “宽大政策”，把地方上的一些原先在中华民国党政军宪警部门任过职的，或是当过保甲长，或是地主老财的当家人，这些鸡飞狗跳四处躲难的人，招引回家，让他们“安居乐业”：当差不多都就范时，突然宣布纠正 “宽大无边”，并且捏造是群众的呼声：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结果来个一声令下，一夜之间，同时大搜捕， “滚水泼老鼠，一个跑不掉!”杀几百万，关几百万：人们把这叫做 “欲擒故纵”。反右前的让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声称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毛泽东和党的正式整风文件上都说过参加和退出都是自愿和自由的，随后一变脸，国务院作出硬性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都必须参加整风和反右派运动。毛把它说成是 “钓鱼”， “让毒草出土”， “让牛鬼蛇神出笼”， “让右派自投罗网”， “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毛泽东说：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7页）可以看出， “引蛇出洞”，从事实和逻辑上讲，绝对是一个阴谋实施的过程。试想，如果是 “阳谋”，明打明地说： “蛇你出洞吧!好让我聚而歼之。”蛇会出洞吗？

当然，即便耍阴谋，蛇如果仍不出洞，他也仍有更无耻的办法，请看郭罗基先生提供的例证《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我曾听到周扬透露文艺界反右派的一个重要情节，公诸于众，以存史实。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是我所在的第三组的召集人。那时他已有七十好几了，而且因患肺癌动过大手术，主持会议，带头发言，却未尝懈怠。有一天，他没有来。次日，问以故。他说参加（冯）雪峰的追悼会去了。他一进灵堂就痛哭流涕，见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对故人”。

“我们小组有人直率地问： ‘那么当年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周扬这才说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不知内情，谁能听得懂？”

这次整风，毛泽东说是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的精神，实质是 “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我听到的是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传达稿）：方法和目的是 “团结—批评—团结”。可他没有说也要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的 “引蛇出洞”的谋略。

1943年8月，康生在一个训练班上讲话。他得意洋洋地传授经验说： “我们领导上的方针是，强调 ‘四三决定’的民主，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即反驳，也不加以压制，于是这就热闹了，共产党是半条心的问题也出来了，那时反革命的两条心的问题也出来了……。所以你们看一看，这个暴露阶段，暴露到什么程度!”（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第96页）总结虽是康生作的，但谁都知道康生只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延安整风中 “引蛇出洞”的知识产权，当然是属于主人的。

那时的墙报，和1957年的大字报一样，都产生了轰动效应，都落得个悲惨的下场。毛泽东去看了墙报，回来说： “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王实味发表在墙报上的几篇文章，事实证明，那便是他的死刑判决书。

毛泽东说： “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毛选五卷第448页）实际上应该说是王实味，发源地在延安。王先生之胆（有正义感，不平就鸣，有气就出）、之识（民主思想，科学见解，平等意识），堪称右派老祖宗。李志绥先生在《毛主席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说，他在伺候毛的 “一组”所接触到的情况，和”野百合花”里的描述是一模一样的。

在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中，毛如法泡制，丝毫不差地 “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即反驳，也不加以压制，于是这就热闹了，反对一党专政的党天下，提倡实施民主政治的政治设计院，清算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罪恶的平反委员会……诸多问题都提出来了。”毛泽东借口有人给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写匿名信，为《人民日报》写社论《这是为什么》，遂掀起了血雨腥风的钢刀直刺知识分子胸膛的反右运动。有人只知其表，不解 “引蛇出洞”之里，便说： “都怪那个写匿名信的人。”其实绝对不是那回事。据参与其事的当时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回忆录中说：

“6月7日，毛泽东主席找胡乔木和我到他家中谈话。当我们一起到他卧室时，发现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我们刚坐下来，毛泽东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泽东主席说：这封恐吓信好就好在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要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忆毛主席》，39页～40页）你只用玩味一番他说的“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这一句话，就可茅塞顿开，作出清醒的判断： “反击”，这一点是板上钉钉子，定死了的：产生任何幻想都是自欺：橵布任何幻想都是欺人。你就认定吧，即便是躲过初一，你也别想躲过十五!历史用屡试不爽的事实，证明了这个残酷无情的真理。

至于阴谋实施的具体过程，我在其他文章里，都有论述，这里我单单只用指出一点：它与延安整风所采用的阴谋伎俩一脉相承，毫无二致。

大家，包括正被批斗和将被批斗的“右派”们，第一次看到“阳谋”这个词，无不感到新奇，叹其旧词翻新之妙，同时深感这个词内含的肃杀之气。然而早在1949年4月13日所作的《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时，已使用了“阳谋”一词。他说：“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这份党内报告，至1996年方公开发表，所以1957年的人们还不知毛泽东早就创造了这个新词。“钓鱼”和“引蛇出洞”，似乎更为直露，但也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僚在反右时并不讳言的用词。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发给党内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有名文章中写道：“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后1959年的庐山会议闭幕式上，毛泽东再次承认“钓鱼”，针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说了几乎同样的话。）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说：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惕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份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份子，是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回忆与研究》下）

如果说，这时李部长还不是为了 “引蛇出洞”的话，随后他在引出全国第一号大右派章伯钧来却立了头功。章先生的女儿诒和在她的《往事并不如烟》中回忆说：“5月15日，毛泽东致送《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中共高干阅读。信中，老人家把共产党人分为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分为左派、中间派、右派。并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

“这边厢，民主党派里的两个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见，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完全三缄其口，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角色的一台践踏知识份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那边厢，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整风号召，大讲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的光明未来，宣传‘鸣放’，鼓励‘监督’。”

“为了把昔日的朋友制造成为今天的敌人，并让全社会认可，毛泽东在上海发出了指示：‘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这罗网，便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召集系列整风座谈会。

“座谈会是从5月8日起召开的，先后搞了13次。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发表意见，来帮助中共整风。

“座谈会的头几天，父亲没有去。一则，他的意见早就发表过了，二则，他正拉肚子。

“李维汉很着急父亲不入圈套，便亲自拨电话敦请：‘伯老，你一定要去参加座谈，给我们中共提提意见呀。’

“5月21日，实在跺（音：托）不过李维汉的面子人情，父亲去了，行前还跟母亲讲：‘今天开会，我真不知说什么好？’

“进了会议室，他被请入主宾席-在头排大沙发入座。这显然是一个必须发言的席位。果然，亲自坐镇的李维汉点名要父亲‘给中共提意见。’

“父亲讲了几十分钟，他谈到政治设计院问题：听意见于基层‘放权于部’会，发挥管理机关的作用问题：国务院会议程序问题：及检查历次政治运动的建议。最后父亲说：“我的讲话不是灵感和一时高兴，所提意见也不都是那么严重。无非是希望共产党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罢了。’他讲话的时候，李维汉一直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

对李维汉而言，章伯钧是他钓到手的一条大鲨鱼，自可邀宠于毛。但远非只此而已，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中还记载着如法炮制的其他陷阱：

“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到了北京的吴金梓，天津的董少存，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 ‘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

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人彭真原是抵制毛的整风运动的，后来他心领神会了毛的 “引蛇出洞”，便也踊跃地加入。现在，让彭真现身说法。

戴煌说，他就是中了彭真的阴谋诡计而被划为右派的。我读他写的回忆录《九死一生——我的 “右派”历程》，感慨万分。他的历史能红得滴出血来，幼年当儿童团长，十几岁参加新四军，后为中共打内战，当随军记者，建国后到新华社，参加抗美援朝，援越抗美，还受到胡志明的器重。

1956年到外交学院调干培训，他是班级的党支部书记。在全国大张旗鼓地掀起了反右运动。在这之前，他没有提过意见，没写过大字报。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遗臭万年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许多人大惑不解：不是信誓旦旦地反复保证“广开言路”，欢迎一切人帮助我们党纯正党风的么，怎么突然自食前言、反目为仇呢？

正当这节骨眼儿，一天下午，北京所有高等院校的党支部委员以上的同志，奉命到广安门内白纸坊人民印刷厂礼堂去，听取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做报告。由于我是中央许多部门派往外交学院学习英文的同志所组成的党支部的书记，我也去听了彭真的报告。

彭真精力充沛，红光满面，音宏气足。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报告的主题，就是动员党内同志继续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不要受社会上“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因为那些人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是一条心。他们装着响应我们党“欢迎发表不同意”的号召的样子，骨子里却要推翻我们党，或与我们党平分秋色，轮流坐庄。

接着，彭真打着有力的手势，用愤慨的语调，说到了章罗联盟，也说到了龙云等人。继而他一改口吻，用十分亲切的调门对台下的听众说：

“这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一方面，党的组织领导确有许多自己尚未觉察的不足之处，需要大家提意见，多帮助：另一方面，党内也的确有许多人蜕化变质，胡作非为，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撒尿，使得在他们鱼肉之下的人民怨声载道，有冤难伸。这更需要予以无情地揭露，并请大家帮助党组织想想办法，认真解决这个大难题。

“再说，党的方针政策及其贯彻执行，也并不都是十全十美。一帆风顺的。这也需要大家协助党的领导洞察秋毫，力求改正与完善之。

“总之，‘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做‘内外有别’。而且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同志们要带头提，为整个支部的党员同志做出表率，把我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坚决搞好、搞到底！”

这时，彭真提高了声调说：“即便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甚至都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对不会把这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中央在这里向同志们作保证……”

彭真热诚坦率，语重心长，侃侃而谈了两个多小时，尤其是后半部分的讲话，说得我们的心头都热乎乎的。一切茫然与疑虑，都随着大家长时间的掌声烟消云散。对这次整风运动的预期效果，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当天晚上，中央许多部门住外交学院学员的英、法、西班牙文三个党支部的支委支书们，就在宿舍楼洗漱室隔壁堆杂物的屋子里，举行了联席鸣放座谈会。

我第一个发言，把一年来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考和盘尽托。结论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与消除，而继续听任其发展，必将国闭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对其抑制与消除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胆批评，切实监督，改进选举：人民代表要讲话，人民说话要算数，确保和尊重人民应有的民主自由：举国上下都应该讲平等，取消一切足以助长特权现象的或明或暗的措施与制度：降低高薪者的待遇，削减过分优厚的福利拨款，以大力缩小国家干部与工、农、人民之间生活水平的悬殊。同时改变统购统销中某些过死过急的做法，适当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精简高等院校的政治课，让学生们有更多的时间研究专业，等等。整个发言慷慨激昂，大有“为着众人去下海，不怕沾满一身泥”的劲头。

6月13日，新华社召集在外交学院学习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发言了，主要是谈反对神化与特权。他指出，现在已经开始了对毛主席的神化，只要是毛主席说过的话，不管对不对，科学不科学，那就一定千真万确，一定是马列主义真理。

他批判毛主席最近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毛说，我们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还希望早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有6亿人口，打掉了3亿人，还有3亿人，一样建设社会主义。可帝国主义国家能剩下多少人呢？而且人民趁机起来造反了，从而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革命……

戴煌认为，就说美国人民吧！他们今天活得好好的，凭什么要砸掉自己的洋房、小车，去揭竿而起闹世界革命呢？

后果就悲惨了：挨批、挨斗、划右派、劳改……百般苦罪，概括为一言：“九死一生20年”。

据时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后来回忆：“‘反右’开始前，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人多次召开大学党委书记会议，听取各校关于民主党派、教师、学生帮助党整风‘鸣放’的情况，布置各校抓紧时间，动员‘鸣放’。有一天下午，市委负责同志找了清华、北大、师大和北农大四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去谈话，听取了学校‘鸣放’的情况后说：你们几所大学老教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翘尾巴的专家、教授、民主党派成员多，有影响的人物多，要用各种办法，制造适当气氛，‘引蛇出洞’，让他们把毒都吐出来，以便聚而歼之。你们几所大学‘鸣放’得还不够，因为党委力量强，党委书记要示弱……，让他们敢于尽情‘鸣放’，无所顾忌。”（《六十春秋风和雨》）

邓小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整风小组组长，就是在5月14日，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足以证明和充分表明阴谋的筹划早在5月15日之前已在进行之中。此一文件与毛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磨刀霍霍，阴险用心，是出于一辙的。文件称： “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对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近来我们许多党报，对于一些反共的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

“以上各点，请即召集党报负责同志加以布置，至要。”可见邓在5月15日以前就已经预得天机。而右派的 “三大理论”及其他有分量的右派言论都在此后，都在6月初、5月下旬。指出这一点，可以说明毛泽东是 “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搞 “引蛇出洞”，而不是邓小平连 “阳谋”那一把壶也不提了，径直地厚着脸皮三番五次说： “1957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邓小平文选》二卷第345页）这句话可以表达为这样一个公式： “杀气腾腾（原因）——决定反右（结果）”可是这位以 “实事求是”而香名昭著的邓大人，却在以 “杀共产党人”而臭名昭著的右派分子葛佩琦的华岗岩脑袋上撞得粉身碎骨：他无法解释这个基本事实：是在毛决定反右半月之后，葛佩琦才 “腾腾”的，其他，如所谓 “右派三大理论”也都是在之后而不是在之前 “腾腾”的。原因怎么会发生在结果之后呢？实乃咄咄怪事!怎么 “结果”竟然捷足先登，而 “原因”却姗姗来迟呢？这是什么逻辑？邓小平以 “腾腾论”作为 “当时反右的确有必要”的根据，实在是蛮不讲理地撒谎!一许，毛泽东冲着邓小平的这类逻辑，才说： “那个小个子的前途，不可限量。”

邓小平是 “引蛇出洞”最重要的施工者，据知内情的陈伯达说，邓小平主持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 “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要书记们赶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论，否则晚了，收集不到了”。陈听到 “很惊讶”，他认为，人总会说错话的，这样收集，牵涉太多， “反右搞得那样扩大化，邓小平同志有很大责任，”（《重新审视陈伯达》，《开放》杂志2005年三月号第42页）

周恩来配合毛泽东，从来都是得心应手的，这可以从他对王造时的 “引蛇出洞”说起：周恩来不杀王造时，王造时却由周恩来而死。

王造时是政治学博士，29岁的大学教授，少有“安福三才子”（另二为罗隆基、彭文应）之称，长有“爱国七君子”之名。七君子之另一，邹韬奋对他的评价是八个字：“天真烂漫，笃实敦厚”。

所谓“七君子”，都是救国会的头面人物，另外五位是沉钧儒、沙千里、李公仆、章乃器、史良。在周恩来操控下，以抗日为名，大事反蒋。于1936年12月22日他们以“危害民国罪”被关进苏州高等法院监牢。他们虽被利用，但确是出于爱国热忱，故获释后，得到“爱国七君子”美名。我谓“利用”：你不相信吗？试看，“爱国七君子”若真的爱起国来，中共又是何种态度？

1941年4月15日，《新华日报》头版：“塔斯社莫斯科13日电”

条约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与日本天皇陛下，愿巩固苏日两国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兹特决定缔结中立条约，因此双方任命各自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长维拉彻斯拉夫、莫洛托夫：日本任命外相松冈洋右及特命驻苏全权大使建川美次陆军中将，为各自代表。双方代表互阅国书，均属完好妥善，当即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之间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

第三条、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满前一年，倘缔约国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限即自动再行延长五年。

第四条、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证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

现行条约用俄文及日文缮写两份，由上述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以昭信守。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即昭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立于莫斯科。莫洛托夫（签署）：松冈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宣言

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于莫斯科。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签署）：日本政府代表松岗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消息传开，舆论哗然，各界人士反应强烈。中华民国政府郑重声明，对条约涉及中国的部分宣布无效，并指示驻莫斯科大使要求苏联方面澄清。

亲苏亲共但又自认是中国人的人士，不仅无法面对别人的质问，也无法面对自己的民族良心，因而自己也义愤填膺。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4月7日2时，招周恩来、董必武来，舜生、伯钧也到，请中共表示态度。周极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

黄炎培等，他们的救国会经过讨论，表明态度，由王造时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内称：“今贵国于4月13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州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且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这一下可大大地触怒了中共，同时也大大地暴露了中共的卖国嘴脸。

章乃器的妻子胡子婴在她写的《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80页）中回忆道：“1941年，苏联因战略上的需要，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其中有涉及中国主权的地方，国民党报纸即借此攻击苏联。救国会也发表宣言对苏联提出抗议。周恩来同志知道后，认为这样做不适宜。沈蘅老表示救国会要作自我检讨。章乃器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救国会发表宣言是救国会的事，共产党无权干涉，救国会也不应该检讨。他争之不得，就退出了救国会。章乃器退出救国会时，要我同他一同退出，我没有接受。”半年后，他们夫妻离婚。这事我们不管，我们注意到，如不离婚则会出现卖国与爱国同床异梦的黑色幽默。

共产党对王造时记仇在心，解放后先让他失业，后给以迫害，七君子中健在的其他人，都当上了中央大官。而且，1949年毛泽东去苏联给斯大林祝贺70大寿时作为献礼，就在民主党派中唯一地宣布解散了救国会，以谢罪于斯大林大元帅。当然，共产党一向不强加于人，都是让你 “自动”。

在《沉重的1957》中载有王造时的有关此事的遗稿：1957年写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的交代”，其中写道：

当时，“在重庆救国会的重要负责同志开会讨论这件事的结果，认为救国会运动是由于日本侵略东北而起的，中国抗战也是为着这个问题。苏联虽是我们最好的友邦，但是这个协定实在地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当场推举我起草，张申府审查。我随即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是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认为是很大的遗憾。张申府看过之后，旋经开会修正通过。当时我们七个人（指“七君子”——引者），除邹韬奋同志生活书店被迫已迁往香港外，我们六个人都在重庆参加会议。（记得王炳南，张友渔同志等也参加会议。）开会决定：由沙千里誊清两份，于次日在史良家签字。签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仆、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我九人……”（第106页）

这封公开信被说成是反苏，反共，反斯大林。为缩小打击面，造谣说是王造时一人干的。

“当时党的个别领导人按照《真理报》的调子，说成是斯大林的一种策略：让日本的矛头向南（专门侵略中国——紫丹，下同）不向北（不打苏联），免使苏联腹背受敌，便于集中全力抵抗法西斯德国。因此，那条约及宣言是正确的。”（第107页）

王造时政治上受冷遇，经济上处困境，心理上陷苦闷，采取了少说话，不写作，免是非的消极态度。

1957年的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一派万紫千红！中共中央统战部消除对他的误会。3月27日傍晚，周总理接见了他，晚宴上，一边给他夹菜，一边聊天，回忆解放前那些不平常的岁月。后来又谈到让他到北京工作以及恢复救国会的问题。实在可以说是枯木逢春。王造时舒心之情，可以从他1957年6月12日早晨写给周总理的信中看出：

周总理：

二月下旬我进京参加全国政协，三月间与统战部两度谈话结果，得将1941年日苏互不侵犯协定所引起对我的误会及其间的是非问题，相与澄清，多年来私衷的闷惑，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运的是您在万机待理之中还邀请我作一恳谈。您那冲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您提出我来北京工作及恢复救国会各节，我定当从祖国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虑。同时，请您接受我至诚向往之忱，随时予以指教，使我更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工作，无负盛意……”

关于“恢复救国会”，遗稿记载：

“3月27日的晚上，我在北京蒙周总理召见。在谈话中周总理曾经问我是否考虑恢复救国会的问题（既然恢复，何必解散？-紫丹，下同）我答复说要问沈钧儒，史良和其他与救国会有关系的朋友（为什么单单问你？）。周总理说，当初解散救国会是一个错误。毛主席看见民主党派抗美援朝的联合宣言没有救国会的名字，认为是一种损失（装迷！那是谁叫解散的？）。周总理说我当初反对解散是对的。（那就是说，第一，当初你是反对解散的，这一点先肯定下来：第二，你是对的，党是错误的，别人不反对也是错误的。）我答复说，我当初也不是绝对反对解散，我当初的意见是如果其他民主党派解散，救国会也就应当解散：如果其他民主党派还有历史任务，救国会也就考虑不解散……（真是糊涂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当初为什么单单提出解散救国会而不提解散其他任何一个民主党派？现在又为什么单单问你是否考虑恢复的问题，而不问其他任何人？而其他任何人现在都是比你更具分量的呀！你呀你！王博士。人家卖了你，你还要老实巴脚地替人家数身价）”。（第109-110页）

王造时误以为报国有门了，积极性也上来了，热情地投入了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之中。他这条本来是冻僵的蛇，硬是被春天的暖气给哈出了洞：正好给共产党划右派。

不仅仅斗他现行的右派言论，还挖他反苏反共反斯大林大元帅的历史罪恶以及要“恢复救国会”的阴谋活动。七斗八斗，他受不了了，就又向总理发出求援信：

恩来总理：

六月十二日晨缄上一函，并附呈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和上海市政协的发言两纸，想蒙鉴察。不意即日起由上海法学会（我忝为该会副会长）及市政协政法组（我忝为该组召集人之一）召集了六天的座谈会，主要对我在宣传工作会议及新闻日报座谈会的发言，作尖锐的批评，我得到了很好的启发和教育。但在批评之中及各报发表关于我的消息，动辄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右派份子的帽子，私衷实不胜感慨而惶惑。

多年以来，由于家庭叠遭不幸事故，加以自党对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缄默，不敢有所献议，诚恐言或失当，于公于私都无好处。本年三月间在京得有机缘同统战部及救国会诸友畅谈之后，相与澄清了一些历史上的问题，复蒙我公召见恳谈，猥承勉励，精神为之一奋，私衷自矢，今后对党对社会主义，更应竭忠尽虑，以图报答。适值党大力号召放鸣，广开言路，我鉴于官僚主义相当普遍，激于爱党爱国之情，感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顾虑，放胆为言，殊不料由于对政策的体会不够，对社会的观察不周，所发生的客观效果徒加了党和政府的困难，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此虽非始愿所及，但后果责任理应由我来负。以惟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惟恐天下不乱之诮，我不仅愧对党国，愧对我公，抑且愧对自己。我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作一书面检查，以冀弥补损失于万一。但若强我承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右派人物，则违心之言，我所不为。恐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也无裨益也。

承您关怀备至，我当此疑难，心怀又不免向往您处。诚知您正在开人民代表大会，原无暇晷处理琐事，但向日之葵，仍期一照，不知可否由您斟酌通知上海市委或正在京参加人代会的刘述周部长，由此间负责同志约我面谈，指示对我的要求，使我能够认识问题的所在，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做好书面检查，纠正不良影响，同时不强我作言不由衷之论。如果您认为我当面聆教更为妥当，我也可随时入京趋谒。

我的长儿长期患精神病于上海医院，幼儿初患精神病于南京医院，长女神经曾受刺激在家修养，而爱人则于去年三月中旬逝世，我个人也有血压嫌高及风湿痛之病，自顾孑然一身，原无所求。如能以残余年华追随党及毛主席和我公，作一砖一瓦之用，而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诚衷心所祝，殊不愿抑郁困死，徒负您临别相期的至意。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诸希谅察。谨致

最敬仰的敬礼！
王造时上

就象我们可以“预报”准确昨天的天气一样，我们充当事后诸葛亮可以判断周恩来决不会给他回信，相反，倒会去问一问他信上所说的“刘述周部长”：“王造时这棵大毒草锄得怎么样了？”

可怜的著作等身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成了被人奚落为“检讨”等身的 “检讨博士”。最终死于上海第一看守所。

当七君子住国民党的监狱的时候，宋庆龄去解救他们，神气十足地斥责庭长道：“我们有事要找院长，他为什么不见？就是蒋，我要见，他也不敢不见。你们的院长为什么不出来？”

王造时被释放出国民党的监狱时，带着他在狱中翻译出的他老师拉斯基的名著《国家的理论与实际》一书。

当他住共产党的监狱的时候，宋庆龄哑吧了。他至死也未被释放，死时还带着手铐一副。

倒是周恩来总理 “有情有义”，《沉重的1957》写道：“一份关于王造时病危的报告，终于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

“人民的好总理马上打来了长途电话，要求尽力抢救王造时先生。王造时被送往上海瑞金医院抢救……

“然而，王造时此刻已危在旦夕，气息奄奄，带着手铐躺在病床上。听说周总理打来电话，他胡须邋遢的嘴角漾起笑意。”（第79-80页）三天后他死了。

他的小女儿王海容，因不与父亲划清界限，也划了右派，刚在医院动了乳房癌大手术，现拖着沉重病体边哭边奔，赶往上海龙华火葬场。

说了半天，还没说王造时的右派言论是什么呢！

1957年3月20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上，载有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放毒”，题目是“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还配发了他发言时笑容可掬的照片。他说：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象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象魏征的倒嫌其少。”

这就是他获得“自比魏征，向党进攻”的罪名的根据。

上层如此，至于下面是如何实施 “引蛇出洞”的？可以从中国著名学者吴宓与好友张紫葛教授在反右前后的言谈遭遇中，观一斑而知全豹：吴宓谈到这次大鸣大放，问张：“其旨意你有省悟否？”

张说：“看不出什么言外之意。”

“伤哉！”吴叹息，“你简直利禄在心而思虑俱蔽。这也看不到？古人说过又说过：言甘而币厚，其必叵测。今要开门整风，下一纸文，表一下态就够了，何用如此盛词大噪，千呼万唤，言之恳恳，促之谆谆。而其鼓动对象，厥为民主党派与知识份子。……。毛公将有事于天下书生矣！”

张惶恐问计，吴沉吟久之，说：“惟有三缄其口。”迟疑一会儿又说：“当然，不发言也不是万全之策。被秦始皇坑掉的数百儒生，谁出过一言半语呢？”

张以为，拒绝发言，只怕办不到。

吴说：“正是，有这么一个逻辑，不发言，不表态，就是抵触，就是对党离心离德。那么，反正你牢记，万一要发言，只能歌功颂德。”又说：“歌功颂德也不一定免祸。君不见，颂明太祖‘光天化日’、‘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者，竟被论为讥讽朱元璋做和尚，刺光头，乃是‘为世作贼’！”

张大为烦恼，说：“你向来运筹进退，步伐周扎，果断肯定。怎么今天这么上下两可之词？“

吴两掌拍膝：“情势使然也！我再高明，也只是塘中之鱼，但能察知在投饵张罟，却无法料定网究竟有多大。网小，但网趋饵之鱼：网大，则不趋食香饵者亦将难免。设或竟是拦河网，则全塘水族将无遗类。所以，问题要看网有多大，设或你刚刚处于网缘，还可望三缄其口或歌功颂德而幸存。设或你处于网内，那就在劫难逃了。”

1957年5月初，院长胡光和党委书记刘佑东一再到张紫葛办公室和宿舍拜访他，动员他在鸣放会上发言。“你是有影响的教授，务请和我们合作，带头把鸣放搞起来！”

他仍未发言。刘佑东邀他到他家吃茶、密谈。“你太不够朋友，鸣放会上一言不发。”

张说：“我确实对你们非常满意，没有任何意见，总不能地无病呻吟嘛！”

刘痛心疾首：“什么话！毛主席说过，只有两种人没有缺点，没错误，一个是没出生的人，一个是死人。你咒我们是死人？！你要知道，如果鸣放搞不起来，我这党委书记就得垮台。你哪怕胡乱捏造，指着我们鼻子臭骂一顿，也是帮我的大忙，我也会无限感激你的。”

张无奈，在当晚的座谈会上说了十来分钟，全是歌功颂德。而第二天出版的院刊《鸣放每日刊》上所载他的发言记录却颠而倒之。他的原话是：“我认为党群之间没有鸿沟”，记录改为“大有鸿沟”。原话：“我认为院党委办大学很在行”颠倒为“很不在行”等等。通篇无一句不如此。张气得不行，去找刘书记。谁知他倒打一耙：“是我叫改的。象你那样说。我能下台吗？叫我动员鸣放，是提批评意见，没叫我动员表扬我们！”

1957年6月28日，西南政治学院贴出了第一批反右大字报：

“张紫葛是个口蜜腹剑的大右派！”“揪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张紫葛！”

他去问刘佑东：“凭什么把我定成右派分子？”

刘答：“我有什么办法？我是党的驯服工具。那会儿叫我动员鸣放，我就动员你鸣放，这会儿叫我划右派，我就划右派。你不当右派我当？我给你交底吧，这右派是有指标的！在市委分配指标时，各校党委书记争得面红耳赤，都诉说：我那里政治条件好，划不到这么多右派！市委书记恼了，叫：放下指标，先反掉你们的右倾思想再说！我差一点儿回不来！……总而言之，你这右派当定了，除非你是毛主席的好朋友，毛主席出来保你。”

刚开始划了右派，尚未限制人身自由。张又来到吴宓家，吴说：“估计当如此。”转而安慰道：“勿怪勿恼，在劫难逃也。这回是拉开脸了。……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既甘且美，翻手为云倡鸣放，恳请大鸣大放，帮我整风。不过两月，把脸一拉，嘿！尔等乘我整风，猖狂进攻！发表关于内部矛盾之光辉著作，……面目全非，语言迥异，还创造了铲除毒草之六条标准云云。于是覆手为雨，掀起反右之恶浪。……尤有进者，以神州普天下之主，亲自援桴急鼓，进攻一小小之《文汇报》，且对准其中之一女兵——女记者浦熙修，声嘶力竭，冲锋陷阵。……我举此数端，意在提醒你：在劫难逃者多矣。汝罹此难，万非汝之德行有亏，举措失当。既无愧于心，就不用戚戚于怀。天降奇祸，复何言哉！且而，我已再四演算，汝虽有不测之祸，却是绝无性命之忧！”

说罢，叫他“赶快离去，善自保重。”握手时又叮嘱说：“处今之时，惟有达人知命，听之任之。养浩然之气，存万全之躯。切切不可忧伤愤激，自暴自弃。否则，古有贾谊，今有李源澄！老李气愤填膺，已经疯了！”（李是历史学教授，已划右派）（详见《心香泪酒祭吴宓》页326-330。）

我等后知后觉，当时只是毛说的“有人说这是阴谋”中的“有人”之一，身经了反右的整个过程，今昔对比又看到如许“出土文物”，方始对其阴谋的认识由直感到达论证。吴、张的见证，既对毛的 “阳谋说”予以揭穿：又对 “变卦说”（指李维汉等人认为毛反右不是原定主意，而是中途变卦的一些说法）予以指迷：知识分子在劫难逃，甚至用“该缩头时便缩头”的乌龟法也不能自保了！

钱伯城在《郑振铎1957年日记纪事》一文中说： 1959年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实际就是在党内的又一次反右派。庐山会议前的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的神仙会，毛允许批 “左”，批评他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带来的特困局面。我来介绍一个场景：

毛泽东往日是习惯于离群索居，这次上山伊始，一反常态，频频召见众人。今晚来美庐谒见的，都是有见地的人物。周小舟在延安时期是他所赏识的秘书：李锐是水电部副部长因反对长三峡大坝上马，毛泽东、周恩来赏识其真知灼见和反潮流精神，毛要他做自己的兼职秘书：田家英从1948年就跟他当秘书，从来不肯随声附和，有时还敢跟他顶撞几番，：周惠，湖南省委书记，管粮食有成绩。毛视察湖南发现他在大跃进中没有乱来，边界农民跑湖南这边来抢粮食，所以特意要他来庐山参加会议。

37岁的田家英谈他春天带领工作组去四川农村调查的情况。在全国劳动模范罗世发的家乡，听他讲被逼说假话、放卫星的苦景。田家英学着罗的腔调说： “水稻要亩产万斤，哪个鬼儿子哄你，只好把谷子往田里堆!”毛泽东哈哈大笑，众人也跟着笑起来。毛说： “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 ‘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

“其中也有些胡思乱想，唯心主义。”此语是相当诚恳的，令人感动和吃惊。

毛接着说： “钢铁要翻番，不料搞了个 ‘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事情忘记了，本末倒置。”

“主席，钢铁元帅升帐，也使工业内部比例失调。”李锐觉得今晚气氛很投机，不妨敞开说， “您曾经批评过斯大林单搞重工业的做法，北戴河会议一提出1070万的高指标，几千万人上山搞小高炉，用砖瓦石灰窑炼铁，报纸也是天天放卫星，结果不仅是浪费原料燃料，也打破了平衡，使真正的短线，比如电力、轻工业的生产受到影响，能源缺口、市场紧张、财政亏空……”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李锐问道： “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

“我也是受了人家影响，钱学森写文章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增产。”他的神情忽然变得非常单纯可爱，继续说： “说58年粮食增产三成，我怀疑……”他接着谈了人的认识过程是对立统一的过程，正确的认识同错误的认识是在不断的斗争之中。他说： “要有对立面。我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有的时候上半夜与下半夜就互相打架。”主席既然这样坦然，大家就又作了进言，如让陈云重新来主管财经，等。

“来，我们喝点茅台酒，以助谈兴。”毛泽东今晚兴致颇高毛饮一杯，抿抿嘴，说道： “58年的毛病，主要出在综合平衡上……。六亿五千万人的衣食住行没有安排好，出了一点乱子。我是始作俑者喽!怪不得下面工作的同志。”

“是的!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周小舟像是被茅台酒壮了胆，横档里插进这一句。

“嚓”，毛泽东擦着火柴，燃起一支 “熊猫”。继续说： “我40岁以前肝火旺，总觉得真理在自己手里，现在也还有肝火。呐，在江西苏区的时候，有一次对胞弟毛泽覃发脾气，或许是要伸手打人吧，毛泽覃说： ‘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 ”

众人哄堂大笑，毛泽东更是笑声震耳，继而又海阔天空，谈了一起。

他们乘着酒兴，只管直通通地冲着今夜极温和的毛泽东放炮： “58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大发展的一年， ‘以钢为纲’ ‘三大元帅’，这些口号不科学!”

“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嘛!”毛泽东说。众人又说，这次会议有压力，恐怕都是说半句、吞半句。

“哎——”毛把大巴掌在空中一摆： “不要有压力。我在上海会议说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职，怕没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嘛。王熙凤说，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言者无罪嘛。转告大家，也不要那么沉重。去年是几件事压在一起了。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在肯定成绩伟大的前提下，中央愿意听取各种意见……’（参见《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第182页）

其气氛、其话语，跟反右派前夕简直是一模一样：其后果，仍然是一模一样：这些人都成为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成员，把 “六怕”不同程度地落实在每个人身上。

毛在8月11日下午的大会上讲道： “180度转变，我是蝙蝠，开头属你们俱乐部，23日怎么转变了？三番四复要求民主，很同情。每个支部都不要压迫民主，放臭屁，通通放，让大家讲话，……对俱乐部同志也（!）讲硬着头皮顶住，还有什么屁要放？听说还有十大纲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32页）

所谓 “也（!）讲硬着头皮顶住”的 “也”，是指他在两年前 “也”曾经这样对付过右派，这是年长的知识分子耳熟能详的。当时毛说： “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痛吗？要硬着头皮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0页）什么 “加以批评”？是叫你 “家破人亡”!

盖棺论定：毛泽东是阴谋的化身。他不仅对敌人，对路人，对一般朋友，即便是对亲密的战友，也无不耍阴谋诡计。仍仅以 “引蛇出洞”这一阴谋品种为例，加以论列

毛对彭德怀的迫害，已为众所周知，但对彭也施行过“引蛇出洞”的毒招，却是大多数人所不知底里的。

《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第313页：四月，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会上毛推荐大家看《海瑞传》，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皇帝。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藉，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 “希望同志们敢于提出各种不同意见”， “有些同志报喜不报忧，不把真实情况反映上来。” “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他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说 “嘉靖”是 “家家皆净也”，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奏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有一天，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是嘉靖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毛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他把<明史>送给彭德怀看了，并劝周总理也看一看。

会后，彭德怀回北京，一直到出国访问，大约半个多月时间里，案头总放着一本《明史：海瑞传》。

据五十年代后期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梅白会回忆：会前，我去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便问我： “你认不认识海瑞？”又说： “我希望中国多出几个海瑞。”我问： “是不是 ‘钓鱼’？”他说： “不是。”第二天，在会上讲了海瑞……会后，毛泽东讲了希望党内多出海瑞式的人，毛泽东又问我： “今天讲海瑞反应如何？”我说： “有突如其来之感。你先打了招呼，我不感突然。会有海瑞的，出了海瑞时，请主席沉住气。”（转引自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上册第342页）

《黄克诚自述》： “毛泽东的策略也很高明，是引蛇出洞。上海会议上提倡海瑞精神，庐山会议前，彭德怀本不想参加，已经请假，毛亲自打电话要彭参加。在庐山上，毛和几个秀才谈话装出一个虚怀若谷的样子，以至周小舟劝彭德怀写信，终于钓出了一条大鱼。事后毛又说： ‘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 ‘现在是右派海瑞。’他说彭德怀 ‘到处散布别人都不行，只有他自己是海瑞’。”（第349页）

生活在他身边的李志绥就近观察到： “毛熟读中国历史，深晓宫廷斗争中夺权倾压……毛认为他的朝廷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更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因此毛这次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和先前1957年他用所谓 ‘引蛇出洞’法，鼓励知识分子批评党、替共产党整风一样，都是他惯用的策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285页）仍是用同一方法，在下面抓了几百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现代海瑞们下场凄惨，毛对他们毫不留情。”（同上，第286页）我们再来对以下的毛的反复呈现性，加以观察：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开始于神仙会，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于大鸣大放，何其相似乃尔!凭空捏造出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要他们交代，反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这与凭空捏造出章罗联盟冤案的做法又是如出一辙。巧中之巧，由神仙会到反右倾是抓住什么战机、借题发挥的呢？是抓住一封信。这和大鸣大放转入反右派抓住一封信，借题发挥，在人民日报上装腔作势发出嚎叫： “这是为什么？”（社论）又是不谋而合（实质是同（阴）谋而合）。毛说： “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与瞪眼说瞎话，编造右派进攻的形势 “黑云压城城欲摧”，从神似上讲，近乎字字相印。斗争对象彭德怀代表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向危害国家、民族、人民的错误以至罪恶作斗争，是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右派也和。彭一样，代表民意、得民心。毛为扫除彭广泛的社会基础，将反右倾引向下层，又抓出数以百万计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做法与反右一样，抄袭了反右用的 “引蛇出洞”的阴谋诡计。请看<鸿>书中所描写的真情实景：

“四川省负责人开完庐山会议后，带着印有彭德怀在庐山发言的文件回到成都。文件发到17级以上干部，要他们对彭的观点表态。（划右倾却不限于17级以上）

“我父亲已从李省长处听到了一些庐山会议的争论。在他参加的 ‘考试’会上，他对彭德怀的信作了一些含糊的评论。回家后，他做了一件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暗示我母亲这是一个又一次’引蛇出洞’的圈套……。

“在母亲的 ‘考试’会上，她很惊讶地发现其他许多人似乎都已听到风声。一半以上的同事对彭德怀的信表示愤慨，说他对毛的政策批评是 ‘颠倒是非’。”（第170页）

“成都市粮食局长和邮政局长曾是彭德怀部下老红军，两人都说同意他们德高望重的老司令员之观点，他们还加上自己在农村的经验来支持彭的意见。我母亲担忧这些老红军知不知道这是个陷阱，如果知道，他们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真是英雄!……支持彭的老红军被扣上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解除职务，下放体力劳动。

“由于许多共产党干部同意彭德怀的观点，清洗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再次撼动全党上下。这次的教训是：不准对毛泽东提任何批评和意见——_即使明显是他的错误。干部们都看到：不管你的职位有多高，也不说你过去的功劳有多大，只要触犯了毛泽东，一夜之间就沦为阶下囚……。”（第171页）这里所说的 “教训”是极端消极的，迥异于我说的 “教训”，但，这的的确确是大多数人，甚至于是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教训。唯其如此，人才能昧着良心颠倒是非，如： “一半以上的同事对彭德怀的信表示愤慨，说他对毛的政策批评是 ‘颠倒是非’。”到底是谁在颠倒是非呀？同样，反右时，左派愤慨得几乎要得脑溢血，脑浆崩裂而亡，这都该归咎于右派 “颠倒是非”，才激起左派的 “义愤填膺”也唯其如此，多亏这些媚毛左派，毛泽东才能屡屡得逞，中华民族才能灾难深重——_共产党自己起的名字叫做： “浩劫”

毛本人对此等事作何反应呢？他在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书写的批语中说： “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 ‘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 ‘专横独断’ 不给你们 ‘自由’和 ‘民主’，又是 ‘好大喜功’， ‘偏听偏信’，又是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又是 ‘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 ‘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 ‘骗’了你们，把你们 ‘当大鱼钓出来’……”（<庐山会议实录>第272页）毛又在8月11日讲道： “我他们不爱，给他们自由，让放出毒素。你讲我阴谋就阴谋，大鱼小鱼一起钓，特别钓吃人鲨鱼。”（同上，第331页）

当他今日讲成 “你讲我阴谋就阴谋”的时候，这总算是水落石出了。人们不禁要问：”当初你为什么要耍无赖，说成 ‘我们说，这是阳谋’呢？生造一个词头就能改变了问题的实质吗？”

reading · 发表于 2023-11-27 00:44:47

魏紫丹：毛泽东“引蛇出洞”考 (下)

　　庐山会议，反了彭德怀，全国饿死几千万，毛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凡是中央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王若水说：“毛泽东看清了党内形势：刘少奇等人是同情彭德怀的，是对‘三面红旗’有所保留的，……实际上，毛泽东在大会号召大家讲，不过是‘引蛇出洞’的故伎。”（《新发现的毛泽东》下，第384页）
　　你只用看看毛泽东在会上会下，以及会后的所作所为，就要佩服王若水真是有见地了。
　　毛泽东在会上说：“有这么几天，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 ‘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 ‘出气’。不 ‘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 ‘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 ‘出气’的问题。有什么 ‘气’出什么 ‘气’，有多少 ‘气’出多少 ‘气’，不管正确之 ‘气’，还是错误之 ‘气’，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019）
　　可在会下呢？ “他（毛）有一天跟我说： ‘应该改成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两顿干饭，一顿稀饭），完全放屁”。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373）
　　刘少奇在会上说：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位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刘少奇选集》下卷，337页）又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之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昏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421页）
　　”毛为此很不满意。毛在会议后跟我说： ‘开会不讲阶级，不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脱离这些，讲什么天灾和人祸。我看这种讲法的本身，就是灾难’。但许多干部都同意刘少奇的看法。”（<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372）
　　彭真说： “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 0.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帐，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次日，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转引自薄一波上书1026页）
　　“林彪说：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1962年3月20日，毛主席在就修改林的讲话致田家英、罗瑞卿同志的信中说： ‘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同林彪的讲话相反，少奇同志在讲话中，用 ‘一个大的马鞍型’来批评 ‘大跃进’，说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过5年10年后 ‘再来总结经验’， ‘作出结论’：他还提出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等。这些话，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页1045）薄在另一处说： “我认为，这是导致 ‘文化大革命’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页1037）当时把林彪、陈伯达、柯庆施这类干部称为 “风马牛（看 ‘风’驶舵，拍 ‘马’屁，吹 ‘牛’皮）干部”。
　　“林讲话以后，毛从主席台走回一一八会议室，一路走一路说： ‘林彪的话讲得多么好哇。要是党内的领导人，都有他的这个觉悟，事情就好得多了。’ ”（《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页375）
　　在会上，“毛主席还诚恳地说” ： “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转引薄上书1030页，）
　　在会上，“毛主席还诚恳地说” ： “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转引薄上书1030页，）
　　胡乔木说： “毛主席并不是不了解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比他熟悉，比他谨慎，可是毛主席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简直把他当做所谓党内的右派，这好多同志都是这样讲了，也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这样讲。”（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二十年》页235）
　　毛在陈云的财经小组报告上面批道： “将情况说成一片黑暗，没有光明。此人是店员出身，资产阶级本性不改，一贯的老右倾。” “在毛有生之年，陈未再在政坛上扮演要角。直到1980年，邓小平复出后，陈才重返政治舞台。”（转引自《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378）
　　毛在会上说： “犯了错误，就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对于那些被错误处理了的干部，一经发现就要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而这些干部也要从逆境中受到益处和锻练。”（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034）
　　在后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又申斥彭德怀 ‘要翻案’。彭在6月份交了一份申诉书，说明自己没有组织反党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彭 ‘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审查，处理我这类莫须有的罪名’。毛指控彭不但里通苏联，还勾结了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反动势力。于是全会跟着毛的指挥棒转，对彭进行缺席审判，说彭和国际反动势力一起搞反华反共大合唱。”（《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381）
　　也就是在这次全会上，毛大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大反“翻案风”， “黑暗风”， “单干风”。正如：七千人大会让 “出气”，相当于反右倾前的 “神仙会”：也是反右派前的“大鸣大放”：十中全会便等于拉开了 “反右派”的序幕：直至文化大革命，才彻底打倒那些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所有“出气”者。
　　在为通向文化大革命铺路的时候，毛泽东对文学艺术作了一系列的批示，开展了马头接着马尾似的批修性质的整风运动。 “在向文学艺术猛烈开火的同时，康生等人很快就把批判的烈火烧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等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 ‘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 ‘修正主义利润挂帅’论：历史学界批判了吴□、翦伯暂的 ‘非阶级观点’和 ‘让步政策’论等等。其中对杨献珍 ‘合二而一’论的批判，自始至终由康生亲自策划操纵，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指令，因而颇具代表性。”现在让我们继续介绍《毛泽东与康生》一书中 “制造 ‘哲学罪案’ ”一节的叙述：
　　1964年夏，理论学术界批判 “修正主义”进入高潮。康生正瞪大眼睛搜索批判对像时，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康生看过后，认为： “合二而一”与 “一分为二”是对立的。 “一分为二”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用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的，现在冒出来一个 “合二而一”，这不是同毛主席对着干吗？当得知文章作者艾恒武、林青山是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员时，他便认为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 “找的代言人”。于是一方面责令中央党校追查 “合二而一”的后台，另一方面则与他的亲信 “反修哲学写作组”负责人关锋密谋，布置人写了一篇题为《 “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文章，在6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发表的当天，康生把有关 “合二而一”的两篇文章，交给江青，让她拿去给毛主席看。毛泽东当即批示： “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和论。接着6月8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时说道： “ ‘一分为二’是辩证法， ‘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毛泽东不能容忍和他的 ‘斗争哲学’唱反调，所以一下子就给扣上了严重的政治帽子。
　　原来 “合二而一”的观点，是杨献珍在讲课时最早提出来的他认为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可以用 “一分为二”来表达， “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可以用 “合二而一”来表达。由此，他得出结论说 “一分为二”与 “和二而一”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用来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艾恒武和李青山由于受到杨献珍上述观点的启发，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体会，写出了《 “一分为二”和 “合二为一”》的文章，事先并未同杨献珍商量过
　　康生得到了毛泽东的上方保剑。喜出望外，立即行动起来，他召集各报刊负责人布置刊登关于 “合二而一”正反两种意见的文章，以引起 “学术争论”。然后单独接见《光明日报》负责人，面授机宜： “你们报社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主张 ‘合二而一’论的，一篇是反对 ‘合二而一’论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学术争论的局面。很显然， ‘合二而一’论是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不过，你们要先引发大家讲话，把观点都亮出来再说。” 接着康生就把 “引蛇出洞”、 “诱敌深入”的一套战术亮出来： “在安排版面上，也要讲究一下策略，可以轮流坐庄，今天把赞成 ‘合二而一’的文章排在重要版面上，明天再把反对 ‘合二而一’的文章排在重要版面上，使人琢磨不透这样才能把那些拥护 ‘合二而一’的文章放出来。等放个差不多了，再聚而歼之。那时候， ‘合二而一’的人想溜也溜不了啦，大功便可告成。!” 从此以后，康生就忙起来了。中央党校是他的专有 “领地，”他要把杨献珍作为毛泽东所说的 “修正主义”典型揪出来，因此他要亲自指挥中央党校的批判。同时，他还要控制报刊上批判的进度情况。从1964年6月以后的三个月内，康生九次召开会议和召见有关人员，具体布置把 ‘学术讨论”引向政治批判。康生自己在1966年11月5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得明白： “64年， ‘合二而一’的斗争，……开始好像是学术斗争，我们也有意思地搞一下（学术讨论），先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
　　康生举起了屠刀，杨献珍只有挨宰的份儿。1964年7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就 “合二而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的文章，首先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这篇文章是康生责令《人民日报》根据中央党校提供的材料起草的。7月15、16两天，康生亲自主持，有艾思奇、范若愚等人参加的中央理论小组经过反复讨论，逐字逐句地修改完稿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点了杨献珍的名，而且以至高无上权威的口气定了性，哪里是什么 “商榷”？实际上，它是向全国发起对 “合二而一”的 “进军令”。正如康生所说： “在党报上公开批判一个中央委员不是随便的，这本身就是对杨献珍在政治上的批判。”
　　康生始终紧紧地抓住杨献珍不放，仅仅把 “合二而一”搞成阶级调和论，还不足以搞垮杨献珍，于是他祭起了 “新帐老帐一起算”这把刀子。这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打彭德怀使用的武器，只有用它才能置杨献珍于死地。7月24日，康生在钓鱼台，召集中央和北京市宣传部，他在会上明确提出： “我们要以 ‘合二而一’坐庄，举一反三，联系其他问题，在政治上一定要联系杨献珍在1958年反三面红旗的言论，1962年翻案的问题。鼓吹单干风的的问题，办校方针的问题，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要往政治上发展。总之，就是要把杨献珍说成是 “一贯反动”，才更有理由证明：这是一场严重的 “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
　　接着，根据康生的授意，《红旗》杂志第16期发表了《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文章杀气腾腾地说： “杨献珍同志在这个时候大势宣扬 ‘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 ‘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红旗》文章所投射出来的猛烈的火力，标志着对杨献珍的批判又升了一级。如果说《人民日报》的文章是批判 “合二而一”，是批判杨献珍的观点的话，那么《红旗》的文章则是批判杨献珍 “有意识”地为反动势力提供 “理论武器”，从而也就批判杨献珍其人了。
　　5月23日，康生亲自召集全国省市委宣传部长、党校校长和报刊负责人会议。他在会上趾高气扬地说： “要看看各省市赞成 ‘合二而一’的是些什么人。”这次批判不是杨献珍个人的问题，包括的地区很广泛，从北京到穷乡僻壤，从文化到工厂、商店，从党、政、民，一直到军队，……斗争很激烈，又很复杂。他们是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主席的。今后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还会发生。”接着，康生责成《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刊，把赞成 “合二而一”观点的来信、来稿者的姓名、住址和单位登记下来，报送 “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以便 “通过各省市的有关部门转送原单位进行批判。从此，批判 “合二而一”的运动又升了一级，不仅批判杨献珍，而且要批判赞同杨献珍观点的一些人，于是灾难降临在更多人的头上了。
　　在中央党校这个 “主战场”，批判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小会逼供、中会审讯、大会批斗，集中火力猛攻杨献珍。1965年3月1日，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报告列举了杨献珍的十大罪状：（1）反对毛泽东思想：（2）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3）攻击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4）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5）攻击历次的政治运动，大闹翻案风：（6）同彭德怀一道反党：（7）站在赫鲁晓夫一边：（8）包庇、安插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9）把高级党校变成独立王国：（10）企图抓全国党校领导权，并且伸手到许多方面去>给杨献珍的结论是： “他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的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9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发全党。并批准撤消了杨献珍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文革开始后，杨献珍已经是 “死老虎”了，但还是在劫难逃，被戴上了 “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里通外国分子”、 “大叛徒”等政治帽子，受尽了各种各样的凌辱和折磨。1967年5月，杨献珍被囚禁起来，9月康生亲自下令将其正式逮捕，在监狱里关了八年之久。1975年5月从监狱里放出来，被逐出北京，在陕西过了三年多的流放生活。直到1980年才得到了彻底平反，此时的杨献珍已是84岁的老人了。
　　在中央党校受 “合二而一”冤案株连就有154人，他们被加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到迫害。其中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被迫害跳入党校人工湖冰窟窿里自杀。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下放农村劳动，在文革中被迫害，跳井自杀。那两位写《 “一分为二”和 “合二而一”》文章的教员，一个被遣返到吉林省长春市，在一个菜店里卖菜，一个被发配大偏僻的山沟里劳动改造。
　　在全国，由于 “引蛇出洞”而被株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他们也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海军航空兵学校有一教师，因写了一篇关于 “合二而一”的稿子，寄到一家报纸，被报社转回学校，这个教师被打成杨献珍的 “孝子贤孙”，遭到批斗，最后被开除军藉赶回农村。广东省有一个人写了一篇同意 “合二而一”的文章，投到报社，被报社转回原单位，这个人就成了 “杨献珍的黑干将”，被关押了好多年。其中最惨的一例，江苏省一个五好战士陈波，就因为写过赞成 “合二而一”的文章，竟至被处死碎尸。凶恶残害，令人发指。事过16年之后，杨献珍劫后余生，悲愤地对一位访问记者说： “历史上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效儒的故事。所谓十族，就是九族加上他的学生。而 “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而那些受株连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 “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 这种人数多、时间长的大规模株连，可以说是 “史无前例”的。（参见该书第46-52页）
　　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刘少奇，但是，是从<海瑞罢官>开的刀。吴□搞的是遵命文学，毛曾赞扬过演海瑞的马连良的演出和吴□的剧本。怎么到后来又成了 “要害是罢官”，要为彭德怀翻案呢？吴被置于死地，原来他在反右时是冲锋陷阵的英雄，有名的大左派，现在他才噬脐莫及，咬破自己的舌头，写了四个血字： “悔不当初”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也是一个 “引蛇出洞”的连环套。从开始，署名不用张春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发表不在《解放日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都是为了避开官方色彩，便于讨论（钓鱼）。叶永烈的《江青传》写道：
　　江青不断通过张春桥，向上海《文汇报》下达 “指示”，以求 “扩大战果”： “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 “要采取 ‘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 ‘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前一时期， ‘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 “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 “采取 ‘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辟战场。”……
　　打着 “百家争鸣”的幌子，上海<文汇报>刊登各种反姚文章，为的是”引蛇出洞”、 “诱敌深入”。
　　于是， “向阳生”出动了——向阳生，也即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托。
　　于是， “方求”出动了——方求，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副部长周扬主持下的写作组。（该书第301页）。
　　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马达在他的一篇《自述》：《是阳谋，更是阴谋——<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发表前后》中写道：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前夕，阴谋就已经施行。我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我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为市委起草向中央的工作报告，并随市委第一把手去中央参加会议，起草发言稿和会议传达稿。一天中午，我到张春桥的办公室（我们的办公室是相连的），看他正埋头修改文件，我问张：“你修改什么文件？”张诡秘地说：“我在改《文汇白头情况》。”我听了一愣，我怎么没有看到过什么“白头情况”？我回到办公室问秘书，秘书说要问一室主任。当时规定，凡中央下发的电报、文件及上海各部委上报的情况，都要交正副秘书长传阅。一室主任告诉我：“《文汇白头情况》是张春桥亲自安排的，连标题、样式、字体大小都是由他定的。共印十二份，其中十份交‘客人’（江青的代号，她正在上海）专送在杭州休息的毛主席和她控制的北京写作班子。上海只发张春桥、写作组两份，陈丕显发过两期，后来停了。据说连周总理也看不到。”说着，他把刚从市委印刷厂保密车间印好送来的《文汇白头情况》让我先翻一翻，我眼睛扫了一下，主要是批《海瑞罢官》的反应。
　　原来，江青、张春桥一伙利用文汇报作为他们控制的工具，由当时文汇报负责人为首成立一个三人小组。张春桥每天和文汇报负责人碰头一次，传达“上头”的精神，布置采访对象的名单和要求，要报社在上海和驻北京办事处的十多名记者逐个去访问他们要访问的人。名义上是让记者征求对评《海瑞罢官》一文的意见，实际上是摸底，了解对方的思想动向，把采访对象的心里话掏出来，还规定“只听不说”，“谁泄密，要追查”，然后详细整理出一份份情况上报。同时，由姚文元拟出二十多道选题，要市写作组和报社针对采访对象的观点，准备批判文章。姚文元还特地交代，“批判时要用吴□本人文章及为《海》剧捧场及辩护的论点，作为展开论战的对立面”，要“揭露它（指《海瑞罢官》）是为反社会主义势力说话的毒草”，要说明“这不是学术论争，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张春桥、姚文元事先已定下调子，准备打棍子，进行围剿。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见报后，当时并未引起读者关注，因为姚文元的名声不好，他的文章又强词夺理，因而青年学生中无人响应，知识界更不予理会。在二十天内，文汇报仅收到三篇来稿。张春桥本想在文汇报抛出这一黑文后就可以撒网钓鱼，可是只有马捷等几位作者发表文章，批驳姚文元不讲史实、任意扣帽子的文风。张春桥看了以后认为没有知名人士的文章，成不了气候，于是布置文汇报在上海、北京分别召开文学界、史学界等知名人士座谈会。会前说：内部谈谈，听听各位意见，不算账：会议结束时，却突然宣布：要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到会者目瞪口呆，惊呼“上当”。张春桥、姚文元又布置报社“捉刀代笔”，“组织”了四封所谓的“读者来信”，张春桥还特地加了个“编者按”，假惺惺地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为了引起读者注意，张春桥指令报社将这个“编者按”连续刊登了六天。暗地里，他们派记者去了解参加座谈会的人发言的动机和思想状况，把没有讲出来的话再挖出来。同时，按照论点排列归类，凡是不同意姚文元观点的都被列为“右派人物”和“右派言论”。善良的知识份子怎么会料到：他们以坦诚的胸怀，以史实为据，发表评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反对压制学术讨论，却一个个坠入了张春桥一伙预先设计的圈套。当这些知名人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以后，一份份按人头整理的所谓“右派言论”的《文汇白头情况》接连上报，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所谓批判“右派言论”的选题计划也一一布置下来。在座谈会开完以后，一场以“百家争鸣”为幌子的闹剧刚刚鸣锣，就草草收兵，而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战场却已经摆开了。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对文汇报记者说：“吴□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人，吴□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翦还公开声明：“如果整吴□，所有进步的知识份子都会寒心。”不久，他便遭造反派揪斗，含冤而死。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在座谈会上说：“目前报纸的做法有些问题值得研究。例如：一、戏剧艺术和历史科学是两个问题，两个路数，戏剧和历史有关系，但关系究竟怎么样，可以讨论。二、清官评价问题，清官屁股坐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这对史学界来说似乎已经清楚。以前有人说清官比贪官更坏的问题，这一点还可以讨论。这样说，那么，在蒋匪帮时代，是否做坏教授比做好教授要好呢？”他讲了大实话，可是被张春桥定为“坚决打击对像”，几次被揪到山东曲阜批斗，造成全身瘫痪，从此卧床不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平心，因不同意姚文元文章，发表了实事求是的意见，被姚文元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李平心临死之前，在病中对人说：“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想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他满腔悲愤的话，是对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的有力控诉。著名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按照周扬建议，创作了京剧《海瑞上疏》，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一九五九年八月就上演了，比吴□《海瑞罢官》早两年，跟一九六一年的单干风、包产到户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而江青一伙硬说《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一“骂”一“罢”，南北勾结，向党猖狂进攻，周信芳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遭受无休止的批斗，隔离，坐牢，直到被逼死为止。张春桥正是在编审《文汇白头情况》中，给一个个所谓“右派分子”、“右派言论”划框框，定调子，造成遍及全国的文字狱。“文革”初期，张春桥在上海把贺绿汀、周谷诚、周信芳、周予同、李平心、李俊民、瞿白音、王西彦等八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就是在批《海瑞罢官》中蓄谋已久的阴谋。
　　一石激起千层浪。姚文元的文章，引出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这论战成了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毛通过打吴□，对彭真来说就是引蛇出洞，这叫做 “打了孩子娘出来”。果然，彭出来讲什么 “学术问题”，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云云。他要中央出个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要他制订，并且毛也不要看。这便是铺向被打倒之路的大毒草《二月提纲》的出笼。整个发动文革，就是这样一个引蛇出动的过程：吴□——三家村（邓托、吴□、廖沫沙）——四家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刘邓司令部。
　　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毛躲得远远的。刘邓派工作组，前去向他请示。他不但不事先阻止，反而心怀叵测，“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刘邓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张派遣工作组。电告毛泽东，毛复同意。当学生与工作组的矛盾到不可开交时，刘少奇、邓小平于1966年6月11日，在文革汇报会上指示李雪峰、吴德：打右派学生 “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13日，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和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指出： “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 “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 “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斗争和戴帽”（见《文革大年表》第120页）他们把毛泽东对右派 “引蛇出洞”的恶毒阴谋，来了个东施效颦。他们在 “引”学生的 “蛇”，却不知道，这样一来他们本身这条 “蛇”正好被毛 “引” 出了 “洞”。古人有言： “螳螂方欲食蝉，而不知黄雀在后，举其颈欲啄而食之也。”火候一到，毛宣布派工作组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勿毒不丈夫的大巫斥责小巫： “又何其毒也!”
　　毛对刘的检讨说好，特别是后半更好。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他一面要稳住刘，要他坐以待毙，直到要他的命之前，还好言相劝： “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另一方面，是要看清中央其他人对刘的态度。结果，陶铸把鬼话当作人话，顺竿而上，便当上了 “全国最大的保皇派”
　　毛对他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林副统帅怎样施行 “引蛇出洞”的毒招呢？他以 “不设国家主席”刺激他跑出洞外，作出反应。因为这不是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而是废除他当接班人的问题。闹腾了半天，捞了个陈伯达当替死鬼，进行 “批陈”整风。毛泽东的难处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把林捧上了天，把林接班人的地位，定进宪法和党章里。仅凭他说过毛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如今， “我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一句也不顶，等于零。”：就可以废黜他吗？就可以昭告天下吗？朝三暮四，出尔反尔，即便国人不敢巷议，也恐难免于腹非的。
　　毛南巡，对各大军区政委，司令员进行吹风，透露林的问题，又是唱国际歌，又是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像一个丑角演员，装腔作势，作出破斧沉舟之势。但作为阴谋家，他却达到目的。他是为了敲山震虎，让林彪听到风声，就会感到走投无路，作出过度反应，甚至狗急跳墙。这正是他为他设计的一条自取灭亡之路。当然不能设想如折戟沉沙那么样地神机妙算。而是，只要林作出过度反应，毛便可变被动为主动。事后证明，毛对林真是做到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王年一、何蜀、陈昭三位先生在他们的文章中说：
　　毛泽东习惯于以“打招呼”来强行统一思想。所谓的“打招呼”就是非正式地颁布“最高指示”，全党与全军干部只许恭听，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更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对毛的意见谁想不通，必须赶紧“转弯子”。毛泽东这一次为了打倒林彪，事先不开中央会议，不发中央文件，干脆抛开中央领导集体，凭着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于1971年夏南巡“打招呼”。
　　此次南巡后共28天，在途中毛约见各地军政大员，讲话13次。讲话中充满了给林彪“上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一再诬指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之一是“要当主席”。然而，因为说林彪“要当主席”毫无事实依据，太“莫须有”了，所以“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并批准中央公布的此前他的南巡讲话时，又自行把当时讲话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了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蛮横无理、任意诬陷、信口捏造，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南巡讲话是毛泽东欲打倒林彪的宣言书、挑战书、逐客令（逐林令）。当时的海军政委李作鹏听到毛的南巡讲话后，把它概括为3点：庐山的问题没有完：上纲比以前更高：矛头指向首长（林彪）。他的概括一点也没有错，林彪当然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不在中央高层内部讲，不对林彪当面讲，党中央的主席背着党中央的副主席，背着中央，到下面去煽风点火，动员打倒他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毛同时又假惺惺地声称：“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如此作为的毛泽东居然还道貌岸然地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究竟是谁在分裂党内高层，谁在搞阴谋诡计，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毛泽东把林彪逼到这一步，林彪已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彼时彼地，林彪还能怎么办？低头认“罪”显然是行不通的，彭德怀、刘少奇不是都低头认“罪”了吗？但他们的下场如何？何况此时的林彪不是1959年的彭德怀（那时的彭德怀比他年轻、身体也好），也不是1966年的刘少奇（刘少奇比他理论修养更高、政治斗争经验更丰富），林彪身患重病，经不起“认罪”后必不可少的长期折磨，于是他不想“认罪”，只想“认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但叶群、林立果又不愿意认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毛泽东逼出来的 “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当代中国研究》总第85期）
　　邓小平从实施毛的阴谋，到对右派的残酷惩处，可以说是把 “瓮”烧得火红，简直是做得断子绝孙。毛泽东却对他来了个 “请君入瓮”。邓小平的三起三落，其中就有两起两落是毛对他玩的猫吃老鼠。我们从最后的一起一落中，例举毛是如何对他施行 “引蛇出洞”的阴谋的。
　　江青通过大反 “经验主义”反周，旁及邓和大批老干部。邓告了状，毛在一个批示中敲打了江。邓借贯彻批示精神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伙同叶剑英，猛烈地向江青开炮，历数她近年来所犯错误，除了这次大反经验主义之外，还联系她屡次违背毛指示， “另搞一套”。让四人帮尝到了邓的厉害。会后，王宏文向毛报告了江青遭到 “围攻”的情况。毛警觉到邓说出周想说而不好说的话，与周合流，这样一来，党内的复辟势力将如虎添翼。于是，毛对邓就采用了他 “引蛇出洞”的拿手好戏。
　　毛表态支持政治局会议对江的批评，随后又指定邓取代王洪文主持批江的会议，给他充分的表演机会。
　　邓在他主持的会上，作了主要发言，围绕自1973年以来江青等人多次另搞一套以及拉帮结派等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甚至拍了桌子。王洪文、张春桥作了检讨，江青则表示： “对问题还得消化一下，再作进一步检讨。”（《晚年周恩来》第464页。以下多取材自此书。）
　　毛通过观察，深为忧虑：邓的强势作风，如在他身后搞翻案，则是无任何力量可以堵挡的。所以，就进一步引他出洞：更委以重任，让他接替王洪文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
　　政治局会议后，毛特意让江青登门拜访找邓小平 “谈心”。毛也找邓谈话，肯定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说：你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毛一再鼓励邓要把工作干起来，并表示：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
　　邓小平作风强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面杀四人帮的威风，江青也不得不检讨自己另搞一套所犯错误，承认她无组织，无纪律，自作主张，随便乱讲话，表示： “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同时也承认了 “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一方面，邓大张旗鼓，快刀斩乱麻地进行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
　　毛冷眼观察，已觉察出邓要动摇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全面否定文革，但仍在表面上不动声色，大摆 “扬邓抑江”一类的迷魂阵，诱敌深入。特别是，毛对轰动当时的 “红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语：”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玩了个假要离婚的鬼把戏。据传说，邓批：”同意离婚。”
　　邓打着 “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加大整顿力度，与江青，两个钢铁公司对着干：声称 “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毛不承认 “三项指示为纲”，只承认 “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何况邓心目中只是重在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项？
　　又如，邓在政治局会议上，居然提出应该解决 “61人叛徒集团”的问题，认为把登报 “反共启事”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然而，挖出这个叛徒集团正是文革的 “重大成果”。尤有甚者，邓曾对当时在上海担任领导工作的老干部马天水做工作，向他透露了毛对江青的批评，并点了张春桥的名，告诫他不要与他们为伍，企图挖四人帮大本营的墙角后被马出卖，密报王洪文。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使毛泽东确认他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准备伺机予以歼灭。但为了稳住他，遂让他继续表演。毛对江青在大寨大谈评 <水浒>的 “现实意义”，宣称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还故作姿态地批示： “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文革大年表》第381页）
　　在周恩来的生命名存实亡的时候，毛抓住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给毛的一封信，大做文章，信中批评党委书记迟群和谢静宜两人生活堕落，专断独行。刘冰将信交邓小平转呈毛主席。毛觉得那封信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他的，而且觉得邓偏袒刘。
　　毛多次与毛远新谈： “邓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
　　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传达毛主席对刘冰信的批示，直接点了邓小平的名，称： “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一场雷厉风行的 “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毛泽东如果再多活一，二年，邓小平这条蛇恐怕就只有翻肚子了。在这里，真正是“你死我活”，毛不死则邓难活。
　　人们总以为，以周恩来的精明强干，毛决不会对他也来 “引蛇出洞”这一套吧!事实证明，毛对周也来。
　　人们多听说毛批评周的四句顺口溜： “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周从毛抓住外交部内部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小题大作，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冲着他而来。惯于运用 “败狗’战略的他，对毛坚持顺守，曲意奉迎，磕头如捣蒜，检讨如雪片。怎奈 “克己从人人不谅”，终于， “毛泽东抓住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的 ‘纰漏’，亲自出马为蓄谋已久的批周敲响了开台锣鼓，指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擅自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如果苏联人打进来了，他要当儿皇帝!随后下令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的 ‘右倾投降主义’。周由此经历了晚年最大的一场劫难。”（<晚年周恩来>第458页）
　　所谓 “引蛇出洞”，正是要引出 “纰漏”。下面，我们要根据上书的资料，说一说，纰漏是什么？怎样引出的？怎么激化的？怎么收场的？
　　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谈话的主题是 “联美整苏”。事后基辛格写道： “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 周当然更会注意到这一点，知道毛近来对外交工作的敲打，火气是来自嫌他在外交上抢了锋头，因而在对基辛格会谈中谨言慎行，处处把毛放在前面。
　　会谈中，基辛格按照惯例向中方通报苏联军事动向，对外传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报导，探询中美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互通情报、向中国出售武器以及建立防止核战争的 “热线”等内容。为人一向谨慎的周当然知道兹事体大，请示毛后答以：现在不谈，等打起来再说。
　　13日晚，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同周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周恩来来不及请示毛，就谈了，但并未表态，只是表示报告中央，明晨基辛格上机前再予答复。
　　奇怪的是，第二天早晨，周并未请示毛，擅自表态：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
　　毛似乎正在等待着周迈出这一步，以便他出师有名，兴师问罪。他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谈话，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基谈话记录。为了不让周这次滑过去，老于权谋的毛，授意王唐二人不露声色地找周本人核实谈话记录。周还蒙在鼓里，以为只是技术性问题，并未在意。
　　随后，根据毛的旨意，王唐二人四处散风，说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核保护伞。
　　11月17日，毛亲自出马，对周及有关外交人员，放出狠话： “当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根据毛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连续召开会议，主要是批周恩来外交路线上的 “右倾投降主义”。
　　周又是检讨，又是解释，又是送信，又是给自己戴上 “修正主义”的帽子。而毛却认为他是敷衍过关。
　　早在一旁蠢蠢欲动的江青对毛的意图心领神会，率先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周开炮，想趁机在政治上把他搞臭。她胡搅蛮缠逼周交代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按毛定下的调子，给周扣上 “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弄得周连话都讲不下去。
　　周不大相信是毛的意思，还以为又是江青在无理取闹，所以尽量克制，希望毛能出面制止她的这种搞法。后来江青上纲越来越高，指责周 “丧权辱国”， “蒙骗主席”， “给美国人下跪”，逼迫他承认犯了 “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根本不容分说。周对这种政治上的栽赃侮辱，实在忍无可忍。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周的顶牛，正好给毛以大做文章的口实。毛随即下令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并亲自拟定了列席会议的名单，除了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以及中联部部长耿飙参加以外，还有邓小平。这样，批周的政治局会议就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持人由周改为王洪文，王海容唐闻生担任毛的联络员，毛通过她们遥控会议的进展。
　　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对周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为了给会议加温，，会议一开，就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传达毛的批周最新指示和对外交工作的批评，足足讲了八个小时，调门非常之高，许多用语与毛对刘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样。诸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外交部不执行毛的外交方针，因此要 “甩石头”（此语是毛对林彪所用策略，意为发出警告—高文谦注）毛还危言耸听，说周要当苏联的儿皇帝!
　　周才猛醒过来，原来不是江青和他过不去，是毛本人的意思。行了，就按毛定的调子给自己扣帽子，泼污水吧!
　　会议的发言：“卖国”， “屈膝投降”， “目无中央”， “蒙骗主席”，等一类提法比比皆是。墙倒众人推。更有人乘机泄私愤，翻老帐，狠踹周一脚。
　　江青提议并经毛批准，成立了批周帮助小组，由四人帮和汪东兴，华国锋组成。。江青开炮，甚至于提到路线斗争高度，说什么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已是见多不怪。问题是邓小平的发言，对周做了诛心之论，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委屈的地方。邓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
　　周曾求见毛，当面做检讨，被一口回绝，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江青则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责令周必须自己动手写出检讨，其他任何人不能插手。
　　周低首下心，唾面自干的姿态，再加上毛刚过林彪事件，形势刚稳，离不了周收拾这个烂摊子。对周的检讨作了批示：可以了。
　　怎么一个谨小慎微的，以 “外交无小事”作为秉持的人，会作出胆大妄为、自作主张的事呢？简直不可思议!原来他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曾打过电话向毛主席请示，但被告以 “主席正在睡觉”。毛认定他入睡后周是决不会打扰他的。周的警卫曾记载了他在办公桌旁团团转的情况：事急又不能等，于是，出于关心和保护主席的安眠，便 “自作主张”地做了本属自己职权范围之内的事。不料中招而祸从天降。
　　阴谋的尾声更有意思，实际也是更可鄙。毛嫁祸于人，让王海容唐闻生背黑锅。他指着王唐二人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对此，王唐二人私下发牢骚说：”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这般卑劣鄙俗，连两位小姐都看他不起。
　　俗话说： “看了 ‘三国’戏，低头就是计”。纵观毛泽东一生，一举一动尽是做戏，一颦一蹙全是诡计。这当然不能简单归结于他自幼就把 “三国”当成人生教科书。是复杂的原因，造成毛又阴险又恶霸的作风，毛16岁时写的狂言《七绝，咏蛙》：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倒是毛个人专权，决不容他人在权力上染指：不容他人在政见上置喙的心态的活灵活现。
　　在这众多事实面前，阳谋说和变卦说（原无意反右派，后来才变卦的）再也无存身之地了。况且。持那些说法的人，也多是，说着说着就就变换了主题，成为对 “阴谋说”的论证了。
　　我以王若水先生为例加以说明。他说：毛“在提出这个方针时，这既非阴谋也非阳谋。毛泽东当时确实是想走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诚然，毛开始时预料会放出一些毒草，但并没有想到有这种规模（这话不对。第一，毛想到的比这种规模要大得多，甚至想到呜呼哀哉重回延安：第二，毛在5月15日告知高层要反右时，主要毒草都未出土，规模仍是小得很：第三，退一步说，如果规模小到只跳出一人，此人名叫胡风，又当如何？—紫丹）：他主要希望看到大量香花，他要保护这些香花。他自己也是一朵香花，被那些教条主义者指责为毒草：他现在要保护那些新的香花不被误认为毒草而遭到践踏（？）。从整风以后，党外人士，知识份子批评的尖锐程度超过了毛的预料，当时干部的怨气也超过毛的预料，于是，他来了个急转弯（与文革时干部的怨气发展到形成 “二月逆流”相比怎样？他为什么没来急弯？），”（《新发现的毛泽东》第275页）且看他随后在第293页又是怎么的？——“在这次会议（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看出（毛和刘，周）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训上，刘少奇强调搞好经济，关心人民生活，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毛泽东则强调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的方针上，周恩来强调稳妥可靠，批判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毛泽东则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错误难免。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来年 “反右派斗争”的杀机：在第二个问题上，则为其后的批评反冒进和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好一个 “杀机”!先一年有 “杀机”， “来年”动手杀，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哪里用得着 “急转弯”呢？
　　由 “杀机论”导致 “急转弯论”，在逻辑上，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而在事实上，二论则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只有毛先有 “杀机”，后来要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才会有 “急转弯”，同时，这也才叫做 “急转弯”。
　　我所以说王先生发现的这个 “杀机”好，好就好在，这使我们看到，毛1956年怀有 “杀机”后，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宣传会议上以及天安门城楼上，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所表现的态度诚恳，开放开明，温柔敦厚，谈笑风生，活泼风趣，甜而且美，脸上堆着笑迷迷……这一切，是为中国人形容阴险毒辣，阴谋诡计的词语—— “口蜜腹剑，笑里藏刀”，作了一个血腥的表演。同时使人们反思到，如果不是出于阴谋，他的这番表现，与对梁漱瞑的泼妇骂街，对胡风因言定重罪相比，是极端反常的，也与他 “哪个虫儿敢开口”的、不容他人置喙的一言堂恶霸作风，绝不相容的。一脉相承，你看邓小平对天安门的学生，是如何把 “杀机”变为血肉横飞的。王若水先生在《压制思想的思想运动——读李洪林的〈中国思想运动史〉》一书中说：
　　关于 “六四”，作者指出，当局如何一步一步为戒严和军事镇压制造借口，“显然，只有把事情弄到用战争解决问题的程度，才能玉石俱焚，才能把政治对手一网打尽。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有计划的阴谋’。……如果广场上的绝食早日适可而止，拔腿走人，阴谋家们将极度失望，因为学生们没有落入圈套。而学运领袖的失策，正好对方的阴谋得以完全实现。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我多么希望那些身在海外的学运领袖好好反思一下这个教训啊。（《当代中国研究》总70期））

　　2005年10月10日初稿：
　　2007年2月10日定稿于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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