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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子 读刘文忠的《风雨三部曲》与《白茅岭农场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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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25 16:44: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兄弟爬山,做得几多得几多——读刘文忠的《风雨三部曲》与《白茅岭农场旧事》
2021-06-08 14:45
作者:刘燕子



刘文忠《白茅岭农场旧事》(图取材自网路)
兄弟爬山--三哥刘文辉—因《驳文革十六条》被枪杀;九弟刘文忠因「同案犯」失去自由十三年

东京、大坂、京都、兵库四个都府县发佈第三次新冠疫情紧急事态宣言的这一天,我收到两本新书《风雨三部曲》与《白茅岭农场旧事》(刘文忠 李昭 牛隐编着)。

刘文忠是「反文革第一人」刘文辉的弟弟。

1967年3月23日,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的万人庆功会上被中央文革点名后,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毙。
刘文忠《白茅岭农场旧事》(图取材自网路)
兄弟爬山--三哥刘文辉—因《驳文革十六条》被枪杀;九弟刘文忠因「同案犯」失去自由十三年

东京、大坂、京都、兵库四个都府县发佈第三次新冠疫情紧急事态宣言的这一天,我收到两本新书《风雨三部曲》与《白茅岭农场旧事》(刘文忠 李昭 牛隐编着)。

刘文忠是「反文革第一人」刘文辉的弟弟。

1967年3月23日,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的万人庆功会上被中央文革点名后,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毙。



刘文忠的三哥刘文辉(1937-1967)

1957年青年工人刘文辉因「阳谋」被打成「右派」。1961年在浙江嵊泗列岛船厂工作的他「偷听敌台」,了解世界,准备效法赫尔岑,走流亡之路,从海外打通国内自由思想的动脉,打算冒险偷渡到公海,先到日本申请政治避难,然后到美国。但计划被人告密,1966年被当地法院以「世仇分子,思想本质反动,组织叛国投敌集团,妄图投靠美帝,背叛祖国,推翻人民政权」之罪, 判决「管制三年」,开除公职,押送回到上海,与早就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的老父亲一起扫厕所,清阴沟,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劳动。

文革初期,先知先觉的文辉,一语成谶。他对弟弟说:「这次毛清洗党内异见分子规模将超越任何一次党内路线斗争」,除了被红卫兵抄家抄走的两篇文章之外,奋笔疾书《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试图揭露与警醒人们遏制这场暴力革命。

文章指出:文革是一场大文化浩劫。毛的所谓支持亚非拉输出革命 ,是完全不顾中国人民的死活。这场革命是锁国排他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运动,必然会走上恐怖专政;号召青年学习胡适精神,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不要充当法西斯暴力的打手和独裁者夺权的工具,告诫红卫兵与工农造反派,毛一旦达到目的之后,你们最终将落得「卸磨杀驴」的下场;此次革命,政权必然要树立各类「反革命」,以分化人民来转移视线与对自己的不满;警醒人们不要被暴君和姦人洗脑;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屈辱,不要轻易自杀,即使要死,也要学习越南僧侣自焚而唤醒愚昧无知的民众。未来中国应该学习西方,走非暴力的和平改革开放道路,打开国门,开展洋务运动,搞现代化建设,市场经济,走多党合作的民主化道路。

在关于「公器公用,军队国家化」等观点方面,文辉可以说是《零八宪章》的先驱。

从小因小儿麻痺症而脚有残疾的弟弟刘文忠,最敬佩兄长,19岁的他帮哥哥抄写复制了这份万言书带到杭州,从不同的邮局向全国14所高校寄送。兄弟俩不知道,极权统治下连信纸、信封、邮票都有编号,当局很快就查到了作案人。兄弟俩一同被捕。

文辉在逮捕仅仅四个月就被枪毙之后,当局还向他的老父母收了两角钱的子弹费。

家人在棉被的夹层发现文辉临死前留下一封血书:「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1963年(右)刘文辉与哥哥(左)与奶妈(中间)

监狱大学--音乐家「1598」被枪毙;狱中读书会;不肯诋毁上帝的基督徒们

而文忠因是哥哥的「同案犯」而坐牢十三年。

自传体的回忆录《风雨三部曲》分作三部:《牢狱之灾》、《商海搏击》、《弃商从文》。而《白茅岭农场旧事》为文忠先生与劳改狱友共同编着。文字无径曲弯深,无滞累尘腐,字里行间,坦坦然然,如水中着盐,一无痕迹,而回味无穷,可谓文品出于人品。

第一部《牢狱之灾》可与杨小凯的回忆录《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精灵》称双壁。记录了在监狱跟随政治犯学习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广博知识,多年牢狱,文忠修完「大学」、「硕士」、「博士」的课程。

「牢房内有无数头朝气蓬勃,鲜活蹦跳于知识山崖的『虎子』,被我逮了个正着」。

青年文忠从香港商人那里知道台湾、香港以及全人类不需要毛去解放;听韩国海员讲述航海的奇闻异事以及什么叫做「世界」;从復旦大学的右派教授那里学习「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从师范大学的老学者那里,学习延安整风时代王实味知识精英的自由思想;从牢房里提审最多的狱友那里,了解五十年代共产党内部你死我活的斗争;从一位日本教授那里,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歷史,为什么中国革命先驱在推翻满清皇朝的歷程中都去日本求知或政治避难。

转入新牢房后,文忠又结识了一批新狱友:激烈反对文革的「职业政治犯」:有参加「反革命组织」的大学生、医生、大学教授,也有拥护文革的政治犯,如造反派头头;联动分子,自认为「革命血统高贵」的高干子弟,随着革命革到自己的老子头上来了 ,才发现所谓「造资产阶级的反」不过是一场人为制造的空前灾难。

文忠的狱友陆洪恩先生,原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音乐家贺绿汀的师弟;他的代号是「1598」。只因为公开反对革命样板戏,又不肯陷害自己的师兄,遭受无数次的批斗、毒打、反铐。从陆先生那里,文忠学习意大利文艺復兴的歷史,听他讲世界音乐大师的故事。此时的陆先生,两只耳朵被打得流脓,眼睛呆滞,四十九岁看上去比九十岁的老翁还衰老,被打得遍体鳞伤,毫无动弹之力了,但他「还是常翕动嘴角,低哼着『第九交响曲』等世界名曲,借用人类音乐精华的强力支撑自己气息奄奄的残躯」。

一个深夜,音乐家被从牢房拖走。几天后,看守从门上的小洞塞进来一份《解放日报》:「这就是『1598』的下场」。

着名的音乐家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公判大会后立即被枪毙。

在狱中,遭受各种体罚与毒打的「反革命」们精神上却是富足的。

在「现行反革命胡兄」的提议下,文忠他们甚至组织了一个「孙文读书会」。

读书会崇尚胡适先生的「提倡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提倡怀疑,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大家每次围绕一个课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先知到秦始皇的扼杀百家争鸣的自由学术思想;讨论欧洲文艺復兴运动,从中学习什么叫人的个性解放,人权尊严至上;学习但丁的《神曲》,薄迦丘的《十日谈》、彼得拉克的《歌集》,伏尔泰的《哲学通讯》、卢梭的《忏悔录》,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马基雅维的《君主论》。一位教授通过讲授在拉斐尔的《圣母子》,礼赞禁慾时代的人文主义光辉,谈斯大林的独裁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等。

文忠在读书会向狱友介绍了曾在三哥指导下读过的康帕内格的《太阳城》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穆捨生取义的故事,鼓舞大家有信心活过黑暗时代。

然而,读书会最终被「戴罪立功」的人告密,其灵魂人物「胡兄」被判死刑。

在《白茅岭农场旧事》里,我们知道这位「胡兄」的大名叫胡懋峰,父亲是「歷史反革命」被镇压,母亲和姐姐被「劳动教养」,自己与弟弟被迫迁到新疆,返回上海后又被街道里弄送去劳教。三次偷渡三次失败,在安徽白茅岭农场劳改后于1966年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胡兄」英俊帅气,文学造诣很好,还凭记忆自学英语,生活能力极强,还会开手铐。告诉新犯人对付审讯只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1970年3月,从看守所放出,带着「反革命」帽子接受管制劳动的文忠,路过徐家匯时看到很多人在围观一张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的公报。上面居然有「胡兄」的名字!文忠装肚子痛向监督小组请假,匆匆忙忙赶往文化广场。公判大会结束时,文忠看到了敞篷卡车上五花大绑的「胡兄」,脖子上被一根麻绳死死勒着,满脸充血,却无法发出一句临刑前的声音。「胡兄」脚上穿的正是文辉留着给文忠,文忠又赠送给「胡兄」的那双旧高帮皮鞋!,

文忠也因此再被收回监狱,多服刑七、八年之久。

就这样,1970年3月,中国一批优秀青年知识俊才都被杀害了。包括遇罗克、刘凤祥、张九龙(能)。

杨小凯(杨曦光)认为,这段时间,中央下放「一打三反」运动中批准死刑的权限,所以很短的时间内地方的保守派与地方当局联手,利用这个机会迅速行动,杀了很多的政治犯。

「胡兄」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被害时只有26岁。

中国思想史上又多了一位失踪者。

监狱里关押了很多不肯诋毁上帝的基督徒;从他们那里,文忠学习宗教知识与文化,学习对神的敬畏;在《白茅岭农场旧事》中有一章记载了基督教聚会处的倪柝声主教的难友的回忆,到1967年,倪柝声已经被关押了十五年,因为不肯放弃信仰,又被加长了5年,直到被主接走。

精通多种外语的盲人金修士的罪名是「宗教走狗、国际间谍」。当局只要他「想得通」,口头上表示一下向无产阶级专政投降,就马上可以获得释放,他宁死不屈,绝不开口求饶。犯人伙食中每週只有礼拜五可以吃到几块肉片,但天主教规定礼拜五禁止荤食,看守和训导员诱导盲人修士可吃回教伙食,开出「悔改」的条件。

甚至连文忠都不忍心看到骨瘦如材的盲人修士得不到任何蛋白质的补充,对修士讲古代韩信「胯下之辱」的故事,好汉不吃眼前亏,但盲人修士却告诉文忠,不要为了活命,为了求生,糟蹋自己的人格。生和死是一回事,上帝全都知道,会安排一切。

文忠出狱后走上信仰之路,因为这位盲人修士「用智慧之光指点我的灵魂」。

杨小凯书中的《圣人君子》也记录了他认识的一位上帝的使者--虔诚的天主徒李安祥,李安祥本是汽车电器厂的车工,只因为贴了一张大字报,告诉众人,文革会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样,将来在歷史上遗臭万年,被判十年徒刑。但就是这位早晚祷告,众人看来非常荒诞的李安祥,在骯脏的牢房内,专心致志用抹布擦地,发明一种原始的纺纱机,帮助缺少衣物的难友,杨小凯在回归天家的两年前受洗,在他的见证中叙述了「李安祥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保持着对尽善尽美追求的人,那时我对宗教还没有敬意但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上帝的影响」。

这也是文革后基督教在中国復兴的原因之一。

四百万字见证史与「海德公园」的讲者


刘文忠先生在写作。

文忠先生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但是2003年秋,一本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一位海外朋友送给他一本索尔仁尼琴(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岛》,这部描写苏共专制下的集中营生活的非虚构小说使得他「泪流满面」,他想起了三哥文辉曾经的梦想,一生都在挣脱专制的藩篱,试图去唿吸自由的空气。

文忠放弃了商业经营,拄着拐杖,背负着着哥哥的灵魂上路,走遍一百多个国家,比较「东风」与「西风」各国的政治制度、人权信仰,伦理道德,思想文化;思考独裁者的「世界革命」的本质,思考基于基督教理念的普世价值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获得人心?

文忠先生不会拼音,他用鼠标手写出包括本文介绍的两本书之外,还有《风雨人生路》、《反思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反思吧!中国」,一个基督徒残疾老人行走百国》等四百万文字非虚构作品,自费在澳门出版,送给性情中的朋友,这是他见证歷史的丰碑—又一个中国的古拉格群岛的故事。

文忠先生无数次梦想,将来的中国能有一个像海德公园一样人民能自由演讲的论坛,这也是文辉的梦想。

这十几年,他驾驶着那辆插着美国星条国旗的残疾车,奔走在復兴、鲁迅、东安、中山等上海的公园内的「公民民主论坛」演讲,用理性而平易的语言分享国外旅行见闻、歷史真相,宣传基督普世价值观。为此,他多次受到「维稳」部门的重点警告、传讯、威胁甚至肉体迫害。

这些公园的「聊天角」,聚集了很多自由思想的憧憬者与践行者。因此除了当局的网络监控之外,经常受到有关部门的「鬼点子关照」,比如小恩小惠利诱,组织里弄的干部与党员群众来抢占场子,唱红歌会,跳舞会,放高音喇叭,或「消防宣传」、「卫生宣传」、或者派人偷偷录音,拍照,动用警力驱散「公民论坛」。


公园独立思考的公民自制各种徽章。2017年6月,刘晓波病危时,公民通过网络发起佩戴为刘晓波祈福的徽章的行动,但被警察取缔。

到处都是监视的「眼睛」。

2018年冬天,文忠先生在虹口公园同朋友们聊天之后在回家的路上,被警察用暴力从残疾车上拖下来塞进警车,关进一座不知名的楼房里的铁笼子里。

尽管文忠先生有合法的澳门居住权以及国际出版书号,但仍然被以「非法出版」的罪名没收书籍,笔录审讯、高压恐吓。一切竟然发生在国家法制宣传日的前夕。

留给后世的最高遗产—金钱?功业?思想?还是勇敢而高尚的生涯?


刘文忠先生开着他的残疾车为宣传普世价值而奔波。

《风雨三部曲》的最后有这么平实的几句话:写这本书的目的,我想告知九泉之下的哥哥,弟弟没有辜负他的愿望,我一直在民间推动中国的宪政、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而奋斗。另外,也是为孙子,我想告诉我的孙子,爷爷上天堂前,给他留下一笔比金钱更珍贵,更有意义的精神遗产,希望他长大后也能独立思考,学会反思,做一个知道真相、有良知有骨气的中国人。

我想起日本着名的基督徒思想家内村鉴三先生(1861-1930)一百多年前的一篇文章《留给后世最高的遗产》。明治27年,内村鉴三33岁,再婚后的他,刚好女儿诞生。就在三年前,因内村鉴三拒绝于对天皇署名的教育敕语进行宗教礼拜的「不敬事件」而被视作「国贼」,几经辗转,经济困顿。此时正值日俄战争前夕,个人立身出世主义风潮盛行。这一年,他在箱根的基督徒第六期暑假学习班上,援用古诗「天地无始终,人生有生死,安得类古人,千载列青史」开头,谈到人们留给后世的第一样是「金钱」,第二样是「功业」,如果这两样都没有,可以通过教育与写作而留下「思想」,而最重要的是「勇敢而高尚的生涯」,才是最高的遗产。

文忠先生,正是这样的践行者。

作者:刘燕子  中日双语写作者,翻译者,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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