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复兴 文革史应浓墨记载的一个名字：朱成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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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应浓墨记载的一个名字：朱成昭

王复兴

　　人们一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造反派红卫兵有五大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
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地院的王大宾。许多人不知道或忘记了朱成昭
这个名字。但“老五届”的文革亲历者们都还记得他。朱成昭，他是地院“东方红公社”
初创时期的第一把手；是“首都三司”的第一把手；是北京大专院校早期造反派红卫兵的
著名领袖。

　　朱成昭过早地退出了文革运动，原因是：他早在１９６７年１月，便公开反对中央文
革的极左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为此，１９６７年２月起，朱便被中央文革勒令“闭门
思过”，从而退出了运动，退出了对地院“东方红”的领导，而后由王大宾担任了地院“
东方红”的一把手。１９６７年７月，朱与叶向真（叶剑英女儿、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造
反派头头、与朱过从甚密。）南下广州游玩时，被戚本禹诬蔑为“企图偷越国境”，被周
恩来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在广州抓获，并带回北京“隔离审查”。８月２０日，朱、叶被
公安部正式拘留，朱、叶被打成“叶朱反革命集团”。朱成昭于１９７５年被送到湖北某
劳改农场做为反革命分子劳动改造。而叶向真在１９７２年林彪事件后被周恩来下令释放
，先去解放军３０１医院学医，成为军医。后又重回戏剧界，曾以“凌子”的艺名导演电
影《原野》，声名远扬。她于１９７２年被释放后，便对朱成昭的朋友表示，周恩来要她
不要再与朱往来。而朱在长达十几年的牢狱和劳改岁月中，一直把叶向真当作自已终生不
渝的恋人，写过许多动人的情信、情诗。这大概是一位高干女儿、贵族“千金”与一位普
通干部子弟之间，因门不当、户不对，在红色中国不可能天长地久的悲剧之一。

　　朱成昭于１９８０年６月获正式平反。当时中组部准备在全国树两个反对文革极左路
线的典型。一个是死去的张志新，再一个是活着的朱成昭。但朱这个典型因叶剑英的反对
而被勾掉。理由是树活着的典型不好。人们心里清楚：朱、叶二人在文革初期的关系；叶
向真以及其父叶剑英在文革初期的政治取向，对当局而言，是应尽量淡化，少曝光为好。

　　（以上朱成昭自１９６７年２月至１９８０年６月的经历，择要摘引自宋永毅：《一
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载于２００３年《文革博物馆通讯》第２００期
，zk0312b。）

　　下面，让我们回顾：朱成昭是怎样从一个普通大学生成为一个造反派领袖的？又怎样
从一个造反派变成“反革命”的？

一、反工作组，争自由

　　朱成昭，１９４１年出生，安徽人，父亲在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一个副局级老干部。
朱成昭１９６０年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的高中，在学校是团干部。高中毕业后因品学兼
优，被调到上海的计算机研究所，参加了—个科研项目，并担任了课题组组长。后于１９
６２年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以“调干生”名义入校。入校后曾和许多同学一起两
次被派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参加“四清”运动。１９６６年６月文革爆发时，朱是地
院四年级学生。由于以上经历，朱比地院同期的同学年龄大一点，阅历丰富一些，本人长
于独立思考，想问题较深入，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后的五十多天里，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一线领导文革运动，
派了大批工作组到北京各高校和中学。６月８日，国务院地质部派出以副部长邹家尤为队
长的工作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取代了地院党委，领导地院文革。工作队是按中共中央
刘、邓的指示，以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的经验为指导思想来领导运动的。

　　据美国研究文革史的华人专家宋永毅研究和披露：文革之初刘少奇主政时曾针对工作
组的工作，下达指示“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准备再重复一次５７年反右的“战绩”，
极其冷酷无情。刘少奇于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３日，刚派下去工作组不久，在批转中央下发
的文件《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报告〉》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意见和部署》时指示，“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不要急
于反击。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领导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
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引自宋永毅：《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
，刊于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２３８页）这和中共５７年“引
蛇出洞”，然后残酷斗争的方略一样。刘少奇在批示上述中南局的文件中还指示：“在大
学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到运动后期进行，打击面
应当小一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阎长贵：《搞历史首先要把史实搞准确》，
刊于《文革博物馆通讯》第６８７期，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０日）按当时有１００多万大学
生计，百分之一是一万多人。但实际上仅在北京２４所高等院校，工作组在“反干扰”、
“抓游鱼”的斗争中，已把１０２１１个学生打成“右派”，２５９１个教师打成反革命
（根据文革时期首都三司红卫兵小报统计）。仅仅在北京的２４所高校且是运动初期，工
作组己超额完成了１％定额指标。刘少奇指示中学高三年级也可以揪出少量右派。高三学
生才是十八岁左右的孩子啊，也要抓右派。按刘少奇的指示，如果反右扩展到全国，到了
运动后期，在大中学校进行反右的惨烈程度，肯定会大大超过１９５７年。但出人意料的
是，运动的走向，在毛泽东的掌控之下，完全与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背道而驰。

　　地院工作队进校后，首先抛出了地院党委书记高元贵，指其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全校
进行批判。而地院大部分师生认为高书记是好干部。同时，工作队矛头向下，批斗了许多
一般干部、教师。工作队的作法，引起许多干部、教师、学生的不满。

　　６月２０日，地院在校园内爆发了反工作队的游行。上千人的游行队伍在周永璋、蔡
新平等学生带领下，到了工作队的办公褛下，要和邹家尤辩论，后被保工作队的群众和工
人解了围。

　　６月２２日，副总理薄一波针对“６·２０事件”作出批示：“……如果有人非赶工
作队不可，即势必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其意反工作队即反党。

　　６月２３日，由原系团总支书记王大来牵头、有王大宾等４７名师生签名的大字报《
大骗局、大阴谋、大出丑、大暴露！》贴出，该大字报尖锐地批评了工作组，在学校引起
极大反响。这张大字报立即引起工作队的围剿、打击。参与这张大字报的干部、教师、学
生成了各系、各单位的重点批判对象，并被工作队内定为右派。

　　６月２５日下午，学校广播站的大喇叭反复播放簿一波的批示，围剿反工作队的大字
报铺天盖地贴满校园。工作队关闭了学校两个大门，没有工作队放行条任何人不能自行离
校，限制师生的行动自由。凡参加了６·２０游行和贴了反工作组大字报的师生，都要逐
个挨批，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等待处理。李贵、王大来等十三名干部被拉到全院
大会批斗。王大宾在探工系成了批斗重点。地院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７月２５日、２６日两天，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
本禹、姚文元等人到北大，夜晚在五四操场举行万人辩论大会，辩论工作组是否犯了方向
、路线错误。大会由江青主持。江青、陈伯达、康生在讲话中支持了批评张承先工作组的
师生，号召群众“自已解放自已，自己起来闹革命。”消息很快（２６日晚）就传到了地
院。

　　７月２７日，地院的王大宾、蔡新平、周永璋、伏庆是、殷维候、杜金山、庄一龙七
人翻越学校西面围墙，逃离地院，到北大找聂元梓取经。七人见到聂元梓。聂介绍了北大
２５、２６日大会情况，表示支持地院师生批评工作组的行动。

　　七人回到地院，大家商量决定马上写个大字报，由殷维候执笔，题目是《走访北大的
声明》，七人签名后贴到北五楼底大门外墙上，马上引起轰动，观者云集。大字报透露，
从聂元梓那里得到信息，９５％工作组犯了错误，工作组可以批判。受到工作队打压的师
生受到极大鼓舞。

　　７月２９日，北京新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师生代表大会，新市委
书记李雪峰宣布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８月１３日，地院工作队队长邹家尤向地院师生作
了一个小时检查后，带领２００多人的工作队撤离了地院。邹在检查中，并没有否定工作
队的方向与路线，也没有肯定师生对工作队的批评，没作任何道歉。工作队撤走前，组成
了以保工作队的师生为骨干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保工作组一派的师生组建了保守组织“斗
、批、改兵团”。工作队撤走了，留下的是保、反工作队两派师生的对立与争论。

　　工作队撤走前夕，水文系学生朱成昭，带领５１６２１班郑文卿等同学，组成了地院
第一个造反派战斗队“爆破战斗队”，张贴大标语，要彻底批判工作队在地院打击一大片
的机会主义路线，提出不能让邹家尤、工作队一走了之。朱成昭的意见立即得到地院造反
派师生的广泛响应和大力支持。８月８日，各系各班造反派师生代表开会，组建了全校性
的“东方红战斗大队”，朱成昭为总勤务员、一把手，核心组有王大宾。

　　在文革初期的工作组时期，朱成昭和一些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同学对工作队提了些意见
，结果被工作队划为“三类学生”（有问题的右派学生），在工作组整的“黑材料”中已
内定将来要“送去劳改”。当时工作队一位副队长骂他们：“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
不值！”朱和观点一致的蒋良朴、田春林、梅建明等同学一起被逼上了梁山，８月８日成
立了全校造反派组织“东方红战斗大队”。紧跟着于８月１７日进一步成立了规模更大的
全校造反派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成员有上千人，核心组有：朱成昭、王大宾、周永
璋、蔡新平、陈学明、蒋良朴、田春林等人，朱成昭为一把手、王大宾为二把手。“东方
红公社”成立后，笔者经常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看到他们炮轰走资派的大标语。很快，地院
“东方红”的名号传遍全市、全国，成为著名的造反派，影响很大。由于“东方红”反对
中学老红卫兵的“血统论”，很快由少数派变为多数派。１９６６年９月６日，由朱成昭
、地院“东方红”牵头，串联了北京十六所高校的十六个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首都三司”，与保守派为主的一司、二司
相对立，成为全国造反派的一面旗帜。据王大宾在其《回忆录》中说，“首都三司”从未
设立过“司令”一职，朱成昭是实际的第一把手。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受压，周恩来、
中央文革都希望地院“东方红”能支持蒯大富，朱曾派一支“东方红”战斗队去清华帮助
蒯组织造反派队伍。朱后来又请蒯大富担任“三司”的副手。“首都三司”在全国批判资
反路线、炮轰各级党委的造反大潮中，起了重大的领头作用，威名赫赫，在群众中有极高
声望。

二、四进地质部，争人权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地院“东方红”上千人一进地质部，游行至北京西城阜城门
内地质部大楼，开进大院静坐示威。行动总指挥是朱成昭，副总指挥蒋良朴、杨雨中。静
坐二小时，要求地质部领导：令工作队队长邹家尤回地院作深刻检查；工作队向地院师生
道歉；交出工作队整师生的“黑材料”。静坐期间，突然发生由中学高干子弟组成的“首
都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闯入地质部大院，对地院师生声讨、谩骂，高
呼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由于地院师生的克制，双方没有发生肢体冲
突。至２４日凌晨四点左右，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到地质部，传达中央指示：

　　１、地质学院学生到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领导回学校听取学生批评意见的行动是正确的
，合理的。
　　２、现在决定，地质部领导于今天晚上去地质学院听取师生的批评意见。
　　３、师生如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辩论。

　　８月２４日，地院“东方红”撤回了地院，当晚在大操场召开全校大会，辩论工作组
问题。“东方红”与保工作组的“斗批改兵团”展开辩论。地质部部长何长工、工作队队
长邹家尤到会，听取意见。“东方红”贾振远、蔡新平等上台发言，激烈批评工作队压制
、打击群众，开展反干拢、抓游鱼的方向、路钱错误。“东方红”在辩论中占了上风。在
中央文革代表到场的情况下，陶鲁茄表态支持了“东方红”。大会后，保守派“斗批改兵
团”—蹶不振，日渐式微，名存实亡。

　　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地院“东方红”上千名群众，二进地质部静坐。总指挥朱成昭
，蒋良朴、杨雨中协助。“东方红”要求：地质部交出邹家尤，回地院接受群众揭、批、
斗；交出工作队整师生的“黑材料”。静坐期间，晚上九时，“西纠”的头头孔丹带领“
老兵”，再次赶到大院进行压制。“西纠”用地质部广播台攻击“东方红”，用纠察队把
“东方红”包围在楼下院内，限制行动。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西纠”的后台之—许明（
“西纠”司令孔丹母亲、时任国务院秘书）第二天打电话给儿子，要他们撤退，“西纠”
这才撤走。

　　地院“东方红”与“西纠”的冲突，当年很有典型意义。反映了当年“造反派”与“
保守派”（群众称其为“保皇派”）矛盾背后的社会意义。“西纠”司令孔丹在“东方红
进驻地质部事件”４７年之后，在其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口述史》（２０１３
年６月中港传媒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中，对此事件回忆说：“这是冲谁来的啊？我们会
有一个本能的反应。”“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干部受到冲击时就要站出来保
护。”孔还说，“当时，朱成昭、王大宾为首的地院东方红冲击地质部，揪斗何长工。西
纠过去制止，双方发生了直接冲突。西纠参加这个行动时，有好多领导人的后代，邓榕、
徐帅的儿子徐晓岩等都参加了。那次地院东方红冲击得很厉害，我记得在楼梯上，已经发
生肢体冲突了，后来双方就在楼梯上僵持着。”王大宾回忆说，那天薄熙来也参加了“西
纠”的行动。

　　事过４９年之后，在《王大宾回忆录》第３５页，王大宾对此事件评论道：

　　孔丹认为：他们这些自认“老子英雄儿好汉”、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和我们这些平
民子弟出身的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具有本质区别。”是的，像孔丹这些“和老干部有着天
然联系”的人，对被“老干部”仅因其对工作队持批评意见，就被打成“右派”、“反革
命”的造反派应是完全不同类的人，他们始终是无法理解、同情我们这些“右派”的处境
的，还竟敢起来向“老干部”争取自已的人权，为自已的政治身份正名，就是毛主席给我
们的权力在他们眼中也是不行的。

　　王大宾以上评论很精彩。他点出了当年造反派争的是什么？是：人权！“东方红”与
“西纠”的冲突，具有反抗专治统治的性质。而“西纠”当年出于保爹保妈的垄断利益，
打压造反派确是权贵子弟的天然反应。

　　二进地质部坚持了十三天，而后“东方红”核心组听取了肖力的意见，于１９日撤回
了地院。肖力即李讷，是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当时常去地院调查并支持“东方红”。

　　１０月８日、１０月２７日，地院“东方红”又三进、四进地质部，揭批何长工、邹
家尤执行的资反路线。

　　此处笔者对文革“造反派”的概念要有所澄清。文革期间对造反派的流行概念，是特
指从１９６６年７月反工作组至当年１０月，再至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批刘邓资反路线的
造反派群众组织。而于６６年８月兴起的高干子弟为主的中学老红卫兵，他们扫四旧，进
而搞恐怖的红八月，在首都打死１７７２名“黑六类”，后来发展成“联动”，他们从来
不自诩为“造反派”，反而被群众称为“保皇派”。１９６８年８月开始进驻大专院校的
工宣队，更不是什么造反派，工人们自认为是“领导阶级”，他们反而在“肃清５１６分
子”的运动中是镇压造反派的。造反派普遍于１９６７年２月以后分裂，分裂成新的两大
派，大打内战，争权夺利，争占山头，武斗，此时的造反派已经变质，不是什么造反派，
而是“内斗派”、“山头宗派”、充满“派性”的“武斗派”。海内外文革史的研究者们
使用“造反派”的概念很混乱。笔者记得，在２０１６年６月于美国落杉矶举办的文革五
十周年研讨会的最后一天，清华教授秦晖就曾即席发言，认为研究文革史，十分必要把“
造反派”存在的时间概念搞清楚。我同秦晖的意见一致。

　　到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保”与“反”资反路线的斗争进入决战阶段。

　　９月２６日，“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体馆召开彻底批判工作组方向、路线错误大会
，周恩来总理到场讲话。周在讲话中说；“工作组在时，挑动学生斗学生，支援一些人压
制、监视、打击、围攻、斗争另一些人，这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戴在学生头上的
‘反革命’、‘右倾’等帽子应该统统取消。”“地质学院的少数派是革命的，应给以支
持。”

　　１０月１日，林彪发表国庆讲话，号召批判“反对革命的反动路线”。

　　１０月３日，《红旗》杂志发表第十三期社论，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对工作组路线的批判，上纲越来越高。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新概念，使路线
斗争大大升温、升级。十三期社论后，全国掀起了批资反路线的高潮。

　　１０月６日，“首都三司”联合北航“红旗”等北京各高校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
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几万名外地到京串
联的学生参加大会。周恩来及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大会，立场鲜明地支持
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张春桥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该《指示》说：“凡运动初期
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
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
蒯大富宣读了大会的誓词。

　　１０月中，毛主席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查。二
人检查的传单传遍全国。当时笔者在重庆，看到了二人检查的记录传单。陈伯达在会上发
表了关于文革中两条路线斗争的讲话。陈在讲话中，尖锐批判了老兵的“血统论”对联，
指出它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封建世袭论。这个讲话影响很大，笔者
与新北大“红旗兵团”“红梅”战斗队的几个同学当时在重庆大学串联，看到讲话的传单
后，马上借钢版刻印、油印，四处散发。

　　１１月初，笔者所在的北大“红旗兵团”的“红梅战斗队”回到北大，１１月中时，
“红梅”队长徐森被“红旗兵团”任命为动态组组长。徐森当时代表“红旗兵团”去地院
“东方红”参加了由朱成昭召集北京大专院校造反派的串联会，讨论形势。徐森回校后向
战斗队传达了朱成昭的发言。朱分析形势说：当前形势的特点是，随着批资反路线的深入
发展，中间派迅速分化，大部分人向左派（造反派）靠拢；左派（造反派）迅速状大，由
少数变为多数；右派（保皇派）迅速瓦解，由多数变为少数。左派应乘胜前进，彻底弧立
保皇派。１１月中至１２月的形势，确如朱成昭所分析。

　　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到１２月，朱成昭等地院学生反工作，自发成立“东方红公社”，
串联各高校造反派成立“首都三司”，批资反路线。可以看出，当年的造反派具有鲜明的
反迫害，争自由，要民主的倾向。他们的造反运动，不同于以往的党的运动，如“土改”
、“反右”、“四清”等党的运动。文革的造反运动是体制外为主体的群众运动，当时流
行的一句口号：“踢开党委闹革命”正是反应了这种情况。朱成昭等学生成立的“东方红
”、“首都三司”，有明显的实践“结社自由”的倾向。他们批工作组，四进地质部静坐
，更具有明显的争取“言论自由”、争取“监督权力”的倾向。而在１０月至１２月要求
“销毁黑材料”的斗争，更是体现了反迫害、要人权的公民运动的特点。

三、销毁“黑材料”，反迫害

　　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至１２月，在地院以至全国，曾发生过一场以销毁工作组“黑材
料”为重点的群众性的反迫害运动。这一运动是从６、７月开始的北京及全国各高校反工
作组斗争的延续。从１０月以后，这一斗争是伴随着批资反路线展开。全国各地工作组在
５０多天里，不但在运动初期把许多学生、教师打成了右派、反党分子，而且为着准备在
文革后期大规模反右，划右派，许多工作队对学校师生、机关干部进行了左、中、右排队
，对工作组认为有问题的人的右派言论做了记录，对反工作组的人拉出了名单，还有告密
信、个人检查等等污点材料。工作组撤走后，有些工作组对这些材料没有销毁，而是转移
到了派出工作组的“老家”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党委的有关档案部门保存。反工作组的
群众普遍称其为整人用的“黑材料”，对其念念不忘，害怕“秋后算帐”，也害怕塞进档
案里跟着自己走一辈子，因而坚决要求销毁。

　　十七年来，用履历、出身登记表、思想汇报、思想检查、检举信、污点记录等个人档
案、“黑材料”来控制人，整治人，搞内控，区别使用，这本来就是各级党委惯常的政治
管理手段，人们对此早己深恶痛绝。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关于
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一“紧急指示”对动员群众掀起销毁“黑
材料”的反迫害斗争起了极大作用。“紧急指示”指出：“凡是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
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
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
也可以当众销毁。”

　　笔者记得中央军委的这个“紧急指示”，当时在各处张贴，无论笔者走到那里，包括
在外地大串联，处处可以看到“指示”的公告印刷件或转抄的大字报。人民群众热烈拥护
销毁整人的黑材料。一时在北京及全国各地掀起了造反派及群众在批资反路线的同时，追
讨、销毁“黑材料”的风潮。但许多中央部委、省市委不肯交出、销毁“材料”，引起矛
盾激化。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在与领导谈判失败后，举行了示威请愿，静坐抗议，甚至占领
政府机关办公室，搜查、抢夺“黑材料”，甚至为此发生武斗。１２月在杭州，由于浙江
省委把工作组的“黑材料”藏到了省军区，“浙江省红色造反联络站”与“首都三司驻杭
联络站”联合行动，发动上千人两次冲击省军区大院。震惊中央，轰动全国。在北京，地
院、清华、北外、矿院、农大、北航、广播学院都曾发生造反派冲击有关的中央部委，要
求交出、销毁“黑材料”的群体性事件。周恩来于１０月２２日在国务院小礼堂对地质学
院的群众代表说，地质部工作组在地院“搞些档案，说‘东方红’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
，这不对嘛！”指示尽快销毁。１１月２７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师生赴京告状代表时说
“中央常委、林彪同志、中央文革领导同志，大家研究，再三考虑，共同认为，还是一烧
了之为好。”群众性的烧“黑材料”，反迫害的斗争持续至１９６６年年底。

　　当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群众追查、销毁“黑材料”的群众
性斗争，快速地、大幅度地拉近了人民群众与毛的司令部之间的距离，极大地提高了以毛
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威望。群众由此而感到毛的中央是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
那是当时的普遍心理与情绪。当时流传一个歌谣：“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
。”许多地方贴着这个标语，反映了造反派受压后，得到中央支持而奋起反抗的感情。

　　这一群众性反迫害运动持续了半年之久（从６、７月反工作组开始），１０月５日公
布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后，在１０、１１、１２月达到高潮。这一反迫害的群众运动由
于得到中央的坚决支持，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１９４９年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
人权运动。它的鲜明特点是：反迫害，反专制，争自由，争人权。笔者认为这一反迫害的
群众性大规模行动，体现了人民的历史主动性。这是人民群众在反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出
现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萌芽。而群众反迫害的斗争能取得重大成果，因为这一社会运动
与毛泽东炮打刘邓司令的部署吻合一致，与毛泽东要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打倒政敌的战略
相吻合，因此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对人民而言，这是难得历史机遇，或曰“机
会”，朱成昭等地院同学抓住了机会，发起争取自身权力的公民运动，走到了时代潮流的
前端。但人民所争得的成果没有被立法所保障，因而不可能持久。“黑材料”销毁了，不
等于就没办法“秋后算账”了。过了三年，到了１９７０年清查“五一六”时，很多账就
开始清算了。

　　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３年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矛头向下查群众，查文革中的
现行反革命，没有严格标准。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大批挨了整。有许多属于受“怀疑一切
”极左思潮影响犯错的青年，应属于思想教育的对象，却被打成反革命。全国清查了３０
０多万五一六分子，大搞逼供信，有许多人自杀。仅四川在１９７０年前８个月的清查５
１６分子的运动中，就有３８８７起自杀，死亡３３３１人。（据东夫：《造反派才是文
革最大受害者》２０１６·１·２５《中国禁闻网》）地院清查５１６，自杀的就有李思
田老师、李明哲老师、魏小平、李仲学、王海洪等学生。李贵老师跳楼摔断了腿（据《王
大宾回忆录》１７８页）。地院清查５１６的最后结果是：没有一个５１６！全国清查５
１６反革命集团案是文革中头号的第一大冤案。（注：以上追查“黑材料”群众运动的资
料，择要摘引自王复兴：《抢救记忆》第四章第５节。）

四、同情彭德怀，为彭鸣不平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地院东方红”朱成昭按照周恩来、江青、戚本禹的指示，派人
去四川抓彭德怀。朱成昭前后派了三批人去四川成都揪彭。第一批人王大来和钱信等人于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到成都，找到三线指挥部，见到了彭德怀。王大来等人与彭进行
了长谈。彭坦诚地谈了大跃进中的问题，谈了自已在庐山上所提意见。结果王大来等人被
彭感化，对彭产生了同情，认为彭案是冤案，不应揪彭。地院第一次抓彭失败。于是朱成
昭又派第二批人、二把手王大宾等去成都揪彭。王大宾１２月１８日到成都，见到第一批
抓彭的王大来等人，听了王大来详细汇报与彭的谈话，而后王大宾也与彭进行了长谈。结
果王大宾完全认同了王大来的看法，认为不应揪彭，应向中央反映意见。于是王大来马上
回京向朱成昭汇报。朱此时也开始同情彭，派杨雨中去中央文革汇报意见，并上交给中央
文革地院学生与彭交谈的长篇记录稿。企图说服中央文革，结果遭到戚本禹严厉批评。中
央文革立刻换马，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揪彭回京。这时朱成昭急了，又派第三批人胡乐成
等１００多人赴成都揪彭。此时北航红旗已从三线指挥部于半夜把彭偷走。地院东方红依
仗人多势众又抢回了彭德怀，双方并未发生传说中的在成都的首次天、地两派武斗。（天
、地派也并不是由此而分裂、产生。其实，王大宾、韩爱晶虽一个是地，一个在天，但都
否认有天、地两派。揪彭事件也并没造成两家分裂。）

　　１２月２７日地院１００多人与成都军区共同乘３４次列车火车护送彭帅抵京。在西
直门火车站，朱成昭拒绝执行戚本禹所传达的周总理指示，拒把彭交北京卫戍区带走，坚
持要把彭带回地质学院。谁也拧不过他。（朱显然有想法，他可能想先把手下王大来、王
大宾的意见弄明白，又或许想与彭帅详谈，深入了解彭案是非。）朱把彭接到地院已是晚
上１１点。朱还没来得及与彭聊天，凌晨三点时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副司令李钟奇、
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到地院传达周恩来指示，把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带走。彭被卫戍区带走
。但朱成昭扣留了彭德怀随身携带一小箱机密材料，内有他的庐山“意见书”、有他后来
写给中央的八万言申诉书。朱成昭详细阅读了彭的资料，还让人全部抄写了一套，在“东
方红”核心圈内传阅。几天后，朱才把彭的材料上交中央文革。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朱
成昭对王大宾讲：“对老头子的看法，你是对的。”“老头子当时的‘意见书’是正确的
。”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６日，北航与地院在北航大操场，举行了联合批斗彭德怀大会。以
北航为主，在北航召开，地院很低调。实际上地院“东方红”王大宾等人对斗彭很抵触，
但不得不应付。此时朱成昭已离开核心组，脱离了运动。

　　当时像朱成昭、王大宾这样看待彭德怀的，在地院“东方红”不是一、二个人，而是
有一批师生，如：王大来、钱新、陈保堂、杨文远、郑文卿等等。他们与彭帅接触、交谈
后，根据自己在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的亲身经历以及三年困难时期的亲身感受，又看了
彭的“申诉书”，认为彭在庐山讲的是实话，是正确的，把彭打成反党分子是冤案。这便
说明了几个问题：１，“造反派”并不是没有头脑的“乌和之众”，他们并不盲从，而长
于独立思考；２，他们并不“唯上”，而较“唯实”，对“非实”事物，敢于大胆怀疑并
反对；３，文革是从评《海瑞罢官》开始，毛说“彭德怀就是海瑞”，毛的这个说词早在
文革初期就传开了。朱成昭等人通过独立思考，认为揪彭、批彭是错的，这便势必发展到
对毛泽东发动文革之质疑。４，地院“东方红”前后两次反对从成都揪彭回京，顶撞了中
央文革，抗命，被中央文革批评：“立场动摇”，“犯了严重的右的政治错误”。朱成昭
们心里不服，于是对中央文革开始怀疑、反对。就在揪彭回京不久，朱紧跟着于１９６７
年l月开始，公开反对中央文革。两件事在时间上紧紧相扣，这绝非偶然。５，地院“东方
红”揪彭的经过是对“造反派”是“奉旨造反”论之否定。如果是“奉旨”行事，便不会
对揪彭两次抗命。地院“东方红”当初反工作组，也并不是“奉旨造反”，而是不甘压迫
而造反。内在的动力是造反的原因。（以上地院“东方红”成都三次揪彭史料，择要摘引
自《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５年）

五、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

　　１９６７年元旦刚过，朱成昭召开了一个分析文革形势的内部讨论会。这是一次重要
的“黑会”。朱成昭在这个会上谈了他对运动的看法。他说，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很担忧
。中央被打倒的人太多了……我们跟在中央文革后面跑还跟不上。中央文革运动了群众，
我们跟着跑，会不会犯打击一大片左的错误？大家要思考、分析。中央文革现在搞的这样
左的路线，有没有问题？陶铸不是刚提到中央来的吗？怎么又给打下去了，不好理解……

　　没有不透风的墙，１月２０日左右，朱成昭在“东方红”内部会议的讲话被传了出去
。“丛中笑”战斗队贴出大字报，揭发总部朱成昭有攻击中央文革的思想和言论。这张大
字报很快引起“东方红”内部一些人对朱的声讨，“东方红”内部乱了起来。同时，有人
向中央文革递交了材料，报告了朱成昭的思想、言论。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王广宇，奉命到地院向朱成昭传达陈伯达
给朱成昭个人的一封信。王广宇向朱成昭单个人念了这封短信，信的主要内容是：“……
听说你们要反对我们，我们不怕！只是过去关照过你们，现在再关照你们一次。如果不听
我们规劝，要继续往下走，就会掉到茅厕里去，变成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就悔之莫
及了。”陈伯达的这封信本是不用传达、不用公开的。但朱成昭自已却把信公布了。这就
公开了朱成昭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公开了朱对中央文革的意见。于是地院马上有人贴出大
字报，批朱炮打中央文革。朱闹出这么大动静，“造反派”竟然反戈一击，炮打中央文革
，此举震动了京城和全国。

　　朱成昭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的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的江青、关锋、戚本禹多次要朱成
昭“闭门思过”，想让他做个检查过关，“检讨归队”。但朱就是不听劝告，死扛着不作
检查。１月２４日，朱进一步行动，召集叶向真、王大宾、蒋良朴、杨雨中、杜金山、梅
建明、张九九（最高检检察长张鼎臣女儿）等人到梅建明家开会。朱在会上分析文革形势
，说：中央文革打倒人太多了，打击面太宽。中央文革是在搞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
许多管生产的干部都弄出来批斗或打倒靠边站，谁抓生产？联动的人都是些中学生干了些
坏事，但对这些小孩还是个教育问题，怎么都给抓起来、关起来了？朱又说，现在军委与
中央文革有明显矛盾，中央军委是抵制中央文革这条路线的。朱说，我们要站在军委一边
。要是不解决好打倒老干部过多过宽的问题，文革就可能最终要失败。而文革的失败，也
是关系到我们造反派的大事。在这次会上，叶向真给大家讲了其父叶剑英在１月２０日的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事。当时，老帅们与“中央文革”发生激烈争执，叶帅激怒之下一
拍桌子，拍断了右掌掌骨。梅建明说，“中央的上层矛盾已经激化，我们当然要和老帅们
站在一起，跟‘中央文革’对着干。”

　　此段时间，朱想向中央文革汇报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多次联系中央文革要求接见反映
情况，但中央文革总是回复，没时间，等有时间再谈。朱等得烦了，对友人说“中央文革
实在不愿意听我们意见，我看就要写大字报了。”

　　１９６７年２月初，“东方红”整风小组要求朱成昭对中央文革的态度作出检查和交
待。朱决定借整风之名，将观点全盘端出，让群众评判。２月４日晚，朱成昭在大饭厅召
开的全院师生大会上作了一个“检查”。这是个假检查，真炮打。这个会有三万多人参加
。据王大宾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有人对朱的检查录了音，并保存至今。朱借检查之名
，公开了他的八大观点：１，大串联搞乱了全国；２，整风、军训实无必要；３，中央文
革运动群众；４，中央文革抓人太多；５，中央文革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６，中央文革
太左；７，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之间，站在军委一边；８，大联合大夺权搞早了。由于
朱成昭借检查之名，系统地批判中央文革，影响了众多对文革抱怀疑的群众。２月８日，
中央文革办事人员阎长贵到地院宣布：朱成昭的检查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
”笔者认为：朱的这个检查，要害是４、５、６三条，说中央文革抓人太多，打击面太宽
，太左。即表示中央文革推行了一条“打倒一切”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便击中了毛泽
东文革路线的要害之处，既使今天看来，朱在１９６７年２月便能有此洞见，实为难能可
贵。第３条，批评中央文革“运动群众”，恰恰说明“造反派”反对“奉旨造反”，信奉
“自己解放自已”。第７条说自已要站在中央军委一边，说明朱已从叶向真那里了解到中
央几位老帅、副总理的二月抗争，并选择站在“二月逆流”派一边，这是毛泽东和中央文
革所绝不能容忍的。

　　３月初，在中央文革的指示下，朱成昭离开了“东方红”核心组，被命令“闭门思过
”，王大宾成为“东方红”一把手。中央文革指示：地院“东方红”这面红旗不能倒。

　　此后，朱成昭被隔离居住，但一直拒作检查。１９６７年７月时，他和叶向真南下广
州游玩，被戚本禹诬蔑为“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令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从广州抓回北
京。而后朱、叶被隔离审查，再后来二人被关进功德林监狱。这一专案当时被宣布为“叶
朱反革命集团案”。

　　１９７０年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林矛盾日益突出，叶剑英再次获毛泽东信用，年
底叶向真被释放回家。一年后，叶向真转行学医，先后在首都医院和３０１医院做了七年
医务工作。１９７８年重回文艺界，以“凌子”的艺名导演了电影《原野》，反响热烈。
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朱成昭的命运则与叶向真大不相同。朱成昭直到１９７５年５月１９日才从监狱放出
来，受连累的蒋良朴、颜宽同学同时从监狱放了出来。但朱成昭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被
送到湖北一个劳改农场劳动改造。直到１９８０年６月才正式平反。又拖到１９８５年，
才被分配到江苏省第四地质水文大队工作。１９９０年初随商业大潮到上海下海经商，一
度做得规模很大，后因种种原因失败。而后归隐山林，在北京昌平十三陵牌林监村潜心研
究文革史，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５日因心梗猝然去世。年仅５７岁。据说朱去世前，写过不
少有关文革史的文章，希望有朝一日能一睹他的遗作，这要等待他的同学、好友、亲人作
努力了。

　　１９８０年朱被平反后，据说中央组织部想把死去的张志新与活着的朱成昭，同时树
为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典型，在全国宣传。朱成昭这个典型因叶剑英反对而被取消。宣传
朱成昭难免会牵址到叶向真……

　　对于朱、叶的不同命运，王大宾在其《回忆录》中曾感叹：“想起孔丹的话：像孔丹
这些‘和老干部有着天然联系’的老红卫兵，自认和朱成昭这样的造反派红卫兵‘具有本
质的区别’。你就可以理解，同为‘叶朱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的叶向真、朱成昭，为什
么会有不同的人生命运与结局！有人对《西游记》的评论说得好：有背景的妖怪都被收走
了，没有背景的妖怪就被孙悟空打死了！”

◇　结束语

　　朱成昭是那一代文革“老五届”大学生中，从反抗专制压迫，到迷枉、彷徨，再走向
觉醒的杰出典型。他是走向觉醒的先知先觉者。

　　但处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朱成昭，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一是，他当时不曾像张志
新那样，穷追到底，追踪文革错误路线至其罪魁祸首，这与那一代青年沉浸在“个人崇拜
”、“神化领袖”的迷雾中有关。朱成昭批判文革远不如张志新彻底。二是，他过于同情
“联动”。虽然他批评中央文革不教而珠，把小孩子关进监狱，这是破坏法制。这当然是
对的。但他说什么“四三、四四派都不能掌权，应由老红兵（指联动）掌权。”说明他仅
是从路线上批判中央文革“打击一大片”是过左，是太具破坏性。而认识不到四三派与联
动争论的核心是：人应按血统分为高低贵贱？还是人人生而平等？四三派反对的是权贵的
特权。朱认不清“联动”的实质，因此他也就更不可能去否定一党专制下的权贵特权制度
。这方面，他受叶向真的影响应很大。他当时不可能达到普世价值的高度。

　　朱成昭的经历启发人们，文革史中有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文革中的最早的“造反
派”，为什么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聂元梓身上。聂于
１９６７年２月后，对文革发生怀疑，证据即她于１９６７年２月、７月、８月，三次提
出解散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同时自已辞去校文革主任之职。第一次在２月，在新北大公
社战斗队联席会议上，她的提议被群众否决；第二次在７月，在北大校文革常委会上，她
的提议被常委会否决；第三次在８月，在中央文革接见会上，她的提议又被否决，并遭到
江青严厉批评。她被毛泽东树为文革的一面红旗，却想撂挑子不干了！背后一定有深刻的
考虑，她是怎么想的？

　　聂元梓的儿子大胖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５日对笔者的长谈中，对此有深入披露。大胖
说；“１９６７年夏季，我妈每隔一、二天就在晚上带我去杨惠文家（聂与杨惠文是延安
时期的老朋友、无话不谈的好友。）我妈和杨惠文、白介夫（杨的爱人、老干部、北京市
革委会成员）三人议论时局，观点一致。三人共同认为：当前是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左倾
错误，政策太左了，打倒一大片，比延安整风还厉害，还左。我听了大人的议论，万分震
惊！（大胖当年是北大附中的学生）”大胖还说：“我妈说，准备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杨
惠文、白介夫警告她：‘不可以！如果你这么干，会把你整死，你孩子也得死。绝对不行
！但你可以想办法退出运动。最好是想个办法，生病住院，或者找个地方‘猫’起来。辞
职不干可以试试。”于是聂没有像朱成昭那样跳出来，而是采取了争取退出运动的较为安
全的策略。

　　聂元梓、朱成昭，他们二人都是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为什么在文革第一波浪潮
过去之后，于１９６７年上半年，便会对叛逆发生叛逆？对造反进行造反？会不约而同地
怀疑文革、反对文革？这是个值得研究的文革中造反派的异化现象。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日


http://www.cnd.org/cr/ZK18/cr981.gb.html

难得糊涂

文革后的党史工作者， 十分巧妙地把“红卫兵”和“造反派这两个最初意义完全不同的词， 组合成一个单独含义的“红卫兵造反派”，就把文革中实际是保皇（守）派特别是文革初期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干的坏事， 统统推到了“造反派”头上了，以致大多数还算是严肃的文章， 也接受了官办党史机构的“红卫兵造反派”这一故意含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