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恨多情：洞见与不见——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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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与不见——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最恨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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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坡上成排的窑洞，山坡间流动的延水，山顶矗立的宝塔，还有在塔尖处辉映的一轮红太阳，这一组生动而又熟悉的地理剪影，共同建构了人们心目中“延安”的经典形象，而与之直接联系的是一份关于中国革命的集体记忆：延安，社会改造的范本，无数热血青年向往的“圣地”，中国共产党由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起点，“共和国的摇篮”酝酿着历史奇迹，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甚至震惊了世界……就连被我们一向认为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海外学者也毫不吝啬地评价延安的共产党人走出了一条“大胆的”、“富有创建性的”的国家发展道路（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然而正如太阳底下，难免有暗色的投影，堂皇炫目的历史铺陈之中，事实也不尽如想象一般的美妙，对任何事物的认识远非是单面的。今天，一个以“革命”作为整体性反思对象的时代，当一些有心人对历史进行回溯性的考察时，竟然发现不健康的领袖崇拜、腐化的等级差序制度、被个人集权严重践踏的民主生活、卑从于政治操纵的文艺创作、周而复始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这一系列最终孕育了灾难性结果的不良种子在延安时期已经种下！有过痛苦和黑暗的共和国历史记忆的人们，再回头打量曾经以朝圣心情看待的“延安”，展开的又是另一重审视的目光。而“整风运动”，在很多人眼里与“延安时期”几乎是同义词。作为现代思想改造运动之滥觞（“思想改造”这个词实在是牵扯了太多人敏感的神经和不愉快的记忆），整风运动揭开了“前文革时代”的序幕。许多人认为“整风”负面地塑造了国人的政治性格，更在消极意义上改造了中国社会的原初面貌，新近一位台湾学者的著作便将其径直以“阴影”命名（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样一个亟待全面考察的重大历史题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虽然80年代以来出现了有几部以“延安整风”为主题的小册子（如《延安整风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延安整风前后》，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但仍禁锢于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解释系统，对历史事实多有简化和重构；而一些分散的局部研究（如戴晴、陈永发、杨奎松等人的研究），虽不乏创见，但终因畛域的分野而未能构成系统的论说。所以最近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著，香港中文大学2000年版）应该称得上是迄今为止最有分量的一个大部头了。

诚如作者所言，“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而本书的优长之处首先也就是在材料掌握上超越前人，作者以十年之力，几乎穷尽了一切可以查找到的资料，包括报纸、期刊、少量公开的档案、文件集、当事人的回忆录不一而足。作者以史家特有的敏锐，对这些资料进行细致的整理爬梳，在延安整风的起源、整风期间上层权力的交锋以及在中下层锻造“新人”的革命过程诸多方面重建史实，致力于突破“传统意识形态术语的演绎”，“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

对于延安整风运动起源的追溯，作者显示了宽阔的历史视野，首先梳理自江西时期以来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继而考察遵义会议后毛的权力扩张和莫斯科政策干预的因素。其间论述颇多出彩的地方，比如毛对赣西南苏区“肃AB团”事件负有的责任、1931年至1934年王明对毛的认识、关于“抗日反蒋”问题毛与莫斯科的分歧等重要历史关节，作者一一进行的重新审视，挖掘出许多原本鲜为人知的史实，相当程度上扫除了历史“迷思”的成分，从而松动了读者原已凝固化的既定认识。只是作者的笔触过多围绕毛泽东个人展开，大量的讨论篇幅集中于毛泽东“复杂诡奇的政治谋略”，关于一些历史细节我以为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1937年初，中共中央的权力格局正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是年二三月间，刘少奇就中共历史问题两次致信当时还是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刘在信中突破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尖锐批评了1927年以来，尤其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共的极左错误，由此引发了党内关于十年政治路线及白区工作评价问题的争论。虽然这场争论在当时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作者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依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六中全会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第97页）。与此同时，作者断言“毛张联盟从此走向解体，而毛、刘长达三十年政治结合的基础却因此争论而告奠定”（第98页），做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有些过于匆忙。首先，在“毛泽东是否对刘少奇写信的举动表示过支持”的关节点上作者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作者在行文中使用了一个并不严谨的“让步从句”，基本上假定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第94页）；其次，对于刘张之间的争论，毛的态度基本上是置身其外，毛似乎更愿意做党内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扶此抑彼的倾向；再次，从这次争论以后中央格局的发展态势看，刘并没有因此进入中央权力中枢，而是被派往太原继续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而毛张的合作关系也未见得破裂在即，就在其后不久的洛川会议上关于国共合作的原则及军事战略方针中央发生分歧，党内高层中明确表示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唯一一人，不是别人，正是张闻天。

1938年春天，任弼时从延安赴苏联汇报中央工作，作者认为任是为配合毛“借洋师助剿”王明而往莫斯科充当“高级说客”（第164页）。可能是因为缺少必要的材料，作者借毛曾对同时期赴苏联学习军事的刘亚楼“交代任务”，做出了一个“想当然尔”的推论：“刘亚楼当时只是一名年轻干部，毛且用心如此之深，更遑论对任弼时了”。（第164页）对毛之“用心”的揣摩，确实体现了作者之于中国式政治哲学的不凡参悟，但这并不意味了历史事实的细节缺少可探究的余地。其实作者也指出了“提议派任弼时赴苏联汇报的竟是王明”，只是从他对于政治谋略一贯的理解思路出发，这样的历史信息也就不值得过多关注，可玩味不过的是一层“讽刺意味”而已（第165页）。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观察到，任弼时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报告大纲，也明确贯彻了中共十二月政治会议的精神，姑且不论这算不算任为王明路线张目，要说任做了毛泽东的“说客”多少有些勉强。类似的例子，还有差不多同期赴苏的王稼祥。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重要口信，作者由此反推“是毛泽东授意王稼祥去共产国际开展要求改变中共领导人的活动”（第169页），从而完成“任弼时未竟成功的使命”（第167页）。这样王也被作者纳入到了关于毛泽东一系列政治谋划的表述策略中间，由此展开的论说流畅而且圆融，并不失突破成说的犀利风格；而我担心的是，由于作者对于把握历史人物政治意态的自信过分，是否会有意无意间遮蔽了事实的另外一面？

1938年9月至11月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借莫斯科的“钦点”之力，毛泽东一举奠定其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在会上，毛作了题为《新阶段论》的政治报告，突出强调了“长期抗战、长期合作”、“抗战高于一切”的思想。作者鉴于毛自抗战前夕以来一直“强调中共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高度的独立自主”，质疑毛为什么会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作者认为：“毛泽东所有的这类言论都是违心之言，这是他在当时复杂、微妙的形势下，为应付斯大林和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为麻痹蒋介石而精心设计的谋略手段。”（第175页）而在我看来，如果多一层对于具体历史环境的体察，毛的言论恰表现了其思想的某种连贯性。确实毛一直非常重视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自主地位，但毛首先是一个实际主义者，他很少拘泥于教条，而注意在变化的实践中不断修正其关于国共合作原则及军事战略方针的内容和表述，就1938年下半年战争局势的发展而言，毛对统一战线还是有信心的；毛的权力合法性来源是莫斯科，当时毛对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还是尊重的、服从的，况且共产国际本质上也不主张无条件地迁就国民党，其策略方针与此时毛的看法，有着某些共同的立足点。当然，以毛的个性和能力，不可能让莫斯科的认识不折不扣地左右自己的思维逻辑；而中国革命的实践也确实更多表现了与国际“共运”相异的一面。事实上，毛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一直保持了具体分析与大胆怀疑的态度，到六中全会，毛已经开始对国共关系问题有了一些不同于十二月会议的认识了，但这些认识还没有上升到他意识的主流层面。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同样是在六中全会，毛的《新阶段论》报告讨论加强统一战线的意见，在另外一些场合毛也提出不应“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作者由此批评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言论和行为集中体现了“变幻多端、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政治性格”。“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巩固个人的权力，可以言不由衷、信誓旦旦接过其政敌的所有政治主张；他也可以一瞬间完全变脸，说出前后判若两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语言。”（第174页）这样的评论未免太过“诛心” 。细心的作者还提醒我们《新阶段论》的报告以后未全文收入毛泽东主编的《六大以来》，也未被全文收入《毛泽东选集》，因为这个报告包含了大量与王明相一致的观点，而依据中共党史编纂学的解释，毛正是在六中全会上“彻底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这样的解释当然是带有强烈后设性质政治话语，但毛当时却未必已经谙熟了这套话语策略，毛的思想在当时也未必与王明路线有着完全清晰的截然的区分。毛泽东要真正完成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策略转变，并且考虑根本上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还留待另一个契机，那就是“皖南事变”。

关于“皖南事变”，作者着墨不多，主要批评集中在毛泽东对皖南新四军失败的遥控指挥上。“毛泽东在中共军中最不信任的对象是项英”（第254页）。作者认为出于对项英的成见，毛“只看结果，不管过程，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在延安对项英吹毛求疵，百般指责”，发出的电报指示“前后矛盾，变化无端”，从而使项英在新四军北上问题上无所适从，最终陷于困境。（第276—277页）中央的指挥失据，导致皖南新四军的被动，这样的结论应该说大体不差；但由于作者过分专注于毛项之间个人恩怨的考究，在一些问题上历史的眼光反而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事实上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前后一系列决策与指挥，与其对国内国际局势的总体估计有关，也与苏联和共产国际这一时期策略变动有关，尤其是在判断蒋介石有无联合日本夹击八路军的阴谋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发生了意见分歧，并且这种分歧深刻影响了中国国内政治的走势。（杨奎松：《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与策略变动》，《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皖南事变”的教训及类似的历史经验都提醒了毛，必须调整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苏联党之间那种长达二十年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必须破除党内对莫斯科盲目迷信的心理。与莫斯科拉下面子直接对抗，显然不可取也不可能；共产国际领导人已经口头表示了对毛泽东地位的承认，王明失掉了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大势已去；而1941年苏德战争的突然爆发，使苏联内部事务应接不暇。这样看来以王明和博古为代表的“国际派”中共领导人首当其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群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成为整风运动的矛头所向实在是“命数”使然。关于整风运动起源的考察，作者用力最多的一面，也是以往研究相对忽略的一面，即对于党内领导层权力斗争多重线索的梳理；而我以上的分析想强调的一点是，如果因此忽略了对国内国际背景的观照，也同样可能走进认识的误区。

“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是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提出的概念，在此时就显示出了非凡的战略意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中国人一定要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其锋芒所指，自然是党内那些赴过苏、留过洋，擅长引经据典的领导人。作者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为了“彻底打倒王明和党内留苏势力，铲除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对斯大林的崇拜，最终确立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导师’地位”（第178页），此论不无所见，但也不尽然。首先，以此逻辑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整风运动中毛始终把《联共党史》以及斯大林与季米特洛夫的相关指示奉为经典，反复讲解，要求各级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在作者看来，毛对斯大林完全取“为我所用”的态度，所以可以“一边用斯大林打击王明，另一边又用斯大林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即使“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毛也是食之如甘饴”（第192页）。但也有学者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毛还是“一位典型的列宁主义者”，毛仍然相信“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在阶级利益以及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一致的，中共与苏共之间还存在某种师生的关系”（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整风时期的中共中央一面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把斗争矛头尖锐地指向莫斯科实际利益的代理人王明，不顾莫斯科愿意与否大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面仍继续表现出高度尊崇莫斯科的态度，极力在王明与共产国际之间寻找不同点，一切整风学习的理论材料和指导原则大部分仍源自于莫斯科，在这样繁复的政治操作中间，毛泽东的面目愈益驳杂，毛到底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列宁主义者？还是功利主义者？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在笔者的智识能力以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任何“脸谱式”的简单化处理只是满足了人们思维的惰性，为急于在传统意义的“善善”、“恶恶”标准上做出表态的“正人”平添一丝道德审判的快意，而对于历史真正的理解无所助益。

作者对于中共领导层权力斗争的“深描”不惜篇幅，而相比较来说，我觉得全书最精彩的笔墨还是在整风运动深入中下层，关于全面锻造“新人”的革命实践那一部分。作者一针见血地点出：“毛泽东执意将上层革命引入中下层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摧毁王明等的党内基础，在全党肃清王明等俄式马列主义的影响，从而确立自己“新解释”的至尊地位。”（第303页）“在中共党内、军内占主导地位的并非是教条主义传统，而是经验—实用主义传统。毛执意要在基本由农民组成的中共党和军队内开展反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其严重的后果却是从此也将鄙视理论、轻视知识分子的风气发扬光大，并深深地扎根于党的理论与实践中。”（第304页）。在这里作者表现了令人钦佩的洞察能力。从对王实味个案的处理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党文化”观的脉络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而教化与强制软硬两手兼施的“新人”锻造过程也凸现了从“整风”到“审干”必然的转换逻辑。作者以侦探式的耐心与细致，对从“试验田”里制造出“张克勤案”进行层层梳理，最后得出使人信服的结论：“抢救运动”并不是所谓“康生的阴谋”，不过康生所说的“整风必然导致审干，审干必然转入抢救”的名言却道出了整风、审干和抢救之间真实的关系，在这三者依次快速递进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处于决策的主导地位”（第462页）。行文至此，也许是想在理论层面攀上一个高度，作者又把自己的论述推进了一步，提出了毛泽东“肃反”情结的概念。通过历时性的一番考察，作者认为从江西时期到延安时期，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肃反斗争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对党内敌情的过分估计，极左的肃反观已形成固定的思考模式”以及“毛出于其个人的目的而对‘肃反’的误导”（第466页）。在这里，作者原本敏锐的历史触觉似乎反被思维的惯性钝化了。心理分析一旦上升到“情结”的高度，一切细节的讨论便失去了意义，给人一种万事万物皆入其彀而不得脱的宿命感。一次次“肃反”只是为毛的政治目标服务，只是毛“功利主义政治谋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467页）。我由衷欣赏作者对于毛泽东政治性格的深刻理解，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深刻也模糊了史家应有的历史感觉。换言之，深刻的“洞见”，有时也因为它的深刻而成为“不见”。马克?塞尔登曾经指出：“整风运动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在思想、方法和方向都一致的统一政党，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强调的重点是创造性地适应人民战争的独特环境。”（前揭书，第184页）这一观点对我们是有启发的。我们恐怕既不能说延安整风的全过程都是由毛泽东一手策划的，也不能说延安整风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政治发明。延安整风虽然是毛泽东蓄谋已久的事，但其实际进程却受到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延安整风虽然是毛泽东个人政治生涯中的“大手笔”，但它却是一代延安人集体参与创作的——不仅延安整风时期地位崛起的刘少奇、任弼时等人是毛泽东的重要合作伙伴，也不仅延安整风时期地位下降的张闻天、王稼祥（甚至包括一度对整风有过顽强抵制的王明）是毛主义上升的配合者，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延安人也在不断地参与创造着那种新的政治文化。还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说五十年代以及文革时期毛泽东对政治谋略的运用已经达到“炉火纯青”、“造化无穷”的大师级境界（借用本书作者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由此反过头来推论毛在刚刚确立其领袖地位的延安时期，甚至在更前的江西时期也早已是此道高手，一切皆能轻松玩弄于股掌而自立于不败之地？当然，这样的讨论与本文评论的主旨已经离得太远了。

按照一般的读书习惯，我喜欢先从“后记”读起，因为在这里往往能体会作者真性情流露的一面。现在读完全书，重又回到了“后记”，我想这篇交代写作本书缘起与过程的文字，其实也完全可以当作作者的一部生活小传来读。夫子自道，情溢于言，细细读来，更加深了一层对作者学术思路的理解。作为出生于五十年代初的大陆学人，作者差不多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了，与共和国一道经历了五十年的风雨和坎坷，而这一份揉杂了苦涩与辛酸、解脱与欣慰种种复杂况味的生活体验，也化作点点滴滴的历史感悟，融进了本书的字里行间。所以有学者评价此书是“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萧功秦：《拒绝残酷的美丽》，“世纪中国”网刊），确是见道之解。 由坚定不移的信念到萌生怀疑的种子，由灰色岁月的苦闷彷徨到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震撼并引发重新的审视与思考，作者心路展开的历程，也就是本书酝酿的初衷。作者坦言，全书的写作“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但也“不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也许正是这一份价值关怀和问题意识，使该书带给读者前所未有的阅读快感和思想冲击；但另一方面，情感记忆过多地羼入历史的书写，价值关怀也可能造成作者所努力避免的情况，即“妨害到叙述的中立和客观”（第655页）。作者自信其“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加强了他“阅读资料的敏感性”，使他“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第653页），可是与此同时这种“敏感”是不是也遮蔽掉了一些什么东西？这实在是个难题！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不可避免地拥有心灵体验的情感记忆，但以历史研究者身份投入其中，往往可能使作为研究对象的事件或人物非历史化，因为情感立场维系了表态多于探究的思维惯性，历史失掉了紧张和复杂而被简化为符号，它指向一个现成的结论，深刻的“洞见”反而成为“不见”。可是谁又不是历史的参与者呢？谁能够全然抛开“价值关怀”呢？也许这就是一本好书的魅力所在罢，它呈给读者的永远不是某个可以让人心安理得不假思索接受的观念，而是一个开放的思考空间，那里没有尽头……

4/17/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