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藩：说反右讲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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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反右讲文革

王铁藩

　　我是王铁藩，５７年因“两报一刊”摊上了大事儿。两报？两张大字报。“傀儡的呼
声”，土木系学生会鸣放纪要，抱怨学生会不受重视。“保密与愚民”从英文版《斯大林
时代》，把一段有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文字，翻译后抄上大字报；还加了个按语：保密
应该，愚民太小看人，我们长大了，要独立思考。一刊呢是我主编的《清华土木》，据称
登了宣扬腐朽的诗：“我门前的小河呀，你今天怎么这样清澈，让我喝一口你的水，尝尝
它是不是还像往日那样苦涩？”

　　凭此，我被定为极右，处以“保留学籍，监督劳动”。五年劳动刚得脱帽，又逢阶级
斗争时时讲；保留学籍只能兑现一纸肄业证明。我们与学校交涉了近一年，蒋校长终于恩
准，为我们举行单独的入学考试。我乖乖地考了四门：俄语、水力学、热力学、传热学。
另有一哥们儿生性倔强，坚决拒考。此公后来有了个更倔的儿子——萨哈罗夫奖得主胡佳
。或因我听话出活，１９６４年初插班暖六。与学弟学妹们相处无间，但日子挺憋屈的：
保密的地儿不许沾边，“九评”学习当反面教员，破罐破摔，无所谓了；令人难堪的是，
男女生（女生系有夫之妇）通奸这种烂事儿，也把我们拉去参加批判会。前些年，我问当
年管教我们的领导这是出于什么考虑？他打哈哈说，你颜值这么高，不怕犯错误？我们这
伙人里还真有颜值高的，以其右派学生之身获得了校医院漂亮护士的芳心，不幸的是，这
段姻缘于清华园“八二四”红色恐怖中戛然终结！

　　说到清华文革，除了伤痛外，感触颇深的是知识分子不断被矮化。知识分子最可贵的
操守莫过于费厄泼来精神和批判意识——反右时还一息尚存。那时明斋门前设有自由论坛
，我曾在校广播站播音，出来进去，听得最多的话是，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誓死保卫
你说话的权利。如孙宝琮（学生右派Number　one）解释其大字报《神鬼人》说，此系建言
党走下神坛复归于人，免得蜕变为鬼，是喻世明言。反驳者则厉言相告，党本就生根于民
，你装神弄鬼，分明是妖言惑众。但双方话前或话后都带上那段口头语。语言暴力始于反
右，我遭受的一击是“打断脊梁骨”。之后，反右展览，红专辩论，三大革命实践，“九
评”学习接踵而至。这一系列的高压灌注，在人们心里郁积起越来越浓的偏执与戾气——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矮化及其由来；恐怕也是团四之争愈演愈烈的心理基础。

　　１９６７年，校党委垮了，工作组撤了，八九兵蔫了，团四打开了嘴仗。一次我潜入
大礼堂听报告，听着听着，给报告人鲍长康写了张字条，其中有这么一句：“一个多总部
并存的革命竞赛时期势必出现”。同去的哥们儿说，你丫是来听蹭儿的，找碎（cei，即暴
打）呀！我没敢往上递（字条保留至今）但心有不甘。事后，偷偷批注在一些大字报上，
反应还不少，多是天真妄想之类的——当时大家果然天真点儿，或许就不会有百日武斗了
。

　　团四之斗很悲壮，也很冤大头：一个成了文革发动者进攻之矛，另一个成了对立面防
守之盾。可也无法怨天尤人，咱当初不是想英雄创造历史吗！由此看来，文革发生的充要
条件应该是：尊神＋集权制度＋点点点＋矮化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引领潮流的作用不可
小觑。当年罗家伦一笔写出了“五四潮”，蒋南翔一张书桌促进了“一二九”；他们可也
是咱清华的人。不得不承认咱比人家矮了半截。你们是七老，我已八十了，加一起就是七
老八十；大事儿也无能为力了，说点，写点，让年轻人明白点儿应该可以吧！

　　乱弹到此，见笑了！

　　以上是为“４２２”准备的五分钟的发言稿。下面做点儿补充。

　　１，关于批判意识。

　　所谓批判意识即对事物持审视态度，其反义词是，人云亦云，官云亦云，神云亦云…
…

　　现从反右与文革各选两位显赫人物，将其标志性语录附在下面供大家鉴赏：

　　反右中精选两位：

　　林希翎（人大，１９５７年被称为第一学生右派）：“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
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
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谭天荣（北大，１９５７年毛主席赐予学生领袖称号）：“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
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想，不让想吗？偏要想，让那些一辈子不动脑筋的人去发
神经病吧！”——以上摘自《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文革中也精选两位：

　　聂元梓（北大，１９６６年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
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
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
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抄自“第一张马列
主义大字报”

　　蒯大富（清华，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毛称蒯司令）：“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
，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我们每
个革命左派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摘自《清华大学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记》

　　应该说，聂蒯够聪明有胆量并具有相当的组织才能，但是较之林希翎、谭天荣在思想
境界上则相形见绌。北大教授钱理群有如是之说：“１９５７年‘广场’（既是５７年北
大的一份学生的刊物，又含作为五四发源地北大校园之意，所摘林希翎‘语录’，也出自
她在北大的演讲）上的思考和呐喊，正是８０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正是这样
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钱理群
没有提及较之林与谭风光更盛的聂与蒯，是有道理的。

　　２，关于“点点点”。

　　我的发言稿里所列发生文革的公式是，尊神＋集权制度＋点点点＋矮化的知识分子。
什么是点点点？就是众说纷纭，一时说不清楚的。比如有人说文革源于毛不甘心大权旁落
，还有眉有眼地说“八大”如何如何。可是毛在“八大”说的几段话却不支持这个说法—
—

　　“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
，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
在一起，那就要另行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
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
　　“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
云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的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
，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个作用。……我是准备了的，请求
同志们委派一个名誉主席。
　　“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和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
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上说，这个人比较
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
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版

　　毛侃侃而谈，胸无块垒。怎么也看不出疑虑、光火、敲敲打打什么的。

　　还有一则毛１９５８年１月在南宁会议上的生动表现也值得一读。“他（毛）召开了
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５６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
，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
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
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这段话来自非正式出版材料，但真实性可毋庸置疑。（《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亦
有毛在南宁会议上的记载可作为旁证。该书说，毛大段大段地背诵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
》，连挖苦带损地批评反冒进的人如登徒子看女人一般，只讲冒进的缺点不讲冒进的成绩
。这些叙述表明：１）毛口无遮拦，颐指气使，说明其权威犹在。２）政见之争毛却如此
霸道，可见专制到什么程度。

　　毛发动文革与他怕被斯大林化有关，但主要的还是政见或曰路线之争。诸如这样的问
题，在没有确实的史实前，不用太较真。

　　３，文革的“剪不断，理还乱”

　　文革史无前例，或称不同凡响。谁能想到，毛竟不惜将其几十年积攒起来的坛坛罐罐
尽数打烂。于是乎，那些急于建功立业者如醉如痴般投身火海，那些慑于权威者虽莫名其
妙也踉踉跄跄紧跟不舍，包括那些曾经与之为仇者以为天降馅儿饼而亢奋不已。文革，太
光怪陆离，太扑朔迷离；而且，文革属于非正常死亡，留下了太多猜想，太多的剪不断，
理还乱。除了起因外，再举出以下几端供大家玩味：

◇　斗垮走资派

　　毛的走资派的概念多是与苏共的变修有关。“九评”中有这样一段话：“赫鲁晓夫修
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随后连用
四个排比句列出这个特权阶层的斑斑劣迹：

　　“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
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
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九评”学习甚至文革时，了解其含义的恐怕不多。文革之初，我在大礼堂前听艾知
生回答质询说，我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派即由此变化而来）。我心想：脑袋进水了
？教了这么些年联共（布）党史（艾曾兼过政治课教师），社会主义社会哪来的资产阶级
？不想文革铩羽后这么些年，走资派反倒被坐实了，斗垮他们也成了大快人心的事儿了！

◇　发扬大民主

　　大民主怎么样？官家不以为然。一些学者也认为文革中的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更
有斥之为群氓乱世的。不过他们也承认，大民主使一些人获得一种形式和手段，可以对抗
以前压制他们的官僚——这就够了！比如，谁家的地被强占了，房屋被强拆了；哪个农民
工被欠薪了，就可以给有关单位或领导来个大民主——拉横幅，贴大字报，将桩桩件件不
合理的事实和要求公诸于众。能不能解决，解决得可心不可心先甭说，至少没人敢扣上一
顶寻衅滋事的大帽子，就地把你法办了！

◇　实行巴黎公社原则

　　８９春夏之交时，我正就读北京法律业余大学。兼课老师北大袁姓教授因同情“暴乱
”被批判，其中一条罪名是宣扬文革谬论蛊惑青年学生。我翻开听课笔记，上面确有袁教
授对巴黎公社的三个评价：１）官僚制度将被摈弃。２）公权利再无私有化的可能。３）
官员和公职人员不仅依靠选举产生，而且可以由选民随时撤换。假若一直强调公社原则并
逐步付诸实施，还会有那么多官倒吗？！还会有那么多人非正常见马克思吗！

　　以上三端均属文革标志性举措，文革之为浩劫，它们“功不可没”。然而斗转星移，
文革多少年后，它们又悄没声地成为打击腐败，匡扶正义和指点未来的闪烁星火。一些人
怀念文革，一些人宣扬文革，更有“今日欢呼孙大圣”者。怎么解释这个悖论呢？不难。
文革之初的阶段性目的，是连人带机构搞垮官僚体制，然后重建，所谓不破不立。搞垮走
资派，发扬大民主付诸实践后，立竿见影。至于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重建，除了群众组织或
有实践外，纯粹是哗众取宠——哪一个“三结合”与巴黎公社原则沾边？！然而，当文革
被彻底否定后，人们日渐感知，不公越盛，贪腐越重，经济越遭盘剥，精神越被压抑……
环顾世界，远水解不了近渴；回首家园，斗垮走资派，发扬大民主，就近成了希冀。

　　再往深里想，官家否定文革，不就是奔这三端来的吗？—则，这对他们有切肤之痛。
再则，这三端最与专制为敌！奉行以专制为体，改革为用者，理所当然地要将其混入文革
的污水中一并泼洒出去！

　　另者，此三端不过是软性工具——怎么用就取决于用它们的人了。打个比方：秦始皇
臭不可闻吧，历代帝王庙都不要他。可是他那个“书同文，车同轨，一法度衡石丈尺（统
一度量衡）”却飘香至今。

　　重提以上三端非为开拓文革之恶，盖因其具有现实意义。中国政治转型是必需的必然
的，怎么转？蒋经国型，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型都可接受。倘若是茉莉花型，代价就太大
了。怎么避免茉莉花开，公众认知要有一个最大公约数，而上述三端或是最佳选项。它们
于怀念毛者有几分亲切，于追求宪政者可以接受，唯权贵们或感踌躇，但他们毕竟不敢丢
开尊神毛不是？当然，此三端太过原生态了，需要理论上的提炼，更需要法度化。特别是
走资派学问深了去了，比如走资派的定义、分类，各类走资派的历史作用（促进、促退）
，对各类走资派的政策（搞垮、扶持）等等。

　　４，文革之大恶是糟践人

　　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超过第二次国共战争的五年（１９４５－４９），接近抗
日战争的八年（１９３７－１９４５），相当于第一次国共战争的十年（１９２７－１９
３７）。若就空间而论，第一次国共战争仅仅苏区一点，长征一线；抗日战争，也就东南
半壁；即便是第二次国共战争，尚有偏远山寨游离于国共两党的硝烟之外。故而，文革的
震撼力至今犹存。１９８１年（文革十五年后），官方叽叽歪歪地将文革定性为“是一场
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然而时至今日，对那场所谓的内乱依旧地众说纷纭。文革亦犹如一本糊涂账，甚而怀念者
有之，敬仰者有之，“今日欢呼孙大圣”者亦不乏其人。

　　官方的定性为何形不成共识？盖因其评价仅限于在政治路线上辨是非，而政治路线最
是说不清道不白的。刘邓路线之刘，“四清”的司令员，基层干部尽成洪洞县里无好人，
即刘所炮制。刘邓路线之邓，“反右”前敌总指挥，五十万右派即出自其手。文革中刘邓
忽而坠山，人们也曾为之唏嘘，但多是对他们遭受非人待遇的同情，而非出自政治路线的
考量。你说斗争走资派是文革之大恶，可是如今腐败者比比皆是，不正是“走资派”还在
走吗？你说批判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系乱扣帽子，可是如今充斥荧屏的不正是蟒袍玉带
，皇子格格吗？就现实许多弊端而言，文革几乎是切中时弊的。

　　文革之恶不在政治路线孰是孰非，而是以糟践人作为贯彻政治路线的手段！走资派尽
可批，触及灵魂，罢官夺权都是可以的。邓路线改弦更张，走特色社会主义的路，不也要
批判坚持“三个凡是”的华路线吗？不也要挤兑华下台吗？只是文革中批走资派，采取了
戴高帽，坐飞机，剪头发，抽皮鞭等践踏人的做法。同样，毛路线认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均系腐朽的文化，将其连根拔掉则是坚持其纯粹社会主义路线的应有之义。只是使用了秦
始皇似的焚书坑儒的办法，致使文物被毁，著作遭焚，傅雷悬梁，老舍投湖……由此看来
，文革之恶，实在的恶在对人的糟践！

　　文革集以往政治运动之大成，实现了对人的糟践的系列化。

　　一是霸占人脑。主政者尽可宣传自己的主义主张，那怕以法律的手段惩戒公然违抗者
也属在理。但采用“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方式穷追猛打脑子里的思维，则实属蛮不讲理。
因言获罪已经有悖现代文明，因思得咎则更是野蛮。

　　二是糟蹋人格。人立于世，讲的是自尊（尊严）、自珍（品格）、自誉（荣誉感），
有此三自人格即辉。文革中为将对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从狠打态度开始直到被打者
自轻自贱……不仅毁了个人的人格，还造就了一代蝇营狗苟之辈。人格不立，谈何国格？

　　三是草菅人命。砸烂狗头，焚尸扬灰几成口头语。现实的恐怖胜过语言的恐怖。打死
几个走资派，杀掉几个地富坏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北京郊区大兴县，一夜杀掉３２５人都
算不得骇人听闻——各地武斗远不止这个数字。

　　对人如此糟践而畅行无阻，源于人被分成三六九等。先是地、富，后添反、坏，再后
右派入列。多少年来，地富反坏右是人而非人，对之糟践，已成理所当然。同时，人沦入
非人无章可循，仅随革命需要变化无常。到了文革，更是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
揪了出来。包括那些曾任意将人指认为非人的党政领导，一夜之间自己被指为走资派，当
即沦入非人行列，遂即遭受非人般的糟践。文革时期，人沦为非人速度之快，数量之多，
达到４９年来登峰造极的地步。文革过去已近半个世纪，老干部被坐飞机，小业主被剃阴
阳头，老红卫兵皮鞭下的惨叫，两派武斗的枪声……却难以忘却。

　　上梁不正下梁歪。对人如此糟践而畅行无阻，源于主政者对人的轻视。孟子曰：“民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位封建老夫子的话，不仅成为古老中国的政治戒律——妄
断一命，天地不容，也为现代世界文明所接受。可十年文革，竟将此本末倒置，而且，民
何止于轻——简直被视为草芥！看看６８·７·２８那段君臣对话：

　　大统领：井冈山他们这个作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
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副统领：值得，损失最小。
　　大辅佐：副统领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都干什么哩，过家家呢？四死五十伤，活蹦乱跳的人呀……文革就是这么恶，谁盼它
，接他们家去！

　　５，反右文革异同说

　　许久以来，文史研究者有的说，“反右是文革的序曲”，亦有的说“文革是反右的尾
声”。其实，既是同根生，基因无异，大模样也差不了哪里去。只不过，反右是常态，文
革是特型而已。

　　说反右是常态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就本质而言，反右与文革都是反击来自右侧的
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二是，就时间而言，这样的反击永远处于进行时——即阶级斗争必须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三是就空间而言，涉及社会各行各业各阶层。

　　５７年反右运动，是首次集中的成规模的反右，其目标集中于民主党派以及知识界。
这些人被认为挑战执政党的领导权。至于分散的，涉及面相对较小的则连绵不断：在此之
前，有５２年发生在大学里的思想改造。在此之后相继批判胡风、胡适、俞平伯……直到
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触发了文革。文革之后，如八十年代的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
以及近些年的封杀《南方周末》、《炎黄春秋》与对所谓出格言论的噤声与处罚，如任志
强等，都是反右的新形式。

　　说文革是特型即它虽具有与反右相同的本质，但就时间而言，它属于突发或偶发，而
非随时随地。就空间而言，它起事于领导层继而波及社会。

　　如果将文革置于CT机下，其肌体切片，几乎都带有反右的病变。（１９６６）六月工
作组整治群众，（１９６７）二月部队镇压反革命，（１９６８）清理阶级队伍，无不是
在反右！清华园内的反蒯，其形式与内容无异于反右，而那场对“红教联”的围剿，连对
垒的主将几乎就是反右的原班人马！

　　要警惕文革的再来，就必须认识和鉴别各种形式的反右并予抵制！

〔作者简介：王铁藩，男，１９３５年出生于太原。１９５４年考入清华土木系暖九班。
５７年被划为极右。５８年被遣送北京的工地监督劳动。６３年摘帽，６４年初经考试后
复学，插班暖六。６８年毕业分配至武汉钢铁公司，先后在车间、工会、设计处工作。７
８年回北京在仪表局所属建筑设计所任职。９８年后退而不休。〕

◇　讨论帖选登

▲　王克斌：铁藩学长以轻松之笔道出了沉重的过去，让读者感到可笑，却又笑不出来。
虽然经历坎坷，但前辈不自暴自弃，在多样的征途上，勇敢地冲去，处逆境而不馁，为我
等之表率。１９５７年我小学四年，只知道报纸如刀剑，向右派们砍去，不知道里边的心
酸和哀痛。１９６４入学教育的反右展览对我们是个警告，必须跟党走，必须听校党委的
训教，对我们后来的思想影响很深。至于文革，我们以不同的派别参与了，无私地贡献了
青春。最后，要么挨整，要么坐牢，有人甚至献出生命或者自杀。说是浩劫一点不过。然
而根除文革的复发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更换制度。从集权走向民主，从封建走向开明。

▲　高学筠：铁藩兄的文章涉猎较广，从反右谈到了了文革，读后有点滴启发：
　　⒈以１９５７年“广场”的发言为代表的，不仅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
的先声，也继续是今天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从所列代表性人物的发言看，那时的青
年学生的认识和文革时期的青年学生完全不同。
　　⒉１９５７的青年学生高举民主宪政的旗帜向落后体制发出了极具震撼力的呐喊。
他们对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认识深刻，概念清晰。赫鲁晓夫二十大的报告对
他们的影响和冲击十分强烈，个人崇拜对国家、社会、历史的危害一听就懂，一见就明，
起到了见微知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
　　⒊对知识分子的矮化，１９４９年以来一直对知识分子矮化不断，又打又拉又利用，
这个事实是无须质疑的。但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却不是这样认识，到文革前，出身好
的大中学生的大多数，没感到自己被矮化，因为他们觉得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得天
独厚，受到党的阳光雨露的滋润，受到了新社会、新国家的培育，爱党、爱国、爱毛、爱
社会主义的观念，从小植根于内心深处。尽管在学校里的政治活动中，经常被要求不断改
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也不能改变他们是“革命的主力”、“革命的
先锋”的情怀。矮化的不是他们，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剥削阶级家庭出
身的学生。６０年代以后，官方通过报刊广播，不断昭示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的
接班人，以保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接班人就是官员，就是
要选拔千百万官员，应该说有相当多的人，特别是红五类出身的，不同程度地被诱惑了，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是社会的主人”！“接班人
舍我其谁？”这些豪言壮语在文革中几乎响遍了每一个校园、广场和街道。这些人是文革
的积极响应、积极参加者，以革命小将自居，在文革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的政治（做官
）才能，自我感觉是革命的带头人，社会进步的先行者，这也是文革能发动起来的原因之
一。

▲　陆元吉：铁藩学长，你的文章我又重读一遍。从时间上，你把视野前推到了十年前的
反右，把两者作了比较，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视角。你是最有资格对两者作比较的，结论
也令人信服。你文章最后一节“文革之大恶是糟践人”，讲得非常好。这确确实实是文革
最恶之处，而且贯穿了文革的全过程。你的分析同样令人信服。文中也有几处似有商榷余
地。如“发扬大民主”一节中，关于民众争权益不会遭压之说，恐难成立。据我记忆，上
海曾有工人组织要求改善待遇，而被扣“乘文革之机搞福利主义”的罪名，头头被抓（？
），组织被强行解散。

▲　吕述祖：右派和文革的红卫兵、造反派从本质上讲没有可比性。右派是第一次普世价
值对共产集权的挑战。红卫兵（老兵）则是１００％党卫军。造反派，广义地讲，其实是
毛卫军，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到谁。由于全国的混乱局面，造反派中，也有局部的异议组织
。但总的来讲，都是充当了炮灰。

▲　罗保林：＠吕述祖：右派是第一次普世价值对共产集权的挑战。——这顶高帽子有点
像侯宝林文革中给自己做的高帽子！对于绝大多数右派而言，当时还是抱着给党的工作提
意见的良好愿望出发的，有些戏剧性地被划为右派的就更是与普世价值不搭界！这样子去
拔高没有什么意义！

▲　吕述祖：＠罗保林：右派的确不是反党，是善意的批评，但是他们的思维标准，判断
标准是普世价值。所以实际上是一次普世价值对党权的挑战，和匈牙利事件一样。

▲　阎淮：右派，对自由和民主，或多或少的追求；对特权和专制，些许的非议。
　　老兵，维护整个专制体制和特权阶层（当然包括自身）；文革后，必然是原体制的宠
儿。
　　造反派，（就其整体而言）捍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反对（谁也说不清的）走资派；
文革后，你不倒霉谁倒霉？

▲　崔元浩：＠吕述祖：５０多万的右派之中只有民盟上层中的个把人提到了民主与普世
价值相关。因为民盟的那几位是４９年前与共产党共同争取民主的盟友，才有点胆儿提民
主问题。清华的头号右派钱伟长也属上层人士，我看过他的右派言论集，也没有涉及到民
主普世价值问题。５０多万的右派得中戴帽与否全在于党支部的好恶。跟普世价值没半点
关系。

▲　吕述祖：１９５６年的匈牙利事件和中国反右在性质上是类似的。说普世价值对集权
的挑战，并不一定非是把自由民主挂在嘴上，而是你看它的实质：追求公平，追求民主，
向党的集权挑战，不能什么都是党老大。此后再也没有人敢挑战这一点，直到今天。

▲　孙毓星：铁藩兄以流畅犀利又不失幽默的笔触夹叙夹议，纵论从反右到文革的历史，
颇有真知灼见，我深受启发。比如，知识分子确实“不断被矮化”，矮化不仅指认识水平
，更包含深层次的思维方式或思想方法。我们这一代应该承认并正视这一事实。

▲　郑春湖：铁藩兄经历了反右以来毛泽东整知识分子的全过程。
　　我们从铁藩文章看到了５７年之前青年学生的风貌，那是渴求思想自由，想往指点江
山的热血青年。经过反右斗争，知识分子全都闭上了嘴。
　　人的精神风貌和性格决定命运，我从铁藩文章字里行间看到了被打成右派学生后并未
从此沉沦，而是豁达大度，仍然锲而不舍，不轻易放弃可争取到的权利。作为一个“老运
动员”，坦然迎接一个又一个运动。这才至今鹤发童颜，更能深思社会。对比文革来临之
时，我们系总支的黄之冲，我们手球队的教练陆先生，以及后来系主任李文才等，他们的
思想已经被禁锢到了极其可怕的程度，以至稍有风吹草动，便如天塌下来一般，精神上被
铐上了枷锁，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他们正处年富力强，却如此不堪一击，与铁藩兄成鲜
明对照。由此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精神、思想被某种力量控制而不能自我解脱时，会对人产
生何等伤害！

▲　张从：我也赞同铁藩先生把文革与反右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文革初期刘邓确实按照
反右模式搞的，工作组一进校就在干部学生中划左中右，分类等。毛先有意回避，冷眼观
察，回京后杀个回马枪，使刘大惑不解，惊呼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不知不觉成了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各位可以估计一下，如果按刘邓方式搞下去，在座的有多少人会成为右派？
　　然而追根溯源，我以为可以追到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问题还可深入
讨论。

▲　陈中平：铁藩兄是鸣放反右和文革两个时期的亲历者与参与者，他的体会弥足珍贵。
当年许多右派，不一定有什么清晰的政治见解或言论，不少人稀里糊涂地就被“划”成了
“阶级敌人”。而凡是能力和水平较高，喜欢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多经过民主
革命的熏陶，脊梁挺得比较直，划为右派的比例就很高，我对他们总是抱有深切的同情与
钦佩。
　　铁藩兄说得对，历次政治运动就是不断“矮化”知识分子的过程，反右运动尤甚。文
革风暴中小将们的“自信”，则属于《九评》培养接班人的范畴，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
　　巴黎公社体现的原则，不过是乌托邦的幻想，在文革期间曾经短暂地闪现，很快就烟
消云散。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还是罗斯福和毛泽东的“四大自由”之比较。
　　１９４１年初，正是法西斯最为猖獗，全人类陷入绝境的黑暗时刻，罗斯福讲了“四
大自由”，即：言论，信仰，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他对人类文明理想的高度概括
，与希特勒血腥暴力的“新秩序”相抗衡，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指路明灯，也奠定了
现代普世价值观的坚实基础。当年中共对此大加赞颂，借此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民主潮流
。
　　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为了给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毛泽东也提出了一个“四大自由”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毛泽东的“四大”极具鼓动性，但是它的内涵，与罗氏
理念相比，差得太远了，二者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大鸣、大放”不过是同义反复，而且与五七年“引蛇出洞”的“双百方针”相比，
连字面上“百花”、“百家”的“多元包容”都不见了，只剩下雷霆万钧、横扫一切的霸
蛮气势。“大字报，大辩论”只是行为表达方式。它们既不包含明确的价值观，也没有判
别是非的界限和标准。一切的解释权，以及“收”和“放”的时机，都由毛亲自掌控（有
时通过中央文革）。
　　聂元梓和红卫兵有了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陆平，蒋南翔就没有这样的自由，卞仲耘甚
至生命权都被剥夺了。安亭事件断路上访，明明违反了中央不得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
经过毛泽东御批特许，立马就成了响当当革命组织，临时工的“全红总”忤逆圣意，很快
就销声匿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难道就是中国式的民主运动？或者民主运动的前奏
？
　　铁藩兄设想用巴黎公社防止公权私用和铲除官僚制度的“三项原则”的改良版，来寻
求当今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我倒觉得不如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在当年也是中
共大力宣传、积极响应的）引伸下去，把我们挂在墙上的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好好诠
释一下，使之深入人心，或许对于清除文革“糟践人”的“大恶”更有裨益。

▲　王铁藩：我的核心观点是，搞垮走资派（把权力关进笼子），大民主（言论自由），
巴黎公社原则（一人一票），是文革的正面资产，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大公约数。

▲　吕述祖：＠铁藩：文革时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只能拥毛，否则死路一条。

▲　李仕林：民主可以分成实质民主和形式民主两部分，正如实体法与程序法。形式民主
很重要，是走向实质民主的必要途径。文革中的大民主属于形式民主。形式民主可以走向
实质不民主，也可以走向实质民主。

▲　孙怒涛：我举个例子：一个人被关在笼子里人，你说他有自由吗？当然没有！
　　如果他此前的状态是被捆了手脚堵了嘴地关在笼子里，你说他此刻有自由吗？
　　我认为他比原来的状态多了一点活动的自由。
　　后来，他被放出来了，但还是被人看管着，只能在一个限定的区域内活动。他有自由
吗？
　　他还是没有自由，但比关在笼子里更多了点自由。
　　我的观点：⒈自由（包括民主等等）都是一个进程，每一点点的进步都来之不易，都
应肯定。⒉对于笼子里的自由，过分美化它，甚至固化它，是错误的。但是不敢肯定它是
进程中的一个积极的有意义的一步，也是不应该的。

▲　郭莹：怒涛兄打了一个比喻：堵住嘴巴的封条被揭去、捆绑在身上的绳子被解开，或
者从狭窄的笼子里放到宽大一点的牢房里，都是自由的一个积极的、有意义的“进程”。
　　比喻很形象，观点也非常明确。
　　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什么是自由？
　　自由（freedom／liberty）是一个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概念，在此条
件下人类可以自我支配，凭借自由意志而行动，并为自身的行为负责。
　　自由的最基本含义是不受限制和阻碍（束缚、控制、强迫或强制），或者说限制或阻
碍的不存在。
　　自由的精辟解释是：没有外在障碍而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的行为。
　　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中，对自由的定义为：“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
于他人的任何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⒈表达自由；⒉信
仰自由；⒊免于匮乏的自由；⒋免于恐惧的自由。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重申了这四大自由的精神。
　　两种自由概念：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没有受到别人干涉或没有受到人为的束缚。根据这
一定义，当没有人阻止一个人发表他的言论，他就是享有言论的自由。
　　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个人希望能够做自己的主人。我的生命及决定是取
决于我自己，而非外在的任何一种力量。我盼望只是成为自己而非受别人的意志所支配的
工具。
　　用这里介绍的各种观点来衡量，我们有信仰的自由吗？有表达的自由吗？我们能够成
为自己的主人吗？
　　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选择的自由！我们现在能够选择官员？政党？意识形态？宗
教信仰？……别开玩笑了，我们连选择“人大代表”的自由都没有！还好，人大代表也非
常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也从来不必到“选民”中间来！
　　就像自由，问我是跪着？还是趴着？对不起，我要站起来！我要不受压制，不受干涉
，自主选择的自由！

▲　孙怒涛：＠郭莹：你说：就像自由，问我是跪着？还是趴着？对不起，我要站起来！
我要不受压制，不受干涉，自主选择的自由！
　　作为目标，非常对！我支持！作为路径，我不赞同。
　　我想，情景是你目前连跪着的自由都没有，可能正趴着。
　　你说，要就要站着的自由，跪着的坚决不要，因为那不是真正的自由。
　　对不起，很可能是，那你就永远趴着吧！
　　要我说，给我跪着的自由？好的，我要。这比趴着总要好一些。
　　等到我爬起来有了跪着的自由，我就全力争取站的自由。
　　在争取自由的进程中，不可能一步到位直接从趴到站的。中间的每一小步，都是争取
（不是恩施）得来的，都是宝贵的，都是下一步的垫脚石。

▲　王铁藩：反右时有人说，国民党的民主是多与少的问题，共产党的民主是有与无的问
题。如今国民党的民主日益增多，终于实现宪政。正说明。民主也是渐进的。

▲　李仕林：大民主的施予者只想用大民主为自己服务，但老百姓用大民主启发了自己的
独立思考，这不就是文革的事实吗？
　　文革中的大民主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与毛的意图粘在一起的实质不民主，另一
部分是与老百姓的独立思考粘在一起的形式民主。后一部分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无政府
主义应该排除在外。

▲　吕述祖：＠铁藩：关键在于，文革时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极度专制的条件下，你能主
什么？只不过那时候用了“大民主”这个词罢了，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

▲　王铁藩：＠吕述祖：可以这么说，文革宣传了大民主，大家也尝到大民主的甜头。将
其还原本意再推而广之有什么不好？

▲　黄安妮：＠铁藩：我不同意你说的观点，文革中的大民主与普世价值的民主完全背道
而驰，没有丝毫共同点。

▲　王铁藩：大民主不是始自文革，大民主是李慎之从１９５６年的波匈闹事那里取来的
经验，并建言毛以此缓和国内矛盾。毛大为光火，说我要的是小民主小小民主。可见大民
主是有用处的。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核心意涵，文革曾有过，这是事实。我们也演练过，感觉也还不错
。毛一看不行，赶紧往回收。不正说明民主对他不利了吗？对专制不利的，于民应该是好
的吧？
　　＠黄安妮：走出文革看看大民主如何？它可是导致苏东解放的有力手段啊！

▲　杨雨甡：文革的大民主实质是无政府主义。
　　那时候的大民主是某些人才有的做主。他们可以将一部分人打成反革命，狗崽子。不
许怀疑一切，毛必须万岁，思想必须光辉。可以随意杀人，斗人，必须跳瘸腿舞，早请示
，晚汇报……
　　如此还叫大民主？

▲　崔元浩：文革什么时候享受到过大民主？仅在６·２４大礼堂周赤萍气急败坏地说这
是资产阶级大民主，之后施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李世权写上了拥护党中央仍然对其施行专
政。接班人略有终止文革发展生产的意向被逼得摔死它乡的下场。更可叹草民张志新因对
文革有看法竟遭割喉毙命。文革是封建专制发展到极端独裁法西斯蒂的毛色恐怖专政。仅
有了一点争相颂圣指责对方不革命的自由，清华的文革经历哪一时哪一点与民主沾上边了
？
　　毛发动文革打破了党团支部执行统治的局面，但是并没有实行民主，倒是出现了民乱
，平定民乱之后又是革委会工军宣队实行专政专制更无民主可言了。

▲　蒋南峰：别忘了当时加在大民主前面的限定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谁是无产阶级
代表？毛！专政＝专制。毛指哪你打哪。奉旨才敢造反而已。有没有“资产阶级专政下的
大民主”？谁说个来听听？

▲　林刚：我们决不应循着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大呜大放大字报、文化革命……这中
间出现的“大民主”这条路线去找寻民主。历史证明，这类大民主伴随而来的就是恐怖杀
戮的绝对专制，绝对的无民主。
　　想从文化革命这种反人类反文明的反动的历史进程中找出什么“民主”内核来，岂非
缘木求鱼？
　　当今人类世界有许多国家已经走上了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哪怕
是海峡对岸，也走上了执政轮替良性循环之路。
　　我们应该从全人类众多成功的范例中去寻找解决自身问题的出路，而不是来不来就是
什么国外敌对势力，什么亡我之心不死，什么帝国主义、资本主义。

▲　林贤光：关于“大民主”，我认为：民主绝不是工具，民主是一种体制，一种理念，
一个追求的目标，在民主社会里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把民主当成工具才会有“大”、“
小”之分。大民主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环境下，容易出现强词
夺理、以势压人、一面倒、大呼隆的局面，尤其是有领导的“大民主”下，很难尊重处于
弱势的少数人。因此，即使作为工具的大民主我认为也不是一个好工具。然而，它却是群
众运动的一种有力武器，搞游行示威，拉大横幅应当是大民主的一种形式，也是为了以势
压人。真正解决问题绝不能靠这个。梅贻琦、蔡元培都搞民主治校，但他们靠的是协商。
清华出现过学生加上教授把校长赶走的事，这应当是大民主了。但梅、蔡主政时学生都服
，用的则是小民主。

▲　侯国屏：每个人对自由有自身的感受，差异很大。对铁藩兄来说，与５７年相比，文
革中的“四大”几乎让他感受到“天壤之别”了。

▲　周家琮：异哉所谓文革民主问题者
　　近年回顾讨论文革的言论中，称文革有民主因此不能彻底否定的糊涂说法，略有市场
。甚至给文革戴上“中国民主政治的一次初步尝试”的桂冠，还危言耸听，说否定文革是
“以彻底否定文革为由来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发此高论者，或系身处海外拾西方“左
派”之唾余伪装客观，或亲历文革但好了疮疤忘了痛、借此给自己贴上“青春无悔”的标
签，更可能是对真正的民主自由虽念兹在兹却茫然无所知，又习惯于所谓“一分为二”的
伪哲学话语。兹事体大、不可不辨。
　　其实民国时期中国民主政治早有“初步尝试”，安在文革头上显然罔顾史实。文革的
所谓大民主，真的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吗？大民主一辞，最早由李慎之先生在苏共二十
大后提出，当即受到伟大领袖批评。反右时却又被领袖更改内涵移花接木，变成了发动群
众整人的利器，文革时更被发扬光大登峰造极。所指乃“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和民主本来挨不着边。但既经钦定几亿人也就跟着以讹传讹、沿袭至今。须知伟大导师
虽深谙权谋，但一贯讨厌寻章摘句，对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西方形而上思维更是没有多少概
念。民主自由这些洋东东对他而言，和宪法一样也就是工具和口号，不必当真。
　　既然大民主并非民主，文革的民主安在？声称文革有民主者，对文革究竟有哪些“民
主”，也实在没举出多少例子。所列举的“大民主”事项，其实大都属于“自由”范畴，
容后分析。被认为文革与“民主”沾得上边的，也许是群众组织推举头头和对某些事项存
在不同意见时，往往但非绝对按少数服从多数作出决定。但这与其说是政治意义上的民主
，毋宁说是小团体类的非正式组织成员之间，处理一般事务时约定俗成的习惯而已。在文
革前后机关学校工厂的基层组织里，类似流程并不鲜见，实在难以拔高到政治民主的高度
。此外为钟情文革民主者所津津乐道的，还认为文革实现了法国大革命的直接民主。详细
讨论法国大革命离本题太远亦非笔者所敢问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任何暴力革命与真正
的民主完全无涉。法国大革命在以革命的名义施行专政，制造恐怖和暴民狂欢，让一茬又
一茬革命者步国王后尘走上断头台等方面，确实酷似中国文革（阿·托尔斯泰在《丹东之
死》中有生动描述）。其中最残酷的“民主”，莫过于由广场上的民众，现场决定“阶级
敌人”的生死，和土改时在斗地主大会上“民主”决定地主生死，“一打三反”时将“罪
犯”材料发给群众征求量刑意见，如出一辙。
　　所谓政治民主，是在具有政治权利的群体内，按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国
家治理的制度安排，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终极主权。文革中无论是所谓“大民主
”，还是群众组织中那点可怜的“民主”，既非自上而下民主架构中的一环，也没有明确
稳定公开的制度安排，更不用说对民主的监督、保障和救济制度。所谓民主并非民众的普
适权利，而是革命者（初期就是“红五类”）的专利。你随时可以被逐出革命者队伍，成
为古罗马没有公民民主权利奴隶一般的贱民。即使自己产生“谁主沉浮？我们！我们！”
幻觉的革命者，也不过是当局的牵线木偶。文革的所谓“民主”，既不是法定，也不被承
认为天赋权利，只不过是统治者为了政治斗争需要，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文革参与各方
本无平等可言，更不能独立作出任何有关国家治理的政治决定。貌似芬纳所说的广场政体
、其实还是典型的宫廷政治。群众组织短期内那点可怜的“民主”，和现代意义的政治民
主，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只是在今天的所谓“参与式民主”中，有时还可以窥见其踪迹。
　　文革中被抹上玫瑰色彩、唤起某些人温情怀念的，其实不是所谓“民主”，而是“自
由”。的确，无论是和文革前，还是后文革时代相比，民众获得了不但空前，而且绝后的
诸多自由。学生有不上课、打老师、大串联的自由；工人有不上班、闹革命、搞武斗的自
由；草民们有揪斗过去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的自由；群众组织有结社出版宣传的自由；暴徒
们有抄家，打人，屠杀的自由…但所有这些自由，都具备以下共同特点：属于伯林所说的
“积极自由”，而非“消极自由”。有高喊“打倒刘少奇”的自由，但绝没有不喊“万寿
无疆、永远健康”的自由，是充当炮灰的自由。革命者的“积极自由”，建立在践踏法治
，严重侵犯他人自由和人权的基础上，是作恶的自由。只有在５·１６通知、首长讲话、
公安六条等范围内闹革命的自由，稍有逾越罪不容赦，是笼子里的自由。只有“毛主席挥
手我前进”的自由，一旦偏离革命路线自己另搞一套，轻则逐出教门、重则罪该万死，是
指挥棒下的自由。革命的自由导致经济凋敝、生活贫穷，人性中最丑恶一面被自由释放，
文化纲纪荡然无存，社会呈现极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是破坏的、倒退的、导致社会土崩
瓦解的自由。
　　值此文革五十周年，国家和百姓遭受深重灾难，本该借此机会痛彻反省、汲取总结教
训的赵家人等，却高度体现看齐意识－－集体装睡，最后还不得不演出一场半夜鸡叫。反
倒是当年跟着起哄的小屁孩、如今虽近耄耋，却痴心不改吵吵着要反思。虽其心可悯，毕
竟还是思出其位，越俎代庖。不过我等草民也并非无可反省之处，当年伟大导师的金口玉
言，除了“不须放屁”外，大都被溶化血液流传至今。热衷于鹦鹉学舌文革和毛式话语的
粉丝，庙堂和江湖都大有人在，“文革民主论”即为一例。

▲　李仕林：铁藩和怒涛说的是民主的种子如何生长发展，其他人只欣赏满园春色的真民
主。
　　争论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５０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
播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５月


http://museums.cnd.org/CR/ZK18/cr987.gb.html#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