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五四”和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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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N) m4 C% x$ T6 }% d% F7 Y“五四”和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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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 I4 c  V* r, G& A$ C# G林贤治

* N$ D' }; |$ D: }% w1 d; \　　五四传统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科学理性，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源头，
4 Z9 u4 ^9 G! B+ u就外部而言，早为群众性政治运动所中断，为战争所中断，为国民党一党专政所中
断。１９４９年以后，在和平建国的新阶段，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合理的承续；在某
种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从不间断，使它蒙受损
害。反右斗争以言治罪，株连家属，覆盖面如此之大，是世所罕见的。从某种意义
. a- k2 V! U7 l3 f4 v上说，乃是对五四传统的全面背弃。背弃这一传统，其后果之严重，正如著名汉学
" A1 G$ y# i' c+ p* D) [0 z- Y家费正清所形容的：“其结果等于砍了中国人的头，使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
失了活力。就是在这样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大跃进’开始了。”接着他说
* H7 \4 R( T- V  o  p+ k/ R! F：“革命的理想是解放人民，不是控制人民。然而这些理想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都
4 |" y9 v% D- z7 S受了罪。在成千成万这类事件中，我们看到革命开始吞蚀革命者了。”

9 t0 r, J; t7 ~　　大跃进是毛泽东独出心裁的尝试，然而这个尝试遭到惨败。虽然在庐山会议的
斗争中，他始终是胜利者，却无疑承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在此后几年间，他曾发
起过类似“四清”之类的运动，试图释放这种压力，结果没有成功。他必须找到一
种彻底解决的办法。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在他那里，政治斗争目标已经变得非常明
, x9 h* f' o2 K确，理论上也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一套；就在这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
概念被提了出来。可是，在他的同志中间，这个危险的思想并没有引起普遍的警觉
' t7 _" E! b! s4 y。这样，一个号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就像一枚重磅炸弹，于１９６
６年通过一出历史剧突然引爆了。

5 y& n) i5 v# b3 [6 r0 p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新的起源，是一个因，但更多的是果。我们可以从托克维尔
9 Z3 F5 _# X+ P; L+ y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那里翻过来看这个问题。到了文化大革命阶段，不但毛泽东
思想被推到了“顶峰”，流通在各个领域的被称为“左”的东西，各种潜在的矛盾
和危机都发展到了顶峰，毛泽东就是站在多年所累积起来的结果——问题的顶峰—
—之上发动他的“革命”。他所以能够在“全面不抵抗”的情况下，顺利地推行他
的计划而直奔目标，至少有两根固定的操纵杆与临时装置的方向盘连在一起：其一
8 p$ {: O# X/ S4 x9 s; O  k2 ?( Q) D8 e是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战略方针，要制造“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
鲁晓夫”实在太方便了，更不用说臭知识分子；其二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权威
主义的确立，使个人领袖处于独尊的地位。当然，个人魅力也不失为一个因素，那
4 ^0 y. p7 F  ]9 a种享受斗争的挑战性格和自由意志，对热情、轻信、好动，具有天然崇拜倾向的青
年学生是特别富于吸引力的。加以运动一开始，就鼓励采取“大民主”的手段，这
在长期因为民主空气稀薄而感到压抑的广大的人们那里，自然容易产生共鸣，难怪
居高一呼，天下风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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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以五四的文化性、社会性比附文革，其实大谬。文革只是五七年反右运动
- @3 p2 h  h- Z" ^; J- k8 j的放大。如果要分期，文革可简单地裁为两截：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此为红卫
% A" \8 i) |6 I. U+ I, u5 S* U兵时期，特点是造反，混乱，无序；后期在１９６８－１９７６年，为新秩序时期
. u2 I! p, P5 z/ G，建立革委会，收拾造反者，进入斗批改，同样是一乱一治，乱极而治。只是文革
比反右更具规模，更复杂，也更荒诞；因为局面宏大而控制不了，才有部队以“支
左”名义的介入；不过唯其如此，正好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武斗的出
现也许是预想不到的，然而无非是阶级斗争极端化的表现而已。其间，出现过许多
' N. S8 _, X: L. D: z) d“新生事物”，如样板戏，赤脚医生，“三结合”，学习班，交白卷，大批判写作
组，工农兵学员等等，也都是建国后毛泽东系列试验的持续性或一次性展览，没有
什么新意。毛泽东本人的“最新指示”，诸如“吐故纳新”，“走资派还在走”之
类，也多是对运动现象的一种点评式总结，而非理论上的创造，是毛泽东思想体系
中固有的东西。

: L& I; H+ L8 e0 I2 v  u  S/ A2 e2 u　　毛泽东是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对五四也曾作过高度的评价；但是对于五四精神
4 @: c% I/ |) k2 h: h) g，在他的思想和实践中，都有着明显的矛盾和抵牾之处。尤其是文革，他容忍甚或
鼓励个人崇拜，过于集中权力而独断专行，采取一种封闭而非开放的观点看待中国
社会，满足于一种恩赐的自由和民主，这些都是脱离了五四精神的。五四全面反传
7 n" X; s! _! l' j! r& Y3 f6 L统，而他对传统的观念多所偏爱和保留，轻视知识分子，有明显的反知识主义倾向
，民粹主义倾向。作为启蒙运动，五四无疑重视思想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五
四的启蒙，思想是来自西方的，现代的，新生的。毛泽东对意识形态不可谓不重视
" K& Z' r4 x/ ?* q，在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就是“意识形态专政”；但是，这种专政，是在反传统的
名义下对本土文化，农民传统的新的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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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s2 n9 J) |/ Z1 Y. k; I, I　　除去背景的差异，在性质及其表现形态上，文革与五四南辕北辙，存在根本的
- q0 D6 O3 k# ]! [不同。

　　一、五四是知识分子自组织，文革是他组织。“大宪章”《十六条》虽然声称
“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实际情况恰好相反
。姑不论后期对国家权力的强化，即使在前期，也是受“中央文革”的指挥和控制
的。所谓“炮打司令部”，打的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论怎样高喊着”踢开
党委闹革命”，最高统帅和副统帅是不能炮轰的。五四时期是弱政府，所以有众声
喧哗。文革期间，即使各级领导被打倒，“靠边站”，最高权力始终不曾悬置或空
缺。两报一刊，舆论一律，表现出高度的指挥效能。因此，说文革是“直接民主”
  _1 |, W8 j2 k5 \9 |固然失实，指为“无政府状态”也不确。一声令下，民主就立即收起来了，怎么可
8 {& d& d) o0 L) T能“无政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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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四重估一切价值，打倒一切偶像，真是摧枯拉朽。文革个人迷信盛行：
: k$ X6 k- x% v% A! b4 v& w红宝书，语录歌，忠字舞，红海洋；还有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弥漫着一种宗教气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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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 E5 t* N% \3 ]3 f+ a: X. ~　　三、作为运动的主体，五四主要是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起着启蒙作用
，青年学生是后起的；在反封建文化的斗争中，他们目标一致，配合密切，是一支
4 J/ t) A- L: O2 f& P. ]* O完整的队伍。在文革中，知识分子成了被批判和清理的对象。五四的一代，是学贯
/ D& X; x, b5 W5 ^, m. O中西的一代；就说青年学生，也都具有相当的学养。文革时代的学生基本是“聋”
和“哑”的一代，他们对西方文化除了敌视，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是一种畸形教育
的牺牲品。由于他们的无知，轻信，往往造成过火的盲目行动，因此长期遭到在文
革中受过损害的知识者的痛恨，斥为“流氓”“痞子”，把时代的暴行完全归结于
6 ?) \7 d7 S) s他们，而始终得不到原宥。

6 X6 q3 d2 U5 E　　四、五四是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联合体，带有鲜明的民间性和个体性。文革的
8 @0 z4 x" E( `+ H. \7 U7 i造反派成分比较复杂，大约有部分在他们的造反行动中反映了社会底层的要求，从
/ |7 c( J/ K5 N. e而给运动带来唯一的亮点；但是，相当部分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并不代表民
+ Q$ P' g$ u& a; u间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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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_* u% G% c) R' f　　五、五四是天然的群众运动，具有先在的开放性和公开性。文革则是有预谋的
: N5 A. j2 b+ O. H，有目的有步骤展开的群众性运动，带有神秘的性质，许多重大事件也都蒙上了一
层拜占庭式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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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五四的参与者，都是真理的追随者，是真诚的理想主义信徒。文革的乌托
, Z% H# \  E0 N* g& M4 L& o邦色彩是浓厚的，但是带有欺蒙性。利用人们对民主变革的要求，例如在《十六条
》写上巴黎公社原则，一开始就以它的权威主义，出身论，有关“正统”“嫡系”
$ ^" m+ z% e" W  G# l9 E1 f的派性争夺等等，显示了一种喜剧色彩。五四的冲突，是价值观念的冲突，理想的
, e3 {7 p7 @3 \( A9 e4 Y; P冲突。而文革，则更多地表现为实际利益的冲突，愈到后来愈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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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五四实质上是一场思想运动。文化运动，由此必然是多元多向的；所谓斗
争也都处于同一层面上，是书面的争论和角逐。没有王者，没有公认的权威，也不
需要大法官。文革号召“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目的在于剥夺独立的思想。理解
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完全唯“最高指示”是从。它实质上是一场政治运
( p$ K, [! o7 c4 Q动，其间充满了政治歧视，各种凌辱、压制和迫害。《十六条》满纸是“革命”的
+ H$ a0 k4 X% a( P3 r6 e) M6 `0 y. w- p权利，唯独没有生命权。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德沃金指出：“如果政府不能认真对待
权利、它也就不能认真对待法。”整个运动以暴力著称，毫无法律可言。单就公开
的数字，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十年间，就有３５万人被折磨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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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文革的口号是：“破四旧、立四新”，其实只在形式和皮毛，并没有触及
文化体制和观念中的封建主义，所以才有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上宪法之举。这
0 N% N# h$ L) r  \2 H! v种“政治继承权”，显然是王权主义的产物。而五四是彻底反封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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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与此相关，文革把几乎所有外国的东西都称之为“帝修反”、“资产阶级
货色”而加以排拒；与列宁让无产阶级“掌握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一切文化”的思
! L4 j& I* ?9 O! v. k4 {' S# Z; i想大相径庭。五四则是“全盘西化”，反排外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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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四旨在摧毁现存秩序，文革则是在体制内进行的，却恰恰捍卫了内部亟
待改革的部分。五四不打革命的名目，却有革命的灵魂。文革从总体上不具革命性
，没有新的主题，新的思想，新的成果。

7 @2 x0 u/ `2 V) U( j　　十一、五四是伦理革命，是在反对封建道德的基础上，重建人性的道德。在文
! o% F; ~) l- v6 A. p% \革，道德与良知成了革命的对象。人们变得狭隘、冷漠、嫉恨、残酷、虚伪，告密
  d0 `2 s  ?- T2 p  h/ B和仇杀之风盛行。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形成，公平地说，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的
产物。但是在文革，道德的摧残尤为严重；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就不仅仅是属于
一代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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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就说：“五四精神有退无进”，甚至说了“五四失精神”
! L1 X5 }* v' V" _的话。倘说这精神一脉尚存，那么及至此时，则已完全为文革所扼死。知识分子跌
1 E1 _' B* J0 e, d4 z0 X落到从来未曾有过的困厄的境地，人格也变为从来没有过的卑贱。剧作家曹禺回忆
3 n4 G# r+ K5 E) _% S; _& m说：“‘四人帮’统治的那段岁月，真是叫人恐怖，觉得自己都错了，给我扣上“
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后悔不该写戏，害了读者，害了观众。”“
1 [8 a0 j4 s8 e! T% m, M0 v$ l, ~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
) z" A2 r. ?5 u9 Z1 D: \+ G$ q1 B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锗，不要写戏了，情愿
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历
史学家范文澜受了中央文革组长康生、陈伯达批评后，立即写信给刘大年：“请你
/ U' U  K) A! P, s, S1 R. c$ ^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接着
) f1 g* O# i1 t9 a, D( N又写一信给黎澍：“你毫不容情地加上自我批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敌
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那时
0 c. a9 F0 n( v+ v9 x* E- h! N候，不少人被逼自杀。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前，口袋装有遗书，其辞为：“我实在
交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毛主席万岁
% O# F4 z  A: `/ W2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梁漱溟不甘寂寞，却写信给中央文革并转毛泽东
，表示赞同文革：“主席此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
0 z& N  ~8 k# L  l$ j  N  F5 Q) j上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社会之所必要
. B( _, M- I) t) H9 `。……当红卫兵来临，我以维护此一大运动的心情迎之……”诗人郭小川在五七干
* T" C- A5 W% c9 y' `7 d7 m校时致信妻子说：“早已下定决心，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永远在学习毛
( _+ |( N" ~9 |$ y1 p泽东思想，和工农兵结合中改造世界观，永远生活战斗在第一线。”在宣布恢复党
1 a% p; E6 A3 @7 z: p4 Q- X$ P的组织生活时，又致信妻子说：“我的‘斗私批修’并不好，尚有一个问题需要补
斗。……同志们都在祝贺我，但我认识到这只是革命的新起点，没有什么可满足的
; R' C7 g2 L0 c, _$ z$ r) E，只是斗争和改造的任务更加加重而已。”五七干校本来是一个带有集体惩罚性质
; I0 r/ j- a, N  j. S) j6 k的劳动场所，臧克家陶然写了大量赞美诗。他在诗集《忆向阳》的序言中写道：“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３０日到了湖北咸宁干校。这个日子，
我永生不能忘。它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座分界碑。”１９７５年批邓，“反击右倾翻
案风”，随即写诗助阵；一年过后形势大变，复歌颂“英明领袖”及“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不论风向如何，唱颂歌是诗人的本分。一些荣幸进入御用写作班子
的如“梁效”“石一歌”辈，把灵魂卖给权势者，至今讳莫如深。其中，如周一良
& Z7 K5 m/ J( T著书回忆，题为“毕竟是书生”，分明为自己开脱：余秋雨大论“嫉妒”而骂“小
人”，则要努力保持“文明的、高贵的社会形象”，使“社会增加一点高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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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 S# q# J( T( j: i, l# }　　“士风”如此，怎么可能指望从中产生独立的思想者呢？倒是极个别的“士林
”之外的人物，如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以他们诚实的声音打破了禁锢的沉默
。在一个只懂得说谎的国度里，诚实就是思想。他们的文章，日记，言词，诚然说
# S! H" f( i% `4 x! i$ V不上“深刻”，但是价值连城，是那些专一阐释别人的“思想”而自以为高贵的学
者的论著所无法比拟的。然而，他们竟死于屠刀之下！在历史的记忆中，有那么一
( i/ p) c- k1 a根喉管，一直到今天仍然在滴血！
# d. V) Q6 t" ]9 M1 D! a1 B, l
# S5 s3 k' n, a: J" G4 @□　本文节选自长文“五四之死”，原载《北京文学》一九九九年第五期，该期杂
, g3 Q0 Y4 a% k9 q% ~3 P- E0 n; S+ o志被当局强令撤掉此文后，方得改版重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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