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五四”和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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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和文革

林贤治

　　五四传统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科学理性，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源头，
就外部而言，早为群众性政治运动所中断，为战争所中断，为国民党一党专政所中
断。１９４９年以后，在和平建国的新阶段，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合理的承续；在某
种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从不间断，使它蒙受损
害。反右斗争以言治罪，株连家属，覆盖面如此之大，是世所罕见的。从某种意义
上说，乃是对五四传统的全面背弃。背弃这一传统，其后果之严重，正如著名汉学
家费正清所形容的：“其结果等于砍了中国人的头，使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
失了活力。就是在这样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大跃进’开始了。”接着他说
：“革命的理想是解放人民，不是控制人民。然而这些理想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都
受了罪。在成千成万这类事件中，我们看到革命开始吞蚀革命者了。”

　　大跃进是毛泽东独出心裁的尝试，然而这个尝试遭到惨败。虽然在庐山会议的
斗争中，他始终是胜利者，却无疑承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在此后几年间，他曾发
起过类似“四清”之类的运动，试图释放这种压力，结果没有成功。他必须找到一
种彻底解决的办法。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在他那里，政治斗争目标已经变得非常明
确，理论上也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一套；就在这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
概念被提了出来。可是，在他的同志中间，这个危险的思想并没有引起普遍的警觉
。这样，一个号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就像一枚重磅炸弹，于１９６
６年通过一出历史剧突然引爆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新的起源，是一个因，但更多的是果。我们可以从托克维尔
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那里翻过来看这个问题。到了文化大革命阶段，不但毛泽东
思想被推到了“顶峰”，流通在各个领域的被称为“左”的东西，各种潜在的矛盾
和危机都发展到了顶峰，毛泽东就是站在多年所累积起来的结果——问题的顶峰—
—之上发动他的“革命”。他所以能够在“全面不抵抗”的情况下，顺利地推行他
的计划而直奔目标，至少有两根固定的操纵杆与临时装置的方向盘连在一起：其一
是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战略方针，要制造“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
鲁晓夫”实在太方便了，更不用说臭知识分子；其二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权威
主义的确立，使个人领袖处于独尊的地位。当然，个人魅力也不失为一个因素，那
种享受斗争的挑战性格和自由意志，对热情、轻信、好动，具有天然崇拜倾向的青
年学生是特别富于吸引力的。加以运动一开始，就鼓励采取“大民主”的手段，这
在长期因为民主空气稀薄而感到压抑的广大的人们那里，自然容易产生共鸣，难怪
居高一呼，天下风从了。

　　有人以五四的文化性、社会性比附文革，其实大谬。文革只是五七年反右运动
的放大。如果要分期，文革可简单地裁为两截：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此为红卫
兵时期，特点是造反，混乱，无序；后期在１９６８－１９７６年，为新秩序时期
，建立革委会，收拾造反者，进入斗批改，同样是一乱一治，乱极而治。只是文革
比反右更具规模，更复杂，也更荒诞；因为局面宏大而控制不了，才有部队以“支
左”名义的介入；不过唯其如此，正好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武斗的出
现也许是预想不到的，然而无非是阶级斗争极端化的表现而已。其间，出现过许多
“新生事物”，如样板戏，赤脚医生，“三结合”，学习班，交白卷，大批判写作
组，工农兵学员等等，也都是建国后毛泽东系列试验的持续性或一次性展览，没有
什么新意。毛泽东本人的“最新指示”，诸如“吐故纳新”，“走资派还在走”之
类，也多是对运动现象的一种点评式总结，而非理论上的创造，是毛泽东思想体系
中固有的东西。

　　毛泽东是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对五四也曾作过高度的评价；但是对于五四精神
，在他的思想和实践中，都有着明显的矛盾和抵牾之处。尤其是文革，他容忍甚或
鼓励个人崇拜，过于集中权力而独断专行，采取一种封闭而非开放的观点看待中国
社会，满足于一种恩赐的自由和民主，这些都是脱离了五四精神的。五四全面反传
统，而他对传统的观念多所偏爱和保留，轻视知识分子，有明显的反知识主义倾向
，民粹主义倾向。作为启蒙运动，五四无疑重视思想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五
四的启蒙，思想是来自西方的，现代的，新生的。毛泽东对意识形态不可谓不重视
，在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就是“意识形态专政”；但是，这种专政，是在反传统的
名义下对本土文化，农民传统的新的发扬。

　　除去背景的差异，在性质及其表现形态上，文革与五四南辕北辙，存在根本的
不同。

　　一、五四是知识分子自组织，文革是他组织。“大宪章”《十六条》虽然声称
“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实际情况恰好相反
。姑不论后期对国家权力的强化，即使在前期，也是受“中央文革”的指挥和控制
的。所谓“炮打司令部”，打的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论怎样高喊着”踢开
党委闹革命”，最高统帅和副统帅是不能炮轰的。五四时期是弱政府，所以有众声
喧哗。文革期间，即使各级领导被打倒，“靠边站”，最高权力始终不曾悬置或空
缺。两报一刊，舆论一律，表现出高度的指挥效能。因此，说文革是“直接民主”
固然失实，指为“无政府状态”也不确。一声令下，民主就立即收起来了，怎么可
能“无政府”呢？

　　二、五四重估一切价值，打倒一切偶像，真是摧枯拉朽。文革个人迷信盛行：
红宝书，语录歌，忠字舞，红海洋；还有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弥漫着一种宗教气
息。

　　三、作为运动的主体，五四主要是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起着启蒙作用
，青年学生是后起的；在反封建文化的斗争中，他们目标一致，配合密切，是一支
完整的队伍。在文革中，知识分子成了被批判和清理的对象。五四的一代，是学贯
中西的一代；就说青年学生，也都具有相当的学养。文革时代的学生基本是“聋”
和“哑”的一代，他们对西方文化除了敌视，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是一种畸形教育
的牺牲品。由于他们的无知，轻信，往往造成过火的盲目行动，因此长期遭到在文
革中受过损害的知识者的痛恨，斥为“流氓”“痞子”，把时代的暴行完全归结于
他们，而始终得不到原宥。

　　四、五四是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联合体，带有鲜明的民间性和个体性。文革的
造反派成分比较复杂，大约有部分在他们的造反行动中反映了社会底层的要求，从
而给运动带来唯一的亮点；但是，相当部分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并不代表民
间立场。

　　五、五四是天然的群众运动，具有先在的开放性和公开性。文革则是有预谋的
，有目的有步骤展开的群众性运动，带有神秘的性质，许多重大事件也都蒙上了一
层拜占庭式的气氛。

　　六、五四的参与者，都是真理的追随者，是真诚的理想主义信徒。文革的乌托
邦色彩是浓厚的，但是带有欺蒙性。利用人们对民主变革的要求，例如在《十六条
》写上巴黎公社原则，一开始就以它的权威主义，出身论，有关“正统”“嫡系”
的派性争夺等等，显示了一种喜剧色彩。五四的冲突，是价值观念的冲突，理想的
冲突。而文革，则更多地表现为实际利益的冲突，愈到后来愈是如此。

　　七、五四实质上是一场思想运动。文化运动，由此必然是多元多向的；所谓斗
争也都处于同一层面上，是书面的争论和角逐。没有王者，没有公认的权威，也不
需要大法官。文革号召“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目的在于剥夺独立的思想。理解
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完全唯“最高指示”是从。它实质上是一场政治运
动，其间充满了政治歧视，各种凌辱、压制和迫害。《十六条》满纸是“革命”的
权利，唯独没有生命权。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德沃金指出：“如果政府不能认真对待
权利、它也就不能认真对待法。”整个运动以暴力著称，毫无法律可言。单就公开
的数字，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十年间，就有３５万人被折磨致死。

　　八、文革的口号是：“破四旧、立四新”，其实只在形式和皮毛，并没有触及
文化体制和观念中的封建主义，所以才有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上宪法之举。这
种“政治继承权”，显然是王权主义的产物。而五四是彻底反封建的。

　　九、与此相关，文革把几乎所有外国的东西都称之为“帝修反”、“资产阶级
货色”而加以排拒；与列宁让无产阶级“掌握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一切文化”的思
想大相径庭。五四则是“全盘西化”，反排外主义的。

　　十、五四旨在摧毁现存秩序，文革则是在体制内进行的，却恰恰捍卫了内部亟
待改革的部分。五四不打革命的名目，却有革命的灵魂。文革从总体上不具革命性
，没有新的主题，新的思想，新的成果。

　　十一、五四是伦理革命，是在反对封建道德的基础上，重建人性的道德。在文
革，道德与良知成了革命的对象。人们变得狭隘、冷漠、嫉恨、残酷、虚伪，告密
和仇杀之风盛行。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形成，公平地说，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的
产物。但是在文革，道德的摧残尤为严重；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就不仅仅是属于
一代人的了。

　　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就说：“五四精神有退无进”，甚至说了“五四失精神”
的话。倘说这精神一脉尚存，那么及至此时，则已完全为文革所扼死。知识分子跌
落到从来未曾有过的困厄的境地，人格也变为从来没有过的卑贱。剧作家曹禺回忆
说：“‘四人帮’统治的那段岁月，真是叫人恐怖，觉得自己都错了，给我扣上“
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后悔不该写戏，害了读者，害了观众。”“
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
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锗，不要写戏了，情愿
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历
史学家范文澜受了中央文革组长康生、陈伯达批评后，立即写信给刘大年：“请你
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接着
又写一信给黎澍：“你毫不容情地加上自我批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敌
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那时
候，不少人被逼自杀。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前，口袋装有遗书，其辞为：“我实在
交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梁漱溟不甘寂寞，却写信给中央文革并转毛泽东
，表示赞同文革：“主席此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
上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社会之所必要
。……当红卫兵来临，我以维护此一大运动的心情迎之……”诗人郭小川在五七干
校时致信妻子说：“早已下定决心，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永远在学习毛
泽东思想，和工农兵结合中改造世界观，永远生活战斗在第一线。”在宣布恢复党
的组织生活时，又致信妻子说：“我的‘斗私批修’并不好，尚有一个问题需要补
斗。……同志们都在祝贺我，但我认识到这只是革命的新起点，没有什么可满足的
，只是斗争和改造的任务更加加重而已。”五七干校本来是一个带有集体惩罚性质
的劳动场所，臧克家陶然写了大量赞美诗。他在诗集《忆向阳》的序言中写道：“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３０日到了湖北咸宁干校。这个日子，
我永生不能忘。它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座分界碑。”１９７５年批邓，“反击右倾翻
案风”，随即写诗助阵；一年过后形势大变，复歌颂“英明领袖”及“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不论风向如何，唱颂歌是诗人的本分。一些荣幸进入御用写作班子
的如“梁效”“石一歌”辈，把灵魂卖给权势者，至今讳莫如深。其中，如周一良
著书回忆，题为“毕竟是书生”，分明为自己开脱：余秋雨大论“嫉妒”而骂“小
人”，则要努力保持“文明的、高贵的社会形象”，使“社会增加一点高贵因素”。

　　“士风”如此，怎么可能指望从中产生独立的思想者呢？倒是极个别的“士林
”之外的人物，如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以他们诚实的声音打破了禁锢的沉默
。在一个只懂得说谎的国度里，诚实就是思想。他们的文章，日记，言词，诚然说
不上“深刻”，但是价值连城，是那些专一阐释别人的“思想”而自以为高贵的学
者的论著所无法比拟的。然而，他们竟死于屠刀之下！在历史的记忆中，有那么一
根喉管，一直到今天仍然在滴血！

□　本文节选自长文“五四之死”，原载《北京文学》一九九九年第五期，该期杂
志被当局强令撤掉此文后，方得改版重印出版。


http://museums.cnd.org/CR/ZK00/zk218.hz8.htm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