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隽：重探文革前夕“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

reading · 发表于 2023-10-24 05:58:55

重探文革前夕“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
—以北京六中为例

杨隽

作者简介：杨隽，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内容提要：文革爆发前夕的“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常被人称
为“四六八学潮”，部分学者认为这是“红卫兵运动的预演”。
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事件，长期以来，学界却缺乏深入的
研究，仅仅只认为这是文革前夕干部子弟优越感和“革命冲动”
的体现。所谓的“预演”实质上就变成了红卫兵运动中干部子弟
“打老师斗同学”的预演，这种结论显然跟学者们所认为的“重
要性”是不匹配的，因为打老师和斗同学并非是红卫兵运动所特
有。本文并不反对前人所提出的“预演”说，但本文认为“预演”
并非体现在打老师、斗同学方面，而是体现在事件参与者的多样
性和进程的动态性，干部子弟只是其中一个角色而已，从这个意
义上讲才是红卫兵运动乃至文革的预演。本文依据档案等材料，
从北京六中入手，尽可能详细的描述事情的全过程，希望能推动
相关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中学生教育革命、四六八学潮、北京六中、干部子弟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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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64 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部分地区的部分中学里曾陆续
爆发过几场不大不小的“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在学校中进行
阶级斗争的事件。到 1965 年 1 月和 2 月，教育部相继编出了两期
《教育简报》反映《北京市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和《上海市
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的情况，并在第 332 号简报即《北京市
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的“编者按”中写道：“随着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的逐步深入，思想文化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广泛开展，学校中
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斗争的加强，广大师生的政治觉悟有了提高。
最近以来，北京市部分中学的学生开始揭露出学校工作中的许多问
题，要求贴大宁报，揭开学校阶级斗争的盖子，进行教育革命。
据了解，福建、上海、南京等地也有类似情况。1”不过，这几
场事件很快就平息，成了“茶杯里的风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
到 1986 年一些研究者受托调查干部子弟中的红卫兵情况，才使得
“北京市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重回研究者的视野之中。而那
几位研究者将北京的事件命名为“四六八学潮”或“四六八运动”，
并敏锐的和跟紧随其后的红卫兵及红卫兵运动联系了起来，称之为
红卫兵运动或文革的“预演”。然而，尽管已有些关于文革前中学的
研究成果，但有关“预演”的研究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深入。

进一步辨析”四六八”

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地区对文革前夕的“中学生要求进行教
育革命”事件有所研究。一个是福建，一个是北京。福建是福建师
范大学汪征鲁教授的学生张碧红有所涉及，她在 2002 年所做的硕
士论文《陈君实与福州一中》里专辟一小节讲福州一中 1964 年年
底部分学生“要求教育革命”事件。她将其称之为“福州一中大字
报运动”。在那个小节中，她较为清晰的描述了整场事件的大致过
程。首先是干部子弟对墙报提出批评，引发其他学生不满，双方展

1 转引自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 6 卷》，济南市：山东教育
出版社，1989 年，第 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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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论战，进而演变成大字报运动，在学校无法控制的情况下，省教
育厅联合团省委派出工作组，但是工作组还是难以控制局势，最终
震动省委，组成新的工作组，在省委的支持下平息了事件2。另外，
为该校老校长陈君实所编写纪念文集《荆棘之路：陈君实教育实
践文集》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到了这场“大字报运动”3，不过，相对
于张文来说，属于零散性的回忆文字。总的来说，福建的研究是介
绍性的，将事情的大致过程讲清楚了，谈不上深入，既没有和其他
地方发生的同类型事件联系起来，也没有进一步深究，尽管当事人
都怀疑这场事件的真实起因，但也只是怀疑而已。
北京的研究则是围绕着“四六八”进行。最早提到“四六八”
的是 1986 年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做红卫
兵项目4的四位研究者5，他们在结项报告中首提这一事件，并认为
是“红卫兵运动的一段序曲”
6，指从 1964 年底到 1965 年初，北京
西城区三所中学里以干部子弟为主的部分学生进行了串联，组织了
罢课，给中共中央写“进言书”，而这三所中学都是北京市的重点中
学，即北京四中、六中和八中7。其后，米鹤都、印红标、刘小萌、
卜伟华、徐友渔、杜钧福、王海光8等文革研究者在自己的著作或文
章中或多或少的提及“四六八”。不过，对这一事件的具体称谓，研
究者们并没有统一的说法，有的说是“学潮”，有的说是“事件”。
如米鹤都、刘小萌、杜钧福将其称之为“学潮”，而印红标则认为是

2 张碧红：《陈君实与福州一中》，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 年，页 50-53。
3 朱鼎丰主编：《荆棘之路：陈君实教育实践文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5 月，页 80-128。
4 关于这个项目的详细情况可见凤凰网历史的《观世变》栏目与米鹤都的对话，
凤凰网网页有这个对话的文字记录，但有很大的删节，完整版见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103/17/5642174_342366249.shtml#
其实，这个项目就是为从老红卫兵中选拔第三梯队干部作准备的。
5这四位研究者分别是唐灿、米鹤都、陆建华、印红标。
6 唐灿、米鹤都、陆建华、印红标，《思考一代的自我反思——一项关于红卫兵
及其同代人的思想轨迹的研究》，.青年研究，1986 年，第 11 期，页 23。
7 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大潮 1966-1980》，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页 125-126。
8 王海光是网文，见：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论纲），
http://difangwenge.org/read.php? ... =%CD%F5%BA%A3%B9%E2，
2014 年 10 月 10 日。王文较其他研究者唯一有特色之处在于他指出干部子弟
闹事的范围不限于北京，上海、福建也有。不过，据笔者所问，王先生也主要
是通过阅读红卫兵小报得出这一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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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干部子弟发起学生造反风波”9，徐友渔也称其为“部分学生
串联起来，搞罢课”10。不管是否将其视为学潮这一八十年代特有的
称谓，这些研究者都将其视为文革前夜干部子弟革命意识膨胀的一
个例证，并和紧随其后的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联系起来，称之为“红
卫兵运动的预演”11，如印红标就认为“在文革之前，一些得小道消
息之先的北京干部子女，就在流传毛泽东批评教育界的讲话，尝试
在学校造反，并且得到过一些领导干部的支持，这实际上是红卫兵
造反运动的预演”。又如米鹤都在其研究性著作中专辟三页讨论了
这场“学潮”，并认为“这次学潮的基本诉求、参加者的成分等，和
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前的状态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两次学潮所差，实际也仅仅是政治时机的不同”12。但是，若
仅仅是从干部子弟“造反”的这个角度来说预演的话，就似乎抬高
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因为不管是红卫兵运动还是文革，时间跨度
都不短，可以划分成好几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又有着不同的主题，
而仅仅只持续了几个月的“学潮”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把内容芜
杂的红卫兵运动或文革预演一遍呢？可以看出，“预演”之类的说
法并不是对历史深入研究之后的看法，而是一种感性化的认识，需
要进一步的细化。
除去文革研究者们，当事人前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对这一事
件的也有研究，且比文革研究者们要详细得多，他在自己主编的《北
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一书中专辟两节讲述北京六中和四
中的“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他将这些事件放到“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一章下
13。大致说清了两校干部子弟闹

9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
版社，2009 年，页 6-8。
10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中文
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页 134-135。
11 据笔者所查最先提出“预演”的应是是北京学者陆建华，不过他说“值得一
提的是，在‘文革’发动的前一年，北京中学发出的‘四六八事件’。完全可
以说，这是‘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矛头直指学校，直指教育制度的一次预
演”，其后，刘小萌、米鹤都等人都沿用了这一提法，但省略他“文革初期红
卫兵运动矛头直指学校”这个语境。见陆建华，《红卫兵：一项社会结构分析》，
当代青年研究，1988 年第 7 期，页 10。
12 米鹤都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北京市：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8 月，页 84。
13 李晨主编：《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市：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23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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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件的基本过程，填补了我们认知上的部分空白，而且，由于身
份上的便利，李查阅了不少文革研究者接触不到的档案，其叙述很
值得参考。不过，李的毛病在于就事论事，只局限在各个学校之内，
没有把两所学校的运动联系在一起，更不要说联系到后面的红卫兵
运动了，这样的研究固然能填补部分细节上的空白，但还是没把整
件事情说清楚。在这一点上，李的研究比不上不文革研究者们。但
是令人可惜的是，李晨和文革研究者们都没有取长补短，参考各自
的研究成果。本可以互相补充，结果却是各说各话14。
事实上，事情都远比文革研究者和李晨所描述的要复杂得多，
尽管将他们的叙述结合起来可以看得更清晰些。“四六八学潮”的
说法根本名不副实。当时，除去四中、六中、八中等六所中学发生
的 “学潮”，中央美院附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在教师严跃的带
领下，1964 年底美院附中的学生写信给中央要求严查学校党委右倾
问题，而这最终导致中央美院的四清运动，被当事人称之为“文革
的预演”15。同时，将“四六八”并列起来也容易忽略事件真正的核
心和源头---六中。六中发生的时间早于四中和八中，持续的时间也
远长于四中和八中，而且四中和八中是受到六中的影响而起，官方
对四中和八中的处理也参照了六中的经验。在级别上，六中的事情
是中宣部一手挑起，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直接带工作组入校，属中宣
部主抓的四清十个单位之一，跟北大、美院是同级别16。四中是北京
市委负责，北京市教育部长和市委教育部长带队，八中则根本没有
派出工作组，而且，北京六中是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在文革初期
的十大罪状之一17。可以说六中才是源头，将“四六八”并列，对我
们认识整个事情毫无帮助，甚至有误导作用。
从以上简单梳理可以看出，不管是北京还是福建，对文革前夕
“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的研究都亟待深入。本文无意也
无力去---描述全国几个地区中学里的“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

14 米鹤都在《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一书里间接引用了李晨的一些研究成
果。印红标和米鹤都大抵还主要是依据文革时红卫兵们的大字报和对老红卫兵
所做的口述来勾勒出“四六八学潮”的状况。很可惜这三位都没有互相参考。
15 闻立鹏著，《王式廓评传》，岭南美术出版社，2011 年 5 月，页 252-255。
16 陆定一在中宣部对直属十个社教工作队的对话，001-022-01192，北京市档
案馆馆藏。
17 另外几大罪状分别是北京大学、京棉二厂、城子煤矿、石景山发电厂、通县
县委机关等。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 2 卷
1949-1978》.，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年.6 月，页 35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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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而只能根据现有的材料，如档案、文革中的批判材料、报纸
及回忆等文献，同时参考李晨的论述及文革研究者的成果，集中描
述北京六中的“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事实上，北京六
中事件的复杂性被严重低估了，并不仅仅是干部子弟特权和革命意
识的“萌动”，更是诸多矛盾合力交汇动态发展的一个结果，老师和
学生的矛盾、学校领导内部的矛盾、上级主管部门之间的矛盾互相
交织，在你来我往中慢慢塑造出了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六中事件。从
这一点上来说，北京六中事件的的确确就是“红卫兵运动”或文革
的“预演”，谁都没有料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
北京六中事件的缘起—被忽略的副校长角色
在文革研究者的眼中，北京六中事情的缘起及过程是线性而又
简单的，印红标认为“1964 年春夏，与中南海相邻的北京六中部分
干部学生向中央反映：学校贯彻阶级路线不得力，政治思想教育存
在问题，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在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北京六中的主要领导干部受到批判斗争，其中三人被开除党籍。”18；
而米鹤都则说“六中的部分学生给中宣部写信，反映干部子弟在学
校中受压制等”19。可以看出文革研究者眼中六中的事情就是干部
子弟向中央反映六中阶级路线问题，中央就下来派人调查，于是四
清（或社会主义教育）在北京六中就开始了。而六中老师单承佐的
回忆则似乎印证了文革研究者的说法，单回忆说：“学校四清起因
于干部子弟向中央表达对学校的不满，中央遂派团中央书记杨海波
带队来校开展社教”20。
然而事情真的是如此吗？李晨所给出的故事版本就不一样，他
在《北京六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节中专辟 5 个部分讲六中的
事情，比之四中的 3 个部分要复杂得多，首先是文教办公室于 1964
年 6 月下来调查，然后是市团委从 8 月到 9 月对六中进行再调查，
紧接着又是 9 月到 10 月的联合调查，最后是 10 月到 11 月的北京

18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
版社，2009 年，页 6。
19 米鹤都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北京市：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8 月，页 80。
20 参见珠海风云的博客：单承佐先生及其《六中简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b944b10100x01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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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教育部和西城区委教育部的联合调查，再经过如此多轮的调查
之后，才于 11 月 18 日派遣工作组进入北京六中进行四清。就是
说，从中央下来调查到最终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间差不多经
历有 5 个多月的时间，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李晨只提到“高三（1）
班团支书为此上告到团中央”21，并没有提到六中干部子弟给中宣
部写信，更没有说中央的国务院文教办公室进入六中调查是因为学
生反应情况。当然他也回避了文办要进入六中调查的原因。他在这
一节中还提到“有些学生反映领导干部互不信任。党支部书记、团
委书记和一党员副校长之间互不信任”22，含蓄的表明六中的领导
班子有点问题。
而当事人韩凯在 1985 年十月的回忆则恰好回应了李的六中领
导班子不团结的说法，并给出了李晨所避而不谈的文办去六中调查
的原因，他说“当时北京八中有个副校长调到北京六中，向朱德委
员长写了封信，反映六中的阶级路线有问题，这样，国务院文教办
公室才进行调查”23，也就是说是六中校领导的信才招来的国务院
文教办公室的调查，但韩凯在这里并没有点出那位副校长的名字。
而文革初期报纸上的大批判文章则从侧面进一步佐证韩的说法，并
点出了那位副校长的名字，据 1966 年 6 月 25 日六中工作组发表在
《中国青年报》上题为《揭露张文松汪家镠在北京六中的反革命罪
行》的报道，“前北京市委张文松等把坚持党的教育路线、向中央揭
发六中问题的王少勋同志（六中副校长、党员、转业军人）看成他
们的死对头，千方百计进行打击。张文松派了参加联合调查组的两
个人暗中专门搜集王少勋的‘材料’”24，没有一句说到学生向中央
反应情况，只提了六中副校长王少勋向中央揭发六中问题。而有意
思的是，早在五天前，196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就转载了
《河南日报》一篇关于中学生慕振奎于 1964 年批判老师资产阶级
观点的报道25。在当时的氛围下，该报道竟然没有提到同在 1964 年

21 李晨主编：《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市：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226、231。
22 李晨主编：《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市：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232。
23 韩凯，《回忆我在团市委的工作》，《北京青运史资料》，1986 第 1 期，页 23。
24 这则报道是三份报纸同一天登出，内容一样，这里取《中国青年报》的报道，
因为《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的报道是转自《中国青年报》。彭克伟、顾
荣兴、杜永征、杨福珍贵：《揭露张文松汪家镠在北京六中的反革命罪行》，《中
国青年报》，1966 年 6 月 25 日，第 4 版。
25新华社：《毛泽东思想哺育的青年勇于大破修正主义思想革命小将慕振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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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起来揭发学校修正主义观点的北京六中干部子弟，这着实让人觉
得奇怪。
事实上，这个 63 年 4 月调来实际履行校长职责的副校长王少勋
26从一进入六中起就开始不厌其烦的向上头反映问题了。先是区
委、然后是市委、最后则是国务院，据王自己的说法：
一到六中，印象是脏、乱、没政治空气……向区委反映了，可
是区委总不来，也不接见我，到学校来也不找我谈谈。反映了，找
他们谈谈也不耐心听取，我觉得有意见，给杜惹27 同志写了五次信，
最后才接见我，后来给市委张文松同志两年写了五次信，打了电话，
好几次听不清了，也不接见。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提了意见，领导上
也表示要下来，隔了一年多，也不见动静，我又写了第五封信给张
文松同志问：接到我的信没有，如果不接见我就告诉我……一个多
礼拜后，张文松同志下来了，读了后也不耐心听取，我也就没讲完，
就要求调动工作。觉的你们在工作上、政治上都不怎么重视我，我
是付书记，很多报告没听， ……后来，我向国务院反映过，希望
中央下来了解基层情况。
28
很明显，有关六中的问题，王写信向上级反映的时间比干部子
弟要早得多，而且次数上要频繁得多，如果事情真的如米鹤都所说，
干部子弟给中宣部写了信的话。又据档案的记载，国务院文办调查
来北京六中也不是为了阶级路线的问题，在杨海波给陆定一的汇报
中提到“二办原来的调查，搞了二十天，原想调查别的，一去即有
学生反映阶级路线问题.”
29原来，是文办的调查人员到了六中以后干部子弟才登台亮相，把调查的矛头指向了六中阶级路线的问题。

年著文尖锐批判教师的资产阶级观点》，《人民日报》，1966 年 6 月 20 日，第 4
版。
26 遍搜网络只有一篇谈王少勋的博文，北京六中自编的校史对这位副校长也只
是一句话带过，也难怪研究者们会忽略他。另据张文松对八中干部子弟刘梁山
透露张文松自部队转业后一直工作不顺，他把军队的那套“左倾”作风带到教
育领域，与当时的教育领导人及其同事之间严重不合。见珠海风云的博客：解
放军少校转业的中学校长——王少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b944b10100u9zp.html; 张文松与八中
学生刘梁山的谈话记录，001-023-00396，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27 此处似乎是档案记录有误，应为西城区当时主管教育的杜若。
28 北京六中工作组调查情况，王少勋谈六中问题，100-001-0089，北京市档案
馆馆藏。
29 陆定一关于六中社教运动的言论，001-023-00378，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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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仅仅把北京六中事件的点火者归在干部子弟身上是将历史
简单化，笔者认为是王少勋和干部子弟共同点燃了六中的风潮，而
在这其中，王少勋所扮演的角色很可能要重得多，也就是说，王少
勋不仅自己写信给中央反映六中的问题，很有可能还利用干部子弟
和老师及其他同学之间的冲突，使得干部子弟和老师及同学之间的
对立愈发的严重。还是王自己的说法：
分歧是从张锦惠问题30 开始，今年三月，学生揭发了这个问题，
我和胡惠娴、陈孚先研究，觉得应该支持学生这个政治热情，也组
织他们学习了几篇毛选，擦亮了眼睛，学生向团委反映，团委没支
持，学生很气愤。后来开团员大会我碰上了，争论得很激烈，在会
上我讲了，要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站稳立场，伍继广当时也肯定会
开的好。下来后，叫陈孚先打通同学思想，我想我就没打通。
也就是说当六中的学生之间及学生和老师出现矛盾出现之时，
王不仅仅是在口头上给予了干部子弟的支持，甚至在行动上也有所
支持，而六中学生内部也知道领导之间分成两派，据一个学生跟前
来调查的团委反应一个干部子弟讲了六中领导上分两派等看法，并
说“看伍继广这小子，我要有枪一定枪毙了他。”进行核查的北京市
团委似乎也发现了这一点，支持国务院文办调查材料的杨海波就说
“六中学生李志宁上我那里告状，说团市委带框框，不听意见，为
伍继广辩护，核对二办材料，追学生和王校长关系。”前文所提到的
文革初期《揭露张文松汪家镠在北京六中的反革命罪行》的报道亦
可佐证这一点，张文松专门派了两人追查王少勋。也就是说，很有
可能是王在指导学生一步步走向和学校的对抗，至少是给学生提供
了建议。

角力：奔向社教之路—中宣部和团北京市委的拉锯战

文革结束后所形成的历史研究文本中总会有意无意的突出“反
面角色”，在客观上形成为尊者讳的效果，在六中这个事情上也是
如此，文革后所形成的文本总会突出康生在北京六中事件上的角

30 张锦惠系北京六中 1964 年高三（1）班团员。所谓张锦惠问题是指六中团支
部就如何处理张锦惠所犯错误而发生的争论。干部子弟主张严厉处理，开除团
籍。而部分校领导则主张不要那么严厉。最终，张锦惠的处理采纳了干部子弟
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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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动辄说“康生指使”、“康生插手”，淡化了其他部门在此事件上
的角色，如中宣部，事实上，从头到尾中宣部就深深的介入北京六
中，因为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就归属中宣部管理，中宣部的副部长张
际春就是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的主任，而根据1958年毛泽东的批示，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实际主管教育。
1964 年 7 月 1 日，文办的调查报告成形之后，并没有立刻引起
轩然大波，在等待了 20 多天后，7 月 24 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
报告做出了批示，指出“青年团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很危险，将
来会是地富反坏的后代接我们的班。小赫鲁晓夫已经有了，不可熟
视无睹，让他们夺团的基层领导。否则，阶级斗争成了空话31”。据
韩凯说康生也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在团组织里已经出现了修正主
义，还直指六中团委书记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7 月 30 日左右，这
个调查报告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宣教动态》上发表，并由共
青团中央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团委。紧接着团中央的杨海波责
令团北京市委检查并派工作组去北京六中，这引起了团北京市委和
北京市委教育部的紧张，尤其是北京市委教育部负责人张文松在看
到文办的这个调查报告后，表示不大相信，甚至怀疑文办做这个调
查的目的就是想整北京市委，因为在 1962 年中共市委的内部党刊
《支部生活》还整版刊载过六中党支部的工作经验32，怎么一下子
就成了修正主义的代表？
于是，团北京市委又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到北京六中调查了差不
多一个月，对文办调查报告中所列出的问题一一进行核实，而所得
出的结论，除了在张锦惠的问题上，其余都否认了国务院文办的结
论，在 8 月底的团市委常委会上，北京团市委的领导人们达成了一
致的意见认为国务院文办的材料是错误的，不能按照他们的要求去
做，汪家镠说：“如果大家按这个情况到处找，就成问题了。”而在
此过程中，张文松也指示他们要追查校内的矛盾问题，这也是前文
所说的干部子弟李志宁向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海波告状的原因。在
干部子弟李志宁找杨海波告状北京团委工作组之后，杨海波严厉批
评北京团市委的负责人汪家镠和李学信，称：“首先你们应该自己

31 综合米鹤都的《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页 83 的注 3 和李晨主编：《北京
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而成，参见米鹤都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
人》，北京市：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8 月，页 83；李晨主编：《北京中小
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市：北京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页 232。
32 阎崇年，周倜主编：《金水桥畔不了情——情系母校北京六中》，北京：北京
出版社, 2012 年 4 月，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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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而团市委的负责人则坚称六中没有阶级路线问题，而杨海
波则坚持要团北京市委改变自己的态度，一直说没有阶级路线问
题。
实际上，北京市团委和北京市委此时已经开始和中宣部和团中
央形成了顶牛的状态。而 8 月 29 日，北京六中党支部书记汪一净
找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教育组成员的谈话，则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在谈话中汪一净除对一些问题进行解释外，其他完全否定文办调查
材料；并批评中宣部：“只听汇报或看材料就把六中的问题在全国
通报，这样做是不是实事求是？33”并要求中宣部收回报告，挽回影
响，这让中宣部十分难堪。最后，9 月 7 日，团市委调查组向杨海
波作了汇报。团市委调查组的看法是：北京六中团委会的工作有很
多缺点，但是总的说是贯彻了阶级路线的，团员中剥削阶级子弟还
是少数，文办的调查材料，除张锦惠的问题以外，其余都和事实有
较大的出入，而张锦惠现在已经被开除团籍了。也就是说到最后，
团北京市委除了在一个问题上有所妥协，其余仍坚持自己的看法。
面对这样的结果，中宣部和团中央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团中央
的态度要温和一些，杨海波还想“说服这些同志，大家一齐作。”，
但是康生的批示就严厉得多，要团中央要追查根子，并指出根子就
在市委和团委34。而市委的张文松则反击说：“团市委不是根子，团
市委当不了根子。”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情况下35，双方的联合调查会
是怎样的一种情况。9 月 9 日，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教育部、共青
团中央、北京市委、西城区委教育部和团北京市西城区委 6 个单位
的联合起来再次到北京六中进行核查材料。可单为了核对一个事
实，就花了两个礼拜的功夫，而且没有达成共识，团北京市委亦在
各种场合表示六中没有阶级路线问题，如六中团委书记做检查时称
自己贯彻阶级路线不利就被团北京市委的人制止，又如团北京市委
负责人在崇文区干部会议上也称“六中没有阶级路线问题，六中未
做结论。”而北京市委的张文松也屡屡指示团市委不能把对自己不
利的东西写进联合调查，还在听取团市委负责人汇报时指责团中央

33 李晨主编：《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市：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233。
34 韩凯，《回忆我在团市委的工作》，《北京青运史资料》，1986 第 1 期，页 24。
35 杨海波称是为了“想说服这些同志，大家一齐作。”韩凯则称因为分歧则组
成了联合调查组。见陆定一关于六中社教运动的言论，001-023-00378，北京
市档案馆馆藏；韩凯，《回忆我在团市委的工作》，《北京青运史资料》，1986 第
1 期，页 23。

262
和文办“荒唐透顶”，甚至亲自汇报六中的调查情况给彭真，彭真
表示：“不管他，你们调查好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终于团市委决定退出联合调查，并发表
三点声明，称：
1、今后我们退出核对材料；
2、我们不同在简报上写上文办材料核对结果；
3、我们已把了解的情况和看法谈过好多次了，文办的同志
如果认为他们的材料属实就让他们向中央交代。
10 月 26 日联合调查组出了一份名为《关于北京市第六中学工
作的调查情况简报》的报告，主要内容为：
（1）北京六中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兴无灭资”的旗帜不
鲜明；
（2）部分教师、班主任、领导同志对学生的一般缺点耐心
教育少，指责、处分多，简单粗暴十分突出；
（3）团的工作贯彻阶级路线不够。不过就是重复了文办材
料的观点。
10 月 28 日，康生看到联合调查组的报告以后，批示：“联合调
查组 10 月 26 日简报，揭露了许多严重的事实，证明六中党支部书
记等人的话是假的。但调查组对那些严重问题的看法，只是用几个
‘不够’来估计学校的领导，事实与对该校领导的估计相矛盾，这
是为什么呢？是认识糊涂，还是思想上有顾虑？”团中央杨海波看
到康生的批示后表示同意36，并再次找到找团市委汪家镠谈，批评
了团市委的态度问题，并叫他们回去检查，指出这是非常错误的。
汪家镠表示检查，但实际上这个检查并没有做。相反，在 11 月 5
日，还向北京市委发了一个要求继续在运动中发展团员的请示 37。
也就是说软性的否定了中宣部对其的批评。

36 李晨主编：《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市：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232-235。
37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4》，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年

263

社教：以退为进的北京市委

面对这样的僵局，中宣部和团中央的杨海波决定先发制人。首
先是张际春批示：工作组前一段象联合国。要研究集中统一领导。
然后，团中央和文办又找到了北京市委的万里，先是电话谈，然后
是面谈，万里的态度是和缓，他称：“工作组下去，意见不一致是普
遍现象，三岔口。”万还说：“市委认为最掌握情况的是工作组，不
是主管部门和团市委，叫市区委教育部退出，另搞一个学校，拿材
料对比，好说服他们。”同时万里还让文办和团中央杨海波把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旗帜拿出来，放手发动群众。不久彭真批示同意六中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1 月 18 日，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海波
带队，由团中央、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教育组、教育部等单位组成的
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进驻北京六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而社教工作组一进入学校校后，就按照先前和中宣部商量的计
划，发动针对党委书记汪一净、副书记李雁书和团支书伍继广的批
斗。接连展开两次 2 次大支委会，紧接着又是党员大会。在此凌厉
的攻势之下，首先是六中的团委书记伍继广顶不住了，交出了自己
的日记，在开批判学校党支书汪一净的大会时，有高三学生冲上去，
抽了她一耳光。而当时工作队长就在旁边看着，没有制止，于是六
中就开风气之先，首创打人风38。干部子弟也纷纷起来批判校领导
“打击迫害工农和干部子弟”，受农村的贫下中农协会影响，六中
还一度成立了“干部子弟协会”。六中的运动还把矛头对准了学
生。高三一班学生万明的父亲在参加解放军之前，曾在国民党青年
远征军 203 师当过少校教官，是蒋经国的部下。万明在运动中，主
动交待出了这一情况，结果就成了“国民党反动军官”出身，被迫
一遍一遍地写对自己家庭的认识。根据部署工作组还批判了一部分
教师。
在工作组大力发动师生进行阶级斗争之时，北京市的领导人并
没有站出来给其摇旗呐喊，相反，继续在秘密的行动，首先是市委
教育部，尽管撤了出来，但是并没有完全根据万里的指示另搞一个
学校，相反，在六中社教工作组进入之前，继续调查六中，团委也

12.月，页 999。
38 老鬼，《把生命献给草原》，传记文学，2007 年，第 3 期，页 61-64。
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264
在其中，而这样做竟然也得到了万里的支持39。他们发现学校里其
实已经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干部子弟，支持按照出身发展团员，另
一派则是出身不好的人，不喜欢按照出身发展团员。12 月 5 日，北
京市委批准了团市委关于在运动中继续发展团员的请示，尽管说要
“吸收经验教训”。实际上对团委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而支
持六中社教运动的万里其实并不怎么赞成工作组的种种做法，据文
革时的材料透露：
当万里和六中的四清工作队长谈到该校党支部书记王一净40的
时候，万里强调说： “这个人不好，过去也对他进行过批评，但要
给他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还不合适。”还说：“我问
过陆定一，在文教口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没有定义。”
结果，强行逼迫工作队给王一净摘了帽子。万里对工作队发动群众
大揭六中的问题十分不满。他含沙射影地指骂工作队：“自己是王
八蛋，不能说成是马列主义；自已是马列主义，不能说成是王八蛋。”
正当六中社教还“方兴未艾”之时，受到了六中的直接影响 41。
北京四中和北京八中的干部子弟也都起来“自发”的进行“阶级斗
争”了。
1964 年 12 月 20 日，北京四中杨××等 6 名干部子弟学生42写
信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揭露北京四中当权“实力派”排
斥出身比较好的党员干部，在学生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对学生
中的政治思想问题不闻不问等等“一些严重问题”。21 日，陆定一
将此信批给了中共北京市委彭真、万里。 25 日在中宣部《宣教动

39 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宣传部印：《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万里反党反社会
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目罪行录
（揭发批判資料选編）》，1967 年 4 月。博讯析世鉴上传，见
http://blog.boxun.com/hero/2006/xsj4/20_3.shtml
40 原文如此，估计在传抄过程中有误。
41 据教育部长何伟的说法是“原来是搞六中，学生住在街上，相互传说。四中
干部子弟带头，抓到反动学生的日记，教导主任没有处理。”这样，“没办法，
被迫设点，不搞不行”参见：上海市教育局：教育部何伟部长关于中学生要求
教育革命的谈话，1965 年 1 月 15 日，A23-2-1413-7，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42 这其中包括秦晓，据秦晓说他是后来才卷入进来的，领头的主要是一些高三
的高干子弟，其中有邱会作的二儿子邱承光，见秦晓，《四中与乌托邦》，，《记
忆》，总第 72 期，北京四中文革专辑（二），2011 年 6 月 30 日。此稿为秦晓
收入北岛主编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 年的北京四中》中的原稿。

265
态》第 114 期（总 1146 期）刊登此信。而此时，四中的高干子弟
们已经开始罢课、罢考、夺权和对学生和老师进行批斗 43。
12 月 28 日，由北京市的领导干部张文松、李晨等带队的工作
组进入北京四中，在进入四中之前，彭真指示要广泛接触群众，听
取各方面意见，于是工作组如同白区工作一般，只是秘密找学生和
老师了解情况，进行谈话44。
北京八中紧跟其后，据陈小鲁的回忆，四中闹起学潮之后，八
中有同学了解后，也在私下串联开会。那时八中高三（4）班团支部
组织批判一个家庭出身不太好，平常有点特立独行的学生。那个学
生认为推动个人进步有“两台发动机”，一台是个人成名成家，另
一台是为革命而学，两台发动机都要，可以跑得更快。于是，大家
就批判他是“白专道路”、“反动学生”。学校党支部当然不同意
批判学生，这样双方就产生矛盾。于是高三⑷班团支部就向各班干
部子弟求援。大家都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开始在学校里贴大
字报，批评校领导。同时陈毅之子陈小鲁还专门去找中宣部副部长
也是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的张际春。张际春对他说：“‘四清’你
们可以搞嘛，但要有部署地搞。你们年轻人，学校有问题，要帮助
解决。45”听闻此言的陈小鲁倍受鼓舞。
1965 年 1 月 12 日北京八中高三⑷班的学生宣布罢课罢考。然
而，随着中共中央全国会议接近尾声，政治的风向却发生了变化，
北京市委的纠偏反击行动则陆续展开，首先是彭真交待万里准备对
闹事的干部子弟进行集中训话46。
在 1965 年 1 月 14 日，二十三条通过的当天，北京市委就迫不
及待的召集闹事干部子弟集中训话，同时还召集闹事的六所中学的

43 人大的教授周孝正就是其中之一，见北岛编：《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 年
的北京四中》，北京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 3 月，页 110-
113。
44 秦晓说工作组最初是在学校外面，分别找人谈话，就像进了敌占区似的。后
来工作组进了学校，软硬兼施。到秦晓班的工作组长孙岩，是中宣部副部长林
默涵的夫人，延安老干部。她完全以前辈的口气跟秦晓谈话，说你们这些孩子
的父母我都认识，你怎么样?听说你刚开始不太主张在学校搞阶级斗争?这是对
的嘛。她还表扬秦晓说，这里就你政策把握得好。
45 陈小鲁口述，徐绥之，黄晓一采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1162
46 宋永毅主编：《彭真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关于四清运动的讲话》，1965 年
1 月 21 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006（第二版）。

266
校长、党支部书记、团委书记听会。万里开了三个多钟头的会。对
学生的“革命行动” 大泼冷水，说他们是： “自高自大，自以为
是，自由散漫，自由主义，不听党的话。” 说： “这个运动必须党
来领导，不是团来领导，没有党的领导搞不好，没有党的领导不能
革命，没有党的领导还不是洪秀全、李自成？”认为“学生的主要
任务是学习，学校要有正常秩序，不能乱来。如果你们要乱来，上
街游行，我有警察，我是市长，我要管。你们的父母我都认识，别
看你们爸爸比我官大，北京市是要听我的。”还说：“你们一个学生
有一个爸爸，一千个学生就有一千个爸爸。如果你们的爸爸都当校
长，就是一千个校长你们听哪一个校长的？你们的校长和党支部书
记，我们没有撤他们的职，你们为什么不听？你们不要看市委和市
人委的牌子小，我们是铁路警察，就是管这一段。就是总统过来，
也要听我们红绿灯的指挥。47” 会后学生交来一堆条子，万里就
说，咱们就辩论，不同意不散会，一直熬到半夜 12 点，学生撑不
过，只好同意他的话，才散了会。薄一波的儿子回去跟薄一波同志
辩论万里的讲话，彭真知道后就告诉万里，就说万里他代表市委，
代表市人委，还代表闹事干部子弟的老子讲话，不过万里第二天
并没有讲这句话。
第二天，即 1 月 15 日又跟北京八中的部分干部子弟辩论，把
学生的革命劲头压了下去。会后他和前西城区委书记韩雪等人说：
“你们谁敢讲这话，我要不请示也不敢讲，我是有所指的。”事后，
万里把这次会议称为“舌战群小”48。
1 月 17 日，彭真对北京六中的运动做出批示，要六中的运动来
个急刹车，说：“学校里搞斗争要适可而止”，并说“在初中学生中
不要过分强调和家庭划清界限。”、“如果在知识分子中过分强调成
分就会孤立自己”。他还要求张文松和汪家镠想办法为六中的领导
干部解套49。同日，北京四中的四清工作组在给北京市委的报告中
称：“按照中央工作会议‘二十三条’的精神办事；……小部分干部
子弟脱离群众，孤立了自己。我们则认为要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47 万里同志和 8 中高三（4）班 14 名干部子弟谈话记录，1965 年 1 月 14 日，
001-023-00397，
48 关于这次会议，秦晓也有回忆，他说：“后来万里在中南海训话，他嘲讽、
调侃，语气严厉，底气也足，训得我们没脾气，只能静悄悄听。他说，你们老
说红二分比白五分好，我看还是白五分好。”
49 原北京市委机关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编：《彭真罪恶史（1925—1966）》，1967
年 7 月，页 73。

267
就要团结一切要革命的人和可以团结的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越
多越好。青年人有点缺点错误，改了就好。”、“这一伙学生斗那一伙
学生是不好的，不足为法的。绝不能简单粗暴，不能打人骂人。但
有些学生对这些话听不进去，讲了多少次还是一再发生这样的事
情。在发生一部分学生要求枪毙毕向明的事件以后，在学生斗了教
师以后，我们都曾立即加以制止，一部分学生也作了检讨。50”而四
中工作队对四中运动打算如下处理：对出身不好，政治历史上有问
题的人，只要他们不隐瞒自己的问题，向组织交待清楚，就不要抓
住不放；不把教学方面的问题跟政治思想问题混在一起来分析批
判；在揭发问题的时，党内问题与党外问题分开，教师与学生分开。
斗教师、斗学生，要经过工作队批准，以免再发生乱斗、错斗；有
条件的依靠现在的党团组织51。
1 月 21 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做关于四清运动的讲话，
这场讲话是为了贯彻二十三条纠正四清运动的偏差，彭真说运动中
所发生的问题都跟毛泽东和刘少奇通过气了。在讲话中，彭真提及
了中学里发生的干部子弟要求四清的运动，称：
“干部子弟也要一分为二，学校是党领导的，是国家办的，有
什么意见可以发表，有问题可以反映，可以告到中央，为什么罢课、
罢考?他们要革命，这种精神是好的，但办法不对。这种风传得很快。
学校、工厂也发生了。”、“各地方要搞斗争的，包括我们的子女，是
初生牛犊不怕虎，那里开点搞斗争，要经过那个地方的党委讨论批
准。浮动、乱斗要停下来，搞生产，搞教学，搞社会主义教育。我
是北京市的土地爷，消息要灵通一些，西游记唐僧走到哪里，孙悟
空就和土地爷联系。群众的精神是可爱的，运动要导入正规。”
对于出身问题，彭真认为“唯成分论不是马列主义，你一定搞，
就搞，大学、中学的工作队，你先搞自己，还不搞到自己头上?不信
就试一试。为什么你成分不好可以革命，人家成分不好就是反革命?
你们没有想，想一想劲就不那么大了。”
1965 年 1 月 22 日，李晨向四中全体党员宣讲了《二十三条>，
除了少数几个人不服气之外，绝大部分人对李的报告表示赞同。同
日，大约在万里召开训话后一个礼拜，八中老师高家旺就把当时八

50 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1965》，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年 12.月，页 24-26。
51 李晨主编：《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市：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238。

268
中领头闹事的干部子弟刘梁山等三人叫到六中副校长王少勋家里，
王少勋和他们谈了六中情况，还询问刘梁山等准备怎么办？还打算
搞不搞？当刘梁山等说，不准备搞下去时，王少勋说：“还是要搞下
去，重点是争取出来的，你们要争取就可以搞！”
52。然而，八中的
干部子弟并没有按照王的指导去做，他们决定不搞了。不久八中就
在召开发展新党员的支部大会时，故意把罢课干部子弟的团支部书
记也都叫去参加。会上严厉批评了几个积极要求入党的学生，他们
因参与了写大字报和闹事，都做了检讨。随着这几个学生已是“顺
民”陈小鲁明白“大势已去“就服服帖帖的听从指挥了53。到此，八
中的学潮也宣告结束，连工作组都没有派54。而四中的四清则要等
到 8 月 4 日，李晨在四中党支部的讲话指出：“经过多方面的了解
情况，全面历史地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四中没烂，成绩是主要的。”
这样，历时 7 个月的北京四中四清运动才告结束。
在北京市委如此一连串的反击之下，首先是中宣部的下属教育
部表明了态度。
1 月 25 日下午，教育部部长何伟在听取了上海市教育局关于
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的报告之后，讲：
北京是在已经搞起来的学校中，找领导和学生积极分子谈一
下，不要影响教学秩序……。你们面上怎么搞，还是上海市委考虑。
找学校支部书记谈一下，怎么引导，不要堵，也不要放任自流，出
事会闹得领导被动，教学改革就教学改革。政治上问题、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必须依靠工作队，学生没有政策，不懂策略。青年是无所
顾虑，搞起来大家都很紧张，教师没有准备，分不清好老师、坏老
师。真正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非派工作队不行，还要团结 95%以
上。实际上，从何伟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教育部对干部子弟的这种
运动是“叶公好龙”，表面上欢迎，实际上非常不喜欢。这预示着中
宣部也开始改变自己的态度了。

52 张文松与八中学生刘梁山的谈话记录，1965 年 1 月 29 日，001-023-00396，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53 参见陈小鲁口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 ... _2013082590565_2.ht
ml
54 但同样处理了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见晚晴：留住真诚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1/7180/693836.html

269
1965 年 2 月 22 日上午，陆定一在中宣部对直属十个社教工作
队的讲话提及北京六中问题，称“六中也是严重单位，开始团区委，
团市委不相信，团中央也有点不相信，一搞问题很严重，搞的结果
只是三个人，也要区别。王一静与他们不相同，李燕书什么问题还
不清楚，问题有轻有重”。实际上，对六中的问题是“高高举起，轻
轻放下。”看似严重，但真正要处分的也就三个人，而这三个人也不
是等量齐观，这和运动初期发动群众批判“反党集团”时的气势已
不能同日而语了。而这份讲话的录音整理稿后来也报给北京市的宋
硕和刘仁阅读55。
1965 年，3 月 3 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
论文化、教育部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谈到红与专的问题时
专门指出：不能讲唯成分论，团员要帮助那些出身不好的人，使之
能为社会主义服务56。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前段时间彭真为纠偏所做
出的结论和努力。
3 月 24 日，万里又在共青团北京市委的召开的学校工作会议
上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进一步解释了邓小平在教育领域的阶级
路线观，称：“中央书记处讨论教育问题，小平同志讲，在学校里
的阶级路线是什么？就是党员团员能不能团结改造帮助出身不好
的学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党团员的责任。出身好的，特
别是干部子弟，不要多讲成分问题，多讲成分问题对他们没有好处，
他们认为自来红，害了他们。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倒可以讲点成分
问题，可以使他们警惕，家庭出身不太好的，不要受传染57。”
随着中央和北京市委的意见统一，陆定一自然毫无疑问的继续
改变自己的态度，4 月 10 日，在听北京六中社教工作队向陆定一汇
报第一阶段运动进行的情况和第二阶段的初步打算时，陆定一插话
道：
汪一净、李雁书、伍继广要出来，同北京市商量，伍继广这个
人去劳动吧！你们想留一个人在六中，我赞成，有好处，那么清一

55 陆定一在中宣部对直属十个社教工作队的讲话，1965 年 2 月 22 日，001-
022-01192，北京市档案馆藏。
56 杨胜群，闫建琪主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09 年 12 月版，页 1849。.
57 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2 年 11 月，页 815。

270
色吗？共产党中央委员就不是清一色的，学习也还是大是大非，不
要过细了，细了就片面。
相对于 2 月份要处置至少两个人的言论，很明显此时陆定一又
往后退了一步。
再谈到成分问题时，他又说“学生的团结问题，从前叫歧视工
农子弟、干部子弟，反转过来又歧视剥削阶级子弟，这也要注意，
有的地方搞得好，自己卸包袱，有的干部子弟检查，认为升学、入
团都没的说，不在乎、不读书，优越感、歧视别人，两边自我批
评，这样就好了。”明显不再支持干部子弟。
4 月 16 日在北京六中听了工作组的汇报后陆定一再次重复了
以上观点：
不能设想学生一个个都是好的。革命的学校可以出革命的
学生，但也可能出反革命的学生，反革命的学校也可能出革命的
学生……学生的团结问题也要解决，过去是资产阶级子女欺侮
工农子女。现在是工农子女转过来欺侮资产阶级子女。有的学校
搞得好工农子女有包袱的也放下来了。对于地富子女要把他们
改造好，他们功课好的人也可以让他们帮助别人。学得好的人可
跳级。教育部只抓留级，不抓跳级……58。
到这个时候，可想而知北京六中的“四清”运动已经是“再而
衰，三而竭”了。
到 1965 年 8 月 16 日，北京六中“四清”运动领导小组《关于
北京六中四清运动试点的报告》说：“由于我们对中学四清运动没
有经验，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不够，工作中也走过一些弯路，在某些
环节上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主要是在‘二十三条’以前，对学校
问题的严重性估计过分了些，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判一度有些过
头；领导干部‘洗澡下楼’的工作，做得晚了些；学生发动起来以
后，积极分子中一度出现过简单粗暴的行为；抓教学不够有力。59”
而这些话不像是结论，更像是检讨。
至此，持续了一年多的北京六中事件暂告一段落。

58 上海市教育局：上海市教育局关于陆定一同志在北京六中听了汇报以后的发
言记录，1965 年 4 月 26 日，B105-8-569-14，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59 李晨主编：《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市：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232-236。

271

尾声：曲未终，人未散

尽管四中、八中和六中的“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已
经逐渐平息。然而，恰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其后续的效应并
没有随之消失，相反，仍继续在持续发酵。
1965 年 4 月 10 日，在吴子牧报送副市长刘仁的《当前学校工
作中的一些问题》的报告中，不管是对学校，还是对纠正后的阶级
路线，从学生到干部都抱着极大的怀疑态度。干部子弟自然是不满，
而所谓剥削阶级的子弟并没有感到欢欣鼓舞，反而更加担忧，一是
担忧贯彻，二则是担忧如何跟家庭划清界限。学生之间的裂痕依旧。
而不少学校，特别是郊区的学校继续贯彻着以往的阶级路线，有个
区委甚至规定地富子弟参加运动会成绩优秀也不能得奖60。
面对这样的情形，张文松和李晨又先后对学校干部和学生做了
报告。不过，仍然收效有限，如黄万里的女儿在 1965 年高考中就
是因为父亲的问题而最终未被录取，她相同出身的同班同学也没有
被大学录取，而黄还算是受到统战优待的人士，就只是因为相信了
当时媒体的“不重出身，重表现”的宣传，未去找清华校长，最终
也没有逃脱阶级路线的阴影61。就更阻止不了学生中的分裂，如女
十四中的学生也在文革前闹出了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只不过女十
四中机会不凑巧没有掀起任何波澜62。
1965 年 9 月，在西城区教育局关于中小学教学工作的报告中
称“至于红与专关系，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革命和学习的关系。没
有完全解决。当前对待教学改革工作，教师还有各种思想降碍。”
到 1965 年 12 月底，北京市委在对《团市委关于发展团的工作
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的批示里，仍然强调要“不要只看出身，

60 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2 年 11 月，页 819。
61 赵诚著.：《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全新修订版），西安：陕西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4 月，页 132-135。
62 无为：我的一九六六年，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04898f0101cq1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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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表现；而要着重看政治觉悟、阶级觉悟”的发展团员63。也就是
说到这个时候，实际上，发展团员是看出身，而不是看表现的。
结论
通过以上粗线条的梳理可以看出，六中的这场运动并非是像先
前研究者们所说的直线条过程，先干部子弟上书，然后就社教四清
运动开始了，这其中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肇事者”一开
始并没有想到进行“四清”或“社教运动”，而主管的部门也没意料
到要用“社教”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从反映问题到最终进行社教四
清，有一个十分复杂的博弈过程，所牵涉到的角色有六中学生、干
部、老师、团市委、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乃至教育部等等，正如“一
石激起千层浪”，又如“蝴蝶效应”，这其中反应出来的是文革前夕
表面平静下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所汹涌澎拜的暗流和矛盾。六中的事
情也绝非是“茶杯里的风波”，四中和八中已经被证明和其有直接
的联系。而清华附中在同一时期也发生了“娄熊事件”，本是一次普
通的学生斗殴，却只因为一个出身平民，一个出身干部，就上升到
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引发全校的大讨论和大分裂，为未来清华附中
红卫兵组织的出现埋下了伏笔64。
而据笔者所查，上海的重点中学里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据上
海市档案馆的《上海市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记载，上海八所
重点中学里也发生了学生上纲上线批判老师和校领导的事情65。目
前，尚不得知上海的个案之间是否有联系。
总之，北京六中事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皆被研究者们远远低估
了，其复杂和重要的程度可能甚至超过了同时期的北大四清运动，
因为北大的运动并没有经过这么多的参与者，也没有经历如此曲折
的过程，在全国范围内，也难找到有北大这样特殊性的院校，几乎
是个孤例。而六中则代表了当时已露苗头的中学干部子弟骚动，若

63 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 1965》，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年 12.月，页 659。
64 李伟东著：《清华附中高 631 班（1963-1968）》，柯捷出版社，美国纽约，2013
年 2 月（第二版），页 50-64。
65 上海市教育局：上海市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的情况汇报，1965 年 2 月
13 日，B105-2-941-1，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缩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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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们从深度继续挖掘，从广度上加以联系，即挖掘不同地区，
不同个案间的关联，甚至和北大四清联系在一起考虑，则必将大大
推动文革前夕的研究，甚至有可能带动对红卫兵运动初期的研究。

摘自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http://www.sunwinism.joinbbs.net/viewthread.php?tid=3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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