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拨乱反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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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谨以此文纪念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129周年！

　　毛主席说，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建立新中国，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为什么采用文革而不是整风的方式、文革又为什么发展到全面夺权阶段，则是文革研究中的难点。郭建波同志的这篇文章以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出发，对文革为什么发展到全面夺权阶段进行了分析和说明。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以急先锋的姿态登上文革舞台，红色旋风席卷神州大地。但是，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却对文革表现出消极和抗衡的态度，于是毛泽东同志拨乱反正，为了使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召开了具有党内民主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而后，围绕文革要不要扩大到工厂、农村又在党内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是在克服了重重阻碍以后，才将文革推进到工厂、农村，工农群众由此登上文革舞台，文革也最终发展到全面夺权阶段的。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第三部分《拨乱反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8月13日—1966年12月31日）》。现在我们发表该文，就是要让大家通过阅读该文进一步认识到文革发展到全面夺权阶段的真实原因。

　　目录

　　（一）红卫兵运动。

　　1、红卫兵运动的背景。

　　2、红卫兵运动的序幕。

　　（1）清华、北大附中红卫兵的产生。

　　（2）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

　　（3）红卫兵运动向何处去？

　　3、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因素之一——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印发。

　　（2）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因素之二——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3）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因素之三——红卫兵大串连。

　　（4）红卫兵运动的意义。

　　4、无产阶级专政是红卫兵运动的坚强后盾。

　　（1）中央严厉禁止动用国家机器镇压学生运动。

　　（2）中央严厉禁止动员工农群众干涉学生运动。

　　（3）红卫兵运动的坚强后盾。

　　5、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逆流。

　　（1）红卫兵运动的分裂——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

　　（2）保守派红卫兵的形成及其极端表现——血统论与出身论的斗争，从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到联动。

　　（3）造反派红卫兵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4）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变化及其两面性和责任归属问题的分析。

　　（5）关于红卫兵运动主流和逆流的若干分析。

　　6、红卫兵运动在文革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1）红卫兵是在文革背景下产生的由青少年学生参加的群众组织。

　　（2）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先锋作用。

　　（3）红卫兵运动培养和造就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4）红卫兵运动的分裂及其“左”右倾向破坏了文化大革命。

　　（5）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教训。

　　（6）科学地认识、评价红卫兵运动。

　　（二）围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的斗争。

　　1、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文革发展状况。

　　（1）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基本态度。

　　（2）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

　　（3）文革狂飙中的领导干部走向。

　　（4）对多数领导干部文革态度的分析。

　　2、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缘由及其内涵。

　　（1）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涵及其特点。

　　（3）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原因分析。

　　3、召开党内高层民主生活会——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1）会议的缘起及概况。

　　（2）与会人员的发言。

　　（3）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是会议的主题报告。

　　（4）周恩来在会议期间的重要发言。

　　（5）刘少奇、邓小平在会议上做出检讨。

　　（6）林彪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7）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8）中央工作会议闭幕。

　　（9）中央工作会议在文革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4、中央工作会议后的文革发展状况。

　　（1）何去何从？

　　（2）从对军队院校下发的“紧急指示”到四位元帅在军校师生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3）领导干部在文革发展中的立场和态度分析。

　　（4）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和社会上两派力量之间的斗争。

　　（5）文革发展面临的实际窘境。

　　5、国庆节前后两个时期斗争的结局昭示着文革面临重大选择。

　　（1）第一个时期的斗争。

　　（2）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第二个时期的斗争。

　　（4）文革面临重大选择。

　　（三）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

　　1、文革进行的时间在发生变化。

　　（1）文革时间是党内外力量在斗争中确定下来的。

　　（2）文革时间在运动中不断延长。

　　（3）文革时间延长原因的进一步分析。

　　2、文革范围在斗争中有序扩大。

　　（1）文革首先从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搞起。

　　（2）严格限制工厂、农村的文革运动。

　　（3）对军队文革作出严格限定。

　　（4）文革对某些行业、地区及一些人行为的严格限制。

　　（5）文革范围逐步扩大。

　　3、安亭事件是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导火线。

　　（1）上海的文革运动。

　　（2）安亭事件的起因及其发展概况。

　　（3）围绕安亭事件展开的斗争。

　　（4）安亭事件在文革发展中的作用。

　　4、《解放日报》事件进一步将上海文革推向前进。

　　（1）《解放日报》事件的起因。

　　（2）围绕《解放日报》事件进行的斗争。

　　（3）斗争反映出什么？

　　5、工人文革中的逆流——经济主义歪风的兴起。

　　（1）乱象频生。

　　（2）经济主义歪风的兴起及反对经济主义歪风的斗争。

　　（3）经济，还是政治？

　　6、党内高层围绕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进行的斗争。

　　（1）工交座谈会上围绕工厂文革进行的斗争。

　　（2）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围绕工厂文革进行的斗争。

　　（3）“工业十条”（草案）的内容及其意义。

　　（4）“农村十条”（草案）的内容及其意义。

　　（5）对党内高层在工厂、农村文革斗争的评析。

　　7、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的必然与偶然。

　　（1）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

　　（2）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的偶然性。

　　（3）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统一。

　　（4）文革飓风席卷华夏。

　　（四）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是文革从拨乱反正转向全面夺权阶段的动员令。

　　1、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与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

　　2、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中勾画文革的发展历程。

　　3、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

　　（1）张春桥的回忆。

　　（2）姚文元的电话传达。

　　（3）王力的回忆。

　　（4）关锋的回忆。

　　（5）戚本禹的回忆。

　　（6）向中央常委传达毛泽东谈话，在谈话精神指导下起草元旦社论。

　　4、毛泽东发出全面夺权的动员令。

　　（五）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文革从拨乱反正转向全面夺权阶段的直接动力。

　　1、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2、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红卫兵运动。

　　3、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党员领导干部的分化。

　　4、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

　　5、军队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作用。

　　6、两条路线在党内斗争态势的演变及其发展方向。



　　八届十一中全会不仅通过了“十六条”，从政治、运动的方法及相关政策措施上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规定，同时通过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为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从组织上提供了保证。虽然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否定，但是这条路线却没有退出文革舞台，还存在于中央领导机构的个别成员、中央机关以及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大批高级领导干部的头脑中。这表现在他们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仍然采取抗衡的态度。由此才在全党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这个时期，在毛泽东主持下，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了红卫兵运动，文革从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发展到工厂、农村，最终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由于红卫兵运动对于文革形势的发展起着先锋作用，因而我们的研究就先从红卫兵运动谈起。

　　（一）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主要由青少年学生组成，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先锋作用。这个时期，文化大革命是在红卫兵运动的引导下不断推向前进的，广大青少年学生也在运动中经受了锻炼。红卫兵运动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分裂，形成了运动的主流和逆流，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是红卫兵运动在主流与逆流的搏击中，最终主流战胜了逆流，在斗争中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就要首先分析红卫兵运动产生的背景。

　　1、红卫兵运动的背景。

　　一般来说，红卫兵运动产生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红卫兵运动。正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才为红卫兵运动提供了现实的舞台。同时，红卫兵运动又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因而只有从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揭示红卫兵运动的产生与发展。

　　红卫兵运动的主体是青少年学生，也就是大中学校的学生。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学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树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因而一旦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健康发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反修防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就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从他们接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上来说，则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他们所受教育和社会环境熏陶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进行，因而大中学校的师生就首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行动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青少年学生成为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首先发生在文化教育单位，这样就给大中学校的学生提供了参加运动的机会。他们也就有可能率先起来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中。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大中学校也存在不少问题。当时大中学校不论是在教育制度还是教学方法上，与社会主义教育的要求特别是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相当的距离。毛泽东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教育革命的系列谈话，大大鼓舞了青少年学生的信心，提高了他们的勇气，为进行教育革命指明了方向。广大青少年学生从社会实践出发，在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指导下，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实际行动推动教育革命的发展。

　　这个时候大中学校的青少年学生，年轻气盛，思想活跃，敢作敢为，雷厉风行。他们受旧的习惯势力及陈腐观念影响较小，没有社会上的世故积习，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因而在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天下为己任，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

　　由大中学校学生组成的红卫兵能够登上文革舞台，一般说来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造成的。具体说来，是由于这些青少年学生当时所接受的共产主义信念，文革首先在文化教育单位进行，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以及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勇于献身、朝气蓬勃的特性所决定的。正是由于文革的时代要求、青少年学生本身以及所处环境的多重因素的作用，才最终使他们登上了文革舞台。这构成了红卫兵运动的背景。

　　2、红卫兵运动的序幕。

　　红卫兵运动声势浩大，席卷全国，以其磅礴的力量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虽然后来参加运动的红卫兵数以千万计，但是最初却是由一些青少年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开始并不被各级党委及工作组所承认，许多组织处于半地下的、秘密的甚至是非法的状态，对外影响也相当有限，一般局限于一个学校或一个地区的学校内。[1]但是，最终却发展迅速，遍于全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那么，红卫兵是如何产生的呢？工作组是如何对待红卫兵的呢？红卫兵运动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些问题。

　　（1）清华、北大附中红卫兵的产生。

　　北京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不是在大学，而是在中学产生的。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诞生了全国第一支红卫兵。[2]随后北大附中也产生了红旗战斗小组这样的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组织是如何产生的呢？

　　第一支红卫兵出现于清华附中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在清华附中学生与教师、领导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不断激化，才催生出清华附中第一支红卫兵。那么，清华附中师生、领导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矛盾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清华附中的一些学生把与教师、学校领导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些学生开始主要集中于预651班和预642班，还有一些其他班级的学生也同情和支持这些学生的意见。这些学生中多数是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也有一些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不仅是这个时候，其实早在一两年前，他们就与学校领导在一系列问题上意见对立，并进行过多次交锋：

　　一九六四年七月，他们曾就“学校里有没有阶级斗争”、“学校里要不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这两个问题与校方进行辩论。

　　一九六五年二月，他们认为学校提出的“兴无灭资，团结百分之百”的口号“提得过右，而且在实际中它贯彻得还要更右一些。”

　　一九六五年五月和一九六六年四月，他们两次向学校提出开展“小整风”运动，大搞阶级教育（如清明节扫墓）活动、两忆三查活动，均被学校拒绝。学校负责人说：“阶级教育在哪里不能搞，非要到烈士墓去搞！”“两忆三查不能搞，我们应当坚持正面教育，以表扬为主。”

　　一九六六年五月，预651班的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等人对校长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有意见，认为校领导在报告中没有强调这场运动的深远意义，没有强调突出政治，没有强调在运动中要自觉革命，没有强调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认为不强调这些，那就是假革命。此外，还对学校过去不突出政治的问题提出意见。学校领导不同意这些意见，并在不同场合批评了这些意见。

　　五月十日，骆小海写了题为《从我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看我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校领导的文章。文章指责学校不把毛主席的书作为最高指示，还批评学校不重视突出政治，突出业务冲淡政治，在体育运动中搞锦标主义等。

　　五月二十日，由预642班的王铭、张晓宾起草了题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的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系统的汇报材料。他们在这份材料中写道：“我们目前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结果，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要斗争下去，一定能取得胜利。我们下定决心，一届届、一代代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错误方向斗下去，直到把清华附中彻底搞红为止，直到把无产阶级教育方向在清华附中牢牢确立为止，直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清华附中真正地骄傲地飘扬为止。”

　　随着由社教运动转到文化大革命，清华附中学生与老师、领导之间的矛盾逐渐走向尖锐，从最初仅有十几个人与校领导对立，逐步发展壮大，反对校领导的人达到几十人之多。[3]清华附中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五月二十九日傍晚，在圆明园遗址上，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陶正、高洪旭等十来个学生在一起开了一个小会。与会者认为，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为了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为了更加有力地与校方进行斗争，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并一致同意将组织命名为红卫兵。“红卫兵”是前一阶段张承志写小字报时所用的笔名。这一天就成为了红卫兵的诞生日，从此揭开了红卫兵运动的序幕。五月三十一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员邝桃生、骆小海、卜大华、王慧成、张晓宾、王铭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学校的问题。此信洋洋万言，列举了学校的20种错误。[4]

　　六月一日晚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广播后，大大地鼓舞了刚刚组织起来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当时学校把教学楼五楼一个曾作为阅览室的大教室腾出来，专门用作全校师生贴大字报的场所。六月二日下午，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醒目地出现在五楼大教室。大字报的题目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其中写道：“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有100多人在红卫兵的署名下签了名。当时的红卫兵组织很不严密，在红卫兵大字报签了名的也不一定是红卫兵，而有些人虽然没有在大字报上签名，却也是红卫兵，关键在于观点是否与红卫兵一致。[5]

　　清华附中领导并没有接受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意见，反而对他们采取压制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方面积极向党中央、华北局、北京新市委写信反映情况，一方面向北京各有关中学进行串联，寻求支持。

　　六月八日上午，海淀区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地质附中、北航附中等学校以及西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十三中、二十六中等学校300多人相约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学校领导感到来者不善，便以“维持秩序”为名关闭了校门。这些学校的学生坚持了10个小时后，才被允许进入校园。他们与清华附中红卫兵一起，在校园里刷了许多大字报、大标语。为了表示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好几个学校的学生都在自己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上署上了××学校红卫兵的字样。此后，红卫兵的名称很快便在北京许多学校里传开了，以红卫兵或红旗等命名的学生自发组织成批出现。大约在六月三日左右，北大附中的牛皖平、彭小蒙、宫小吉等人成立了类似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自发性学生组织——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不过，到这时为止，红卫兵组织在数量上还是比较少的。在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的学校里，红卫兵在人数上也只占学生总数的很小一部分。[6]

　　由此我们看到，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就是五月二十九日成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虽然成立时没有用红卫兵的名称，但是从性质上来说也是红卫兵组织。这两个组织都是在与当时学校领导出现矛盾的情况下，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不论是清华附中红卫兵还是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都是红卫兵的发起组织。[7]他们的成立拉开了红卫兵运动的序幕。

　　（2）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清华、北大附中的红卫兵拉开了红卫兵运动的序幕。当时的红卫兵主要出现在北京的中学。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背景下，和学校领导存在不同意见而又遭到压制的情况下，才起来造反的。这样在北京的中学里面造反的红卫兵和学校领导之间就形成了对峙关系。这个时候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学校派出工作组，那么工作组在派出以后与红卫兵和学校领导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李雪峰任第一书记的北京新市委执行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的指示，从六月上旬开始，向北京地区的51所高等学校和304所中学先后派进了工作组。大学工作组的成员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部委抽调，中学的由团中央抽调。团中央成立了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团长、副团长分别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惠庶昌担任，并从全国各地抽调了1800多名共青团干部，组成了300多个工作组，分成8个工作队，进驻北京市八个区的各个中学。各工作队的队长均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团中央常委或部长担任。[8]

　　工作组进入学校后，代替了原来的校党委。由于多数工作组虽然接管了学校的领导权，但是却和校党委站在同一立场上，因而学校师生在如何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反对工作组的学生认为，工作组控制运动的做法是保护黑帮，压制革命群众，限制运动的深入发展，要求将矛头对准院校领导。他们以《人民日报》社论为武器，认为自己是按毛泽东思想行事，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而造反的，他们人数虽少，却自恃真理在握，不断和工作组发生冲突。但大多数人是把拥护工作组和拥护党联系在一起的，对反工作组的人进行激烈的反击，双方的斗争越来越尖锐。一些学校发生赶工作组的现象。[9]

　　由此看来，工作组进校后，迅速在师生中间形成了两派，一派拥护工作组，一派反对工作组。这两派的形成又是与对学校党委的不同态度密切相关的。当时红卫兵主要出现在北京的中学，而中学工作组又是由团中央直接派出的。因而这个时候我们的研究就集中在中学工作组上。由于清华、北大附中的红卫兵拉开了红卫兵运动的序幕，这两个中学的红卫兵和工作组的关系就更具有代表性，因而我们的研究就从这两个中学的红卫兵和工作组的关系入手。

　　我们先来分析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

　　当时学校内的大字报基本上都是两个内容：一是批判“三家村”，二是表示拥护校领导、党支部。也有不少大字报对预651班等反对校领导的人进行批评。以个人名义写大字报对校领导表示怀疑、甚至对校领导进行批判的极少。六月四日，团中央派了两个人到清华附中进行调查。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们分别与包括红卫兵在内的各派学生代表进行了几次座谈，红卫兵在与他们的座谈中，感觉受到了鼓舞，斗志更加旺盛。此后，形势发展很快，红卫兵逐步从防守转入反攻。六月五日，红卫兵在教学一楼门庭正面贴出一张题为《揭穿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开始公开点名批判校领导。红卫兵的大字报引起了全校的广泛关注，也招来了很多反对和批判的大字报。清华附中绝大多数的师生在当时是相信党支部的，对处于反对派地位的红卫兵程度不同地持批判态度。红卫兵在这一天还贴出了一张题为《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在这张大字报里，红卫兵向全校发出号召：“一切要革命的同志，立即行动起来，向近在身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黑线猛烈开火！我们要做无产阶级彻底革命派，决不当资产阶级保皇派。”在这里，红卫兵已经明确地把清华附中党支部称为“近在身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黑线”了。[10]

　　从中可以看到，清华附中工作组进校后，宣讲了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关于运动的八条政策规定，并说校方压制学生是错误的，支持了包括红卫兵在内的学生的“革命行动”。[11]清华附中工作组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同意他们将矛头对准清华附中党委，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获悉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停职反省。由于清华附中工作组是受团中央领导的，团中央领导人非常重视清华附中的工作，认为这是打开清华大学党委的重要战线。胡克实要求在清华附中蹲点的海淀区工作队副队长刘晋每天向他汇报情况。工作组承认红卫兵是左派，但感到红卫兵独立性太强，难以驾驭。胡克实根据刘少奇、邓小平的讲话精神，提出立即恢复党团，溶化红卫兵的办法。胡克实并具体指示工作组要抓红卫兵中的坏人。[12]

　　由此不难看出，清华附中工作组对待红卫兵和学校领导上的微妙态度。他们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反对学校领导，是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确知清华大学党委犯了错误，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向附中党支部造反是为了打开清华大学党委这个堡垒的重要环节。他们虽然支持红卫兵进行造反，却又指示工作组在红卫兵中抓坏人，实际上还是想把清华附中红卫兵纳入工作组领导的轨道，使清华附中红卫兵成为工作组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具。

　　这个时候在对待《中国青年报》社论上的分歧又进一步激化了他们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

　　六月二十三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邓小平审阅过的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团结大多数的问题。清华附中红卫兵认为这篇社论只讲团结不讲斗争，调子太低，火药味不浓，是折中主义。[13]

　　六月二十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两张大字报，一张是与《中国青年报》“六二三社论”针锋相对的《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彻底闹革命》，另一篇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在后一篇大字报中，红卫兵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宣称：“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六月二十五日，个别红卫兵成员还把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去，表示对反对工作组的蒯大富的支持，引起清华大学拥护工作组的许多学生的反对，纷纷到清华附中贴反对红卫兵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甚至提出要求工作组“逮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红卫兵”。

　　七月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文中引用了毛泽东一九三九年的一段语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大字报既是针对《中国青年报》的社论，也是针对工作组的。[14]

　　我们可以看到，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一方面是工作组支持清华红卫兵造反，另一方面又想把清华附中红卫兵纳入工作组领导的轨道。工作组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造反，是因为当时工作组已经知道清华大学党委犯了严重错误，而不是工作组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是要指向党内走资派。同时，工作组还想控制红卫兵，使红卫兵按照工作组的意图进行“造反”。这样就形成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工作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而我们认为工作组支持红卫兵造反是有条件的，存在保留态度的。

　　我们再来看北大附中红卫兵与工作组之间的关系。

　　同是第一批红卫兵组织的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在北大工作组进驻北大附中后，受到了工作组的强大压力。七月三日，北大工作组副组长张德华在北大附中召开座谈会，说红旗战斗小组有“方针性”错误。提出用分化中间，先拉群众，孤立少数的方法打垮红旗战斗小组。七月十一日，张承先在北大附中召开部分师生座谈会，批评红旗小组是“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红旗战斗小组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人数由三百多人锐减为一百多人。[15]

　　这个时候，刘少奇对北师大附中红卫兵的指示成为工作组解决中学红卫兵的指导方针。这对中学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

　　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在对北京师大一附中的指示中提出：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地质附中红卫兵、二十五中东风等组织被强令解散，许多未被解散的中学红卫兵组织也受到工作组的批评、指责，与工作组处于对立状态。清华附中工作组进校之初是全力支持红卫兵的，但不久即与红卫兵产生了分歧。工作组要求首先集中火力打击极少数“牛鬼蛇神”，红卫兵则提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清除一切旧思想。工作组要求团结95％以上干部、群众，红卫兵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工作组认为党的领导必须通过工作组来体现，红卫兵则提出必须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工作组认为红卫兵是“不要工作组的领导，搞红卫兵专政”。[16]

　　工作组根据党中央在京领导人和团中央提出的“消化红卫兵，溶化红卫兵”，“逐步把红卫兵溶化到团组织中来”的政策，劝红卫兵自动解散，回班级参加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并安排红卫兵核心成员中比较合乎理想的学生担任学校分团委委员。但是红卫兵既参加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又保持独立的组织。在文革运动的领导方针问题上，红卫兵认为工作组强调政策，防止过激的作法是“搞折中主义”，“只强调团结，不强调斗争”，“火药味不浓”。工作组与红卫兵的矛盾一天天发展，但是清华附中工作组力争主要通过诱导解决红卫兵问题，而红卫兵则力争工作组的支持，不使关系破裂。双方都想以策略取胜。因而直到工作组被毛泽东批判，虽然双方的争执、摩擦不断，却没有反目成仇。

　　其实，清华附中的情况并不多见。北京大学工作组派驻北大附中的工作组断然取缔了红旗战斗小组，红旗战斗小组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也有个别工作组支持了红卫兵，如团中央派出的石油学院附中工作组。总的看来，由于工作组对运动的控制，红卫兵的组织和活动受到限制。[17]

　　从中可以看到，作为上级部门派来的工作组，大都在不同程度上维护了学校党委或党支部。工作组虽然也赞成批反动学术权威，批牛鬼蛇神和黑帮，但他们反对乱批乱斗，主张有计划、有秩序地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18]

　　从研究中可以看到，工作组与中学红卫兵的问题上，除去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等少数工作组以外，多数工作组是站在学校党委或党支部一边的，对正在进行的红卫兵造反运动采取了压制的态度。团中央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工作的。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执行了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这样就与中学红卫兵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不难看出，即便是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的工作组，也与红卫兵之间存在着严重矛盾。这种矛盾集中表现在红卫兵要不要置于工作组的领导之下。如果我们将红卫兵与工作组之间存在的矛盾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存在的深层矛盾则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依靠学校党委（工作组）还是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方式、斗争的矛头是对准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还是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师生上。

　　（3）红卫兵运动向何处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不论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还是团中央，都认为红卫兵不是合法的党、团组织，而是秘密的、非法的，因而对于红卫兵采取了否定的态度，甚至要解散红卫兵。至于清华附中工作组对于红卫兵的支持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时候的红卫兵运动处在高压之下，确实存在着被剿灭的风险。

　　但是，他们的行动却获得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七月二十五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到北京大学主持召开万人辩论大会。北大许多学生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在会上控诉了工作组的压制和迫害。江青对代表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发言的彭小蒙极力夸赞。当彭小蒙在发言中说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江青说：“你们是太阳，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19]不仅如此，中央文革小组还对其他学校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师生予以肯定，支持他们的造反行为，表现出与中央一线常委的不同态度。

　　我们看到，红卫兵在遭到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和团中央工作组打压的情况下，却获得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这反映出在红卫兵运动问题上，在中央内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中央一线常委当时是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而中央文革小组不过是在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办事机构，当中央一线常委对红卫兵采取否定态度的情况下，尽管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师生造反，但是从组织程序上来说，中央文革小组最终还是要服从中央一线常委做出的决定的。

　　从前文我们在工作组问题上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尽管中央文革小组对派出工作组一再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却遭到中央一线常委的拒绝和打压，中央文革小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才不得不对这个问题持保留态度的。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这次在红卫兵问题上又一次表达了否定态度，红卫兵组织及其运动存在被解散乃至于宣布为非法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态度就成为红卫兵组织及其运动能否存在和发展下去的关键。那么，毛泽东的态度如何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3、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红卫兵出现后，不论是工作组还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都是对此采取打压态度的。即使允许红卫兵存在，也要将其纳入工作组预定的轨道，成为工作组执行其路线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确实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工作组受到批判之前，只有北京市海淀区少数中学的激进学生互相串联，学习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成立名称不一的自发组织。毛泽东批评工作组、支持红卫兵以后，北京的中学生和少数大学生纷纷起而仿效，红卫兵初步形成有众多学生参加的政治活动。[20]

　　青少年学生是在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和支持以后，才走向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的。那么，红卫兵运动又是如何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呢？

　　（1）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因素之一——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印发。

　　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在红卫兵运动兴起过程中起着先导作用。这封信件表明了毛泽东对红卫兵肯定和支持的鲜明态度。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写出这封信件的呢？

　　① 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导火线。

　　当时不论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还是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都遭到了工作组和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的打压。但是，他们的行动却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愿意代他们将造反的大字报呈递给毛泽东。这样能否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就成为红卫兵运动下一步发展的关键。

　　七月二十八日，海淀区在北京展览馆召开揭发批判工作组大会，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等人到场，表示支持学生反工作组。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作了控诉工作组的发言，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宣读了一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并当场将这两份大字报稿交给江青，请她把大字报呈送毛泽东。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还附了一封信，其中写道：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大意）。[21]

　　我们看到，红卫兵在遭到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和团中央工作组打压的情况下，却获得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这反映出在红卫兵运动问题上，中央内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这个时候清华附中红卫兵还通过江青将他们造反的大字报呈递毛泽东，请毛泽东对此判明是非。这就意味着将他们与团中央工作组乃至于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分歧和矛盾摆在了毛泽东面前。由于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执行了文革的路线，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也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因而毛泽东是站在了红卫兵而不是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立场上。这样在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的情况下，肯定并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就成为毛泽东的必然选择了。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从中不难看出，清华附中红卫兵委托江青将他们遭到批判的大字报转呈毛泽东，成为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件的导火线。

　　② 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内容及其评析。

　　毛泽东收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和信件后，很快就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出了回信，那么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应该如何看待这封信呢？现在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1）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

　　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内容如下：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22]

　　这封信虽然所署的日期是八月一日，其实早在七月三十一日就已经写好，为慎重起见，还在中央及北京市委领导层内传阅过。

　　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将这封信及清华附中的两张大字报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北京市委负责人李雪峰、吴德：“请考虑此件及附件是否正确。有错误，请指正。”[23]

　　这封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是在获得中央领导层同意以后，才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会议的。这封信虽然印发了会议，最终却没有能够发出，但是这封信的内容却很快传播到社会上去了。这不仅是因为当时革命师生代表参加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他们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要求出发，将信的内容扩散到社会上，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八月三日在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给他们看了印有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文件。红卫兵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革命激情。许多一度受挫的中学红卫兵组织重获生机，并获得更大的发展。此后，红卫兵组织不但在中学迅速发展起来，而且在高校、机关也开始有了发展。红卫兵运动初步形成有众多学生参加的政治运动。[24]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虽然没有发出，但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这两张大字报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题目发表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25]这两张大字报在中央党刊、党报的公开发表，表明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坚定支持。

　　2）对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评析。

　　清华附中红卫兵是在他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高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投身于文化革命洪流中的。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造反行动却遭到了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的打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才将贴出的大字报底稿委托江青呈送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判明是非，希望能够得到毛泽东对他们造反行动的支持。

　　从回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对他们的大字报，还对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大字报及彭小蒙的演说，以及全国和他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表示了热烈的支持。毛泽东在信中告诉这些造反的同学，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支持你们的。“我们支持你们”，是毛泽东和他的革命战友支持红卫兵造反行动的真实写照。这个说法当然是有着史实依据的。因为这封信是毛泽东在征求了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意见以后才印发会议的。他还要求同学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特别是那些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的同时，也要给人以出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

　　从信中可以看到，在如何对待造反学生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不同此前在中央撤销工作组问题上就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了。不论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还是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乃至于各地和他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造反组织的名称虽然不同，但是本质上都是在执行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的文革路线，采取了造反的行动。因而即使这些造反组织的名称不同，所处的地域不同，毛泽东都对他们的行动予以肯定，采取了鲜明的支持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能否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是否采取造反的行动，是毛泽东对他们支持与否的根本标准。

　　同时我们也看到，毛泽东在支持、鼓励青年学生造反的同时，还对他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要求他们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特别是那些犯过错误的人，也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争取使他们逐步改正错误，回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后来红卫兵运动兴起后，不少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比如首都红卫兵组织五大领袖）却辜负了毛泽东的教诲，头脑膨胀，个人主义盛行，小团体意识作怪，严重干扰了文革的进行，酿成了严重后果，造成了沉痛的教训。当然，这是后话。

　　③ 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意义。

　　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并非仅仅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而是以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方式，表明了他对于全国青少年学生造反运动的肯定和支持。这在信中就有明确的反映。这种表态对青少年学生的造反运动，也就是后来的红卫兵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央对于青少年学生的造反运动，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以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态度鲜明地支持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一种是以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反对青年学生起来造反，主张把青年学生的造反行动纳入正常的党、团运动的轨道。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当时在中央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多次向中央一线常委提出不同意见，主张撤销工作组，由革命师生自己进行运动，但是却遭到中央一线常委的激烈反对，始终处于压制状态。在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将各地文化革命的动态及时汇报给毛泽东。如果不是毛泽东七月十八日回京后，经过进一步调查了解，在征求中央其他常委意见以后，果断决策撤销工作组，以后的红卫兵运动是难以发展起来的。

　　撤销工作组和支持青少年学生的造反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当时工作组处在斗争的第一线，他们贯彻中央一线常委的指示，与起来造反的青少年学生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支持工作组，必然否定青少年学生的造反运动；支持青少年学生的造反运动，必然要否定工作组的行动。在工作组与青少年学生出现对峙的时候，撤销工作组，实际上就是对青少年学生造反行动的肯定和支持。这是因为青少年学生的造反行动是践行毛泽东主张的文革路线的。

　　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虽然没有正式发出，却没有因此而影响到红卫兵运动的发展。这封信的内容已经流传到社会上。八届十一中全会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这封信，不仅出席会议的革命师生看到了这封信，八月三日王任重还在钓鱼台专门约见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给他们看了印有这封信的文件。这实际上是将信件内容向清华附中红卫兵作了通报，告诉他们毛泽东对红卫兵造反是持鲜明支持态度的。

　　至于这封信当时没有正式发出，可能与八月四日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发生的激烈争论，以及最终迫使毛泽东改组中央常委这一重大人事变动有关。中央领导层的人事变动，政治局常委的改组，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大事。这样信件的发出就给耽搁下来了，以致于最终也没有向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正式发出这封信。

　　青少年学生的造反运动，在面临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支持。这进一步鼓舞了青少年学生的斗志，振奋了他们的造反精神，推动了造反运动的发展，由此波及全国，为后来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因素之二——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虽然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这两个学生造反组织的名称不同，但是毛泽东在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却对这两个组织都给予了同样的支持。这是因为这两个学生组织都是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

　　当时学生造反组织究竟叫什么，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什么的都有。一般都是打着保卫红色江山的旗号，充满浓厚的战斗色彩，表现出鲜明的斗争精神。即使对于红卫兵这个名称，也不是没有争议。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大会前，周恩来曾建议：红卫兵是外国的名字，赤卫队是本国的名字，我看叫赤卫队这个名字好。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发表的讲话里号召人们学习、熟悉、掌握、运用“十六条”，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也没有一处提到红卫兵。[26]

　　这说明虽然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了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肯定了学生的造反行动，但是直到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的时候，还没有将广大投入造反的革命学生称作红卫兵。将进行造反的革命学生称作红卫兵，是从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之后才产生的。那么，这次大会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才把广大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称作红卫兵运动呢?

　　① 天安门广场举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当时是如何才决定八月十八日召开天安门广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的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八月十六日晚上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外地来的学生很多，大家都想见中央领导人。[27]在这种情况下，当天晚上就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这个决定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绿军装。这将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同一个月前畅游长江一样，这个举动富有鼓动人心的象征意义。[28]

　　不仅如此，这天的群众大会情况还出乎人们的预料。毛泽东一改晚上办公，上午休息的习惯，早晨五点钟就到了天安门。当时事先谁也没告诉，只有周恩来一个人赶到，因为只通知了他一个人。这就打破了旧的规矩。[29]

　　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关于毛泽东一早来到广场，当天的新华社通讯这样报道：

　　“今天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30]

　　本来，中央是在革命师生的要求下，才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的，原先并没有安排毛泽东参加大会。在向毛泽东汇报召开这次会议的情况时，毛泽东不仅同意召开这次大会，还表示要出席这次大会，并一改往日的作息习惯，又第一次在建国后穿上了军装，八月十八日凌晨五时就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只将到达广场的时间通知了周恩来一个人。这说明毛泽东对召开这次主要由革命师生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的高度重视，希望通过召开这次群众大会，支持青少年学生的造反运动，推动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他在建国后首次身穿军装出席这次大会，是非同寻常的，也是耐人寻味的。这不仅是为了营造革命化、战斗化的氛围，鼓舞青年学生的斗志，也是为了宣示这场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对中央和各地仍然对抗和抵制文化大革命的人的一种告诫和警醒，表明了将文化大革命坚决进行下去的决心和信心。

　　在这次群众大会上，经毛泽东提议，1500名学生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在天安门城楼会客室里，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骆小海等人说：“我坚决支持你们！”毛泽东还与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说：“我们不行了，只有我们这些娃娃行，小将行。”[31]

　　大会会场，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的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32]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清华、北大附中的学生代表谈话，明确肯定了他们的造反行为，坚决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还对他们寄予厚望。这是与他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相一致的。特别是在这次百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不仅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更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通过现场百万群众，特别是报刊、电台、电视台的宣传报道、广播、转播，使人们不约而同地将青少年学生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冠名为红卫兵运动，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提出下一步的行动号召。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周恩来接着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北京大学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也在大会上先后讲话，表示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大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百万人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

　　毛泽东在整整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当检阅游行队伍时，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33]

　　新华社当天播发了《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其中突出地报道了红卫兵的情况：“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英姿勃勃，像生龙活虎一样，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红卫兵’是首都大中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表示一辈子当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祖国的红色尖兵。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城楼两侧的东西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广场上，在天安门两侧的东西长安街上，今天都由雄纠纠的‘红卫兵’维持会场秩序。”[34]

　　新华社对这天大会的报道，还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对参加大会的中央领导人，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次序，把刘少奇列在第八位。这在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没有宣布。这件事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35]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八月一日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发出前，只有清华附中的造反学生称作红卫兵，其他学校学生造反组织的称呼则是五花八门。但是，在毛泽东八月一日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印发会议，特别是传播到社会上以后，不少学生才纷纷将造反组织的名称改称红卫兵，在北京各中学尤其是这样。

　　八月十八日之前，红卫兵组织已在北京各中学普遍出现，而在大学则比较少。在大专院校里，大多数还是以个人和较小的战斗队的形式进行文化大革命。北京以外的一些大城市在八月十八日之前也有少数的红卫兵组织出来。[36]

　　八月二十一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中就说：“整个北京市，全国现在都成立了红卫兵，成立红卫兵是党的一个政策。”八月二十五日，陶铸在接见中南地区学生时说：“红卫兵是革命的组织，看来红卫兵有普及全国之势。……在北京，红卫兵起了伟大作用。……学校里有多少人参加红卫兵，看情况，也许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37]

　　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指出：“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谁要反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违背了党中央的决定。”[38]

　　《人民日报》八月二十九日社论中写道：“红卫兵充当了文化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39]

　　不论是陶铸在讲话中提出大力发展红卫兵，还是《人民日报》社论对红卫兵组织性质和作用的肯定，是毛泽东八月一日印发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革命师生的新发展，都是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红卫兵运动的指示。这样就不仅进一步肯定了红卫兵的组织名称和红卫兵运动的合法性，又推动了红卫兵运动在全国的蓬勃发展。

　　由此我们看到，这次天安门广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是应革命师生的要求召开的。中央是在支持革命群众的要求，推动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情况下，才决定召开这样一次大会的。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不仅同意召开这次大会，还表示要亲自参加这次大会，又在建国后第一次穿上了军装，凌晨五时就到达了广场。他在天安门城楼不仅在与学生代表的谈话中，还在大会上以接受并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于青少年学生的造反活动以及把他们称作红卫兵的肯定和支持。这个时候新闻宣传报道也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青少年学生称为红卫兵。这样就以这次大会的召开为标志，不仅宣布青少年学生参加的造反运动是合法的，还将他们参加的运动称为红卫兵运动。随后不论陶铸的讲话还是《人民日报》社论，都在肯定并支持红卫兵运动。因而这次大会对红卫兵运动的冠名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②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在八月十八日以后，毛泽东又是如何接见红卫兵的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到八月二十八日，处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从八月底开始，毛泽东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40]

　　八月三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审阅林彪在下午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的送审稿。送审稿中说：“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在这段话后，林彪亲笔加写：“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毛泽东批示：“退林彪同志：这样修改很好。”

　　下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红卫兵佩戴红领巾和红卫兵袖章。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41]

　　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是在病后初愈的情况下进行的。

　　九月中旬，当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毛泽东身体不适。他在十三日晚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说：

　　“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主持，我不去了。”

　　十五日下午，病后初愈的毛泽东还是赶到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各地的上百万师生和红卫兵。[42]林彪、周恩来发表讲话。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43]

　　十月一日上午十时，毛泽东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参加庆祝活动的有一百五十多万人。三千多名工农兵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和红卫兵代表，分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大会。大会结束时，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穿过金水桥，走进群众队伍中，向大家祝贺国庆节日。整个活动持续六个多小时。这是毛泽东第四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44]

　　十月十八日中午，毛泽东乘敞蓬汽车，沿长安街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历时一个多小时。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45]

　　十一月三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二百多万人。从上午十时十分开始，持续七个多小时。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46]

　　十一月十日、十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二百多万人。十日，从上午十时开始接见，持续六个多小时。十一日，从下午两点半开始，乘坐敞蓬汽车接见长安街两侧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47]

　　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二百五十万人。二十五日，从上午十一点半开始在天安门接见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持续四小时。二十六日，从下午二点半开始，乘坐敞蓬汽车，接见排列在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以西大道两旁，以及在西效机场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是毛泽东第八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从八月十八日以来的三个多月中，一共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人次。[48]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一千一百多万人。在接见活动中，往往持续六、七个小时。这对于年逾古稀的毛泽东来说，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负荷。但是，毛泽东却是乐此不疲，坚持参加每一次接见活动，即使在刚刚病愈的情况下也是这样。这表明毛泽东对接见红卫兵是非常重视的。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和王力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戚本禹回忆说：“实际上，主席也非常劳累的，即使后来安排他坐着敞篷车去接见，可一天坐下来也是非常辛苦的。但主席毫无怨言，仍然坚持要不断地接见。很多人都对毛主席那么多次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表示不能理解。起先，我也是这样的。”

　　“我就对主席说，你已经那么多次接见红卫兵了。现在天气也转冷了，是不是可以暂停下来了。”

　　“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又说，列宁去世得过早，在苏联的青年人中见到过列宁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见到他，将来好继承老一辈的事业，革命到底。他说，接见那么多的红卫兵，不能休息，一天下来，确实很累，回去后躺在床上脚还痛。但是我还是要接见。我们将来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中间能出人才，我们的事业靠他们继承了。我说，他们都还是些小孩子。他说，对了，我们今天的事业不都是靠当年的那些小孩子干的吗？我现在接见几百万青年人，将来在这里面是会出人才的，会继承我们的事业。”[49]

　　王力后来回忆说：“他（指毛泽东——引者注）一直有这思想，就是同苏联有关系的，他说苏联出修正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了。中国要防修，就要让更多的青少年直接见到我。毛主席这话说了多次。”[50]

　　从王力和戚本禹的回忆中不难看出，毛泽东之所以花费很长时间和很大精力来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是因为对他们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就寄托在他们身上了。毛泽东接见这些革命师生，就是希望在他去世以后，红卫兵们不要忘记对他们的谆谆教导，进行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接见的人数之多、每次接见的时间之长，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这表明毛泽东对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殷切希望。这些红卫兵主要是青少年学生，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岁月，也就是杜勒斯等帝国主义预言家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所寄望的第三代、第四代。这些青少年没有经受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艰难考验，也没有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斗争的丰富经历，可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却要依靠他们去传承和发展。因而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出发，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让这些青少年学生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接好老一代的班，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扬广大。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就是希望他们牢记使命，不忘嘱托，在斗争中走向成熟，能够主动地、自觉地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③ 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

　　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印发八届十一中全会，特别是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开始走向社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红卫兵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在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上，既支持、肯定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又存在着重要分歧。这与红卫兵运动自身的两面性结合在一起，影响着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方向。

　　1）红卫兵是破坏旧世界的先锋。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红卫兵开始大规模地走出校园，冲向社会，向旧世界宣战，为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而斗争。

　　红卫兵是改造旧世界的先锋力量。以青少年学生为主组成的红卫兵，长在红旗下，从小受到革命思想教育，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世故少，积极性高，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紧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步伐，怀着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崇高理想，坚决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果断行动，雷厉风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

　　红卫兵冲向社会以后，向着“四旧”猛烈开战。“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在“十六条”中提出来的。这是与新社会格格不入的社会现象。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只有破坏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荡涤社会上存在的污泥浊水，驱散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这个时候的红卫兵在运动中不仅改地名，变姓名，翦裤腿，修发型，换招牌，刷标语，贴大字报，还围攻党政领导机关，炮打走资派，除旧布新，全面出击，形成了强大的声势，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气势，如同一股红色的巨流向旧世界发起猛攻。他们深入基层，走街串户，抓住可疑人物，锁定斗争对象，不畏艰难，勇往直前，不信邪，不怕压，英勇奋斗，无所畏惧。社会上，多少顽固的堡垒被他们攻破，多少庞然大物在他们面前倒下，多少陈规陋俗被他们破除，多少反动势力的气焰被他们打下。这股红色飓风席卷全国，震撼华夏，以其凌厉之势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红卫兵运动以期蓬勃的力量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它不仅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定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是它的坚强后盾，同时作为党中央喉舌的宣传机构还大力讴歌和鼓励红卫兵运动。

　　八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的评论员文章。[51]九月十七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上发表《红卫兵赞》，指出“红卫兵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的革命行动，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这种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使钻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这样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就不能摧毁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社会基础，就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52]

　　八月二十二日新华社播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的电讯，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狠！》、《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八月二十四日新华社发表《上海、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的电讯，八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出《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的电讯，八月二十六日新华社发出《撗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的电讯，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礼！》，社论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霏。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红卫兵的行动，真是好得狠！”。[53]

　　中央报刊及时把党中央的声音传播到红卫兵中间，指导着红卫兵运动的方向。它们的宣传鼓动吹响了红卫兵运动的号角，为红卫兵运动呐喊助威，推动着红卫兵运动的发展。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怀着崇高的革命激情，沿着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方向，以实际行动投入到革命实践中，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2）红卫兵的盲动。

　　红卫兵运动虽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先锋作用，但是他们在破“四旧”和围攻党政机关、炮打走资派的斗争中，由于其自身认识和阅历的限制，却出现了不少盲目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红卫兵在破“四旧”的过程中，致使一些文物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一般来说，文物和“四旧”是能够区分开来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有的文物还是“四旧”的载体，和“四旧”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将它们区分开来又是比较困难的。这就容易在破除“四旧”的过程中，导致一些文物遭到毁灭性破坏。从这方面来说，当时对文物的冲击和破坏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况且当时对于封建迷信和浓厚宗教色彩的标志性建筑的封闭和破除，还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要求。当然，不必讳言，由于认识的局限和冲动，不少文物在当时确实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这是令人痛心的。

　　在红卫兵运动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严重事件。从二十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54]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红卫兵就将矛头对准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从北京开始的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展到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相当多数的党政负责人由于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确对待红卫兵运动，导致双方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有的被揪斗以致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55]这个时候红卫兵在斗争中由于没有对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分析，出现了打击面过大的现象。

　　在红卫兵运动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要分清究竟是经验不足、年轻幼稚才出现的鲁莽行为，还是打着文化革命旗号，怀着个人目的，为转移斗争方向，嫁祸文革的卑鄙行为，也就是说要分清主观故意还是过失的界限。至于有人转移文革方向，故意破坏文革的行为，下文还有分析，此不赘述。从红卫兵运动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当时红卫兵声势浩大，波及面广，冲击性强，由于经验不足、年轻幼稚、个人主义膨胀、小团体的习惯势力作怪等因素的影响，当时造成了不少负面的影响。

　　在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红卫兵运动中确实出现了过火的行为。抄家、斗黑五类、破坏文物、驱赶地富反坏右分子还乡、武斗以及对干部冲及面过大等等，就是在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盲目行为。这是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消极现象。虽然出现了这些消极现象，但是和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来比较，毕竟处于次要地位。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

　　3）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在红卫兵运动上的态度分析。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在红卫兵运动的态度上，总的来说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又表现出不同。这种不同集中表现在对红卫兵运动到底是放还是进行限制上。毛泽东认为从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出发，在红卫兵运动的问题上，要采取放的方针。周恩来则认为要对红卫兵运动进行限制，使红卫兵在既定的范围内活动。中央文革小组执行毛泽东在红卫兵运动上的方针，却又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下进行工作。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是在大政方针一致下的认识分歧，属于具体政策和策略的范围，而非战略上的矛盾。

　　本来，在“十六条”中就提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56]但是在红卫兵运动兴起后，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发生了武斗。毛泽东注视着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敏锐地发现运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他在支持、肯定红卫兵运动的同时，及时采取措施解决业已出现的问题。制止武斗不过是他在处理红卫兵运动问题时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通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而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它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57]

　　这个时候，毛泽东不仅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还以个人的亲身体验为例说服红卫兵，对不同派别的学生不要用保皇派和造反派这些带有鲜明价值倾向的称呼，正确对待工作组成员，要处理好不同派别的学生和工作组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便于化解矛盾，消除分歧，团结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

　　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一听毛泽东这样说，立刻紧接着说：“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就什么都好了。”那时红卫兵正在到处揪斗原由各中央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被揪斗的工作组成员，通常都要戴高帽，挂牌子，遭到“喷气式”的斗争。毛泽东说：“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在学生中这时出现了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组的保皇派的尖锐对立。毛泽东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六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58]

　　毛泽东七月十八日回京后，由于不了解情况，一开始是保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的。后来在弄清了张承先在对待造反学生的态度以后，才不再保张承先了。毛泽东在这里谈到这个问题，是为了让红卫兵能够给工作组成员改正错误的机会，妥善处理好与工作组成员的矛盾，以便于消除分歧，团结起来，共同开展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九月五日发表了《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一开始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显然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59]这个时候，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基本态度，仍是继续主张“放”，而不是“收”。他还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60]

　　不仅在制止红卫兵运动的武斗的问题上，而且在对一些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重要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免受红卫兵的冲击上，毛泽东也是采取了保护措施的。八月十日，毛泽东在李达遭受批斗后的来信上批示：“陶铸同志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61]九月三日，毛泽东在傅连暲遭受批斗后的来信上批示：“送陶铸同志酌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62]

　　八月二十九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闯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家中进行查抄。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以钊荒耄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捡，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信中又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有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当天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并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还写了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要对他们实行保护，努力减轻红卫兵对他们造成的冲击。[63]

　　从中看到，周恩来的这个名单，是在毛泽东保护章士钊等民主人士和领导干部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个名单是周恩来依据毛泽东的文革政策提出来的。不仅如此，在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和来自四面八方的红卫兵打交道，做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从这时起，他的基本工作已放在了红卫兵方面。[64]自红卫兵运动以来，一九六六下半年，仅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统计，周恩来共接见北京和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及群众组织代表达一百六十余次。[65]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不仅说服、开导、教育红卫兵，制止他们在运动中的过激行为，还采取具体措施，纠正他们在运动中的错误，为红卫兵运动的正常进行创造了条件。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周恩来作为中央碰头会的实际主持人，承担着中央日常事务和红卫兵运动的重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中央碰头会。这个时候周恩来将许多精力用在了处理红卫兵运动的问题上。周恩来和毛泽东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在红卫兵运动战略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也存在着明显分歧。这种分歧在若干红卫兵运动的政策措施上表现了出来。

　　八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审定同意李富春与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姚依林等根据“十六条”精神拟定的国务院八个口（外交、文教、科学三口除外）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意见稿。这十条意见的主要精神是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提出要保护国家机密；对一部分干部“烧”到一定程度后要注意保护；既要放手让群众敢于革命，又要让群众学会善于革命、善于掌握党的政策等等。周恩来批示，这件很好，十条意见同样适用于外事、文教、科学三口。[66]当李富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对中央八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十条意见时，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67]

　　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稿。这是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批示组织人起草的，准备下发到县、团级。同日，江青提出：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至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发。[68]随后，周恩来将通知稿报送毛泽东批准。通知稿的主要内容是：一、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通知稿中把这些部门和单位分为十六类，一一列出。二、对上述部门和单位，如发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破坏，必须依法处理。三、重要档案应加以封存。四、此通知发至县、团级，内部掌握，不对外公布。九月一日，毛泽东批示：退总理，此件不发。[69]

　　九月二日，周恩来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运动提出十条要求。主要内容是：红卫兵要大学解放军，“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确的”；“对于在国家和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现行反革命行动，应当加以保护”。“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红卫兵搜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商定。红卫兵串连要保障党和国家的首脑部门、要害部门和宣传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危害；“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要保证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活动不受影响”，“革命串联不在这些机关内部进行”；“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和中间性生产不致停顿，尖端技术的厂区不被闯入，尖端技术资料不受损失，服务医疗事业不致中断”等等。三日凌晨，周恩来对《意见》进行了最后修改。嘱秘书通知陶铸、康生、李富春、谢富治、陈毅、杨成武、吴德、江青、王任重、张春桥、刘志坚、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上午开会讨论。会上，陶铸、陈毅等赞成《意见》，康生等持否定态度。结果，《意见》没有发出。[70]

　　从周恩来同意或制定这三个意图限制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的文件，遭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否定最后没有发出来看，在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的问题上，当时究竟采取“放”还是“收”的政策上，他们之间还是存在分歧的。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三个文件的存废上，还表现在大学工作委员会和首都红卫兵联络总站的设置上。

　　我们先来看大学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七月二十八日，撤销工作组以后，北京市市长吴德感到无法领导运动，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请示周恩来怎么办？周恩来说中央各部委所属大专院校都交由北京市委统一领导，市委成立一个大学工作委员会，各部各口派人参加。

　　周恩来指定吴德为大学工作委员会主任，陶鲁笳为副主任。委员有孔原（调查部）、丁国钰、李清泉（外交部），吴星峰（石油部）调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各部各口负责接待相应学校的师生，派联络员到各学校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大学工作委员会派联络员的事情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批评成立大学工作委员会是与派工作组一样的错误，要立即撤销。[71]

　　我们再来看首都红卫兵联络总站的成立。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北京新市委在八月二十四日决定成立首都红卫兵联络总站，地点设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由市委书记雍文涛主持总站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在联络总站设有办公室，周恩来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负总责。

　　二十六日，周恩来出席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大会。他对来自五百多所大中学校的一千多名红卫兵代表发表讲话说：成立这个联络总站，一是要支持、帮助你们，二是要爱护、保护你们，三是有事情好找你们商量。[72]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成立大学工作委员会还是首都红卫兵联络总站，都是为了将首都红卫兵和学生置于国务院和北京市委的控制之下。这对于规范红卫兵的行动，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能够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红卫兵的指示，当然是有利的。同时，也不难看出，这种作法就将红卫兵置于大学工作委员会和总站乃至于国务院和北京市委的控制之下，束缚了红卫兵的手脚，对于红卫兵运动的迅猛发展当然是不利的。这进一步表明周恩来的作法与毛泽东主张的对红卫兵继续进行“放”的政策还是存在着明显分歧的。

　　其实，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红卫兵运动上的分歧还可以从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的回忆中得到验证。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与周恩来就有着相似的看法。王力后来回忆说：“周总理和陶铸同志力图把红卫兵运动纳入党的领导的轨道，各省市也都这样作，这同毛主席有分歧，毛主席认为不能这样搞。真正理解毛主席思想的人不知有没有，我们当时也不怎么理解，后来琢磨出一点。王任重也力图把红卫兵纳入党的领导的轨道，他在钓鱼台开了一个楼，联系指导红卫兵。王任重同江青的矛盾也包括了上述的问题。”[73]这表明当时在红卫兵运动是“放”还是“收”以及是否置于党组织的领导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能否得到解决，不仅对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同时也对于他们的政治命运会产生重要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周恩来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虽然在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上存在共同看法，但是在具体政策措施上还是存在重要分歧的。这种分歧体现在三个红卫兵文件的制定以及大学工作委员会和首都红卫兵联络总站的建立上。尽管存在着这些分歧，在当时态势下，最终还是以周恩来保留个人意见，服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主张，而使他们之间的分歧得以解决。

　　周恩来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出现这样的分歧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此前在周恩来的多次讲话中就已经流露出来了。他虽然坦言这场革命超出了自己的想象，自己与这场革命的要求存在着差距，但是却并不消极，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参加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还表示要跟上革命的步伐，进行自我革命，消除自己与革命间的距离。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月四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我们每一个决心要革命的、要继续革命的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火热的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己，检查自己。[74]

　　八月十四日，周恩来在回答波兰驻华大使提问时又谈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掉，改革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个长期的工作。这不是突然出现的。过去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由农村发展到城市。[75]

　　与此同时，周恩来并没有否认他本人思想上同这场革命之间的差距。在和学校师生们的谈话中他一再表示：自己虽然干了几十年革命工作，但就文化大革命这个新事物来说，在许多地方还不如年轻人那样思想解放，那样敢说敢闯、没有条条框框，因此，还需要老老实实地向革命师生和人民群众学习。他这样说明：“新的革命运动，我们这些老革命不熟悉了，变成‘保守派’。我们跟主席一道工作，有时毛泽东思想举得不高，错误是经常要犯的，当然不是站在对立的立场上。我们要保持晚节，就要紧跟毛主席不掉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住考验。[76]

　　八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冒雨在清华大学发表讲演。他说：“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这是中央全会解决的问题，因此不能仅仅责备工作组，也不能仅仅责备北京市委”。他所说的“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是把自己包括在内的。当谈到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他说：“八月八日的《决定》现在公布十四天了，你们正在学习。为什么还有隔阂呢？就是因为有许多问题不清楚。有许多问题我们也不清楚。拿我来说，就很不清楚。”[77]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在发言中作了自我检查。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是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毛主席，不要掉队。”又说：“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虽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只提过改良主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教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78]

　　周恩来后来在回顾这一段情况时说：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不是我们原来所能预料的。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就是说，没有能够完全预料到。”“就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对这个运动的发展也常常估计不足，对于这样波澜壮阔的局面的来到，精神准备不够，总是要想办法，把它分步骤，或者分期分批，加以约束、限制。”[79]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虽然在红卫兵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存在不足，但是襟怀是坦白的，言行是光明磊落的。他并不讳言自己认识上的差距，但是表示要努力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自己的认识，跟上毛泽东和文革的步伐，经受住考验。这是周恩来坚定的信念、坦荡的胸怀、高尚的品格以及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的生动表现。当然是应该肯定的。

　　也正因为周恩来在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存在着这些认识，才引发了红卫兵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说周恩来是“和稀泥”、“折中主义”，还在《红旗》十三期社论里加进了批评“折中主义”的内容。[80]不仅如此，十一月初，一个外地来京学生将抄自清华大字报中“周总理有折中主义”等语用电报发往当地，被邮电部门扣下。江青等人却认为电报不好扣，可以发，但不张扬。对这件事周恩来坦然地批示：“张扬出去也没有什么，这是大民主题中应有的文章。”[81]

　　十一月九日，周恩来在同一位外国兄弟党领导人谈到最近中共党内出现的路线错误问题时说：这一时期我也参加了，不能说没有责任。现在有些学校就说我是“折中主义”。那时中央决定我去清华解决问题，我去了不提刘少奇同志，也不提王光美同志。当时应该这样做，这是党的决定，在这方面我们要守纪律，任何时候我们不向群众解释，让群众责备我好了。[82]

　　周恩来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着误解的因素，周恩来从组织观念出发，也不便于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但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也不能说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对周恩来的批评是空穴来风、捕风捉影的。因为周恩来确实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当时进行的大民主，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本来是革命队伍中行之有效的民主方法，是共产党人民主生活的生动体现。后来，有人以此来扩大中央文革小组、红卫兵与周恩来之间的矛盾则是别有用心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与周恩来之间在红卫兵运动问题上的态度总的来说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却是存在着分歧。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的一致性是主流，分歧则是支流。我们既不能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就忽略他们之间的分歧，也不能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就漠视他们之间的一致性。而是要从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对他们之间存在的一致性和分歧作出准确界定并由此进一步研究这种异同对于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4）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方向。

　　以上我们分析了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在红卫兵运动上的态度。那么，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又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我们知道，红卫兵是由青少年学生组成，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自发出现的群众组织。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一经形成，就会沿着自身发展的轨迹前进。这些青少年学生，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长在红旗下，深受党的教育多年，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怀着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理想，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推动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同时由于他们年轻、冲动、政治经验少，容易任性行事，走向极端，又表现出破坏性。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以及具体负责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就要承担起指导红卫兵运动的重任，使红卫兵运动能够沿着文革的正确方向发展，而不致于偏离文革目标，成为一些人谋求私利的工具。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红卫兵究竟要不要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其实，党内走资派就隐藏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内部，掌握着权力，平时以党的领导干部的面目出现，运用权力，谋取私利。红卫兵是党、团以外的群众组织，由青少年学生组成，是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新生组织形式。如果将红卫兵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那么，从隶属关系上来说，红卫兵就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从组织程序上来说，红卫兵就要执行各级党委的命令。这样红卫兵就丧失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组织形式，成为各级党委领导下的青少年组织，难以采取造反的形式了。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又怎么能够起到先锋的作用，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呢？这样的话，由红卫兵率先进行的文革不就流于形式了吗？

　　从文革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红卫兵是不宜于在各级党委具体领导之下开展活动的。但是，从红卫兵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上来看，又必须将红卫兵运动置于文革发展的轨道上，而不能使红卫兵运动偏离乃至背离文革发展的方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红卫兵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导下，由中央文革小组具体负责展开行动。而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导，撇开中央文革小组，凭个人意愿和好恶随意行动。中央文革小组作为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处理文革具体事务的中央机构，直接负责红卫兵运动。其职责是要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及时、准确地贯彻到红卫兵运动中，随时注意校正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方向。后来，红卫兵领袖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命运的起伏，就与此密切相关。当然这是后话。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红卫兵运动虽然没有置于各级党委的具体领导之下，却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导下，在中央文革小组具体负责之下进行的。由于红卫兵没有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因而就便于将斗争的矛头对准隐藏在各级党委内部的走资派。这样他们就会更易遭到各级党委的打压。红卫兵在与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中起到了先锋作用。同时在红卫兵运动过程中，由于认识局限，政治经验不足，也由于某些人处于个人得失的考虑，自身利益使然，因而在运动过程中会产生“左”或右的偏向，出现过火行为，偏离文革方向。这个时候以毛泽东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就要采取适当措施，将红卫兵运动拨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红卫兵运动，总的来说是采取“放”而不是“收”的态度。这个时候处理红卫兵运动的政策措施要服从“放”这个大局。即使红卫兵有一些出格的行为，也是采取比较包容的态度，一般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这是由红卫兵在文革发展阶段的先锋作用所决定的。不然的话，有人就会以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为借口来扑灭红卫兵运动，从而使得毛泽东通过红卫兵运动来打开文革局面的努力化为泡影。这也就不难理解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什么在对待红卫兵运动的问题上采取“放”的态度了。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一旦在红卫兵运动中出现有人扭转文革方向、破坏文革大局的事件发生，那么就要采取强力措施予以干预了。比如在处理西纠和联动的问题上。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红卫兵运动的方向无怪乎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一种是错误的。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怀着在中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激情，是自发投入到文革运动中去的。毫无疑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当然是希望红卫兵运动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但是，参加红卫兵运动的青少年学生的成分是复杂的，自身认识上也是参差不齐的，在全局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出现矛盾时的处理上有人也是患得患失的，因而在红卫兵运动过程中就会出现偏离乃至背离文革方向的错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正确与错误有时也不是泾渭分明，而是混杂在一起的。在基本正确的背后，常常伴随着错误，在错误的背后又蕴含着正确的因素。比如造反派红卫兵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错误。老红卫兵虽然后来转向文革的反面，但是当初他们积极响应文革号召，起来造反，对于文革发动、红卫兵运动的出现又起着重要作用。

　　这样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着先锋作用的红卫兵，在具体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推动和破坏的双重作用。当然正面的一方占着优势，负面的一方处于劣势。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红卫兵运动的方向的时候，要深入分析红卫兵运动的两面性以及这种两面性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红卫兵群体上的发展变化，从而对于红卫兵运动有一个更为准确的判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是从文革发展的全局出发，及时采取政策措施使红卫兵运动沿着文革的正确方向发展，从而推动文化大革命进程的。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一千一百多万首都和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还自身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支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造反行动。这鼓舞了红卫兵的斗志，极大地推动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成为红卫兵运动兴起的第二个因素。

　　（3）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因素之三——红卫兵大串连。

　　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促进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红卫兵大串连则是将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红卫兵大串连呢？红卫兵大串连的概况如何呢？各级党委对红卫兵大串连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红卫兵大串连在红卫兵运动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红卫兵大串连出现的原因。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北京的红卫兵奔赴全国各地，各地的红卫兵奔向北京，以及各地之间红卫兵的相互流动，形成了红卫兵大串连的滚滚洪流。那么，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1）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需要，是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内在要求。

　　“十六条”指出：“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83]这表明文化大革命并不仅仅在北京，而是在全国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同时进行的。

　　各地红卫兵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在批斗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诉求。况且中央、各地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要求各地红卫兵要加强联系，沟通信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共同斗争。但是由于地缘和各地情况的差异，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发展并不平衡。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起着引领运动发展的作用。北京红卫兵消息灵通，思想敏锐，更了解中央的政策，明白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坚定支持。因而从文化大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到走向平衡的要求出发，就需要北京和各地的红卫兵通过串连来宣传政策，交流看法，提高水平，达成共识。只有这样才能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因而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就成为红卫兵进行大串连的内在要求。

　　2）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决策，是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根本前提。

　　我们知道，如果按照原先那样通过派工作组来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及这个时候确定的对待红卫兵的政策措施，那么红卫兵运动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正是由于在毛泽东主导下，党中央决定撤销了工作组，制定了新的政策措施，才使得红卫兵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起着决定性作用。

　　其实，一九六六年六月上旬，毛泽东就已经对于学生的串连表明了态度。六月十日，他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84]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看到，工作组受到批判之前，只有北京市海淀区少数中学的激进学生互相串联，学习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成立名称不一的自发组织。毛泽东批评工作组、支持红卫兵以后，北京的中学生和少数大学生纷纷起而仿效，红卫兵初步形成有众多学生参加的政治活动。[85]

　　这个时候不论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还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都在讲话中及时地回应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

　　八月十六日上午，陈伯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外地来京学生大会上讲话，他根据毛泽东在杭州讲话的精神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

　　在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就有大批外地赴京串连的学生参加。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我们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表示热烈的欢迎！你们辛苦了！”“我们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外地来的革命同学，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援，交流革命的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首都的同学，你们是主人，你们要好好接待客人，发扬无产阶级阶级友爱的精神，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有问题要好好商量！”[86]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产生了极大的示范作用，许多外地的革命师生纷纷来到北京，而北京的革命师生则要到外地去传播革命的火种。这个时候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革命师生的这一动向，于是在中央会议上迅速作出指示，采取相应措施，支持革命师生的串连行动。

　　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把自己的心情说得很明白：“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

　　那时，社会上又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87]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发现了青少年学生中间存在的这种新动向以后，及时因势利导，调整策略，作出了欢迎外地学生到京，支持北京青少年学生到外地进行活动的指示。这表明毛泽东站在红卫兵运动的潮头，推动着红卫兵运动的向前发展。

　　在毛泽东作出这样的表态后，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在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申了支持红卫兵串连的观点。他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本地的学生，和外来的学生，要在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原则基础上，加强革命的团结。有问题，有不同意见，要用调查研究、平等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大家都知道，各地方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都要依靠本地本单位的群众自己动手来干，才能真正搞得好，搞得彻底。我们相信，全国大串联的革命行动，一定能够有力地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88]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谈话和指示，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组织各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革命学生全部、革命教职工代表和中等学校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工代表从九月六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以利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通知说明革命师生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还就来京师生在京逗留时间、主要活动和师生及其代表的产生、若干注意事项等问题作出规定。[89]

　　为了做好来京红卫兵的接待工作，在周恩来主持下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保障了来京红卫兵的衣食住行和接见工作的顺利进行。国务院接待总站下设立了几十个分站，分管四千多个接待站（不含郊区），构成了完整的接待工作网络。市内交通、饮副食业、医疗卫生和代销社等部门全力以赴在总站统一领导下，协助各站、点实现“五包”（吃、住、交通、医疗和思想政治工作）。军委、总政治部派出解放军官兵上万人，参加了红卫兵的接待工作，他们将来京的红卫兵按班、排、连、营编组，并和红卫兵同吃同住同军训。[90]

　　从中我们看到，早在六月上旬毛泽东就作出了进行大串联的指示。但是，毛泽东的指示却在中央一线常委派出工作组的时候给搁置起来了。在撤销工作组以后，毛泽东关于红卫兵串连的指示才又得到了贯彻执行。其实，早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革命师生以前，就有不少外地的青年学生到了北京。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进一步做出了外地革命师生可以来京的指示，中央中央、国务院还联合下发了外地革命师生来京的通知，并为接待红卫兵做好了准备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外地革命师生从全国各地如同潮水般地涌向北京。正是由于这样，我们才说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决策，是形成红卫兵大串连的根本前提。

　　3）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是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从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一千一百多万人。这一千多万红卫兵来自于北京和全国各地，如同一股巨大的洪流从四面八方涌向北京，怀着激动的心情，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红卫兵从各地到北京，又从北京到各地，这决不是游山玩水的旅行，而是负有特殊使命的政治活动。这些红卫兵到达北京以后，被组织起来，进行教育、参观、训练，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传授北京红卫兵进行文化革命的经验教训，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聆听毛泽东的教导，掌握斗争策略。通过在北京的活动，他们清醒了头脑，提高了见识，增长了才干，开阔了胸襟，吸取了精神力量，坚定了理想信念，而后又分赴各地，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

　　如果没有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行动，就不可能出现千万人规模的革命师生到达北京的洪流。这样不论从规模、声势还是影响力上，红卫兵大串连必然会大为逊色，难以起到通过大串连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的巨大作用。正是由于毛泽东大力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不仅大规模地公开接见红卫兵，还竟达八次之多，这样就以磅礴的气势掀起了红卫兵大串连的热潮，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因而我们说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是形成红卫兵大串连的重要推动力量。

　　4）青少年学生破坏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强烈责任心，是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内在动力。

　　早在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而且还写入了同年七月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一文中。文革发动之际，他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91]

　　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是在共产党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从社会、学校和家庭所受的教育中，从小就相信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立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远大志向，确立了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奉献一切的坚强决心。因而当“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他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进行造反，义无反顾，克服困难，不怕牺牲，敢于斗争，勇往直前，以实际行动投身于文革的洪流。

　　为了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他们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来要求自己，锤炼自己，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他们知道，单纯依靠少数人或一个地方的红卫兵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不行的，要想真正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动员、团结全国的青少年学生和工农群众共同奋斗才行。因而要将文革的火种撒遍祖国大地，和各地造反的红卫兵取得联系，到工厂和农村中去，动员工农起来进行文革。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以红卫兵为先锋，广大工农群众为主力军的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清除走资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实现祖国山河一片红。

　　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这个历史的重担就落到了红卫兵的肩上。为了中国的红色江山不改变颜色，他们在革命思想的引导下，怀着宏大的志愿，主动地、自觉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的重任，将文革的火种撒遍祖国山河，支持、帮助各地的红卫兵和工农共同起来投身于文革的洪流。这种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强烈责任心，就成为形成红卫兵大串连的内在动力。

　　5）工作组对各地青少年学生造反的压制和打击，是红卫兵大串联形成的直接因素。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决定派出工作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秉承中央一线常委的指示，要控制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而青少年学生则要求造反，这样工作组和青少年学生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于是北京学生开始到中央反映情况，各地遭到工作组压制和打击的学生纷纷到北京告状，请求中央为他们做主。这样工作组对青少年学生造反的压制和打击，直接造成了最初的串连。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六月初，北京大中学校停课以后，市内学生的串连就已十分活跃。六月上旬，全市各校各单位到北京大学声援、串连的就超过三十万人。撤销工作组以后，各大中学校学生之间的串连更加随意和活跃。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二十八日的一个月当中，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共达212﹒4万多人，其中仅八月十二日一天就达17﹒96万人次。[92]

　　其实，早在工作组时期，各地学生在党中央报刊的鼓动下，像北京大学那样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领导这场运动的省市自治区以及单位负责人，却反对学生这样做。全国各地相继发生的“西安交大六六反革命事件”、“兰州事件”、“长沙惨案”、“铜川血事件”，以及发生在上海、四川等地的类似情况，使造反的学生感到诧异。他们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进行造反，不仅得不到支持，反而却遭到地方和单位领导人的限制和打压，于是他们要找中央去评理。[93]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反工作组的学生纷纷进京告状，太原、长沙、西安等地来京告状和学习的学生接连不断。八月初，每天都有上千学生，上百批到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外地来的，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大串连。[94]

　　八月四日，汪东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说：最近每天都有上千学生、上百批来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情况。其中有一些是外地来的，实际上形成了串连。[95]

　　八月十三日，四千多名天津大学师生因造反受阻，徒步上京告状，学习造反经验。毛泽东得知后，立即指示派车到杨村车站把他们接到北京。北京的师生称他们为毛主席的客人，予以热情接待。天津大学的造反派后来即以“八一三”作为自己组织的名称。[96]

　　这样我们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工作组对造反的青少年学生进行压制和打击，企图把造反的青少年学生纳入工作组领导的文革轨道，从而把青少年学生变成他们推行文革的工具。这样就与造反的青少年学生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压制和打击的青少年学生，为了向中央反映自己遭到的迫害，才到北京告状的。由此看来，工作组对青少年学生造反的压制和打击，是造成红卫兵串连的直接因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造成红卫兵大串连的原因是复杂的。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需要，是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内在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决策，是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根本前提。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是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青少年学生破坏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强烈责任感，是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内在动力。工作组对各地青少年学生造反的压制和打击，是红卫兵大串联形成的直接因素。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决策，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青少年学生建设新世界的革命责任感，以及工作组当时对青少年学生的压制和打击，才构成了红卫兵大串连的复杂原因。

　　当然，这些因素对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具体影响也是不同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以及反映这个需要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决策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行动，是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根本因素。红卫兵的强烈革命责任感，是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内在动力。工作组对青少年学生的压制和打击，则是导致红卫兵大串联的直接原因。因而我们说，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出发，红卫兵大串连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是通过工作组压制和打击造反的青少年学生这种偶然性表现出来的。

　　② 红卫兵大串联将文革星火传到四面八方。

　　红卫兵大串连既包括北京红卫兵到外地串连，也包括外地红卫兵到北京学习，接受毛泽东检阅，吮吸文革素养，汲取精神力量，以便回到本地后继续奋斗，还包括各地红卫兵在祖国大地上的串连。不论是北京红卫兵到外地，还是外地红卫兵涌向北京，乃至于各地红卫兵的串连，蓬勃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如同红色飓风，震天撼地，横扫华夏，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其中，北京红卫兵到外地和外地红卫兵涌向北京，成为红卫兵串连的主旋律。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联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97]为了红卫兵大串连的顺利进行，各地还按中央要求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为串连的红卫兵提供衣食住行。北京红卫兵与外地进京红卫兵的运动方向，从形式上来说似乎是相反的，实质上则是一致的，都是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的实际行动。

　　八月二十二日，北京第五十五中学和第三十中学的四名红卫兵从兰州来到银川串连。他们在自治区党委门口贴出十张大字报，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衡量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银川一中、女中等学校学生贴大字报欢迎北京红卫兵来宁。二十三日，银川召开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银川社教工作团负责人在会上作了检讨，学生代表在会上揭发、批判了工作团（组）的错误。北京红卫兵在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在会上检讨了区党委派工作组等问题，并表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广大革命师生、革命群众一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日，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其它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也陆续成立。

　　八月二十六日，北大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到呼和浩特串连，同呼和浩特二中红卫兵一起进行宣传活动。九月二日，到广州串连的北京地质学院附中、一○一中学的红卫兵和广州八一学校的红卫兵到广东粤剧院进行活动。九月三日，由北京五十四中学、北京帅府园中学、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等学校红卫兵组成的“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在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火车站国际列车上进行宣传活动。

　　在中央九月五日通知后，北京市委组织的第一批去外地串连的学生共约2700人，分属北京三十七所高校和一些中学，目的地分别为上海、武汉、成都、兰州、哈尔滨、乌鲁木齐。与此同时，由北京各学校自己组织的，以及不经过任何组织自己跑出去的串连学生的数目则更大更多，确切数字无法统计。[98]

　　当时北京许多学校的红卫兵到了外地。比如产生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的北京大学就有多数师生到外地串连。至十月十八日，北大去外地串联的达5000多人（当时北大全校师生员工14400多人），地质、地理、技术物理等系外出人数已占全系人数60％以上。至十月二十三日，北大外出串联者达8000余人。至十月二十五日，北大已有95％的学生和一半教师去外地。聂元梓一行在上海去过四个有影响的工厂（上海造船厂、国棉17厂、杨树浦发电厂、良工阀门厂）、四所有影响的学校（复旦、同济、交大、华东师大），看大字报，听辩论，了解运动情况，和工人进行联系。当时清华大学红卫兵蒯大富等人也在上海进行串连，聂元梓想找到蒯大富商讨问题，由于没有找到蒯大富，因而没有谈成。[99]

　　九月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向全国各地发出通知：“第一批前往各地的红卫兵已于9月10日从北京出发，望各地党委、人委立即组织专门接待小组同他们取得联系。由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出面介绍当地文化大革命进展情况和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九月十五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再次通知各地，第二批北京去各地串连的红卫兵约1100人已经出发，串连方向分别为桂林—南宁；成都—重庆—贵阳；武汉—长沙；广州。

　　据上海市统计，到九月六日，上海共接待串连学生28600人，其中北京红卫兵10700人。

　　富于造反精神的北京红卫兵最先开始冲击上海市委。八月三十日下午，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欢迎北京红卫兵大会。北京红卫兵约三千人参加了大会。会上，北京红卫兵批评上海市委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提出上海市委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九月五日下午，北京红卫兵召开了声讨上海市委的大会。在北京红卫兵的带动下，上海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也开始指向各级党委，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也越来越频繁。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冲击各区委机关即达二百多起，参加者七千多人。后来北京造反派红卫兵又在上海设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驻沪联络站、清华大学井冈山驻沪联络站等，加强与上海文化大革命的联系。

　　八月下旬，北京红卫兵南下串连队与贵阳市的红卫兵一起发动了对贵州省委的冲击。九月五日至七日，北京红卫兵三天上街大游行，鼓动炮轰省市委。接着，又帮助建立了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

　　九月二日，北京南下红卫兵及武汉部分学生，在湖北省委文革办公室门前召开揭发控诉湖北省委大会。四日又进行了游行活动。

　　九月二日至四日，北京红卫兵两千人，在要求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接见被拒绝后，举行了静坐绝食抗议。

　　在广州、武汉、长沙、沈阳、成都、杭州、福州、昆明……在全国各大城市，北京红卫兵都无例外地冲击了各地的党政领导机构，对发动造反、校正文革方向起了重要作用。[100]

　　当年《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看到，在北京、在外省、在平原、在山野，到处都有一队队一群群红卫兵，背着背包，唱着歌，日夜兼程行进。当他怀着敬佩而又不理解的心情，同他们深入聊天时，才知道这些年轻人的心灵多么纯真忠诚。

　　一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红卫兵，同他的伙伴穿越无数的山野森林，足足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北京。路上，他们一路向群众赠送《毛主席语录》，进行宣传活动。当一位同伴在深山病故时，他们用乱石砌成坟墓，埋葬了战友，又忍着饥饿前进了。

　　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两个红卫兵，背着老乡送给他们的饼子、锅巴、炒面，越过黄河，爬上吕梁山。饱经战争创伤的老区人民，用玻璃瓶灌了满满一瓶吕梁山的溪水，托延安娃娃带到北京，将溪水倒进天安门前的金水河里，让它在北京陪伴毛主席。

　　许多红卫兵，一路走，一路进行着不同观点的大辩论。一位来自西安的红卫兵说，他的哥哥在火车上同另一红卫兵辩论，对方用水果刀刺进哥哥的喉咙，顿时鲜血不止。当他俩就近下火车走进医院时，哥哥已不能说话，用笔写字告诉弟弟不要照顾他，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比他的生命重要，要弟弟代表他去见毛主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101]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奔赴各地进行串连，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聆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教导，理解文革的要义，领悟文革的真谛，回到本地或到祖国各地进行串连。这些红卫兵在文革思想指导下，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立下远大的志向，以天下为己任，为了使中国红色江山不改变颜色，纷纷北上、南下、东征、西进，跋山涉水，战胜困难，克己奉公，热情高涨，放眼共产宏图大业，足迹遍布祖国山河。他们在串连中，或者播撒文革火种，指明前进方向，或者组织本地红卫兵，建立造反组织，或者宣讲斗争方法，锁定斗争对象，或者与本地红卫兵并肩作战，共同进行斗争，使他们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为了缅怀先烈，重温革命斗争历史，磨练革命意志，红卫兵还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进行徒步串连，到中共一大会址、农民运动讲习所、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参观学习，重走长征路，吃忆苦思甜饭，大庆工人拚命拿下大油田的宏伟气魄使他们的心灵震撼，大寨农民誓把山河重安排的豪迈精神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他们表示要继承先辈革命传统，发扬先辈革命精神，向工农群众学习，锤炼自己，陶冶情操，焕发激情，鼓足干劲，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红卫兵是践行文革的先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虽然作出了进行文革的决议，通过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进行了广泛宣传，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尚未转化为现实的斗争。即使在撤销工作组以后，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仍然存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制约着人们的斗争。通过红卫兵大串连就将文革思想从意识形态方面转化为现实的政治斗争，以实际的造反行动将文化大革命直接呈现于人们面前，将文革进一步推向前进。

　　从红卫兵运动的考察中可以看到，红卫兵以革命青少年的锐气，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志气，以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要求，奔赴各地串连，播撒文革星火。他们不仅是文革思想的传播者，而且还是文革进程的推动者，以对革命的忠诚，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走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列。

　　③ 各地党委（政府）是如何对待红卫兵运动的？

　　红卫兵是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那么各地党委（政府）对待红卫兵运动的态度如何呢？

　　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对红卫兵大串连持消极、限制乃至于反对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各地绝大多数党委（政府）与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

　　陶铸、王任重的态度在北大红卫兵串连上表现了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陶铸和王任重意图阻碍北大学生串连。为此，陶铸写信给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聂元梓说，要“积极搞好本身的革命，创造好的经验”，“派人出去，当然以搞好本单位的运动为前提，这样支援才有力量，才更能起示范作用。”“有的同学要去外地点革命之火，自己走了当然不好。”并表示，将信“尽速印发，可在《新北大》上刊载，广为分发。”陶铸提出串连活动应该在搞好本单位文化革命的基础上进行，孤立地看，倒也没有什么，但是在串连已经成为红卫兵运动发展潮流的情况下，陶铸给聂元梓的信在当时还是起到了限制全国大串连的作用。

　　王任重对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天津点火非常愤怒。他指责道：“就是北大学生了解天津？！”“还相信中央不！？”同时，用“考验左派”和强调“组织纪律”来约束学生，以期控制学生外流。但是，学生还是源源不断地到外地串连，面对这种局面，王任重曾无可奈何地说：“有些同学连‘十六条’也不相信了。实在要走也没有关系，让他们去窜吧！东窜西窜，窜够了还会回来的。至多把运动推后两周。”[102]

　　从中不难看出，在学生串连的问题上，陶铸和王任重的观点是与毛泽东有明显区别的。早在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与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时，就肯定、支持学生的串连活动。[103]陶铸、王任重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但是，他们对北大学生的串连活动还是采取了这样的态度。这就反映出他们与毛泽东在红卫兵串连问题上的不同了。

　　九月二日，北京南下红卫兵及武汉部分学生，在湖北省委文革办公室门前召开揭发、控诉湖北省委大会。四日，又组织游行，高喊“打倒湖北省委”、“打倒张体学”等口号。当晚，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树成发表广播讲话，向全省群众介绍部分学生闹事情况。武汉地区出现和南下的北京红卫兵的大辩论。湖北省委甚至提出要抓“南下一小撮”，张体学在群众大会上发言，“代表湖北3200万人民控诉”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在武汉所干的坏事。[104]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市的学生代表和从北京前去串连的学生，采取了静坐、绝食、示威的反抗手段。上海市出现了日夜围攻北京学生的事件。贵阳市在“谨访政治扒手”的口号下，调集了数万名群众，对串连到那里的首都红卫兵进行了围攻。[105]

　　全国各地绝大多数党委（政府）有关负责人策划了赶走前来串连的北京和外地学生的活动，在武汉、广州、上海、重庆、成都、昆明、杭州等地，南下串连的红卫兵与当地党委（政府）部门发生了冲突，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双方群众的暴力行为。西安、沈阳等地的群众与串连学生也发生了争执和摩擦。但是由于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由于九月五日中央《通知》在全国各地的传播，各地的对立几乎都处于僵持不下、时进时退的局面。随着各地到北京参加接见活动后返回原地的师生人数的骤增，以及四面八方前来串连人员的沟通，各地的造反声势都在逐渐增大。[106]

　　我们看到，当时各地绝大多数党委（政府）不论是对于外地串连红卫兵还是本地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是持消极、限制乃至于反对态度的。他们将南下串连的北京红卫兵称作“南下一小撮”，用“谨访政治扒手”来蛊惑群众，仍然故伎重演，调动群众斗群众，不约而同地掀起了反对红卫兵运动的逆流。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在红卫兵运动上的态度。

　　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各地绝大多数党委（政府）领导干部对待串连的红卫兵采取这样的态度呢？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肯定、支持红卫兵的串连活动，而且还在北京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中央又下发了要求各地接待红卫兵串连的通知，但是各地绝大多数党委（政府）还是采取了如此消极、限制乃至于反对的态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各地绝大多数党委（政府）领导干部和红卫兵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这种矛盾既表现为各地绝大多数党委（政府）领导干部的利益和认识问题，又表现为红卫兵自身的过错问题。在这个矛盾中，绝大多数党委（政府）领导干部的利益和认识问题，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红卫兵自身的过错问题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绝大多数党委（政府）领导干部的利益和认识这一主要方面上，利益问题又占第一位，认识问题处于第二位。

　　具体说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因而不论是北京和各地串连的红卫兵，还是本地红卫兵，都是在文革路线指导下展开行动的，他们将运动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走资派就隐藏在党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因而这个时候的红卫兵就将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作为运动对象。这样就形成了红卫兵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矛盾。红卫兵运动作为群众运动，波及面广，冲击力强，走资派鉴别的标准也有待于明确、细化和完善，这在客观上又进一步激化了领导干部与红卫兵之间的矛盾。文革是对领导干部的立场、思想、品德、特权、作风、行为、生活等方面进行的界定、批判和重塑，严重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因而导致了他们的抵制和反对。

　　同时，文革理论对于文革的原因、目的、内容、方法、意义只是进行了论述，尚未经过实践的验证。虽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中苏论战中指出苏共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但是像后来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悲剧当时尚未出现。因而不少人虽然在口头上拥护文革，实际上还是半信半疑的。当时人们不过是从现象上看到了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乱象，而没有认识到以红卫兵运动为先锋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这种认识的局限性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影响到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党内不少领导干部认识的转变，还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面积破产、新生资产阶级发展壮大、工农群众的雇佣劳动和两极分化的形成，以及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沉痛教训中去重新回首文革，才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也要看到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有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红卫兵运动过程中，由于年轻人对文革的政策学习不够，缺乏正确的斗争方法，再加上没有经验、任性、容易冲动，往往意气行事，这样就容易发生一些错误。这也影响了绝大多数党委（政府）领导干部对于红卫兵的态度，成为他们限制、疏远乃至于敌视红卫兵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说，各地绝大多数党委（政府）领导干部对于红卫兵采取消极、限制乃至于反对的态度，既有他们自身利益和认识的因素，又存在红卫兵自身在行动中的过错。这几个因素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领导干部自身利益和认识的因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红卫兵自身的过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自身利益和认识这一主要矛盾上，自身利益居于第一位，而认识上的问题处于第二位。这是因为如果仅仅是认识上的问题，那么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各地党委（政府）领导干部正确对待红卫兵运动的时候，他们就应该从组织原则出发，按中央的要求正确处理和对待红卫兵运动。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置中央的要求于不顾，同红卫兵处于对峙状态，调动群众来抗衡红卫兵运动。这反映出他们在利益和认识的关系上，利益因素所起的作用是远远大于认识问题的。

　　我们看到，导致各地绝大多数党委（政府）领导干部对红卫兵运动采取消极、限制乃至反对的原因，既有这些党委（政府）领导干部利益和认识的因素，又有红卫兵自身的过错。认识的因素和红卫兵的过错是可以通过思想工作和方法改进来予以转变的，但是能不能使各级绝大多数党委（政府）领导干部摆脱个人利益的狭小圈子，回到革命利益的大道上来，直接影响到今后文革的命运和发展方向。

　　④ 大串联将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

　　红卫兵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由青少年学生自发结成的群众组织。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形成与印发，毛泽东在北京八次大规模接见红卫兵，以及在毛泽东支持下形成的红卫兵大串连。严格说来，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也属于大串连的一部分，但是鉴于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在红卫兵运动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因而我们就把这八次接见另立出来，作为红卫兵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因素之一。

　　在红卫兵运动兴起和发展过程中，虽然存在着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八次接见红卫兵和支持红卫兵大串连三个因素，但是只有大串连才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07]在红卫兵大串连的过程中，北京红卫兵到外地串连，外地红卫兵到北京学习、训练，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以及各地红卫兵进行的串连活动，破“四旧”，立“四新”，红卫兵如同红色飓风，足迹踏遍祖国大地。文化大革命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目的，文化大革命只有在广大革命群众参加的情况下才能够完成。当时虽然有报刊杂志的舆论支持，但是还是需要青年人亲自到基层去进行宣传、发动。因而红卫兵到各地串连，不仅深入基层，接近群众，用通俗的语言宣传文革理论，还要采取实际行动组织、支持当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斗争，将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尽管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撤销了工作组，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了指导地位，但是文革政策还是要依靠各级党委（政府）来执行。这些机构的干部身居领导岗位，能不能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就成为文革能否进行下去的关键。这个时候一些中央领导人和各地党委（政府）负责人对文化大革命仍然抱着怀疑的态度，压制和反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他们言行不一，阳奉阴违，形式上支持文革，实际上却反对文革，文化大革命的进行还是遇到了很大困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才以串连的形式奔赴各地，支持当地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帮助他们建立组织，瞄准对象，改进方法，提高水平，和他们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这样不论从宣传还是实际行动上就将文革的星火播撒大地。

　　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从规模、行动和影响上来看，大串连将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从规模上来说，光进京的红卫兵就达一千多万人，有人估计一九六六年十月份串连途中的红卫兵就达三千多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数举国迁移。[108]如此规模的红卫兵分成无数个小队，到基层，到边疆，到革命圣地，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全国各地串连，声势空前，规模浩大，推动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从行动上来说，红卫兵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文革思想指导下，饱含激情，走出校门，进行串连，深入基层，团结群众，进行斗争，以实际行动践行文革，成为广大革命群众进行文革的先锋；从影响上来说，红卫兵运动正是通过大串连才将文化大革命真正推向前进的。大串连前的红卫兵主要是在本单位或本地进行运动，而大串连中的红卫兵通过跨地区的流动，播撒文革火种，点燃文革星火，使文革深入到青少年学生和革命群众的心中，为下一步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作了重要准备。因而我们说不论是规模、行动上，还是影响上，都是大串连将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的。

　　我们说大串连将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通过大串连，红卫兵运动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红卫兵运动的使命也已基本完成，作为文革先锋的红卫兵逐渐退出文革舞台，而作为文革主力军的工农群众则开始登上文革舞台。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适时中止了红卫兵串连活动。当然，期间中央也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适时进行过局部调整，提倡徒步串连，缓解“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运输困难以及乘车船串连造成的拥挤局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大力提倡徒步串连。社论说：“大连海运学院的革命学生，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我们衷心祝贺这些革命学生长征演习的胜利，并且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十一月十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大会上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倡议书》。大批红卫兵响应号召，组成了一个个长征队，开始进行徒步串连。

　　十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全国大中学校“放假闹革命”持续到一九六七年暑假，决定“从11月21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同时，还指出：“从明年4月起，还有充足的时间，凡是应来而未来北京进行革命串连的大中学生，都会有机会免费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看望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并进行学习和交流革命经验。”

　　十一月下旬，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重申十一月十六日《通知》精神，将免费乘车船和在北京吃住的期限定在十二月二十日。此后，串连人数开始大幅度减少。

　　但是，这个规定没有步行串连问题，而步行串连的学生人数也相当多。一九六七年一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带动下，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全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夺权活动。中共中央、国务院于二月三日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通知提出：“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本主义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了夺权斗争。外出步行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参加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战。”通知规定：“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

　　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通知说：“目前，各地区、各学校、各机关、各企业事业单位，正在集中力量，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同时，在外地、外单位串连的学生和群众，刚刚返回本地、本单位，斗、批、改的任务很繁重。因此，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串连的计划。”此后，北京大中学校外出串连的学生明显减少，绝大多数串连学生还是按照要求陆续返回学校。

　　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通知，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通知说：“最近，有少数学生和群众又开始到北京和其他地区进行串连，北京的一些学校又派人到外地串连。因此，中央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的决定，各地已经外出串连的，应当立即返回。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问题，应当尽量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解决，以免影响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运动和生产。”[109]

　　我们看到，从乘车船串连到提倡徒步串连，从停止乘车船串连到停止徒步串连，中央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红卫兵的串连活动。这种串连活动到十二月中下旬实际上就基本上停止了。徒步串连由于尚在途中，一时难以立即返回故地，因而又持续了一段时间。红卫兵大串连的中止，是因为文革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标志着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文革舞台。十二月上中旬，中共中央分别下发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即“工业十条”）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10]这两个文件的下发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下一步要向工农业领域发展，随着工农群众作为主力军登上文革舞台，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这个时候红卫兵的历史使命也就基本上完成了。

　　总之，大串连被中止的原因，是由于作为主力军的工农群众开始登上文革舞台，作为先锋的红卫兵基本上完成了它的使命。通过震撼华夏的大串连，才真正显示出红卫兵在文革中的先锋作用。他们宣传文革思想，唤醒革命群众，为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作了重要准备。虽然红卫兵运动在大串联以后就基本上结束了，但是鉴于大串连在红卫兵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我们不能不说正是由于大串连才将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

　　⑤ 红卫兵大串联的意义。

　　红卫兵大串联在红卫兵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大串联，红卫兵在全国各地的流动，将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1）大串连的意义之一，是开创了红卫兵运动乃至于文革的新形式。

　　红卫兵是在文化大革命背景下产生的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群众组织，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红卫兵这一新生力量，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在红卫兵已经出现大串连苗头的时候，毛泽东又暂时停止正在进行的斗、批、改，转而支持红卫兵大串连。[111]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在北京八次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对红卫兵大串连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由本地造反到大串连，是红卫兵运动形式的转变。以前进行的造反，只是本单位或本地红卫兵的独立行动，而大串连则是形成了各地之间的横向联系，共同起来进行斗争。这不仅进一步壮大了各地红卫兵的力量，还有利于在斗争中将文革推向前进。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审时度势，顺势而动，从支持造反到进一步支持大串连，就是要通过大串连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由此可见，红卫兵由造反到大串连，不仅是红卫兵运动形式同时也是文化大革命形式的变化。

　　2）大串连的意义之二，将文革星火传到祖国各地。

　　虽然中共中央下发了“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了。但是却遭到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干部的抵制，各地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遭到了他们的限制和打压。由于各地党委（政府）许多领导干部掌握着权力，以党和政府的面目出现，曲解中央的文革精神，因而在斗争中他们往往占着上风，致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遇到了重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串连的红卫兵，不畏艰险，勇往真前，到达各地后迅速与当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这样不仅增强了当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力量，提高了他们进行斗争的勇气，还身体力行地将文革精神直接传到了那里，以实际行动鼓舞了人们的斗志，进一步强化了文革的思想武器，在辩论和斗争中唤醒群众。

　　3）大串连的意义之三，以磅礴的气势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红卫兵大串连是将文革推向前进的助推器。几千万红卫兵在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走出校门，踏入社会，长途串连，宣传发动，不畏艰难困苦，冲击守旧势力，荡涤残渣余孽，革除旧俗陋习，如同红色旋风席卷神州大地。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这些红卫兵青春焕发，信仰坚定，朝气蓬勃，无所畏惧，敢于斗争，所向披靡，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们以排山倒海的强大威力，以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在神州大地上铺写了文革的壮丽画卷，从理论和实践上将文革推向前进。

　　4）大串连的意义之四，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大串连将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此后，工农群众作为主力军开始登上文革舞台，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红卫兵和工农群众在文革舞台上进行了角色的互换。此前文革舞台上的主角是红卫兵，起了先锋的作用；此后文革舞台上的主角是工农群众，起了主力军的作用。这个时候的红卫兵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为主力军的工农群众开始代替红卫兵这个先锋，承担起将文革推向前进的重任。因而我们说大串连在文化大革命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5）大串连的意义之五，是使广大红卫兵经受了锻炼。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由于青少年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广大青少年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成长，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112]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开始是在本校或本地进行活动，拘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只有通过大串连才使他们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到广阔的天地去传播、点燃文革的火种，经受锻炼。在串连中，他们不仅经历了磨难，冲破了阻碍，进行了斗争，了解了社会，还开阔了视野，考验了自己，增长了见识，提高了才干，进一步认识了中国的国情和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这对于他们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红卫兵大串连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意义表现为开创了红卫兵运动乃至于文革的新形式，将文革星火传到祖国各地，以磅礴的气势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在文化大革命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广大红卫兵也经受了锻炼。正是由于这些意义，我们才说红卫兵大串连不仅将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也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因而红卫兵大串连就成为红卫兵运动兴起的第三个因素。

　　（4）红卫兵运动的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红卫兵运动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那么，红卫兵运动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① 红卫兵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表现形式。

　　红卫兵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兴起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的性质说到底还是由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决定的。从性质上来说，文化大革命是继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从范围上来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经济基础领域进行的，而文化大革命则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因而从性质和范围上来说，文化大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红卫兵运动不仅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也是适应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才兴起的，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因而从性质和范围上来说，红卫兵运动也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

　　红卫兵运动是一次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表现在运动过程中红卫兵与党组织的关系上，还体现在斗争的对象和方式上。这是与文化大革命的鲜明特点相一致的。红卫兵是由大中学校的学生组成的群众组织，是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并不处于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之下。在斗争中，红卫兵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文化大革命。他们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积极地、主动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震撼了中国，影响了世界，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主要推动力。

　　红卫兵运动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形式。在上层建筑领域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尚在探索之中。不论是红卫兵组织的名称还是组织的成立乃至于进行文化大革命，都是大中学校的学生凭着阶级觉悟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自觉投入进来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以红卫兵形式进行的运动从表面上来说似乎具有偶然性，但是从深层上来说又是具有必然性的。这些大中学校的学生长在红旗下，受党的教育多年，不仅年轻、有朝气，还有文化、思想敏锐，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具有斗争和献身精神。他们是建国后在党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烈愿望，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从这方面来说，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还是具有必然性的。

　　由此看来，我们说红卫兵运动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不仅由于红卫兵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产生的，是将文革推向前进的重要力量，也是由于在与党组织的关系、斗争对象和方式上，践行了文革的理论，推动着文革不断向前发展。既然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红卫兵运动又是对文革理论的实践，是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形式，那么红卫兵运动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表现形式。

　　② 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蓬勃发展的开路先锋。

　　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写道：“红卫兵充当了文化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113]看来，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就已经对红卫兵运动在文革中的作用作了准确的定位。

　　文化大革命不是在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而是采取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些走资派就潜藏在党内各级领导岗位上，以党的领导人的面目出现，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干着修正主义的勾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耍弄两面派，镇压革命群众。这些人是横在文革道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是进行革命的对象。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就必须首先把这些人打倒。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改造人的世界观，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使中国社会主义能够健康顺利地发展。

　　从这里可以看到，要完成文革的任务，实现文革的目的，再像以前那样依靠各级党委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由各级党委来掌握文革的领导权就难以实行了。这是因为走资派不仅潜藏在各级党委内部，甚至还掌握着领导权。如果仍然由各级党委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领导运动，就意味着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潜藏在党委内部的走资派来领导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故伎重演，像以前那样扭转运动的方向，将矛头对准群众和一般干部，在运动中制造新的冤假错案。这样不仅不能取得文革的成效，还会使文革像过去的运动一样走了过场。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进行文化大革命。

　　由于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在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搞起来的，大中学校的学生又集中在这里，是群众中的年轻人。他们接受党的教育多年，思想上得到熏陶，以天下为己任，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敢想敢说敢做，一旦接受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就会成为社会上的先知先觉者，为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斗争。当时他们的造反行动受到工作组压制和打击的时候，却获得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倍受鼓舞，精神焕发，不约而同，结成组织，以红卫兵的形式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

　　红卫兵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亲聆毛泽东的谆谆教导，获得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于是他们怀着远大的理想，执行崇高的使命，纷纷走向街头，奔赴各地，进行串联，宣传鼓动，破“四旧”，扬正气，斗庸俗，批折中，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推动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红卫兵运动汇成神州大地上的浩大洪流，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鸣锣开道，成为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的开路先锋。

　　③ 红卫兵运动是破旧立新的突击力量。

　　破旧立新，一般说来就是破除“四旧”，树立“四新”。“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就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在这方面，红卫兵不仅走在了破旧立新斗争的前列，还是破新立新的突击力量。

　　我们知道，“四旧”是根植在社会和人们心理深处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在人们的言行当中表现出来，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应该搞清楚的是，“四旧”是指过去留传下来的，现在又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乃至于文物，不属于“四旧”的范围，不仅不应当破除，还要予以保护，古为今用，在继承的基础上通过发展来适应时代的需要。

　　我们注意到，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四旧”并没有随着旧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瓦解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积淀下来，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毛泽东指出：“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114]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破除“四旧”。在破除上层建筑领域“四旧”的基础上，将“四新”植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从这里来说，破旧立新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要求。

　　红卫兵承担起破旧立新的重任。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当时的红卫兵以饱满的激情，奋勇的精神，投入到破旧立新的斗争中。不论是地名、招牌、街道的改动，还是人们衣着风貌的更新，乃至于潜藏在人们思想深处的陈腐观念和旧的陈规陋习的清除，使社会在红卫兵破旧立新的扫荡中改变了面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破“四旧”不是要把文物毁坏掉，不能把破“四旧”当中出现的毁坏文物的现象等同于破“四旧”，从而否定破“四旧”的必要性。当然，我们也不讳言在破“四旧”过程中确实出现过毁坏文物的现象，出现过极“左”的行为。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因为破“四旧”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就否定破“四旧”的必要性，也不能因为要肯定破“四旧”的正当性，就讳言破“四旧”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而是在研究过程中，将破“四旧”的正当性与其出现的错误区分开来，认识到这些错误的出现恰恰是由于背离文化革命政策的结果。

　　“四旧”是旧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的集中体现。由大中学校的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是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用科学知识武装头脑，没有社会上的世故和陋习，以蓬勃的朝气，果敢的行动，向“四旧”发起了强有力的进攻，使这些旧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及其附着物在红卫兵雷厉风行的行动中土崩瓦解，新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以大中学校的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成为破除“四旧”的突击力量，形成了文革初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不过，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真正要将破“四旧”进行到底，决不是单单通过红卫兵进行的若干次破“四旧”就能够完成的。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尽管如此，红卫兵运动还是作为破“四旧”的突击力量，以其独特的威力推动着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④ 红卫兵运动是促进社会觉醒的播火者。

　　红卫兵运动以其磅礴的力量席卷全国。毛泽东在首都北京先后八次检阅红卫兵。各地红卫兵前往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在文革精神的熏陶中感悟历史真谛。同时，北京红卫兵奔赴各地传经送宝。数千万红卫兵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将文革星火播撒神州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觉醒，推动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红卫兵是文化革命的启蒙者。当时虽然报纸、刊物、电台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进行了连篇累椟的宣传，播发了不少文章，在人民群众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正是由于红卫兵疾风暴雨般的实际行动，才将文革的精神灌输到社会深层，播撒到人们心中，促使他们深入思考文化革命的意义，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文化革命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必要性。这是在身体力行中进行的启蒙，在言传身教中对文革理论的宣示。

　　红卫兵是文化革命的宣传者。当时在关于文化革命的宣传上，比如为什么进行文革，如何进行文革，以及其他问题上，红卫兵成立组织，编辑小报，召开会议，组织演讲，宣传鼓动，大造舆论，进行串联，深入基层，以生动的形式，通俗的语言，干练的作风，迅即的行动，将文革精神传播开来，使其能够传遍祖国各地，如春雨润物般深入人心，以便于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开展文革的必要性，为今后参加文革做好思想准备。

　　红卫兵是文化革命的践行者。红卫兵不仅口头上宣传文化革命，还主动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将文革星火传遍祖国山河，他们从内地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走南闯北，奔赴各地，进行串联，发动群众，联系各地红卫兵，进行示威游行，批斗走资派，防止转移斗争方向，掀起斗私批修的红色大潮，以实际行动推动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红卫兵是文化革命的殉道者。为了进行文化大革命，防止红色江山改变颜色，广大红卫兵自觉践行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诺言，向人们昭示着文革理论的光辉，警示着人们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他们怀着崇高的理想，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跋山涉水，砥砺前行，不辞劳苦，英勇奋斗，用青春、汗水、鲜血乃至于生命书写着人生的华章，凝铸成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宏伟史诗。岁月在流逝，经验在积累，错误在纠正，使命在召唤。他们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他们是时代的骄子，英勇的战士，为了实现这个宏愿还有不少红卫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这里我们向在斗争中殉身的红卫兵志哀！

　　红卫兵运动在文革初期起着伟大的作用。他们是文化革命的启蒙者、宣传者、践行者、殉道者。他们踏遍祖国大地，掀起了滔天巨浪，将文革的精神传向四方，促进了工农的觉醒，以实际行动推动着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⑤ 红卫兵运动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有效途径。

　　为了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作为防修的一项战略措施提上日程。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的讲话，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上述讲话的五条主要内容，不久被写进了《九评》。[115]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也说过：“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116]

　　当时的青少年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没有经过革命战争年代的炮火洗礼，没有受过艰难困苦的考验，没有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历练过。这些在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能否接好老一代的班，守住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红色江山，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扬广大，是这个时候毛泽东经常思考的问题。因为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那么，如何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主要的还不是在学校，而是在社会实践中。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大风大浪中产生的，是在群众斗争中锻炼成长的。只有在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才能使广大青少年认识到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它们的根本区别在哪里？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修正主义者要打着红旗反红旗，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派是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以及如何才能够增强广大青少年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能力，防止和平演变，使无产阶级政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仅仅靠书本上的灌输，学校里面的教育是难以真正达到目的的。实践出真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弄通文革理论，在锻炼中成长，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只有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群众一起斗争，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群众的根本利益，如何才能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什么维护了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获得他们的衷心拥护，才能增强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感召力，增强党自身的生命力、凝聚力，获得无穷的力量，立于不败之地！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参加革命斗争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要条件。只有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才能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阶级斗争，因而红卫兵只有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才能在文革的锤炼中不断成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蓬勃涌起的一支生力军。它以磅礴的气势将文革推向神州大地，展现了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的青少年献身文革的勃勃英姿。红卫兵运动，从性质上来说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表现形式，从作用上来说是文化大革命蓬勃发展的开路先锋，从对上层建筑的改造上来说是破旧立新的突击力量，从文革理论的启蒙上来说是促进社会觉醒的播火者，从育人上来说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有效途径。红卫兵运动是文革发展史上的壮丽篇章，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印发，二是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三是在毛泽东肯定、支持下进行的红卫兵大串连。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大串连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红卫兵运动在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推动文化大革命从全面发动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桥梁，因而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无产阶级专政是红卫兵运动的坚强后盾。

　　红卫兵运动能够兴起并遍及全国，是因为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无产阶级专政能够为红卫兵运动提供保护，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掌握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具体说来，表现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严厉禁止动用军队、警察镇压学生运动，严厉禁止调动工农群众反对学生运动。这些措施为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坚强后盾。

　　（1）中央严厉禁止动用国家机器镇压学生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隐藏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手中掌握着权力。当运动对准他们这个群体的时候，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他们总是能够找到动用国家机器的借口，来限制、打击乃至于镇压学生运动的。为了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以红卫兵为先锋的文化大革命得以顺利进行，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八月二十一日下发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八月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117]这两个文件的下发，为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那么，这两个文件的内容又如何呢？

　　我们先看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下发的《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个文件。

　　文件列举了各地发生的部队与学生关系紧张的事件。文件说，最近桂林、西安、兰州、包头等地相继发生学生上街游行、集会后，地方党政机关要求部队全副武装警戒会场、机关，据说桂林已调进一个营的武装部队，以应万一；还有的要求部队派人坐汽车向游行集会的学生或到工厂、学校去作宣传劝说工作等。结果搞的学生和部队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有的学生群众来到部队进行辩论，贴大字报；有的院校师生接连给军委发来电报，说部队围攻革命师生，等等。

　　文件指出，这种情况已经造成部队和革命师生的对立，应引起极端重视。为此，文件对军队与学生、地方党政机关的关系作出了严格规定。

　　军队不得镇压或恐吓学生运动。所有部队绝对不准动用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更不得向学生开枪，就是向学生放空枪，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将要受到严格的纪律处分。

　　对部队参与地方活动作出严格限制。地方党政机关邀请部队参加庆祝集会，要经大军区党委批准，可派少量部队参加，但一律不准携带武器。在任何情况下地方党政机关要求调动部队时，必须报经军委批准。学生与学生或学生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军队不要介入，如发现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由本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如公安机关力量不足，请求支援时，军队可予以协助。部队不得派军队进入工厂、学校去搞宣传劝说活动。军队不得给地方学校、工厂、机关贴大字报，地方学校、工厂、机关给部队贴大字报时应表示热烈欢迎。

　　军队不要成为地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防空洞”。任何逃避斗争，跑到军队躲藏的人，军队要他们回去，不得隐藏他们。[118]

　　我们再来看中共中央转发的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个文件。

　　文件首先列举了最近发生的事件。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等地，学生包围了省、市委驻地。同时发生了两起人民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八月五日，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八月二十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长杨万杰，竟擅自鸣枪示威。

　　文件指出，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允许。公安部六月十日曾通知各地，要全体公安干部、人民警察要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师生闹革命，不准干涉学生的革命行动。但是少数地方没有认真执行。为此，文件又重新作出了严格规定。

　　严厉禁止警察干涉、威吓、镇压学生运动。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对捕人范围作出严格规定。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警察活动范围作出明确界定。重申警察一律不准进入学校。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119]

　　这两个文件对在文革期间动用军队、警察及其职权范围作出了严格规定。我们知道，党内走资派之所以有力量，人们对他们倒行逆施的行为无可奈何，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权力。这个权力的后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队。这两个文件从程序上剥夺了他们动用国家机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力。这样失去了权力即国家机器保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如同纸老虎一样出现在红卫兵面前，有利于红卫兵批斗走资派，把他们“拉下马”。从这里可以看到，文件为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这是两个防止有人动用军队和警察来干涉、限制和镇压学生运动的重要文件，表明无产阶级专政为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坚强后盾。

　　（2）中央严厉禁止动员工农群众干涉学生运动。

　　在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被冲击的党员领导干部或者动用军队、警察来反对学生运动，或者动员工农群众来干预学生运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严厉禁止动用军队、警察反对学生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想方设法动员工农群众来保护自己。这样刚刚兴起的学生运动就遭到了工农群众的阻拦，致使对党内走资派的批判遇到重重困难。这种状况引起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不满，于是就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报就反映了这种情况。电报说：“有的地方学生起来锋芒对了党政机关，于是就煽动工农群众斗学生，打学生，最厉害的有天津、哈尔滨、西安、兰州、桂林等地，西安最严重。主席对此很生气，很不满意。要把这个精神告各省（区）委。总之，不准用任何借口和方法对付学生，否则一定要犯大错误，弄得自己焦头烂额。下台也会下得很惨。”[120]

　　为了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揭穿党内走资派的伎俩，唤醒广大工农群众，使得他们走上支持革命学生的轨道，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社论鲜明指出了有人这样做的目的：“那些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以外，还煽动少数工人农民斗学生，来转移斗争的目标。”

　　社论进一步揭穿了他们的伎俩：“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他们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有的地方，有少数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受了蒙蔽和欺骗，参加了对革命学生的斗争。”

　　社论斩钉截铁地指出：“用这种口号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

　　社论有力地驳斥道：“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对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

　　社论要求：“广大工农兵群众，决不要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爷们的胡说。”[121]

　　我们看到，不论是陶铸的电报还是《人民日报》社论，都反映出当时已经出现了有人动员工农群众来抵制学生运动的情况。当时学生是按照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但是地方党员干部自己却躲在后面，动员工农群众来保护自己。这是以实际行动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表现。令人忧虑的是，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在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下的较为普遍的现象。

　　八月底、九月初，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在上海发动冲击上海市委机关大院事件时，上海的工人就行动起来保卫上海市委，与北京红卫兵进行辩论。九月初，北京一些红卫兵在武汉号召炮打、火烧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武汉市的工人、农民也起来与北京红卫兵辩论。其实，在全国各地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当以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要炮轰省市及以下各级领导人时，都有大批的群众自发地或有组织地起来反对学生，保卫当地的党政领导人。[122]

　　围绕青岛“八二五”事件进行的斗争，就是当时干涉与反干涉的一个缩影。

　　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上旬，青岛医学院一些学生发出《给全市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提出“必须首先搞清市委的问题”。其他院校的学生也贴出大字报，批评市委“怕”字当头，致使青岛市文革冷冷清清。八月二十五日，青岛医学院部分学生到市委请愿，要求罢市立医院党总支书记张秀文的官，并在全市散发《坚决造青岛市委的反》的传单，宣称当晚要召开万人大会，冲击市委。青岛市委要各单位组织队伍，连夜上街宣传“十六条”。宣传队伍与学生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青岛“八二五”事件。

　　青岛的造反派学生向全国发出呼吁，请求支援。几天之内，全国有二十所院校学生赴青岛声援。八月二十九日晚，山东海洋学院、青岛医学院、山东化工学院及各中学学生联合来青岛串连的外地学生，在青岛市第二体育场召开了革命造反誓师大会，给青岛市委书记张敬焘戴上“镇压学生运动的反革命分子”的木牌和大纸帽子，进行批斗，并宣读了山东省委责令张敬焘向青医、海院、化院师生作检查，听取批评的电报。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率领工作组到青岛进行调查了解后，向中央作了汇报。八月三十日，谭启龙受中央委托再次到青岛解决问题。八月三十一日晚，谭启龙在全市大专院校学生代表会上宣布：撤销张敬焘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青岛市市长李元荣代理市委第一书记。这一决定引起支持张敬焘的群众的不满，他们自发召开大会，向中央发出马上派人到青岛调查“八二五”事件真相的急电。

　　九月一日凌晨，谭启龙向自发大会群众传达了中央关于青岛问题由全市工农兵学等各界群众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的指示。这个时候自发大会作出了建议撤销对张敬焘撤销职务的决定，恢复其市委第一书记职务、严惩右派学生等六项决议。一日上午，全市流传“中央决定恢复张敬焘市委第一书记”的消息和传单，各单位纷纷到市委向张敬焘送慰问信并形成游行庆祝活动，即所谓“九一”自发大游行，人数达十五万人之多（一说四十万人）。一些人还到青岛医学院再次就“八二五”事件与学生辩论。

　　当晚，青岛市委在人民会堂召开全市各界群众和高校师生有线广播大会，谭启龙就青岛形势和张敬焘并没有恢复职务问题发表讲话。讲话并没有能缓和大多数群众的情绪，反而形成了一个有四万多人参加的静坐大会。大会接连向中共中央发出三封十万火急电报，再次要求中央撤销对张敬焘撤销职务的决定并派人来青岛调查“八二五”事件。九月二日上午，中央办公厅复电称待研究后再作答复。

　　九月四日，中央作出对青岛问题的三条处理意见：一、中央委托山东省委谭启龙负责妥善解决青岛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问题；二、对学生与工人发生的纠纷，要说服双方，无论如何不能发生冲突，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三、工人与学生发生的问题，可采取互派代表，由省委领导协商解决。[123]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学生将矛头对准青岛市委的时候，市委负责干部不能正确对待学生运动，而是动员群众上街游行去与学生进行辩论。这是造成“八二五”事件的主因。当谭启龙代表省委宣布撤销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焘职务时，支持市委的群众非但不听，还要向中央打电报要求进行调查，后来又自发决定要求山东省委撤销这个决定。不仅如此，他们还造谣说中央同意恢复张敬焘的第一书记职务，蛊惑人心，又主动挑起与学生的辩论，甚至进行静坐示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从团结出发，指示省委会同青岛各界代表共同协商来解决问题。这个答复是按照文革精神作出的慎重决定。

　　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这种状况在青岛市并不是孤立的。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结合自己下乡所在地的情况，写出调研报告于九月四日上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告中说：青岛市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运动”，而是“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闹”。“对学生不是叫他们游泳中去学游泳”，而“是说服教育不准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报告认为学生批判的方向是对的，“组织工人农民支援”批判对象，“这是方向的错误”。[124]

　　由于报告反映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因而中央文革小组将这个报告呈送毛泽东。九月七日，毛泽东阅后批示：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125]

　　毛泽东在批示中肯定了谭启龙和王效禹的意见，实际上也就否定了青岛市委及其支持者和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的作法。从中可以看到，组织工农反学生并不仅在青岛发生，在长沙、西安等地同样也出现了。这是一个较为普遍性的问题，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动。这样搞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而毛泽东建议由中央发一指示，写一篇社论，把北京的经验转告地方，劝说工农群众不要再干预学生运动，各地也不准再动员他们这样做。

　　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把毛泽东的批语和王效禹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等，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了四条具体规定：

　　一、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二、凡是发生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的地方，必须公开承任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农市民同学生之间的纠纷，绝不允许把责任推给群众。

　　三、劝说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的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不要直接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四、各级党委负责人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怕农民、怕群众。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去，到群众中去，同他们商量问题。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126]

　　这四条规定是针对各级党委负责人作出的原则性指示，具体表现在如何处理工农群众与学生运动的关系，如何主动责任承担，如何正确对待学生运动，如何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等问题上。这不仅对于解决青岛问题，而且对于解决全国类似的问题，都具有指导意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九月十一日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他们找出种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甚至调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来反对革命学生，同革命学生对立。”社论提出：“决不允许任何人利用我们工人农民对党的浓厚的阶级感情，播弄是非，制造我们同革命学生的对立，让他们从中钻空子。”社论号召：“我们工人农民，应该热烈欢迎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革命学生在斗争中出现一些缺点，是难免的。我们应当相信，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是会自己教育自己的。”[127]

　　不论是毛泽东的批示，中央的文件，还是《人民日报》的社论，都是在学生运动兴起以后，针对地方党委负责人动员工农群众来对抗学生运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现象并非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具有普遍性。我们上面举了青岛的例子，就是以点带面从工农群众干涉学生运动的斗争中，反映出地方党委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态度。毛泽东后来还谈到过这个问题。

　　十月一日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谈话时，指着在广场上游行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128]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又一次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有些干部害怕群众，不想革命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中都存在这种状况。在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面前，他们不是积极支持、参加文革，在运动中作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改进工作，洗心革面，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是企图调动军队、警察来保护自己。在无法调动军队、警察的情况下，就调动工农群众来跟学生作对，抗衡学生运动。这反映出党内领导干部与文化大革命的对峙心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着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将矛头指向党内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批斗走资派的时候，不仅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反而却遭到了他们的抗衡与抵制。在他们无法调动军队、警察来反对、镇压学生运动，而自己又不便于直接出面的情况下，于是就隐藏在后面，以党的领导人的名义，打着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稳定的旗号，利用工农群众对于党的信赖，动员工农群众起来打压学生运动。这反映出他们不仅没有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认识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反而逆文革潮流而动，为了维护个人的既得利益，采取实际行动来反对文化大革命。这对文革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3）红卫兵运动的坚强后盾。

　　红卫兵运动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红卫兵由大中学校的学生组成，红卫兵运动就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也是红卫兵运动。为了红卫兵运动的顺利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仅下发了不得动用军队、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文件，还作出了禁止动员工农群众干预学生运动的指示，排除干挠，消除障碍，为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创造条件。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在文革发动过程中起着先锋队的作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潜藏在各级领导机关内，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因而斗争的矛头就要指向党内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这些人平时以党的领导干部的面目出现，手中掌握着权力，一般情况下穿戴言行和其他领导干部没有什么不同，脸上又没有贴着走资派的标签。这样在斗争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混淆，误伤好人，甚至造成扩大化。

　　当着红卫兵将斗争矛头指向他们的时候，这些人就打起了维护党的领导的旗帜，利用工农群众对于党的信任，动用盘根错节的关系，将党的领导和个人混为一谈，运用手中的权力和影响力，调动军队、警察和工农群众来保护自己。由于他们手中掌握着权力，又能够调动国家机器，还骗取了工农群众的支持，这样就使得红卫兵运动的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下发了不得动用军队、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文件，从程序上剥夺了他们动用军队、警察的权力。同时又通过批示、文件、社论以及大量的思想工作，使被他们鼓惑的工农群众警醒过来，转变态度，支持红卫兵运动。在剥夺了走资派调动军队、警察的权力，解决了工农群众对他们“支持”的问题以后，就有利于消除红卫兵运动的障碍，推动红卫兵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在发动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坚强后盾，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运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坚强后盾支持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在红卫兵运动时期，这种支持既表现在严禁动用军队、警察镇压学生运动上，也表现在使工农群众从走资派的蒙蔽中清醒过来转而支持学生运动上。这些决定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主持下做出来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牢牢掌握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因而才能够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坚强后盾。

　　5、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逆流。

　　红卫兵运动在斗争中发生了分裂，形成了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开始的时候，保守派红卫兵在党政机构的支持下占据优势，造反派红卫兵处于劣势。但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造反派红卫兵队伍逐渐壮大，占据了优势，保守派红卫兵则处于劣势。从红卫兵运动的整个历程来说，造反派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保守派红卫兵特别是其中的老红卫兵、西纠和联动是红卫兵运动的逆流。红卫兵运动则是在主流和逆流的斗争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1）红卫兵运动的分裂——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

　　红卫兵在斗争中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是以是否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来作为划分标准的。主张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的红卫兵，被称为造反派；反对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的红卫兵被称为保守派，又叫保皇派。两派红卫兵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红卫兵运动分裂的端倪已现。

　　其实，“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在工作组时期，大中学校的学生围绕支持党委（工作组）还是反对党委（工作组）就分成了两派。支持党委（工作组）的一派，被称为保守派，又叫保皇派；反对党委（工作组）的一派，被称为造反派。保守派一方，因为有党委（工作组）作后台，当时占据多数，因而又称为多数派；造反派一方，因为反对党委（工作组），因而遭到党委（工作组）的压制和打击，当时占据少数，被称为少数派。这样早在文革刚刚发动的时候，大中学校的学生就围绕支持还是反对党委（工作组）出现了分裂。

　　在大中学校学生中分裂的两派，围绕如何对待党委（工作组）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党委（工作组）支持保护自己的一方，压制和打击反对自己的另一方，这样就更进一步激化了双方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压倒性优势，并最终导致了学生运动的分裂。这种分裂是在学生之间发生的，实际上就是群众与群众之间的斗争，后来被称为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通过暗渡陈仓的方式，使斗争的矛头由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向了群众，悄无声息地转移了运动的方向。在这种斗争中大批反对党委（工作组）的师生被打成反党分子，遭到了严厉处理，严重影响了运动的发展。[129]

　　一般来说，在毛泽东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革命师生之前成立的红卫兵，由以红五类为主体的学生组成，被称为老红卫兵。与后起的造反派红卫兵相对应，老红卫兵一般被认为是保守派。[130]老红卫兵主要由干部特别是高干子弟来领导，这个时候积极参加运动，对于批判前北京市委、地富反坏右这些死老虎，以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感兴趣，对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表现出消极态度。老红卫兵时期大中学校的学生就在斗争中产生了分裂。这是后来红卫兵运动分裂的前奏，对后来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

　　总之，早在工作组时期，大中学校的学生围绕如何对待党委（工作组）问题就产生了分歧，导致了分裂，形成了两派学生组织。这是后来红卫兵运动分裂的渊源。

　　② 红卫兵运动的分裂。

　　早在工作组时期，学生之间就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撤销工作组后，两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得到缓解，而是继续进行着。这种斗争最终导致了红卫兵运动的分裂。

　　1）撤销工作组后，保守派红卫兵仍然掌握着学校运动的领导权。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工作组时期，依据对党委（工作组）态度的不同，大中学校的学生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

　　工作组组织的“左派”骨干队伍，是能够依靠工作组开展工作的文革运动积极分子，基本是根红苗正的党、团员学生，在干部子女较多的大、中学校，干部子女，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女占据了显赫的学生领袖地位。[131]八月一日以后，在很多大学开始出现红卫兵组织，发起人几乎都是高干子弟，因为他们及时得知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消息。这些大学红卫兵还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在工作组领导下积极参与抓学生“反革命”、抓“右派”、抓“游鱼”。所以他们千方百计保工作组过关，阻挠被打击的学生平反。[132]

　　一般来说，这些人由红五类（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烈士）组成，在工作组支持下进行活动，他们将矛头指向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彭、罗、陆、杨这些死老虎，以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知识分子，反对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具体表现为拥护党委（工作组），要在党委（工作组）领导下开展运动。

　　造反派则是主要由平民子弟组成，他们往往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在运动初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将矛头指向了党委（工作组），具体表现为组织学生运动，开展了反对党委（工作组）的斗争。结果却遭到党委（工作组）的压制和打击，整了他们的黑材料，给他们带上了右派的帽子。

　　当时这两派学生组织的力量是不对等的。由于当地党委（工作组）的支持，也由于人们习惯于在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因而保守派力量比较强大，造反派力量弱小。撤销工作组的时候，工作组虽然组建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但是却没有解决好两派之间的矛盾，而是由保守派的人员控制着校文革委，仍然掌握着学校运动的领导权，造反派处于孤立地位。同时工作组也没有妥善处理好前一段对造反派打击的相关事宜，没有销毁整造反派的黑材料，没有对造反派进行道歉和平反，因而引起造反派的不满。两派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工作组的撤销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激化了。这成为酿成两派学生分裂的重要因素。

　　2）首都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的形成及其问题。

　　在首都红卫兵运动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一批红卫兵运动的风云人物。他们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号召，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将学生组织起来，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领导者。这些红卫兵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以五大学生领袖为代表，成为引领红卫兵运动的旗帜。不仅对首都红卫兵运动，还对全国红卫兵运动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

　　五大红卫兵运动领袖，是指北京大学成立了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清华大学成立了清华井冈山的蒯大富，北京地质学院成立了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北京航空学院成立了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北师大井冈山的谭厚兰。他们是怎样成为首都红卫兵运动领袖的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聂元梓在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抨击北大党委的大字报，而后经毛泽东批准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并在《人民日报》配以评论员文章发表后闻名遐迩的。蒯大富是在清华大学贴出反对党委（工作组）的大字报以后，遭到工作组的打击和压制，以绝食表示抗议，最后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才获得自由的。他们两人虽然在文革初期积极参加运动，同工作组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随后进行的斗争中缺点和错误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些缺点和错误没有能够及时改正，成为后来他们在政治斗争中遭到挫折的主要原因。聂元梓的问题以后我们再介绍，现在我们主要研究一下蒯大富的问题。

　　蒯大富虽然恢复了自由，但是在清华大学仍然受压，比较孤立，组织不起自己的队伍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曾多次要别的学校的造反派设法支持蒯大富。在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学校红卫兵的鼓励下，蒯大富成立了井冈山红卫兵，提出了“批工作组错误路线”、“批‘清华大学红卫兵’”、“为‘蒯式人物’平反”三大口号。第一个口号符合当时中央的斗争要求，但是第二个口号不是团结保守派红卫兵而是将斗争矛头对准他们，在斗争目标和策略上显示出“左”的倾向。第三个口号单独提出为“蒯氏人物”平反，而不是提出为受到工作组错误批判的师生平反，流露出小宗派的苗头。

　　十二月中旬，清华大学出现了三个比较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即唐伟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刘泉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以及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红卫兵总部。为了进一步壮大造反派红卫兵的势力，争取保守派红卫兵转变立场，江青建议三大派进行联合，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争取保守派的学生转变过来。三派合并后仍然采用井冈山的名称，改为清华井冈山兵团。

　　十二月二十一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筹委会宣告成立，成员由原三总部人员协商产生。但是令人意外的是，蒯大富却未经其他成员同意，独自做主改换了业已协商好的人员名单。这引起了唐伟、朱德明和许胜利的不满，成为几天后他们辞职的主要原因。在清华井冈山兵团要不要去天安门广场宣传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唐伟和蒯大富发生意见分歧。唐伟问这样做会不会打乱中央的部署，提出是不是请示一下周总理？蒯大富却以群众要求为由对唐伟予以了拒绝。这最终导致十二月二十四日唐伟、朱德明、许胜利三人贴出了“常常跟不上形势，对总部的一些行动很不理解”，因而“自行退出总部筹委会”的《辞职书》。

　　就在这个时候清华大学又出现了28团和三纵队两个新的红卫兵组织。28团由第一星火、烈火、打落水狗、八一、雄关漫道、第一红岩等战斗组组成，首脑人物有藏令瑜、李自茂、孙耘、吴文忠等人。三纵队有以唐伟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纵队、沈如槐为首的八八纵队、陈楚三为首的东方红纵队组成。28团和蒯大富站在一起，坚定支持蒯大富，与三纵队之间存在分歧和斗争，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后来分裂为势不两位的两大派，成为团派与414的渊源。

　　令人遗憾的是，蒯大富在三总部合并后，没有能够利用这一有利的机会，团结三个组织的红卫兵，争取、分化保守派红卫兵，将全校红卫兵组织起来，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以班、系、校为单位，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筹划民主的决策系统。从蒯大富参加运动的历程来看，他几乎就是靠单打独斗起家的，缺乏团结其他头头、组织队伍、应对分歧的能力。[133]不仅如此，他对文革战略意图的理解上也存在着重大偏差。由此我们看到，蒯大富没有能够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央的文革战略部署，没有建立起坚强有力的红卫兵组织，再加上缺乏民主作风，不注意团结、争取其它红卫兵，以及“左”的倾向和小团体主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对蒯大富后来的政治生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我们看地院东方红的发展状况。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等组织联合成立了东方红公社，共一千余人。[134]

　　当时地院学生朱成昭是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王大宾是二把手。参与造反的院党委成员李贵等干部、教师，考虑到当时情况暂未担任公社的负责职务。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虽然带着地院工作组撤走了，走前在八月十三日也作了检查，却没有对工作组收集整理的造反派批评工作组的材料，围剿批评反对工作组的师生，特别是把李贵、王大来等13名干部打成反革命在全院批斗，以及要对造反的师生进行秋后算帐的做法作出交待，更不用说进行道歉和平反，销毁整理的黑材料了。[135]这引起了地院造反派的不满，成为造反派四进地质部的导火线。

　　八月二十三日，地院东方红全体成员步行到地质部，坚决要求地质部交出曾在地质学院工作组任组长的邹家尤，由他们带回学校批斗。地质部党委不同意交出邹家尤，东方红的学生即静坐绝食。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出面支持地院东方红的情况下，邹家尤答应第二天返校听取批判。这就是“一进地质部，炮打何家店”。

　　九月五日，地院东方红一千多人开进地质部，再揪邹家尤，双方陷入僵持状态。九月七日，西纠（即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到地质部，要求地院东方红撤走，地院东方红拒绝，双方发生武斗，西纠抓走地院东方红八人，关了一天后放出。事后双方都印发了大量传单，向对方表示抗议。从九月十四日起，地院食堂工人三天不给东方红在地质部的学生送饭，一些学校的造反派则给地院东方红送去《毛主席语录》和食物，以示支持。地院东方红在地质部造反十五天，于九月十九日撤离。这就是“二进地质部”。

　　九月二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在地质学院座谈会上讲话，点名批评邹家尤，认为事情“要由工作组负责，由地质部负责，由邹家尤负责”。十月八日，地院东方红三进地质部，在地质部大院召开了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十月二十七日，又四进地质部，进一步将斗争引向深入。地院东方红在斗争中声名远扬，成了全国有名的造反派。[136]

　　我们注意到，地院东方红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不同意见，也形成对立的派别。其实出现分歧和争论并不奇怪，当时他们还都是青年学生，即使存在一些偏激的观点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里关键是如何对待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不仅是一个立场问题，也是在政治斗争中团结自己、取胜对手的策略问题。当年地院东方红负责人却缺少这一智慧。

　　从地院东方红一进地质部上访请愿开始，东方红核心组内部在行动的方式方法上，在斗争策略方面，就有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二进地质部上访请愿时，蔡新平等人更是不愿意采取静坐、绝食的激烈手段。在讨论夺取地院广播台时，蔡新平等人又是主张不要去抢夺院文革斗批改的广播台，怕引起武斗伤了人。而朱成昭则是坚决主张采取激烈行动来夺取院广播台的。王大宾当时是站在中间偏向朱成昭的，认为斗争策略要讲，但首先要斗争，是对方不执行周荣鑫秘书长轮流使用广播台的指示，破坏双方协议引起的争端。

　　本来研究问题时，大家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就要通过民主讨论说服对方，即使暂时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也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以待将来实践的证明。但朱成昭不但由此指责蔡新平、殷维侯等人为策略派，更在一次战斗队队长会议上，公开点名指责蔡新平、殷维侯等是右倾机会主义，给他们扣上了帽子。周永璋、蔡新平等人在被朱成昭排挤出东方红总部核心组后，他们又分别成立了只有少数人的红色造反兵团、六二六革命造反兵团。殷维侯等人还贴出《搬掉东方红，地院才能大乱》的大字报。朱成昭则进一步指责他们为托派。地院东方红内部两派的分歧与对立被进一步激化了。这反映出朱成昭这个一把手，缺乏民主作风，存在心胸不宽阔、自以为是、听不进不同意见的缺点，容不下持有不同意见的人。

　　对朱成昭这种扣帽子的作法，王大宾是劝阻与反对的，但是却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其实，王大宾和朱成昭在如何对待北京市以时传祥为头的捍卫团的态度上，也发生过激烈争论。王大宾认为时传祥是位掏大粪的工人，是旧社会最底层被人看不起的劳动者，受到了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接见，表达了对他们劳动的尊重。现在他们不知道上层斗争的情况，在刘少奇被批判后，组织了一个捍卫团，要捍卫刘少奇，这应是情理中的事。我们要理解、原谅时传祥他们。这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工人，要相信他们内心也是拥护毛主席的。对于王大宾的这个认识，在讨论会上，朱成昭把王大宾批评了一顿。[137]

　　凡是生在世上的人都会犯错误。有了缺点和错误倒不怕，只要立场一致，就不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立场和方向不同，就会南辕北辙了。人在一定条件下总是会发生变化的。造反派红卫兵负责人也是这样。本来，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是朱成昭，在地院红卫兵造反运动中是做出了贡献的，不论在地院还是北京红卫兵中都是有影响力的，但是后来却被人策反，站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即使在中央文革小组和地院东方红战友的多次挽救下仍不回头。这样也就只好把他从地院“东方红”领导队伍中清除了。[138]二把手王大宾就成为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担负起地院东方红的领导重任。

　　我们现在再来看北航红旗的发展状况。

　　八月一日以后，北航的高干子弟闻风而动，成立了北航红卫兵总部并张贴宣言和纲领，支持工作组，掌握了北航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八月二十日，北京航空学院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同学成立了北航红旗战斗队，一成立就有一千多人。北航红旗战士虽然几乎都是红五类，却是造反派，是与北航红卫兵总部对立的派别。红卫兵组织领导人由选举产生，普选出的五位常委韩爱晶、井然（当时名：井冈山）、田东、仇北秦、杜玉荣，被称为勤务员。朝爱晶由于位于首位，因而被称为一号勤务员，也就是北航红旗一把手。[139]

　　国防科委的局长赵如璋担任过北航工作组组长，北航红旗要求赵如璋回校做检查，但是却遭到了拒绝。为了达到目的，北航红旗在国防科委（北京航空学院的主管机构）斗争了二十八个昼夜。

　　八月二十五日，北航红旗学生开始在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担任过工作组组长的赵如璋（国防科委的局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报告林彪，说“赵的健康状况不好，如果交给学生批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后又多次向林彪报告情况，请求指示，没有得到答复。

　　中央文革小组把北航红旗在国防科委安营扎寨、提出要求的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态度鲜明地支持北航红旗学生的要求，他说：不要怕，不要让学生席地而坐，搭起棚子来，让学生闹上三个月。知道了毛泽东对此事的态度后，中央文革小组即以明确的态度公开支持北航红旗的行动。九月二十一日晚，陈伯达接见北航红旗的学生，赞扬他们说：“你们是少数，少数是优秀的，先进的。”鉴于国防科委和赵如璋仍然对此采取拒绝态度，二十二日夜里，为了让赵如璋回校检查，陈伯达在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亲笔写下了担保书：“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九月二十三日，国防科委交出了赵如璋，学生撤走。北航红旗的斗争令人刮目相看，成为北京响当当的左派。[140]随着北航红旗的声名远扬，一号勤务员韩爱晶也进入了首都红卫兵领袖的行列。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北航红旗只是要求赵如璋回校检查，国防科委负责人就以赵如璋有病接受不了批斗为由予以了拒绝。最后经过了二十八个昼夜的斗争，是在毛泽东支持下，由陈伯达写出担保书以后，赵如璋才不得不回到北京航空学院进行检查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防科委和赵如璋对于文革的抗衡态度。

　　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师范大学的少数派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由于谭厚兰等北师大学生在反工作组时期就声名在外，后来又组织造反派红卫兵积极参加运动，因而谭厚兰成为北师大红卫兵井冈山的负责人，成为首都红卫兵的一位学生领袖。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下而迅速崛起的造反派红卫兵，一方面在校内不断与多数派进行斗争，一方面在社会上大造舆论，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旗帜，不断冲击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

　　九月二十三日，地质学院东方红在校内造反，查封了院文革办公室，夺取广播台，与拥护院文革的工人赤卫队、斗批改兵团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事件，造成了数百人受伤。事情的缘起是由于多数派违背事先约定造成的。

　　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在九月二十三日成立，二十四日就在校内发动了夺取广播台的攻势。

　　同一天，北航红旗、外语学院红旗大队也都在各自的学校与多数派发生了争夺广播台的纠纷。十月五日，北航红旗在夺得部分广播权后，又查封了院系文革筹委会的材料组、专案组。

　　十月八日，农机学院东方红夺了校内的广播台，并开始到八机部造反。十月十日，北外红旗召开大会批判工作组，为了搜查黑材料，连夜到外交部造反。[141]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首都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是在斗争中产生的。他们积极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号召动员学生，组织红卫兵，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是在斗争中产生的首都红卫兵领袖人物。当然，我们也发现不论是他们还是在红卫兵组织内部也存在着不少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如果在斗争中不能得到解决，不仅对他们的政治生命同时也会对红卫兵运动造成严重影响。

　　3）首都红卫兵运动的分裂与斗争。

　　首都红卫兵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这两个派别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此前工作组时期两派学生斗争的进一步发展。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又形成了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这些红卫兵不仅在本校内建立组织进行活动，还走出校门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形成了三个首都红卫兵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成立了三个司令部。

　　八月二十七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成立。北京轻工业学院学生汪延群（汪东兴的女儿）任指挥，刘平凡（刘志坚的女儿）、刘克府、朱新民、朱新嘉等为副指挥。参加一司的有二十七所高校的二十九个组织，约六千人。除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等几个组织是造反派，多数是保工作组的保守派。江青、谢富治、杨成武、刘志坚、汪东兴等出席了成立大会。江青在大会上说：“我个人参加你们的大会，我相信我们小组也是支持你们的”，“我们建议杨成武、刘志坚成为你们的辅导员。”江青给他们交代了任务：“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等地方。”一司创办了自己的报纸《红卫兵》，九月一日创刊。

　　八月二十八日，北京矿业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没有参加一司的三十八个高校群众组织发表声明，认为一司的成立是非法的，是分裂主义的，它不能代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当天，康生接见矿业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时说：成立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我们中央、市委事先也不晓得，昨天，事后调查，是他们几十个学校自己搞的。”矿业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提出三点意见：一、不承认昨天下午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二、重新成立总部；三、如不能解决，就向毛主席直接请示。康生说：“没有加入的，你们重新成立一个。”

　　九月五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周太安（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之子）任临时指挥，乔丹林、吴连之、李延明、朱仲仁、罗开富、曾延丽、周亮等任副指挥。二司包括四十八所高校的四十八个组织，共一万一千多人。其中只有极少数的造反派（如北航红旗、轻工红鹰），保守派占绝大多数，曾被造反派讥为“保皇司令部”。江青、谢富治、杨成武、刘志坚、汪东兴等出席了二司的成立大会。江青、刘志坚在大会上讲了话。二司的辅导员也是杨成武、刘志坚。二司的报纸为《东方红》，十月一日创刊。

　　九月六日上午，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成立。它由十七所学校的十九个组织约四千人组成，绝大部分为造反派，其中有地质东方红、清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邮电学院东方红、外语学院红旗大队、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农机学院东方红、北工大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等。三司的召集人为地质学院学生周永璋和清华学生唐晋。刘志坚、周荣鑫、戚本禹出席了成立大会，刘志坚讲了话。三司的辅导员也是杨成武、刘志坚。三司的报纸为《首都红卫兵》，九月十三日创刊。

　　在这三个司令部以外，北京大专院校还先后成立过一些全市性的组织，如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成立的，当时被称为第四司令部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联络委员会，是由北京工业学院等一些院校的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的，但规模小，人数少，影响不大，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北京中学红卫兵的活动大多局限于本校或学校附近的周边地区，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前，基本上没有成立什么全市性的组织。

　　八月二十五日，北京西城区三十一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在师大女附中集会，决定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之后不久，又有西城区的十九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陆续加入了西纠。比西纠稍晚，北京东城区（九月十日）和海淀区相继成立了东纠和海纠，但都活动不多，影响远小于西纠。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简称首都兵团）成立，这是由北京二中、五中、二十五中等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成的多校联合组织。首都兵团后来发展壮大，成为北京中学造反派红卫兵最重要的组织之一。[142]

　　我们看到，不论是大学还是中学都成立了红卫兵联合组织，大学的红卫兵联合组织有一司、二司、三司以及第四司令部等，中学的红卫兵联合组织有西纠、东纠、海纠和首都兵团等。在大中学校一些红卫兵联合组织中，虽然同时存在着保守派或造反派组织，但是这并不从根本上影响红卫兵联合组织的派别属性。大学红卫兵联合组织中的一司、二司，中学红卫兵联合组织中的西纠、东纠、海纠，往往是高干子弟挑头，具有鲜明的保守色彩；而大学红卫兵联合组织中的三司，中学红卫兵联合组织中的首都兵团，则表现出坚定的造反态度。这些红卫兵联合组织虽然名称不同，具体组成也不一样，斗争策略及政策水平又有差别，但是总体上还是可以划分为保守和造反两大派别的。两派之间及两派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形成了尖锐复杂的斗争，造反派内部甚至还演变成天派和地派的争论。这就是首都红卫兵出现的分裂与斗争。

　　4）地方红卫兵运动的分裂与斗争。

　　不仅首都红卫兵出现了分裂与斗争，地方上的红卫兵也是这样。地方上的红卫兵也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这些造反派和保守派又与工作组时期的斗争具有密切联系，是工作组时期两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在地方党委支持下各地成立了与造反派相对立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夺取了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这些保守派红卫兵由于有当地党委的支持，还获得一部分工农群众援助，因而一时力量强大，在斗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掌握着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在北京以外的各大中城市，大约也都在八月中下旬以后陆续成立了一些全市性的群众组织，在省委控制和支持下开展活动。这些组织后来大多都成为保守派，在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左右纷纷瓦解。

　　八月十七日，长沙红色政权保卫军正式成立，它是长沙最早的全市性的群众组织。其成员有许多是省委、省军区干部的子女。

　　八月二十日，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五一广场举行十五万人参加的欢庆文化大革命大会，省委、省人委、省军区、驻晋部队的负责人参加了大会。会议宣布成立全省红卫兵组织筹备领导机构，领导全省的红卫兵运动。省委希望通过这样的组织实现对红卫兵运动的领导，避免进一步失控。

　　八月二十四日，重庆全市各大专院校按党政机构的部署统一成立了毛泽东思想赤卫军（简称赤卫军）。这个组织最初包括大专院校中的红五类学生及教职工，后来学生大多转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后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赤卫军就成为以大专院校教职工为主体的群众组织。

　　同日，重庆医学院一批红五类学生（主要是干部子女）在党政领导支持下串连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九月三日，在重庆市委支持下，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代表大会，通过成立宣言。市委派来了管弦乐队和记者。九月八日正式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由市委提议，经成都军区批准，五十四军军长韦统泰、政治部主任梁大斗担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辅导员。

　　八月二十五日，南宁省红卫兵联合司令部在红星剧院召开成立大会。自治区党委、南宁市委领导人出席大会。大会提出“破四旧、立四新”的倡议。

　　八月三十一日，杭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红一司）成立，下设红卫兵纠察队。红一司大量印发北京西纠的一些通令，并在闹市区设立纠察，制止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些极端做法。

　　九月三日，广州市红卫兵第一次大会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中共中央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部队、广东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了《红卫兵宣言》。

　　九月七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向各学校发出筹建乌鲁木齐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的通知。九月九日，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领导人参加了大会。会议宣布成立乌鲁木齐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筹委会（后改为红一司）

　　九月十日，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任红卫兵总部的总辅导员，王砚泉（昆明军区副参谋长）、许志奋（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任辅导员。红卫兵总部后被造反派称为“保皇总部”。

　　九月中旬，济南市一些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两个相互对立的红卫兵组织——济南红卫兵师和红卫兵济南指挥部。红卫兵师多是支持学校领导的学生组成，而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多为学校中反对校领导的学生组成。十月下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红卫兵师及其下属组织纷纷瓦解，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则不断壮大，形成全省性组织，并改名为红卫兵山东指挥部。

　　上海市在九月十二日成立了上海市红卫兵总部，九月二十六日成立了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这些红卫兵主张在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兴起，这两个红卫兵总部被公认为保守组织，十一月以后相继垮台散伙。十月以后，开始出席几个全市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影响较大的有：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以及从中分离出的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中学跨区红卫兵组织在全市有影响的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简称红东北）、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简称红西南）、红卫兵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委员会（简称红反会）等。[143]

　　从中可以看到，这些红卫兵组织不少是在当地党委支持下成立的，这样也就不难理解这些组织的保守态度了。这些红卫兵组织有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弟当头头，当地党委作为后台，还有其它社会力量的支持，一时力量比较强大，在与造反派红卫兵的斗争中占着上风。但是，两派红卫兵之间以及两派红卫兵各自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和斗争。这些分歧和斗争造成了红卫兵力量在两派之间及其内部的分化与组合，影响着红卫兵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红卫兵运动过程中发生了分裂。这种分裂不仅产生在首都北京，也出现于地方，是工作组时期学生分裂的进一步发展。总的看来，不管红卫兵运动中间出现了多少组织、名称，规模、斗争策略又有何不同，基本上可以划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类，保守派在开始的时候还是占有优势地位的。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以及各自内部，又都存在着复杂的分歧和斗争，正在经历着此伏彼长的变化。斗争中产生了一批红卫兵领袖，首都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就是其中的代表。如何使造反派红卫兵能够保持一致，不断发展壮大，使两派分裂的红卫兵逐渐走向统一，让红卫兵运动沿着文革正确的方向发展，是对参加运动的红卫兵特别是其领袖政治品质和组织能力的重大考验。

　　③ 红卫兵运动分裂的原因。

　　红卫兵在其发展过程中，根据其对党委（工作组）态度的不同，形成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派红卫兵。这两派红卫兵又是由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构成的。即使在同一个单位内部，不仅存在造反派和保守派红卫兵，各自内部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这样就在红卫兵运动中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致使不同派别和组织的红卫兵不断进行着分化与组合。红卫兵运动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向前发展的。

　　毛泽东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144]红卫兵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分裂，并不是令人感到特别意外的事情。但是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在如此大规模的范围内出现分裂，即使在同一派别内部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组织，“左”右倾错误在红卫兵运动中同时大量出现，则是不正常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那么，红卫兵运动中出现分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1）认识上的差异。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不仅是由于思想觉悟的高低，也是认识能力的不同造成的。具体说来，就是对为什么要进行文革、如何进行文革以及青少年学生在文革中究竟应该怎么办存在着重大分歧。不同的认识，形成不同的行为。文革中的派别及其相互之间的斗争，是在不同认识的指导下才出现的。保守派红卫兵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真正有力量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不是地富反坏右这些过去的反动力量，而是潜伏在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也就难以理解为什么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动，虽然符合文革的要求，但是在如何处理与保守派关系的问题上，往往又失之于偏颇。没有认识到既要与其进行斗争，还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在斗争中将保守派争取过来，转变到造反派的行列，而不是将他们在政治上消灭掉。即使在造反派内部，也要从大局出发，进行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践行社会主义民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以便于消除分歧，取得一致意见，而不是无原则的争斗，打派仗。因而能不能对文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红卫兵及其领导人正确对待和处理派别分歧的思想基础。

　　2）利益上的不同。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利益上的分歧，因而利益分歧成为红卫兵分裂的重要原因。这里的利益分歧，表现为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出现这些分歧和矛盾时，当然是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如果是这样的话，自然无话可说，但可惜却不是这样。红卫兵运动出现分裂，就是由于没有处理好这些利益关系造成的。不论是保守派红卫兵、老红卫兵还是由干部子弟组成的西纠、联动的形成，则是把群体、团体、家庭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当文革发展到触动这些利益关系的时候，就发生了转变，由积极参加文革变为反对文革了。造反派红卫兵内部出现的矛盾、分歧、宗派主义以及打斗现象，也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些利益关系造成的。能否正确处理这些利益关系，就成为红卫兵运动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3）党委（工作组）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作为文革的先锋，自然就要把矛头指向党委，在党委内部寻找走资派。文革伊始，上级对党委瘫痪的单位派出了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由工作组来领导运动。这样造反派就将矛头指向工作组，不少学校的学生开始驱赶工作组。这个时候不论是党委还是工作组，在遭到青少年学生中的造反派攻击的情况下，就以党的名义出现，在青少年学生中寻找、培养可靠力量，支持他们的行动，利用他们来抗衡造反派，将他们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这个时期隐藏在党委（工作组）中的走资派，根据斗争形势，拉拢保守派，争取逍遥派，孤立造反派，打击造反派骨干，采取隐蔽手段，将造反派红卫兵与他们之间的矛盾，转化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红卫兵之间的矛盾，挑动群众斗群众，在两派红卫兵的斗争中坐守渔翁之利。这就成为红卫兵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4）过去运动的影响。

　　过去运动的影响，也是红卫兵分裂的重要因素。不论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还是一九五九的反右倾斗争，都出现了扩大化。在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斗争开始后，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甚至怀有私心或报复心理，把在整风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对党委及其领导人提出了中肯意见的人，打成了右派、右倾分子，这样就造成人们难以通过正常途径对党委及其领导人提出批评意见，从而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实施遇到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以后运动要支持、拥护党委及其领导人，而不是因为提出批评意见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成为人们汲取的重要教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吸取以往运动教训，支持、保卫党委（工作组）及其领导人，与反对党委（工作组）的造反派进行斗争，就成为保守派红卫兵的选择。这成为红卫兵分裂的又一重要原因。

　　我们看到，红卫兵分裂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认识的因素，利益的原因，又有党委（工作组）的作用，以及过去运动的消极影响。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红卫兵及其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造成了红卫兵的分裂。这种分裂不仅使红卫兵运动出现了阴暗面，损害了红卫兵的形象，削弱了红卫兵运动，还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④ 党中央是如何对待红卫兵运动分裂的？

　　在红卫兵运动出现分裂的情况下，党中央又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呢？

　　其实，不论是对工作组时期还是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造反派、保守派，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态度都是一贯的。撤销工作组后，学生中间出现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组的保皇派的尖锐对立时，毛泽东为了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就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六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145]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是要两派不要纠缠于过去的分歧和矛盾，而是要抛弃前嫌，消除分歧，团结起来，共同进行文化革命。

　　由于造反派的行动符合中央的文革精神，因而党中央是支持造反派的。但是并没有因此歧视保守派，而是要求造反派对保守派采取团结的态度，帮助他们扭转思想，提高认识，迅速转变过来。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把这两派红卫兵称为少数派和多数派，而没有采用造反派和保守派这样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称呼。这里面寄托着中央对于保守派的希望。

　　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是为文化大革命开辟道路的。党中央是要竭力避免红卫兵出现分裂的，更不要说红卫兵之间出现的武斗和派仗了。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红卫兵在运动中还是发生了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的政策就是要使分裂的红卫兵在共同目标上团结起来，一起投入到文革的洪流。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红卫兵运动乃至于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发展。

　　因而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政策就是，支持造反派红卫兵，争取、分化、团结保守派红卫兵，使分裂的红卫兵走向统一，既反对、打击红卫兵运动中的极右派（比如西纠和联动），又反对、打击红卫兵运动中的极“左”派（比如后来的“五一六”兵团）。这是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央对待红卫兵各派的政策取决于红卫兵各派对于文革路线的执行程度。当时中央对于各派红卫兵组织是采取支持、争取、团结还是打击的政策，最终是由于这些红卫兵组织执行文革路线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就是以是否执行中央文革路线来划分的。况且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及其各自内部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因而中央对于这些红卫兵派别的政策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总的来说，中央是通过教育、疏导和耐心地思想工作来促进保守派红卫兵的转变，使他们步入文革的正确轨道。对其中的极端势力，拒绝挽救，我行我素，不听招呼，煽动武斗，进行打砸抢，破坏文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对它们采取专政手段的。

　　从中不难看出，党中央的政策措施对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决定着红卫兵运动的盛衰。工作组时期学生中间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形成，就是与工作组执行当时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的政策密切相关。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撤销了工作组以后，纠正了中央一线常委的错误，执行正确的政策指导着红卫兵运动，推动了红卫兵运动的迅速发展。这个时候红卫兵运动的分裂，是由于运动的矛头指向了党内走资派，而分裂出来的红卫兵组织中的头面人物又是与这些党内领导干部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缘故。为此，九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在接见各地学生时说：“如果高干子女在各学校、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话，最好让工农兵和普通干部的子女来担任。”但是，有人却很快采取对付的措施，趁群众不知道，为了争取主动，用金蝉脱壳的方法，辞去了职务，指定了他认为立场“最坚定”的人来接替。[146]他们就是采取这样的方法来抗衡中央的文革政策。

　　红卫兵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中央政策的指导，又有及时提出的策略方针，还有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坚强后盾。只有在中央文革路线的指导下，红卫兵运动才能得到健康发展。任何企图脱离中央文革路线的红卫兵组织及其负责人，不仅没有发展前途，也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这个时候的红卫兵组织及其领导人，就要紧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步伐，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反思斗争历程，加强沟通，纠正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具有民主作风，而不能自以为是，盲目出击，个人主义、小团体意识作怪。只有这样才能在红卫兵运动的大潮中，弄潮儿自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后来有些红卫兵组织及其负责人的命运，就是因为背离文革路线而拒绝改悔造成的。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⑤ 红卫兵运动分裂的影响。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红卫兵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各派内部还存在着不同的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组织随着斗争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又进行着分化和组合。在红卫兵运动前期，保守派红卫兵占据优势，造反派红卫兵处于劣势。两派红卫兵的态势在不断发生变化，红卫兵运动是在斗争中被推向前进的。

　　红卫兵运动的分裂，严重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本来，作为文革先锋的红卫兵，当时起着冲锋陷阵的作用。这个时候在他们内部出现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将斗争的矛头由党内走资派转向对立派别的群众，这样就导致了群众斗群众，转移了文革的重点斗争对象，容易使文化大革命流于形式，走了过场，致使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遇到很大困难。

　　红卫兵运动的分裂，严重制约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作为由青少年学生参加的红卫兵运动，这个时候出现了严重分裂，内部产生了尖锐复杂的矛盾，还出现了激烈的斗争，甚至进行了武斗，打起了派仗。这样就严重削弱了红卫兵的战斗力，使得红卫兵难以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严重制约了红卫兵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红卫兵运动的分裂，严重破坏了红卫兵的形象。红卫兵是执行中央文革路线的先行者，在文革舞台上是正面形象，朝气蓬勃，具有重要影响力。但是红卫兵运动在发展中产生了分裂，相互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直至发生了武斗，本位主义、派性意识和小团体主义随之表现出来。这里面有造反派的责任，主要还是保守派的责任。红卫兵运动出现的分裂，严重损害了红卫兵的形象，对他们继续进行文革产生了消极影响。

　　红卫兵运动的分裂，又是红卫兵运动走上文革正确轨道的契机。造反派和保守派是由于执行不同文革路线区分出来的。当时造反派执行了中央的文革路线，保守派则没有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出现，就将红卫兵内部这两部分人的政治态度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从而为中央下一步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支持、依靠造反派红卫兵，感召、分化、瓦解保守派红卫兵，使红卫兵运动走上文革正确轨道创造了条件。

　　这样看来，红卫兵运动的分裂，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作用。我们在研究红卫兵运动的影响时，既要看到分裂的负面作用，也要注意分裂的正面影响。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分析和总结红卫兵运动分裂的影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红卫兵运动发生了分裂以后，如何使分裂的红卫兵走向统一，使中央文革路线践之于红卫兵运动的具体实践，使造反派红卫兵不断发展壮大，进而掌控红卫兵运动，使红卫兵运动由分裂走向统一，则是下一步发展的关键。

　　（2）保守派红卫兵的形成及其极端表现——血统论与出身论的斗争，从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到联动。

　　从前文的研究我们看到，红卫兵在斗争中分裂为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那么，这两派红卫兵的形成及斗争情况又如何呢？现在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先研究保守派红卫兵的发展状况。

　　① 保守派红卫兵的形成。

　　保守派红卫兵在斗争中是如何形成的呢？

　　保守派红卫兵的形成，还是要追诉到“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校园里出现的学生运动。由于对中央通知、学校党委和负责人的认识不同，以及其它复杂的原因，校园中出现了保守派和造反派。特别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派出工作组以后，由于工作组执行一线常委确立的文革方针政策，压制学生运动，把反对党委、工作组视为反党，直接在师生中间抓右派，进一步激化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两派围绕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愈演愈烈。

　　两派在学生中间的形成，既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立场上的不同，还有工作组及其他人在背后的挑拨。两派之间的分歧虽然在具体事件上产生，但是却主要在是否向党委、工作组造反的问题上表现出来。造反派主张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在“五一六通知”指导下，造党委、工作组的反；保守派主张党委、工作组是代表党来进行领导的，即使存在问题，也要通过组织程序来清除党委、工作组里面的坏分子，认为向党委、工作组造反就是反党。这样就形成了学生运动中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激烈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就是中央两条文革路线在学生运动中的反映。当时由于复杂的斗争形势，特别是刘少奇主张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支配地位，支持保守派，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以毛泽东主张的文革路线，处于次要地位，支持造反派，因而暂时保守派占据优势，造反派处于劣势。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以及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仍在进行着，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保守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形成的。

　　毛泽东八月一日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印发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后，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学生中间的保守派和造反派顺势变为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是由过去学生中的保守派演变而来的。不过，保守派红卫兵这个时候仍然暂居优势，两派红卫兵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在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早在八月上、中旬以前，北京的校园里就已经出现了红卫兵。这些红卫兵由于产生的时间早，对红卫兵运动的冠名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因而被人们称为老红卫兵。老红卫兵的主要成员由红五类组成，以干部乃至高级干部子女偏多，打着文革的旗号，积极投身于运动中。[147]这些人虽然热衷于文革，但是却将斗争的矛头对准牛鬼蛇神、黑帮、黑五类及其子弟，即使指向党内，也是热衷于批斗“死老虎”（即已经被揪出来的走资派），反对批斗“活老虎”（即仍然在党内领导岗位上工作的走资派）。因而老红卫兵虽然参加造反的时间早，对于文革的宣传、造势、发动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总体上来说他们的作用则是消极的。这是问题的主导方面。因为他们背离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保守派。

　　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主导地位的时候，这些老红卫兵的行动实质上是与当时中央的文革路线相一致的，因而他们是文革的积极参加者。当着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遭到批判（这种批判是以撤销工作组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两条文革路线的交替期间，老红卫兵的燥动便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北京的红八月、大兴县的杀人事件以及八月二十四日进攻清华的十二校红卫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这是老红卫兵对文革的反动，是两条文革路线在红卫兵运动中间斗争的表现形式。这个时候的老红卫兵就由文革的参加者变成文革的反对者了。

　　保守派红卫兵是由过去学生中的保守派形成的，老红卫兵以及后来由它演变的西纠（东纠、海纠）和联动是其中的极右派。这些红卫兵组织是在中央两条文革路线的斗争中产生和演变的，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们的父母和家庭遭到冲击的缘故。

　　② 围绕血统论与出身论进行的斗争。

　　在保守派红卫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老红卫兵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运动发展过程中，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自命不凡，拉帮结派，背叛阶级论，宣扬血统论，引发了人们的激烈争论。在争论中，出身论应运而生，针锋相对，与血统论进行了公开的论战，形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一道奇观。

　　1）围绕血统论进行的斗争。

　　血统论产生于古代，盛行于世袭制社会，依靠血缘关系和家庭出身来对人进行定性或作出政治判断，具有浓厚的宗法制色彩。其实，即使在古代，血统论也是饱受非议、危害深远的，不然的话，贵族政治又怎么会被官僚政治所取代呢？本来，血统论的残余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经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种陈旧、反动的观念却又被某些人检起来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在红卫兵运动中沉渣泛起。让人没想到的是，围绕血统论的激烈争论是由一幅对联引发的。

　　这幅对联七月二十九日出现于北航附中的校园，是由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的。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幅对联一出现，就在校园里面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反对的一方慷慨陈词，据理驳斥，指出这幅对联的错误；支持的一方针锋相对，毫不示弱，还将这幅对联称作“鬼见愁”，认为能够压倒对方的气焰。

　　八月一日晚，北航附中的学生把对联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北京主要高等院校。八月二日下午，北航附中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呼喊对联，以壮声势，引发了清华园内的一场辩论。以血统论为基础的对联，开始在北京传播开来。凡是校园内出现“鬼见愁”对联的，都在对立的学生之间发生了激烈辩论，往往持续到深夜十二时以后。[148]

　　这幅“鬼见愁”的对联以及围绕对联展开的辩论，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注意。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指明斗争的正确方向，八月二日凌晨，陈伯达接见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这幅对联“不全面”，并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149]

　　不仅如此，八月四日，江青也在北大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将矛头对准走资派。八月六日，受对联影响的北京一些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对联大会。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等前往参加。讲台始终为支持对联的红卫兵占据着。江青一再重复对联刚刚出现时陈伯达提出的建议，即把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150]她说：“我觉得不应该在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大敌当前，要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在场的绝大多数红卫兵并不接受她的建议，仍然坚持原来的对联。[151]

　　我们看到，在围绕对联进行的辩论中，一部分学生赞成，一部分学生反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和江青认识到这幅对联宣扬血统论，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会将红卫兵运动引向歧途，因而才提出修改这幅对联，纠正其中的血统论倾向，但是却遭到了支持这幅对联的红卫兵的反对。这说明双方的斗争情绪还是非常激烈的。

　　在支持、宣扬这幅对联的红卫兵中间，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的表现独具特色，以其出色的诡辩，为这幅对联的传播发挥了独特作用。谭力夫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他的父亲谭政文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在北京和广东做过公安部门的领导工作。当年参加湘南暴动后随着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上了井冈山，是一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从谭力夫的出身看，他对这幅对联的宣扬是颇有意味的。

　　这幅对联由于明目张胆地宣扬血统论，所以社会上头脑稍为有些灵性和社会经验的人即便心中赞成这幅对联，也在这幅对联的表态上持谨慎态度，一般不会贸然支持它。因为在当时态势下，这很容易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谭力夫自然明白其中的究理，因而虽然明目张胆地为这幅对联叫好，但是在为这幅对联的辩护上还是费了一番心机的。

　　当时谭力夫在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担任文革小组长，即后来的巴黎公社红卫兵负责人。八月十二日，他写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他在大字报中大声疾呼：这幅对联“好得很！”这了说明这个观点，他诡辩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明我们是有成分论者，‘基本如此’说明我们是不唯成分论者”。为了进一步从哲学上论证这个观点的合理性，他把“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这幅对联和前一幅对联联系起来进行诡辩，他说：这两幅对联配合使用，意思就比较完全了。第一幅对联描绘了一个基本状况，是讲唯物主义的，第二幅对联指出了发展前途，是讲辩证法的。“基本如此”加上一个“应该如此”，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了。因而要把它“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152]

　　我们看到，谭力夫不仅在大字报中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公开叫好，还搬出党中央讲成分又不唯成分论的政策来论证其正确性，又把陈伯达修改过的后联拿来作“陪绑”，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桂冠扣在了两幅对联上，企图用后一幅对联来掩饰前一联的错误。这样谭力夫就以退为进，形式上修正实质上肯定前联的方式，论证了血统论的合理性。貌似客观，实则荒谬，他为血统论辩护的目的也就由此昭然若揭了。

　　其实，“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与党的讲成分又不唯成分论的政策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幅对联明确宣扬血统论，而党的成分政策是既肯定家庭出身对于人的影响，又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变化，将家庭出身和个人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对人进行考察，重在个人表现。而这幅对联将家庭出身对人的影响绝对化，横批又对此作出了进一步肯定，因而通观此联是肯定家庭出身的绝对影响，宣扬血统论的。谭力夫置这幅对联的根本观点于不顾，只抓住横批中的“基本”二字与党中央的成分政策生拉硬扯地联系在一起，以此说明这幅对联的合理性，不过是他以现象上的联系来代替本质上的不同的诡辩术罢了。

　　当时人们对这幅对联存在着质疑和不满，谭力夫自己恐怕也意识到仅仅这样解释还不足以服众。于是，他又把陈伯达修改后的对联拿过来弥补前联的不足，还煞有介事地说，前联是唯物主义的，后联是辩证法的，两幅对联合起来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了。由于后联是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提出来的，在学生中间有着影响力，将后联和前联结合到一起，给这两幅对联戴上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帽子，这样就以肯定后联的方式肯定了前联，把前联表现出来的浓厚的血统论色彩给遮掩起来。这说明他是用后联弥补、肯定前联，本质上还是为论证前联合理性才这样做的。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费尽心机地修修补补，而不直接否定前联，肯定后联，和中央文革小组保持一致呢？

　　谭力夫的大字报贴出后，同一日，北京铁道学院出现了一张与谭力夫大字报只字不差的大字报，只是落款处将“工大”改为“我院”。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江青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的大字报的事情，并引致了北工大校园内宣传血统论的一次又一次的浪潮。八月二十日，谭力夫在关于工作组和阶级路线的辩论会上发言，善于言词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滔滔不绝，一气呵成了数十分钟的闻名全国的讲话。[153]

　　这篇内容庞杂、直抒胸臆的讲话，宣扬了血统论，支持了工作组，为自己的观点和行为进行了辩护，表达了对于文革的不同态度，是一篇颂扬血统论的宣言书。

　　谭力夫认为：绝大多数老干部和工农、干部子弟是好的，即使有一点缺点错误，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小革命遇到新问题”，绝不能把他们打成“老反革命”和“小反革命”。他反对冲击、批斗党的各级干部，把攻击工作组和批斗党的干部说成是“右派翻天”。面对批斗干部的人们，他站在干部的立场上，在辩论中质问道：“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公开声明拥护北工大的工作组，说：“老杜（即北工大工作组组长杜万荣，总参防化兵部副政委）进校才一天”，就“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党的阳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从此照进了工大”；“你就是说得天花乱坠，我也是喜欢杜万荣”。他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行歪曲文革政策之实，还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说：“有人习惯于翻本本，找条条，都等中央指示，还要你‘首创’什么？”“世界上哪有完善无缺的东西？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东西。就是毛泽东思想，也还要不断发展。”[154]他在讲话中还以英雄自居：“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象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象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155]

　　谭力夫在讲话中打着文革的旗号，用了不少时髦的语言，以其出色的诡辩，流畅的发言，打着红旗反红旗，着实迷惑了不少人。他以英雄自居，立足于维护自己和家庭的利益，为宣扬血统论的对联进行辩护，反对将矛头指向党内干部，认为这样做是右派翻天。在中央撤销工作组的背景下，他不仅肯定和支持工作组，还无限信赖北工大工作组组长杜万荣，又以反对教条主义进行创新为名，行背离文革路线之实，显示出一个当年积极投身文革，但当文革与其家庭、个人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却又为家庭、个人利益站台的青年学生的复杂心理。

　　从中不难看出，谭力夫的讲话不仅违背了党中央讲成分而又不唯成分论的政策，还背离了党中央制定的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撤销工作组的政策措施。他以创新和“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东西”为由，说了“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的话，不过是他为自己曲解党中央的文革政策、维护个人言行进行的诡辩而已。

　　由于谭力夫在讲话中宣扬血统论，支持工作组，反对冲击、批斗干部，代表了领导干部及其子弟的利益，因而他的讲话很快风靡北京，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人用红纸转抄，而且张贴在路人皆过的要道旁。这个讲话对外地的影响就更大了。它一出笼，便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以福建省为例，那里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写得很好。在省委指使下，在不长的时间里，全省就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并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规定每天要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不少人被谭力夫的讲话迷了心窍，纷纷改名为力夫。仅福州市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五个人易名。[156]

　　不论是谭力夫的《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还是谭力夫的讲话，都是在为血统论进行辩护的，因而遭到了造反派红卫兵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判。

　　这个时候造反派红卫兵对血统论展开了凌厉的攻势。九月十三日，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贴出致筹委会的公开信，说谭力夫的讲话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要求他立即收回这个反动讲话，以此拉开了批判谭力夫血统论讲话的序幕。九月十五日，北工大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以及首都十几所高等院校召开串连会，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委会，对谭力夫的血统论讲话进行“更深入的批判”。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也串连在一起，公开批判血统论。[157]

　　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制造这种谬论的人，就是过去用各种手段打击、排斥工农子女的人。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分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158]

　　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公安部长谢富治都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点名批判了谭力夫及其宣扬的血统论。十一月十八日，王力对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作报告时说：“他（谭力夫。——引者注）的讲话与‘十六条’是根本对立的。这里一个‘十六条’，那里一篇讲话，到处翻印，到处广播，到处散发，还到处执行，执行谭力夫的。”[159]

　　尽管谭力夫狂热地宣扬血统论，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还是想把谭力夫争取过来的。谭力夫的父亲谭政文原来是康生的部下，康生就跟戚本禹、关锋讲，看能不能把谭力夫给争取过来。戚本禹、关锋根据他们了解的情况，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但是既然康生打了招呼，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里的一天把谭力夫叫到中南海西门接待室谈话。谭力夫一开始还以为挺重视他的，上来就给戚本禹、关锋讲了一大堆血统论的“真理性”。戚本禹打断他说，你这是在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知道吗？他一看情况不对，就争辩说戚本禹这是在给他扣大帽子，他说毛主席也没说他不对。戚本禹说江青同志传达的就是毛主席的思想。父母英雄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这个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他听了说：“江青改的对联也是对的，两个对联可以并存。”戚本禹、关锋看他是这个态度，知道难以把他挽救过来，就叫他回家去好好地“闭门思过”。[160]

　　至于谭力夫的个人命运，也是跌荡起伏的。随着十二月份社会上对老红卫兵、西纠和联动打压风潮的兴起，十二月十八日谭力夫被投入监狱。在监狱中被关了几个月后，他于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被放了出来。[161]不过，这个时候的血统论已经沦落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地步了，谭力夫的观点虽然没有变化，但是他本人却如同丧家犬一般再也恢复不到过去那样的神气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当时由对联引发的关于血统论的辩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种反响不仅出现在北京，还波及到全国广大地区。这说明围绕血统论的争论业已在一部分人中间引起强烈共鸣，导致了另一部分人的激烈反对。随着争论的激化，青少年学生被人为分成由工人、农民、革命干部、军人和烈士子弟组成的红五类和由地富反坏右组成的黑五类。这两类群体处于不同的政治地位。只有出身红五类的青少年学生，才可以组织、参加红卫兵。出身黑五类的青少年学生，则被剥夺了组织、参加红卫兵的资格。从这里可以反映出宣扬还是抵制血统论的意图所在。

　　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在辩论对联的高潮中，北大附中红旗写的《自来红们站起来了》，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写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等文章被大量翻印，广为宣传，对血统论思潮的广泛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在血统论盛行的时候，一部分出身于红五类的学生，打击、压迫出身于黑五类的学生，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出身问题，许多学生被剥夺了参加红卫兵以及游行和庆祝活动的权利，很多人遭到污辱打骂，尤其在中学生中间，在迫害黑五类的学生时，采取的手段更为严厉、野蛮和残忍。他们拦下列车查成分，要求红五类留下，黑五类滚蛋。宣传血统论的对联，很快传遍全国，歧视、压迫、打击出身于黑五类家庭学生的现象，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162]

　　不仅如此，出身黑五类的学生还被红五类的学生剥夺了戴毛主席像章，唱语录歌，读语录的权利，被集中起来看报、学文件，甚至上厕所都要请假。劳动的时候，也是按出身进行编组，由红五类中最厉害的人带队黑五类组，喊着“自来红万岁”的口号，甩着皮鞭辱骂他们，让他们干最脏、最烦重的活。在这种被歧视、压迫的背景下，有的出身黑五类的学生为了摆脱个人的屈辱地位，居然还去和出身红五类的学生套近乎，夹在红五类中去充当对黑五类出身的人的打手。北京第二医学院曾出现了一张大字报《飞出了一只白乌鸦》，便是对于这类出身黑五类的红卫兵打手的尖刻讽刺。[163]

　　在红卫兵中间出现的这些问题着实令人震惊。围绕血统论的辩论，将青少年学生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不能不引发我们的进一步深思，为什么一幅宣扬血统论的对联会在校园里引发这么激烈的辩论呢？中央文革小组又为什么要修改这幅对联，三番五次地做这些学生的工作，要求他们转变观点，跟上文革的步伐呢？

　　这是因为这幅宣扬血统论的对联已经破坏了党中央的文革政策，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校园里的青少年学生本来是一个整体，出身不由己，立场可由自己选择，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都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资格。但是不论是上联还是下联，都说明了两个阶级斗争的泾渭分明，横批又进一步强调这个论断是符合一般斗争规律的。这样就将学生按家庭出身划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人为地将学生割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剥夺了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资格，违犯了党中央的文革政策。

　　其实这幅对联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远的不说，近代历史上的革命者，好多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他们却成了坚定的革命者，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周恩来、彭湃等人就是这样。同时，也有一些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比如出身工人的向忠发、顾顺章、赫鲁晓夫等人，最后却走向了反面，成为叛徒、修正主义者。

　　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论断最早写入了“二十三条”。既然重点是整走资派，那么斗争的矛头就要指向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在党员领导干部中寻找走资派。由于走资派隐藏在党内，头上并没有贴着标签，还讲着党员干部的语言，以党员干部的面目出现，因而要想分辨出真正的走资派来，一般说来还是比较困难的。这样势必会造成对于党员干部队伍的冲击，他们的家庭也会由此受到重大影响。这个时候鼓吹血统论，实际上是以家庭出身作为对人定性的根本标准，从而将他们个人和家庭置于优越的地位上。这样就悄然地将打击的矛头由党内转向了过去的地富反坏右，转移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

　　同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运动兴起的时候，能否掌握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不仅关系到在运动中的地位问题，还关系到运动的走向。有人提出并宣扬这幅血统论的对联，不过是以显摆自己的出身为名，打压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剥夺他们参加运动的资格，为自己掌握运动的领导权创造道义条件。在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以后，就可以从两类不同家庭的出身出发，根据个人及家庭利益的实际需要，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及其出身的子弟，转移文革的斗争方向。围绕这幅对联争论的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宣扬血统论的一方，是将自己出身的家庭置于优越位置，为个人在运动中争取到有利的地位，以便掌握运动的领导权，将打击的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转移文革的斗争方向。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文革小组才对这些人进行反复教育和劝说，希望他们摒弃血统论，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反对血统论的一方，一方面是认识到这幅对联宣扬了错误的血统论，另一方面是由于这幅对联将矛头对准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处于维护自身及家庭的利益来反对这幅对联，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自己及家庭的地位，以便能够争取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资格。反对血统论的人，如果抛开其出身暂且不论，在反对血统论的问题上是会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当然，即使出身不好的人，只要在斗争中能够站稳立场，一般来说也是会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

　　由此可见，围绕血统论形成的对峙，以对联的争论为突破口，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实质，是家庭出身对个人定性是否具有决定性影响，出身黑五类的学生是具有参加文革的资格还是文革的打击对象。这直接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指向党内还是地富反坏右。这才是双方争论的要害所在。

　　2）围绕出身论进行的斗争。

　　由对联引发的围绕血统论的争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争论中，遇罗克主张的出身论针锋相对，脱颖而出，成为与血统论进行斗争的利器。

　　遇罗克是北京人民机器厂工人，父母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遇罗克不仅在上学期间受到很大压力，入不了共青团，还两次投考大学被拒之于门外。后来他到北京大兴县红星农场落户当了几年农业工人，回城后又干了两年临时工，才被分配到北京人民机器厂当徒工。[164]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遇罗克并没有热情地投入其中，而是采取一种冷眼旁观乃至于敌视的态度。这表现在作为文革导火线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遇罗克便给中央报刊杂志投稿，批驳姚文元的文章。他在日记中对正在进行的文艺批判和文艺革命冷嘲热讽，揶揄军报关于突出政治的宣传，质疑工农兵参加的论战，还说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无非是骗局而已”。[165]

　　遇罗克本来就对自己的遭遇耿耿于怀，愤愤不平，文化大革命又为遇罗克贴大字报申诉发声提供了机会，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卷入到争论中的。宣扬血统论的对联，等于对遇罗克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在政治上判处了“死刑”，这更刺激了遇罗克敏感的神经。于是，他提笔在手，一吐积郁，精心撰写了反击血统论的檄文——《出身论》。

　　遇罗克的《出身论》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初写出初稿，九月进行了修改，又于十一月再次修改后才最终定稿的。十一月，遇罗克将自己用毛笔抄写的《出身论》贴在了王府井大街的北京工艺美术服务部。在门前的台阶上，遇罗克和老红卫兵围绕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还是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进行了辩论。遇罗克到广州串连的两个弟弟将油印的《出身论》在广州散发，而后遇罗克的弟妹又骑车将油印的《出身论》在北京的重要街道张贴，还寄给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领导人。后来首都红卫兵三司宣传部长也向办报人牟志京要全套《中学文革报》，说是受中央文革之托，要为毛泽东准备八份最有影响的红卫兵小报。[166]

　　《出身论》刚一问世，就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人们读着，议着，抄着，思考着，辩论着。

　　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系地址找到了作者，决定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名义办一份《中学文革报》，全文刊登《出身论》。一九六七年一月，刊有《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公开出版发行了。第一次印刷三万份的小报，一抢而空，接着重印六万份，又一抢而空。《中学文革报》一共出了四至五期，先后刊登了遇罗克写的批判血统论的系列文章。[167]

　　《中学文革报》虽然只在北京发行，但是他们还是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来信，有时每天的来信多达几千封。除台湾、西藏两省区外，各省市区的来信比较均匀。北京的来信，在数量和质量上倒不突出。大多数来信只是附款邮购，来信中一个不小的比例是向作者倾吐自己的遭遇和心声，以及读了文章后产生的强烈共鸣。[168]

　　为了反击血统论，宣传出身论，遇罗克写了多篇文章，但是纵观这多篇文章，《出身论》无疑是遇罗克的代表作。遇罗克在《出身论》中以宣扬血统论的对联为靶子，系统地批驳了血统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出身论》分为三部分，一是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二是重在表现问题，三是受害问题。他认为社会影响超过家庭影响，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判断一个人关键是要看他的表现，而不是成分。成分不好的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遇罗克说：“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169]

　　他还进一步说：“出身和成分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分是儿子的出身。”“出身和成分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必须要划清出身和成分这两者之间不容混淆的界限。谁抹煞了这两条界限，……实际上就是抹煞了阶级界限。”“出身和表现根本没有统一性。”[170]

　　从这里我们看到，遇罗克认为社会影响对于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判定一个人不应该看他的成分，而应该看他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他还认为出身和成分不能相提并论，两者没有统一性，因而要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这样就抛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出身代替成分，否定了成分在政审中的作用。当时在招生、招工、招干过程中，成分是政审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单单这一条就把不少成分不好的人给刷了下来。同时，在各种运动中成分不好的家庭成员又往往成为斗争的对象，遭受过重重打击。因而遇罗克在这里是代表成分不好的家庭人员特别是学生提出抗议，是在为他们说话，为他们谋求利益。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载有《出身论》的小报一扫而空，出身不好的人大力支持和拥护遇罗克的出身论了。

　　由于出身论锋芒指向血统论，老红卫兵又是宣扬血统论的，因而最初激烈反对遇罗克的是老红卫兵。载有《出身论》的第一期《中学文革报》就被联动分子抢走、销毁了几千份。第二期《中学文革报》还没有出，坚持血统论的红卫兵就来过几次，将发行报纸的四中接待站洗却一空。北大附中彭小蒙（曾在红卫兵运动早期广为流传的讲话上引用对联）率百余之众砸《中学文革报》，四中联络站的外墙上就贴满了咒骂《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大字报。[171]刊登过《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也常常被撕、被抢，甚至卖报和读报的人也要遭受围攻和殴打。遇罗克经常被要求辩论的人围攻，但是他却能言善辩，旁征博引，常常能够击败对手，在辩论中占上风，支持他的人也在为他解围助阵。[172]

　　不仅如此，双方还通过文章进行激烈论战。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了《评〈出身论〉》一文。文章开篇就断定《出身论》是一篇大毒草，作者错误的关键在于“抽去在人的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阶级斗争这条纲”，反对遇罗克提出的社会影响超过家庭影响的观点。二月二十二日，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发表《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说《出身论》借批判血统论这个形“左”实右为名，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是一篇杀气腾腾的反革命复仇书。[173]

　　为反驳清华附中红卫兵，遇罗克撰写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兼驳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的文章，批驳了唯出身论的“纯”，提出要做化合物，不做混合物！矛头直指西纠、东纠、海纠和联动，尖锐地指出了特权阶层问题。他还写出了《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谈鸿沟》、《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驳〈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拔出〉》、《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再评北京轻工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反动立场》，进一步阐述了出身论，批驳了血统论。《首都风雷》第一期刊载步曙明的文章《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驳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遇罗克又写了《我们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一文，反驳步曙明。[174]

　　我们看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种反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出身不好的人支持出身论，因为出身论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是为他们谋求发展的空间，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斗争；出身好的特别是老红卫兵对出身论群起而攻之，销毁载有出身论文章的小报，还向遇罗克等人施加了强大压力。这是因为出身论猛烈抨击血统论，触犯了他们及其家庭既得利益的缘故。出身论在黑五类和红五类之间的不同反响，引发了两个群体之间的激烈辩论，对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既然保守派红卫兵特别是其中的老红卫兵反对遇罗克的出身论，那么造反派红卫兵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由于造反派红卫兵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出身并不好，遇罗克反对血统论的出身论确实反映了他们的心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会获得他们的同情、理解和共鸣。但是，遇罗克将社会影响绝对化，否定家庭影响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就与造反派接受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点产生了矛盾，引发了遇罗克与造反派红卫兵的争论。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三月，遇罗克最后发表在《中学论坛》和《中学文革报》上的3篇文章，就是与造反派进行的辩论。[175]

　　既然出身论在黑五类和红五类群体之间引发了激烈争论，遇罗克与造反派红卫兵之间也存在着争论，那么中央文革小组又是如何评价出身论的呢？

　　《中学文革报》创刊之时，《红旗》杂志社的两名记者便定期造访，了解情况。在第三期出版前后，他们向《中学文革报》主编牟志京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指示，即大方向错了，必须“悬崖勒马”。[176]

　　但是，遇罗克等人并没有接受劝告，仍然在为《出身论》的宣传奔走，直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对《出身论》公开点名批判后，才为《中学文革报》的出版画上了一个句号。[177]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张春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红卫兵代表时，戚本禹在讲话时说：“我看《出身论》也不对，有很大错误，是大大错误的！它的错误就是否定阶级观点，否定阶级分析，否定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他是用客观主义伪装的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结果同血统论走到一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在我国产生了种姓制度。否定阶级分析，抹煞阶级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抹煞阶级出身。……它否定了阶级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个人家庭出身对他本人的影响，否定阶级地位。……它实际上就是彭真反党集团所歪曲的‘重在表现’，它煽动不要做外围，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煽动部分青年对党不满，向党进攻。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志们不要上当。”[178]

　　从以上引用的关锋、戚本禹的指示、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们是反对《出身论》的。戚本禹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出身论》的错误在于否定阶级出身对于人的影响。从《出身论》的系列文章中不难看到，遇罗克始终回避、否定家庭出身对于人的影响的重要性，还反复说社会影响超过家庭影响，对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其实，一个人在发展过程中，既受到家庭的影响，又受到社会的影响。由于家庭影响是在人一出生就存在，具有先入为主的作用，同时也与个人的利益具有密切关系，因而家庭影响对于个人的发展来说也是非常大的。随着人的成长，到了社会上以后，就会受到社会的影响。这个时候人就有可能在社会影响下发生分化，有的可能背叛自己的家庭，有的还可能继续维护自己的家庭。因而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都是存在的。既不能只肯定家庭影响，而忽视社会影响的存在，也不能只肯定社会影响而忽视家庭影响的存在。血统论夸大家庭影响的存在，实际上忽视了社会影响。遇罗克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夸大社会影响，漠视家庭对人的影响。

　　我们看到，围绕出身论进行的斗争是复杂的，形式上是在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两个层面上展开，实际上则是中央文革小组、造反派红卫兵、遇罗克及其《中学文革报》、红五类、黑五类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一般来说，红五类主张血统论，反对出身论；黑五类支持出身论，反对血统论。造反派中的人对出身论虽然有些共鸣，但是一般来说对出身论还是持反对态度的。尽管出身论在反对血论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离开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因而在斗争中陷入了迷茫，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文革小组才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否定了出身论。

　　最后要说明的是，主张出身论的遇罗克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初逮捕，一九七○年三月初被处决了。这是令人遗憾的。后来有人把这件事，作为攻击文革的利器，否定文革的证据。本来，出身论与血统论的论争，进行理论的思辩，是文革的应有之义。遇罗克的出身论及其批驳血统论的方法固然是错误的，但是在反对血统论上还是与中央文革小组具有一致性的。从文革政策上来说，是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将他判处死刑的。

　　其实，遇罗克被处决的原因是复杂的。当时遇罗克的案卷一共有24卷，堆在一起差不多有桌子那么高。[179]从遇罗克被捕到处决有两年多的时间。可见，当时对这个案件也并非鲁莽行事，而是经过了详细侦察以后才结案的。最后又是经过最高法的核准后才执行的。从司法程序上来说也不存在什么问题。从遇罗克的判决书上看，遇罗克被判处死刑的原因有三条：由于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书写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网罗本地和外地反动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扬言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180]

　　从遇罗克这个时期的言行看，判决书中的判决词并非胡编乱造，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遇罗克确实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党的阶级路线表示不满，不论是他的日记、信件还是文章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说他组织反革命集团，也并非空穴来风。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看，一九六七年夏，遇罗克和《中学文革报》的几个人在东北长春车站上领了武器却没有交回，他的弟弟遇罗文还将手榴弹私自带回北京，在风声吃紧时又和几个人将手榴弹埋在了香山。这件事后来被公安局查出来了。[181]他在监狱中的态度可能也为他最终被判处死刑起了一个催化作用。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遇罗克是在“一打三反”（即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的背景下被处决的。离开“一打三反”的具体背景，以及中苏之间边界冲突造成的紧张局势，就难以对此作出准确的判断。因而分析遇罗克案件就要从当时“一打三反”的具体背景出发，立足于遇罗克案件的判决，从遇罗克在文革中的言行以及埋藏手榴弹表现出的集团行为和被捕后的态度中，来发现遇罗克被判处死刑的真实原因。遇罗克案件是一个错案，并非冤案。因为判决依据的事实是真实的，程序上也是合法的，不过是不该判处死刑而已。

　　至于遇罗克对血统论的猛烈抨击，是否会导致赞同血统论的既得利益者，在当时“一打三反”的氛围下，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乘机对遇罗克进行报复，将他从重判处了死刑。从逻辑上来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他们这样做的现实证据。

　　3）围绕血统论和出身论的斗争与文革的关系问题分析。

　　从以上研究我们看到，双方围绕血统论和出身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他们家庭和个人的前途与命运，是他们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反映。一般来说，宣扬血统论的人，是出身较好的红五类，主张出身论的人，是出身不好的黑五类。血统论出现于前，出身论形成于后。他们虽然在斗争中打着文革的旗号，却不是从文革而是从两大群体的根本利益出发，是为了维护家庭和个人利益进行的群众运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用的红五类和黑五类这两个术语，不过是沿用当时的一种称呼，并非是对于这两个群体的定性，不具有价值判断的含义。

　　围绕血统论和出身论进行的斗争，是从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两个层面展开的。考察双方的争论，我们注意到，血统论无限夸大家庭影响并将其绝对化，形式上重视实际上无视社会影响的作用；出身论却专注于社会影响并将其绝对化，实际上漠视家庭影响的作用。虽然两者是对立的，但是却犯了同样的错误。这种错误就是割裂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的关系，将一方肯定并绝对化，忽视另一方面的存在。究其原因，除了认识的原因以外，还是利益使然的缘故。

　　宣扬血统论的人，由于出身好，因而侧重于宣传家庭影响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无视社会影响可能会导致人的变化，背叛自己的家庭和信念，转到另一方面。宣扬出身论的人，由于出身不好，因而就侧重于宣传社会影响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漠视家庭影响对于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性。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将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却没有在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前提下抓住重点。这样就违背了党中央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政策，造成了无谓的争论，挑动群众斗群众，干扰了文革的大方向。

　　为什么说这种争论干扰了文革的大方向呢？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就潜伏于党的各级领导层，因而运动的主要矛头就应该对准党内走资派，而不是地富反坏右。不论是出身好的红五类，还是出身不好的黑五类，都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资格。这就不能仅仅依据成分和出身来对人们进行分门别类，规定哪些人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哪些人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是这样的话，不仅不利于群众的团结，更难以动员全体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反而会酿成群众之间的激烈斗争，将运动的重点从走资派转移到斗争的双方，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不论是对于血统论还是出身论，都采取了否定和打压的态度。因为两者都违背了党中央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政策，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宣扬血统论的人认为他们出身好，应该掌握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斗争矛头不应指向他们的家庭（父母），而应指向地富反坏右。主张出身论的人认为，血统论是错误的，不应该将斗争矛头对准出身不好的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要求在各个方面给予他们与出身好的人一样的待遇。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血统论还是出身论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在理论上的表现是，血统论只看到家庭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绝对化，实际上却否定人在社会影响下还存在发生转变的可能性；出身论只看到了社会影响并把这种影响绝对化，实际上却否定家庭利益、亲情以及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人的重要影响。这样血统论和出身论不仅走上了形而上学的邪路，还陷入了唯心论的泥潭。

　　党中央的政策是讲成分但是又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将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结合起来，而以社会影响下个人的表现为重点。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这里不难看出，不论是血统论还是出身论，都是与党中央的政策背道而驰的。

　　从实践上来说，血统论和出身论的争论会挑动群众斗群众，形成群众之间的内耗，造成学生乃至社会群体的撕裂，将斗争的主要矛头从走资派转移到群众中，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因而血统论和出身论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反动的。

　　③ 保守派红卫兵的极端表现之一——老红卫兵的反戈。

　　人们一般把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以前的红卫兵称作老红卫兵，这些红卫兵以红五类为主体，属于保守派红卫兵，是与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相对立的。[182]他们以大中学校的高干子弟或革干子弟为头，以革干子弟为骨干，在工作组撤走以后，意图继续掌控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实行工作组的路线。[183]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老红卫兵是积极参加的，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清华附中红卫兵委托江青转交毛泽东的两张大字报以及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北大附中彭小蒙红旗战斗小组，就是老红卫兵积极参加文革的重要表现。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他们给予了“热烈的支持”，[184]北大女附中红卫兵还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截上了红卫兵袖章。[185]随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老红卫兵固然是比较早地起来造反的，但是他们主要是造地富反坏右（即牛鬼蛇神）的反，而不是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即便有时候他们将矛头指向党内，也是那些已经被点名批判的走资派，而不是将党内走资派作为运动的重点来批判。这样就转移了斗争对象，保护了党内走资派，从而使得文化大革命走向歧途。当他们投身文革的时候，可能对这个问题认识得并不清楚。但是，随着文革的进行，他们的父母和家庭遭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开始实行对抗文革的行为了，也就是由支持文革变为对文革的反戈一击了。这就是保守派红卫兵中的老红卫兵的演变轨迹。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对于老红卫兵态度的变化是由于老红卫兵对于文革的变化造成的。

　　老红卫兵背离文革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制造了一系列暴力事件。这些老红卫兵出身好，不少又是出自于干部乃至高级干部家庭，养尊处优，本来就觉得自己高人一头，因而打起人来愈发凶狠，造成了不少严重后果。在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打人、武斗问题上，或者是认识不清，或者是不懂政策，或者还有别的原因，党中央并没有简单地将打人者绳之以法，而是从大局出发，积极做好双方的工作，在处理上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七月二十八日，江青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上支持红卫兵造工作组的反，同时也谈到了打人问题，她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以后不打就是嘛！……人的错误思想打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八月二日，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在接见北京铁道学院的师生时，也谈到毛泽东对打人问题的态度。陶鲁笳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主席说：‘为什么不把我的话全面讲呢？我后面还有一句话，今后不许打人。’今后要宣传打人是犯法的。”[186]

　　八月六日，张春桥在接见天津学生时说：“有的同学打了人，思想负担很重。我们不提倡打人，但已经打人，怎样？只好解放这些学生。当时两派学生斗起来了，其实两派学生都是革命的。被打成‘六一八’反革命的革命同学自己就说了嘛，打我们的同学也是为了捍卫党的利益，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原来对我们没有认识清楚，当成了反革命。这是工作组挑唆的，我们要解放两方面的学生。好人打了坏人活该，好人打了好人是误会，我们不提倡打人，意思是以后不要再打人了。”[187]

　　从中我们看到，不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的话，都是反对打人的。张春桥还以“六一八”事件为例作出了进一步说明。打人这种现象是违背文革政策的，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但是鉴于当时出现打人现象的特殊背景，既没有对打人者绳之以法，也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只是对此做出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这样做是以今后不许打人为前提的，同时也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化解双方的矛盾，将打人者解放出来，不致于使他们背负更大的包袱，以便将他们争取过来，共同奋斗。尽管这样，还是有人从个人、小团体的利益出发，怀着卑鄙的目的，对毛泽东的话断章取义，为自己打人寻找依据。毛泽东“今后不许打人”的质问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发出的。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反复重审不许打人，老红卫兵还是制造了不少暴力和血腥的场面。比如，八月五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出现了红卫兵将本校副校长卞仲耘（女）殴打致死的恶性事件。[188]参与这些事件的老红卫兵后来又上演了道歉闹剧。其中的一个老红卫兵宋彬彬（即在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在二○一四年一月十二日就文革期间批斗老师的行为，向母校老师和校领导道歉。但是，折腾了半天，就是不肯说清当年的事件真相。这种掩盖真相开脱自己的行为，引发了卞仲耘丈夫王晶垚的强烈抗议。这位九十三岁的王老先生表示：“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仍然被蓄意掩盖着，为此发出郑重声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189]

　　本来，红卫兵运动中出现打人事件后，是以牙还牙，对打人者施以暴力行为，还是采取慎重的态度，这对运动的发展是起着重要导向作用的。从前文毛泽东和江青、张春桥关于打人问题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他们是反对对打人者施以暴力行为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却没有能够这样做，反而以暴治暴造成了严重后果。八月二日，北京四十七中红卫兵组织红红红的一名学生被几个小流氓用刀刺伤，经北京新市委同意，北京中学红卫兵于八月十三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大会，对五名小流氓进行斗争。会上，把他们拖到会场，弯腰，然后跪在地上，背上还踏上一支脚。一些红卫兵不顾大会组织者的阻拦，冲过去用皮带抽打被斗者。这对以后打人风的盛行起了重要影响。[190]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负责北京市的运动，因而这次大会的召开他是负有领导责任的。江青后来在中央文革小组生活会上对王任重进行了批评。[191]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如何处理打人的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也是存在分歧的。这对于制止、妥善处理打人问题当然是不利的。

　　这个时候老红卫兵为了掌握运动的领导权，又发表了一个红卫兵《紧急呼吁书》。

　　在八月六日的天桥剧场辩论会上，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校红卫兵散发了一份《紧急呼吁书》。[192]

　　《紧急呼吁书》对他们认为的所谓右派指出：“你们也喊‘造反’，但是无产阶级造反同流氓造反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再一次严正声明：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右派流氓胆敢乱说乱动，立即镇压！”“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它真正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193]

　　康生、江青等人当场表示支持《紧急呼吁书》。这份《紧急呼吁书》还被印发给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但是时隔不久，江青等人发现这份《紧急呼吁书》被有些人利用压制群众造反，又发出通知收回了这个《紧急呼吁书》。[194]这是为什么呢？

　　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从《紧急呼吁书》发布后老红卫兵的行动来考察，这是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声明。单纯从《紧急呼吁书》的表面文字来看，还是打着文革旗号，呼吁左派团结起来，制止打人事件的。虽然《紧急呼吁书》中也说了“不许右派翻天”的话，但是这里的右派到底是指造反的学生，还是指保守的学生，单从字面上看还真是难以识别出来的。江青等人态度的转变是因为他们发现，发出这个《紧急呼吁书》的老红卫兵，为了夺得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以《紧急呼吁书》为尚方宝剑，以不许右派翻天为借口，对造反派红卫兵进行打击报复，压制他们造反，要求他们服从领导，企图使红卫兵运动按照他们的意图行事。

　　毛泽东的态度也是这样。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都在场的会上，毛泽东曾以肯定语气饶有兴趣地谈到这份《紧急呼吁书》。后来江青把十万人大会批斗几个中学生的事告诉毛泽东后，毛泽东批评十万人大会的事欠妥，对《紧急呼吁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起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说。急急忙忙作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195]

　　鉴于八月十三日召开的十万人大会批斗五个中学生，对北京乃至全国出现的打人现象造成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对以后召开这样的会议党中央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八月二十五日，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初中的红卫兵到崇文区榄杆市抄家的过程中，发生了资本家李文波持菜刀砍伤红卫兵的事件。李文波被当场打死。事后，红卫兵以资本家进行阶级报复为由，要求召开十万人的公审大会，公审李文波的妻子。后经周恩来反复做说服工作，才阻止了大会的召开。[196]

　　我们看到，老红卫兵发《紧急呼吁书》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这在此后他们的行为中得到了证实。他们还置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今后不许打人”的要求于不顾，曲解妥善处理红卫兵打人问题的指示，抓住公安部门一时也难以追究打人者责任的机会，依然我行我素，实行暴力行为，破坏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月十九日，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红卫兵同市委教育部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批斗大会。会上将北京市、西城区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干部张文松、张国梁、李晨、韩作黎、汪家镠、侯维城、杨荣海及四中、六中、八中三校的领导干部押到会场进行批斗。他们被强迫作喷气式，用嘴叼着“黑帮”牌子，罚跪，惨遭皮带毒打。此事也在全市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西城区就有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女三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沙坪、师大二附中党支部书记姜培良被红卫兵揪斗、折磨、毒打致死。[197]

　　本来，在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就提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一开始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98]但是，他们还是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公开践踏中央的文革政策，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辞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社会上的批斗是与校园里的批斗相结合的。校园是老红卫兵的根据地，为了夺取校园文化革命的领导权，老红卫兵联合起来在校园里展开行动。

　　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大学转抄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月二十四日凌晨，毛泽东的大字报由北大传到了清华，清华的造反派马上贴了一大批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如《炮轰刘少奇》、《刘少奇7月29日讲话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等，把当时还是中央机密的内容一下子捅到了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另外还有许多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中午，这类大字报贴满了清华园。

　　这种情景，被一些老红卫兵认为是右派翻天。下午二时许，清华大学自控系红卫兵占领了广播台。五时，清华附中等十二所学校的红卫兵二千余人在清华大学文革临筹负责人贺鹏飞的率领下进入清华园，实行戒严。他们对大字报进行拍摄、抄录后，将大字报全部撕去。然后，他们闯入宿舍捉拿右派，对原校领导、黑帮分子进行殴打和抄家，并勒令一些群众组织解散。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清华大学“八二四”事件。这一事件迅速影响到其他学校。当晚，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封锁大字报区，把攻击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移走，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覆盖了所有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199]

　　老红卫兵的暴行迅速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给江青写了关于北京市红卫兵和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报告肯定了八月十八日之后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随后指出了运动的一些缺点和副作用，着重指出北京新市委的一些领导人对红卫兵运动采取消极观望态度，不敢出来积极领导运动，薄一波、陶鲁笳等就是工交口各院校保皇派的支持者。报告提请注意的是，个别人利用某些学校的红卫兵对抗“十六条”，有些院校红卫兵的领导权落到了保皇派手里，他们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报告提出北京新市委应站到运动第一线去领导运动、对工作组的路线应进行批判、陶鲁笳等人不宜继续领导北京市的学生运动、薄一波等人应当做出适当检讨等四点建议。八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委以及薄一波、陶鲁笳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200]

　　从关锋、戚本禹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些老红卫兵不仅对抗“十六条”，而且有些院校红卫兵的领导权已经落到了他们手中。在这些老红卫兵的背后还是有着一批高级干部在支持他们，北京新市委采取了观望态度。报告建议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阅后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发现，北京市的暴力行为主要发生在八、九月间。这些暴力行为固然不都是老红卫兵造成的，但是老红卫兵对此要负主要责任则是无疑的。据统计，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北京市大兴县大规模的打死人事件。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直到市委书记马力到县去制止，事态才平息。[201]

　　大兴县暴力事件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

　　当年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认为，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灭门惨案也是老红卫兵支持搞的。在得到大兴县发生的大屠杀案的报告后，戚本禹和王力连夜驱车赶到大兴。当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那些主持大屠杀的人却早已经得到风声跑了。他们问当地的干部是怎么回事？他们说，都是些红卫兵模样的人来指挥当地的一些基干民兵搞的。其中有些所谓红卫兵的年龄都偏大了，看着不像是学生。而且他们说，在他们来之前，市里还有人打电话来作了关照，所以大兴县公安部门的人给提供了户籍材料，有的还有当地的警察带路。

　　在了解大兴县的基本情况以后，戚本禹和王力当夜赶回钓鱼台，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回来后戚本禹马上给北京新市委的书记马力打电话，让他去处理这件事情。第二天，马力就亲自带着人去了大兴县。马力代表北京市新市委当场宣布，如果再发生乱打人，乱杀人的事，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202]

　　鉴于大兴县发生的惨痛事件，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九月二日，中共北京市委为制止城乡出现的打死人现象，发出《紧急通知》。

　　一、通知提出：各级党委、人委党组、公安部门，均应根据“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表示明确态度，支持群众的革命热情，但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

　　二、过去有少数单位提供所谓流氓分子名单，鼓动群众去斗打，这是错误的，从现在起一律禁止提供名单，违者要受纪律处分。

　　三、除现行犯外，五类分子的名单，有关部门也不要向群众提供。[203]

　　大兴县发生的杀人事件表明，这些行凶者已经走向了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成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这些凶手以法西斯式的屠杀，践踏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给党内外诋毁文化大革命的人提供了口实。他们的暴行已经不属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之争，而是以暴力手段转移斗争对象，挑衅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行为。

　　大兴杀人事件被制止后，当时并没有马上对杀人凶手追究弄事责任。大约在三四年后，才对一些主要责任人进行了处罚：大辛庄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被处以八年有期徒刑。杀死人最多的黎明大队（共杀六十多人）书记杨万杰被判八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八年徒刑。[204]

　　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领导机构，将许多记者派到各地去收集文革信息，了解文革情况。这些老红卫兵的种种暴行，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记者反映到文革小组来。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也收到大量群众来信，指控一些红卫兵的暴行。戚本禹拿了这些群众来信与记者的反映材料，去给江青汇报。江青告诉戚本禹，她也从其它途径知道了这方面的严重情况。

　　鉴于这种情况非常严重，中央文革小组立即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周恩来参加了会议。大家对这些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乱打人、乱抄家的暴力行为，都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会议决定戚本禹带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一起去了解情况。戚本禹带着解放军战士首先去了王府井的东风市场（即原东安市场），当时这里是被东城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占用来非法关押、审讯和用刑的据点。戚本禹进去一看，里面被关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满身鲜血，在墙面上用活人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他看到一个女红卫兵手里拿着一根钢鞭，正向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身上抽去，赶忙让随行的战士夺下了她手里的钢鞭。他问这个女红卫兵为什么要打人？女红卫兵说，她是个坏女人，搞了许多男人。戚本禹说，胡闹，哪怕她是一个妓女，你也没有权力这样打她。然后让人把这个妇女和其他被打的人都送往医院，把其他被关押的人都放了，把所有的刑具都全部没收，结果装了满满的好几筐。

　　当时戚本禹看到好几个公安民警也和这些老红卫兵在一起，估计那些被抓的人就是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提供名单的。戚本禹就到那里的派出所去问是不是他们提供了名单，派出所的领导说他们是按照市里的指示才这样做的。听说是市里的万里副市长专门打电话来关照的。回来后戚本禹就向谢富治说了这事。谢富治说，这绝不是公安部的指示，是北京市自己布置下去的。万里当时是北京市负责公安工作的副市长，也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

　　戚本禹把没收的刑具直接带回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会议室，当时就向周恩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作了汇报，所有看到这些东西的人都非常震惊和愤怒。陈伯达在讲话中强烈谴责了这种法西斯暴行。江青说：他们这样做，不是给文革抹黑吗？关锋说，有些人故意在破坏文革运动，他们是在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他们用打、砸、抢、抓、杀、抄的方式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这些老红卫兵等组织的活动是刘、邓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实质上是刘、邓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王力也很慷慨激昂，他拍着桌子骂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戚本禹说，他们实际上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股异己的力量。[205]

　　老红卫兵敢于这样干，是因为他们钻了“十六条”的空子。制定“十六条”的时候，鉴于工作组时期打击革命师生的教训，“十六条”为了防止这类事件的重演，才规定：“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该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206]老红卫兵是利用“十六条”中对造反革命师生的保护措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一时也不便于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立即采取专政手段的机会，才横冲直撞实施暴力行为的。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以红五类为主体的老红卫兵，由于刚刚参加运动，自身的政治倾向性尚未暴露，同时也由于运动刚刚开始，还没有触及到干部队伍及其家庭，因而他们才积极参加文革运动，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这个时候他们的行为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文革的矛头指向他们父母及其家庭的时候，他们的立场发生了变化，由积极参加支持文革向反对、破坏文革转化了。这个时候为了夺取红卫兵运动的主导权，他们采取的斗争策略是，打着文革的旗号，转移斗争对象，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制造了种种暴力行为，对文革进行反戈一击，成为红卫兵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样他们也就失去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了。老红卫兵后来演变成西纠（东纠、海纠）和联动，继续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对抗。在他们背后还有一批党内干部的支持，因而局势的演变就更显得扑朔迷离起来了。

　　④ 保守派红卫兵的极端表现之二——西纠（东纠、海纠）的产生。

　　红卫兵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分裂成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中的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和联动，是保守派红卫兵中的极端团体和组织。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团体和组织，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在某种程序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了推动作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却是破坏了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最终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反动，遭到取缔和解散的命运。

　　其实，与西纠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东纠（东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和海纠（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它们都是同一类型的红卫兵纠察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是由老红卫兵转化而来的，[207]他们与老红卫兵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由于西纠出现得早，影响大，其它两个组织在活动能力方面又逊色于西纠，因而我们就以西纠为研究对象。

　　1）西纠的出现。

　　毛泽东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各地出现了一系列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组织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派别不同，纲领纷呈，以各自对文革的理解展开行动。西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西纠的全称是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是由西城区四中、八中等学校的红卫兵发出倡议，西城区几十所中学红卫兵响应、参加，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成立的红卫兵组织。[208]西纠成立的时机与活动是与当时中央文革正在调查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毛泽东发出“要文门，不要武斗”的批示相呼应的。[209]

　　西纠自封为红卫兵纠察队，名义上是要管控红卫兵的秩序，实际上是想以纠察为名，取得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因而西纠的袖章就比别的红卫兵组织的袖章宽，以示与其它红卫兵组织的区别，彰显西纠的领导地位。本来，西纠在天安门城楼上想给毛泽东献上袖章，但是周恩来却阻止他们说，毛泽东是全国红卫兵的领袖，不适宜只戴西纠的袖章。但是西纠还是给其他中央领导人戴上了袖章。不仅如此，他们还将林彪戴着西纠袖章的照片印在西纠的证件上，以扩大西纠的影响力。[210]西纠从成立时就想取得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以便使得红卫兵运动沿着自己既定的轨道前进。

　　西纠的成员主要出身于干部、军人家庭，而且大部分是高级干部子弟，发展到三百多人。[211]

　　西纠的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翮。下设几个组：宣传组组长是秦晓，李三友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组织组组长是王向荣；后勤组组长是赵胜利。马凯也在其中做了不少工作。下设两个纠察连：一个连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孔栋任连长；另一个连是师大女附中的，邓榕参加了这个连。一个连有几十个人，驻在总部，应付紧急情况以便集中行动。[212]

　　西纠主要由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弟组成，要纠察、管理红卫兵运动，是以领导面目出现的红卫兵组织。这不仅在纠察队的命名和袖章制作上显示出来，也在他们是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家庭的出身上，乃至于陶铸、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周荣鑫等中央领导人给予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上，以及他们受委托在天安门广场和北京火车站维持社会秩序上表现出来。[213]另外，西纠在发展过程中，又以自己的强力行动显示了社会存在，因而才声名鹊起，夺取红卫兵运动领导权的。

　　2）西纠的两面性及其在文革中的作用。

　　西纠在文革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西纠在文革初期确实做了一些事务性的有益的工作。这是次要的；另一方面从西纠的整个作为看，又是与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背道而驰的，还在行动中搞了一系列暴力事件，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破坏。这是主要的。只有对这两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以后，才能对西纠的行为作出准确评价。

　　西纠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以红卫兵纠察队的面目出现的，这表明西纠要在运动中行使管理、监管红卫兵的权力。这个权力是西纠自封的，而不是中央授予的。中央是不可能授予西纠这样的权力的。西纠之所以敢于对其他红卫兵组织行使监管权力，不仅是由于西纠的成员多数出自于高级干部家庭，才使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监管其他红卫兵组织，也是由于当时不少中央领导人对西纠的支持所决定的，同时还有让西纠参与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的因素。后来西纠的司令孔丹在回忆中说道：“本质上讲，‘西纠’这件事反映了‘文革’初期党内一些老干部，希望借重一种群众组织，也就是一部分红卫兵来抵制‘文革’路线的一个思路。”[214]正是因为这样，西纠才敢于自报奋勇地承担起监管红卫兵的任务，在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后，他们的意图才得以实现。

　　西纠自成立之日起，在一个多月的活动中，陆续发布了十个通令，提出保卫中央党政机关，保护革命干部，保卫国家机密，首都社会秩序，反对批斗中的武斗、体罚等，想通过通令来引导红卫兵运动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发展。西纠在三个月中承担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比如参加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维护秩序的工作，承担了维护北京火车站秩序和为旅客服务的任务，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活动，并在北京饭店等外宾住宿地方担任警戒，保护班禅大师、程砚秋家属，也制止过一些过激的行为。[215]西纠这个时期做得这些工作，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当然是必要的，有意义的。这是西纠在文化大革命中行为的一个方面。

　　现在我们再来看西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另一面。西纠发布了十个通令，比如第三号通令规定“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216]这些通令特别是六、七号通令，从表面看来都是冠冕堂皇的，实质上则是以保护老干部为名禁止将斗争矛头指向干部，维持现有秩序。

　　其实，党内走资派就潜藏在各级干部队伍中，只有通过群众运动，才能将这些走资派揪出来，整倒他们。反对将矛头指向干部队伍，又如何抓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呢？这样实际上就否定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地富反坏右，把对这些人的残酷打击来表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热情，转移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不仅如此，西纠还以实际行动与到地质部造反的地院东方红和到国防科工委造反的北航红旗相对抗，打压造反派红卫兵。[217]西纠虽然在发布的通令中反对打砸抢和武斗，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不是那样。他们反对别人进行武斗，而他们自己就制造了不少暴力事件。他们是用暴力来进行纠察，打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维护自己在红卫兵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的。这样他们就直接违背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败坏了文化大革命的声誉。从中不难看到，西纠不仅转移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还通过暴力事件来维护自己在红卫兵运动中的领导地位，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从西纠表现出来的两面性上来说，后一个方面是主要的，前一个方面是次要的。我们在分析西纠两面性的时候，既要看到西纠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了一些具体工作，同时更要看到西纠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作用。既不能因为西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作用，就否定西纠做的一些具体工作，更不能因为西纠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就否定西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作用。同时具体工作和破坏作用并非等量齐观，而是破坏作用是主要的，具体工作是次要的，与破坏作用相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微不足道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将具体工作和破坏作用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要看到两者的存在，又要分清主次，把西纠的两面性和破坏作用占主要地位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对于西纠形成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

　　西纠在文革中表现出的两面性及其占主要地位的破坏性，不是没有原因的。应该说，西纠成员开始的时候还是满情热情地投入到红卫兵运动中的。但是他们斗争的对象是党外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而不是党内走资派。即使指向党内，也是已经被揪出来的走资派，而不是尚在党内领导岗位上的走资派。他们在文革中的狂热行为，针对地富反坏右、造反派和其他人的暴力事件，不过是他们想以此表明自己积极投身文革，为赢得话语权，使红卫兵运动沿着他们认定的轨道前进的具体手段而已。

　　从文革发展的进程看，这些举动不过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文化大革命在排除了重重干扰之后，仍然以不可阻挡的气势滚滚向前。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当着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干部特别是他们的家庭和父母时，他们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由文革的参与者变成文革的反对者了。当时就被造反派讥讽为“保爹保妈派”。这从后来西纠司令孔丹的回忆中可以得到证明。孔丹说：“‘西纠’后来的命运走向衰落，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与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的两次对抗。这两个事件标志着我们思想的转变，无论是出于一种本能或者说是一种自觉，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运动不是对着一两个党支部，而是要对着整个干部队伍，特别是高级干部队伍了。”[218]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西纠的转向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不仅是由于他们出身于干部家庭以及文革对他们家庭和父母的冲击上，也是由于他们对于文革的认识和思想觉悟上。文化大革命触动、打击了他们家庭的既得利益，对他们父母造成了重大冲击，西纠成员又是与这些干部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他们就在文革中打起了保护老干部的旗号。孔丹后来也回忆说：“我觉得，如果要讲‘西纠’的产生，就是有那么一个大背景，其实质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反动。社会上正好有我们这样一批人，就自然成为‘西纠’的基础和骨干。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干部受冲击时就要站出来保护；另外，我们有组织观念，要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机密；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无法接受对群众，甚至成分不好或有问题的人采取暴力的做法。这些就是我们成立‘西纠’时的基本观念。”[219]

　　实际上这是以保护老干部的名义，在保护自己家庭和父母的动机驱使下展开的行动。虽然他们在通令中制止武斗，但是当着他们出身的家庭遭到冲击，从小形成的养尊处优的生活遭到打击，原先的社会地位失去的时候，他们就将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迫害人，泄私愤，由此形成的暴力行为，严重破坏了文化大革命。尽管有些暴力行为不是西纠总部决定实施的，但是作为西纠总部下级组织的暴行，固然应该由实施暴行的下级组织负主要责任，但是领导这些组织的西纠总部也是难辞其咎的。

　　西纠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两面性：一面是做了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这是次要的；一面是严重破坏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主要的。西纠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表现在，将打击的主要矛头从党内走资派转向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为此还制造了一系列暴力事件。用暴力手段来转移斗争方向，夺取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这样就形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一股逆流。

　　3）西纠的暴力事件。

　　西纠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表现就是在文革中制造的暴力事件。虽然在西纠发布的通令中有禁止武斗的内容，但是他们自己却对违背他们意愿的造反派和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实施暴力行为。这直接违反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值勤的时候，就是挥舞着皮带来维护秩序的。[220]这些西纠成员在平时行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更是比比皆是，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北京市六中是西城区纠察队员比较集中的一所学校。六中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对血统论提出了异议，于是，被西纠抓进了六中劳改所。这座劳改所设在六中的后院里，屋旁稍稍突起的门楼被辟做劳改所的岗楼，抓去的人直接从小门进入，与前院隔成了一个独立的居所。西纠认定的黑七类、狗崽子、混蛋之类被押进劳改所后，不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要经受跪煤渣、油漆涂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跺屁股、开火洗澡、打靶、突刺、扫蹚腿等残绝人寰的刑法的逼供审讯。纠察队员还用被酷刑折磨而流出的人血，在审讯室墙壁上写了字有拳头大小的“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就在这红色恐怖下，王光华被活活打死。在六中干了一辈子、八十多岁的退休老工人徐霈田，被诬为残渣余孽之类。毒打后施用开水洗澡刑，即把滚开的锅炉水往身上浇。徐霈田被烫得全身都是燎泡，最后被红烧、勒死。在这座劳改所中，被打、骨折、残废、脑震荡的，不下二三十人。

　　北京市一中的监狱也和六中劳改所差不多。他们成立了一个由三百余名同学组成的劳改队，用中美合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我国古代使用过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或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221]

　　以上不过是西纠暴力行为中的一些表现。其实，西纠的暴力行动并非个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些暴力行动表明西纠已经站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反动。他们用残酷的刑罚，肆意的伤害，来对付地富反坏右或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这些行为给文革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引发了人们对于文革的敌对情绪。西纠身处北京腹心区域，他们中的多数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又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因而他们的暴力行为不仅对北京的红卫兵运动，还对全国的红卫兵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对西纠进行定性的重要因素。

　　4）西纠的没落。

　　西纠的行为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的注意，于是开始采取措施来解决西纠的暴力行为了。

　　其实，江青对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西纠还是比较警惕的，西纠成立后就是这样。八月三十一日，孔丹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江青献了一个袖章，还自我介绍说是孔原、许明的儿子，江青说：噢，噢。江青戴上袖章以后，“啪”地就用大氅把袖章盖上了，那一瞬间孔丹的反应还是有的，感到她可能对西纠有看法。当时成立西纠的指导思想，主旨是维护秩序，也就是对于红卫兵的造反持反对态度，因而后来西纠被江青叫做保皇派，还有一个说法叫消防队。[222]

　　虽然在“十六条”中曾规定，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大中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223]但是西纠的行为已经践踏了“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个时候解决西纠的问题成为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

　　十一月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发生重要通告。通知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允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全国各地也陆续转发了这一通告。

　　十一月十九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到北京市六中劳改所看到西纠的暴行后，指出：“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能这样搞”，并命令西纠立即解散劳改所。十二月十六日，北京市召开了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议指出：“纠察队已被坏分子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会议宣布取消纠察队。第二天，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又重申了上述决定。[224]

　　在十二月十六日召开的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鉴于西纠的严重暴力行为，江青气愤地说：“对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这样一小撮，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她当场点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和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和孔原、许明五个人的名字，指出他们在西纠问题上的责任，还让在场的周荣鑫、雍文涛当场站了起来。即便如此，为了防止处理西纠时出现极端化，江青还是在讲话中强调了政策问题。她说：“我希望你们对这些青年，犯了错误的同学们，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幕后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不回头的要斗倒、斗臭、斗垮！”

　　周恩来在讲话中从新生事物发展的角度讲了西纠的问题。他说：“总结这四个月的经验，成绩是主要的。新生的事物诞生以来不可能没有毛病，没有缺点，甚至也可能出现错误，乃至于个别的严重的错误，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你们不必为此惊慌。要晓得，任何一个新事物，一个新生的孩子，刚从胎里出来毛手毛脚的，生一个疮呀，长一个疱呀，把它割去就是了，新生的力量总是要成长起来的。”

　　尽管周恩来说过纠察队是红卫兵的一个创造，对西纠也给予过支持，还委派他们去执行过任务，[225]但是西纠的暴力行为以及与造反派的抗衡显然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因而周恩来在第二天召开的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上，劝告各纠察队马上自动解散。他说：“我提议各校红卫兵取消纠察队的名字。纠察队这个名字是你们起的，起了相反的作用，希望你们自动取消，取消这个名字，不要我们命令。”

　　十二月十八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兵团等造反派代表时，江青又进一步说：“北京的这一股歪风一定要镇压下去，给全国做个示范。对于那些打人多的、态度不好、年纪大一点的，可以镇压，一定要判刑，年轻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红卫兵纠察队不管是什么样的，都要解散。”关锋也气愤地说道：“把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揪出来，严重的枪毙。”当然，他们说的是气话。从后来披露出来的资料看，不论是西纠成员还是其支持者，即没有判刑，更没有枪毙，不过是把其中的一些人关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放了出来罢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江青在一次接见北京大中专学校红卫兵代表时批评西纠“凌驾于红卫兵之上，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凌驾在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之上”，“对极少数人要专政。如不专政，你们的大民主没保证，我们也没保证。”她还说：“对极少数小家伙专政，是一种教育，有的通过他们的家长，让他们的子女自己去投案，这些人之中，可能有将军之子，元帅之子，国家主席、副主席之子，总理、副总理之子，部长、副部长之子。这些都不在话下。（拍桌子）谁要那样干！就得坐社会主义国家的牢！”[226]

　　对于来自中央文革小组的强大压力，西纠是不服气的，要求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辩论。由于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曾经给西纠提供过一些帮助，这个时候要求西纠退还当时提供的交通工具。西纠后期负责人蓝小兵、骆小峰、王向荣等人给周荣鑫写了一条便条，反映了他们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对抗情绪。这张便条是这样写的：“周荣鑫同志：汽车，我们半辆也不退！！！中央文革要我们解散，必须把原因讲清楚。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中央文革负责！！！望周同志将这些话转达给陈伯达同志，并告诉他我们全体西城纠察队员找他！”[227]我们看到，他们不仅蛮横无理，不退还交通工具，还倒打一耙，威胁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要找他算帐。这是西纠猖狂行为的反映。

　　为了取缔西纠的据点，制止他们的暴力行为，由警卫车开道，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带着卫戍区的解放军指战员到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八一中学等西纠、东纠等组织活动猖獗的地方，一个一个地去关闭他们私设的监牢与劳改营，收徼凶器。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面前，西纠、东纠等组织的成员败下阵来。[228]西纠的一些负责人董良翮、粟寒生、孔丹等陆续被投入监狱关了起来。[229]

　　孔丹这些西纠的负责人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前后就离开北京到外地串连去了。[230]但是他们对西纠此前的作为还是负有领导责任的。因为实施暴力的下级组织固然应该对暴力行为负有主要责任（比如六中），西纠的组织体系也并非那么严密，[231]但是这些组织当时却是处于西纠总部的领导之下，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西纠总部也是难辞其咎的。

　　另外，孔丹说他当时还是反对血统论的，在这个问题上和其他老红卫兵存在着分歧。[232]这可能是真的，当然也是值得肯定的。不过，我们要问的是，即便如此，为什么当文革的矛头指向党内干部队伍的时候，孔丹却要极力反对呢？而且还和别人一起成立西纠，反对造反派红卫兵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干部中间潜藏的走资派？这表明虽然孔丹口头上反对血统论，但是在实际行动上却和主张血统论的人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

　　这里要说一下的是，西纠司令孔丹的母亲许明自杀的事。许明当时是党内一位优秀的女干部，在国务院任副秘书长，负责中央联合接待室的工作，她的自杀，确实是令人惋惜的。孔丹后来始终对母亲的自杀有一种内疚心里，认为是自己在西纠的作为影响到了母亲的命运。[233]其实，许明的自杀也是有她自身原因的。试想一下，许明在文革中受到的磨难再大，能超过王光美吗？当时王光美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穿上旗袍，登上高跟鞋，还在脖子上挎上由乒乓球串成的项链，在三十万人参加的大会上予以批斗，也没有选择自杀，而是顽强地活到了扬眉吐气的那一天。许明精明强干，雷厉风行，性格刚烈，宁折不弯，干工作是把好手，但是一旦遇到磨难，则难以抗衡，容易走极端。

　　对于许明的自杀，当时在国务院秘书厅担任秘书室主任的吴庆彤后来回忆说，其实，许明自杀前，情绪已经十分颓丧，整天憋在办公室里，不愿与大家见面。每天到食堂就餐，都要等到快结束时才去。她自杀的那天下午，还到吴庆彤的办公室坐了一个小时左右，询问近日机关的运动情况等。吴庆彤发现，一向梳状整洁、谈笑风声的许明，一下子变成了蓬头垢面、沉默寡言的人。吴庆彤后来常常自责道，如果他警觉性高一些，及时向有关领导反映情况，做做疏导工作，或许可以防止这个悲剧的发生。每念及此，深感内疚。[234]

　　除了性格的原因外，还是由于许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决定的。在工作组时期，许明就是支持工作组的，而且八月提倡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在接待站批评陈伯达改对联时，许明没有旗帜鲜明地制止老红卫兵攻击陈伯达的行为。许明支持西纠，而西纠又是与地院、北航的造反派进行对抗。这些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的简报送到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对此作出批示：“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是留有余地的，并不是立即停止许明的工作，而是说如果再不改正，就调动其工作。许明当时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周恩来对许明批评得很厉害，停止了许明的工作，要她好好反省。许明压力很大，就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她只是给西纠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对于西纠干的无法无天的事并不清楚，绝没有在背后指使他们，希望戚本禹向江青去说明一下。通话当天，戚本禹就跟江青谈了这件事，还说也许许明说的是真的。她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表示同意，还说，等她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讲。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许明就自杀了。[235]这是令人惋惜的。

　　多行不义必自毙。名躁一时的西纠，虽然在红卫兵运动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它们的主要行动却是为了保护家庭和父母的地位而斗争，还践踏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以暴力来表达他们的诉求，成为红卫兵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样也就难以逃脱被解散、取缔的命运了。

　　⑤ 保守派红卫兵的极端表现之三——联动的出现。

　　联动是与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的保守派红卫兵极端组织。它直接将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甚至文化大革命，成为文革发展的敌对力量。那么，联动是如何形成的呢？

　　1）联动的形成。

　　联动与西纠（东纠、海纠）一样，是由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联动成员大部分是革命干部之弟，多数是老红卫兵，有些人的父母就在运动中受到冲击。[236]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进一步扭转了文革的方向，将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党内走资派，联动成员的父母和家庭遭到了更大的冲击。随着父母和家庭受到冲击，他们自身的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他们才要成立一个联合组织来抗衡文革，维护自己和家庭的地位。

　　联动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矿院附中、地质附中、北航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钢院附中、农大附中、北医附中、一○一中、女六中、八一学校、育英学校、十一学校、丰台三中等十几所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在北大附中举行会议，商定联合起来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会议还决定，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集体主持日常工作；决定问题采用协商办法，各校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参加联合行动。总部设在北大附中，于增寿任总联络员，以后牛皖平成为主要负责人。[237]

　　宣传工作由北大附中负责，组织工作由石油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的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当年联动分子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行动上也是积极、迅速的。直到二十年后，联动的一位负责人还不无得意地对人炫耀说：“当时我们只要说哪天在哪里开会，根本不用通知，到时候一传十、十传百地都来了。这简直是一种惊人的力量！”是啊，在维护个人和家庭利益的问题上，他们已经不约而同地站在了一起。不仅如此，他们后来还联系了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地的干部子弟，建立了联动在各地的分支机构，联合起来反对文革，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238]

　　联动宣言起草完毕后，经过集体商议通过，由钢院附中红卫兵、矿院附中红卫兵、师院附中红卫兵、石油附中红卫兵、京工附中红卫兵、外语学院附中红卫兵、农大附中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北航附中红卫兵、人大附中红卫兵、地质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人大附中红旗、八一学校八一革命军、八一学校红卫纵队联合签署后生效。联动开始是以海淀区十几个中学的老红卫兵的名义发起，后来形成了全市赞成联动观点的老红卫兵都自动成为联动成员的局面。

　　十二月五日，联动正式成立。这里夜里北京街头出现了这样一些标语：“热烈欢呼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表现形式！”京工附中邹建平等人爬上数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下了一道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239]

　　从这里可以看到，联动一成立，就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向中央文革下了挑战书。

　　2）联动的矛头所向及其行为。

　　从前文引用的资料中我们看到，联动成立当天他们就在北京市内贴出大标语，宣告联动成立并且直接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这是联动政治态度的宣示。如果要对联动进行准确的定性，还是要从联动的两个宣言书入手，看看联动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红卫兵组织。因为这两个宣言书是联动的行动纲领，最能够反映出他们的政治态度。为了全面、准确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引用了两个宣言书的全文。

　　第一个宣言书是联动成立时的宣言，全文如下：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胜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240]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联动在宣言中打着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维护文革的旗帜，反复说明他们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要将文革进行到底的。不仅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指出了这条路线的危害性，还表示要联合起来同这条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

　　那么，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呢？

　　不难发现，联动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在宣言中采取了隐晦的方式，没有明确说出来。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来揭示这个论断的真实涵义。

　　当时党中央正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因为在干部队伍中存在着这种路线。这是一条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与党中央的革命路线相对立的一条路线。[241]这条路线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障碍，只有在彻底批判这条路线以后，文化大革命才能够得到继续发展。

　　尽管联动在宣言中也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术语，但是他们所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显然是另有所指的。他们打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的旗帜，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乃至于中央的文革路线。这是因为联动是由老红卫兵组成的，他们本来是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及其子弟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要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在干部中间批斗走资派，他们的父母和家庭成为冲击的对象。中央文革小组就是要执行党中央的这一条文革路线，充分发动群众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运动中。这个时候的造反并不是红五类特别是老红卫兵的专利，而是包括改造好了的黑五类子弟在内的广大群众都拥有的权利。这对“不许右派翻天”的老红卫兵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在当时的态势下，他们相信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将老红卫兵组织起来，成立了联动，联合起来进行斗争。从斗争策略考虑，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会，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将中央文革小组限制他们破坏文革的行动视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反过来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下的造反派红卫兵，企图扭转文革的方向，使他们的父母和家庭免遭文革的冲击，维护他们及其家庭的既得利益。因而我们说它的内涵与党中央正在批判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存在本质区别的。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宣言书。这个宣言书比前一个宣言书更进一步地表明了联动的态度。第二个宣言书的全文如下：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联动成员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干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干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干子弟，十六省省市委革干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中央秘字003，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中共历代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织；（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续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她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

　　……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 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242]

　　这个宣言书比起第一个宣言书更进一步地反映了联动的本质，是对联动政治态度的充分暴露。这说明联动已经成为一支抗击文革的别动队。

　　这个宣言书明显是依照中央文件的格式来起草的。为了增强宣言书的号召力，还戴上了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的“大帽子”。不过，从这个宣言书的格式来看，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比如宣言书抬头就没有按照中央文件的惯例进行排序，而是杂乱无章的。再比如，其中“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与“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是前后矛盾的。这到底是起草人的粗心还是有意为之，令人深思。因为宣言书对形势的判断和政治力量的认知，显然是一般的联动队员难以企及的。虽然这是从反面来讲的。

　　在这个宣言书中，联动号召不仅中央机关的干部子弟，还有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干部子弟都要团结起来，接受北京联动的领导。为了点缀起见，他们也象征性地说明了还要“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加入到联动的队伍中。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联动是要求全党干部子弟的联合与团结的。因为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就隐藏在党的各级干部队伍中。因而干部队伍遭受冲击就是难以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害关系。

　　联动提出要“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句话颇为耐人寻味。这两个主席究竟是指谁呢？难道是指毛泽东、林彪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仍然是党的主席，原先的几位副主席中，只有林彪继续被称为副主席，其他几位副主席的职务不再提起。[243]这不能不让人想到他们这样讲的用意。至于几个委员，很可能指的是陈伯达、康生（他们不仅是中央委员，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以及其他在中央委员会内坚决支持文革的人。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宣言提出“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表明联动不仅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还对六十年代前期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社教、“三反五反”、“四清”运动，都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们还把正在进行的文革视为“白色恐怖”，更加鲜明地表露了联动对于文革的敌视态度。联动还狂妄地要求召开中共全国党代会，选举中央委员，这是希望通过选举提供的机会来中止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因而这是联动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

　　至于联动说要“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很显然指的是造反派红卫兵。联动只许自己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本来，他们是要垄断造反权利，将造反世袭化，不准他人革命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打破了联动的造反梦，造反派红卫兵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他们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触动了联动成员的父母及其家庭的既得利益，自然会引起他们的仇视与反对。这并不让人奇怪。唯其如此，他们造反的真相也就大白于天下了。

　　这个宣言书表明，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联动成员不仅在北京自动地联合起来，还要将他们的组织扩大到全国，后来也确实在上海、沈阳、南京、武汉、长沙等地发展了一批同盟者。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已经超越了以前的老红卫兵和西纠（东纠、海纠），公开地将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成为社会上一支抵制文革的别动队。

　　从联动的两个宣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联动对待文革的政治态度。他们不仅公开跳了出来将矛头对准了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还对在毛泽东领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以及在这种总路线指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反五反”、“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都给予了否定性的回答。既然如此，在这样的宣言书指导下，联动又是如何行动的呢？

　　我们知道，在联动成立的当天夜里，联动成员京工附中邹建平等人爬上数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下了一道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表达了他们与中央文革小组势不两立的态度。

　　十二月六日，北大附中红旗的牛皖平等十余人来到三司所属的一个组织，与他们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牛皖平等人反对三司揪斗老干部。十二月七日，在民族文化宫举行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备会上，联动代表马晓军等人与三司代表进行争论，迫使三司代表退出会场。[244]

　　首都三司、中学造反派红卫兵与联动是对立的。他们的人数比联动多得多，又能讲出道理来，对付联动是有办法的。联动在哪里闹事，他们就好多人围上去。联动的人讲又讲不过他们，打也打不过他们，最后只好灰溜溜地逃走了。联动在与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的争斗中占不了上风，是不甘心的。一次，北航附中的几个联动分子在偷摩托车的时候，被人抓了，并把他们扭送到公安部。公安部把这几个人扣留起来了。于是，联动的人就聚集起来冲公安部。他们把公安部玻璃窗砸了，还把公安部的副部长给打了。[245]联动分子一共对公安部冲击了六次。

　　十二月十六日晚，联动成员集合在一起，冲击了抓了人的公安部。同时，与和他们直接对抗的三司红卫兵发生了直接冲突。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联动喊出了“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等口号。会后，他们在全市各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讥讽“江青太狂了”，提出要“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掀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二月三十一日两次组织力量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人员。[246]

　　十二月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几个人到清华大学贴出大标语“绞死反革命分子蒯大富！”遭到清华井冈山的围攻和批斗，其中一人被扭送公安部。这个时候中学造反派红卫兵也要联合起来与联动进行辩论与斗争。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中学造反派红卫兵为了表示与联动针锋相对的立场，由清华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京工附中红旗、人大附中红旗、一○一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北医附中东方红、地质附中东方红、农大附中八一八红卫兵等组织在二七剧场成立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成员以“延征”的笔名贴出了《致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其中写道“中央文革小组今天的作法，与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的作法，何其相似乃尔！”[247]

　　一月四日，中学红卫兵组织与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辩论大会，对联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联动分子与他们辩论时占了下风，既颓丧又不服。他们随后在一月六日、一月七日、一月十一日对公安部发起三次攻势，并喊出了“刘少奇万岁！”的口号。在无法发泄的情绪下，他们臂戴袖章，骑着自行车疾驰在大街小巷，高喊“打倒三司”、“油煎江青”等口号。联动怀着对文化大革命使他们父辈遭受迫害的仇恨，把矛头指向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同时，竭力发泄他们的愤怒之情，在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由于与对立面发生冲突，图书被撕毁，教学仪器标本被砸坏，桌椅板凳被拆卸，甚至以各类物资筑营建垒，作为互相动武的工事。[248]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联动在社会上不仅与大中学校的造反派进行斗争，还六冲公安部，直接冲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在公安部搞打砸抢，喊口号，贴标语，进行武斗，搞垮对立面，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破坏。联动向上对准中央文革小组、公安部，向下攻击大中学造反派红卫兵，对党中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耿耿于怀，上窜下跳，横冲直撞，成为抗衡文革发展的一支敌对力量。

　　不论是联动的宣言书还是他们在社会上的活动，都对联动的定性具有决定性意义。宣言书是他们自己说的，他们不仅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还要否定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反五反”和“四清”运动；活动是他们自己做的，他们将矛头对准造反派红卫兵、公安部和中央文革小组。从他们的说和做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中，可以判断出联动的前途和命运。顺应文化大革命发展潮流的，就会不断得到壮大；反之，则会遭到削弱和淘汰。联动的前途和命运就是因为逆文化大革命发展潮流而走向没落的。

　　3）联动的末日。

　　联动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六冲公安部，与造反派红卫兵进行对抗，成为社会上抗衡文化大革命的别动队。我们知道，“十六条”确曾规定，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大中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249]但是，联动已经成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别动队，践踏了“十六条”，严重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因而中央文革小组和公安部在反复研究后决定对联动采取行动了。

　　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起，中央文革小组接见造反派红卫兵代表，北京市中学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开始对老红卫兵、西纠和联动采取行动。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组和谢富治召集北京红卫兵三司等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气愤地说：西纠是保守组织，是保护走资派的保皇派，要坚决取缔。联动是反革命组织，对它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250]

　　本来，联动六冲公安部。公安部领导人是一直对此采取克制态度的。无奈的情况下，有时也只好通过北京市委动员公安部附近的街道群众来对付联动分子。因为联动分子身上带着匕首等武器，这些群众手里也拿着菜刀、擀面杖过来。一来就是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这些联动分子知道警察不能抓他，又不能打他，所以他们不怕警察。可是看到那么多老百姓拿着家伙过来了，怕自己吃亏，往往就落荒而逃了。[251]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公安机关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有责任有义务来保卫文化大革命。鉴于“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往往采取克制的态度。联动就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才滋事生非的。鉴于联动行为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公安部在经过反复研究以后，决定对联动采取行动。

　　一月十七日，公安部长谢富治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一月二十一日，以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一○一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的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也先后被镇压，联动的头头遭到逮捕。

　　一月三十一日出版发行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中明确指出：联动是反革命组织，“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从而掀起了整个社会对于联动进行大围剿的浪潮。在八一学校举办联动罪行展览的基础上，三月八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关锋、戚本禹、陈永贵等高级领导人先后参观了展览并讲了话。各机关、学校、群众组织也纷纷前往参观。社会上广泛掀起了批判联动思潮的活动。

　　北京造反派红卫兵配合公安部展开对联动的行动。在强大的攻势面前，联动觉出了危机。有些联动成员自暴自弃地说，反正老子注定要完蛋了，因此，只得破釜沉舟，拚命一干。三月八日后，联动成员多次冲击了展览会。三月十八日，部分联动成员贴出三张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并且表示，“跌倒了，就站起来”，再继续干。在北京一○一中学里，一百余名联动分子降下国旗，升起老红卫兵的旗帜，而且降半旗，在校园里，还到处张贴“联动万岁”、“联动永存”等大标语。在这前前后后，北京三十一中学出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的对联。“永远压不倒联动”、“打倒谢富治”、“火烧江青”、“炮轰公安局”等标语在北京不少学校里散见，还出现了“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标语。[252]

　　这里口号和行为进一步暴露了联动的本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攻势面前，联动如鸟兽散，但是仍然困兽犹斗。特别是他们贴出“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标语，就特别发人深思。这不仅使我们进一步发问，他们十年后要干什么呢？联系到文革后期以及结束后的社会发展，这是相当耐人寻味的。

　　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一九六七年清明节，共有139名联动头头被逮捕，关押在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253]这些联动分子大多数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的。有个已故将军的儿子，他父亲原来和谢富治是老战友，可是因为他儿子抄写了矛头直指毛泽东的反动标语，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谢富治也把他关起来了。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的儿子参加了联动，也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没有关他，把他交给了军队处理，军队把他放回了家。可陈士榘知道以后，亲自把他儿子送到公安部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后，还表扬陈士榘“大义灭亲”。后来董必武也为他的儿子董良翮参加联动的事，向毛泽东写了检讨。[254]

　　四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执行毛泽东的指示，释放了关押的联动、西纠成员。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江青对他们说：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她知道联动的负责人是牛皖平，还关切地询问谁是牛皖平？牛皖平站起来后，江青以长辈的态度宽慰道：啊，久闻大名，今天才见到。[255]她知道西纠的负责人孔丹也在其中，同样关切地问道：“哪个是孔丹啊？站起来我看看。”孔丹站起来，江青看了看说：“坐下吧。”[256]

　　江青对他们讲话说，你们吃苦了，然后对他们谆谆教诲。当时被关的联动分子中的许多人都向江青表示认错。有的还当场喊口号：“感谢江青阿姨！”但其中也有一些人不服气，怕自己的队伍被分化，就在那里唱起了毛泽东悼念杨开慧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当众给江青难堪。江青也拿他们没办法。随后谢富治宣布了毛泽东释放他们的指示，他们就喊毛主席万岁！然后就走了。[257]

　　联动成员被释放后，有些人并没有真诚诲过。释放他们的时候还和江青对着干，释放后更是变本加厉。为了制造声势，发泄不满，联动成员成群结队，每天在天安门广场骑车飞奔，高呼口号。不少学校的联动成员还召开了老红卫兵新生大会，并参与中学生中势均力敌的“四三”、“四四”两大派斗争。五月初，全市联动成员串连在一起，与北京二十八中的对立派发生武斗，占领北京二十八中学三天之久，还在全市搜捕与之对立的人。失而复得的自由使他们用各种方式发泄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仇恨。他们高喊“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叫你们尸体堆成山，血流成河，要杀尽你们这些狗崽子！”“狗崽子靠边站，红五类要掌权！”联动在这时无法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央文革，因而，一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成了他们发泄仇恨的对象。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红卫兵诞生一周年。当北京部分红卫兵举行集会纪念这个日子时，在天安门广场上，以联动为核心的老红卫兵召开了一个红卫兵万岁大会，并与对立派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这也是联动有组织的大规模活动的最后一次高峰。

　　在一片批判的声浪中，联动组织瓦解了。然而，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地下室仍设有联动的联络站，虽然处境十分困窘，却也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春夏之后。[258]这个时候随着上山下乡的风潮渐起，联动分子也被裹胁其中，到广阔的农村、边疆接受教育去了。

　　联动的行为是逆文革潮流的，也是不得人心的。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强大背景下，联动已经将矛头指向了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人敢于公开地支持联动的所作所为。这样在中央文革小组、公安部和造反派红卫兵以及人民群众的共同打击下，联动也就难以逃脱覆亡的命运了。

　　4）联动的本质及其形成的原因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联动是由中学生组成的保守派红卫兵极端组织，与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其成员主要是由先前的老红卫兵组成的。不论从活动的区域还是成员的范围，乃至将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斗争上，联动又是远远超过老红卫兵和西纠（东纠、海纠）的。联动向全体干部子弟发出倡议，要求以北京的联动组织为核心，组建遍及全国各地的联合行动委员会，维护他们及其家庭的既得利益。他们公开站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下的造反派红卫兵，成为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别动队，红卫兵运动发展中的一股逆流。

　　我们注意到，联动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发展起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要批判有人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挑动群众斗群众，不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而是对准牛鬼蛇神，企图转移斗争方向。这个时候联动成员的父母及其家庭就处于被冲击的范围内，与此相关联的是他们自己的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以前宣扬的意图打压地富反坏右的血统论，反过来又成为对他们自己进行打击的利器。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此时的他们在中央文革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的打压下处于不利地位。独木难成林。这个时候他们觉得只有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新的更大的激进组织，才能够在运动中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地位。联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最能够反映联动本质的还是他们发布的两个宣言书。这两个宣言书虽然都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让人觉得他们仿佛是拳拳忠心，但是他们提出的“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等这些体现他们本质内涵的话，则表明联动不仅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还进一步反对文化大革命及此前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联动的宣言及其行为表明，他们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反动。

　　这里让我们深思的是，尽管联动成员出身于干部乃至高级干部家庭，他们的消息来源广泛，相互之间又四通八达，第二个宣言书在起草的格式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像在宣言书中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这些对党内斗争和形势的论断，很难想象是出自于联动成员这些只有十几岁的青少年学生之手。这反映出在联动的背后似乎有人在给他们出谋划策，联动不过是党内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用来对抗文革的工具而已。

　　联动的宣言书公开对从北京到各地、从中央到基层的干部子弟发号施令，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在北京联动领导下，将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下的造反派红卫兵。这在第二个宣言书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其目的还是为了维护他们家庭的既得利益而战。虽然这样的话没有在宣言中明确地表述出来，却是心照不宣的。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联合各地干部子弟，直接同中央文革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进行斗争，实际上则是反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联动的背后还站着一批联动成员父母辈的党内领导干部做他们的后盾。比如后来在二月逆流发生的时候，聂荣臻就曾经对中央文革小组对联动采取措施表示过强烈不满。[259]

　　联动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他们利用“十六条”中除了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大中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的相关规定，[260]趁机起事，建立组织，招摇惑众，扭转方向。这是过去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发展的继续，也得到了党内不少领导干部的支持和帮助。联动是在文革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为了抗衡文革、维护自身和家庭利益产生的极端保守派红卫兵组织。这些出身于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家庭的中学生，平时养尊处优，盛气凌人，自身活动能量又挺大，因而在运动中简直是无法无天，肆意打砸抢，成为阻碍文革发展的别动队，红卫兵运动发展中的一股逆流。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社会上的特殊反映。

　　联动否定文化大革命，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六冲公安部，提出忠于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直接挑战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已经冲破了文革的底线，最后对他们采取措施是文革发展下去的必然要求。联动贴出“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标语，表示出他们在强大攻势面前要继续顽抗下去的决心。虽然联动组织瓦解了，但是他们以及散布在各地的成员仍在，他们仍然在寻找能够东山再起的机会，在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的天安门事件以及各地爆发的示威活动中就隐现着他们的身影。

　　⑥ 保守派红卫兵的分化。

　　在红卫兵队伍的力量对比中，开始的时候保守派红卫兵占据优势，造反派红卫兵处于劣势。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保守派红卫兵内部发生了分化，他们中的不少人脱离保守派红卫兵的阵营，转移到了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列。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保守派红卫兵的分化呢？

　　原因之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保守派红卫兵分化的基础。

　　从考察中发现，保守派红卫兵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迅速分化的。保守派红卫兵来源于工作组时期的保守派。虽然撤销工作组特别是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后，为文革的下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在党内存在，继续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制约着人们的行动，阻碍着文革的发展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六年十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而不是牛鬼蛇神。这不仅进一步肯定了造反派红卫兵的造反行为，还为他们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保守派过去在工作组（党组织）支持下，将矛头主要对准牛鬼蛇神，而不是党内走资派。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运动中的反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对他们这种主张和观点进行批判。这个时候工作组撤走了，保守派失去了依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不得不改弦更张，向着造反派阵营转变的。

　　原因之二，党中央对待保守派红卫兵的政策，是他们分化的重要条件。

　　由于造反派执行了中央的文革政策，保守派违犯了中央的文革政策，因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没有支持保守派。当初，学生中间出现造反派和保守派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尽管支持造反派，但是在处理两派的问题时不用造反派和保守派这些带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术语，而是用多数派和少数派这两个具有中性色彩的术语来称呼这两派。当时保守派人多，把他们叫做多数派；造反派人少，称他们为少数派。这种称呼不仅有利于减少两派之间的对抗，还表明中央对于保守派是寄于希望的，为保守派向造反派的转化创造了条件。同时，为了化解两派之间的矛盾，促进保守派的转化，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还在两派之间做了大量工作，告诫造反派不要揪着保守派的错误不放，启发开导保守派，让他们认清文革发展的正确方向，以便及时转变过来。这样就为保守派红卫兵向造反派红卫兵的转化创造了重要条件。

　　原因之三，中央文革小组的鲜明态度，是保守派红卫兵分化的重要因素。

　　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直接负责文革、处理文革具体事务的中央机构，在红卫兵运动中具有很高的权威和号召力。中央文革小组在红卫兵中间的活动及其对两派红卫兵的态度如何，会对两派红卫兵的发展造成不同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对两派在红卫兵运动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中央文革小组对两派的不同态度，会对保守派红卫兵造成很大的压力。中央文革小组秉承中央的文革政策，支持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动，那么造反派红卫兵在此基础上会不断发展壮大；保守派红卫兵由于其价值取向在斗争中难以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那么保守派红卫兵就会逐渐走向衰落。除去保守派红卫兵中的极右派以外，其他保守派红卫兵是不能不重视中央文革小组对他们的这种态度的。这就成为保守派红卫兵向造反派红卫兵转化的重要因素。

　　原因之四，保守派红卫兵认识的深化，是他们出现分化的重要动力。

　　保守派红卫兵中，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居多。他们在工作组时期之所以能够形成保守派，除了当时中央一线领导的原因以外，一般来说还是由于产生于他们心中的根深蒂固的组织观念的缘故。在学校党委瘫痪以后，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代表上级党委，行使党的领导权，因而他们认为应该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运动。这个时候他们之所以成为保守派，在相当程度上来说，也是由于认识的不同造成的。一旦认识转变以后，他们对待文革的态度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以后，原先具有的组织观念这个时候反过来会有利于促进他们这种认识的转变。保守派红卫兵从现实出发，结合以前在工作组指挥下与造反派斗争的教训，会进一步深化对文革的认识，接受中央的文革政策。正是这种认识的深化，成为他们出现分化的重要动力。

　　原因之五，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和联动的产生，是保守派红卫兵分化的推动力量。

　　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和联动，是保守派红卫兵中的极右派。为了使人们对这些极右派的言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前文我们对他们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这些人出身于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家庭，支持或赞成血统论，以成分、出身划线，主张斗争的主要矛头应该指向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反对将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即便他们同意批斗党内走资派，也是已经被中央点名揪出来的走资派，而不是仍在台上的走资派。当文革的矛头指向他们的父母和家庭的时候，他们不是接受文革的考验，理性地处理此事，而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和家庭的利益，以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和联动的形式，在党内一些高级干部的支持或默许下，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甚至于文革本身，以实际行动抵制文革。这样就脱离了一般家庭出身的保守派红卫兵的诉求，拉大了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暴露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面目。这无疑就进一步促进了保守派红卫兵的分化。

　　以上我们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保守派红卫兵出现分化的原因。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发现，尽管保守派红卫兵一开始占据优势，但是随着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位置的互换，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行，中央实施适宜的政策，以及保守派红卫兵认识的提高，保守派红卫兵内部出现分化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分化会使保守派红卫兵的力量遭到削弱，分化出来的保守派红卫兵又加入到了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列中，进一步壮大了造反派红卫兵的力量。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保守派红卫兵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才迅速出现分化的，造反派红卫兵也是在这个时期不断发展壮大的。从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到联动，是红卫兵运动中的逆流。这些极右派红卫兵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走向孤立的。这对红卫兵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3）造反派红卫兵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前文我们研究了保守派红卫兵的发展状况。现在我们来研究造反派红卫兵的发展状况。

　　红卫兵运动中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是过去工作组时期造反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继续。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不论是数量上还是力量上，造反派红卫兵都比保守派红卫兵弱小得多，但是后来造反派红卫兵却在发展中不断壮大，最终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主导了红卫兵运动。那么，造反派红卫兵又是如何壮大的呢？

　　① 少数派变为多数派。

　　文革发动时期由青少年学生参加的红卫兵运动，少数派就是造反派，多数派就是保守派。我们这里说的少数派变为多数派，不是说造反派变为保守派，而是说造反派经过发展后，人数众多，力量壮大，由过去的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了。这实际上就是许多保守派红卫兵，纷纷脱离保守派，加入到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列中。这样造反派红卫兵就由过去的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了。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不仅力量弱小，而且还处于受压制的状态。由党团员、积极分子以及老红卫兵组成的保守派，人数众多，力量强大，还有党委或工作组做后盾，他们在与造反派的斗争中处于有利态势。这个时候两派的斗争及其力量对比，是两条文革路线斗争及其在中央不同指导地位的反映。

　　在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下发“十六条”以及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红旗》杂志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全党上下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造反派红卫兵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向，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迅速发展壮大，在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社会政治力量的分化，文革方针政策进一步明晰化，斗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保守派红卫兵逐渐产生了分化。他们中不少人的思想认识产生了变化，于是从保守派红卫兵转变为造反派红卫兵。当然，也有的人是利益使然，出于投机的趋向才这样做的。但是，这无损于当时红卫兵运动的大局。造反派红卫兵在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保守派红卫兵不论从数量、力量还是影响力方面都是呈现出越来越衰微的趋势了。

　　少数派变为多数派，反映了红卫兵内部两派力量斗争对比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文革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文革的发展促进了造反派红卫兵的发展壮大，造反派红卫兵的不断发展壮大，又进一步推动了文革的深入发展。

　　② 造反派红卫兵发展壮大的原因。

　　造反派红卫兵是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最终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主导了红卫兵运动。那么，造反派红卫兵又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呢？

　　1）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动符合文革发展的方向。

　　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的发展前途，取决于他们的行动是否符合文革的发展方向。造反派红卫兵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直接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是和文革的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一致的。而保守派红卫兵则并非这样。他们反对将矛头指向党内，觉得应该保护党员领导干部，认为将矛头指向党内造反，是右派翻天，是反党的行为。在两派红卫兵的力量对比上，保守派红卫兵开始的时候处于强势，造反派红卫兵则处于弱势。这不过是暂时现象。在文革发展的大背景下，两派红卫兵的力量强弱最终还是取决于他们与文革的发展方向是否一致。造反派红卫兵的行为符合文革发展方向，会在文革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壮大；保守派红卫兵违背了文革的发展方向，会随着文革的发展逐渐走向衰亡。两派红卫兵力量对比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是否与文革发展方向相一致造成的。这是两派红卫兵力量对比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

　　2）造反派红卫兵的正义斗争及其对保守派红卫兵的策略。

　　造反派红卫兵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处于弱势，但是一直在进行着坚定的斗争。即使在处于危难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这种斗争的正义性来自于社会主义社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最大的危险是产生于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因而就要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这与保守派红卫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造反派红卫兵斗争的正义性、坚定性预示了他们光明的发展前途。这就为造反派红卫兵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随着中央文革精神的进一步传达，保守派红卫兵中有不少人对自己的立场和行为进行了反思，产生了怀疑，于是开始脱离保守派红卫兵，转向造反派红卫兵。这个时候造反派红卫兵在党中央指导下，从大局出发，以宽阔的胸怀，抛弃前嫌，讲究政策，检讨自我，共求团结，欢迎保守派红卫兵转入造反派红卫兵的阵营。这样两派红卫兵就在新的条件下团结起来，共同投入到与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中。

　　3）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

　　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中央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为了及时掌握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小组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抽调了一批优秀记者，又从部队抽调了四、五十名干部以记者名义到各地了解情况，将各地文革实情以《快报》形式迅速反映到高级领导层。[261]中央文革小组根据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指导着各地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红卫兵运动就处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指导之下。比如，中央文革小组就支持过蒯大富反对清华工作组的斗争。[262]地院东方红也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肖力保持着联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成员戚本禹还做过地院东方红造反派红卫兵领袖朱成昭的思想工作。[263]当时各地特别是北京有影响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及其领导人都与中央文革小组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斗争中得到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指导和支持。

　　当时的红卫兵分裂为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两派红卫兵的分裂，主要是由于执行不同的文革路线造成的。两派红卫兵的斗争，是两条不同文革路线在红卫兵运动中的具体表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红卫兵运动中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关键还是看那一派能够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确定支持对象的根本标准。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根据是否践行中央的文革路线来决定支持哪一派红卫兵的。

　　由于造反派红卫兵践行中央的文革路线，自然会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中央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办事机构，是代表中央来处理文革问题的，在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中间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这样造反派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就获得了发展壮大的条件。中央文革小组不仅支持他们的行动，还为他们提供指导、政策咨询，纠正他们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指明发展的方向。中央文革小组对造反派红卫兵的支持，实际上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造反派红卫兵支持的具体表现。这样就为他们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中央文革小组这样做，当然是因为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动与党中央的文革路线相一致的缘故。

　　4）保守派红卫兵向造反派红卫兵的转变。

　　不论是在毛泽东的谈话、指示，还是中央下达的文件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当时并不用造反派和保守派来定性红卫兵运动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而是用少数派和多数派来称呼他们。这样就化解了保守派红卫兵的抗衡心理，缓和了他们的敌对情绪，为日后做好保守派红卫兵的转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造反派红卫兵的发展壮大，是与保守派红卫兵的转变分不开的。这是因为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在全国的数量是一定的。当红卫兵在运动中分裂成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还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造反派红卫兵的发展壮大，就意味着保守派红卫兵的缩小；反过来，造反派红卫兵的缩小，就意味着保守派红卫兵的壮大，两者之间呈现出此起彼伏的关系。这个时候造反派红卫兵队伍的壮大，就是由保守派红卫兵加入到造反派红卫兵的阵营造成的。

　　保守派红卫兵要加入造反派红卫兵阵营，就必须改变立场，更新观念。这是保守派红卫兵向造反派红卫兵转变的必由之路。这种转变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文革发展的大势所趋，保守派红卫兵的斗争与文革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只有改变发展方向，才能赶上文革的潮流，另一方面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认识的深入，觉察到他们行动的错误所致。这样在形势发展和个人认识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保守派红卫兵才转到了造反派红卫兵的阵营中。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投机分子，随波逐流地投身到造反派的队伍中。其中也有一些红卫兵（比如西纠和联动成员）思想顽固，不思改悔，对文革仍然抱着深深的敌意。但是，这毕竟是少数人。

　　造反派红卫兵的发展和壮大，得益于保守派红卫兵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改变了两派红卫兵的力量对比，缩小了保守派红卫兵，扩大了造反派红卫兵。以前的保守派红卫兵就纷纷转变立场成为造反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成为红卫兵运动主流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造反派红卫兵是在斗争中改变了与保守派红卫兵的力量对比以后，才不断发展壮大的。造反派红卫兵发展壮大的原因，是由于造反派红卫兵的斗争符合文革的发展方向，在运动中他们坚持了正义的斗争并及时对保守派红卫兵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同时又获得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以及保守派红卫兵向造反派红卫兵阵营的转变。正是因为这样，造反派红卫兵才改变了在红卫兵运动中的弱势地位，获得了红卫兵运动的主导权，将红卫兵运动转入了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

　　③ 造反派红卫兵在发展壮大中产生隐忧。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保守派红卫兵不断加入到造反派红卫兵的阵营，造反派红卫兵的队伍不断壮大，最终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动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向，他们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不是将造反的主要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等社会上存在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党内走资派。这是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相一致的。在造反派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掌握了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以后，他们在今后的斗争中是否还能够继续跟上党中央的文革步伐，以实际行动完成中央的文革部署，推动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对造反派红卫兵的严峻考验。因而造反派红卫兵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却又存在着隐忧。

　　这个时候文革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又摆在了造反派红卫兵的面前。这些问题表现在如何处理造反派红卫兵内部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在新形势下将造反派红卫兵团结起来共同完成文革的任务；造反派红卫兵如何能够准确锁定党内走资派，防止斗争扩大化；全面夺权过程中，如何通过革命的三结合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及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斗、批、改阶段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解放走资派，以及对干部的甄别、平反、使用问题；如何能够真正理解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部署，将紧跟党中央的文革步伐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正落实到造反派红卫兵的实际行动中，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是对造反派红卫兵及其领导人的严峻考验，决定着他们以后在文革发展中的政治命运。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是一贯的，但是由于在文革不同发展阶段上面临着不同的任务，因而所表现出来的具体政策又是不一样的。文革政策是文革路线的具体表现形式。这样能不能始终坚持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就在能否执行不同发展阶段的文革政策上表现出来。

　　过去造反派红卫兵能够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大力称赞和支持，就是因为他们的造反行动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符合党中央的文革方向。这表明造反派红卫兵执行了党中央的文革政策，这是造反派红卫兵能够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造反派红卫兵发展壮大并掌握了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以后，在文革形势发生变化以及继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能否像以前那样继续获得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主要还是看他们的行动是否能够继续跟上党中央的文革步伐，执行党中央的文革政策，在行动上与党中央的文革部署保持一致。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造反派红卫兵及其领导人在这方面犯了一系列错误。

　　这些错误不仅表现在造反派红卫兵之间发生的内斗上(这里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争权夺利、政治觉悟、对文革政策的认识等多方面的原因)，还表现在对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认识以及人员的安排上。在全面夺权以后，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当时文革形势的发展就从过去破坏旧秩序转向建立新秩序上。这是文革发展的大局要求。但是不少造反派红卫兵及其领导人却没有认识到，在文革形势发生变化、进入新阶段的情况下中央文革政策的转变，而是仍然像过去那样去造反。这样就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建立新秩序巩固文革发展成果的战略部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当时党中央的政策是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进行斗、批、改。这个时候出现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对于被冲击、靠边站以及定为走资派的领导干部的处理上。这个问题不论在北京还是全国都较为普遍地存在着。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七至九月间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谈话中就批评了造反派红卫兵以我为中心的错误观念，对造反派红卫兵提出了警告，还意味深长地指出：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愚蠢的。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要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264]

　　再比如，直到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内部仍然存在着武斗，甚至还呈现出愈演愈烈趋势，这两个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领袖蒯大富、聂元梓等人对此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这个问题最终还是靠毛泽东亲自出面，召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才得到解决。[265]后来发生的这一系列问题决定了造反派红卫兵特别是其领袖的政治命运，他们的人生也呈现出跌宕起伏的悲风。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造反派红卫兵能够获得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是因为他们的造反行动是与党中央的文革路线相一致的。在造反派红卫兵掌握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后，他们的行动只有在继续践行党中央文革路线的基础上，才能够获得党中央的进一步支持。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造反派红卫兵对文化大革命认识的局限性也表现出来了，同时文革不同发展阶段的方针政策也存在着重大不同，这个时候就需要造反派红卫兵能够把握形势，保持清醒头脑，认清不同发展阶段的方针政策差异，不断反省自我，及时纠正错误，沿着新的发展阶段的文革轨道前进。但是，他们的行为却让毛泽东失望了。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不无遗憾地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往往带有投机性。”[266]

　　文革路线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文革政策，文革政策是文革路线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表现。没有认识到文革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政策的不同，就不能执行不同发展阶段的文革政策。既然不能执行不同发展阶段的的文革政策，那么执行文革路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而造反派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以后，能不能继续执行党中央的文革路线，就成为今后他们政治命运的决定性因素。

　　总之，造反派红卫兵是在文革发动阶段践行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才在党中央的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的。后来造反派红卫兵掌握了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以后，能否在文革形势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以后，继续跟上中央的文革步伐，与中央的文革路线保持一致，就成为对造反派红卫兵及其领袖的严峻考验。这也决定着党中央能否像以前那样继续支持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动。后来造反派红卫兵及其领导人在文革期间命运的沉浮，尽管有着复杂的原因，但是在继续践行中央文革路线上的变化，成为决定他们日后政治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应该汲取的沉痛教训。

　　（4）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变化及其两面性和责任归属问题的分析。

　　现在我们对红卫兵运动中的若干问题作出进一步分析。

　　① 红卫兵运动在斗争中步入正规。

　　我们知道，红卫兵运动内部存在着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两大派别。这两大派别在文革的打击对象上存在着重大不同，这种不同集中体现在文革的重点到底是不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在两派的力量对比上，开始的时候，保守派红卫兵占据优势，造反派红卫兵处于劣势。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保守派红卫兵内部出现分化，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纷纷加入造反派红卫兵。这样造反派红卫兵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并主导了红卫兵运动。

　　两派红卫兵力量对比的变化，说到底还是由于两派红卫兵进行的斗争是否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向相一致造成的。造反派红卫兵的斗争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因而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保守派红卫兵的斗争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因而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衰落。两派红卫兵的分歧集中在要不要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上。这种分歧在红卫兵运动内部表现为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之间发生的斗争。红卫兵运动也就是在这种斗争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在红卫兵运动中，当保守派红卫兵占据优势的时候，虽然红卫兵运动能够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但是却伴随着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激烈斗争，在这种斗争的背后呈现出浓厚的保守色彩。这鲜明地体现在对文化大革命斗争方向的扭曲上。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当着造反派红卫兵不断发展壮大，最终主导红卫兵运动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红卫兵运动由于与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相一致，就呈现出浓厚的造反色彩。这个时候红卫兵运动由于克服了自身存在的保守性，将斗争的目标指向党内走资派，与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相一致，推动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红卫兵运动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兴起的，期间伴随着造反派红卫兵与保守派红卫兵之间进行的激烈斗争。在斗争中，保守派红卫兵由于逆文化大革命潮流而动，由强大走向弱小；造反派红卫兵由于顺应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潮流，由弱小走向强大。这样在红卫兵运动内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红卫兵内部就由保守派占主流转变为造反派占主流了。造反派红卫兵主导下的红卫兵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相一致。这样也就标志着红卫兵运动走向正规了。

　　② 红卫兵运动的两面性及其责任问题。

　　我们不仅要看到红卫兵运动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一系列两面性，还要注意到这些两面性是不平衡的。从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上来说，红卫兵运动一面迅速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另一面又对文化大革命起着冲击、阻扰的作用；从红卫兵运动的历程上来说，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次要方面是错误的；在红卫兵运动的初期，保守派红卫兵居于运动的主要方面，造反派红卫兵处于运动的次要方面；在红卫兵运动进一步发展后，造反派红卫兵居于运动的主要方面，保守派红卫兵处于运动的次要方面；从保守派红卫兵的作为看，错误是主要的，功绩是次要的；从造反派红卫兵的作为看，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系列的两面性使红卫兵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摇曳多姿复杂多变的局面，因而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以后，才能够准确地把握红卫兵运动的发展状况。

　　在研究红卫兵运动的时候，只有对红卫兵运动的两面性及其不平衡性进行分析以后，才能够准确判定红卫兵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实际作用。

　　红卫兵运动对文化大革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正义性，这是主要的、本质性的；另一方面由于复杂的原因所造成的破坏性，这是次要的、非本质性的。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历程上来说，红卫兵运动确实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先锋的作用，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但是在红卫兵运动中，出现了抄家、武斗等暴力事件以及其它违犯文革政策的行为，这又冲击、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从整个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来看，正义性无疑占主要地位，破坏性则占次要地位。当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

　　我们既要看到红卫兵运动对于文化大革命所起到的先锋和推动作用，也要看到红卫兵运动中的阴暗面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既不能因为要肯定红卫兵运动正义性的一面，就忽视红卫兵运动中的阴暗面，也不能因为红卫兵运动中出现了阴暗面，就否定其正义性。有些人因为要肯定红卫兵运动，就忽视乃至淡化其阴暗面；又一些人因为要否定红卫兵运动，就置红卫兵运动的正义性不顾，片面强调甚至夸大其阴暗面。这样就离开了辩证唯物史观，走向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也就难以对红卫兵运动做出全面、准确地判断和分析，因而是错误的。

　　对于两派红卫兵也是这样。保守派红卫兵由于背离文革的方针政策，在运动前期处于优势地位，因而所犯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这个时候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扭转文革方向、北京的红八月及其暴力事件和与造反派红卫兵的斗争上，而成绩则突出表现在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对于文革的宣传、鼓动和造势上。比如保守派中的老红卫兵就是这样。这个时候他们也进行造反，但是一般是造牛鬼蛇神的反，即使他们将造反的矛头指向党内，也是那些已经成为“死老虎”（已经被打倒）的走资派，而不是仍然是“活老虎”（尚未被打倒）的走资派。随着文革的发展，老红卫兵由文革的参与者变成了文革的反对者。

　　造反派红卫兵执行文革的方针政策，在运动前期处于次要地位。这个时候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在造反派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以后，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错误却比较明显地显露出来了。在局部地区和事件上，错误占了主要地位。两派红卫兵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是不同的。从总体上来说，造反派红卫兵对于文化大革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一定时候也存在着阻碍性。保守派红卫兵对于文化大革命起着破坏作用，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其内部的一些人也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着有利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中，保守派红卫兵在红卫兵运动中由主要地位向次要地位转化，而造反派红卫兵则是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化。两派红卫兵主要地位的互换，是在文化大革命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实现的，也必然会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推向前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红卫兵运动中的责任问题也就得出了结论。红卫兵运动中的责任问题当然应由红卫兵来承担，红卫兵运动的领导人要对此负主要责任。具体到两派红卫兵的责任归属问题，是由两派红卫兵的立场及其在红卫兵运动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不管是保守派红卫兵还是造反派红卫兵，他们的立场决定了各自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倾向，显示出根本不同的态度。由于造反派红卫兵推动了文化大革命，保守派红卫兵背离了文化大革命，从这方面来说，造反派红卫兵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保守派红卫兵的错误是第一位的，功绩是第二位的。

　　由此再进一步分析，无论是哪一派红卫兵，当它处于优势地位的时候，就要为这个时候发生的错误负主要责任。这是因为占有优势地位的红卫兵对于当时红卫兵运动的影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缘故。保守派红卫兵在红卫兵运动开始的时候处于优势，就要对这个时候的错误负主要责任。造反派红卫兵后来占有优势，就要为这个时候的错误负主要责任。当然，无论在哪一派红卫兵占有优势的时候，另一派不占优势的红卫兵所犯的错误还是由其自身负责的。从红卫兵运动的整个历程来看，虽然造反派红卫兵在成为主流后也出现了一些争斗，犯了一些错误，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但是红卫兵运动的阴暗面，主要还是保守派红卫兵造成的。因而保守派红卫兵就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造反派红卫兵负次要责任。至于两派红卫兵中都存在的极“左”派红卫兵和极右派红卫兵，无疑应该承担两派红卫兵所负责任中的更大责任。这就是在责任归属上的不平衡性。

　　我们在研究红卫兵运动的时候，要对两派红卫兵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弄清复杂情况，对红卫兵运动及其两派的责任问题作出准确判断。

　　③ 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问题。

　　我们知道，红卫兵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产生的。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壮大及其内部两派力量对比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它们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所决定的。当着红卫兵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的时候，就会不断发展壮大；反之，就会遭到消弱并被校正其发展的方向。两派之间的力量变化也是这样。起初保守派红卫兵占优势，但是由于其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向，因而才在运动中不断遭到削弱，从优势向劣势转化；造反派红卫兵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向相一致，因而才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只有从红卫兵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出发，才有可能揭示红卫兵运动及其两派关系变化的发展规律。

　　毫无疑问，红卫兵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着先锋的作用，工农群众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以及随后的一个时期内，红卫兵是文革舞台上的主角儿。这个时期的红卫兵将文革星火传播到全国各地，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当着文革进行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这个时候的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参与者。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红卫兵及其领导人认清大局，发挥自己的优势，到工农群众中去，和他们一起参加夺权斗争。红卫兵是将文革推向前进的生力军。夺权以后建立革委会，是文革由破坏旧秩序发展到建立新秩序的阶段。红卫兵及其领导人就要从政治斗争的大局及其力量对比出发，按照中央文革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在革委会内部谋求适宜的位置，而不能超越这个现实，为了派别和个人去争权夺利，干扰斗批改工作的开展。此后红卫兵及其负责人政治命运的沉浮就与此密切相关。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后来毛泽东为什么说不要聂元梓、蒯大富那样的人了。[267]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密切关注着红卫兵运动，对红卫兵及其负责人寄于很大的希望。一旦发现红卫兵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就及时予以指导，纠正其错误，使红卫兵运动沿着文革的轨道健康前进。比如，对两派红卫兵不用保守派和造反派这样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称谓，而用多数派和少数派这些中性的术语，无疑对保守派向造反派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不论是在一九六七年夏秋之际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作出的重要指示，[268]还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的谈话，[269]都对红卫兵及其领导人发出了严重警告。这对于红卫兵运动沿着文革轨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红卫兵运动是在文革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红卫兵运动只有在与文革方向相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够得到发展壮大。能否与文革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决定着红卫兵运动及其领导人的政治前途和命运。

　　以上我们对红卫兵运动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红卫兵运动是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两大红卫兵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走上正规的。红卫兵运动及其两派在斗争中存在着两面性，其责任虽然要由两派来承担，但在归属上却呈现出不平衡性。红卫兵运动只有放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下，才能够把握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找到其兴衰成败的真实原因。

　　（5）关于红卫兵运动主流和逆流的若干分析。

　　我们知道，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的参与者，文化大革命的先锋。红卫兵运动虽然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却也出现了消极影响。运动中既存在主流，也有支流，出现过逆流，更涌现出正流。当时的景象是，正流与逆流相对，主流与支流相生。我们将红卫兵运动对于文革的极大推动作用，称为红卫兵运动的正流；将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消极影响，称为红卫兵运动的逆流。同时，我们还发现正流在红卫兵运动中处于主要地位，是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逆流在红卫兵运动中处于次要地位，是为红卫兵运动的支流。正流和逆流是从红卫兵运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作用来界定的，主流和支流是对正流和逆流在红卫兵运动中的不同地位来区分的。只有对这些关系进行准确界定以后，才能对红卫兵运动作出正确的评价。

　　首先我们来分析红卫兵运动的正流和逆流问题。

　　要分析这个问题，就要从红卫兵运动对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上来入手。具体说来，就是红卫兵运动对于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起到了推动还是阻碍的作用。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广大红卫兵不辞辛苦，激情迸发，奔赴各地进行串连，将文革的火种撒向祖国大地，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为转入全面夺权阶段准备了重要条件。这是红卫兵运动的正流。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由于利益、认识以及自身的局限性，在红卫兵运动中确实出现了不少阴暗面，不论是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还是对党内干部，武斗和暴力事件时有发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是红卫兵运动的逆流。

　　我们再来分析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支流问题。

　　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支流问题，也就是正流和逆流在红卫兵运动中究竟是哪一个占主要地位的问题。

　　从红卫兵运动对文化大革命作用的历史考察中发现，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是文革开始阶段舞台上的主角儿。红卫兵运动以磅礴的气势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促进了工农群众的觉醒，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进程。这个正流在红卫兵运动中显然占有主要地位，是为主流。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红卫兵运动中违背文革政策，出现了武斗和暴力事件，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破坏作用。这同正流相比，毕竟占次要地位，是为支流。如果正流处于主要地位，就会肯定红卫兵运动；如果逆流处于主要地位，就会否定红卫兵运动。两者所处的地位不同，决定着对红卫兵运动作出怎样的评价，关系到红卫兵运动在文革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从这里我们看到，正流是红卫兵运动的主流，逆流是红卫兵运动的支流。既然这样，那么组成红卫兵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到底处于红卫兵运动中的哪一个方面呢？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红卫兵主张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这是与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相一致的，无疑会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保守派红卫兵主张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牛鬼蛇神，也就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这样就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违背了文革的方针政策，无疑会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从是否有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来说，造反派红卫兵与保守派红卫兵的行动对于文化大革命具有推动和阻碍的不同作用。推动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造反派红卫兵，无疑会处于红卫兵运动的正流，也就是主流；阻碍文化大革命发展的保守派红卫兵，无疑会处于红卫兵运动的逆流，也就是支流。这是对两派红卫兵在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宏观分析。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造反派红卫兵中存在极“左”派，保守派红卫兵中也有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和联动这些极右派。保守派红卫兵中的不少人后来也发生了分化，转到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列中。联系两派红卫兵中的极“左”派和极右派在红卫兵运动中的行为，以及保守派红卫兵的分化进行分析，红卫兵运动中主流和逆流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生相应变化。保守派红卫兵中的极右派制造了不少暴力事件，造反派红卫兵中的极“左”派也存在一些武斗行为，这构成了红卫兵运动中逆流（支流）的主体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便于笼统地将保守派红卫兵称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逆流，而应该把极右派和极“左”派特别是极右派红卫兵视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逆流更为适宜。这是对红卫兵运动中逆流的派别属性的进一步界定。

　　这样我们总结如下：红卫兵运动对文革的极大推动作用是正流，出现的消极影响是逆流；正流是红卫兵运动的主流，逆流是红卫兵运动的支流；一般说来，造反派处于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中，保守派处于红卫兵运动的逆流里；具体说来，造反派中的极“左”派和保守派中的极右派，占据逆流中的中流地位。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红卫兵运动的研究中，存在着若干错误倾向：一是只看到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正流），而漠视其中逆流（支流）的存在；一是只看到红卫兵运动中逆流（支流）的存在，而否定主流（正流）的存在；一是将红卫兵运动中的主流（正流）和逆流（支流）颠倒了位置。这些错误出现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来研究红卫兵运动，没有抓住红卫兵内部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造成的。

　　这个基本矛盾就是红卫兵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矛盾，要解决这一基本矛盾就必须使红卫兵运动适应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这是红卫兵运动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评价红卫兵运动的根本标准。主要矛盾就是红卫兵内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造反派红卫兵顺应文革的发展方向，因而是正流（主流），保守派红卫兵扭转了文革的发展方向，特别是极右派制造出一系列暴力事件，因而是逆流（支流）。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造反派中的极“左”派也扩大打击面，搞过武斗。这样他们与保守派中的极右派一起构成了逆流（支流）中的主体力量，承担起破坏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责任。

　　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红卫兵运动的时候，从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大局出发，着眼于两派红卫兵之间的斗争，立足于正流还是逆流处于主要地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红卫兵运动做出客观的评价。因而要正确认识红卫兵运动，就必须既要看到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正流），又要看到其中的逆流（支流）；既不能因为主流（正流），而忽视逆流（支流），更不能因为逆流（支流），而否定主流（正流）；同时还要对两者的主次地位作出界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红卫兵运动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否则的话，只见主流（正流），不见逆流（支流），就不能全面把握红卫兵运动，吸取教训；只见逆流（支流），不见主流（正流），就会诋毁、否定红卫兵运动；颠倒两者的主次位置，同样会造成否定红卫兵运动的结果。

　　总之，研究红卫兵运动的时候，要正确认识和区分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逆流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对红卫兵运动中的正确和错误方面进行准确定位的问题。不仅要看到正确的一面，也要看到错误的一面，又要看到这两方面在红卫兵运动中的不同地位。不仅如此，还要进一步认定这些问题究竟是红卫兵中的哪些派别造成的。只有将这些问题搞清以后，才能对红卫兵运动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6、红卫兵运动在文革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以上我们研究了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基本概况。根据以上的研究，我们对红卫兵在文革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如下：

　　（1）红卫兵是在文革背景下产生的由青少年学生参加的群众组织。

　　红卫兵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形成的群众组织。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红卫兵，也就不会出现红卫兵运动。当时尽管其它行业也有人将建立的群众组织称作红卫兵，毛泽东也说过其它行业可以成立红卫兵，[270]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当时的红卫兵运动还是由青少年学生参加的，其它行业的红卫兵并没有发挥作用。因而我们这里说的红卫兵是指由青少年学生参加的红卫兵运动。

　　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来说，青少年学生积极参加文革运动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群众组织最终以红卫兵来命名，则又带有偶然性。“五一六通知”就支持、鼓励广大青少年参加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说过，我们的青年没有经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考验，要使青年一代经受锻炼，想通过文化大革命练练兵。他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271]

　　随后，不论报纸、刊物、电视、广播等宣传工具，还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对于青年学生都是寄予希望的。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清华附中第一支红卫兵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产生的，后来他们经过几番商议才最终决定将这个组织命名为红卫兵。当时各地也出现了由青少年参加的不同名称的群众组织。这些青少年自发建立的群众组织之所以最终统一命名为红卫兵，虽然与红卫兵这个名称的响亮、简捷和富有朝气有关，但更具有决定性的则是毛泽东发出了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以及亲自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各地的青少年和革命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各地青少年才不约而同地将他们成立的组织统一冠名为红卫兵。从这里可以看出，广大青少年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至于他们被命名为红卫兵则是带有偶然性。

　　红卫兵是由青少年学生自发成立的群众组织。他们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深受党的教育多年，思想敏锐，血气方刚，敢想、敢说、改干。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积极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怀着革命斗争的激情，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主动结社，组织串连，奋发向上，斗志冲天，自觉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

　　这是自发的行动，不是出自于别人的授意，是青少年学生以群众运动形式参加文革的尝试。他们是群众中的先行者。

　　（2）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先锋作用。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先锋作用。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革命师生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登上文革舞台，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正是由于这些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师生的迅速行动，才在校园内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星火，进而影响到社会，开创了文革的新形式。这个时候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闪亮登场，成为破旧立新的突击力量。他们将文革星火传到祖国各地，是促进社会觉醒的播火者，在运动发动阶段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以磅礴的气势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登上文革舞台后，将矛头指向党内，造走资派的反，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却向学校派出了工作组，以维护学校秩序为名制止学生的造反活动。于是围绕工作组问题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形式上是在造反派和保守派师生及工作组之间展开，实际上则是党中央内部两条文革路线斗争在群众中的具体表现。由于双方当时力量对比的限制，工作组在中央一线常委的领导下一度取得了运动的主导权，造党委或工作组反的革命师生遭到孤立和压制，刚刚燃起的文革星火有被扑灭的危险。

　　这个时候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在听取意见汇报后，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样以工作组的撤销为标志，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又一次在中央占据支配地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毛泽东批评工作组的时候，由于刘少奇以不怕下台为由，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改正已经出现的错误，于是毛泽东才不得不提议改组中央常委，改变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这样就从中央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障碍问题。这个时候虽然广大青少年学生还没有以红卫兵的名义开展活动，但是他们实际上就是后来的红卫兵。他们积极参加文革，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践行文革路线，驱赶工作组，清除文革障碍，推动文革发展，在文革发动阶段起到了先锋作用。

　　随后，毛泽东在北京八次接见红卫兵，通过全国大串连，红卫兵将文化大革命的星火播撒到各地，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红色飓风。他们到各地后，宣传鼓动，传经送宝，互相支援，患难与共，帮助各地建立造反组织，促进造反派的团结与联合，和各地造反派一起同镇压他们的走资派进行斗争。他们不仅宣传了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精神，还以实际的行动落实到各地造反活动中。这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中可以看到，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他们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后，率先登上文革舞台，践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同另一条文革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围绕着工作组问题展开，进一步影响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改组，消除了中央存在的文革阻碍，而后又以大串连的方式将文革风暴推向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为下一步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作了重要准备。因而从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历程来说，红卫兵起到了文革先锋的作用。

　　（3）红卫兵运动培养和造就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文化大革命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要条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锻炼，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能否万古长青，老一辈的革命传统能否传承下去，无产阶级政权是否改变颜色，关键还是能否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主要地不是在学校的课堂上，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只有激烈、复杂的革命实践，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锻炼和考验青少年，促进他们的茁壮成长。

　　参加红卫兵的青少年学生，当时身处校园，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没有经历过社会的风风雨雨，没有参加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活动。这极不利于他们的成长，也难以成为立场坚定、果敢有为的革命青年。因而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要使他们到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去经受锻炼。文化大革命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进行革命斗争的舞台。

　　文化大革命发起后，广大青少年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社会，走南闯北，遍布全国。不论乘车还是步行，纷纷到工厂、农村、边疆、革命圣地，宣传文革精神，进行串连工作。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同时他们在实践中还同自身存在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逐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斗争中他们坚定了信仰，开阔了视野，磨练了意志，砥砺了品格，增长了才干，获得了丰富的社会经验。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在真理和谬误的斗争中增强了辩识能力，在实践中经受了锻炼，真正认识到搞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意义，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有为的革命青年。

　　只有革命斗争的暴风雨，才能够锻炼出展翅翱翔的雄鹰。文化大革命为红卫兵提供了进行革命斗争的舞台。红卫兵运动就是广大红卫兵参加文革的具体行动。广大红卫兵在运动中锻炼成长，经受考验，在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成长的必要条件。红卫兵运动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有效途径。

　　（4）红卫兵运动的分裂及其“左”右倾向破坏了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运动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对文革的认识、自身利益及其它复杂的原因，出现了严重分裂，形成了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进一步分裂，又产生了极“左”派红卫兵和极右派红卫兵。极右派红卫兵和极“左”派红卫兵不过是这两派红卫兵的极端表现而已。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红卫兵也不例外。[272]红卫兵运动的分裂，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具有必然性的。这两派红卫兵的分裂，从根本上来说是在斗争中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等“活老虎”还是地富反坏右等“死老虎”。这是中央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在红卫兵运动中的反映，红卫兵运动的分裂则是两条不同文革路线斗争的结果。造反派红卫兵践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而保守派红卫兵则是违背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执行另一条相对立的文革路线。党中央的文革路线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向，而另一条文革路线则是与其相反。因而践行中央文革路线的造反派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推动力量，保守派红卫兵则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碍乃至破坏力量。

　　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内部存在着极端派红卫兵，也就是极“左”派红卫兵和极右派红卫兵。一般来说，造反派红卫兵属于左派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属于右派红卫兵。极“左”派红卫兵是造反派红卫兵中的激进派，极右派红卫兵属于保守派红卫兵中的顽固派。极“左”派红卫兵虽然在造反派红卫兵的队伍中，打着造反的旗号，实际上则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讲政策和斗争策略，随意扩大打击面，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反面。比如，首都“五一六兵团”、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红卫兵，就是极“左”派的代表。极右派红卫兵有时也打着造反的旗号，以保护老干部的名义，造牛鬼蛇神的反，甚至还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企图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实际上则是反对文革。比如，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和联动，就是极右派的代表。极右与极“左”虽然分属于保守派和造反派这两个不同的派别，在是否造党委反上有着根本不同，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又会相互转化，在采取的手段比如打砸抢上也具有相似之处。这两派红卫兵不管打着什么样的旗号，采用什么样的宣传伎俩，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者。

　　当然，除了这两个极端派红卫兵，不论是造反派红卫兵还是保守派红卫兵内部，也是存在分歧和矛盾的。这些红卫兵各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与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之间的矛盾比较起来，毕竟还是次要的，当然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变化。在造反派占据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后，造反派内部能否从大局出发，抛弃小团体观念，通过整风、批评和自我批评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仅对红卫兵运动，也会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总之，红卫兵运动是由于执行不同文革路线才分裂为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的。极右派红卫兵和极“左”派红卫兵不过是这两派红卫兵的极端表现而已。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内部也出现了分裂。这种分裂相对于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的分裂来说毕竟是次要的，但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处于主要地位。极右派红卫兵和极“左”派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力量，保守派红卫兵严重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造反派红卫兵在占据主导地位后，能否处理好他们内部的分歧和矛盾，防止内部极端情况的出现，也会对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因而造反派红卫兵如何能够处理好他们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如何将保守派红卫兵争取过来，分化、瓦解极“左”派红卫兵和极右派红卫兵，对于造反派红卫兵的壮大，和整个红卫兵运动乃至于文化大革命发展，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5）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教训。

　　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起着先锋的作用，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迅速发展，使得文化大革命以澎湃的气势席卷全国。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考察红卫兵运动的发展状况时，又会发现其中存在着应该汲取的教训。

　　教训之一，红卫兵运动的分裂，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对峙与冲突，严重消弱了红卫兵的战斗力和号召力。

　　从历史角度来看，红卫兵运动的分裂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分裂纯洁了队伍，净化了组织，让人们认清了两派红卫兵的真实面目，也并非全是坏事。不论是造反派红卫兵还是保守派红卫兵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的分裂，实际上都是这样。保守派红卫兵反对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而走资派就潜藏在领导干部的队伍中。这样他们实际上就站在了与造反派对立的立场上，保护了走资派。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将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也没有割舍他们与党内干部之间业已存在的利益关系，致使他们与造反派发生了激烈的斗争，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从考察中我们发现，红卫兵运动的分裂，确实削弱了红卫兵的影响力，给了走资派以可乘之机，使得他们借力打力，挑动群众斗群众，将文革的矛头从自己身上挪开，保全了自己，转移了文革的方向。不论是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之间以及彼此内部发生分裂的时候，当时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大局出发，在文革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推心置腹的思想交流，主动做好保守派红卫兵的工作，与造反派内部不同意见的红卫兵进行沟通，化解彼此存在的矛盾和分歧，在大的原则上使更多的红卫兵团结在一起，增强红卫兵队伍的凝聚力。后来许多保守派红卫兵转变过来，参加到造反派红卫兵的队伍中，就说明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这是对红卫兵特别是其领导人政治能力的严峻考验。这方面存在着需要汲取的教训。

　　教训之二，要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造反派内部出现的分歧和矛盾。

　　虽然造反派在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上是一致的，但是许多造反派内部组织之间却是并存的，派别林立，人员混杂，成分不同，认识和利益的诉求也不一样，特别是在党内领导干部中究竟哪些人是走资派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另外在斗争方式、手段、权力分配以及政治形势的判断上也存在不同意见。在文革发展的大背景下，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造反派内部出现这些分歧和矛盾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当造反派内部产生分歧和矛盾的时候应该如何来解决，而不致于导致矛盾激化，进而在造反派之间大打出手。这就要求双方从文革发展的整体利益出发，按照文革的政策要求，抛弃彼此存在的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通过内部整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民主作风，耐心进行商讨，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暂时解决不了的，还可以搁置起来，防止矛盾激化，导致组织分裂，以至于发生武斗。这不仅会严重破坏红卫兵运动的团结与统一，败坏红卫兵的形象，还会给文革的发展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比如清华内部“团派”与“四一四派”之间的混战就是沉痛的教训。

　　教训之三，要正确对待党内领导干部、识别走资派以及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不是整党内全体领导干部。这就不能将党内领导干部都当作走资派来进行批斗。可是，走资派就隐藏在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他们头上没有贴着走资派的标签，而是以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名义出现，平时讲着共产党的话语，确实不易识别出来。在批斗走资派的过程中，弄不好的话，搞少了就容易犯右的错误，搞多了又容易犯“左”的错误。这就要求红卫兵不能把整个领导干部都当作走资派打倒，而是要将走资派在领导干部的队伍中识别出来。因为只有识别走资派，才能将斗争矛头对准走资派，取得运动成效。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走资派一般情况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对待走资派通常还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来进行处理的。这就要讲究政策和策略，在他们承认错误、悔改、劳动改造以后要及时予以解放，好的还要酌情安排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而不能抓住干部过去的一些问题不放，一直将干部挂起来，滋生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对抗情绪，制造文革的敌对力量。

　　本来，按照毛泽东关于批斗走资派的政策，践行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这些问题都是不难解决的。可是在整走资派和解放走资派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这里既有认识的问题，也有个人利益在作祟，应当引以为戒。

　　教训之四，要文斗，不要武斗，力戒采用暴力手段或极端行为。

　　本来在“十六条”和毛泽东的指示以及《人民日报》社论中，就多次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在红卫兵运动中还是出现了武斗。武斗在两派红卫兵及其内部和红卫兵与党政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之间表现出来。当然，产生武斗的原因是复杂的，并不都是红卫兵造成的。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有些是红卫兵组织挑起的，有些是被动自卫的，有些是双方政见不同又得不到有效处理才致使矛盾升级的，有些纯粹是小团体主义作怪才大打出手的。

　　同时，有的红卫兵组织采取暴力手段，抄家，打人，搞逼供信，激进的破“四旧”，进行人身攻击，将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一律遣送还乡等等，在斗争中表现出随意性和散漫化，流露出流氓无产者的特性。这既破坏了红卫兵运动的形象，也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因而及时采取措施制止这种行为不论是对于红卫兵运动的健康发展，还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都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北航红旗红卫兵负责人韩爱晶当时就打了彭德怀的耳光，北师大红卫兵破坏山东曲阜孔庙，以及各地红卫兵之间发生的冲突和暴力行为，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事件。

　　教训之五，既要防止红卫兵运动中出现极右和极“左”行为，又要及时教育、转化、清除、打击红卫兵队伍中的极右派和极“左”派分子，保障红卫兵运动的健康发展。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要从思想上认识到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极“左”和极右行为不仅会扭转红卫兵运动的方向，还会破坏红卫兵运动，因而要提高警惕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这些行为出现在红卫兵运动中。在红卫兵运动中产生的极右派和极“左”派红卫兵，虽然打着造反的旗号，积极地投身于运动中，但是却反其道而行之，践踏了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破坏了文化大革命。不同的是，极“左”派红卫兵（比如首都“五一六兵团”、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红卫兵）主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从“左”的方面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极右派红卫兵（比如西纠、联动）将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已经打倒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些“死老虎”，包庇、解脱隐藏在共产党内的走资派这些“活老虎”，是从右的方向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极右派红卫兵在北京红八月中的严重暴力行为，私设牢房，扣押乃至采取残暴手段对待异己力量，甚至干出了北京大兴县的严重杀人事件。

　　不论是极右派红卫兵还是极“左”派红卫兵的行动，不仅败坏了红卫兵的形象，其中有些人还严重扭曲了文化大革命，成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别动队，红卫兵运动中的逆流。因而既要采取教育、劝说的手段，希望他们转变过来，也要对他们予以揭露、打击，必要时运用专政手段，追究他们的责任，将他们清理出红卫兵队伍。比如，北京三司红卫兵对付联动，以及公安部拘押联动分子，就是其中的重要事件。

　　从中可以看到，在处理好红卫兵两派之间及各派内部的关系上，在如何对待党员领导干部及识别走资派、要文斗不要武斗以及极右派和极“左”派的问题上，是存在历史教训的。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给红卫兵运动，也给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因而总结、汲取这些教训，对于正确认识红卫兵运动，分清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逆流，认清红卫兵运动的本来面目，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6）科学地认识、评价红卫兵运动。

　　要对红卫兵运动做出科学的认识与评价，就必须把红卫兵运动放到文化大革命的历程中来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对红卫兵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作出准确评价。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起着先锋作用，红卫兵在社会上的活动及其大串连，使红色飓风吹遍神州大地，以磅礴的气势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及其向全国扩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因而我们应该对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及其贡献予以充分肯定。

　　我们也注意到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表现在有些红卫兵违背文革方向，表现出小团体主义、派性作怪、武斗以及激进行为，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正常发展。但是，从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历程上来说，这毕竟是次要的，也只是发生在某些区域或时间段上，况且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导下也及时得到了纠正，没有对整个红卫兵运动造成致命的影响。

　　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界定这些阴暗面到底是红卫兵运动中的哪些人造成的。不能因为出现了阴暗面，就否定红卫兵运动；也不能因为要肯定红卫兵运动，就否定阴暗面的存在。这就要从实际出发，通过对红卫兵运动中的阴暗面及其责任归属的分析，准确界定这些阴暗面的责任承担着。

　　从对红卫兵运动的考察中我们发现，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在里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阴暗面有造反派红卫兵的责任，主要还是保守派红卫兵的责任，其中的极右派红卫兵和极“左”派红卫兵对此要负首要责任。通过这样的责任定位，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既不能以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逆流来否定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也不能让全体红卫兵来为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些派别“背黑锅”，更不能让这些人的错误行为来玷污整个红卫兵运动，而是要在客观、全面的分析中来科学评价红卫兵运动。

　　总之，要科学地认识、评价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是在文革背景下产生的由青少年学生参加的群众组织。红卫兵运动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有效途径。我们既要看到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的先锋作用，又要看到红卫兵运动的分裂及其“左”右倾向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阻碍与破坏性，尤其要注意分清两者的主次及其责任归属，从而科学地总结红卫兵运动的教训，作为历史的借鉴。

　　（二）围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围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党内发生了激烈、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党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能否摆脱这一错误路线的影响，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这直接关系到文革的走向。那么，当时存在不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文革的关系又如何呢？

　　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上升为指导地位，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退居次要地位。这意味着在中央不论从指导思想上还是从组织上解决了文革路线的分歧。但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广大领导干部能不能践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是否随着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改组和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改变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则还需要文革实践的证明。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又是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呢？

　　1、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文革发展状况。

　　要想研究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广大领导干部是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就要首先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这些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及其对待文革的态度说起。当时这些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态度究竟如何呢？

　　（1）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基本态度。

　　我们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献。这个文献中关于当时领导干部在文革中思想状况的判断，对于我们分析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态度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我们从“十六条”中若干条款的表述来分析当时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真实态度。

　　“十六条”中第三条的内容是：

　　“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利，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1]

　　从这一条中可以看到，当时对于领导干部的要求是“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一条分析了各级党组织存在的四种情况，特别指出了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文革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利的，也指出了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因为平时犯了错误，怕引火烧身才不敢发动群众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许多党组织及其负责人没有认识到文革的必要性，对于文革是敷衍塞责支应差事甚至抱有对抗情绪的。

　　“十六条”中第四条的内容是：

　　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

　　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2]

　　这一条实际上介绍了党的文革路线，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执行党的文革路线，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不要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文革与以前进行的运动是不一样的。以前的运动是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却不是这样，而是采取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鉴于这种不同，才在“十六条”中对于文革路线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为的是让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明晓这条路线，在以后实际行动中能够执行这条路线。这里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他们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能够做得到吗？

　　“十六条”中第八条的内容是：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3]

　　这一条中对干部状况作出了大概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势必要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他们当中寻找走资派。从这一条对干部所做出的分类中，我们看到一般情况下前两类是大多数，后两类是少数，后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极少数。这个划定实际上是给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打了招呼，给他们吃了“定心丸”，希望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支持文化大革命。这里引发我们深思的是，既然“十六条”中对于他们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他们此后能够积极主动地投身于文革吗？如果不能投身于文革，究竟是为什么呢？

　　尽管“十六条”对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作出了若干规定，但是对于这个决定能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毛泽东在表示乐观的同时，也是忧心忡忡的。这是因为这个文件虽然在会议上获得了通过，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存在抵触情绪。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时说：“事实上文件只是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下，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五月与外宾谈话时说到：……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4]

　　这种忧虑也在毛泽东八月十二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他说：“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5]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希望各级领导干部照着“十六条”的规定去做，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对他们到底能不能这样做，还是存在不少疑虑的。不过，他估计会比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要好一些。因为这次中央全会不仅进行了中央领导层的调整，从组织上做出了保证，还制定了“十六条”，从形势、政策、策略和方法上为文革的进行指明了方向。这些领导干部能不能象毛泽东说的那样按照“十六条”的规定进行文化大革命呢？这还有待于以后文革的实践证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十六条”对当时干部在文革中的态度、文革路线、干部队伍的分类作出了判断和说明。不论从“十六条”还是与会人员对待“十六条”的态度上来分析，当时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是存在抵触情绪的。毛泽东虽然在八月十二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表现出乐观的态度，但是对于各级领导干部能不能按“十六条”的要求进行文化大革命，仍然是心存忧虑的。这表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当时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存在对抗的态度。能不能在以后转变过来，不仅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同时也关系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待他们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

　　（2）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

　　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第二天就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① 为什么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为了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八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统一全党认识，做好思想工作，安排布署下一步的文化大革命。[6]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不论是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领导干部还是党内干部，有不少人对于文化大革命存在着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思想上是不通的。虽然全会通过了“十六条”，批准了进行文化大革命，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人持怀疑、抵制的态度。这对于下一步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是相当不利的。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要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打通高级干部的思想，消除他们的顾虑，转变他们对于文革的态度，提高他们对于文革的认识，搞好下一步的文革工作。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总结“五一六通知”下发以后文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起草并通过了“十六条”。这就要使全党特别是党内领导干部结合以前的文革实践，以“十六条”为指导，统一思想，纠正错误，分清是非，端正态度，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

　　中央工作会议是为了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为了消除党内高级干部思想上的疑虑、认识上的误区，摆脱以前在文革上的消极、抵制状态，让他们能够真正领会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将“十六条”践行于以后的文革实践中，积极、主动地投身于文革洪流，依靠群众将文革进一步推向前进。这既是一次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会议，也是一次部署、安排文革工作的会议，又是一次思想工作的生活会。

　　② 林彪讲话为中央工作会议定下基调。

　　中央工作会议是由中央和地方高级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八月十三日林彪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就这次会议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澄清人们的认识，坚定人们的信念，消除人们的顾虑，使大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上团结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

　　林彪的讲话开门见山，一开始就要与会者议论一下中央全会的传达问题，工作部署问题，文化革命问题，干部问题。他在讲话中主要讲了文化革命问题和干部问题。他说这两个问题虽然是针对军队存在的问题来讲的，但是也可以供地方来参考。这是得到了毛泽东同意的。

　　第一个问题是文革问题。

　　林彪说，军队师级以下单位只搞正面教育，军级以上机关发动群众搞三个月“四大”，要在运动中精简机关。谈到什么是文化革命时，林彪解释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思想革命，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业务，带动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

　　林彪接着从主观和客观的分析入手，借鉴苏联产生修正主义的沉痛教训，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出现，进一步阐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一切旧思想的命，改造人的灵魂，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在人的灵魂改造、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充分发挥人的革命积极性，才能使人变成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林彪在讲话中批评了埋头业务，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强调指出要深刻领会毛泽东说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一唯物辩证法的伟大真理，学会抓政治思想革命，掌握毛泽东思想，把群众从思想上武装起来，动员起来，就能够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他在讲话中提醒大家注意，思想革命是长期的，不是一个大运动就能够彻底解决的，必须还要有一个大运动，才能把资产阶级的威风打倒，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权威，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具体作法是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按照中央的决定去做。

　　他要求不要重复压制群众、围剿左派的错误。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坚定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不要走过场。干脆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睡不着觉，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个问题，军队的干部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举出了三个两种人问题，提出了解决他们的不同政策。这三个两种人问题是：

　　对待毛泽东思想有两种人，一种人拚命学毛泽东思想，一种人不学毛泽东思想，处于落后和中间状态。

　　对待政治思想工作也有两种人，一种人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一种人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甚至捣乱。

　　我们的干部在对待工作问题上，也有两种人。一种人有干劲，工作有成绩，但是性情急躁，得罪人不少，运动中大字报最多，过不了关，大家群起而攻之，要求罢他的官。一种是老好人，什么事情也不做，什么斗争也不参加，谁也不得罪，人事关系搞得好好的，选举的时候能够得全票，运动中贴他的大字报也很少。

　　鉴于这些情况，林彪认为要对干部进行全面考察、排队的基础上实行全面调整，根据毛泽东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原则，具体提出了三条办法：

　　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

　　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

　　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没有革命干劲的，罢官。

　　林彪说，这三条同主席的五条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主席同意了。要按照主席的五条和这三条，特别是第一条，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

　　林彪指出，这次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进行全面的调整。那些犯了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人，只要他们接受教育，坚决悔改，还可以在今后工作中继续考验他们。至于那些不可救药的，就坚决罢官。不这样做，就打不破死气沉沉的局面，一旦有事要搞颠覆活动的就是这些人。

　　接着，林彪又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组织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入手，提出在干部问题上，不仅要搞思想革命化，还要搞组织革命化，把是否拥护毛泽东思想作为干部去留的标准，把真正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放到关键岗位上。通过与修正主义国家的对照，林彪提出要高度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动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解放生产力，依靠群众去创造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

　　林彪最后在讲话中说了几句自谦的话，说他自己在工作和能力方面是不相称的，既然主席和中央把这个工作交给他，只好服从决定，努力做好。他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7]

　　从林彪的讲话中可以看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有四个：如何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工作部署问题，文化革命问题，干部问题。林彪在讲话中主要对后两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虽然他讲的是军队的文化革命和干部问题，但是也是适应于地方的。这已经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林彪在讲话中对于军队文化革命的方式、范围以及什么是文化革命、为什么要进行文化革命进行了说明，要求与会者在文化革命中要按照“十六条”办事，认识到思想革命的长期性，不要重犯以前的错误，要依靠群众，“敢”字当头，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在干部问题上，林彪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指出干部队伍中存在三个方面的两种人，提出了把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有没有革命干劲作为对干部进行罢、升、保的根本标准，要把忠实于毛泽东思想、搞政治思想工作、有干劲的干部放到党和国家的关键岗位上。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文革的认识，在如何评定和处理干部的问题上也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这两个问题与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和工作部署问题，共同构成了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林彪的讲话不仅指出了这次会议的议题，还对会议涉及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为会议和以后的文革指明了方向，因而我们说林彪的讲话为中央工作会议定下了基调。

　　③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若干事件。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会议在内部讨论中探究如何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以便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会外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也在落实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将文革进一步推向前进。

　　中央文革小组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负责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办事机构。为了宣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对下一步文革工作做出部署，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八月十三日陈伯达向毛泽东呈送了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工作部署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昨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提出：一、强调各学校各单位要认真学习“十六条”，掌握“十六条”，按照“十六条”办事，拟由《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几篇社论。二、自然科学、技术单位都要举起文化大革命这个纲，但应该作适当的分工部署，特别是各种要害、尖端的科研部门，必须继续进行，不得中断，保证如期完成任务，并保证高质量。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报告，作出批示：“可以这样做。”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陈伯达的请示报告发到县团级和相当于县团级的科技工交单位，以及有研究任务的大专院校。[8]

　　从中可以看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的当晚，中央文革小组就开会研究了有关事宜，第二天就向毛泽东呈送了请示报告。报告提议要求《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几篇社论来宣传“十六条”的精神，要求各学校各单位认真学习、掌握“十六条”，按照“十六条”的要求来进行文化大革命。为了防止运动对于自然科学、技术特别是要害、尖端部门的冲击，保证科研任务的完成，报告提议这些单位在高举文化大革命这个纲的同时，也要作适当的分工部署。这说明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是在践行“十六条”的精神，注意处理好运动与生产、科研任务之间的关系的。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向下的广泛传达，对于“十六条”的宣传与普及，处理好文革与生产、科研工作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那种认为中央文革小组为了进行文革而漠视生产、科研的说法，显然是没有什么依据的。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出席了这次大会。

　　八月十六日晚，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绿军装。这将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同一个月前畅游长江一样，这个举动富有鼓动人心的象征意义。

　　八月十八日，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一早就来到广场。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北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和她亲切握手。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提出下一步的行动号召。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周恩来接着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北京大学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也在大会上先后讲话，表示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大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百万人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

　　毛泽东在整整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当检阅游行队伍时，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9]

　　这里具有警示性意义的是，毛泽东一改晚上办公，上午睡觉的习俗，一早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不仅在建国后第一次身穿军装出席了这次群众大会，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自始致终地参加完这次大会。这不仅表现了他对于红卫兵运动的支持，而且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个时候关键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如何将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在斗争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防止有些人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为名来镇压学生运动。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通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而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它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经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在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决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10]

　　不论是军队还是警察都要为文化大革命保驾护航，保护学生的革命运动。为了文化大革命能够取得成效，就要引导学生进行文斗，不要武斗。因为武斗只触及皮肤，只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达到改造人的世界观，实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这是保证文革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中央工作会议举行期间，不论是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在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发展，采取措施和手段推动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这无疑会对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产生重要影响。会外影响着会内，会内进行着讨论，其目的还是要使与会高级领导干部在“十六条”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能够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中。

　　④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意义。

　　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必要的。这不仅是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使与会高级干部认真领会“十六条”的需要，同时也是鉴于全会虽然通过了这个文件，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与会人员在思想上是不通的，对文革存在着抵触情绪。[11]即使是举手赞成这个文件的一些人，也并非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个人想法，不过是处于对党和领袖的信任，从组织纪律观念出发，才这样做的。这表明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高级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是存在疑问的。鉴于他们是党内重要岗位上的高级领导干部，如果不能打通思想，提高认识，就会使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这次会议从八月十三日开始到本月二十三日结束，整整开了十天。在这十天内，会外也发生了若干重大事件，特别是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不论是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还是中央工作会议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我们现在还难以获得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详细的文献资料，但是从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是可以看到会议的议程和主题的。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和工作安排问题。根据当时文革的形势和党内干部的实际情况，林彪在讲话中着重从文化革命和干部问题上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其目的当然还是希望与会的高级领导干部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积极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

　　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不论是从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还是消除党内高级领导干部思想上对文革存在的抵触情绪，都是必要的。不论是林彪的讲话，还是会内的讨论，以及会外的重大行动，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采取的具体手段。能不能放下架子，纠正过去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在运动中洗心革面，不仅是对这些高级领导干部也是对全党干部的严峻考验。同时，这也是关系到下一步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顺利发展，实行什么样的文革政策的重大问题。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底能不能达到目的，关键取决于这些高级领导干部乃至于全党干部能不能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按照“十六条”的要求来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及会内外的互动，不过是为达到这一目的创造了重要条件。到底能不能真正得到落实，这些高级领导干部乃至于全党干部究竟能不能具有宏大的视野，在斗争中掌握继续革命的真谛，摆脱狭隘的个人利益的束缚，从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出发来认识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仅要看他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表态，更要看他们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实际行动。

　　（3）文革狂飙中的领导干部走向。

　　八月十八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以后，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大串连又将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文革狂飙在全国突飞猛进。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接着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那么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领导干部在会后是如何行动的呢？

　　① 撤销工作组时，许多工作组（党委）没有销毁他们整理的造反派的黑材料，为造反派恢复名誉，没有妥善处理好他们与造反派的矛盾问题。

　　我们知道，“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学校文化大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决定向党委瘫痪的学校派出工作组。工作组执行中央一线常委的方针，认为反对工作组（党委）就是反党，在师生中间抓右派，致使响应“五一六通知”的号召率先起来造反的师生纷纷被打成“反革命”和“反党分子”，造成群众分裂，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后，不论是工作组还是党委本来应该按照中央的要求，诚恳做出自我批评，欢迎师生对自己进行批评，公开为以前被打成“右派”和“反党分子”的师生进行平反，当众销毁他们的黑材料，向他们赔礼道歉，妥善处理好与造反派师生之间的矛盾问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能够这样做。工作组匆匆撤离了学校，没有妥善处理好这些善后问题。这个时候即使有的工作组（党委）召开师生大会进行了检查，往往也不过是敷衍塞责的形式主义，缺乏真诚态度，更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为被整师生恢复名誉，销毁装在他们档案中的黑材料。

　　这些被整的师生一方面认为自己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是正确的，工作组（党委）压制他们造反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工作组（党委）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销毁这些档案中的黑材料，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担心以后会被秋后算帐。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工作组撤走了，但是双方的矛盾仍然存在并呈现激化之势。这在北京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这两个红卫兵组织的行动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地院东方红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四进地质部进行造反的。

　　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曾任地质部驻北京中国地质学院的工作组组长。工作组撤走前，邹家尤虽然在八月十三日大会上作了检查，却没有对工作组收集整理的地院师生批评工作组的材料，对组织工作组围剿批评反对工作组的师生，特别是把李贵、王大来等13名干部打成反革命在全院批斗，以及准备对这些批评工作组的师生秋后算帐并拟划成右派的做法，作出丝毫交待，更不用说做出道歉和平反，销毁所整理的黑材料了。当时右派这个政治身份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与地富反坏并列的社会异类，人民的敌人。这些被工作组视为右派的师生，对工作组的作法是不满的，也是有后顾之忧的，要为维护自己的命运和前途进行斗争。[12]

　　本来，工作组撤走的时候，如果把他们所整的黑材料进行公开销毁，为这些被错整的师生平反、恢复名誉，公开进行赔礼道歉，取得师生谅解，一般来说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也不会出现后来四进地质部的行动了。但是他们却是在没有处理好相关问题的情况下就匆匆离开了地院，这表明他们既没有认识到此前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也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处理好这些问题，反映出他们对待文革还是抱有消极、抵制态度的。

　　北航红旗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到国防科委静坐示威的。

　　国防科委局长赵如璋担任过驻北京航空学院工作组组长。工作组在北航期间也是执行中央一线常委的方针，整造反派师生。工作组撤走后，八月二十五日北航红旗学生到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交出赵如璋。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以赵如璋健康状况不好，交给学生批斗，后果不堪高想为由，拒绝交出赵如璋。双方处于僵持状态。毛泽东获悉后说，不要让学生席地而坐，搭起棚子来，让学生闹上三个月。经过了二十八个昼夜的斗争，最后还是以陈伯达给罗舜初、赵如璋写下了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同住几天，如果被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的保证书以后，国防科委才交出了赵如璋。[13]

　　从中可以看到，本来赵如璋率领的工作组是整北航师生的，他们在撤出工作组的时候如果做好了善后工作，这个时候学生是不会找上门来的。可是当学生找上门要求赵如璋回校检查的时候，国防科委的领导却以健康、安全没有保障为由对学生的要求予以拒绝。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才要学生搭起长棚来进行长期斗争。最后还是直到陈伯达写出了保证书以后，国防科委才让赵如璋回校检查。由此可以反映出当时国防科委领导人和赵如璋对待文革的抗衡态度。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工作组时期，犯了错误的工作组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当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都犯了错误。[14]这些犯了错误的工作组，走前在没有处理好这些错误行为的情况下就草草撤离了学校。这引起了造反派师生的不满。他们先前起来造反就遭到了残酷打击，还给他们戴上了“右派”、“反党分子”的帽子，整了他们的黑材料。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他们在撤走的时候又安排了保守派主导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革筹委会，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这自然引起了造反派师生的强烈反对和抵制。

　　当然，话又说回来，工作组犯错误也是有原因的。当时工作组是执行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制定的方针的。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这个时候还是要争取工作组成员和保守派师生转变过来，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因而一旦他们承认错误，就要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态度，而不要对他们以前的错误行为扭住不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才说道，当时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要解放大多数，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保皇派的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以及工作组底下的学生。[15]这是为了预防或制止造反派的过火行为才这样讲的。

　　尽管如此，上有党中央的要求，下有造反师生的斗争，但是对于工作组时期所整的黑材料和为错整师生的平反、恢复名誉问题的解决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直到十月、十一月份中央还在下文件要求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十月六日，张春桥在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主持召开的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宣布了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这一规定对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16]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文件指出：“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他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的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除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外，其他所有的材料，集中清点之后，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本校学生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按以上规定处理材料问题。”“这一文件，应立即在各学校、各单位群众中宣读。”[17]

　　我们看到，直到十一月份中央还在下文件着手解决工作组时期对造反派师生所整的黑材料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师生的恢复名誉问题。这表明在这个问题的执行上遇到了重重阻力。这种阻力反映出当时不论是工作组还是学校的党委对此是持消极、反对态度的。

　　工作组执行中央一线常委的方针政策，在学校造成了不少严重问题。撤销工作组的时候，他们虽然作了一些形式上的工作，但是却没有对以前所整师生的黑材料予以销毁，也没有为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反革命”的师生恢复名誉，而是在做了象征性的检查后就草草收场。这反映出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对中央的文革政策也是持怀疑、抵制态度的。他们撤走以后，即使出现了造反派师生抓住他们不放，要求他们回校检查，以及在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的强大压力下，他们中的不少人仍然还是对此抱着消极、抵制的态度，以致于关于销毁黑材料和为造反师生恢复名誉的问题直到十月、十一月份还要中央下文件予以解决。这表明不论是当时工作组还是党委的多数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表现出对抗、抵制的态度。

　　② 不能正确对待造反群众，力图限制红卫兵运动，打压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保守派红卫兵，保护自己过关。

　　毛泽东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后，青年学生走出校门，冲向社会，从北京涌向全国，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是全力支持红卫兵造反行动的，而党内领导干部对待红卫兵的态度又如何呢？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红卫兵的矛头就会指向党内领导干部，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这样的话，党内领导干部客观上就成为斗争对象。他们资格老，地位高，功劳大，面对年轻学生的斗争，能不能正确认识运动并经受住这样的考验呢？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面对红卫兵运动的冲击，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党的名义出现，说反对自己就是反党，利用红卫兵对党的热爱和崇敬，打着保卫党的领导的旗号，组织拥护党委、反对造反的红卫兵来保护自己。这实际上是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这在关锋、戚本禹的调研报告中就有所反映。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对北京市红卫兵运动和文革形势调研后，八月二十六日向江青提交了关于北京市红卫兵和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北京新市委的一些领导人对红卫兵的活动采取消极观望态度，不敢出来积极领导运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别人利用某些学校的红卫兵对抗“十六条”。二、有些院校红卫兵的领导权落到了保皇派手里，他们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薄一波、陶鲁笳等就是工交口各院校保皇派的支持者。报告提出北京新市委应站到运动第一线去领导运动、对工作组的路线应进行批判、陶鲁笳等人不宜继续领导北京市的学生运动、薄一波等人应当做出适当检讨等四点建议。江青将这个报告呈送毛泽东。八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委以及薄一波、陶鲁笳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18]

　　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论是北京市新市委的一些领导人还是工交系统的薄一波、陶鲁笳等人都是存在不少问题的。他们或者是对运动表现出消极观望的态度，不敢出来积极领导运动，或者是仍然支持保守派红卫兵，打压造反派红卫兵，继续在红卫兵中间制造分裂。报告对北京新市委的一些人和薄一波、陶鲁笳等人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对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毛泽东是鉴于这个报告提出来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才批示给其他中央领导人进行讨论研究的。

　　当着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为了控制本地的红卫兵运动，在地方党委主导下，红卫兵组织在各地迅速建立起来。八月中下旬以后，长沙、太原、重庆、南宁、杭州、广州、乌鲁木齐、昆明、济南、上海等地陆续成立了一些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在省委控制和支持下开展活动。这些组织是由地方党委建立的，因而是保地方党委的，后来大多成为保守派，在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左右纷纷瓦解。[19]保守派红卫兵组织在各地的广泛建立，进一步加速了红卫兵运动的分裂，严重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北京的红卫兵到各地串连，和当地的造反派红卫兵联合起来进行斗争，但是他们的行动却遭到了当地党委的围攻和打压。

　　九月二日，北京南下红卫兵及武汉部分学生，在湖北省委文革办公室门前召开揭发、控诉湖北省委大会。四日，又组织游行，高喊“打倒湖北省委”、“打倒张体学”等口号。当晚，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树成发表广播讲话，向全省群众介绍部分学生闹事情况。武汉地区出现和南下的北京红卫兵的大辩论。湖北省委甚至提出要抓“南下一小撮”，张体学在群众大会上发言，“代表湖北3200万人民控诉”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在武汉所干的坏事。[20]

　　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市的学生代表和从北京前去串连的学生，采取了静坐、绝食、示威的反抗手段。上海市出现了日夜围攻北京学生的事件。贵阳市在“谨访政治扒手”的口号下，调集了数万名群众，对串连到那里的首都红卫兵进行了围攻。全国各地绝大多数党委（政府）有关负责人策划了赶走前来串连的北京和外地学生的活动，在武汉、广州、上海、重庆、成都、昆明、杭州等地，南下串连的红卫兵与当地党委（政府）部门发生了冲突，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双方群众的暴力行为。西安、沈阳等地的群众与串连学生也发生了争执和摩擦。[21]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北京前去串连的红卫兵还是当地的造反派红卫兵，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当地党委支持的保守派红卫兵和群众的攻击，致使群众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虽然是复杂的，但是在斗争的背后却往往闪现着党内领导干部的身影。这是由于他们对待两派红卫兵的不同政策造成的。在两派红卫兵的斗争中，许多党内领导干部不约而同地站在了保守派红卫兵一边，支持他们的行动，却将造反派红卫兵视为对手。北京前来串连的红卫兵支持造反派，反对保守派，同样也就成为他们的打击对象。

　　这里可能会有人会发出疑问，不论是“十六条”还是毛泽东的系列讲话都已经多次要求他们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还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他们却对此视而不见，对两派红卫兵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打压造反派红卫兵，支持保守派红卫兵，这是为什么呢？

　　除了认识的因素以外，更多的原因还是由于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动破坏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损害了他们的所谓尊严，他们不是以人民公仆而是以老爷态度对待造反群众，又不愿意屈下身来和这些青少年进行交流、对话造成的。保守派红卫兵因为反对造反派红卫兵对党内领导干部进行造反，支持、保护这些领导干部，就成为他们抗击造反派红卫兵、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因而他们就不仅支持保守派红卫兵的行动，还组织保守派红卫兵来抗击造反派红卫兵对自己的冲击。对待两派红卫兵的不同态度，不过是他们抵制、抗衡文革的反映而已。

　　在实际行动上，许多党内领导干部在红卫兵问题上表现出两面性，组织、支持保守派红卫兵，反对、打击造反派红卫兵。但是他们在宣传上却将两派红卫兵混为一谈，把支持保守派红卫兵说成支持红卫兵运动，还以此作为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证据来宣扬，却对他们打压造反派红卫兵避而不谈。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光是看他们说了什么，关键还是要看他们做了什么。既要看到两派红卫兵的不同价值取向，又要注意到许多党内领导干部对待两派红卫兵的不同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够准确地判断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态度。

　　这里我们还要说一说周恩来、陶铸等一些中央领导人在红卫兵运动上的态度问题。红卫兵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周恩来等人不仅希望在北京成立一个红卫兵联络站以便能够协调、组织北京的红卫兵运动，还要下发一些文件来引导、规范红卫兵运动。在这方面，他们和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是存在认识分歧的。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共北京新市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红卫兵联络总站，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出席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大会，在会上讲话说：应该成立总的联络站，各区成立分站。联络站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和保护红卫兵，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22]

　　八月二十九日李富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对中央八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十条意见时，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他去搞。”[23]这十条意见是由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姚依林等拟定，经周恩来审阅后，由李富春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的。[24]

　　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通知稿。这个通知搞是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人起草的，准备下发到县团级。周恩来修改后批示：提议照发，请主席、林彪、康生、富春、江青核阅，退汪东兴办。同日，江青提出：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至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25]通知稿主张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还将这些部门和单位分为十六类，一一列出。封存重要档案。发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破坏，必须依法处理。九月一日，毛泽东批示：“退总理。此件不发。”[26]

　　九月二日，周恩来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运动提出十条要求。三日开会讨论时，陶铸、陈毅等赞成《意见》，康生等持否定态度。结果，《意见》没有发出。[27]另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回忆：“周总理清楚，康生等人的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主席的主张，因此，《意见》未送毛主席。”[28]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陶铸、李富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在红卫兵运动上与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是存在分歧的。这些分歧一般来说还是由于认识而不是立场上的不同造成的。因为当时他们都是表态支持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分歧毕竟是业已存在的事实，以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这些认识上的分歧是不是会发展成为立场上的不同，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这取决于他们此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后来确实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分化，当然这是后话。

　　在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他们与和地方领导干部既存在着不同，又具有相似的地方。这些不同表现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支持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时候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抗拒行为，相似的地方是他们往往从现象而不是本质上来认识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对文革表现出消极态度。这就埋下了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朝相反方向转变的隐患。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领导干部在这方面都是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的。

　　周恩来的表现比较特殊。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来看，在组织上他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支持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但是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又出现过分歧。和别人不同的是，周恩来一旦发现错误就能公开承认错误，立即纠正。比如，周恩来曾经说纠察队是红卫兵的一个创造，还点名让西纠代表上天安门，委派西纠执行任务，指示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解决西纠的办公场所和用品。[29]但是后来当他发现西纠的所作所为不仅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还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破坏时，又要求纠察队自动解散，支持中央文革对西纠采取的打击措施。[30]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周恩来组织上是紧跟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一旦他发现自己与毛泽东在认识上出现分歧的时候，总是努力在思想上与毛泽东保持一致，跟上毛泽东的文革步伐。周恩来这样做决不是象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无原则的“愚忠”，而是与他严格的组织观念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毛泽东形成的信服分不开的。[31]

　　造反派红卫兵代表当时文革的发展方向，保守派红卫兵则是与此表现出相反的态度。党内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力图限制红卫兵运动，支持保守派红卫兵，反击造反派红卫兵。这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大力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在红卫兵运动上采取“放”的方针表现出鲜明的区别。这些领导干部对待两派红卫兵的不同态度表明，他们是以抗衡、抵制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

　　③ 调动工农群众来压制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造反派红卫兵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这样党内领导干部势必就会成为冲击对象。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八月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32]当时不少党内领导干部在不能动用军队和警察的情况下，除了组织保守派红卫兵外，还以维护党的领导的名义调动工农群众来保护自己。

　　下面我们从文献资料中来分析党内一些领导干部是如何动员工农群众来反对红卫兵运动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报就反映了这种情况。电报说：“有的地方学生起来锋芒对了党政机关，于是就煽动工农群众斗学生，打学生，最厉害的有天津、哈尔滨、西安、兰州、桂林等地，西安最严重。主席对此很生气，很不满意。要把这个精神告各省（区）委。总之，不准用任何借口和方法对付学生，否则一定要犯大错误，弄得自己焦头烂额。下台也会下得很惨。”[33]

　　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社论鲜明指出：“那些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以外，还煽动少数工人农民斗学生，来转移斗争的目标。”

　　社论进一步揭穿了他们的伎俩：“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他们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有的地方，有少数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受了蒙蔽和欺骗，参加了对革命学生的斗争。”

　　社论斩钉截铁地指出：“用这种口号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

　　社论有力地驳斥道：“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对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

　　社论要求：“广大工农兵群众，决不要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爷们的胡说。”[34]

　　我们看到，不论是陶铸的电报还是《人民日报》社论，都反映出当时已经出现了有人调动工农群众来抵制学生运动的情况。当时学生是按照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但是党内有些领导干部自己却躲在后面，调动工农群众来保护自己。这是以实际行动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表现。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在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下的较为普遍的现象。

　　八月底、九月初，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在上海发动冲击上海市委机关大院事件时，上海的工人就行动起来保卫上海市委，与北京红卫兵进行辩论。九月初，北京一些红卫兵在武汉号召炮打、火烧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武汉市的工人、农民也起来与北京红卫兵辩论。其实，在全国各地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当以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要炮轰省市及以下各级领导人时，都有大批的群众自发地或有组织地起来反对学生，保卫当地的党政领导人。

　　有些地区在党政领导人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些官办的工人群众组织，如重庆工人纠察队是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批示成立的。八月底、九月初的一天，李井泉在重庆找了几个机关、工厂的领导干部谈话，谈话中，有人提出机关、工厂要不要组织红卫兵的问题，李井泉回答：机关和工厂内不再组织红卫兵，因为已经有了文化革命组织，工会组织，还有民兵组织。如果工厂要求组织，可以依照历史经验组织工人纠察队，担负保护厂房机器的任务。另据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一九六七年初所写材料中称：“重庆工人纠察队是李井泉批示后，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国防政治部、机械政治部三个部开了会布置，然后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袖章是市总工会统一印发的。”[35]

　　围绕青岛“八二五”事件进行的斗争，就是当时干涉与反干涉的一个缩影。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学生将矛头对准中共青岛市委的时候，市委负责干部不能正确对待学生运动，而是动员群众上街游行去与学生进行辩论。这是造成“八二五”事件的主因。当谭启龙代表省委宣布撤销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焘职务时，支持市委的群众非但不听，还要向中央打电报要求进行调查，后来又自发决定要求山东省委撤销这个决定。不仅如此，他们还造谣说中央同意恢复张敬焘的第一书记职务，蛊惑人心，又主动挑起与学生的辩论，甚至进行静坐示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从团结出发，指示省委会同青岛各界代表共同协商来解决问题。这个答复是按照文革精神作出的慎重决定。[36]

　　这种状况在青岛市并不是孤立的。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结合自己下乡所在地的情况，写出调研报告于九月四日上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告中说：青岛市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运动”，而是“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闹”。“对学生不是叫他们游泳中去学游泳”，而“是说服教育不准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报告认为学生批判的方向是对的，“组织工人农民支援”批判对象，“这是方向的错误”。

　　由于报告反映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因而中央文革小组将这个报告呈送毛泽东。九月七日，毛泽东阅后批示：“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37]

　　从中可以看到，组织工农反学生不仅在青岛发生，在长沙、西安等地同样也出现了。这是一个较为普遍性的问题，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动。因而毛泽东提议由中央发一指示，写一篇社论，把北京的经验转告地方，劝说工农群众不要再干预学生运动，各地也不准再动员他们这样做。

　　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把毛泽东的批语和王效禹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等，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了四条具体规定。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九月十一日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他们找出种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甚至调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来反对革命学生，同革命学生对立。”社论提出：“决不允许任何人利用我们工人农民对党的浓厚的阶级感情，播弄是非，制造我们同革命学生的对立，让他们从中钻空子。”社论号召：“我们工人农民，应该热烈欢迎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革命学生在斗争中出现一些缺点，是难免的。我们应当相信，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是会自己教育自己的。”[38]

　　九月十五日，林彪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时，又一次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现在，有些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十六条，利用工农群众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制造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的对立，挑动工农群众去斗争革命学生。我们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39]

　　不论是毛泽东的批示，中央的文件，还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林彪的讲话，都是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以后，针对不少地方党委负责人动员工农群众来对抗红卫兵运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现象并非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具有普遍性。我们上面举了青岛的例子，就是以点带面从工农群众干涉学生运动的斗争中，反映出地方党委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态度。毛泽东后来还谈到过这个问题。

　　十月一日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谈话时，指着在广场上游行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40]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领导人在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面前，不是积极支持、参加文革，在运动中作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改进工作，洗心革面，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是企图调动军队、警察来保护自己。在无法调动军队、警察的情况下，就调动工农群众来跟学生作对，抗衡学生运动。这反映出党内一些领导干部与文化大革命的对峙心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着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将矛头指向党内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批斗走资派的时候，不仅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反而却遭到了他们的抗衡与抵制。他们在无法调动军队、警察来反对、镇压红卫兵运动，而自己又不便于直接出面的情况下，于是就隐藏在后面，以党的领导人的名义，打着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稳定的旗号，利用工农群众对于党的信赖，以学生在运动中存在的一些缺点、错误为由，动员工农群众起来打压红卫兵运动。这反映出他们不仅没有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认识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反而逆文革潮流而动，为了维护个人的既得利益，采取实际行动来反对文化大革命。这对文革的发展自然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④ 漠视运动重点，转移斗争方向，将斗争矛头引向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必然会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对领导干部队伍造成比较大的冲击。这个时候领导干部中的一些人处于保护自己的需要，转移斗争方向，将矛头引向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减轻、转移自己所面临的巨大压力。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回忆道：“在原来一些工作组领导和党内一些高层人物支持下，原来支持工作组路线的保守派的群众组织站到前台，继续坚持与维护工作组实行的打压造反派群众的路线。这期间，尤以‘西纠’为代表的老红卫兵组织，更是打出‘保护老干部’的旗号，实行保爹保妈、保护‘走资派’免受造反派群众批判、冲击，而有意将文革运动斗争矛头引向社会乱打乱杀，随意抄家，制造所谓‘红色恐怖’。在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当时文革运动形势时，关锋就说，它是‘刘、邓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41]

　　应该说，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文革的斗争对象，但是绝不是主要斗争对象。他们当中改造好了的人也不在斗争对象的范畴内。可是在将斗争矛头引向这些人的时候，那些领导干部是不考虑这些问题的。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塌刮子将这些人推上了斗争的舞台，动员群众将主要矛头对准他们，从而使自己由斗争的对象摇身一变为斗争的领导者。一般来说，他们转移斗争方向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将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抛出来，把名单提供给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去批斗；二是直接支持、组织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去批斗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从形式上来看文化大革命搞得热火朝天，实际上却是在运动方向的转移中走了过场，用偷梁换柱的方式保护了他们自己和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派。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当时北京红八月中造成的乱打、乱抄、乱砸事件，不但伴随着严重的暴力行为，而且还打死人，特别是大兴县的杀人事件更加发人深省。这主要是由干部特别是高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和西纠、东纠、海纠干的。在这些组织的背后还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他们提供了支持和帮助。老舍就是被他们痛打后被逼得跳湖自杀的。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回忆，是市里有人特别关照为这些人提供了名单和户籍材料后，这些老红卫兵和西纠、东纠、海纠才对号入座对他们实施严酷暴力行为的。[42]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围绕血统论对联的争论。“（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的对联在北京校园一出现，就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辩论中谭力夫脱颖而出，不仅贴出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随后还一气呵成了数十分钟的讲话，为这幅对联进行辩护。谭力夫的讲话迅速通过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到全国各地，受到了许多地方领导干部的欢迎。比如，福建省、市负责人就认为讲话写得很好，还复制几十万份，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农村，以扩大影响力。[43]谭力夫的讲话在北京也是传遍了大街小巷，受到不少领导干部及其子弟的欢迎，清华大学、石景山钢铁厂、同仁医院等地就大量翻印谭力夫的讲话。[44]

　　谭力夫的观点对不对呢？当然是不对的。我们党的政策是讲成分但是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政治表现。[45]谭力夫鼓吹的血统论，不仅违背了党的成分政策，而且还是落后的、反动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严重破坏了文革的发展。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谭力夫鼓吹血统论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领导干部热心传播谭力夫的讲话呢？

　　谭力夫鼓吹的血统论说到底就是主张文革应该将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而不应该指向红五类的家庭及其子弟。根据血统论的逻辑，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因而红五类出身的人要掌握文革的领导权，防止黑五类翻天，要将矛头对准他们的所作所为。党内领导干部属于红五类的范畴，自然就不是斗争对象，这样就便于将斗争矛头由党内领导干部转向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达到了保护自己的目的。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后来回忆说：“制造混乱的不是谭力夫一个人，是一些省、市、中央的领导人，他们的思想就是如此，就是要把阵营搞乱，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阻挡革命深入开展，把水搅浑。”[46]

　　血统论的鼓吹者属于保守派。其实，这个时候造反派也在运动中出现了“左”的倾向。比如，湖南的造反者喊出了“打倒一切当权派”的口号。九月九日，长沙高等院校和部分厂矿企业的造反派在东风广场召开了“全市革命大军炮轰省、市委司令部大会”，会上提出了“炮打九级司令部！”的口号。（九级，即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47]

　　鼓吹“打倒一切当权派”，不仅违背了“十六条”，也是错误的。如果实行起来同样会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破坏。这是从“左”的方面破坏文革，而血统论是从右的方面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鉴于这两种倾向的存在，为了使文化大革命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九六六年第十二期《红旗》杂志发表了《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

　　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社论。社论指出：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决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48]

　　这里明确指出斗争的主要矛头要指向党内走资派，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右的错误倾向，将主要矛头对准群众。这里的群众显然包括红卫兵和改造好了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种是“左”的错误倾向，就是打倒一切领导干部。只有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才能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发展。这样就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的方向。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在文革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党内领导干部中的不少人不是积极接受运动的洗礼，反省自己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而是利用掌握的权力，将斗争的矛头引向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移了斗争的方向，保护了自己和党内走资派。他们就这样采用瞒天过海的手段来抵制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注意到了这种右的倾向，也发现了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倾向，《红旗》杂志的社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发表的。

　　⑤ 抓革命、促生产，还是抓生产、压革命？

　　“十六条”中第十四条的题目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该条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49]

　　从中我们看到，本来在“十六条”中关于文革和生产的关系就已经做出了明确阐述。两者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在实践中要把革命和生产有机结合起来，搞好了文化大革命不仅不会削弱反而还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却把两者对立起来，说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当地生产的发展。他们纷纷以发展生产为由来限制文化大革命。

　　从性质上来说，为了生产发展所采取的正当措施与以生产压革命是具有本质区别的。这是因为为了生产发展所采取的正当措施，并没有以生产来压革命，而是为经济发展创造必要条件，为文革发展提供物质保证。这是妥善处理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问题；以生产压革命则是没有认识到革命对生产发展的能动作用，将革命与生产割裂开来，孤立地发展生产。这是在打着发展生产的旗号来反对文革。将两者区分开来对准确认识究竟是谁在反对文革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经李富春提议，调余秋里、谷牧到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抓经济工作。周恩来对他们说，一定要替我把好经济工作这个关，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还能闹什么革命？不仅如此，周恩来还指示陶铸主持起草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又先后下发了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及附件。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周恩来发表了抓好工农业生产的讲话，劝告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连。周恩来是在报经毛泽东同意后才采取这些行动的。[50]

　　我们看到，周恩来为了维护经济正常发展采取了不少措施，这些措施是在报经毛泽东批准以后才实行的，对于保证文化大革命的进行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周恩来本人又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因而我们说周恩来这样做是为了保证经济正常发展支持文革得以进行所采取的正当行动。这与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采取以经济压文革的措施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生产压革命的问题。这些人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不敢公开反对文革，而是以生产受到影响为由来反对文革。他们割裂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抓住运动中的一些表象和局部现象，打着发展生产的旗号，说运动影响了生产。这样就将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态度掩盖了起来。表面上看来振振有词，又有所谓的事实作依据，实际上则是以局部代替全局，以表象代替本质，以个别代替一般，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来反对文化革命。只有掀开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面纱，才能够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

　　从形式上看，两者都是要抓生产的，谁也没有公开否定文化革命。这就要求我们分清他们究竟是在革命的前提下抓生产还是以抓生产为由来反对革命。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看他们对待革命的真实态度，二是要看他们是否能够正确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既不能因为抓了生产，在特殊条件下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就武断地说是反对革命，也不能因为形式上采取了一些抓革命的手段，实际上则是以发展生产为由来压制革命，就说他们没有反对革命。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将两者区分开来，既要避免给真正的革命者造成打击，又要防止以生产压制革命的人漏网。只有妥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保证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才能不仅在实践中验证抓革命促生产的功效，还为文革的进行提供了物质保证。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采取的相关行动，就是妥善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的集中体现。

　　我们既要把维护生产采取的必要措施和以生产为由压制革命区分开来，又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表现为：一是有些造反派置生产的发展于不顾，无视生产的发展，用革命压生产，进行空头革命。这会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另一种是有些领导干部说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影响生产，就以维护生产为由来压制革命。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强调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割裂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红卫兵到各地串连，势必会对工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时候就要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既不能因为革命而忽视了生产，也不能因为生产而压制革命，而是要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只有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才能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如果因为革命而忽视了生产，就要犯“左”的错误；反过来，如果因为生产而压制革命，就会犯右的错误。造成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原因，既有立场的不同，又有认识方法的差异。在立场上，究竟是站在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立场，要不要进行革命的问题；在认识方法上，则是用孤立、静止地眼光来看待问题，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两者虽然不同，但是却又具有密切的关系。立场是认识方法的必要条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我们既要从党内领导干部处理革命与生产关系的行动中，来判断他们到底是抓革命、促生产，还是抓生产、压革命，从而进一步界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上的真实态度，也要同两种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纠正“左”的错误，反对右的错误，正确处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将两者落到实处。但是通过文献资料的考察我们也不能不说，以生产压革命在党内许多领导干部中间还是比较广泛地存在着。这对文革的发展当然会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⑥ 对待文革存在较为普遍的抗衡状态。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文革存在着抵制、抗衡行为。这不是表现在少数人身上，而是在他们中间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尽管文化大革命要依靠群众进行，但是由于这些领导干部当时掌握着权力，他们的这种态度就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遇到了很大困难。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后来回忆道：“工作组走了以后，成立了文革委员会、文革小组等等组织，有的领导人自己组织了红卫兵，在自己直接领导和支配下组织了红卫兵或其他组织。他们也搞串连。原来毛主席认为是造反的组织，变成官办的组织，实际还是老组织、老办法。毛主席认为有的地方组织工人、农民反对学生，保他自己那个党委，而不是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毛主席认为这一段没有支持那些毛主席认为是坚决拥护革命路线的、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其中有些是毛主席认为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他们继续受压制，而原来党组织领导操纵下的组织，还是成为所谓的多数。”[51]

　　这些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断通过座谈会及相关活动反映出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获悉了这些情况，观察着文革发展的动向。

　　九月十八日至二十日，由张春桥主持，王任重、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召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政法学院等学校群众组织的七八个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在会上，针对有人对林彪讲话的疑问，张春桥安慰他们说：“林副主席9月15日讲的，有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指同志们。”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等人在会上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说周恩来是“和稀泥”、“折中主义”，还批评了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点了一些部委的负责人，如杨秀峰、何长工、吴德峰、蒋南翔、王观澜、吴波等。

　　会后，由中央文革小组整理，经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审阅，江青审核印发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记录之一》和《大专院校部分革命师生座谈会情况简报》。简报最后建议：“请中央考虑，领导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会上有人提出，中共十一中全会并没有领导解决这个问题。从当前运动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怀疑暗中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央在执行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与以毛主席和林彪为首的党中央对抗，还有人提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经提出了是否把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全国广大革命人民中公开进行。”

　　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了座谈会记录和《简报》，张春桥在会上分析这次座谈会反映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有三个问题：一、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还在暗中存在，他的那条错误路线，还没有在群众中批判；二、造反派还受压，还没有占优势；三、总理“和稀泥”。江青是赞同张春桥所做的分析总结的。她对陈伯达说：“你把座谈会记录送一份给总理看看。”会议还决定将座谈会的材料报送毛泽东，同时写一篇《红旗》杂志的国庆社论。这期《红旗》社论是王力、关锋执笔，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审定和讨论后，中央文革小组会议通过，陈伯达定稿的。[52]

　　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回忆，国庆节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的时候，曾在城楼大厅里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部分成员谈话（周恩来不在场）。在谈到运动的发展情况时，这些成员大都认为中央和地方上许多领导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还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毛泽东也就运动发展的形势讲了不少话，认为运动的阻力不小，应当彻底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看来他对这种状况不很满意，有点着急。[53]

　　不论是座谈会还是穆欣的回忆，都反映出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对于文革是采取消极和抵制态度的。师生座谈会反映了中央和北京市在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改组了中央常委，但是中央和部委的一些领导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问题，造反派仍然受压，先前的那条错误路线仍然存在，因而从文革的发展需要出发，就要批判这条错误路线。这里要说明的是，张春桥说资产阶级司令部还在暗中存在，不是从组织上说的，而是从思想上说的。他的意思是说和刘少奇等人思想上相似的人还存在于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中，他们仍在实行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批判错误路线就是要改变这些人的错误思想。

　　至于会议说周恩来“和稀泥”、“折衷主义”，后来有人认为是对周恩来的攻击。这种说法是不客观的，也是主观主义的。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对周恩来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周恩来确实表现出了这种态度。这主要是由于对路线斗争不敏锐、认识和性格使然，还不是立场的缘故。在调研座谈会上有人对周恩来提出批评后，江青还建议将会议记录送给周恩来一份进行参考。这种行为是正当的，也是符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又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呢？

　　这个时候，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突然病世及其死后追悼会的安排上又一次彰显了地方领导人对于文革的抗衡态度。

　　九月十九日，担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八年，年仅五十岁的万晓塘在洗澡时心脏病突然发作，抢救无效死亡。二十一日，天津市召开了五十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死亡公告。毛泽东知道后，指出：“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54]

　　对于万晓塘的死，当然是不幸的。这里发人深思的是，万晓塘死后，天津市委的其他领导人却借尸还魂，在万晓塘的死亡上做文章，用万晓塘的尸体来示众，破天荒地召开了五十万人的追悼会。这与周恩来去世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期间在天安门广场及各地的示威活动如出一辙。更加诡异的是，这个明显带有示威性质的追悼会竟然被陶铸批准后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公告。这表明陶铸对天津的作法是持肯定态度的。不论是天津的五十万人追悼会还是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的公告，都是当时他们对文革存在抵触情绪的反映。不是说不应举行追悼会，而是说举行如此规模的追悼会则是别有用心的。这种项庄舞剑式的行为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向党示威”、“用死人压活人”这番气愤的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说出来的。

　　从以上文献资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于文革存在消极、抵制的态度。不论从师生代表座谈会还是天津追悼会，都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这个问题。这说明使他们转变思想回到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轨道上来，仍然是一个比较繁重的任务。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党内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运动中的走向表现在：撤销工作组时，许多工作组（党委）没有销毁他们所整理的造反派的黑材料，为造反派恢复名誉；不能正确对待造反群众，力图限制红卫兵运动，对两派红卫兵支一派压一派，保护自己过关；调动工农群众来压制红卫兵运动；漠视运动重点，转移斗争方向，将斗争矛头引向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生产压制文化革命；以及对待文革存在较为普遍的抗衡状态等等。这说明党内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对待文革存在消极、抵制、抗衡的态度。虽然改组了中央常委，变动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但是他所代表的那条路线仍然在党内领导干部中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正是由于这些领导干部的这种态度，才导致了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对于他们的围攻。正如十月二十九日，张春桥接见浙江金华北上控告团时所说：“全国……到9月，几乎所有的省、市委都被包围了。”[55]因而批判那条错误路线，使这些人的错误思想转变过来，就成为文革下一步的重要任务。

　　（4）对多数领导干部文革态度的分析。

　　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制定了“十六条”，随后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不仅从指导思想上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还通过人事调整从组织上得到了保证。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席卷全国。这样中央领导层和基层都行动起来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并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却遭到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干部的抵制和抗衡，致使文革的进行又遇到了很大困难。这些情况通过不同渠道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成为他们研究、部署下一步文革工作的重要依据。

　　从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到国庆节前近五十天的文革进程表明，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对待文革表现出消极、抵制的态度。他们没有践行“十六条”，也没有按毛泽东多次在会议上对领导干部要求的那样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批评和教育。[56]这说明他们还在受到旧的路线的束缚，没有接受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这些领导干部对文革的抵制和抗衡反映出虽然在路线斗争中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并没有在党内消失，而是仍然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中间，在这些人的思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是他们对文革采取抵制和抗衡态度的思想根源。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些领导干部仍然处在领导岗位上，掌握着权力。面对群众的围攻，蓬勃兴起的造反活动，他们能不能主动、自觉地参加文革，支持群众造反，革自己的命，直接关系到文革能不能进一步发展。在许多领导干部存在抵触思想的情况下，如何打通他们的思想就成为文革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这就要批判这条错误路线，改造他们的世界观，转换他们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接受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从思想上扫除进行文革的障碍，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我们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是从组织上说的，而是从思想上说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说的《人民日报》、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57]也是从思想而不是组织上来说的。这是因为毛泽东讲的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一般来说还是从政治思想领域来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标准与以前存在重大不同，以前是以生产资料来划分阶级，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则是以政治思想来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这个时候他说的资产阶级，是指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而不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58]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只有弄清楚了这个问题，才能够准确理解毛泽东的指示，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洞悉继续革命的真谛，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在谈到这个时期高中级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态度时，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论述，我们引述如下：

　　国庆节前后，在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激烈。在党团员和基层干部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各级领导干部的仍占绝大多数。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经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59]

　　只有抓住文革过程中出现的尖锐矛盾并及时予以解决，才能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引向深入。当时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对文革表现出来的消极、抵制态度，已经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解决这个问题成为文革发展下去的迫切需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批判原有的错误路线，消除人们头脑中的错误思想，就成为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

　　2、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缘由及其内涵。

　　前文我们分析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至国庆节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状况。从这里可以看到，虽然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却仍然遇到了不少困难，这是为什么呢？

　　从研究中可以看到，即使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运动却仍然受到许多领导干部的怠工和抵制。这表明虽然刘少奇不再主持中央一线常委工作了，但是他代表的路线仍然存在于这些领导干部的头脑和行动中。于是批判这条错误路线，改变人们头脑中的陈旧观念，就成为文革进行下去的必然要求。

　　（1）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提出来的，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说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业已在党中央处于支配地位，还反映出党内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那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如何提出来的呢？

　　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是冒然出现的，而是对此前文革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以后才提出来的。

　　我们知道，文革开始以后，中央形成了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一条是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工作时的文革路线。这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并非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才出现，而是早在“四清”运动的时候就已经初见端倪，在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进一步发展，在工作组问题上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是在斗争中逐渐形成的。

　　两条文革路线的主要区别表现在，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各级党组织（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运动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派还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以前，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居于支配地位，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处于次要地位。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以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开始从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化，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则从主要地位转向次要地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十六条”，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以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主要地位，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退居次要地位。

　　虽然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的主次地位发生了转换，但是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不过是退居次要地位，并没有退出文革舞台，而是仍然存在于许多领导干部的头脑和行动中。在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中仍然存在着对文革的严重抵触情绪。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至国庆节近五十天的时间内，他们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表现了出来。虽然他们在口头上讲依靠群众，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不是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仍然坚持依靠党委，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将主要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和造反的群众。这表明他们头脑中还受着另一条文革路线的束缚。

　　许多领导干部仍然受到这条文革路线的影响，这已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阻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文革要想进行下去是很困难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这条文革路线展开批判。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些领导干部认识到两条文革路线的本质区别，提高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站到正确路线一边，使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践之于他们的实际行动中。因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过去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②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如何公之于众的？

　　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这个提法首先见之于林彪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的国庆讲话，而后更规范地表述于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社论中。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一期的《红旗》杂志虽然在目录页上印着十月一日出版，实际上则是十月三日出版发行的。[60]

　　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国庆节，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林彪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61]

　　我们看到，林彪在讲话中对这条路线的提法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而在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才正式对这条路线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述。

　　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写道：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到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方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62]

　　我们看到，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明确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述。文章提出文化大革命中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虽然社论没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进行点名，但是联系《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进行分析，其中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文章提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尚未结束，有一些地方和单位的斗争仍然是很尖锐、复杂的。他们仍然采取新的方式对抗“十六条”，欺骗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进行斗批改，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的。文章明确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指出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能不能贯彻执行十六条，进行斗批改的关键。这样就以《红旗》杂志社论的形式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摆在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这是能否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要害所在。

　　③ 党内高层围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存在不同认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林彪在十月一日国庆讲话中对错误路线的提法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而后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的提法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两种提法的内涵是一致的，但是在表述的文字上却并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

　　这篇社论的起草人之一王力，后来这样回忆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景和过程：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焰火时，张春桥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通’，建议还要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语录’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毛主席这一天发布的指示，是有根据的。毛主席在定这个口径时，总理不在他身边，不知道。”[63]

　　从王力的回忆中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认为运动的主流是好的，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资产阶级错误路线仍然在发挥作用。因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批判这条错误路线。林彪的国庆讲话是由陈伯达、张春桥起草，经毛泽东同意后定稿的。原稿中对错误路线的表述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但是陶铸在审看时提出了不同意见，说这样讲太重了，后来就改成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应该说，陶铸的意见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路线错误一般来说还是党内矛盾，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而反革命路线则是上升为敌我矛盾了。从矛盾的性质以及用语表述的严谨性上来说，作这样的改动还是必要的。张春桥是讲话稿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对陶铸的改动进行了推敲以后发现，这种改动从语法角度上来说讲不通，觉得还是改回去为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采纳了陶铸和张春桥的主张的合理部分，才将错误路线定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当时周恩来不在现场，并不清楚这个表述的争论情况。那么，周恩来当时对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据当时周恩来派往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回忆：总理（指周恩来——引者注）起初不赞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他曾对刘西尧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开始思想是不通的，康老是赞成的，陈伯达没有经过讨论就抛出了这篇社论。[64]

　　这是第一次公开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社论发表后，周恩来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历来党内路线问题，都说“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提法。毛泽东用英文作了解释，说：原来用的是“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65]

　　从中可以看到，本来周恩来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是有疑问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在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向毛泽东询问。毛泽东向周恩来解释了这个提法的演变过程后，是不是周恩来思想上就想通了呢？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周恩来是在组织了服从了中央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述，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想通，还是持保留意见的。这表现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在修改刘少奇检讨的时候，虽然写了一千多字的批注，有些地方还加重了批判的分量和语气，但是并没有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还表现在周恩来对《红旗》杂志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宣传上。十一月初，《红旗》杂志第十四期发表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从两条路线斗争出发，着重宣传了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发表当天，周恩来生气地对联络员刘西尧说：陈伯达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就发表这篇社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又有一大批领导干部不好办了。[66]

　　同时也在二月逆流期间李先念攻击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表现了出来。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67]其实，这个问题周恩来曾经向毛泽东当面询问过，还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这个时候不知是周恩来忘记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当场责问康生、陈伯达：“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68]后来张春桥将大闹怀仁堂一事向毛泽东汇报时，说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69]

　　本来，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红旗》杂志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周恩来对此表示不解，曾经专门向询问过毛泽东，毛泽东还亲自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但是事隔几个月后当李先念又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周恩来却对这个问题发出疑问，对社论没有送给他看有意见。这是用程序上的问题来表明他对待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同意见。在这些中央领导人大闹怀仁堂的时候实际上助长了李先念等人反对文革的气焰。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说出党章上没有规定党报党刊要常委审查的话了。这件事反映出周恩来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存在疑问的，直到发生二月逆流的时候也没有完全想通这个问题。

　　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社论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说刘、邓的影响还很大，又批评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会后，他们把记录送给了毛泽东。[70]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座谈会上说刘、邓的影响还很大，这是说虽然刘、邓现在不在一线起决定性作用了，但是他们代表的那条路线的影响还很大，因而要消除这条路线的影响，就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要性。会议对周恩来进行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因为当时周恩来确实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存在不同认识。中央文革小组将会议记录送给毛泽东，从组织程序上来说也是正当的。看来这次座谈会是中央高层的一次民主生活会，是通过生活会的方式来解决内部存在的分歧和矛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错误路线的提法，经过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到“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变化，最后才形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规范表述。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争论，是党内高层民主生活的反映。毛泽东是在吸取陶铸和张春桥的合理意见又经过反复思考以后，才将错误路线定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虽然陶铸的意见有合理之处，但是从陶铸这个时期前后的作为来看，他说的“太重了”显然不仅仅是指不能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还反映出他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缺乏敏感，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周恩来也对此存在不同认识，座谈会对周恩来折衷主义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这从后来周恩来在大闹怀仁堂会议上对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的不满中可以反映出来。

　　周恩来和陶铸的不同认识是客观存在的。这种不同认识的存在，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会造成消极影响。既然周恩来和陶铸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述上存在不同认识，那么在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如何能够紧跟文革步伐，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就成为决定他们以后政治命运和地位的关键因素。

　　（2）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涵及其特点。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初发行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中正式提出来的，那么，这条路线的内涵是什么呢？这条路线是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来的呢？ 这条路线与文革的关系又如何呢？

　　①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涵。

　　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涵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两条路线的斗争说起，明白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内涵，那么与其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涵也就水落石出了。

　　其实，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概括性说明。“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71]

　　尽管“十六条”中对此作出了概括性说明，但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文革发展却没有真正执行这条路线，陈伯达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中，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从路线斗争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回答。他说：“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

　　有些人不愿意执行党的路线，无产阶级的路线，革命的路线，即毛主席的路线，因为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同一些同志还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头彻尾地不相容的。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他们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这条错误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相反的道路，变成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72]

　　从陈伯达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集中在群众的问题上，也就是说是围绕群众问题展开的。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还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换句话说，就是究竟是不是要依靠群众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此我们看到，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本内涵。

　　这里的群众是指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和人民群众保持着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党的一切工作和出发点，都是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然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又有人会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呢？

　　这里就反映出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群众运动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形式。大搞群众运动，进行党外整风，是共产党人克服官僚主义，纠正缺点和错误，改进党的作风，防止脱离群众，避免产生修正主义的有效途径。如何正确处理和对待群众运动，如何在群众运动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成为辨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试金石。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人民群众如何行使民主权利，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好，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成败。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将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防止他们中间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即使一旦中央或地方出现修正主义，又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能够予以解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这是一个时代的重大课题。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不仅在理论上还要在实践上探索解决这个课题的方法。

　　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这个课题的有益探索。为了防患于未然，就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主人翁的斗争精神，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通过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让他们在运动中经受锻炼，增强辨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成为制约、反对、清除党内走资派的坚定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反对人民群众参加到运动中来，束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动，甚至将他们中的积极参加者打成反党反革命分子，又怎么能够依靠人民群众去防止党内修正主义的产生以及开展对他们的清除行动呢？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离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单靠执政的共产党能不能防止并及时清除内部的修正主义。当时不论是苏共还是中共内部都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党内出现修正主义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修正主义代表一条资产阶级路线，是与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根本对立的，由此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党内修正主义的鲜明特征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从内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反动力量。党内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特别是走资派掌握着权力，在他们已经形成相当大的势力以后，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没有他们在斗争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单靠共产党内部的整风、修养和纪律约束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建国后从整风反右、“三反五反”到“四清”等多次运动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就是有力的证明。否定文革后进行的清理精神污染、整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讲”、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活动先后走了过场，又是从反面作出了验证。同时，苏共党内从中央到地方出现的修正主义及其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破坏，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就要求必须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力，使人民群众在运动中成为共产党人拒腐防变永保青春活力的依靠力量。

　　其实，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这个时期才出现的，也不是工作组时期才形成的。远的不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我国发生自然灾害和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候，围绕当时经济困难面临的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以及摆脱困难的方法，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就出现了严重分歧。随后，在“四清”运动期间，围绕“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以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也产生了严重分歧。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围绕社会意识形态方向面临的形势、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又产生了严重分歧。后来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不过是以前分歧和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而已。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涵集中在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上，具体表现在是将人民群众置于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之下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还是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人民群众在文革中主力军的作用。由此可见， 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还是将群众置于各级党组织的管控之下进行运动，不仅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内涵的关键所在。

　　②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特点。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涵就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那么，这条路线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其实，“五一六通知”下发后至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这条路线在工作组问题上就表现了出来。在撤销工作组以及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中止了这条路线在党中央的支配地位以后，这条路线的影响仍然在党内存在。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到国庆节前文革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障碍中得到了证明。这就要求我们研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就要抓住这条路线的鲜明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够对这条路线有一个提纲挈领的认识，真正弄清楚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所在。要这样做，就必须从两条路线的斗争出发，通过两条路线的比较来揭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鲜明特点。

　　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们发现，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集中在是否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上。围绕这个问题，在具体斗争中表现在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党组织（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斗争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派还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和造反的群众。因而我们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鲜明特点就是依靠党组织（工作组）而不依靠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方式、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和造反的群众而不是党内走资派。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鲜明特点。

　　为什么说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鲜明特点呢？因为这三点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特征。如果这样来搞文化大革命的话，就会像以前的运动一样走了过场，难以清除党内存在的修正主义，防止不了资本主义复辟，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取得不了成效的。[73]在这种情况下，执行这条路线而否定另一条文革路线，实际上就对党内走资派起到了庇护的作用。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分析。

　　首先，依靠党组织（工作组）进行运动。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党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这是无可置疑的。现在的问题是，党内出现了修正主义，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74]这些人互通信息，勾搭连环，拉帮结派，互相包庇，当官做老爷，骑在人民群众头上作威作福。整风走了过场，教育对他们无效。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没有他们从外部施加强大的压力，仅仅依靠党组织（工作组）来进行运动，甚至有的时候是靠修正主义者来反对修正主义，又怎么能够取得成效呢？

　　其次，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这是要从中央到地方在上级党委领导下来进行运动。鉴于党内走资派在世界观上是相同的，上下左右之间盘根错节，枝杈横生，形成了紧密的联系，结成了利害相关的群体，往往是触一发而及全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而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采取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运动，依靠现有的机构、纪律和组织手段只能会解决一些皮毛，走走过场，难以从根本上取得成效。况且，如果上级党委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这种方式又怎么能够取得成效呢？

　　再次，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造反的群众和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走资派就隐藏在党的领导干部队伍中，盘踞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因而进行文化大革命就要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而不是造反的群众和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这是因为党内走资派处于各级领导岗位上，当时还掌握着权力，他们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导力量。设想一下，如果将斗争的主要矛头不是对准党内走资派，而是指向造反的群众和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又如何能够清除走资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三个鲜明特点是互为依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依靠党组织进行运动，必然会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其实，走资派就隐藏在各级党组织内部，他们在运动中是不会将矛头对准自己进行自我革命的。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就要寻找新的打击对象，将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这样也就扭转了运动的方向。同时，这个时候造反的群众将矛头指向了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又在保卫党组织的名义下从群众中间抓右派，以金蝉脱壳的方式让自己在运动中免受冲击，致使文化大革命流于形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鲜明特点就是依靠党组织（工作组）而不是依靠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造反的群众和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而不是党内走资派。这样两条文革路线的不同特点就在文革的依靠对象、方式和斗争的主要矛头上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些不同特点的形成是由于是否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一本质上的不同造成的，又进一步揭示了两条文革路线的区别所在，追根问底还是由于双方究竟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还是资产阶级立场上的缘故。

　　③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进行文革的紧箍咒。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对立的。这种对立不仅在工作组问题上表现了出来，即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也没有随着刘少奇地位的改变而消失，而是仍然存在于政治舞台上。不过是在中央失去了指导地位而已。这在党中央和许多领导干部的关系中表现了出来，对于他们支持还是抵制文革起着决定性作用。

　　文化大革命是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革命运动。在运动中，人民群众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帜，以历史创造者的身份，发挥主人翁的作用，考察干部，审查干部，评定干部，选拔干部，将全体干部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斗争中揪出走资派，在人民群众的督察中使他们改正错误，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斗争，没有他们在运动中对党内走资派施加的强大压力，文化大革命不仅难以进行下去，更是不可能取得实质性成效的。这是因为仅仅依靠党内整风，靠干部监督干部，依靠专职机构来处理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在这方面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样势必会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运动。走资派就隐藏在各级党组织内部，还占有一个相当大的份额。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在运动中束缚群众的手脚，限制他们的行动，难以发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力军的作用，致使依靠群众来推动文革的设想化为泡影。从这里来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发展中起着紧箍咒的作用。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支持还是反对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应该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码从形式上并不反对群众参加运动。他们这样说不仅是为了抢占道义的至高地，还是为了能够组织保守派群众参加运动。由于造反派群众将打击的主要矛头指向干部队伍，要在里面寻找走资派，因而他们对于造反派群众就不仅是采取反对的态度，而且还要采取措施以反党的名义进行打压。这样就严重打击了造反派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

　　这就要求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要进行分析，弄清楚他们说的到底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群众。只有将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我们才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将他们对待群众的真实面目昭示于天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形式上并不反对群众参加运动，而且还讲了不少鼓励群众参加运动的话，但是实质上却不仅反对群众参加运动，还对于参加造反的群众予以痛击。这才是他们在群众运动中的真相。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张依靠各级党组织、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要将主要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和造反的群众，这样就会将保守派群众组织起来，把广大造反派群众排除在外，也没有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在这种情况下，群众运动就是运动群众，斗争的主要矛头也从党内转向了党外，扭转了文革的斗争方向。

　　从这里可以看到，这条路线如果施行起来，不但压制了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也难以将运动的重点放在整党内走资派上。这样就是依靠各级党组织而不是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来的方式，打击的主要矛头又从党内转向了党外，这又如何能够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在这种情况下，文革不仅失去了进行的动力（造反派群众），也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自下而上），打击的主要矛头又被扭转了方向，文化大革命又如何能够进行得下去、取得实质性成效呢？

　　由此看来，不论从依靠对象、斗争方式还是打击的主要矛头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使文化大革命在运动的动力、途径和对象上发生了严重错误。这样在失去斗争的动力，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打击对象也出现错误的境况下，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就会遇到很大困难。因而我们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箍咒。

　　（3）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原因分析。

　　现在我们来分析为什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究竟指向哪些人，以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文革的关系问题。这样就便于我们对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要性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① 为什么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党内存在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也就是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和刘少奇代表的的文革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激烈的。不论是文革前夕的斗争还是文革开始后围绕《海瑞罢官》和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斗争都是这样。或者是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居指导地位，或者是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居指导地位，二者必居其一。斗争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哪一条文革路线在中央居于指导地位。两条文革路线也正是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不断变换着在中央所处的地位。

　　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是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文革前夕就已经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文革开始后，围绕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既是以前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处于支配地位的表现。文革是在不断冲破这条路线的束缚后才不断被推向前进的。以撤销工作组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从指导地位变为次要地位，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从次要地位上升为指导地位。尽管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的指导地位发生了变化，但是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仍然比较广泛地存在于党内许多领导干部的头脑和行动中。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至国庆节前的文革发展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由于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仍然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及文革触动其个人利益的原因造成的。

　　具体说来，从“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下发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的五十多天内，是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党内占支配地位的时候。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可以看到，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同志是执行刘少奇的这一条文革路线的。这条路线在工作组问题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他们是依靠党委（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和造反的群众。

　　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国庆节前的近五十天内，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虽然在中央已不再居于支配地位，但是仍然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当多的领导干部的头脑中，见之于他们的行动上，具有比较大的影响。这表现在他们对待文革的态度仍然是消极的，没有积极支持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动，反而组织保守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进行斗争，为自己保驾护航。这条路线影响下的许多领导干部的行动，严重制约了文革的发展，已经成为文革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

　　由此看来，这条路线并没有随着刘少奇地位的变化在党内销声匿迹，而是仍然存在于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实际行动中，成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障碍。因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工作组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进一步发展，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发起的犁庭扫穴式的斗争。能不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更多的领导干部认识到这条路线的错误，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主动站到革命路线一边，直接关系到文革的成败。

　　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明，虽然以撤销工作组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的指导地位发生了转换，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居于指导地位，但是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影响还在党内比较广泛地存在着，严重影响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消除它的错误影响，使全党上下认真践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就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

　　②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所向。

　　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批判的矛头要指向何方呢？

　　我们知道，这条路线的内涵集中表现在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上，那么究竟是谁在反对群众这样做呢？当然不是群众，而是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在反对群众这样做。既然如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所向，就不是群众而是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对依靠群众进行文革仍然表现出消极态度的人。

　　干部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倾向，并不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才产生的，而是在文革前夕就已经存在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队伍中。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表现。这条路线当时就已存在，不过是没有提出这一概念而已。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与这条路线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提出、执行这条路线的高级领导干部也在不断地予以处理。为了解决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了反对彭真、陆定一等人的斗争。为了解决工作组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撤销了工作组，同年八月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由此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在文革前夕就已经存在，文革也是在不断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后才被推向前进的。

　　以前提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旦被批判以后，往往或者垮台或者出现地位变化，那么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党内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如何对待群众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倾向，在中央明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党内存在资产阶级倾向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否转变态度，不仅关系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成败，也关系到下一步对这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乃至于他们的最终去向。这在后面全面夺权的问题上得到了鲜明体现。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是一味地批判，上纲上线，群起而攻之，也不是直接把人打倒，将他们当作敌人来对待。而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既要有批判的严肃性，无情抨击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世界观，也要有斗争的灵活性，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通常是把他们存在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来处理。通过批判使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够尽快地转变过来，以实际行动支持群众造反，为文革的发展鸣锣开道。同时，也要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严峻性，他们仍然存在转变过来或固执己见两种可能性，对此不仅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还要提前做好预案。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所向是干部而不是群众，准确地说，是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反对解放群众的那一部分人。因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所向，就是领导干部中仍然反对造反群众的那一部分人。这就要求人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要正确把握矛头所向，既不能对准群众，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在干部队伍中遍地开花，而是集中力量对准领导干部队伍中抵制文革的那一部分人，以便使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够尽早从思想上转过弯来，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③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搞好文革的必要条件。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束缚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紧箍咒。文革开始后的历程表明，文化大革命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广大群众和干部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后才不断被推向前进的。没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深入批判，没有破除这条路线的思想束缚，要搞好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的。

　　本来，毛泽东是希望通过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和矛盾的。用这种方式付出的代价无疑要小得多，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出现重大的曲折与动荡，他是在采用这种方式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转而采取文革方式的。[75]用他自己的话说，过去搞了一些文化界的斗争，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76]

　　其实，这种方式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是在整风方式没有取得实际成效下的不得已选择。文革采取依靠群众而不是依靠各级党组织、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而不是过去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实行党外整风，发动广大群众将共产党内隐藏的走资派揪出来进行斗争，将党员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使党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蓬勃朝气，成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坚强核心。

　　既然毛泽东是用文革代替整风来解决共产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那么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就必然会遭到来自党内的反对、阻挠甚至于公开的抵制。这不仅在围绕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工作组的问题上反映了出来，即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至国庆节前的文革发展中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表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遭到了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反对和抵制。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路线虽然在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工作组问题上，特别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得到了解决，失去了在中央的指导地位，但是它的影响仍然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比较广泛地存在着。只有在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了这条路线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影响以后，才能将文化大革命继续推向前进。因而能否清除这条路线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影响，就成为文革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从中可以看到，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论是围绕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还是工作组问题上的斗争，也不论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陆定一等人的处理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都说明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冲破这条路线的阻挠和进行相应的人事变动以后才不断得到发展的。现在这条路线仍然在党内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中间存在着，因而这个时候就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有消除这条路线在党内干部队伍中的影响以后，才能将文化大革命继续推向前进。否则的话，文化大革命不仅难以进行，还有可能出现半途而废，进而走向歧途的危险。因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成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条件。

　　④ 成效尚未肯定。

　　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全党敲响了警钟。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检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条路线的影响。这个时候广大群众从现实的政治斗争出发，将矛头对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仍然受到这条路线影响的人，就成为推动文革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群众斗争和自我反省中，这些人的思想能否得到改变，当时还是一个疑问。如同在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工作组问题上出现的斗争，最终以彭真、陆定一等人被处理和刘少奇接班人地位被改变一样，这些具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能否转变，直接关系到下一步对他们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关系到文革下一步的走向。因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否取得成效，这些人的思想能否转变过来，不仅决定着他们的政治命运，也直接关系到文革的政策走向。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验证。

　　3、召开党内高层民主生活会——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虽然改组了中央常委，制定了“十六条”，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但是党内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仍然对文革抱着消极、抵制的态度。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为了进一步打通高中级干部的思想，消除他们的顾虑，统一他们的认识，使他们能够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全国工作会议。鉴于中央工作会议是要通过开会的方式，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解决高中级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问题，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他们中间的影响，因而这次会议又是一次党内高层民主生活会。

　　（1）会议的缘起及概况。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针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以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他们中间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一具体背景出发，在毛泽东提议下召开的。用林彪的话来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77]

　　十月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陶铸和军队有关负责人关于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汇报，提出要召集各地负责人开中央工作会议。[78]

　　毛泽东虽然提出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但是并没有确定会议的召开时间。十月七日，周恩来向毛泽东递交了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昨天林彪同志要我们请示主席，是否主席还在考虑目前开全国工作会议的利弊。如果主席认为时机尚早，今天还来得及以电话告大区、省市委书记暂缓来京。如主席认为无需更动，即照通知进行。究如何为好，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本日阅后批示：“照样开会。惟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79]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要开好这次会议，打通与会领导干部的思想，让他们转变过来，取得会议的预期，三天会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需要七天才有可能达到目的。这说明毛泽东是要通过这次会议来做好各地负责人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转变过来，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十月九日至十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中央局书记、各省市区负责人、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等出席会议。

　　十月九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林彪介绍会议议程。[80]

　　林彪说，现在我们需要总结一下这一时期的经验，研究怎么样继续有力地贯彻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4号下午，总理、陶铸同志还有军队的同志在主席那里汇报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时候，主席就提出召集各地的同志开这个会。这个会议的时间准备只有七天，从今天起就开小组会，大约开三天，然后再由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作综合性的发言，再讨论两天，最后一天请主席作指示。[81]

　　周恩来介绍了会议的开法：（一）发言请谈观点、摆问题。（二）每区发言两种方法，每大区先有一个同志发言，其他同志以后讲，或者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一起讲。（三）可以口头讲，也可以书面谈，充分发扬民主，尽可能都能发言。不同看法，开门见山，都可以讲。[82]

　　从会议的议程和开法上来看，要通过七天的会议，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要求与会人员开门见山，畅谈自己对文革的真实看法，通过讨论在思想上达到统一。但是事实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却连续开了二十天，中间还伴有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活动，到二十八日才结束。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会议开始以后，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当时与会人员的抵触情绪仍然比较大，没有在文革问题上明确表明态度，在思想打不通的情况下是难以结束会议的。会议是在后一个阶段比较顺了，人们的思想有了变化的情况下才结束的。[83]从会期的延长上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抱着很大的希望来做好中央部门和各地负责人思想工作的。

　　会议印发了林彪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国家计委党组《今年1至9月份经济情况》等文件，还印发了十几个参考材料。参考材料之四是记录红卫兵活动的《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参考材料之五是《关于国务院文教各部门红卫兵查抄五类分子家庭的情况简报》。参考材料之六为《小学也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材料有“小学教师的阶级队伍严重不纯，领导权被敌人篡夺”、“党的政策不能贯彻，坏人坏事畅行无阻”等三项内容。参考材料之十三是《李雪峰同志代表中共北京市委作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检查提纲》。[84]

　　这次会议依据人们认识的变化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因为人们的思想有了变化。[85]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进行了发言，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主题报告，周恩来进行了多次发言，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讨，林彪就要不要以及如何搞文化大革命问题发表重要讲话，毛泽东最后就中央一线、二线和文化大革命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会议中间还进行了座谈和讨论。毛泽东多次召集中央负责人、各中央局书记和会议各组组长开会，听取他们的汇报，与他们进行谈话，研究会议相关情况。会议于十月二十八日结束，当天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和有关具体政策措施等问题。[86]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将会议精神真正落实下去，变成人们的实际行动。

　　（2）与会人员的发言。

　　不论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还是各小组会议上，有许多与会人员进行了发言。这些发言总体上来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不那么正常，表现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疑虑、困惑和不理解；在陈伯达代表中央作了主题报告以后，经过会议讨论，后一个阶段的发言就比较顺了，因为人们的思想有了变化。[87]

　　现在我们尚未发现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发表的全部文献资料，因而只能把现已找到的若干文献资料引述如下：

　　叶剑英十月九日在会议的第二组发言。发言要点是：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1月，还有四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现在备战的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可能在1968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这一点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打仗就得靠青年，把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什么都不怕。

　　十月十日，曹荻秋在第三组发言，谈上海文化大革命情况。十二日，吴德在第一小组发言，谈北京文化大革命情况。十三日，熊复在第二组发言，他说：新华社500多名记者，28个分社，竟然不能担负向中央、毛主席反映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的任务，中央文革小组从部队中抽调100多名军事记者到全国各地了解情况。小组会上的发言诸如此类。既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明显的抵制，也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热烈的拥护。[88]

　　从中可以看到，这些发言者是结合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来谈论文化大革命的。从前后两个阶段的发言中可以看到这些与会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态度。从头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到后一阶段的发言比较顺了，反映出这些与会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们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代表中央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问题的长篇讲话，以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为指导，从事实出发，对文革开始以来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了分析和说明。这篇讲话对于人们思想的变化起了重要作用。

　　（3）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是会议的主题报告。

　　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成为会议的主题报告。陈伯达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中央常委内部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工作，因而就由他来代表中央在全体会议上作报告。这个报告并非陈伯达的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中央的看法。那么，这个讲话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① 陈伯达讲话的形成过程。

　　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文革发展状况的总结，为今后斗争指明了方向。这个讲话稿共四个部分：（一）形势大好；（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讲话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经过毛泽东多次审改，在会议讨论、修改以后才最终定稿的。讲话虽然是陈伯达作的，但是其基本观点则是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革形势及其发展的认识。

　　毛泽东是如何修改这个讲话的呢？

　　陈伯达的讲话分四个部分。前三部分稿子起草完毕后，陈伯达立即报送毛泽东审阅。十月十五日下午八时半，毛泽东对陈伯达送审的讲话草稿前三部分作出批示：“即送陈伯达同志：看过，可用。未完部分请送来一阅。看过的这几部分，有几处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建议：你讲过之后，印发给到会各同志，讨论几天，提出修改意见。”

　　第四部分稿子起草完成后，陈伯达即送毛泽东审阅。十月十五日夜，毛泽东阅后批示：“退陈伯达同志：可用。只在第二页改了几个字。建议全文立即付印，以便一面讲，一面发给听众。”

　　陈伯达的讲话经过毛泽东审改后，立即付印，以便在第二天陈伯达发表讲话的时候，能够发到与会者手中。十月十六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个讲话稿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下发，陈伯达在大会上发表讲话。[89]陈伯达讲话后，经过与会人员的讨论，吸收他们的合理意见，对讲话稿作出进一步修改后，十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将讲话修改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本日二十三时，毛泽东阅后批示：“即送陈伯达同志：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两本。”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看过以后，认为改稿“很好”。由于担心在文革进行过程中处理不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问题，会给生产的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因而他才建议陈伯达在讲话中要加上几句抓革命、促生产的话，引起大家注意。这说明毛泽东汲取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全党抓了运动忽视生产的沉痛教训，直到现在还是余痛在心的。因而提醒全党要再次引以为戒。[90]

　　本来，毛泽东是希望将陈伯达的讲话发到基层党支部和红卫兵小队的，但是考虑到党内许多干部思想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为了使他们在学习讲话以后能够主动转变过来而不致于在运动中陷于被动，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陈伯达十一月五日送审的讲话修改稿上批示如下：

　　“退陈伯达同志：第一步似以发至县、团级为宜。待县、团级以上多数干部思想通了，再往下发。究竟如何处理为好，请你们商量酌定。”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央办公厅将几经修改后的这个讲话印发至县团级。[91]

　　从中我们看到，陈伯达的这个讲话是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后，经毛泽东多次修改才最终在党内下发的。这个讲话着重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会议的主题报告。毛泽东本来是准备将这个讲话发到基层的，但是考虑到县、团级以上许多干部思想上还没有搞通，为了给他们留下思想转变的时间，争取他们能够主动转变过来，防止基层群众给他们造成更大的冲击，毛泽东才提议并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以后没有将陈伯达的讲话发到基层，只是发到了县、团级。

　　② 陈伯达讲话的主要内容。

　　陈伯达代表中央发表的讲话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形势大好”。讲话说形势大好的基本特点是：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以来，广大群众得到了战斗的思想武器，对毛主席文革的思想更加了解，斗争更加昂扬，运动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地发展。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全世界。这是比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更深刻的革命运动。

　　第二部分的标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讲话分析了两条路线斗争出现的原因，揭示了两条路线的涵义，用事实说明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仍然在继续，进一步回答了文革的方针政策问题。

　　讲话开门见山地指出，“十六条”虽然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又以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这样就鲜明地揭示了两条路线斗争形成的真实原因。

　　讲话揭示了两条路线的具体涵义。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另一条错误路线就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讲话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前的工作组问题进行了分析。讲话认为，工作组是一种组织形式，如果运用得当，也是可以的，必要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错误路线的人却把工作组这种组织形式强加到群众头上。不过是为了用工作组来推行那条错误路线罢了。关键的问题不是工作组这种组织形式怎么样，而是提出和执行错误路线的人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问题。

　　讲话接着指出，在工作组撤走的时候，那些不赞成毛主席路线的人，仍然利用职权，用其他形式来代替工作组。比如有人违背党中央指示的巴黎公社原则，预先指定“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文革会”等组织的人员就是例证。

　　为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顺利发展，陈伯达曾建议高干子女最好不要担任学生组织的领导人，有人听说后却用了金蝉脱壳的办法，辞去了现任职务，指定他认为立场“最坚定”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讲话在几乎全文引用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话后，反问道，有一些人仍然顽固不化，对毛主席的批评，置之不理，还是要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本能在他们的头脑中和行动中起作用，又是什么呢？

　　讲话在揭示了干部演变的规律以后，批评了一些领导干部。先进的变成落后，落后的变成先进，在我们文化大革命中，深刻地表现出来了。我们有些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只想利用毛主席和党的崇高威信，动员一小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去保他们。讲话引用了四川南充的材料对这个问题予以了说明。

　　讲话说，事实是这样摆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这种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接着，讲话不点名地批判了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关于血统论的讲话，批评了“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的错误观点。有人对于谭力夫的讲话津津乐道，而对于“十六条”却没有兴趣，正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表现。

　　讲话从回答一位同志来信的疑问出发，对文革政策措施作出了进一步解释。来信提问，“十六条”以前，是否全国派了工作组的地方都犯了路线错误？“十六条”发布以后，各地在对待大串连、多数少数关系等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否都要承认是继续执行了“反动的错误路线”？讲话认为，这位同志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对错误路线的认识和估计问题，以及消除错误路线影响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讲话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讲话认为要将犯路线错误的人分为提出者和执行者，分析了路线斗争出现的原因，所犯错误的性质，对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否改正错误的标志，以及如何对待受蒙蔽的群众或受控制的群众组织等问题。

　　讲话说，路线问题要将提出者和执行者分开，提出错误路线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即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位同志，他们要负主要责任。这样就明确指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的主要责任问题。

　　讲话分析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党内市场。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

　　讲话对工作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定性为错误路线的原因，以及对犯错误的人的不同政策。讲话认为，不管是不是派出了工作组，只要是镇压革命学生的，都是犯了路线错误。这里面自觉执行的是少数，不自觉执行的是大量的，有轻重之分，及时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之分。

　　讲话提出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认真平反，并且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讲话强调，不肯彻底批判错误路线，就不可能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即毛主席的路线。

　　讲话指出了错误路线的新形式。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以后，还用各种形式，在许多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例如，大串连、多数少数以及工农群众、机关干部同学生冲突等等，都有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问题。

　　讲话对路线错误进行了性质认定。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并不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就不仅可能是二、三类干部，而且还有可能成为一类干部。必须说明，原来的一类干部，犯了这种性质的错误，必须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对一般犯路线错误的同志说来，错误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因而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讲话认为，受错误路线蒙蔽和影响的群众，或者暂时被错误路线控制和影响的一些群众组织，并不担负错误路线的责任。大家不要歧视他们，要善于同他们交换意见，争取他们，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路线的危害，帮助他们认识那些幕后控制他们、操纵他们的人是错误的。[92]

　　从第二部分的内容来看，陈伯达用事实说明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在进行着。他在讲话中分析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原因，揭示了两条路线的涵义，点出了工作组问题的要害，指出了错误路线的性质及其责任归属，对犯路线错误的人的矛盾属性认定和政策措施，以及如何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群众组织等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从中不难看出，讲话对犯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寄以很大的希望，告诉他们不仅要正视所犯的路线错误，还要采取正确的方法来改正错误，以便幡然悔悟及时站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

　　讲话从毛主席说的共产党人应该无所畏惧的话和“十六条”中要求党的各级负责人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出发，批评有些同志还是“怕”字当头，随着运动的开展，在怕的花样上更多了。讲话列举了怕字派的种种表现：比如说群众乱来，不讲道理，不守规矩，闹得很糟；群众把他们习惯的秩序打乱了，使他们的秩序不好办；文化革命妨碍生产。一闹文化革命，生产就不好进行了，生产计划就没有保证了；文化革命起来，会给反革命钻空子，右派会翻天；闹文化革命的，特别是那些闹得厉害的，大多是一些不安分的人，“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蛮人”，等等。这些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存在，不过要分清是主流还是支流，是现象还是本质，不少领导干部以文革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为借口，实质上则是反对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进行文化大革命。

　　这些领导干部给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加了不少罪名，于是他们怕见革命群众就有理由了。讲话接着指出了他们究竟怕什么：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连，特别是大串连；在群众中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怕批评和自我批评。

　　讲话认为，这些怕字派的同志，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还提醒他们如果越走越远，只能为自己垮台创造条件。讲话警告这些人，不要重蹈历史上有些人，从害怕群众到镇压群众，从害怕革命走到反对革命的覆辙。

　　讲话还引用叶公好龙的典故和德国诗人海涅的言论，批评有些同志采用各种手段抵触文化革命，抵触革命群众，动员不明白真相的工农、干部和学生来保护自己，谁要触动他，就要整谁，以致打成“反革命”，还说这是辩论而不是围攻来为自己进行辩解。

　　讲话指出，串连问题，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批驳了串连会妨碍生产的论调，热情讴歌了红卫兵运动，还引用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的评论来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说明。要求大家要努力掌握“十六条”，抓革命，促生产，努力尽自己最大的义务。[93]

　　陈伯达在第三部分的讲话中，列举了不少领导干部“怕”的种种表现，指出了这种“怕”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批评了他们压制群众的严重错误，引经据典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他们予以了提醒，提出了警告，希望他们今后努力掌握“十六条”，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

　　第四部分的标题是“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讲话引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提出的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以及又斗争又团结的革命策略，指出虽然革命性质和斗争对象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个阶级路线和革命斗争策略的一般原则，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也是同样适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争取动摇不定的人，彻底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揭露抵制文革、一心玩权术的两面派。

　　讲话还批驳了血统论及其对联，批驳了黑五类和红五类的划分方法，指出他们这样做是用血统论来代替阶级论，扰乱了党的阶级阵线，要求他们停止散布这些谬论，回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上来。讲话运用事实说明出身并不能决定一切，阐述了党的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不仅如此，讲话还运用俄共和中共的事实说明要正确对待多数和少数的问题，批评了不做阶级分析，自称处于“超然”地位的人，在两个阶级的斗争中，是难以做到中立的，非此即彼。这是希望动员处于中立地位的人能够站到无产阶级的一边。

　　讲话最后引用了毛泽东八月一日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的话，要求大家遵循“十六条”，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和斗争策略，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94]

　　第四部分主要讲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执行正确的斗争策略，团结大多数人，进行文化大革命。讲话还批驳了社会上出现的血统论及其分类，阐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政策和斗争策略，为文化大革命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从讲话中可以看到，陈伯达首先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好的，接着指出现在仍然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存在于领导干部中间，阻碍着文革的进程。只有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才能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② 对陈伯达讲话的评析。

　　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题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讲话肯定了文革发动以来的大好形势，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状况出发，回顾了文革发展的基本情况，以事实为依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放手发动群众，执行毛泽东代表的革命路线，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

　　以陈伯达个人名义发表的这个讲话，并非仅仅是他自己的观点，而是代表中央在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主题报告，体现了中央对于当时文革形势的认识和基本判断。这个讲话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是在毛泽东和其他常委审议后，又经过会议讨论通过才下发到县、团级党委的。讲话的四个部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政治上肯定文革形势大好的前提下，用事实说明当时还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因而要求各级干部在下一步的斗争中要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毛泽东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人，将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就是说，讲话肯定了文革形势，指出了存在的问题，阐述了采取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从讲话中可以看到，陈伯达紧紧扣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主题，对两条文革路线的内涵进行了解释和说明，让人们搞清楚什么是两条路线，具体表现形式有什么不同，两条路线的分歧到底在哪里。他不是用空洞的议论而是用生动的事实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说明党内仍然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违反文革政策的种种错误现象，陈伯达在讲话中进行批判、驳斥的同时，还从正面予以引导，指出了斗争的正确方向。比如，他在讲话中否定了红五类和黑五类的划分，批驳了社会上出现的血统论思潮，劝说高干子女最好不要担任学生组织的负责人，告诫人们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群众，而是一小撮极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他在讲话中对文革发动以来出现的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以后，殷切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要去掉几“怕”，振作起来，分清敌我，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左派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斗争中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陈伯达在讲话中是以现实存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为切入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突然发生的，更不是虚幻的，而是以前路线斗争的继续，是以事实为依据的。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业已存在于各级领导干部中间，制约着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成为文化大革命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既然如此，那么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各级领导干部究竟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就成为对他们的严峻考验。因而陈伯达在讲话中从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出发，既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历程中，又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中来分析影响文化大革命发展的真正原因，使人们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已经成为制约文化大革命发展的主要障碍，从而警醒人们要对这个问题保持高度注意，严厉剖析自己，反思个人立场，进行自我批判，切实纠正错误，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从中我们看到，陈伯达的讲话回顾和总结了两个月来的文革经验教训，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以事实为依据，对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将提出者和执行者区分开来，对于执行者也要坚持正确的斗争策略，以是否愿意改正错误再将他们区分开来，通过会议改变目前这种状况，让与会领导干部能够摆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争取绝大多数人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在讲话中对路线斗争进行详细分析和说明的同时，还对站在错误立场上的领导干部做了思想疏导工作，为他们提供了改进的方法，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至于他们能否接受陈伯达的衷告，及早幡然悔悟转变过来，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则是对他们的严峻考验。这还要根据他们以后在文革中的作为来作出判断。

　　（4）周恩来在会议期间的重要发言。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从当时文革斗争的现实出发，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有时还以检讨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多次在会议上发言，谈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做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

　　针对当时不少高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抵制的态度，周恩来在发言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他们摆脱过去的消极情绪，主动参加到运动中来。十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五小组会议上插话说：要争取主动。有些省、市委的同志如果不争取主动，还要继续被动下去。还有各部委的同志，要自己解放自己。[95]

　　周恩来在发言中谈到，文革就是要改造世界观，革自己的政治生命。他坦言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包括他自己在内大家都是没有思想准备的，而主席则是看得很清楚的，因而要紧跟主席的步伐，进行文化革命。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五小组会议上插话：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把我们自己放在内。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96]

　　周恩来还根据会议发展的具体状况，及时向中央提出建议，使会议按照中央的要求取得进展。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和陶铸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中央工作会议进展情况。建议毛泽东十四日或十五日约常委谈一次，听取汇报。十四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大区负责人和会议各组组长在毛泽东处开会，汇报和研究会议情况。[97]

　　期间，周恩来还在接见红卫兵代表的时候谈到了思想上的夺权斗争，对文化大革命从国际共运史的角度予以了高度评价。十月二十日，周恩来在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时，说：放手发动群众到这样的程度，这是历史上少有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思想领域内展开夺权斗争，马、恩、列、斯都没有搞过这种斗争。[98]

　　为了使工作组期间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能够跟上文化大革命的步伐，周恩来在做他们思想工作的同时，还为他们提出建议，促使他们顺利过关。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约国务院副总理、各口负责人、各部委党组书记、中直和中央军委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开会，谈如何缓解在工作组问题上工作组和学生的紧张对立关系。指出：工作组，首先是工作组组长或几个主要负责人，要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不要推三推四。工作组的错误总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嘛！今天下午会上有两位同志作检讨，他们把责任负起来。会前召集这么一个紧急小会，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在谈到如何处理学生要到各部委去看大字报、看档案的问题时说：有些部委如军委、国防部、公安部、外交部等，不能让他们去看，必须顶住。[99]

　　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就刘志坚请示对工作组所犯错误的定性问题答复：应按“十六条”第七条办。（一）第七条讲到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包括党政干部，犯有方向路线的错误，而不是所有的单位的工作组都犯有方向错误。（二）工作组主要是执行路线的错误，但讲的时候应按第七条那样笼统地讲，这样就不会产生群众追问是执行谁的错误路线。[100]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状况出发，结合自己的思想状况，在会议上作了检讨式发言，坦言自己对路线斗争没有预见，表示今后要向群众学习，紧跟毛主席的步伐，进行文化大革命。

　　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会上发言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未曾有过的。我们每一个人不仅缺乏实践经验，也缺乏历史经验。路线斗争是文革小组与少数派谈话后提出来的，我未预见，有掉队危险。又说：大中学生放假闹革命，实行革命串连，我们接待计划总是偏于保守，现在想限制在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主席说不行，要准备突破二百万、三百万人。[101]

　　他还说：“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中虽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只提过改良主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教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102]

　　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在会议发言中谈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做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这些发言表明，他对文革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还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在检讨式发言中谈了自己的错误，表示要紧跟毛泽东的步伐进行文化革命。这不仅为工作组期间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表率，还为他们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希望这些领导干部能够改变对于文革的消极、抵制态度，回到支持、参加文革的轨道上来。

　　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受中央委托就刘、邓的检查征求与会人员的意见，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安排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下面还要谈到这个问题，此处从略。

　　（5）刘少奇、邓小平在会议上做出检讨。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派出了工作组，邓小平积极支持刘少奇的作法。实际上这是主张在党委或工作组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运动，与毛泽东主张的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运动，是背道而驰的。如果这种方法得以实施的话，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被窒息的危险。六月十日，毛泽东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中央文革小组也先后三次主张撤销工作组，却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强烈反对，最后是在毛泽东回京后才最终撤销工作组的。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的。

　　① 刘、邓的检讨及其方式是中央征求与会高级领导干部意见后确定的。

　　由于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是错误路线的提出者，因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要做出检讨。他们的检讨及其方式是中央委托周恩来征求了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的意见以后才确立下来的。

　　十月二十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约刘少奇、邓小平谈话，[103]告诉刘、邓二人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查。[104]

　　为了刘、邓能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好检讨，周恩来约中央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讨论刘、邓的检查及其方式问题。十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约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李井泉、魏文伯、王任重、韦国清等各大区负责人及陶铸、陈伯达、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谭震林、萧华、江青等开会，谈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方式问题。[105]

　　即使在邓小平做检讨的前一天，周恩来等人还在约邓小平谈论这个问题。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和陶铸、李富春约邓小平谈话，[106]商量次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查的方式等问题。[107]

　　从中可以看到，对于刘、邓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中央是非常重视的。周恩来是根据中央的委托才在会议中间进行穿梭，和陶铸、李富春等人一起就刘、邓的检讨及其方式与刘、邓谈话，征求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的意见。这不仅是为了使刘、邓能够在大会上做好检讨，还要通过检查的方式使与会人员对于错误路线有一个明晰的认识，以便通过这次会议促使许多领导干部能够真正从思想上转变过来。

　　② 刘少奇的检讨。

　　在做好了相关准备后，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做检讨。我们下面先来看刘少奇的检讨情况。

　　1）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对刘少奇的批评及其问题的定性。

　　刘少奇在工作组时期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常委、改变了刘少奇党的接班人地位以后，就要对刘少奇的问题作出处理了。这一期间，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生活会议，对刘少奇等进行批评帮助，从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到八月二十四日就开了三次。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了这些会议。

　　据当时仍在刘少奇身边当卫士的贾兰勋回忆：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几天的一个下午，刘少奇去人民大会堂出席一个会。散会后，贾兰勋见别的首长都出来了，刘少奇还留在河北厅没有出来，便进去问他：“是不是回家去饭？”刘少奇站起来一边走一边往西指，贾兰勋跟他到了河北西厅，只见林彪已经坐在那里。刘少奇让贾兰勋要来一杯牛奶和两块点心，边吃边严肃地问林彪：“我有缺点，有错误，已经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解决了，为啥还要纠缠不清……”。[108]

　　从中可以看出，刘少奇显然是带着情绪讲出这番话的。这表明他对于当时的批评是不满意的。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在生活会上，与会人员对刘少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却也出现了火力过猛、过分的问题。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于是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这个问题，为正在召开的生活会降温。

　　九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林彪、周恩来、王任重等开会。毛泽东说：关于少奇同志的生活会，不要再开下去了。越开调子越高，一定要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 ，再讲下去就是彭罗陆杨一帮了。我讲讲历史。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批判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并没有说他反党，以后是他自己搞分裂，组织托陈取消派，才被开除出党的。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搞盲动主义，也只讲是路线错误，后来又有立三路线。六届四中全会，出来一个罗章龙另立中央，但有许多好同志如李求实、何梦雄都排斥在外是不对的。王明路线统治了四年，造成很大损失。我们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一直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李立三、王明，七大还是选举他们为中央委员。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怎么对待张国焘的？张国焘另立中央，另立中央也算了，难道说其中没有好人？有好人，如徐向前、李先念，还有四方面军的一大批干部。张国焘不走，现在还是会坐在这里开会的。我们历来采取这种政策，看来是有效的。一、一个不杀。二、团结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没有在生活会上讲话的不要讲了。世界就是这样的，永远没有清一色。批得厉害，是为了改。看他们改不改，我看不改的少。历史就是历史。希望犯错误的同志，谦虚一点，向人家学习一点，不要“自以为是，好为人师”，这是最危险的。[109]

　　毛泽东从刘少奇生活会的激烈程度中觉察到，担心刘少奇的生活会继续这样开下去，会将刘少奇搞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因而及时叫停了生活会。为了说服大家，毛泽东回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发生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和张国焘六次路线斗争的史实（这是后来十次路线斗争提法的雏形），来说明刘少奇的问题从性质上来说是党内路线斗争，属于党内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而不能作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去处理。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问题属于党内路线错误，是作为党内矛盾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是毛泽东对于刘少奇所犯错误的性质认定。对刘少奇的处理也是从这一性质认定出发，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批评来达到团结，争取使他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对于刘少奇问题性质的认定是党内路线错误，属于党内矛盾，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刘少奇的处理及其相应的政策措施，都是从这一性质判断出发的。对于刘少奇，毛泽东还是抱有希望的。至于他以后能不能改正错误，不取决于毛泽东主观的意愿，而是由刘少奇的立场和态度决定的。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还是要看一看。

　　2）刘少奇检讨的起草及修改情况。

　　刘少奇的检讨并不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才起草的。九月中下旬，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北京地区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除总结经验教训外，由刘少奇、邓小平作检讨。[110]

　　为了在这次会议上做检查，九月中旬，刘少奇写出《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这一检讨提纲后改为在当年十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并报毛泽东审阅。[111]九月十四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112]

　　当天，刘少奇收到了毛泽东的批示，随即给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赞成按毛泽东的意见办：“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之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113]

　　由于刘少奇建议将毛泽东的批示和他的检讨提纲一并印发，周恩来向毛泽东提交了请示报告。九月十七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关于印发、讨论刘少奇和邓小平检讨提纲的请示报告。报告说：遵照主席给少奇同志信中提的意见，将少奇同志的检讨提纲以草案的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各同志，请他们讨论并提出意见。少奇同志提出，在他的检讨发言稿上印上毛主席的批示。小平同志的检讨发言，前已送上，现再送一份，准备同时印发。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小平的，我不看了，待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以后再看。”[114]

　　九月十九日，周恩来将刘少奇的检讨稿和毛泽东的批语印发有关人员征求意见。[115]在这一过程中，除陈伯达在检讨稿上提了一处修改意见外，未见其他人提书面意见。刘少奇本人又对检讨稿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前半部分。后来，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因故未开，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也就推迟到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116]

　　刘少奇在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后，对检讨作出进一步修改，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仍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周恩来帮助刘少奇修改检讨提纲。他在提纲的十几处地方，写了一千多字的批注，订正了若干史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些地方还加重了批判的分量和语气。但是，批注中没有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

　　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把修改后的提纲退还给刘少奇，并且写了一封信：“少奇同志：粗粗地看了一遍，注了几点意见，并没经过深思熟虑，因而不能说是成熟意见，送上只供参考。”还注明：“方才将我注的意见，同陶铸、富春两同志谈了，他们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刘少奇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对检讨作出进一步修改，大多采纳了周恩来的修改意见。[117]

　　对检讨修改完毕后，刘少奇当日致信周恩来：“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初稿），已经作了一些修改，基本上是根据你和陈伯达同志提出的意见修改的。现特送上，请你审阅，并加修改。”周恩来未再提出意见。 [118]

　　从中可以看到，刘少奇本来是要在九月中下旬北京召开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做出检讨的，由于这次会议没有召开才改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出检讨。刘少奇正式做出检讨前，曾经把他的检讨报毛泽东审阅，并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对刘少奇的检讨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刘少奇在综合吸收了人们提出的合理意见，对检讨进行了多次修改后才定稿的。由此看来，这个检讨是在获得中央领导人审阅以后，才由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读的。

　　3）刘少奇检讨的主要内容。

　　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刘少奇在检讨中主要讲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犯了路线错误；二是历史上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其中比较具体地讲了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提示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三是犯错误的原因。[119]

　　检讨的第一部分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五十多天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刘少奇说：“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120]

　　随后他叙述了派工作组、作出“内外有别”等规定、批发北大工作组关于文化革命的简报、批发各中央局等处给中央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同意北京恢复党团活动的意见等项活动后，[121]继续说：“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122]

　　“即使在这个时候，我还不是很明白的，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极不利于文化大革命，不利于党和社会的利益。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虽然才五十多天，但损失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有些地方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的对立。”[123]

　　在检讨的第二部分，刘少奇主要回顾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问题上犯的右倾错误和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期间所犯的“左”而实右的错误。他说：“我这次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也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他接着举了一些例子：1946年2月1日为中央写过指示，说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就走向和平民主的新阶段；1946年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有错误，对林彪的指导是不够的；1947年夏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没有系统地全面地解决问题；1949年春在天津的讲话有右倾错误；1951年7月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关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1955年没有反对缩减合作社的意见。刘少奇在检讨中比较具体地讲了1962年和1964年的问题，他说：“1962年我犯右倾错误，1964年又犯形‘左’实右，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跟以前的错误有联系的。”

　　检讨的第三部分是“犯错误的原因”。原因是：第一，“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上台。”第二，错误估计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第三，“在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第四，“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主席思想。”刘少奇的检讨，是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六。[124]

　　我们看到，刘少奇的检讨以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为切入点，回顾了他以前在历史上所犯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对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提出的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所犯的错误进行了详细阐述，最后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这篇检讨以文革期间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为基点，进一步溯及既往联系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从对这些错误行为的分析中找出原因，向与会者表明自己应该汲取的沉痛教训。这就是检讨的主要结构和内容。

　　4）对刘少奇检讨和毛、刘关系发展的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是由他起草并经中央领导层审改，又征求了出席会议的若干高级干部的意见以后才作出的。刘少奇联系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重点对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以及一九六六年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进行检讨后，还分析了所犯错误的原因。这个检讨是从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出发，进一步溯及一九六二年的右倾、一九六四年“左”而实右的倾向以及以前所犯的系列错误，在对这些错误进行剖析后又进一步阐述了犯错误的原因。刘少奇能够写出这样的检讨，除了他自己的因素以外，也是与当时中央其他领导人对他检讨所提出的建议和作出的修改分不开的。

　　从以前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不少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些分歧在建国后我们党制定的三条总路线上集中表现出来，最终导致了刘少奇在党内接班人地位的改变。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上，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刘少奇一九四九年天津讲话、一九五○年东北变工互助合作、一九五一年七月中南海春耦斋讲话、一九五一年山西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九五五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上表现出来。[125]后来在毛泽东的劝导下，刘少奇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刘少奇开始是赞成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实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但是经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的立场逐渐发生了变化，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表现出动摇乃至反对的态度。这不仅在七千人大会上他的讲话中表现出来，也在随后他仍对经济形势估计得很严重，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126]同意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上表现了出来。[127]但是随后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纠正了这个错误，刘少奇也及时转变了态度，这样中国才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期间，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以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甚至还发生了激烈争论。[128]这个时候毛泽东才把以前他和刘少奇存在的严重分歧结合起来进行思考，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这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想法，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要不是毛泽东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自己说出来，别人还是难以知晓的。[129]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即使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也没有立即采取措施改变刘少奇在党中央的位置。这表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本就没有将这样的人事变动列入会议议程。要不是刘少奇在毛泽东批评工作组的时候，当面顶撞毛泽东，拒绝接受批评，说不怕下台，刘少奇的位置还不至于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被变动。[130]

　　由此可见，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决不是一时、一事之争，而是在建国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制定“二十三条”期间发生的斗争，就是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发生质变的重要标志。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路线之争，而非个人权力之争。在路线问题上，毛泽东是不让步的。[131]这才是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走向尖锐进而发生质变的根本原因。

　　应该说，中央领导层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并非偶然，而是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32]正是由于这些分歧和矛盾的存在，才引发了党内斗争，推动着党的自我革新和进步。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的分歧也是这样。因而建国后他们之间产生分歧的时候，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些分歧看得多么严重，认为他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不过是具体问题上的认识不同，并非路线之争。

　　真正使毛泽东意识到他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具有路线斗争的性质，还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一九六二年的右倾使毛泽东意识到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人不仅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还要实行分田到户，否定农业合作化。这虽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刘少奇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一九六四年“左”而实右的倾向，使毛泽东发现刘少奇竟然连“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都搞不清楚，这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这个时候毛泽东再把一九六二年出现的右倾以及此前他们在农业合作化上的分歧联系在一起，于是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从性质上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刘少奇是在毛泽东叫停了批评他的生活会以后，九月中下旬才着手起草检讨的。这个检讨本来是要在北京地区召开的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来做的，后来由于这次会议因故取消，才改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来进行检讨。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个检讨是在中央领导层中传阅并经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意见（比如周恩来就为此写下了一千多字的批注，在某些问题上还加大了批判的语气。），刘少奇参考这些意见对检讨进行反复修改后才最终定稿的。刘少奇最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检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和矛盾不是在短时期内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积累在一九六二年后逐渐激化并最终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尽管刘少奇一九六二年所犯的右倾错误在毛泽东主导下得以纠正，但是刘少奇的观点却没有变化。因为直到一九六五年在住地开会的时候，刘少奇还抱了一大摞马列主义的书，从中寻章摘句对与会人员说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直到现在他的观点也没有变化。[133]同时，八月四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批评的时候，刘少奇还气愤地以不怕下台来反驳毛泽东，致使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议程由此改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出了长篇检讨，那么他个人的思想是否就因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呢？他这样做，到底是处于组织上的服从还是真正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呢？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他果真能够对自己的错误有一个透彻、清醒的认识吗？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后来回忆说：“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他的检讨虽然很长，可是通篇都只是在重复毛主席历次对他所作的批评，看不出有他自己的诚意。所以被认为是‘假检讨’。”[134]事实真像戚本禹说的那样吗？刘少奇以后对待文革的态度会对此作出证明。当然，这是后话。

　　③ 邓小平的检讨。

　　本来，按照中央的决定，邓小平是要在九月中下旬北京地区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和刘少奇一块作检讨的。由于这次会议因故没有召开，因而邓小平的检讨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来作的。邓小平的检讨也是在中央领导层和出席会议的若干高级领导干部中间征求意见，经过反复修改以后才最终定稿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的前夕，十月二十一日，邓小平为在会议上作检查事致信毛泽东：“这是准备后天（二十三）在工作会议上的检讨稿，基本内容还是原来准备工作组会议讲的，略有些文字和内容的更动。现送上，希望看看，并给以指示。”次日，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135]

　　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检讨作出进一步修改后，十月二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检讨。他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我们两人不仅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而犯的程度不同的错误，也负有责任。”“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旧方法去工作。”“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该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136]

　　关于邓小平检讨的其它内容，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后来回忆说：“邓的检讨着重讲五十天，没有多讲历史问题，只承认一九六二年错误他也有份。一九六四年错误他没有份，而且当时他就有不同意见。”“邓的检讨讲到，他这样高的领导干部，长期独当一面的同志，学习很差，没有跟好毛主席，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很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也接触少，对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向群众作调查研究工作，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说，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主席思想的轨道，必然发展到同毛主席思想相抵触，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允许的。一九六六年毛主席批了我是一个独立王国，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原谅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作风没有得到改正。”[137]

　　从中看到，邓小平在检讨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在中央自己和刘少奇应该对工作组问题负主要责任。他还对毛泽东批评书记处是独立王国和自己存在的工作作风进行了检讨。关于邓小平按照组织原则没有及时向毛泽东报告、请示工作，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插话时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他（指邓小平——引者注）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一九五九年起，六年来从来不找我。”[138]

　　至于会议期间人们对于邓小平检讨的态度，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后来回忆说：“邓小平也在大会上作了长篇的检讨，他的态度要比刘少奇要好，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对他的检讨不满意。”[139]尽管如此，邓小平毕竟在会议上作出了检讨，而且也得到了中央和与会人员的认可，这个时候就是将他的检讨究竟在党内什么范围内下发的事情了。

　　④ 刘、邓的生活会及其检讨在党内的下发。

　　刘少奇、邓小平十月二十三日作出检讨后，中央又决定召开了小组生活会，讨论他们的检讨，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将会议期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进一步引向深入。

　　十月二十四日，中央工作会议分小组开会，讨论刘少奇、邓小平两人的检讨。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人继续对刘、邓二人进行批评，言辞激烈。小组会斗争色彩浓厚。[140]

　　这一天谢富治在第五组小组会上批评了刘少奇“右倾思想是一贯的”，“在组织上也是搞宗派主义、搞私人势力”，“分裂党”，“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取而代之”。又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们过去作了许多工作）。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又说：“彻底肃清刘、邓的影响，是很必要的。建议将他们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团级公布和批判。”叶剑英在第二组会议上则讲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说：主席讲，很多问题都揭出来了。会议再开下去，调子越来越高，势必打成黑帮，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样对全党全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叶剑英接着说：主席既有高度原则性，又有高度灵活性。[141]

　　陈伯达重点批邓，说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并从六十年代起，对邓旧账新帐一块算。林彪发言，说邓曾经与四野争功，并说邓在历史上（指红七军时期）是逃兵，联系历史问题进行批邓。[142]

　　这些批评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小组会上进行的。针对刘、邓所作的检讨，既从当时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又联系过去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对他们进行批评和帮助，也使与会高级干部受到教育，对此有一个更为清醒、深刻的认识。生活会开过以后，就要考虑如何把刘、邓的检讨在党内下发了。

　　会议最后决定，将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发到党内县、团级。周恩来十月二十八日作关于传达会议精神的讲话中说：“少奇、小平同志的检讨发到县团级，在主席那里也说了，林彪同志也同意。是不是还可以扩大，还在考虑之中。这两位同志的检讨文件，还要看看他们两位有没有要改动的地方，如果有也可以，改好后再发。”[143]

　　由于检讨要在党内下发，周恩来要身边工作人员童小鹏打电话给刘少奇，询问他是否还要修改检讨。十月三十一日，刘少奇致信周恩来：“童小鹏同志电话说你的意见，是否可以把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发到县团级，我是否有什么修改？我同意你的意见，把我的检讨发下去。我已作了一些修改，并加了一段，列举我在历史上所犯的一些错误。现送给你，请你审阅修改！是否要送主席和林彪同志审阅，也请你酌定。”[144]

　　十月三十一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送上少奇、小平两同志的书面检讨，请阅。少奇同志对原稿作了一些修改，并加了一段。小平同志只改了几个错字。拟照原议印发到县团级。”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145]十一月九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印发至县、团级。检讨稿下发时，没有附毛泽东的批语。[146]

　　⑤ 对刘少奇、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及其检讨的评析。

　　刘、邓犯的是路线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党内矛盾，处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内。他们的错误由工作组问题引发，又牵涉到此前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错误。因而他们的检讨就以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为重点，反省了以前犯过的错误，还将这些错误合并起来进行交待，不仅公开承认、省察了所犯的这些错误，又进一步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

　　刘、邓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检讨是具有必然性的。因为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无视毛泽东的主张，压制中央文革小组的多次反对意见，要求在工作组或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当时不论是打右派还是抓游鱼，大张旗鼓地将响应党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革命师生搞成右派分子，致使刚刚燃起的文革星火有被迅速扑灭的危险。如果像他们那样搞下去的话，不仅取得不了成效，还会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使文化大革命走入歧途。因而纠正他们的错误，改变他们领导文革的方法，甚至于变动他们在中央的位置，就成为文革发展下去的必然要求。

　　这意味着他们在派出工作组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因而撤销工作组以后，他们就要为自己犯的错误负责任。这个时候刘、邓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检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纠正以前从中央到地方所犯错误的重要一环。他们在会议上作出检讨以及会议期间对他们检讨的讨论，乃至于召开批评他们的生活会，都是为了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他们及其他领导干部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所犯的错误到底在哪里，让全党上下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对此有一个清醒而又深刻的认识，弄清楚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自己是否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如何纠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便于及早摆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

　　中央将刘、邓的检讨在党内下发，既是对他们过去所犯错误的总结，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向高潮的标志。这样做更有利于在党内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教育活动，使高级领导干部采取措施进行自查自纠，从错误路线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推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走向深入。这样做当然是有意义的。

　　我们还注意到，正是因为刘少奇、邓小平犯的是路线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党内矛盾，因而周恩来才以此为准绳对社会上超越这个限度的批判予以了限制和引导，从而使对刘、邓的批判沿着党内定性的轨道发展。

　　十月十八日，一些外地红卫兵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当天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得知后，立刻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前往天安门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向红卫兵做劝说工作，要求他们撤下这些标语口号。[147]

　　十月十九日，周恩来约陶铸、童小鹏、周荣鑫等谈话，布置劝阻哈尔滨工业大学师生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十月二十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告诫他们不要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十月二十日，周恩来得知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准备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五十万至一百万人的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誓死保守毛主席”大会一事后，要周荣鑫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派人分头去做劝说工作，说服他们不要开。后此会未开。[148]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乃至于会议前后，周恩来限制社会上对刘、邓的批判，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刘、邓的问题属于党内矛盾这一性质决定的。周恩来此时的作为是按照党中央对刘、邓问题的定性，防止社会上对他们的批判导致矛盾升级乃至于性质转变所采取的保护性措施。

　　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检讨，承认了他们所犯的错误，表示了他们对待错误的态度。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们在检讨中的表态到底是真正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还是在当时背景下的不得已选择，尚有待于以后的验证。从后来他们的言行来看，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痛改前非，而是仍然保留着当初的认识，甚至一有机会还要翻案，给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在以后文革的发展过程中会表现出来。当然，这是后话。

　　（6）林彪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从理论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和说明。林彪是代表中央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的，他的讲话又是经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修改后才向党内下发的。

　　① 对林彪讲话的若干修改。

　　林彪将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修改以后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稿有过多次批语和修改。

　　十一月三日夜，林彪将讲话修改稿报送毛泽东审阅。送审稿是中央文化小组组长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修改的。主要修改之处是在第十二页上加写了两段话：“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属于这个阶级，属于这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或属于那个阶级，属于那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什么抽象的、独立的个人，是没有的。只记得自己，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是损人利己。他们为了自己发财，自己得利，而不惜让千百万人破家荡产。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出发来看世界，就是从资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我们就是需要培养为公的人。为公也有不同的阶级性。我们所说的公，是人民的公，无产阶级的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

　　在送审稿上，陈伯达向林彪报告说：“根据主席的指示，十二页作了重要的修改，请审阅，并请报告主席。”林彪向毛泽东送审时写道：“您的指示很好，我完全同意，现将伯达同志修改稿送上，请再审阅指示。”十一月四日上午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这样修改。另外有些个别字句的改动，请酌定。”

　　毛泽东的改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送审稿多处用了“思想意识”一词，毛泽东审阅时均作了修改，有的改为“意识形态”，有的改为“思想领域”，还有几处删去了其中的“意识”二字。为此，他还写了一个批语：“思想、意识两词不宜连用。”

　　对于这个送审稿，毛泽东所作的文字改动还有：在第十一页，将“共产主义就是无私”改为“共产主义就是为公”；在第十三页，将“毛主席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改为“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在第十四页，将“毛主席无论是在实践经验方面，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个人的天分方面，哪一方面都是不但比我们强，而且在世界上，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一句中的“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改为“也是有影响的”；在第十五页，删去了“毛主席的路线已经胜利了”一句。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林彪讲话修改稿在最后付印前曾再次送毛泽东审阅。这个稿子除照毛泽东十一月四日审改稿进行修改外，又作了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十一月七日下午六时半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同意这样修改。在第6页、第10页上我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

　　林彪讲话修改稿第六页写道：“毛主席在今年四月间，修改我们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经典的观点， 把它当成国家大事，当成政治问题。”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我们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十一个字，并写了一个批语：“去掉十一字有利”；在其中“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一句之前，加上了“同意”二字，并写了一个批语：“这是陈伯达同志写上的，我只是同意他们写上。”在第十页讲到“近年来对杨献珍、冯定的批判”处，毛泽东删去了冯定的名字，并写了一个批语：“对冯定的批判我没有与闻”。[149]

　　从中可以看到，陈伯达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作出修改，报经毛泽东审阅后，又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才定稿的。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是支持的、赞赏的。这是因为林彪在讲话中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作出了理论上的分析和说明。林彪的讲话稿经过多次修改以后，逻辑上更为严密，用词上更为精确，表述上更为顺畅，事实上更为准确，从公和私的对立中揭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价值观的根本不同，突出了文化革命的重要意义。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到县、团级。

　　② 林彪讲话的主要内容。

　　林彪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一个是文化革命应该如何搞法，也就是要不要搞文化革命以及如何搞文化革命的问题，重点讲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在谈到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时，林彪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一头是毛主席的领导，一头是群众），中间有一点劲头不足，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因而毛主席才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的。谈到劲头不足时，他说道：“这就是‘五一六通知’上说的，‘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一直到这次会议以前，我看还是这样的情况。”他在讲话中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分析后说，各地的程度有所差别，有一些是主观上的抵抗性，但是大多数是认识问题，不够理解的问题。这一是由于本地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央的刘邓路线造成的。

　　林彪在讲话中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出发，阐述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他说，我们要搞文化革命，决定的因素是因为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思想是从物质来的。社会意识是从社会的存在来的，从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占有制度来的。全国解放以来，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我们社会的占有制根本变化了。原来是地主的田地，我们没收到农民手上，以后又转到集体化。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经过种种的过渡手段，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既然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一定要跟着变化，一定要赶上去。如果我们不赶上去的话，就妨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就会使我们进步缓慢，就会使新的社会生产力不能得到发展，就会使革命既得的成果不能巩固，就会走到资本主义复辟，就会使保护社会公有制的人民民主政权遭到颠覆，就会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度被推翻，就会走到修正主义统治中国，使中国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所以，搞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关系无产阶级政权能不能巩固、革命成果能不能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

　　从社会基本矛盾上对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作出概括性的分析以后，林彪在讲话中又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他说，虽然我们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进行了所有制的革命，但是思想领域里面的斗争，比起取得政权和所有制的变化需要的时间更长。他结合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修正主义倾向从实践上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说明。

　　在谈到为什么要进行思想建设时，林彪说，我们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固然要搞经济建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搞思想建设。思想，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旧的思想，是为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反动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新的思想，是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先进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加速的作用。先进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所以我们必须大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代表新思想的，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足以对抗旧思想的，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应该大立这一思想。这一点也是很多同志没有抓紧的。林彪在讲话中批评了刘、邓和陆定一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消极乃至抵制的态度。

　　为了说明进行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林彪又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说，不单我们如此，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这么干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它是不许可同它相反的阶级立场的思想传播的，它一定要坚持它的思想，以便巩固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每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我们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要同旧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我们有权力、有必要来建立我们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统治。

　　林彪在讲话中结合思想领域面临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论述了进行思想建设的必要性。他说，我们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但是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取得统治地位。我们在经济上推翻了旧的阶级，在政治上推翻了旧的阶级，可是在思想的领域，旧阶级的东西还是很占势力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这条战线上来开展这个斗争。这是长期的斗争，不是一个简单的容易的事情。

　　他在讲话中接着列举了五十年代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和胡风文艺思想以及文革前夕在报刊杂志上进行的批判，说这些批判虽然是毛 主席亲自领导的，有很深刻的意义，但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决不是那种报刊上的批判可以代替的，有它的特大的威力。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林彪接着在讲话中从新旧思想、文化的本质区别及其对两种经济制度的不同作用上进一步论述了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他说，旧思想、文化，最本质的旧，就是旧在一点上，旧在一个私有制上。概括来说，旧在一个字上，旧在“私”字上，新思想、文化，概括来说，新在一个“公”字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点，都是私有制。剥削阶级的思想尽管各式各样，但统统都是为私有制来辩护的。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生产资料统统归公。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巩固这个制度，那就必须要铲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文化，破除用各种各样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维护私有制、恢复私有制的旧社会意识形态。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影响，最后势必要恢复维护私有制的旧政权。反对破除旧文化旧意识形态的那些人，一定要压制革命，压制群众。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的制度，政治上的制度，就必须提倡为公的观念，就是要塑造新的人来建设新的社会，塑造共产主义精神的人。

　　讲话接着列举了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人以及社会上围绕公、私进行的斗争。

　　林彪在讲话中还结合实际情况谈到了中苏两党在建设国家上的两条战线和中共内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谈到建设国家上的两条战线时，林彪说，一条是象苏联那样片面只注意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搞物质刺激，一条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线。人是最伟大的生产力，人驾御机器，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有三大任务，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我们过去着重进行前两大建设，还有一大建设，即思想建设，即文化革命，没有全面展开。要知道，如果文化革命，思想建设，没有好好展开，那两大建设取得的成果也会被推翻。所以，我们一定要象毛主席那样大力地搞文化革命。作为国家大事，作为政治问题，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重要战线。

　　在谈到中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时，林彪说，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必然产生。一条是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群众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可是，归根结底，毛主席的路线总是要胜利的，因为它是真理。

　　在谈到如何认识革命的群众运动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时，林彪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创造性。这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规定多少章程。毛主席一再说的红卫兵，不是我们规定的，是群众创造的，随后就变成全国性的了。很多东西都是群众搞起来的。我们先当群众的学生，向他们学习，集中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来推广，再当先生。先从群众中来，再贯彻到群众中去，这就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一贯的作法。

　　林彪在讲话中结合文革进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批评不少同志怕学生，怕群众，怕出乱子，怕影响生产，联系事实说明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他要求大家要相信毛主席，要相信群众，要正确地对待自己，象毛主席说的那样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这是与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相一致的。

　　林彪最后在讲话中又一次提出了错误路线的责任问题，提出者和执行者是不同的，大多数人属于认识问题。这是为了消除他们的思想负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他说，这一次文化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但是许多地方是执行的。同志们很关心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应该区别对待。发起的和执行的，这是不同的。这就有轻也有重。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大多数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是老好人的多。个别的坏的也有，多数是好的。你们当然也有你们的责任。各个地区执行错误路线的程度不同，也有你们的不同责任。但是，各人的问题，我们要恰入其分地来看待，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我们对于各级干部要分别对待，不要笼统地对待。情节有轻有重，但是总的方面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的多。只有少数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150]

　　我们看到，林彪在讲话中谈了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原因，主要从为什么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他不仅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对为什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概括性分析，还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又进一步作出了详细说明，指出了新旧两种文化的区别及其不同作用，还结合实际情况以及中苏两党的分歧来论述中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做好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阐释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③ 对林彪讲话的评析。

　　林彪在讲话中着重从理论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产生的实际情况，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进行了深入分析，阐述了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使人们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政权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巩固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但是还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只有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才能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否则的话，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难以巩固而且还会付诸于东流。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表现。

　　我们知道，政治和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经济则属于生产力范畴。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一定时期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集中反映。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之间，经济决定政治和文化，政治也决定文化，文化则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在一定条件下，文化又对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还要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林彪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概括性介绍的同时，又进一步对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从理论和实践的能动关系中揭示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使人们对于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有了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林彪是在文革发展的背景下讲这番话的。从中可以看到，虽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下发了“五一六通知”，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十六条”，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利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意义，因而就出现了“顶牛”现象，难以按照“十六条”的要求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正是因为这样，林彪才在讲话中重点从理论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入分析。这对于廓清人们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糊涂认识，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促使人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在工作组时期，许多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强制手段，压制群众造反，因而在思想上背了包袱，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患得患失，犹疑不定。鉴于这种情况，为了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激发他们的文革情绪，林彪在讲话中才和陈伯达一样不仅把错误路线的提出者和执行者区分开来，还进一步说他们不是有意对抗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大多数人不过是一个认识问题。这是继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这些领导干部能够极早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摆脱消极、被动、抵制文革的状态，能够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

　　从林彪的讲话中不难看出，他不仅积极、主动地支持并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还对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能够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深入浅出地将文革思想阐述出来，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性。当时不论是在文革的态度还是对于文革思想的理解和认识上，林彪在中央高层领导人中都是深刻体悟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毛泽东为什么瞩意林彪并将他列为接班人的候选对象了。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入阐释，为的是让与会高级领导干部能够从思想上认识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通过思想上的疏导，解除他们的困惑，转变他们的认识，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以便在打通思想更新观念以后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至于能否达到这个目的，还有待于以后实践的验证。

　　（7）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在毛泽东提议下召开的。会议期间，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会议的进展，阅读会议简报，听取会议汇报，指导着会议的进程。十月十四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负责人和中央工作会议各组组长开会，听取汇报和研究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情况。[151]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发表过一次讲话。在这次讲话前，他曾经在小范围内召开过一次会议，就会议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说明。我们先看毛泽东在这次小范围会议上的讲话。

　　① 毛泽东十月二十四日召开打招呼会。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即将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召集参加会议的负责同志开了一个生活会。这次会其实也是一次打招呼会，将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预先向他们吹吹风，让他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进一步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十月二十四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

　　毛泽东说：会开得差不多了，明天上午再开半天。这次会议是我提议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一次好。我没有料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学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犯错误。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你们回去碰到具体问题，按照大原则解决。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一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又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十七年，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有五个月，至少五年才能取得经验。[152]

　　毛泽东告诉大家，这次会议是他提议召开的。这次会议有了两个月的经验，又做了思想工作，人们的认识提高了，比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要好些。文化大革命是在探索中前进的，出现曲折、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历史就是证明。毛泽东坦言他也没有料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红卫兵、大串连，搞成了这么大的事。他希望大家能够正确对待学生的错误，学生在运动中犯了一些错误，主要还是我们这些老爷犯错误造成的。这样来认识问题就比较容易接受红卫兵运动了。他还向大家交了底，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学生来接班是不行的。实际上就是说，你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次运动不是要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的。这是向他们交了底，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旨在希望他们要振作精神，不要患得患失，能够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这是毛泽东当时态度的真实流露。

　　谈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其中“不准革命”一章。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教训。我想在我未死以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现在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问题不同我商量。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犯了路线错误要改。不管什么山头，不管哪个省市、什么老部下，都要管紧、管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你们有错误要改，改了就行，回去放手工作。（康生：八大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报告我们都看了的，大会通过的，不能单要他们两人负责。[153]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当时他认为刘少奇、邓小平虽然犯了路线错误，但是他们是公开表明自己态度的，没有搞阴谋活动，因而是把他们的问题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的。这就要向学生做说服工作，要准许刘、邓改正错误，继续革命。

　　这里的“乱子”是指犯路线错误，出现路线错误的责任在中央，刘、邓没有经过毛泽东同意就以中央名义提出了错误路线，中央有责任，地方上执行了错误路线，也有责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从组织程序上来讲是由于毛泽东提议中央分一线、二线造成的，因而毛泽东在说明了当时他这样做的原因后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说的“说我和稀泥”，显然是针对党内对刘、邓持激进态度的人和学生来说的，“我就是和稀泥”则表明了毛泽东寄望于刘、邓能够改正错误，准许他们继续革命的坚定态度。犯了错误不要紧，关键是要及时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他寄望于这些领导干部在纠正错误以后，团结起来，能够放手工作。

　　从毛泽东没有接受康生说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来看，他对刘、邓的批评是实事求是的，也是恰如其分的。

　　谈到与右派朋友时，毛泽东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一个人不接近一些右派，那怎么行？哪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做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154]

　　当时右派是被作为敌我矛盾而不是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一说右派，就不得了，接近右派就说明立场上有问题。毛泽东的话显然是针对这样一种认识来讲的。只要立场坚定，接近右派并不可怕，接近他们是为了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动态，以便制定适宜的政策，最终使他们转变过来。因而对接近右派的人要进行分析，不能简单地讲接近右派就是立场上出了问题。

　　谈到民主党派问题时说：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民主党派还是要，政协还是要，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反康、梁，反帝制的。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么纪念？要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155]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式的政党制度，是革命斗争的结果，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创造，政协则是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因而政协还是要的。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资产阶级革命家，在他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要纪念他。为了开好这次纪念会，还要和红卫兵商量一下，做好他们的工作。这表明毛泽东在政协制度和孙中山的问题上是从历史和现实斗争出发来审慎处理的，对于激进造反的红卫兵是采取说服、教育态度的。

　　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你们回去开会，把省、市、地委的思想搞通，时间不能太短。过去许多市没来人，这次都来了不少。像林彪同志讲的，向他们做政治工作，打通思想。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呀！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都成了黑帮，不就轮到我头上来了，我不就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块工作吗？有些人将来还有甄别、平反，有些打错了的，可以调到其他地方工作嘛！[156]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要求这些中央局的高级领导干部回去以后要开好干部会，把省、市、地委领导干部的思想打通，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他再一次向这些高级领导干部交底说，搞文化大革命不是要打倒他们的，提醒他们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了消除他们的疑虑，他甚至还说了“你们都成了黑帮，不就轮到我头上来了”的话，足见毛泽东对他们赤心相待的磊落情怀，也反映出毛泽东为了使他们能够正确对待文革、参加文革的迫切心情。

　　这次会议是毛泽东为第二天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小范围内举行的预备会议，也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正式讲话前举行的一次打招呼会，又是一次高层民主生活会，将他第二天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点先讲了出来，让这些高级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谈了文革问题，刘、邓问题，与右派朋友的问题，民主党派问题，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向他们交了底，希望他们回去后开好会，打通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

　　② 毛泽东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一线、二线问题，一个是文化大革命问题。

　　毛泽东讲的第一件事是一线、二线问题。

　　毛泽东谈到为什么要设立一线、二线问题时，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157]这是告诉大家当时是处于借鉴苏联的教训，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树立一线中央领导人的威信，实行权力的平稳过渡，才设立一线、二线的。这个意见也得到了大家的同意。

　　谈到为什么要改变一线、二线时，毛泽东说：“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158]毛泽东向大家坦然说出了改变一线、二线的原因，是由于结果很分散，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以后才决定改变一线、二线的。

　　在谈到设立一线、二线的责任时，毛泽东说：“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159]谈到设立一线、二线的责任时，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提议搞书记处，设立一线、二线，放手让他们来进行工作，是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考虑的，另外也是过去信任他们。

　　然后，毛泽东又进一步讲了这个问题。他说：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160]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了他和第一线的分歧和矛盾问题。第一线的问题引起毛泽东警觉，还是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这是因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存在着严重分歧。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对于刘少奇的认识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他不适宜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向全党提出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接着，毛泽东提出他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还举了在北京批判吴晗没有人来干这件事的例子来予以说明。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意见不能实行，不仅是从组织上，也是从思想上来说的。他的思想、路线的执行遇到了很大困难，为此才不得不从组织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以使思想、路线能够得以执行。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

　　从毛泽东关于一线、二线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向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干部坦言了从设立到取消一线、二线的原因，以及他在设立一线、二线上的责任问题，还在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向大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的襟怀是坦白的，考虑是长远的。他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得以贯彻执行，乃至于中央领导层权力的平稳交接才提出设立一线、二线的，后来一线、二线也是由于违背了这个初衷才不得不取消的。从这里可以看到，那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才发生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也是荒谬的。

　　毛泽东讲的第二件事，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是他发动起来时，毛泽东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161]

　　毛泽东在讲话中直言是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还诙谐地说他“闯了一个祸”，批发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全国轰动了，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写了一张大字报，从组织程序上在中央解决了对文化大革命的阻碍问题。这三件事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谈到大字报、红卫兵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实际作用时，毛泽东说：“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162]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京剧改革还是五十年代的几次思想批判运动，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对此是无动于衷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批判吴晗的文章发表后，还是有许多领导同志既没有看文章，也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这个时候发表了许多文章，又下发了“五一六通知”，仍然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因为“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这反映出党内许多领导干部没有认识到文化革命的重要性，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是默然置之的，同时也反映出大字报、红卫兵对改变许多领导干部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威力，以及毛泽东对大字报、红卫兵的赞赏态度。

　　在谈到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说：“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163]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要做好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还要求他们回去后用十几天的时间至少要开四级干部的会议，让绝大部分人能够真正把问题弄清楚。他引用几个同志“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的话来说明这是由于当时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还批评了上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开会或者没有开好会以致于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被动局面和消极应付的态度，最后满怀深情地希望他们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变被动为主动。

　　在谈到许多领导同志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时，毛泽东说：“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我们的资产阶级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在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164]

　　毛泽东在讲话中从认识论的角度对于许多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以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历程来说明他们在文化革命的认识上也要经过一个过程，还多次对此表示了理解的态度。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这样做是以史为鉴在做这些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态度和蔼，亲切感人，寓理于情，情真意切，希望他们能够及早转变过来。他现身说法，不仅谈到了自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问题，还谈到了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责任问题，主动进行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说：“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165]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向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在这次运动中犯了错误的同志交了底，希望他们改正错误，正确对待红卫兵运动。他说：“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166]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看了会议的几乎全部简报，对与会高级干部的思想状况很着急，希望他们能够过关，也就是思想上转变过来。害怕红卫兵不过是他们思想上没有过关的一种表现。他在讲话中对犯路线错误的同志提出了殷切希望，犯错误不可怕，关键是能够极早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即使犯了路线错误，也是属于党内矛盾的性质，没有什么了不起，改了就行了，是不会被打倒的。这样就给犯错误的同志吃了一个“定心丸”。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即使是对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位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也说他们犯错误事出有因。既然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位错误路线的提出者都表示了谅解的态度，那么对于错误路线的执行者——这些与会的高级领导干部来说就更不在话下了。毛泽东这样做，也是为了促使这些高级领导干部放下包袱，尽弃前嫌，转到正确路线一边，支持文化大革命。

　　在谈到这次会议的成就及对未来的展望时，毛泽东说：“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子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情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167]

　　从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上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好多同志还不理解”来看，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是存在抵触情绪的。这种抵触情绪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上反映出来。经过召开会议，做政治思想工作，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因而毛泽东说他的信心增加了，以后会好些。但是，他对此并不完全放心，仍然在讲话中警醒大家不要象上次会议后那样，动员保守派红卫兵来保护自己，反对造反派红卫兵。同时，还提醒大家注意仍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还是有人会对立的。至于文化大革命需要的时间，毛泽东说可能需要两个五个月或还要多的时间，也就是至少一年的时间。这比以前说的搞到春节再说，显然进行文革的时间又进一步延长了。

　　从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来看，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批发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毛泽东写的大字报，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这些事件有时连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威力。毛泽东对以前没有抓好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他还清楚地认识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是存在抵制态度的。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提议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打通人们的思想。他在讲话中不论是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历史还是刘少奇、邓小平路线错误的性质，都是在对与会高级领导干部做政治思想工作，希望他们幡然悔悟，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为了解除这些领导干部的顾虑，毛泽东还向他们交了底，即使犯了路线错误，改过来就是了，不是要打倒他们。他认为虽然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可能还会转不过弯来，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思想还是发生了变化，会议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究竟如何呢？还是要看这些领导干部下一步在文革中的表现才能最终做出判定。

　　③ 对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评析。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密切关注着会议动态，阅读了几乎全部的会议简报，了解与会领导干部的发言，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待文革的态度与以前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对文革的认识提高了。在会议结束的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这次重要讲话。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一共发表过两次讲话。一次是十月二十四日晚在住地召开的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和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另一次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前一次讲话是在小范围会议上的“吹风”，既是漫谈式的，又直率地表达了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后一次讲话是对全体与会人员讲的，将前一次小范围内的讲话提纲挈领地说了出来。毛泽东小范围内的讲话，是在为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做准备。通过和这些与会领导同志推心置腹的交心，对他们做了思想工作以后，再在全体会议上进一步做其他与会领导同志的思想工作。因而毛泽东这两次会议上的讲话内容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其主旨是一致的。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会议上坦率地说明了中央一线、二线的形成及其取消的原因。当时毛泽东提议中央设立一线、二线，将刘少奇、邓小平推向一线，自己主动退居二线，是从国家安全和大局出发，在自己活着的时候让他们树立威信，以便将来能够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而不致于发生动荡和意外。这是鉴于苏联教训，也是为了维护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利益，培养党的高层接班人的战略举措。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设立一线、二线以后，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执行的方针政策出现了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严重隐患。在对他们反复打了招呼而仍然没有成效的情况下，[168]为了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从党和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根本要求出发，最后毛泽东才不得不改组了中央常委，变动了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从二线重返一线的。

　　本来，这个问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已经得到解决，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退居次要地位。虽然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的指导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许多领导干部中的影响仍然存在。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许多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态度中表现出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通领导干部的思想，使他们摆脱刘、邓路线的束缚，回到文革的正确轨道上来，毛泽东才提议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还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抱着消极、抵制的态度，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不那么理解”。这严重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召开这次会议就是要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在讲话中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他发动起来的，当时他也没有想到批发了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红卫兵，大串连，能够搞成那么大的声势。过去虽然搞了多少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但是都没有象大字报、红卫兵、大串连那样造成这样大的声势。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文革中出现的这些新生事物是高度肯定的，因为它们大大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迅速发展。这些领导干部却不这样认为，而是仍然对文革表现出抵制、消极的态度。

　　毛泽东为了让这些领导干部能够从思想上转变过来，回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说明人们对新生事物的认识要经过复杂的过程，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这样毛泽东就从历史发展和认识论的角度对于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还说出了“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的宽慰话。这显然是以一种和缓的态度，入情入理的叙说，做这些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文革观点，真正从思想和实际行动上转变过来。

　　为了进一步消除他们的顾虑，毛泽东还向与会的高级领导干部交了底，告诉他们不要有什么顾虑，还一再提醒他们不要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就是说这些领导干部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只要真正践行文革路线是不会被打倒的。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让这些领导干部放下包袱，毛泽东还在讲话中对刘、邓问题的性质作出了进一步说明，他们问题的性质是党内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既然错误路线的提出者刘少奇、邓小平属于党内矛盾，那么错误路线的执行者——这些高级领导干部所犯的错误也不会超出党内矛盾的范畴了。他还对这些与会领导干部明确讲，犯了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在讲话中苦口婆心地对这些领导干部做着劝说、开导工作，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能够按照毛泽东要求的那样去做吗？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还可以看到，他对于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成果是有信心的。这是因为虽然前段会议的发言不那么正常，但是经过会议讨论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以后，毛泽东不论是听取汇报还是从会议简报和人们的发言中了解到，多数人的思想转变过来了。因而他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比同年八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是有成就的。上一次会议是灌而不进，有好多同志没有转变过来，这次会议就好一些了。虽然还会有一些人执迷不悟转变不过来，但是他相信大多数人不是这样的。这从会议简报和人们的发言中可以反映出来。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对这些领导干部寄以殷切的希望，要求他们回去以后，至少要开四级干部会，做好这些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及早转变过来，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

　　从文革初期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中央一线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派出了工作组，在五十多天的时间内，各地执行中央一线常委的文革路线，在师生中间抓右派，扭转了文革的方向。毛泽东回京后，主持了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一线、二线，通过了“十六条”，随后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代表的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的指导地位发生了互换。即便如此，在此后近两个月的时间内，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仍然存在于许多领导干部的言行中，突出表现在他们抵制文革的态度上。比如对红卫兵及其大串连的打压就是其重要表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果断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做这些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转变态度，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为了促使他们态度的转变，打消他们的疑虑，还向他们交了底。这些领导干部虽然在发言中纷纷表示他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毛泽东对此也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但是他们对待文革的真实态度还有待于将来实践的检验。当然，这取决于他们下一步在文革中的实际行动。

　　（8）中央工作会议闭幕。

　　毛泽东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对中央一线、二线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问题所作的画龙点睛式的说明。当时会议已经进行了半个多月，陈伯达代表中央作了主题报告，刘少奇、邓小平也在会议上作了检讨。从与会人员的讨论和发言看，他们与会议前一阶段有了明显的不同，思想上逐渐转变过来了。这个时候就将会议的结束提到了议程上。

　　为了传达好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制定会后相关的政策和措施问题，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先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约陶铸、李富春、叶剑英等谈话后，同各大区、省、市主要负责人及国务院各口、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开会，商讨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问题及运动中有关政策和措施。[169]

　　在小范围征求意见以后，周恩来还要将这些意见向毛泽东汇报，并请示下一步的工作，以便对这些问题作出部署和安排。十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和有关具体政策措施等问题。[170]

　　十月二十八日晚开全体会。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做总结性讲话。部分内容大意是：今天向主席、林总都报告请示了。这次会议，主席说不那么统一，有抵制。后一段已经趋向一致。目前的形势还是在运动的初期阶段。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运动可能持续五年，意思就是到1970年。主席提议各省市同志回去要开三级干部会议，大区就不必开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检讨发到县、团级。做梦也没有梦到这样一个大局面，……总是难以设想下这样大的决心。（林彪插话：“不敢想。”）感到我们跟主席总是跟不上。

　　周恩来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是设想一个时间表。这是陶铸同志提议的。可以作一个设想，今天在主席那里谈了，原来常委也谈过，跟中央文革小组也说了。省、市、自治区一级能不能在春节前使机关的运动告一段落。设想中央各部（包括各口子）主要的也是春节以前告一段落。当然这是主观愿望。富春设想部一级还有司局长一级争取一月半结束。

　　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运动中若干具体问题作了原则性答复。[171]这些答复包括：（一）北京师生近期不能外出串连，以腾出运输力量让在北京的外地学生回去。（二）红卫兵一般限制在学校中三十岁以下的革命青少年，农村、城市、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不发展，不组织，不对外串连。这些地方与学校不同，不能停止生产、业务来闹革命。军队、公安、法院、监狱、新华社、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必须高度集中，要控制在党的手上，不能让红卫兵去占领。对党政各级领导，红卫兵有权要他们到现场解释问题，检讨承认错误，但无权决定停职反省或罢官，也不应该扣人、抄家，也不要打人、体罚。要向红卫兵讲清楚这些政策。对红卫兵做工作，我个人的经验，有四条：一是敢于挺身而出，跟他们接触；二是热情支持他们；三是先当学生，才能当先生，灌输式的没有不碰钉子的；四是站稳立场，解释政策，不能什么都让。（三）不能把“四清”工作队和现在派的工作组统一看待。（四）档案问题，要赶快从工作组的档案问题中解脱出来。这一关解决了，才可以自己搞工作，否则，困在里头。[172]

　　周恩来说：“主席提倡各省回去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赞成公开开会，不开秘密会。你们下车以后，可能被捉去，所以要发一个通知，对红卫兵讲清楚，让你们好好传达，集中力量开好会。”[173]

　　周恩来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基本情况，就如何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以及相关政策、措施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谈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认识，要求大家要正确对待运动，认真领会文革的思想，紧跟文革的步伐，会后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搞好本地的文革工作。周恩来讲话后，中央工作会议于十月二十八日闭幕。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十一月一日出版的一九六六年第十四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社论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分析了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将陈伯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中的主要观点公布于众，进一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同时，社论还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对仍然执迷不悟，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提出了严厉警告：“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成为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174]

　　（9）中央工作会议在文革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中央工作会议是在毛泽东提议下召开的。会议期间，陈伯达代表中央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主题报告，周恩来作了重要发言，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讨，林彪和毛泽东也先后发表重要讲话。会议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指出刘、邓犯的是党内路线错误，性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政治生活会。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是由于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在中央支持下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体的基层群众起来造反的时候，许多领导干部却对此很不理解，很不得利，表现出消极、抵制的态度。因而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的态度转变过来，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

　　这些高级领导干部之所以对文革表现出消极、抵制的情绪，是因为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没有接受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而是受到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的严重影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已经不在中央占居主导地位，但是却仍然存在于这些领导干部的头脑中。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立场上的不同造成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要通过生活会的方式，向这些领导干部做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转变过来，以实际行动支持文化大革命。

　　为了消除与会领导干部的顾虑，使他们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相关问题，毛泽东还向他们交了底，说不是要在文革中打倒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放下包袱，丢掉架子，依靠群众，振作精神，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从与会人员的讨论和发言中可以看到，会议在后一阶段比较顺了，人们的认识比前一阶段有了比较大的进步，思想上逐渐转变过来了。这次会议比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召开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在成效上似乎要好得多。

　　从中央工作会议与文革的关系来看，这次会议是由于领导干部在文革中存在消极、抵制的行为而召开的。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转变立场，执行文革的正确路线，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而不是要打倒他们。从许多领导干部在会议后期的表现来看，他们在讨论和发言中对文革的认识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到底是他们真实思想的显示，还是信口许下的诺言，或者一时的应变策略，当时还真是难以作出确定的判断。这只能有待于他们以后的行动对此加以验证。

　　由此我们进一步分析，如果这些领导干部真象他们在会议上说的那样，思想转变过来了，能够投入到文革的洪流，支持群众的造反行动，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无疑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不仅显示出政治思想工作的强大威力，也反映出这些领导干部的政治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还表明中央工作会议确实取得了成效，达到了召开会议的目的。要是这样的话，文革就会沿着原先设想的方式继续向前发展。如果他们在会议上采取叶公好龙式的表态，明哲保身，口是心非，会后仍然象以前那样对文革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阳奉阴违，言行不一，组织保守派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不仅会阻碍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还会给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的破坏作用。这样在向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仍然无效的情况下，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对待他们的斗争策略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文革发展的方式也要重新谋划了。

　　文化大革命是在冲破重重阻挠后不断被推向前进的。从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历程来看，围绕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斗争，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处理了彭真、陆定一的问题后被推向前进的；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是七月下旬决定撤消工作组和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常委、变动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以后被推向前进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党内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仍然表现出消极、抵制的态度，十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支持、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在会议期间的讨论和发言也反映出他们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究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表白，还是逢场作戏式的表态，就要看他们下一步在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实际表现。

　　前两次的人事变动昭示我们，如果这些领导干部不能象他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态的那样进行文化大革命，那么中央对他们采取的政策和斗争策略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这里可以看到，后来发生的全面夺权并非原先预定要采取的行动，而是这些领导干部对文革采取拒绝态度后，为了将文革进行下去的不得已选择。

　　4、中央工作会议后的文革发展状况。

　　我们知道，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做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不论是毛泽东、林彪、陈伯达的讲话，还是与会人员的发言和讨论，以及印发会议的文件和材料，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和做与会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来进行的。既然如此，那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以后，各地领导干部在文革立场上的态度又如何呢？

　　（1）何去何从？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领导干部仍然对于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工作很不得力的情况下才召开的，目的就是通过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式使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转变态度。从他们在会议第二阶段的发言和讨论来看，他们对待文革的态度与以前相比似乎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在毛泽东十月二十五日的讲话中也反映出来了。[175]

　　看一个人的态度，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实际行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以后，这些与会领导干部果真象他们在会议发言中说的那样，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吗？这不仅是要看他们在会议上怎么说的，关键还是要看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怎么做的。这是判断他们对待文化大革命态度的根本标准，也是对他们文革立场进行检验的试金石。如果他们只是在口头上说一些慷慨激昂的话，实际上却是对抗文革，这又怎么能让人相信他们是在支持文革呢？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这些领导干部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还象以前那样继续对文革表现出消极、对抗和反对的态度，一是支持造反派的行动，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中。如果他们纠正以前的错误，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这无疑会极大地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反过来，如果他们还是老调重弹，不思悔改，抵制文革，那么在做思想工作仍然无效的情况下，文革的方式及其对他们的政策必然会发生新的变化。何去何从，这取决于他们的实际行动。

　　（2）从对军队院校下发的“紧急指示”到四位元帅在军校师生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军队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为了实现军队的纯洁性，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使军队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柱石，因而也要在军队中开展文化大革命。那么，军队中的文化大革命是如何进行的呢？

　　① 军队中的文化革命。

　　军队中的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军队中的文化革命搞得如何，关系到军队是不是置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关系到军队的领导权是不是掌握在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就指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他说：“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这个期间他还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176]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党和军队里面出现修正主义的严重危害性。

　　为了防止并清除军内出现修正主义，毛泽东在审阅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时，就亲笔加写了一段文字，提出要在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他写道：

　　“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177]

　　从毛泽东加写的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军队同党政和文化教育界一样，也是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要清除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要在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由于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自身具有的特殊性，因而在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就与地方上存在着重大不同，应该格外慎重。这就要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根据军队实际情况做出具体规定。“十六条”曾经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178]

　　“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为军队的文化革命指明了方向，并作出了相应的规定，那么，总政治部对军队的文化革命又是作出了什么样的部署呢？

　　五月二十五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通知》规定：运动要在全军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点名批判都要经过党委批准。[179]

　　从中可以看到，“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不久，总政治部就向全军下发了这个通知。通知要求军队的文化革命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点名批判要经过党委批准，只在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进行文化革命，在连队和机关干部中进行正面教育。这个通知划出了军队文化革命的范围，对军队进行的文化革命作出了严格限制。

　　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提出10条措施，主要是：在连队和师以下的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各大单位党委要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凡是确定要夺权的军以上机关的个别单位，经上级党委批准。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声讨大会。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中共中央在批语中说：“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高度的戒备和集中统一。”刘志坚（总政治部副主任）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180]

　　在这个请示报告中，军队设立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作为军队文化革命的负责机构。报告仍然要求各大单位重点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这与五月二十五日通知要求进行文化革命的范围是一致的。在这个请示报告中，要求军以上单位的夺权要经过上级党委批准。这说明文化大革命的范围已经涉及到军以上个别单位，不过是夺权要经过上级党委批准而已。请示报告对军队参加地方文革仍然作出了严格限制。中央在批语中要求部队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高度的戒备和集中统一，因而为了保持部队的总体稳定和战斗力，对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这不仅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同样也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必然要求。

　　通知和请示报告相同的地方，是对军队文革都作出了比较严格的限制。相同的地方表现在：文革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文革进行的若干部门也一样，都是在连队进行正面教育。不同的地方表现在：进行正面教育的范围不同。通知是对机关干部和连队进行正面教育，请示报告则是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进行正面教育；夺权的范围不同，请示报告同意在军以上个别机关可以夺权，但是要报上级党委批准。通知则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这表明请示报告比通知在军队文革的问题上放开了一些，但鉴于军队的特殊性，仍然对军队文革作出了严格的限制。

　　由于这个时候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派出了工作组，在这个背景下，军队也效仿地方向进行文化革命的单位派出了工作组。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以后，总政治部也按照中央的要求撤销派往各单位的工作组。为此，总政治部起草了撤销军事院校工作级的电报，上报毛泽东批准。

　　八月七日，毛泽东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准备下发的一份电报。电报规定：派往军事院校的工作组也要撤销；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必要时上级可以派人到军事院校去。[181]

　　我们看到，军事院校撤销工作组以后，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还是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由院校党委来领导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这表明院校文化革命要置于本单位党委的领导之下。当时，总政治部决定要在军以上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由于地方红卫兵进行大串连，不少地方省市的领导班子已经瘫痪，有的省市领导干部还向部队告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处理好地方文革和军队文革的关系，保证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总政治部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交了请示报告。

　　九月一日下午，毛泽东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八月三十一日晚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全军军以上机关原拟从九月份起，以两至三个月的时间开展文化大革命。鉴于不少省市的领导班子已经瘫痪，有些省市领导干部向部队告急，要求军区派人帮助，这时如部队各级同时进行大烧大整领导机关，一旦地方有事，则部队无人控制。为了使军队能够担负起保卫国防和保卫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决定各大军区和驻大中城市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等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暂缓进行，待地方文化大革命稍稳定以后，再继续进行。毛泽东批示：“照办。”[182]

　　这样我们看到，军队里的文化革命在工作组撤走后，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除了在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以外，还在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大革命。军队是进行文革的坚强后盾。为了保持部队的稳定性，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师以下战斗部队进行正面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要妥善处理好军队文革和地方文革的关系，军队文革要服从并服务于地方文革，为地方文革和社会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②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向军内下发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同时中共中央也将这个文件转发全党。这个文件不仅在军队文化革命过程中产生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全国的文化革命也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这个“紧急指示”是如何形成的呢？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在文革发展过程中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紧急指示”下发的背景。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撤销工作组以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当时处于军队稳定的考虑及其他原因，对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仍然作出了严格限制。这引起了院校学生的不满。鉴于前一阶段文革在进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存在于地方上，而且也存在于军内，具体表现在对造反派群众的态度和处理上。由于在工作组时期，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执行中央一线常委的指示，将造反的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整了他们的黑材料，因而在撤销工作组以后，这些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学生要求平反，销毁档案中的黑材料，但是却遭到了院校党委的拒绝与反对。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执行中央一线常委的指示，向党委瘫痪的军队院校派出了工作组。工作组执行上级党委关于院校文革的决定。不论是派出的工作组还是当时能够进行工作的院校党委，对待文革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样就与造反的学生处于对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工作组撤走了，在院校党委仍然领导运动的背景下，对待造反学生的平反以及销毁他们档案中的黑材料，就表现出消极乃至反对的态度。这自然会引起造反派学生的不满，使业已存在的矛盾走向激化。这样以第二军医大学学生反映军队院校仍然存在镇压学生的现象为导火线，最终引发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的出台。

　　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负责人、陶铸之女陶斯亮等人向毛泽东和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第二天，林彪即把军委几位副主席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找来，提出：要对军队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一律实行平反，要销毁一切有关他们的黑材料，要允许他们搞“四大”，要支持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准许他们去全国各地大串连。

　　林彪指令全军文革小组据此拟一份军委命令，准备以布告形式张贴出去。全军文革小组根据林彪指示，草拟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但在具体做法上尽可能作了一些保留，还是要坚持党委领导。林彪看后不满意，将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组审改。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文件草稿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修改，特别是加进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

　　在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这个文件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事先向叶剑英作了汇报，他在会上说：“文件中首次取消党委领导，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张春桥反驳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刘志坚接着说：“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不错的，毛主席的领导也是不错的，但是下面还是要有具体人去执行的啊！”陈伯达、江青等人最后否决了刘志坚的意见。

　　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虽然讨论通过了“紧急指示”文稿，但仍作了几点补充限制规定：除有组织地到地方上参观、学习和看大字报以外，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有一些学校，如护士学校等，主要进行正面教育；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时间，大体上可搞到明年一月份；军级和省军区机关的运动，暂不进行，等等。[183]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后来谈到这件事时回忆道：“此时，又有上海二医大‘红纵’的一个红卫兵代表，拿着‘血衣’，来见林彪、叶群，要求给予支持。

　　1966年的国庆节一过，林彪告诉赵根生（林彪秘书——引者注），立即把全军文革的负责人找来。他指着二医大送来的血衣对大家说：‘如果我们不支持学生造反，就要犯大错误。’”

　　“全军文革根据林彪的授意，很快完成了军委命令的起草工作。林彪的劲头十足，他去当面请示主席，取得了主席的同意。之后，他以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召开了一次有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和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宣布了他授意起草、经主席批准的这份军委命令，并决定以中央名义将这份命令转发全国，一律照此贯彻执行。”[184]

　　由此我们看到，撤销工作组以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院校党委领导下进行，对军队院校学生进行文化大革命仍然作出了严格限制。同时，工作组时期不论是院校党委还是工作组将造反的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又得不到及时平反，也没有将他们档案中的黑材料抽出并予以销毁。这样就进一步激发了双方之间的矛盾。这些造反派学生不仅向毛泽东、林彪反映遭到压制的情况，还拿着血衣向林彪进行控诉。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才召集中央军委领导和全军文革小组负责人开会，口述要点后，指令全军文革小组据此草拟了一份文件。为慎重计，林彪还将文件送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在要不要取消党对运动领导的问题上，刘志坚和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论。虽然刘志坚的意见最终被否定，但是在中央军委讨论时，还是增加了一些限制性的措施。从中不难看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是林彪报经毛泽东批准，经过讨论获得通过以后才下发的。

　　2）“紧急指示”的主要内容。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名义在军内下发的同时，中共中央又将这个文件加了批语后转发全党。批语指出：“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185]

　　我们看到，在中央转发的批语中不仅完全同意这个文件，还指出这个文件适用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要求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这说明这个文件不仅适用于军队院校，还适用于县以上大中学校。这样就进一步扩大了这个文件的适用范围。

　　这个文件的内容如下：

　　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院校作为重点之一，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连，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地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因此，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分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要相信院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好的，他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听党的话的，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工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同时要确实掌握林副主席对领导干部所提出的三条标准，即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拥护不拥护毛主席；是不是突出政治；是不是有革命干劲，进行检查。还要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

　　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院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院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今后各院校应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连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指示，应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持贯彻执行。[186]

　　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下发的同时，为了进一步将这个文件迅速传达了军队院校和全国革命师生中间，十月五日，中央军委奉林彪之命，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十万人大会，叶剑英在会上原原本本地宣读了“紧急指示”。[187]十月六日，中央文革小组通过三司发起召开了十万全国各地师生参加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了大会，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紧急指示”。会上，清华大学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带领十万与会者宣誓：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倒誓不罢休。[188]江青讲话说：“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大会通过了“大会通电”，呼吁全国各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189]

　　这样随着《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向全党全军的下发，以及北京召开的军队院校和各地师生两个十万人大会，迅速将“紧急指示”的精神传达到全国各地，对军队和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关于“紧急指示”若干问题的分析。

　　从《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可以看到，文件首先对军队院校的文革形势予以了总体肯定，随后指出运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正是因为这样，林彪才建议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一样，按照“十六条”的精神，搞好“四大”，进行大串连，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旧框框统统取消，给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学生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将检讨材料交还本人或当众销毁。文件要求大家敢字当头，不要害怕群众，要相信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好的，将矛头对准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为了使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进行，文件提出废除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要在指挥院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可以在军兵种院校、地方院校相互之间进行串连，还要组织本院校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但是不要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文件的突出特点是取消了过去束缚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旧框框，规定军队院校可以和地方院校一样，根据“十六条”的精神进行文化大革命。具体在废除撤出工作组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军校和地方院校之间可以互相串连，在指挥院校学员队进行文化革命上表现出来。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要给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学生平反，恢复名誉，销毁整理的他们的黑材料。再一个突出特点是中央在转发这个文件的时候，明确指出这个文件适用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这说明文件一旦实施，不论对军队院校还是地方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都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过去，由于军队院校的特殊性，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上不仅与地方院校有所不同，而且还做出了严格限制。十月五日“紧急指示”的下发，实际上取消了这种不同和限制，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一样，都可以按照“十六条”的精神进行文革了。不论在军队文艺院校，还是各兵种院校和指挥院校之间都是这样。这样在取消了束缚军队院校学生的旧框框以后，军队院校学生也就如同地方院校学生率先成为文革的先锋一样，同样成为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先锋。

　　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销工作组后是在院校党委领导下进行的。从前文中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内部讨论取消这个规定的时候，围绕这个问题在刘志坚和张春桥两个副组长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论。刘志坚以这样做会取消党的领导、军史上史无前例为由予以反对，张春桥则认为这样做是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对此予以肯定。大家讨论后，否决了刘志坚的主张，赞成张春桥的观点，文件获得了一致通过。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废除撤销工作组后由军队院校党委领导文革的规定呢？

　　从中我们看到，撤销工作组以后，从军队院校的特殊性出发，当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并没有让军队院校象地方院校那样开展运动，而是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在本单位党委领导下进行。但是，从撤销工作组到国庆节前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表明，在院校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被错划为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学生迟迟得不到平反，整理的他们的检讨和黑材料也没有退还给本人或者销毁，造反派学生仍然受压，院校党委领导本单位运动的弊端日益显现。领导本单位运动的院校党委是要对此负主要责任的。陶斯亮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林彪反映本校党委压制造反派群众，不过是一个具体表现而已。其实，这样的问题并非个别现象，当时在军队院校文革中是具有普遍性的。

　　由此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深思，如果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本单位党委领导下进行，那么到底能不能实现运动的目的呢？由于一小撮走资派就潜藏在院校党委内部，这个时候由院校党委来领导运动，又如何才能够把他们揪出来示众呢？在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情况下，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军队院校文革的裹足不前就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院校党委领导运动已经成为院校进行文革的障碍。要想使院校文革能够取得成效，就必须象地方院校那样打破这个障碍。因而废除撤销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本单位运动的决定，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试想，如果依靠正常组织程序能够达到目的的话，又何必发动这样大规模的运动呢？

　　那么，刘志坚的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从形式上看，刘志坚的话并没有错，也是符合建军路线的。从三湾改编开始，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从建军到文革一直是这样。毫无疑问，这个原则是正确的。现在的问题上，如果党及其领导下的院校党委变质了该怎么办呢？这不是坚持不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问题，而是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保证院校党委的性质不变的问题。刘志坚抛开时代的背景，机械地将废除院校党委领导本单位运动的规定，与取消党的领导等同起来，将这个决定说成取消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这样他就把废除军队院校党委领导本单位的运动与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混淆在了一起。这表明他既无视撤销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运动致使造反派仍然受压、文革裹足不前的事实，又没有看到依靠群众运动整好院校党委的现实必要性，更没有意识到废除院校党委对运动的领导与否定党的领导的本质性区别。刘志坚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不是他认识不清的话，就是在寻找理由抵制军队院校的文革了。

　　当然，话又说回来，废除军队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依靠院校群众进行文革，又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这也是没有疑义的。只要这种混乱没有影响到大局，就不是什么令人忧心的事。可以说这种一定程度上的混乱，造成的损失，是为了达到文革目的所付出的代价，如同战场上为了取得胜利而作出的牺牲一样。尽管如此，我们也注意到，“紧急指示”即使决定废除由院校党委领导文革的规定及其他相关措施，也只是把它限制在军队院校的范围内，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也只是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军以下战斗部队则是仍然进行正面教育。如果军以上机关的文革与地方上的文革都要进行的时候，又是以暂缓进行军以上机关的文革将两者及时错开。[190]这表明即使下发了这样的“紧急指示”，在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还是极为慎重的，仍然在运动的范围、时间等方面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和规定，以期保持军队的稳定。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废除院校党委领导文革的规定，与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有根本区别的。这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而是为了纯洁院校党委，保持其性质不变，以便能够更好地履行领导职能，担负起领导院校的工作任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选择。不问具体情况如何，就将废除院校党委领导文革的规定说成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个“紧急指示”是在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下发的。从这个大背景出发，“紧急指示”的矛头必然会指向仍然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存在于地方高中级干部中间，也在军队干部中间存在着，当然院校党委干部也不例外。因而“紧急指示”的下发，必然会推动军队院校乃至军以上机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行。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央在向全党转发“紧急指示”的时候，明确指出：这个文件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因而“紧急指示”的下发，不仅对于军队院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对于地方大中学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个文件的下达必然会将军队和地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引向深入。这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紧急指示”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背景下下发的。这是因为当时不论是军队院校还是地方院校都存在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已经被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这些院校文革发展的实践所证明。“紧急指示”是在这些院校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出现障碍以后，为了支持造反派群众，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冲破这些院校对文革的阻碍才下发的。这样势必随着“紧急指示”的下发，进一步焕发出造反派群众的激情，扫除文革的障碍，废除那些束缚运动的旧框框，不仅将这些院校的文革推向前进，还给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③ 四位元帅在军校师生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军队文革是在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发《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后，以军校学生为先锋，在院校和军以上机关范围内，不断被推向前进形成一个新局面的。在军队文革的洪流面前，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在军校师生十万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力图遏制这股迅猛的发展态势，将军队文革纳入他们意想的发展轨道。那么，当时他们发表讲话的内容以及面临的具体态势如何呢？

　　1） 四位元帅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发表讲话的？

　　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发《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以后，军队院校的造反派迅速行动起来，他们不仅在本单位而且还到其他军事院校、地方院校进行串连，又和其他单位的造反派取得联系，互相支援，互相配合，还参与到军以上领导机关的文革中，成为军队文革的先锋力量。他们的造反、串连与冲击，在推动军队文革前进的同时，也给军队院校和军以上领导机关的文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这引起了许多单位和军委一些领导人的不满和反对。

　　当时军队文革不仅是在院校之间、文化教育单位，而且还在军以上机关进行。这样以军队院校学生为先锋，其他单位的造反派随之行动，纷纷在本单位或者到其他单位、机关进行文化大革命，一时严重影响了军队院校、机关的正常办公秩序。不少领导干部对此表现出不理解、反对乃至敌对的态度。于是在军队进行文革的问题上出现了激烈斗争，尤以发生在北京的斗争最为引人注目。当时北京的军事领导机关连续遭到冲击，军队院校的学生纷纷来京串连，多的时候将近20万人。[191]这个时候以在北京发生的冲击国防科委和国防部大楼的事件影响最大，引起了中央及中央军委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注意。

　　那么，这两个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呢？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第一个事件。国防科委副主任路阳担任过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组组长，十月下旬，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些学生来揪国防科委副主任路阳。学生们冲进国防科委大楼，一直冲到大楼顶层。[192]

　　第二个事件。十一月八日，又发生了大规模冲击国防部大楼的事件。不久前，李天佑、王新亭两位副总参谋长到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去讲过一次话，对这个学院的党委讲了一些正面评价的话。反对这个讲话的学生跑到北京来，在国防部办公大楼前静坐，要求李、王接见，未达到目的。全军文革小组曾派谢镗忠（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李曼村（总政宣传部长）、辛国治（总政青年部长）等去劝说，无效。八日凌晨，六百多名军队院校学生向大楼发起冲击。警卫大楼的战士手挽手挡住学生，而学生打破玻璃，搭上木板，一头搭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身上，踩着木板冲进了大楼。[193]

　　从中可以看到，这两个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工作组问题以及对造反派处理、态度不当造成的。第一个事件是由于工作组时期没有正确对待造反派，撤销工作组时又没有解决好遗留问题。第二个事件是如何在运动中正确对待和处理学校党委的问题。李天佑、王新亭的讲话显然是站在院校党委一边的，这就与造反派处于对立的位置上。其实，出现了矛盾和问题还不要紧，在造反派到国防部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应该及时出来接待造反派，通过与造反派的交流，一方面承认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另一方面再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化解业已存在的矛盾。可是，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却躲了起来，让别人出来接待。这样就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导致学生采取过激行动，踩着木板冲进了国防部。如果当时他们果断支持造反派，或者及时处理好业已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那么，这两个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至于不会闹出那么大的影响。可惜的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全军文革的负责人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这类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十一月间在北京发生过多起。由叶剑英在西山召开的全军各大单位领导人汇报会上，各军兵种、各总部领导人纷纷反映没法工作，没有时间看电报，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保证。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主持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全文如下：

　　我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担负着保卫祖国安全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的光荣任务。当前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正在加紧反革命的联合行动，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兵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他们如果离开指挥岗位，发生指挥中断，那是万分危险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院校的革命师生，向他们反映情况，要求他们解答问题，对他们提批评意见等，应该和接待机关商量，根据领导同志的工作情况，安排接待时间、地点，每次谈话或开会的时间不要太长；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来访革命师生要热情接待，积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欢迎他们对领导提出批评，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正确地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如果自己有缺点错误，应该主动进行检讨。

　　这个通知，应立即向全体革命师生和机关有关人员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军委、总政

　　1966年11月6日

　　这个通知，林彪批给中央文革小组，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名义扣压下来，不准发出。为控制“紧急指示”下达后各地出现的日益混乱的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曾组织全军文革小组前后起草过五份电报，都被陈伯达扣压了。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上，陈伯达还当面批评说：“你刘志坚思想不对头，发的这个电报，都是压制造反的。我都给扣留了。”[194]

　　由此看到，各军兵种、各总部领导向叶剑英诉苦说他们没法工作，从当时军队文革发展的态势看，倒也是实情。这里的问题是，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叶剑英采取了这样的处理方式。他以战备名义让刘志坚草拟了一个通知，阐述了保持战备状态的重要性，要求在这些单位、机关进行文革必须从战备需要出发，不能脱离战备要求去进行文革，实际上这是把文革纳入了战备发展的轨道。如果这个通知要是贯彻执行的话，必然会限制文革在这些机关和单位的开展。

　　通知将文革与战备对立起来，没有看到两者的统一，也是与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发言时说的文革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的话相矛盾的。[195]

　　文革确实对于战备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有时还是较大影响。这固然是由于群众运动自身的逻辑以及造反派群众的激进行为所致，但是也与他们处置上的不当是密切相关的。就前面两个事件来说，如果他们主动应对，承认错误，肯定并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一般来说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他们却采取了回避、拒绝承认错误的态度。这样就使得业已存在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在不断走向激化。

　　试想，在军队文革刚刚进行的时候，固然存在一些激进行为，但是并没有对全局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又怎么会因为存在这些激进行为而停止文革的进行呢？通知虽然没有明确要求这样做，但是在字里行间却包涵着这样的意思。正是因为这样，当林彪把这个通知批给中央文革小组讨论的时候，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名义扣压了这个通知，随后还扣押了刘志坚根据叶剑英指示起草的五份电报，后来又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批评了刘志坚。这是陈伯达对于军委、总政某些领导人企图阻止文革表示不满的反映。

　　军队院校学生冲击国防部大楼的行动，不仅引起了叶剑英等军委、总政领导人的关注，也引起了林彪和周恩来的重视。但是，叶剑英和林彪在这件事上的处理态度显然是不同的。九日上午，叶剑英、肖华、刘志坚等研究后拟出五条（进行严肃、果断的处理，命令所有还在国防部大院里胡闹的学生立即退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要抓一两个带头闹事的坏头头；冲进大院的学生要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以后不再重犯；……。[196]）后，向林彪请示。林彪说要对学生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抓人，[197]直接否定了他们的意见。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林彪与叶剑英、肖华、刘志坚在处理军校学生冲击国防部的问题上态度是不同的。林彪主张通过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叶剑英、肖华、刘志坚则主张采取强制措施。其实，他们这次出现的分歧并非偶然，在八月下旬处理军队文革的问题上就已经初见端倪。八月下旬，中央军委召开军委常委会议，讨论肖华在驻京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汇报会上关于军内文化大革命的讲话。这篇讲话对当前军队运动的形势和方法提出了意见，主张要加强领导，开展“四大”的单位，既要搞好运动，又不耽误工作，等等。贺龙、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刘志坚等出席会议的领导人同意将这个讲话下发部队，作为今后各军兵种开展文革的依据。会后向林彪请示时，林彪觉得这个讲话与中央关于军队文革的方针存在不合，而其他军委领导又已同意了这个讲话，这个时候他也不便于表示反对意见，于是将这个讲话呈送毛泽东批准。毛泽东阅后没有表态，于是林彪以毛泽东没有表态为由停发了这个讲话。[198]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他们在军队文革问题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由于林彪和叶剑英等军委、总政负责人在解决学生冲击国防部大楼上存在分歧。全军文革派出的领导干部又劝不走学生，于是全军文革小组只好向中央文革小组求助。军校学生冲击国防部又劝不走的事件同时惊动了周恩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于下午二时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叶剑英、肖华、刘志坚、穆欣等，继续讨论解决办法。他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一旦中央文革小组受阻，就只好亲自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派张春桥、谢镗忠、戚本禹三人，带着他写的一张字条去国防部。陈伯达的字条不长，全文如下：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今天的事不管你们有这样或者那样，一千条或一万条道理，但是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神圣的国防部来，你们的各种道理就都站不住脚了。你们忘记了大道理，把这样那样的小道理放在大道理之上，这怎么能够说是正确的了？

　　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有什么事情可以一个一个地谈清楚，有什么委屈可以一个一个地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学们要用大道理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骂人不好，打人也不好，请同学们好好想一想，不要在这个地方顶了。你们都很年轻，不要以为自己都对，谁也说不得。我说的这些都是好意，都是从大道理出发的。希望你们不要轻听轻信，要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

　　再说一句，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今天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之后，还可以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因为身体不好，托张春桥、谢镗忠和戚本禹三位同志来见你们，说这一番话，请你们考虑。”

　　中央文革小组对造反派学生有很强的影响力，冲进国防部大楼的学生当即表示拥护陈伯达的意见，并很快退出了国防部大院。[199]

　　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谢镗忠、戚本禹拿着陈伯达写的条子到国防部，很快就劝走了学生。这不仅仅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有着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是与他们采取说服教育做思想工作而不是强制的方法分不开的。大道理、小道理的说法，就是劝同学们不要意气行事，以大局为重。这种入情入理的劝说，善意的批评，最容易打动学生的心。这说明遇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摆事实，讲道理，用平等的态度去说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是处理、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径。中央文革小组将学生劝出国防部大院就是一个生动的范例。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军队文革的问题上，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在是否支持院校造反派学生的问题上表现了出来。林彪、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院校造反派学生的，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以及其他单位的许多负责人则是以影响战备和正常工作为由对此持限制乃至否定的态度。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军队文革的坚定态度，林彪及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军队文革，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洪流面前，这些军内反对文革的领导人不便于直接反对文革，就抓住造反派学生的一些过激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局部混乱乃至于破坏，直陈文革产生的负面影响，采取曲折的方式来反对文革。四位元帅的讲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2）十一月十三日在第一次军校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四位元帅是指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他们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发生讲话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到北京串连的军队院校师生已达十多万人。许多人提出强烈要求军委首长接见。由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提出建议，经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同意，并报林彪批准后，全军文革小组于十一月十三日和二十九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组织了两次大会，由周恩来和几位元帅接见军队院校来京师生。在这两次接见大会上，周恩来每次都是在到达现场后，率领几位元帅和各总部领导人绕场一周，在热烈的掌声中与军队院校师生见面后离去。[200]

　　这两次大会由于参加人数众多，号称两个“十万人大会”。[201]十一月十三日的大会由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先后讲话。陈毅没有讲话稿，是按照自己的历来习惯，发表即席讲话的。徐向前、贺龙的讲话稿是由全军文革小组事先为他们准备的。叶剑英备有讲话稿，但是讲话中又即兴讲了不少话。[202]

　　下面我们先看陈毅的讲话。

　　陈毅在讲话中首先说，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全国人民要学解放军，解放军是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化部队，而后话锋一转，说道：“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铁的纪律。随时准备，一声令下，开赴前线作战。我想强调一下这个意思。很重要。每个指挥员、战斗员都要注意。我们人民解放军要讲政策、有组织、有纪律。”随后，他又讲了林彪破私立公的话，说要以党的利益当头，而不要“我”字当头，他自己就不是“我”字当头，“怕”字当头。[203]

　　陈毅讲的这些话从字面上来说当然是不错的，也是冠冕堂皇的，但是他说的这些话却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具有强烈针对性的，实际上是将矛头指向了军队院校的造反派。

　　他还说：“我们解放军是模范，不要跟他们去闹。去闹我是不赞成的。这话有些不好听，但是我要讲。闹我是不赞成的。我是完全欢迎作路线斗争的，十分必要，但是不要乱搞，不要作错误斗争。”[204]

　　陈毅没有讲清楚的是，究竟什么是“乱搞”、“错误斗争”？军内有走资派，要他们答复问题，他们却回避、抵制文革，还镇压造反派。在这种情况下，不“闹”的话，又如何进行军队文革呢？当然，过激的行为除外。

　　陈毅在讲话中说毛主席最会作路线斗争，他很佩服，又讲林彪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也最会作路线斗争，还结合他自己在路线斗争中的教训来评论当前军队进行的文革，以使他下文批评造反派在路线斗争中激进行为的话更显得有理有据，具有说服力。

　　他说：“想起过去错误地作路线斗争，心里就很沉痛。今天我是给亲爱的同志们说心里话。你们自己考虑一下，是不是做对了。你们百分之九十九做对了，也允许我讲一下，百分之一可能做错了。犯错误就是不注意这个百分之一而引起的。那天，在天安门上我和毛主席说过这件事。（我不是拿毛主席这块大招牌吓大家）。青年学生作路线斗争是好事，是不是会搞，是不是教他们一下。在运动中千条万条就是要学会搞路线斗争。这比原子弹爆炸威力还大。你们也许会说，陈老总，你是不是给我们泼冷水？我说，有时热过头了，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

　　他还说，路线斗争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搞路线斗争，第一要顾全大局。接着引用毛主席在路线斗争中顾全大局的事实，要求学生在路线斗争中要以大局为重，还批评了学生的激进行为。他说：“那天，有的学生冲中南海，冲国防部，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们不怪大家，以前没讲清楚，是我们工作没做好。讲清楚了，希望今后不要发生这事。你那个单位再重要，能比中南海、国防部的安全更重要？不要夸大本单位的重要，把局部夸大。打解放军、打干部。都是解放军，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有见过。没有什么事比这更痛心的了。我是一九二七年参军，当解放军三十九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要顾大局，识大体。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里。不要冲进国防部，占领大楼，剪断电话线，……。你们有委屈可以申诉，你们在单位受打击，到中南海、国防部告诉，毛主席同意这样做，林彪同志支持，但不能直接行动，可住招待所。派代表到中南海、国防部等待答复。”[205]

　　从这里看到，陈毅在讲话中严厉批评了学生中的激进行为。这里面学生确实存在着过激行为，有一些人可能还怀着不可告人的企图，但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到底是怪学生还是怪领导干部呢？如果领导干部平时接近群众，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作风正派，或者能够正确对待学生运动，主动接受学生的批评，作好检查，改正错误，还会发生这样冲击的事件吗？陈毅不是反思领导干部在这些事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问题，而是一味地批评学生冲击中南海、国防部，显示出他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了。

　　陈毅在讲话中还用毛主席在中央苏区遭受打击但仍然顾全大局，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为例，要求学生团结起来，帮助同志，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采用对待敌人的态度。他说：“作路线斗争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斗争中，我不赞成现在的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愈高愈好。‘工作组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反革命’，这就是错误的，就是逐步升级。搞校党委不过瘾，还要搞部长，现在还要搞副总理。要有多少是多少，实事求是。作路线斗争要有一定限度，有多大错误，作多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本来不错，超过界限就要犯错误。工作组犯了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进行批判。但调转过来。我们不能用工作组的办法来对待工作组，用错误的办法来对待工作组。这样越搞错误越大。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批判错误路线，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把错误纠正。”

　　陈毅最后说，他没有资格批判任何一个同志，联系自己以前犯过的一些错误，希望大家能够深思他所说的话，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做路线斗争的模范。[206]

　　应该说，陈毅对路线斗争的论述还是有道理的。路线斗争是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因而在斗争中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来处理的，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和执行者都是这样。这里的问题是，在运动中出现的激进行为，到底是主流还是支流？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出现这些激进行为的？这些激进行为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不是把斗争对象定性为敌我矛盾的反映？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陈毅批评的这些过激现象当然是存在的。这些问题说到底还是支流而不是主流的问题，不能以支流否定主流。这在“十六条”中就有明确规定。这些激进行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领导干部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不能正确对待文革造成的。虽然学生可能存在某些激进的行为，但是主要原因却不在他们身上。这些激进行为的出现，一般来说是与领导干部对运动的抵制、抗衡密切相关的。因而即使学生在运动中出现一些激进行为，也并不表明他们是把领导干部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的。当然，陈毅在讲话中对学生作出这样的提醒也是必要的。

　　从陈毅的讲话中可以看到，虽然从形式上看，他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对于军校学生的斗争精神也是赞成的，实质上却是对于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抵制的态度。在讲话中，他以路线斗争纲，引用毛泽东和林彪的话为依据，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着重对于军校学生的激进行为进行了抨击，要求学生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来进行斗争。这些话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分清运动主流与支流的关系，漠视造成学生激进行为的主要原因，认为学生的激进行为就是把领导干部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进而一味地对学生进行批评、指责。这就反映出他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和反对态度。

　　我们来看贺龙在大会上的讲话。

　　贺龙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就受到冲击，有一些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还揭发贺龙有问题，因而全军文革小组在给他起草讲话稿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贺龙在讲话中比较慎重，是按照全军文革小组起草的稿子来讲的，还向出席会议的师生推荐了空军十七航校造反派提出的十点建议，表示他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

　　贺龙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肯定了军队院校师生的革命行动，要求军队院校师生要遵守秩序，要起模范作用，要做好样子。他希望广大师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读毛主席的书，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自觉响应党的号召，把革命大串连搞好。他在讲话中推荐了空军十七航校几位同志提出的串连的十点建议。最后号召大家要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207]

　　我们来看徐向前在大会上的讲话。

　　徐向前的讲话稿也是全军文革小组起草的。他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还批评了军队造反派的激进行为。

　　徐向前首先指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林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我军在无产阶级化、战斗化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战斗力大大加强了。

　　他在讲话中联系国内外形势，肯定了现在执行的文革方针以后，说道：“我们领导和机关干部，在保卫祖国安全方面有很大责任。他们一方面搞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保持警惕。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方面要‘敢’字当头，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搞好，另一方面要密切注视敌人，一刻也不能中断指挥。要中断了指挥，敌人袭击了我们就不得了。

　　军队的领导同志要检查自己的缺点。同志们，你们向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反映自己的意见，提批评，要解答问题，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都坚决支持。另一方面，希望你们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从大局出发，考虑到他们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你们要很好的安排找他们的时间，使他们能很好地指挥部队，进行正常工作，你们要充分注意这一点。你们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缠住他们，这怎么得了！国家的安全怎么考虑！这样搞领导机关怎么领导你们！要考虑到国家的安全，考虑到敌人袭击我们。因此，请同志们考虑一下，一方面他们满足你们的要求，另一方面你们照顾他们的工作、作战的任务。他们都是老家伙，都五六十了，有的还有病，要照顾身体。你们要照顾一下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工作。”

　　最后，徐向前提出要贯彻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贯彻林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军队院校要作文化大革命的榜样。他还坦言，我们没有很好领导，没有很好诱导，我们也有缺点，应该向你们检查。我们的正确意见，希望你们考虑！[208]

　　从中看到，徐向前在肯定文化大革命和院校师生造反派行动的同时，着重批评了他们在运动中的激进行为。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里面固然有一些造反派的过激行为，但是军队领导干部又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他们对待文革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军队究竟要不要进行文革呢？这些问题如果搞不清楚的话，只是一味地批评造反派，往往就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我们下面来看叶剑英的讲话。

　　叶剑英备有讲话稿，在讲话中又离开讲话稿即兴作了不少发挥。

　　叶剑英在讲话中首先对去年没有搞好军校整风承担了责任，而后直入正题论述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说明文化大革命是头等大事，人人要关心，提出军队院校要做好榜样。在分析了院校文革进行的斗争后，他先是肯定了院校造反派的行为，随后就对他们的激进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运动初期，同志们坚决反抗、坚决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种斗争精神我们支持。你们顶得住，坚决斗争，我们不仅同情，还支持。但是，真理是有限度的，跨过了限度就变成了谬误。列宁说过，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发生了质变。紧急指示发出以后，有些领导同志一次、二次、三次地承认错误，挨打挨斗。有些单位，我们应该指出，如二医大做得过分了，变成了错误。领导运动的人掌握火候，掌握适当的温度。不懂得这点，不懂得列宁讲过的跨过真理一步就是荒谬。这些事不少了。今天，我们不点这些人的名了。”在批评了这种现象以后，他主张要象毛主席说的那样，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209]

　　叶剑英的这些话原则上来说都没有错，他承认了运动初期造反派斗争的正当性，对他们表示了同情和支持，还引用列宁的话从哲学上对造反派的激进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从形式上看，他既支持造反派的斗争，又批评他们的激进行为，似乎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辩证分析。但是从他的讲话中又分明让人感觉到，在所谓不偏不倚貌似公正的背后，他显然是将侧重点放在了批评学生的激进行为上了。这里的问题是，学生的激进行为不是不应该批评，而是要分清主流和支流、过激行为破坏力的大小以及运动发生的前期还是后期。不分青红皂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在开始阶段运动面临强大阻力的情况下，就将造反派的一些激进行为作为批评重点，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实际上是站在了造反派学生的对立面，为被批斗的领导干部擂鼓助威，与他们同流合污了。

　　叶剑英在讲话中说，非常理解同志们要见毛主席的心情，但是还是劝大家要为毛主席的安全、健康负责，不要要求过急。他还表示要向青年学习，要按林副主席的指示办事，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精髓的地方背下来，不要当圣经念。

　　他还说，这次会场空气是好的，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全军的大好形势，现在各军区都动起来了，师、团、营、连、排都要狠抓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狠抓战备。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向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斗争，通过斗争、批评、教育，改造他们，搞好斗、批、改。

　　他接着在讲话中批评了一种现象。他说：“你们出来是革命的，也有少数人出来表现不好，我们是知道的。方便让给自己，困难留给别人，这不好，坐火车，还没上完，就把门反锁起来，图舒服。红卫兵把玻璃打破了，从窗子爬进来。红卫兵批评我们，这个‘解放军’不能学！有的住大旅馆，住老乡家里。生活稍微不好，就不满意。这是败坏我军的光荣传统。但我们还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真正成为红卫兵的老大哥。

　　要有阶级感情。我们军队内，有个别人没有阶级感情。我再说一遍，有个别的人没有阶级感情！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以后，我们要注意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同志们，不要受坏分子的利用。”

　　他在讲话中还谈到了几个具体问题。他说，要相信机关的群众，不要干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是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不要急急忙忙参加地方的游行，要正确辨别运动的道路和方向，不要乱斗一顿。他对有人指出砸烂解放军报社提出了批评，主张要积极支持它、关心它，把解放军报办得更好，而不是要捣毁它。他希望大家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他说：“以上讲话，个别人听了会愤恨、会报复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会支持我的，会理解我的话的。”[210]

　　我们看到，叶剑英在讲话中也是在支持、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着重批评了军校学生的激进行为。他一味地批评学生中的激进行为，没有说明领导干部在这方面应负的责任。至于不要干涉机关文革，不要参加地方游行，显然是对军校学生串连作出了严格限制。捣毁《解放军报》当然是错误的行为，但是军报有错误到底能不能批评呢？《解放军报》在军队文革上到底站在了什么样的立场上呢？叶剑英却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我们不能因为军校师生存在一些过激行为，就否定军校师生的革命行为，也不能因为叶剑英在讲话中说了一些肯定文革的话，就轻率地说他是支持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其实，他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态度是复杂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比如，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激烈争论时，叶剑英突然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鲜明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表达了对于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态度。[211]因而只有在综合分析以后才能弄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立场和真实态度。

　　叶剑英在讲话的时候，解放军兽医大学学生李基才觉得几位元帅的讲话与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发的“紧急指示”的精神存在不合，因而对这次大会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于是给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递上一个条子，问这次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

　　肖华将条子转给正在讲话的叶剑英，叶剑英看到条子后，当场念了这个条子，气愤地说：“同志们，静一下……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兽医大学，不是医人是医马的，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战士李基才写条子问肖华主任：‘肖华主任，我问一个问题，请回答：今天开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同志们，他怀疑我们这个大会是偷偷开的，同学们相信不相信我们？（同学们：相信军委）我代表军委的全体同志，感谢同志们信任我们，请同志们信任我们。他下面还有问题：‘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我们四个人的讲话不仅他个人看过，而且是集体讨论过的。让我代表军委全体同志再次感谢除李基才之外的同志们对我们的信任！毛主席教育我们，现在是‘子教三娘’，多数教育少数。儿子教育老子，子教三娘，你们青年教育我们，大家教育李基才，允许他改正错误，允许李基才大胆怀疑。李基才要求大会广播他的条子，他想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同情。我按照他的意见办了。从口号声和掌声看来，同情他的很少。李基才你听见了吗？现在文化大革命是儿子教老子，教爷爷。多数教育少数。像李基才就需要多数帮助。”

　　最后，叶剑英象红卫兵那样读了几段语录，作为大会的结束。当读到“这种批判，应该是说理的，有分析的，即不应当是粗暴的”时，叶剑英说：“解放军打解放军，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我们是毛主席的军队，自己人打自己人帮助了谁？（众：帮助了敌人）对！帮助敌人！”[212]

　　解放军打解放军当然是不对的，引用毛主席语录批评武斗更是无可厚非的。这里的问题是，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般来说还是由于造反派学生的行动遭到了阻拦造成的。不去深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而一味地批评、指责造反派学生，显然是有失公正的。对于李基才提出的条子，不管正确与否，叶剑英都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解释和说明，但是叶剑英在讲话中却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甚至还带有歧视的意味。比如，他说“不是医人是医马的”、“ 感谢除李基才之外的同志们对我们的信任”以及号召现场师生孤立、教育李基才等等。这反映出叶剑英对于李基才这样的造反派学生的反感和蔑视态度，也无助于缓和与造反派师生的矛盾，搞好部队的文革。

　　虽然叶剑英在讲话中打着肯定、支持军队文革的旗号，但是着眼点却放在了对于军校造反派师生激进行为的严厉批评上。造反派师生的激进行为当然可以批评，一般来说这种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在肯定其行为正当的前提下进行，还要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复杂原因进行深入分析，而不是一味地去批评、指责造反派师生们。

　　以上四位元帅的讲话，都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支持院校师生造反的前提下发表的，他们在讲话中对于造反派师生的激进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希望通过他们的讲话能够扭转军队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将军队文革纳入他们意想的轨道。但是，他们对于造反派师生批评的程度上又是有所不同的。贺龙由于遭受冲击，当时处境困难，因而在讲话中只是正面肯定文革和支持造反派，回避了对于造反派激进行为的批评。徐向前的批评比较缓和，用语比较慎重。陈毅、叶剑英对造反派的激进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表明了他们的反对态度。

　　3）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第二次军校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继十一月十三日军校师生十万人大会后，十一月二十九日全军文革小组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校师生十万人大会。陈毅、叶剑英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邀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我们先看陈毅在大会上的讲话。

　　陈毅在讲话中说，是肖华让他来讲话的。毛主席说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底是什么，这个底就是破四旧、立四新，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彻底打垮。他谈了两次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时毛主席关于教育制度的谈话，说明要把所有的问题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都解决是不可能的，但是把主要的问题、带根本性的问题解决是可能的。

　　他在讲话中谈到了十一月十三日讲话后人们的反映，说道：“上次七、八万人在这里开会，上次叶副主席讲话，有人不爱听，反映很坏，说泼了冷水，要批判，要揪出来批判。光听好话，说这好，那好，伟大又伟大！伟大的很！这不好。我们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就是要听逆耳之言。有不少领导干部不听逆耳之言。在这次运动中整得好苦，这是活该的。要听不同意见，要听逆耳之言。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干劲如何高呀，天气怎样好啊，成绩如何大呀，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这说明陈老总不老实，见到问题不讲，看到有同志犯错误也不帮助，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军事院校的教育制度，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政治挂帅，把我们的战斗力提高。”他还说：“现在有些做法是不行的，揪住工作组不放，揪住一个人的一句话不放。而把根本的目的忘了，对文化大革命很不利，浪费了很多精力，很多时间。”[213]

　　从这里可以看到，针对讲话后人们的反映，他显然是在为他们的上次讲话进行辩护，继续批评院校造反派师生的激进行为。为了增强讲话的说服力，他还以不少领导干部以前听不进逆耳之言，因而这次运动被整得好苦为例，希望造反派师生能够听进他们的意见，使军队文革步入他们所憧憬的轨道上去。

　　陈毅在讲话中要求学生抓住斗争的主要问题，就是搞好斗、批、改，建立一个新的教育制度。他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原来的计划是一斗二批三改。现在斗得很长，批也批不起来，改也改不起来。你们递了很多条子，有给周总理的，有给叶副主席的，有几百个问题几千个问题，但是，都没有抓住主要问题。”“我们军事院校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就是斗批改。根据毛泽东思想，创造一个新的教育制度，培养更多的人材，这是古今中外一直没有解决的。”

　　他还讲到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是有区别的，各个单位都有自己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不能照抄照搬，但是可以互相借鉴，吸取经验。他说：“同志们，讲多了，可能误会，说陈老总又来那一套，又来划框框，定调子，束手束脚，东也不能动，西也不能动。别的我不敢讲，几个框框总要承认的。一个是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了就变成无政府主义。再一个，你总不可能离开地球，人造卫星要上天，还是要回到地球上来的。”

　　他还说：“我管外交部，大家出了十一万多张大字报，看起来好厉害，……实际上没有打中要害。真正的要害是什么？真正的要害是各单位要解决各单位的问题，把真正的黑帮揪出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

　　现在的斗争我非常耽心。我也不是害怕，反正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顶着，还有人民解放军，天塌不下来。但我说老实话，我不能不耽心。现在有些人不是斗真正的黑帮，不是斗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在那里扭着自己的同志在斗！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部长，每个单位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不去斗。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那里坐山观虎斗。我很耽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斗争的目标很不明确。不要把工作有错误、缺点的也当成黑帮，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去斗，要区别，不同对待。”[214]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对于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彼此是存在严重分歧的。“部长”和“首长”不见得就是走资派，但是走资派就是出在“部长”和“首长”这些领导干部中间。问题是究竟领导干部中的什么人是走资派，如何将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揪出来，在这方面双方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直接关系到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影响到文化大革命的走向。

　　陈毅接着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了路线斗争问题，批评了路线斗争中出现的扩大化现象。他要大家认识到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派，真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极少数。这样就不会伤好人，不会伤可以改正错误的人。他说：“我接触过一些同志，他们造反的搞法，我是不同意的，没有打中要害，打中了同志，他们的作法就是简单化、扩大化。我对他们讲，你们的作法不纠正，我交班也不交给你们。现在你们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样凶，将来掌了大权，还不整死人？现在大学没有毕业就这样凶，将来还了得呀！我就是这样讲话，刺激人。老毛病改不了，就是这个样，有什么办法呢？这是老实话，真话。”

　　他在讲话中还要求大家，搞路线斗争，不要简单化、扩大化。要分清并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改正错误。最重要的是顾大局识大体。他在讲话中又举毛主席处理党内问题的例子来说服大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处理好这些问题。

　　他还说：“我是老造反，但是我更想把造反精神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上。我讲的可能不完全，可以批判。上次我讲了，有人要批判我，要我参加，只要我有时间，我愿意去，但是我把你们批倒还是你们把我批倒，还很难说。同志互相帮助么！”[215]

　　陈毅在讲话中又一次提到路线斗争，提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批评了路线斗争中简单化、扩大化的作法。在面临反对的情况下，陈毅仍然对造反派师生的激进作法进行了严厉批评，表示要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愿意参加辩论。陈毅的批评存在合理之处，但是他显然混淆了主流与支流的关系以及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文革政策措施的差异。这又一次表明陈毅对军校造反派的行为是持抵制和反对态度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叶剑英十一月二十九日的讲话。

　　叶剑英说他本来不打算讲话，大家递了很多条子，肖华同志要我讲一讲，我就讲几句。他在讲话中首先对成都军区压制文工团造反表示不满和反对，支持文工团敢于造反的精神，而后他念了几个条子。这些条子说，陈毅副总理的讲话有严重错误，质问四位元帅有什么权力和资格代表军委讲话，要求为李基才恢复名誉。谈到为李基才恢复名誉，叶剑英说道：“这不好办，怎么恢复名誉，能在人民日报发表吗？不行，这个问题让我们思考吧！我在这里也不能向他道歉，因为是他自己要求我宣布的，我是按他的意见办事的，恢复什么名誉呢？这是小资产阶级面子在作怪，这种面子要不得。”[216]

　　从叶剑英的讲话中看到，他对向李基才道歉和恢复名誉持否定态度。李基才是在听了四位元帅的讲话后，觉得他们的讲话与林彪同意下发的“紧急指示”的精神存在不合，才写了条子的。在李基才的问题上，叶剑英确实讲了一些情绪性的话，没有心平气和地将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这个时候又说他“是小资产阶级面子在作怪”，对道歉、恢复名誉予以了坚决回绝，反映出他对军校造反派抵制和反感的态度。

　　叶剑英在讲话中念了一段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中的一段话后说，我把我自己的意见讲一讲，也许明天又来大字报了，来大字报也不怕，我还要讲一讲。[217]看来，叶剑英是知道他的话可能会遭到一部分军校师生反对的。但是，他还是冒着遭受大字报批评的风险讲出了自己的看法，表现出维护个人观点上的坚定态度。

　　叶剑英接着对有人说毛主席只见学生不见工农兵的疑问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指出军队院校学生和地方院校学生不一样，因而不允许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违反毛泽东思想，违反我军光荣传统。如果我们对此放任不管，就是失职。[218]

　　叶剑英的这些话让人感到颇为蹊跷，学生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起来造反的，造反派不仅是要对军队领导干部进行监督，更要清除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尽管运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纰漏，但是在没有损害军队大局的情况下，又为什么对他们横加指责呢？叶剑英下面的讲话更为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倾向。

　　叶剑英指出军队院校绝大多数师生是革命的，也有少数人是不好的。接着，他对此进行了举例说明，特别指出“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度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么？你们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还有比这严重的错误么？”接着，他在讲话中说有人在后面策划指挥了这些行动，要求学生们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当前中心任务是要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搞好文化大革命，准备打仗。他在最后还是没有忘记点李基才的名，提醒大家要警惕李基才这样的人。他说：“李基才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究竟怎么样不知道，但事实俱在。”[219]

　　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仍然坚持他十一月十三日讲话的观点，以造反派师生在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激进行为为由，将矛头指向了他们，特别强调冲击国防部不仅是大错误，而且还是反革命行为。应该说，为了维护指挥中枢机构的正常运行，防止意外事件发生，制止过激行为的出现，是必要的，正当的。但是，在军队文革刚刚进行的时候，不问青红皂白，漠视学生冲击国防部的真实原因，就一味地指责、批评学生，甚至要给他们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则是不可取的。不管叶剑英口头上讲得如何，以前也确实做过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但是这种简单、粗暴的行为实际上反映出他在文化大革命上的真实立场和态度。后来他参加怀仁堂事变决不是偶然的，其来有自。

　　从陈毅、叶剑英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军校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们不仅重申了他们在十一月十三日大会上讲话的主要观点，而且在这次讲话中的措词更为严厉，态度更为鲜明，将他们对军队造反派激进行为的反对态度更为直观地表达出来。这次大会上的讲话与上一次讲话合起来，构成了四位元帅在军队院校来京师生大会上讲话的内容，反映出他们在军队文革上的基本态度。

　　4）从军队文革发展的大局透析四位元帅讲话的立场和态度。

　　从四位元帅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们形式上是贯彻执行毛泽东代表的革命路线，肯定军校学生的造反行动，拥护、支持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却重点对军队造反派的激进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贺龙虽然在讲话中没有对造反派提出批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与其他几位元帅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不过是由于当时处境的限制不便于说出来而已。

　　通过对四位元帅讲话的剖析可以看到，虽然他们从形式上对于军队文革表示了肯定和支持，但是讲话的侧重点还是放在了对军队造反派学生激进行为的批评上。毋庸讳言，他们在讲话中对军队造反派学生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但是他们的意指还是从影响军队指挥机构和战备的进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军队的纪律、人民军队的历史、采取的斗争方式等方面批驳军队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讲话能够压制住军队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将造反派的行动纳入他们意想的轨道上。此前他们还准备对冲击国防部的学生采取强制措施，不过是由于没有得到林彪的支持才不得不作罢。[220]不论从他们将讲话的着眼点放在批评学生的激进造反行动上，还是准备对冲击国防部的学生采取强制措施，都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对待造反派学生的立场和态度问题。

　　这里的问题在于，当时军队究竟要不要进行文革？又如何进行文革？如何对待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在文革发动阶段，一般来说应该对他们的造反行为怎样才能作出适宜的处理呢？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以后，四位元帅在军队文革上的立场和态度也就水落石出了。

　　军队究竟要不要进行文革呢？

　　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就要看军队会不会产生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这是判断军队要不要进行文革的主要依据。从现实状况来看，军队是会产生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的。由于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特殊地位，一旦产生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所造成的后果又是极为严重的，有时甚至是颠覆性的。

　　这是因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因而能不能将枪杆子掌握在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得到巩固与发展。

　　要想使枪杆子掌握在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就必须清理军内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只有在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才能够清理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保证枪杆子掌握在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不论从“五一六通知”还是“十六条”乃至于十月五日下发的“紧急指示”，都表明要在军队里进行文化大革命。

　　如何在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呢？

　　由于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在政治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因而进行军内文化大革命必须非常慎重。这不仅要严格控制军队文革造成的负面影响，更要严防由于措施不当给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严重破坏。因而在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极为慎重的。虽然“五一六通知”主张要在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十六条”却没有制定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规定，只是说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221]

　　当时决定只在军队的文化教育新闻宣传单位搞文化大革命。军队师级以下单位只搞正面教育，军级以上机关发动群众搞文化革命，大体上准备搞三个月。[222]为了具体领导军队的文化革命，已经成立了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不仅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还兼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以加强全军文革小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联系。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院校文革在撤销工作组后，仍然规定由党委领导文革运动。即使十月五日发布“紧急指示”以后，也只是在军队院校废除了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军校之间可以串连，运动只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在师以下作战部队中仍然是只搞正面教育。这表明这个时候对军队文革的范围仍然是严格限制的。同时，为了解决军以上机关文革与地方文革时间上出现的冲突，还规定军以上机关文革可以延迟进行，以保证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223]

　　我们看到，在军队文革的范围上，是经过慎重考虑后才作出规定的。鉴于军队的特殊性，在撤销工作组以后，决定由院校党委领导文革。由于院校党委在运动中仍然对造反派进行压制，这样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才不得不在十月五日“紧急指示”中废除了这个规定。这并不是不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是从军队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为取得文革成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出的选择。

　　军队文革和地方文革一样，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运动，是搞不出什么名堂、取得不了什么成效的。[224]只不过是由于军队的特殊性，在采取这种方式进行军队文革的时候应该在文革的范围和具体方式上更为慎重罢了。有人认为以这种方式进行文革就是取消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过是从形式而没有从实质上对于军队文革的复杂性予以深入分析罢了。

　　既然采取这种方式进行军队文革，那么如何看待军校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呢？

　　四位元帅的讲话，主要矛头对准了军校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应该说，他们说的这些激进行为还是属实的，没有疑问的。其实，军校造反派的一些过激行为，也是违背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的，有的还具有武斗色彩。这些激进行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备、部队的稳定和正常指挥秩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军校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呢？

　　要想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就要从军队文革的大局和当时复杂的现实情况着眼，进行冷静分析以后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些激进行为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来说，是由于军队领导干部自身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同时又不能正确对待运动造成的。试想，如果这些领导干部自身作风正派，善于联系群众，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改正缺点、纠正错误，又能够正确对待造反派，其实这些冲击或激进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些领导干部其实是应该对这些激进行为负有相当责任的。

　　军校造反派的激进行为，造反派固然负有责任。特别是对一些过激行为的出现，造成的武斗事件，更是如此。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些激进行为的出现，往往是为了将文革进行下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出的选择。在领导干部存在问题又不能正确对待运动，还压制造反派的情况下，这个时候的造反派或者是偃旗息鼓，甘拜下风，停止文革，或者是采取激进手段，将文革进行下去，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从这里也就不难看到，军校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对于文革的进行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具有必要性的。

　　当然，这里要分清激进和过激的区别，也要分清是左派还是右派的冲击，也要看到这种冲击造成的现实危害性。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全面地分析以后，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否则的话，一味地反对冲击，或者赞成冲击，都是错误的，背离军队文革发展方向的。

　　既然这样，那么在文革发动阶段对于军校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应该作出怎样的处理呢？

　　在军队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主要是将文革发动起来。这就要对军队文革中的激进行为进行妥善处理。因为如果这个时候采取强制手段，那么刚刚燃起的文革星火就有被扑灭的危险。这样的话，军队文革又怎么能够进行下去呢？这个时候要正确对待军队造反派的激进行为，统盘考虑，冷静处理，既要肯定他们的造反精神，又要指出他们存在的不足。为了军队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在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对于军队文革没有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下，要将重点放在对造反派精神的保护上，而不宜将主要矛头对准造反派，对他们的激进行为进行严厉批判。

　　当军队文革发起起来以后，处理造反派的激进行为不仅不会对文革的进行造成损害，反而还会为文革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这个时候就要着手解决军队文革进程中造反派出现的激进行为了。四位元帅虽然在讲话中说出了不少事实，但是他们是在军队文革发动阶段就将主要矛头对准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即使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在选择严厉批评军校造反派的时机上也是不合适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军队是要进行文革的，军队文革的范围是要作出严格限定的，军队文革是依靠群众采取“四大”的方式进行的，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军队造反派的激进行为，一般来说，在文革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造反派激进行为的处理也是不同的。

　　四位元帅虽然在口头上说拥护、支持文化大革命，但是却在讲话中将主要矛头对准军校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表明，他们既没有认识到当时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只有采取文革才有可能清除军内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也没有认识到在军队文革已经从范围上作了严格限制的情况下，这些造反派的激进行为还不至于对军队发展大局造成严重损害。

　　不仅如此，他们又没有认识到在军队文革发动阶段，即使造反派在运动中出现了激进行为，从总体上来说也是应该予以保护而不是打击的。这是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对他们采取严厉批评或者打击的话，就有可能将军队文革压制下去。如果压制下去如何进行军队文革呢？不进行军队文革又怎么能够清除军内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呢？

　　因而我们认为四位元帅的讲话虽然从形式上说了不少拥护、支持文革的话，但是他们还是将主要矛头对准了造反派的激进行为。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不管他们口头上说的如何，在军队文革的实质上还是持抵制和反对态度的。他们在发表讲话前后的行动也对此作出了进一步证明。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毛泽东对于几位元帅是非常重视的。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225]同年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决定增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26]这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于他们是寄予厚望的，希望他们能够以实际行动支持文化大革命。但是，他们在实际行动中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下面我们举陈毅和叶剑英的例子予以说明。

　　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后，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想不通，他曾询问陈毅，工作组怎么说撤就撤了？陈毅满脸不高兴地说：“哎……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怎么样搞，就怎么样搞。现在我们是乾纲独断罗！”[227]

　　陈毅说的乾纲独断，虽然没有说出姓名，但是从中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撤销工作组的，他这样说显然是在表达对于毛泽东撤销工作组的不满。但是，毛泽东却不是这样，而是对陈毅关爱有加，担心他在运动中受到冲击，不能过关，还特意在天安门城楼上当众与他合影留念。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他挽着陈毅胳膊照了相，然后握着陈毅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给毛泽东敬了军礼，说：“请主席放心，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228]

　　对于十一月份为什么在两次十万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后来陈毅曾经坦露过自己当时的心境。一九七一年，陈毅在三○一医院住院时，曾经和当时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谈起过：“1966年8、9月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讲与不讲的问题上，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讲。文章不准写了，再不讲话，还算什么共产党员！”[229]

　　可惜的是，陈毅直到这个时候也没有认识到自己当时的讲话已经对军队文革的进行起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叶剑英在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也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和反对。十二月八日，叶剑英出席军委召开的十三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他针对有人批评他和陈毅在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说道：“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吗？他们有讲话的自由，我也有讲话的自由！”他驳斥一些人对军事首脑机关的批评，斩钉截铁地说：“军委、总政没有反动路线问题”，“军队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条黑线，不但没有反动路线，而且始终是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

　　这一年冬季，叶剑英和聂荣臻住在西山，常和陈毅、刘志坚等在山上会晤，有时徐向前、刘伯承也来。几个人谈论形势，商议稳定军队的大计。一天，陈毅气愤地说，把老干部都打倒了，军队和国家能保住吗？叶剑英深有同感，说：“这样搞，把我们的老传统都搞乱了！”“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并谈了继续稳定军队的办法。陈毅听了，举起双手说：“我到阴曹地府也举双手赞成你！”

　　有一次，几位元帅在西山聚会。年高体弱、双目失明的刘伯承元帅，激动地问大家：“我的眼睛看不见，现在是什么样了？”陈毅气愤地说：“现在看不见最幸福，看见了更是糟心！”[230]

　　针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状况，十二月，叶剑英要求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摘编马、恩、列、斯关于论文化革命、折衷主义的语录和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观点，组织大家学习、讨论。[231]

　　叶剑英这样做，是企图从马列主义原著中寻章摘句以证明他们抵制文革的正当性。其实，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划时代的发展，是在探索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如何才能够巩固这个政权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想从马列主义原著中依靠寻章摘句来论证他们抵制文革的合理性，与当年刻舟求剑、削足适履的人又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这种水中捞月式的教条主义行为又如何能够达到目的呢？

　　叶剑英的行动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最后是在毛泽东干预下，叶剑英才作了检讨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据毛泽东“检讨一下，了此一案”的指示，叶剑英到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大会上检讨了在两次十万人大会上讲话的错误。[232]

　　由此我们看到，四位元帅在讲话中表现出抵制文革的意向决不是偶然的，如果把他们在讲话前后特别是在二月逆流期间的表现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他们在文革上的立场和态度就一目了然了。

　　他们在两次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后，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就敏锐地感觉到他们对于文革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江青批评说：“军队这些意见，是镇压群众。”关锋也点名批评说，陈、叶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教育。造反派学生也行动起来，进行串连，并在街上刷出大标语，批评军队“执行了一条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长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宣称“陈毅、叶剑英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必须批判。”后来四十多所军事院校部分来京学生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233]

　　无独有偶，在中央文革小组及造反派对他们进行反对的同时，极右派红卫兵组织联动就支持他们的讲话。在联动成立的当天夜里，联动分子在街头贴出“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讲话！”的大标语。[234]不仅如此，地方上也有人拿着四位元帅的讲话稿来压制造反派的行动。钟期光的儿子在外地串连回京，兴奋地向陈毅讲了他在外省所见：一些造反派想冲击省委，门卫的战士毫不相让，他们向群众用半导体喇叭宣传，同时就散发老帅们讲话的传单。“散的是哪一次讲话？”陈毅问。“两次都有：13日的，29日的。”陈毅脸上现出几分快意。[235]

　　从中可以看到，四位元帅的讲话虽然在批评造反派的激进行为上讲了一些实话，对于减少军队文革的混乱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他们却将讲话的着眼点放在了批评军队造反派的激进行为上。不论是在选择批评的时机还是对于军队造反派激进行为的估价上都出现了严重偏差。这实际上就反映出他们对于军队文革的抵制和反对态度。如果再把他们与讲话前后特别是二月逆流期间对待文革的态度结合到一起进行分析，他们抵制和反对文革的立场和态度就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了。他们在讲话中对造反派激进行为的所谓严厉批评，不过是他们抵制和反对军队文革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

　　可惜这几位元帅去世得早了，如果他们活到后来，亲眼看到郭伯雄、徐才厚这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房峰辉、张阳这两位中央军委成员，以及一大批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严重腐败案件，不知他们会作何感想？他们还会抵制和反对军队进行的文革吗？如果当年将军队文革常态化，军队还会产生这样严重的腐败案件吗？还会有这么多腐败、变质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得不到及时清除吗？

　　④ 军队文革向何处去？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要在军队中进行的，但是由于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自身具有的特殊性，又对军队文革的范围作出了严格限制，只在军队院校、文化团体、宣传舆论单位和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对师以下作战部队进行正面教育。

　　从军队文革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发现，撤销院校工作组以后，仍然规定军队院校的文革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但是，在院校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还是受到压制，军校文革遇到了很大困难。这表明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至国庆节前军队文革的进行遇到了阻力，十月五日“紧急指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下发的。“紧急指示”下发后，又出现了院校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四位元帅以此为由，凭借着自己军内的身份和地位，在讲话中将主要矛头对准造反派，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向他们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这表明“紧急指示”下发后，军队文革在进行过程中又一次遇到了阻力。

　　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四位元帅对待文革的言行并不是孤立的，在他们背后还有一大批和他们有着相似观点的军队领导干部，四位元帅不过是将他们的心声讲出来而已。在军队文革的问题上，他们与四位元帅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以造反派的激进行为为由，成为军内抵制文革的主要力量。我们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分析。既然文革是在军队中进行的，还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在进行过程中又遇到了重重阻力，那么文革只有在冲破这些阻力以后才能够被推向前进。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四位元帅讲话之间文革运动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当时出现的主要矛盾在进行文革的单位领导干部和四位元帅与造反派之间表现出来。这个时候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固然有他们的责任，但是这些包括四位元帅在内的军队领导干部应该负有更主要的责任。这是因为在当时双方构成的矛盾中，包括四位元帅在内的军队领导干部不论从地位上还是从利用职权压制造反派的行为上，都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而造反派则是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既然这样，那么责任就应该主要由处于矛盾主要方面的领导干部来负责，而造反派则是对他们的激进行为负次要责任。这种责任归属的不同，说到底还是由于他们在矛盾中的不同地位及其立场和态度决定的。

　　由此看来，不论是十月五日“紧急指示”下发前还是下发后，军队文革都遇到了重重阻力。这表明军队文革在进行过程中，面临着从上到下的抵制力量。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出现的军内抵制和反对力量，虽然以十月五日“紧急指示”的下发将其打破，但是在两个十万人大会上四位元帅的讲话又形成了新的抵制和反对力量，最后还是以叶剑英的检讨为标志，这种抵制和反对力量暂时地偃旗息鼓了。虽然军队文革是在冲破他们的阻挠以后才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即便如此也并不表明他们业已改正了错误，消除了抵制情绪，端正了对待文革的态度。比如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支持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镇压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动，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236]这预示着军队文革以后还会遇到阻力，为文革的发展投下了阴影。

　　军队文革并没有结束，而是在进行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四位元帅的讲话不过是这种阻力的具体表现而已。随着军队文革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后来地方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为了维护文革的总体发展和地方秩序的稳定，军队执行“三支两军”以后，军队自身的文革和执行“三支两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致使军队在文革发展中的作用和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并直接影响了文革的发展进程。

　　我们注意到，此后发生的青海驻军镇压造反派红卫兵的二二三事件，武汉的七二○事件，随后发生的杨余傅事件，乃至后来的林彪事件。这些事件的出现固然有其复杂的具体原因，但是有一个共性就是文革在军队进行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造成的。文革是在冲破这些阻力以后，才被推向前进的。遗憾的是，这些事件的发生并最终得到解决，客观上也制约了文革的发展进程，削弱了文革中的革命力量，埋下了后来文革失败的严重隐患。

　　由于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军队自身具有特殊性，因而军队必须进行文革。为了保持军队文革的稳定性，又对军队文革的范围作出了严格限制。军队文革是在冲破重重阻力以后才被推向前进的。只有在军队文革取得成效的基础上，才能够保证枪杆子掌握在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因而下一步如何搞好军队的文革，如何保证军队在“三支两军”中能够支持造反派，为全面夺权的顺利实现提供有力的保证，不仅是对军队领导干部的考验，也是对军队文革成效的检验。

　　可以说，这是维护文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大计。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仅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成败，也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长治久安。后来发生的怀仁堂事变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有力的说明。

　　（3）领导干部在文革发展中的立场和态度分析。

　　中央工作会议后，领导干部在文革发展中的立场和态度如何呢？

　　虽然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多数领导干部在会议发言中表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这种表态究竟是发自内心还是逢场作戏，最终还是要依靠实践来进行检验。陈伯达十月十六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中，提出了检验的标准。他说：“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认真平反，并且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237]那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这些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上的实际行动如何呢？

　　① 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群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但是许多领导干部却执行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做出的决定，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将起来进行造反的群众纷纷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毛泽东主持中央会议撤销了工作组，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否定了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重新确立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的指导地位。这个时候原先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干部就要向群众进行检讨，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诚恳作出自我批评，请求被错误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群众的原谅。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缓和他们与群众之间的对立关系，化解他们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取得群众的信任，和群众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许多领导干部却没有这样做。从一些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有的领导干部即使召开大会，进行检讨，也是空话连篇，脱离实际，缺乏真诚的态度。这种冠冕堂皇的所谓自我批评，不过是制造声势，大唱高调，将检讨和自我批评形式化、抽象化罢了。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在敷衍塞责，应付中央，另一方面也是怠于职守，为了保护自己。这样自然难以获得群众的谅解，更何谈缓和与群众的矛盾，和群众一起进行文革了。这种情况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领导干部中间。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多数领导干部对待所犯错误的态度，可以从毛泽东批示的两份文件上反映出来。

　　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阅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本日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批示：“伯达同志：此件不知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都有没有？请你们议一议，此件是否是正确的，是否有发给各地作参考之用的价值？因为各地很多同志至今还没有如实地诚恳地作自我批评的决心，极有帮助他们的必要，你看如何？”李雪峰主要检讨他从六月初至七月中旬大约五十天时间内，在领导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方向、路线错误。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李雪峰二十七日送审的检讨修改稿上批示：“退李雪峰同志：修改得好，可照此发出。”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李雪峰的这个检讨要点。[238]

　　从毛泽东的批示中可以看到，直到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看到李雪峰的检讨之前，各地很多领导干部竟然“至今还没有如实地诚恳地作自我批评的决心”。这就不仅让人感到疑问，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不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和讨论中表示，在文革的问题上思想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吗？可是为什么在会议结束后，他们却没有履行先前的承诺，仍然对所犯的错误无动于衷呢？这个时候离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已经近两个月了，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却连自我批评的决心都未下定，更不用说做出有份量的检讨了。这样就从侧面反映出各地领导干部对于自己所犯错误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阅中共黑龙江省委十二月二十三日给中央并东北局的报告，批示：“陈伯达同志：请你和小组同志们看一看这个文件是否可以转发到县、团级作参考材料用。我看似乎比雪峰同志那个检讨还要好一些。文尾所说附件（即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省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路线错误的检查和今后运动意见》——毛文稿编者注）还未收到。“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说：我省于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二月七日召开了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集中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和怎样正确对待自己这三个主要问题。会议分为四段：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发扬民主，鸣放辩论；打通思想，统一认识；总结会议，安排工作。每段各有重点又互相联系，步步深入。打通思想，挽救干部，纵贯会议始终。整个会议过程，都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过程。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239]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黑龙江省委呈送的报告比李雪峰检讨的评价还要好。这是因为为了打通人们的思想，转变人们的认识，黑龙江省委按照中央的要求，不仅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还认真作了会议安排，开了长达半个多月的省委工作会议。整个会议的过程，就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过程。从报告中也可以看到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

　　从这两份文件中可以看到，虽然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但是各地多数领导干部却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召开多级干部会议，对过去所犯的错误如实地做出有份量的检讨，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说明当时各地多数领导干部在处理所犯错误的问题上是迟疑不决、徘徊不前的，反映出当时他们既没有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又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主动向群众承认错误，采取果断措施去纠正这些错误。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虽然有的地方党委召开了会议，负责人也做出了检讨，从形式上来看，似乎完成了中央交待的任务，但是从检讨的内容、方式，采取的措施和手段，会议的安排以及对待群众的态度等方面去分析，这样的检讨很难说是诚心的，也是难以取得群众谅解的。这样也就难以解决他们和群众之间形成的矛盾，致使文革的进行仍然会遇到很大困难。

　　从中可以看到，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各地不管是不是召开了多级干部会议，多数地方实际上都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做，没有对过去所犯的路线错误做出真诚的、有份量的、能够取得群众信任并对以后文革发展有促进的检讨和报告。这说明他们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悔改，而是仍然默守陈规表现出抗衡的态度。这是他们在文革立场上的反映。

　　② 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认真平反及解决相关遗留问题。

　　工作组期间，当群众响应“五一六通知”的号召，纷纷起来造反的时候，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撤销工作组、特别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要求给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进行平反，销毁整理的他们的黑材料，但是各地相当多的负责人只是从形式上采取了一些行动，没有从根本上贯彻执行这一要求，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而是继续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消极、回避、拖延的态度。直到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各地多数负责人仍然没有采取积极、主动、有力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不仅难以解决他们与这些群众之间的矛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会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走向激化。

　　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进行平反以及解决相关遗留问题，处理好这部分群众的冤假错案，不仅是要解决他们与这部分群众之间的矛盾，为文革的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也说明他们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有了一个正确认识，正在采取有力措施来纠正这些错误。这是他们态度转变站到文革立场上的反映。但是，我们却遗憾地看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行动迟缓，无所作为，不仅没有认识到以前所犯的错误，还在继续掩盖、拒绝纠正这些错误，企图继续压制群众及其造反行动。这不过是为了维护个人利益和所谓的面子罢了。不然的话，在中央反复要求下，他们为什么迟迟不动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虽然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就要求：“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同日，中共中央在向全党转发这一“紧急指示”时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240]

　　但是，各地却对于这个问题敷衍塞责，消极对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指出根据最近各地的情况，中央认为，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文件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他有关组织，必须将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全部集中清点之后，除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外，其余的材料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本校学生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

　　文件指出，以上规定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等组织，也完全适用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军事机关和院校。所有这些单位，对于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按以上规定处理材料问题。这一文件，应立即在各学校、各单位群众中宣读。[241]

　　我们看到，中央是在各地多数领导干部对被他们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群众的平反及相关遗留问题的处理上采取消极、抵制的情况下，才发出这一文件的。各地多数领导干部也是在中央反复要求之下，才不得不采取措施处理这一问题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知错就改，雷厉风行，是检验共产党人政治品质的试金石。能否为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进行平反，解决相关遗留问题，不仅关系到能否解决与这部分群众之间的矛盾问题，也反映出他们对于所犯错误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反映出他们在文革上的立场，还直接影响到文革的走向。他们自己没有主动地、积极地去为这些群众平反，而是在中央反复要求之下才不得不做这个工作，执行起来也是敷衍了事，没有真正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调查研究，采取适宜措施，化解双方矛盾，做好群众工作，使两派群众能够团结起来，集中力量进行文化大革命。

　　由此我们进一步分析，他们当时没有这样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由于造反派群众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要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而保守派群众则是与之相反，是要保护党内领导干部免受造反派群众的冲击。这样要给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造反派群众平反，销毁所整的他们的黑材料，就必须承认他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起来向领导干部造反是正义的行动，也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由于各地领导干部受到保守派群众的保护，往往会心照不宣地与他们站在一起。在运动中，这些领导干部不便于出头，于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依靠保守派群众来打压造反派群众。他们躲在幕后，打着保卫党组织的旗号，利用手中权力，充当保守派群众的“保护伞”，将造反派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这不仅践踏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还藐视党中央的权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从根本上说还是利益属性使然。

　　这个时候要求他们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造反派群众平反，不仅会破坏他们的既得利益，还有可能将保守派群众推向对立面，致使这些领导干部以后面临造反派群众反对的时候，会失去保守派群众的支持，使他们自己在蓬勃发展的运动中处于更为孤立的状态。这样无疑就增加了他们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造反派群众进行平反的难度。要搞好这个问题，不仅要做好造反派的工作，还要做好保守派的工作。只有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处理好两派群众之间的矛盾，将他们团结起来才能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不仅是对这些领导干部文革立场，也是对他们政治智慧的严峻考验。

　　如何处理好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群众的平反及相关遗留问题，是对各地领导干部的严峻考验。要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要处理好他们与造反派的矛盾，也要处理好他们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还要处理好两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做不做以及如何做好这项工作，不仅是对他们是否正确认识过去所犯错误的反映，也是对他们是否站在文革立场上的考验。试想，如果他们真象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说的那样思想上转变过来了，又怎么会不主动地纠正以前所犯错误，给被他们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造反派群众平反呢？又怎么会不销毁他们所整理的这些群众的黑材料呢？

　　平反、销毁黑材料和处理好相关遗留问题，既是他们纠正以前所犯错误，又是他们站在文革立场上的具体表现。从他们对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群众的平反、销毁黑材料及解决相关遗留问题的消极态度来看，这些领导干部并没有象他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那样思想上转变过来了，而是对文革仍然保持着抵制和抗衡的态度。这在被他们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群众的平反及相关遗留问题的处理上表现了出来。

　　③ 是否支持造反派群众的革命行动。

　　各地领导干部在文革立场和态度上是否转变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则是他们是否支持造反派群众的革命行动。其实，毛泽东在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多次指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参加接见的一些中央和其他方面负责人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242]各地领导干部是如何深入群众，对待这些造反派群众的呢？

　　其实，造反派就是左派，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党员领导干部造反，要在他们中间揪出走资派，纯洁党的领导干部队伍。这不仅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要求，也代表着文化大革命的潮流和方向。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群众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对待领导干部的态度是不同的。造反派群众将斗争矛头对准领导干部，而保守派群众则是与造反派群众相反，要保护这些领导干部。正是由于对待领导干部上的不同态度，才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致使群众运动出现了分裂。因为这个原因，多数领导干部才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保守派群众，打压造反派群众的。

　　当时他们积极执行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制定的文革路线，将许多造反派群众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八届十一中全会特别是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他们消极对待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仍然执行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即便在毛泽东多次要求他们支持左派、对他们做了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如果支持造反派群众的话，就会使他们的行动受到约束，限制其利用手中权力来行使特权，对其自身利益造成重大冲击的缘故。说到底，还是世界观的问题，自身心灵深处的“私”字在作怪。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由于各地多数领导干部仍然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去支持造反派，因而毛泽东才提议十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做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改变态度，站到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支持造反派群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也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中间有人能够站出来，起个带头作用，以便促使各地领导干部转变过来，支持文化大革命。当时他们对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所做的思想工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不论是陈丕显还是他主持的中共上海市委都是支持姚文元写作的。但是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后，陈丕显及其主持的中共上海市委对待文革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由于陈丕显生病休养，没有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为了让陈丕显能够参加会议，了解更多的文革信息，跟上形势，以便动员他站到文革立场上，不论是林彪的代表叶群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都为此做了不少工作。关于这个问题，陈丕显后来有一个详细而又生动的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晚，叶群从北京打来一个电话，找谢志成（陈丕显夫人——引者注）。志成当时恰好不在家，于是我接了电话。叶群先客套了一番，问我身体怎样，小谢和孩子可好等等，接着就转入正题。她说：‘中央要开工作会议，中央和林总、江青对你很关心，希望你能参加。八月中央全会你没来，林总怕你落后于形势，特地要我给你挂个电话，把他对你的关心之意转达给你。虽然你身体不好，但我想你还是尽量来，哪怕坐一两个小时听听也好。让小谢陪你一起来，我派飞机去接你。来的时候一起把老虎带来。”“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当时他正在上海。

　　到北京后，我们便住进了京西宾馆，各路大员也陆续到齐。叶群马上带了哈密瓜来看我和志成。她对我们很是热情，又是询问病情，又是问我们有什么困难，说有困难尽可找她。临别之际，她又再三叮嘱说：一、这次会议的内容是讨论“文化大革命”，要注意保密；二、不要出去；三、不要找人，北京的形势很复杂。一句话，就是在京西宾馆待着，哪也别去。我和志成本与林彪、叶群素无交往，这次她又是事先电话，又是专派飞机，又来宾馆看望，如此“热情”使我感到很突然，总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

　　会议期间，江青请我们吃了两次饭。

　　我们到京的第二天晚上，江青请我和谢志成到她中南海的住处吃饭。……江青留着短发，当时又在大破“四旧”，她一见我们就对谢志成说：“小谢呀，你头发留那么长干什么？还不赶快剪掉！”。……

　　江青请我们吃了一顿便饭。当我谈起对北京的初步观感时，江青说：“这些小将们真厉害呀！那儿都敢闯。我出去都把文件藏在车座底下，怕被他们抄走。这次让你来北京，就是怕你跟不上形势，落后于形势。”讲到上海的情况时，江青说：“对上海方面两个人不满意，一个是魏文伯，一个是曹荻秋。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很不得力，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她又举了一些例子，都是些传闻。

　　江青这顿便饭使我进一步感觉到，这次让我带病进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显然是他们早有商量的。林彪、叶群说怕我“落后于形势”，江青又说怕我“落后于形势”，怎么会如此不谋而合、如出一辙呢？看来，他们对我、对上海有着什么打算。因此，我在吃饭讲话时非常谨慎，言语不多只是应付。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张春桥来我住处一次，公开表示对魏文伯、曹荻秋的不满，说：“上海的群众对魏文伯、曹荻秋意见很大。从这次会议期间看来，魏文伯、曹荻秋又没有做什么像样的检讨。看来他们两人是不能再领导运动了。”他要我回上海之后，站出来主持工作。对此，我没有吭声。谈话结果，张春桥未能如愿。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江青再一次请我和谢志成吃饭。这次是在钓鱼台，饭菜很丰盛，是正儿八经地请客。金秋时节，景色宜人，钓鱼台国宾馆气氛高雅。叶群看望，江青请吃，张春桥谈话后，江青再次请我们吃饭，思想再迟钝的人，也看得出这是主人的刻意安排。我当时就想：这虽不是“鸿门宴”，但看样子这餐饭是不太好吃的。果然，江青志满意得地对我和谢志成嘘寒问暖，夹菜添饭。亲热一番后，她马上道出了本意：“曹荻秋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看来是搞不下去了。我们希望你站出来。”

　　我心想：我生病以来，曹荻秋、魏文伯一直在一线顶着，他们对外的表态、做法，事实上事先事后都和我汇报过，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我们对这场运动确实“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如果把他们“搞下去”，让我“站出来”，我是绝不会那样做的。但我心里这样想，口里却是委婉地说：“我一直在休息，好久没有工作了。大半年了，身体也不好，许多情况不了解，一下子接不上去，恐怕不能胜任。”

　　“不了解情况可以调查研究嘛。你应该主动接触少数造反派，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和春桥、文元三个人支持你，给你当顾问。”

　　“不敢当！不敢当！”我连忙说：“你们三个都是中央文革的领导，你们当顾问，我可担当不起。”我坚持说：“我的身体情况不行，还是做做调查研究，给曹荻秋他们当当参谋。”

　　江青脸上顿时显出不快，气氛显得沉闷起来。此时，辉煌地餐室，丰盛的菜肴，与席上人不悦的脸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吃饭后，谢志成在洗手间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丕显确实身体很不好……”“那是因为他柴米酱醋管得太多了！”江青气狠狠地讲了这么一句，连声调都完全变了。明白人一听就知道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此话与贺龙曾经告诉我的柯庆施说我的话一模一样。

　　为了再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就去看了陈伯达。一方面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另一方面我们是老乡，我同他过去比较熟悉，我认为找他了解一下情况会好一些。……

　　我向陈伯达讲了江青要我到第一线以及她与张、姚要给我当顾问的情况，陈伯达急切地问我：“你怎么个态度？”我说：“我自生病以后一直在治疗，身体很虚弱，所以我还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搞搞调查研究，还上不了第一线。”

　　对我的话，陈伯达都没表态，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随着后来形势的发展我才明白，从叶群打电话要我到北京开会，到江青两次请我吃饭，以及张春桥的话和陈伯达的“不表态”，都是早就串通好的。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那篇题为《为革命立新功》的讲话中说我由“红小鬼”变成“黑小鬼”，……。[243]

　　江青在这次讲话中谈到这件事时，联系当时斗争的实际情况，对此有一个说明，我们引述如下：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指陈丕显。——引者注），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指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244]

　　不仅如此，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丕显夫妇和华东局几个省市的第一书记还参加了陈毅组织的家庭晚宴。在吃饭的时候，他们谈到了文革，陈毅和几位华东局的省市委第一书记说了不少牢骚满腹的话。对此，陈丕显回忆道：

　　会议期间，陈老总提出请华东局几个省市的第一书记到他家里吃饭。张茜通知谢志成转告大家，被请的有我和谢志成、叶飞、魏文伯、谭启龙、江渭清等同志。江华、杨尚奎请假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会上心情如此地压抑，能有个机会大家聚聚在一起发牢骚说说心里话，自然是很高兴的。傍晚，我们几个坐着红旗轿车，神神秘秘地离开了京西宾馆。

　　大家边发牢骚边干杯。

　　性格豪爽的陈毅，一开口就埋怨说：“现在有些大字报怎么好这么搞呢？连朱老总都骂上了，说朱总司令是大军阀！从红军的一套到解放军的一套，还是朱老总南昌起义时传下来的呢，说朱老总是大军阀，说得通吗？”“过去我们和北洋军阀斗争，现在我们倒成了军阀、修正主义、反动路线了。”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陈毅关切地问起了我的病：“阿丕，你怎么搞的，怎么得了这个病？”

　　我把得病的经过和治疗情况大概讲了一遍，陈老总说：“你的命很大啊，得了这个病还那么健康！”

　　陈老总说：“阿丕，既然有病，你就好好养你的病嘛，来开什么会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我把叶群打电话，江青叫我站出来的情况讲给陈老总听，我说：“回去以后，病恐怕也养不成了。”谁都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回去之后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

　　“管它呢！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今天我们喝酒！”陈老总不愿意把我们这次好不容易的好友聚会弄成离愁别恨的场面，于是他和我们不断碰杯，并不断劝酒说：“喝，大家喝呀！说不定是我们最后一次啦！”大概是“最后”这两个字犯了忌，张茜把脸一沉说：“你怎么瞎说！”

　　张茜拉拉陈毅的袖子，示意他说话注意。

　　陈毅甩开张茜的手，索性站起：“各位不要垂头丧气。我知道现在大家很困难。困难谁没见过？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不困难吗？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

　　陈毅凝视着手中的酒杯，仿佛在斟酌字句。片刻，他猛抬起头：“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

　　“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亲生父亲还亲。怎么样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

　　“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么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说到最后一句时，陈毅浓眉倒立，怒目圆睁，一字一顿，斩钉截铁！

　　众人像陡闻一声炸雷，受到强烈的震动！

　　“我这个人从来就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陈毅大手一挥，似乎一切善恶都在他的眼前报应了。[245]

　　陈毅说的中国有人当叛徒的话，显然影射的是林彪。应该说，陈毅批评林彪把毛泽东捧得那么高的话，并非没有道理。其实，毛泽东也不同意林彪这样搞，而且还多次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七月八日致江青的信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只不过从当时政治斗争的大局出发，还不便于当众表明这个态度，[246]于是才委托周恩来到大连对林彪讲了通信中的话。[247]关键的问题不在这里，陈毅说出这样的话，把林彪与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斯坦、赫鲁晓夫相比，是在借此发泄私愤，表达他对于林彪支持文革的不满。

　　尽管后来全面夺权完成以后，林彪在要不要进行斗、批、改的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严重分歧，林彪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愈演愈烈，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最终仓惶出逃，折戟沉沙，酿成了九一三事件，从形式上看似被陈毅不幸而言中。其实，这不过是巧合罢了，并非是他有什么先见之明。因为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看，陈毅讲这话的时候，当时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他做出这样的判断。他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不过是想借此发泄私愤，对林彪支持文革表示强烈的不满而已。这与二月逆流期间他在怀仁堂会议上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话简直是如出一辙。[248]两相比较，更进一步反映出他对于林彪以及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强烈不满态度。

　　至于他说的最后一次聚会喝酒的话，则颇为令人费解。这反映出他并不懂得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于文化大革命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态度。想想看，根据继续革命的理论，在社会主义阶段，党内资产阶级是依据政治思想、世界观，而不是是否掌握生产资料来划分的。走资派是党内资产阶级中的实力派。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些高级领导干部不见得是走资派，即便是走资派，一般来说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下处理问题，通过文斗而不是武斗的方式来解决思想上的分歧与矛盾，尽管可能会激烈一些，如果自己不自杀的话，也不会对个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什么危险！况且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站到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来，支持造反派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又何谈是最后一次聚会喝酒呢？如果我们再把陈毅说的话与他十一月份接见军队院校革命师生以及二月逆流期间的话联系起来进行考虑，就会发现这并非是他的酒后失言，而是他的一贯态度。这表明他既不理解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又对文革表现出强烈的抵制态度。

　　从陈丕显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不论是林彪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都在做陈丕显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够作为各地领导干部的代表站出来支持文化大革命。由于上海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处在长江的入海口，沿海的中央位置，上海领导人在文革中的言行不仅对于华东而且对于全国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不论是叶群代表林彪打电话还是看望到京后的陈丕显乃至于对他的叮嘱，江青两次请陈丕显夫妇吃饭，张春桥到陈丕显住地做他的工作，以及陈丕显为摸清风向拜访陈伯达，这一系列的行动表明大家是多么殷切希望陈丕显能够率先垂范，主动地站出来支持文化大革命啊！

　　但是，我们却遗憾地看到，即使叶群专门叮嘱陈丕显夫妇不要出去，也不要找人，他们还是和华东局省市委书记一块参加了陈毅组织的家庭晚宴，在宴席上彼此还说了一些不大得体的话。从中不难看出，不论是江青还是张春桥都将上海的文革向陈丕显交了底，明确提出希望他出来主持工作，支持文化大革命，甚至还提出他们和姚文元一起给他当顾问，但是陈丕显却以生病、对运动了解不多为由予以拒绝。这事引起了江青的不满，说他柴米酱醋管得太多了！意思是说他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干工作不得要领，没有抓到点子上。当然，这还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实际上是说他没有政治挂帅，和中央立场不一致。有意思的是，江青的说法与柯庆施对陈丕显的评价如出一辙，这难道是巧合吗？

　　从陈丕显的回忆看，他自己分明知道江青、张春桥、叶群这样做的用意，但他还是以生病、对运动了解不多为由表示了拒绝。从陈丕显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因病休养，但他毕竟还担任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又是住在上海，因而曹荻秋、魏文伯采取的措施都是在他点头以后才得以实施的。曹荻秋、魏文伯两人对待文革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他的态度。这个时候要他站出来代替曹、魏二人，不论是从同事的情分上还是从对文革的认识上都是他难以接受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表示了拒绝的态度。

　　从中可以看到，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即使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对陈丕显做了思想工作的情况下，也没有改变他的态度。这也就不难理解会议以后他在上海市进行文革的时候，没有站在文革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了文革的对立面，逆文革潮流而动了。这在随后发生的安亭事件上又一次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以后我们还要研究这一事件，此不赘述。）

　　陈丕显对待文革的态度并非个例，而在各地领导干部中具有代表性，是较为普遍地现象。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省市自治区党委遭到冲击，有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为了免受冲击，就私自逃离领导岗位，找到一个“避风”的地方，躲了起来，从而使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比如，湖南省委书记处的绝大多数书记在运动初期就擅自逃离了工作岗位，只有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湖南省副省长章伯森一直紧守在工作岗位上。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他的一个批示中就可以反映出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的报告上批示：“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249]

　　同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回忆也反映出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以及遭受冲击的原因。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江渭清召开了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与会人员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这样直到十二月上旬，省委常委会议才做出《关于当前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明确要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引向省委，方向、路线错误主要由省委承担。省委欢迎“炮轰”，欢迎“火烧”，决心彻底改正错误，把革命和建设搞得更好。但是在随后的运动中，江渭清主持的中共江苏省委却没有积极、主动地深入到基层群众中，采取实质性措施支持造反派，解决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遇到的问题，处理好两派的矛盾，因而仍然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甚至于批斗。最后还是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被毛泽东、周恩来派出的飞机把他接到北京保护了起来。

　　到京后，江渭清没有反思自己存在的错误，而是仍然对文革抱有怀疑、不满情绪。第二天，周恩来派李先念、余秋里、李人俊等人看望江渭清，在李先念与他谈到为什么会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问题时，江渭清讲了五句话，十五个字：“想不通”、“看不惯”、“吃不消”、“有抵触”、“犯错误”。他还对李先念说：你们在上面，没有被批斗，体会不到。请你谢谢毛主席关心，谢谢周总理保护我们这些老干部的苦心。同时，也请你把我的这些想法转达给毛主席，让他老人家了解下情。[250]

　　从江渭清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中央工作会议后，江苏省委确实召开了全省三级干部会，提出要把矛头引向省委，表示省委要承担运动中的责任，从形式上来看也是执行了中央要求的。但是他们在运动中却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造反派群众一边，妥善处理好两派群众的矛盾，而是仍然抱着官僚主义态度，在蓬勃发展的运动面前没有采取根本性措施支持造反派群众，而是对保守派群众情有独衷。这样也就难免遭到造反派群众的进一步冲击了。

　　江渭清到北京后对李先念等人讲出的这些抱怨话，就鲜明地反映出他在文革上的立场和态度。坦率地说，他讲的受到冲击和批斗的话还是属实的，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如果通过整风的方式能够解决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又何必发动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呢？毛泽东是在整风难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局出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当时在中央书记处担任常务书记的彭真文革后就曾经对此作出过说明，不过处于当时政情的限制，彭真对这个问题也是点到为止，没有将由整风转入文革的真实原因讲清楚而已。[251]

　　江渭清等人遭到这样大的冲击，甚至批斗，固然有造反派群众的责任，但是也与他们自己在运动中没有真正深入群众，检查省委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作风有着密切关系。虽然他们在形式上做出了一些表态，却没有采取实质性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因而遭到冲击和批斗，这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况且，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波及、冲击面大，出现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如果是站在大局上看问题，又有什么怨言和牢骚可发呢？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都是这样。有的省委书记就不是这样，而是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贯彻“十六条”，比较早地站在文革立场上处理问题。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就是比较早地站出来，公开号召炮打省委的领导人。他于八月二十五日在省委机关召开的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上讲话，动员炮打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九月一日，刘建勋在郑州大学再次号召师生“炮打省委司令部”。此后，各地、市委也召集会议，号召“炮打司令部”，斗争矛头直接直向各级党委，党委领导机关逐步陷于瘫痪。九月三日，中共中央决定调刘建勋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原省委第二书记文敏生代理。

　　中央工作会议后，十月三十一日，河南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排除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日，省委又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上，许多干部公开表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理解，想不通，认为运动搞乱了、搞糟了等等。对于省委检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不解之中。[252]

　　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号召炮打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动地站到造反派群众的立场上来进行文革，但是并没有改变河南省各级领导干部队伍对待文革的根本看法。在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许多干部仍然对于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想不通，认为运动搞乱了、搞糟了等等。这说明当时在河南省三级领导干部队伍中对待文革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满和怀疑态度。

　　从陈毅的聚会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文革的不满和抵制态度。这不仅在他对于林彪支持文革的态度上，也在他说这是和华东局省市第一书记最后一次聚会的言谈中表现了出来。当然，陈毅的态度并非个别现象，在与他同资格、同级别的中央领导人中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从陈丕显、章伯森、江渭清、刘建勋在文革中的行为不难看出，他们所在的省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基本态度。陈丕显拒绝站出来主持上海市的文革工作，除章伯森外的其他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就纷纷逃离了工作岗位，江渭清即使到了一九六七年二月仍然对于文化大革命“想不通”、“看不惯”、“有抵触”，刘建勋虽然公开支持文革，但是全省三部干部会却认为文革搞乱了、搞糟了。他们的态度是各地省市自治区在文化大革命态度上的集中反映。

　　由此我们看到，即使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大多数各地领导人没有主动站到文革的立场上，去支持造反派群众。他们仍然对于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消极、抵制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们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支持造反派群众，显然是不可能的。虽然有的省委领导人主动支持文革（如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但是这样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并不多，不足以改变省部级领导干部队伍对待文革的根本态度。中央及其部门的不少领导人也是如此。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态度，才形成了毛泽东对于这些领导干部在文革立场上的判断。他们对待文革的言行决定着毛泽东对于他们立场和态度的基本判断，直接影响着下一步文革的发展走向。

　　④ 多数领导干部在文革中的立场和态度说明了什么？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在文革中的立场和态度也没有什么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待群众的态度上，具体在没有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没有给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认真平反，销毁档案中的黑材料，没有支持左派群众的革命行动。现在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央三令五申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这样做呢？他们的默守陈规又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前文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分析，现在我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各地领导干部在工作组时期是积极执行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因而才将大批造反派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此后，不论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还是从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到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在这两个时期内，中央不仅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专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会议后期他们还做了思想转变的发言，但是随后的文革实践表明，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能够转变过来，也就是在文革的立场和态度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认识的因素，又有利益的原因。从认识上来说，他们没有想到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还会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种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主要的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内部。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通过其先锋队共产党掌握着政权，因而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主要地还是来自于共产党内部，特别是她的各级领导层，尤其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不论是苏联产生修正主义的沉痛教训，还是中国在“四清”运动和“三反五反”期间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都说明出现这种状况绝非危言耸听。如果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对此熟视无睹，默然置之，不采取果断措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一旦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是会随时可能发生的。

　　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所谓党内走资派，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这些走资派隐藏在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层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构成致命危险。那么，如何清理这些党内走资派呢？以前运动的成效以及当时严峻的现实表明，由于走资派隐藏在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层内，而且已经占了相当大的一个部分，[253]如果再像过去那样在各级党委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运动，这些隐藏在各级党委内部的走资派势必会来领导运动，他们又怎么会将斗争的矛头对准自己呢？这样他们必然会从阶级本性出发，处于保护自己的目的，扭转运动的方向，致使运动走了过场。为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紧紧依靠群众，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露我们党的黑暗面，在斗争中识别走资派，改造走资派，将死不改悔者清理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依靠群众这样做，难免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甚至冤假错案。毛泽东、林彪的讲话以及中央的文件多次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在群众运动的问题上，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弄清本质和现象，从全局上来看问题。可是他们却听不进去，夸大群众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诋毁群众运动的合理性。应该说，他们反映的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武斗现象，以及对待干部的过火行为，一般说来也是属实的。这里引发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他们对于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消极现象谈的津津乐道，对于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的大局却视而不见呢？这是为什么呢？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群众自身的因素以外，他们到底有没有责任呢？如果各级领导干部能够奉公守法，真正以人民公仆的面目出现，积极参加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支持群众造反，而不是在群众运动中支一派，压一派，将造反派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而且还迟迟不承认错误，不为他们平反、销毁所整的黑材料，仍然为保守派群众提供“保护伞”，那么还会出现如此激烈的斗争吗？他们回避自身存在的问题，却把群众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上纲，以此作为反对群众运动和文革的依据。这样也就将他们反对文革的态度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走资派作为文革的重点斗争对象，与过去的斗争对象相比，还是具有重大不同的。过去的斗争对象是明显的，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而现在的走资派就隐藏在党的各级领导层。除去那些腐化变质分子好判断以外，其他的走资派头上并没有标签，他们平时和别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讲着马列主义的语言，以领导干部的面目出现，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将他们分辨出来确实并不容易。腐化变质分子个个是走资派，走资派却不见得人人生活腐化。有的走资派自身还比较廉洁，但他就是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难道这样的人也不是走资派呢？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弄清楚判断走资派的根本标准。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认为，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254]党内还存在着大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领导干部，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255]如果这些人的世界观不能得到改造，那么这些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会在一定条件下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要是这样的话，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当时毛泽东向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苦口婆心地讲这个道理，可是他们当中又有几个人能够听得进去呢？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随着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公有制经济的大面积破产，他们中的有些人才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

　　除了认识的因素以外，还有个人利益的作用。许多领导干部从政多年，做惯了官，平时官僚主义严重，听不进不同意见，民主作风又很差，常常对人发号施令，爱摆架子，更难以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甚至有的人还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由于文化大革命是要动员群众将主要矛头指向这些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而且还是第一次进行，没有经验可循，又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这样就容易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致使大批领导干部受到大规模冲击。这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可是，这个时候许多领导干部为了避免自己遭到冲击甚至被打倒，就利用个人平时的影响力，打着保卫党组织的旗号，在群众中间寻找保护人。同时，一些群众也处于对于党的领导的信任，平时又得到过这些领导干部的照顾，甚至有的人还企图在这个关键时候进行投机，拉近与这些领导干部的关系，于是纷纷出面保护这些领导干部。这就是保守派群众形成的渊源。

　　造反派群众要在领导干部中间寻找走资派，势必要把斗争矛头对准领导干部。这样在两派群众的问题上，领导干部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保守派群众，反对、乃至于打压造反派群众，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了。他们这样做，说到底还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避免将打击的矛头指向自己，从维护个人利益出发展开的行动。从中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与他们自身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以个人利益作为优先选择了，党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时候已被他们置于脑后了。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多数领导干部没有站在文革立场上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既有认识的因素，也有利益的原因。认识的因素影响着他们的选择，利益的原因又制约着他们认识的深化。单纯认识的因素通过说服教育还有可能让他们转变过来，利益的原因则成为影响他们转变的决定性因素。而这又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改造他们的世界观，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是文化大革命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性环节。[256]

　　我们注意到，即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为此开了半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做与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这些领导干部在会议期间也做了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发言，但是在会议结束以后，当他们进行文革的时候，许多人既没有公开承认以前所犯的错误，也没有主动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群众平反，销毁档案中的黑材料，更没有主动地支持造反派群众，而是仍然像以前那样进行文革。他们这个时候的作为又与以前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的作为联系在一起，使毛泽东对他们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既然这些人在反复提醒而且做了思想工作的情况下，仍然言行不一，拒绝悔改，那么这个时候再继续要求他们改变态度，站到文革的立场上势必就更加困难了。文化大革命要进行下去，必须做出新的选择。这样也就影响到了文革的走向。

　　关于这个问题，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传》有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我们引述如下：

　　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毛泽东已经明显地失去了耐心，认为他们利用领导者的身份，玩弄两面派的手法，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努力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框框，提倡无条件附从，挑动群众斗群众，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同他们商量，已不再能妥善地解决问题。不排除这个障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不能进行到底。

　　这样，他就越来越觉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同他的思想距离太大了，依靠原有的体制，根本无法实现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意图和部署，而光靠十月中央工作会议那样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看来已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就决心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把运动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局面。他下这样的决心，是经历了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才定下来的。[257]

　　从文革发展历程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个更加激烈的手段，也就是即将到来的全面夺权风暴。

　　（4）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和社会上两派力量之间的斗争。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指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和刘少奇代表的路线之间的斗争。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是指造反派（即少数派）和保守派（即多数派）之间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它们之间的斗争对于文化大革命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我们这里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具体说来是指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党内发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在文革爆发的时候才产生的，而是早在建国以后就已经存在，具体表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逐渐走向激化，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

　　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发表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来。具体说来，双方在围绕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形势、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进行的斗争。“五一六通知”的下发，撤销“二月提纲”，解决彭真、陆定一等人的问题，就是两条路线在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结果。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工作组问题上又一次表现了出来。具体说来，双方在围绕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党组织、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斗争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派还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上进行的斗争。毛泽东回京后主持中央会议撤销了工作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就是两条路线在工作组问题上斗争的结果。

　　由此看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在工作组问题上表现出来。斗争的结果不仅以“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下发，“十六条”在中央全会上通过，还以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中央领导人在党内地位的改变或被撤销职务为标志，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冲破重重阻碍后，最终在党内上升为指导地位。即便如此，两条路线的斗争却没有结束，刘少奇代表的路线仍然在党内存在，不过是退居次要地位而已。这在此后文革发展的进程中表现了出来。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虽然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毛泽东重返了第一线。但是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仍然遇到了重重困难。这种困难表明，通过意识形方面和工作组问题上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虽然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得到了解决，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也不再主持中央工作，但是他们代表的那条路线仍然在党内较为广泛地存在着。这突出地在党内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态度上表现了出来。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在国庆节期间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另一种表述。这条路线在党内高中级领导干部中间仍然比较广泛地存在着。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就是工作组期间这条路线的执行者。这个时候的大多数高中级领导干部，仍然深受这条路线的影响，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为了使他们能够及早转变过来，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从后一阶段他们在大会上的发言来看，他们思想上似乎转变过来了。但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后的文革实践中，他们仍然是我行我素，和以前相比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还是抱着抵制和反对的态度。这表明通过做思想工作来转变他们对于文革态度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

　　其实，党内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表现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而不是是否采取工作组的形式。[258]虽然两条路线都提出要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判断它们是不是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主要的不是看各自的声明，而是看两条路线执行后的实际行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表现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各级干部进行运动，群众能不能实行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在运动中监督干部、审查干部、罢免干部、选拔干部，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这是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

　　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党内生活中。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一般说来，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党内存在阶级斗争表现形式，它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存在着密切联系。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联系往往是思想上的而非组织上的。这种斗争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后，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出发，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之下为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进行的革命。只有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才能不仅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可以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否则的话，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难以巩固而且还会付诸于东流，进而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正是因为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才引发了党内高层的人事变动。斗争的胜负不仅关系到文革的走向，还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

　　② 两条路线与社会上两派斗争关系的简要回顾。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是存在密切联系的。那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呈现出怎样的关系呢？

　　要研究这个问题，就要从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作组问题上说起。

　　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开始的。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是否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集中表现出来。当时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工作，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而在前台具体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是彭真、陆定一等人。因而当时党内两条路线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就先在彭真、陆定一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展开。彭真、陆定一的背后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他们都在中央政治局内，有的还是常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毛泽东虽然支持姚文元的文章，但是还没有明确表明态度并介入此事。因而从当时党内力量对比上来说，坚持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一方占据优势，而坚持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一方则处于劣势。

　　正是因为这样，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北京搞不成，江青才到上海去组织批判文章的。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双方的斗争才正式拉开序幕。北京报刊不仅奉命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还接连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学术文章，又制定了《二月提纲》来压制政治批判，企图将批判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不仅如此，中宣部还扣压关锋、戚本禹、穆欣、尹达、林杰等人的文章，彭真又提出对左派进行整风，让人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打电话，说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259]

　　这说明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正在党内激烈地进行着。这种斗争在文化界表现为左右两派之间的斗争。吴晗、邓拓、廖沫沙、翦伯赞等人是文化界的右翼，站在刘少奇代表的路线一边；关锋、戚本禹、穆欣、尹达、林杰等人是文化界的左翼，站在毛泽东代表的路线一边。从文化界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来说，右翼既有高级干部，又有学术界的权威人物，还有彭真、陆定一等人的支持，背后又有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做后盾；左翼则是一些小人物，只是获得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支持，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对这个批判明确表示态度并介入此事。因而当时在文化界进行斗争的左翼明显处于劣势，右翼则处于优势。

　　从当时党内斗争的力量对比上，坚持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力量占据优势，坚持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力量处于劣势；从当时文化界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上，右翼的力量占据优势，左翼的力量处于劣势。右翼是执行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左翼是执行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因而不论是党内还是文化界的力量对比上，坚持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一方占据优势，坚持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一方则处于劣势。由此看来，不论是党内还是文化界双方的力量对比态势是一致的，都是坚持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一方占据优势，坚持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一方处于劣势。

　　党内外的斗争是互相影响的。坚持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党内力量支持、庇护文化界的右翼力量；坚持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党内力量则支持、帮助文化界的左翼力量。坚持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党内力量利用职权压制执行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左翼，坚持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党内力量则支持左翼批判文化界的右翼。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力量对比的差异，不论是党内还是文化界坚持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一方显然处于不利地位。这个时候如果毛泽东再不出面干预，那么文化革命的进行就会遇到很大困难，甚至还会出现夭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直接介入文化革命，一举扭转了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被动局面。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下发了撤销《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停止或撤销了彭真、陆定一等人在党内的职务，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开始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指导地位，左翼也逐渐向优势地位转化。但是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工作组问题。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工作组问题上又表现了出来。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群众起来造反，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派出了工作组，群众在运动中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各级党委和工作组执行中央一线常委的指示，在造反派中“反干扰”、“抓游鱼”，将不少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党内围绕是否撤销工作组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及其成员之间展开。

　　中央一线常委执行刘少奇代表的路线，而中央文革小组则执行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当时陈伯达先后三次向中央一线常委提出撤销工作组，但是都遭到了他们的拒绝。这表明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处于优势；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则在中央处于次要地位，处于劣势。这个时候运动中的群众分裂为两派，造反派执行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向党内走资派造反，遭到打压，处于劣势地位；保守派则执行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向牛鬼蛇神造反，保护各级党委和工作组，得到他们的支持，处于优势。

　　这样我们看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存在着密切联系。不论在党内还是社会上，坚持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中央一线常委、各级党委、工作组和保守派处于优势地位，坚持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少数领导干部和造反派处于劣势地位。在党内外斗争的力量对比中，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处于次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文革的发展又一次面临重大选择，要么走上歧途，要么走了过场。毛泽东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采取果断措施，拨正了文革的发展方向。

　　这表现在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外地回京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中央会议作出决定，撤销了工作组，而后又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当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时，刘少奇以不怕下台为由拒绝接受批评，引发了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党内接班人地位的重大变动。这样就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改变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态势，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开始占据指导地位，而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则退居次要地位。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是互相影响的。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影响到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又进一步促进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中，最后撤销了《二月提纲》，解决了彭真、陆定一等人的问题后，发表了被扣压的左派的文章，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开始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工作组时期，造反派受到压制和打击，不少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是在撤销工作组，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以后，才解决了工作组问题，扭转了文化大革命方向的。这样就从政治上解除了造反派的压力，使他们从过去所受到的打击中解脱出来，鼓舞了他们的斗志，为社会上两派力量的转化创造了条件。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开始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占据指导地位了。

　　虽然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内得到了解决，但是在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中，造反派仍然受到压制。许多领导干部不仅不向他们道歉，承认错误，销毁他们档案中的黑材料，也不为造反派进行平反，更不会在运动中支持造反派了。因而社会上两派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表明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虽然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中解决了路线问题，但是在广大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刘少奇代表的路线不仅仍然存在，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对象，就是这些党内领导干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在运动中转变立场，改变态度，支持造反派，回到文化大革命的轨道上来。

　　从以上回顾中可以看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论是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和彭真、陆定一等人具体负责的意识形态，还是支持撰写批判文章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以及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力量对比态势上的优劣是非常明显的。与此相对应的群众斗争中，不论是反对进行政治批判的领导干部、学术权威和社会上的保守派，还是进行文化革命的左翼人士和社会上的造反派，在力量对比态势上的优劣也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力量对比的优劣决定了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工作组问题上，都是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占据指导地位，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处于次要地位。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强力推动，才改变了这种力量对比的态势，使两条路线在党中央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是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运用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崇高声望和权威，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做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鼎力支持以后才得以实现的。这样虽然为文革的进行扫除了障碍，但是这种依靠领袖强力推动的革命，又无形中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确定性，将来一旦随着领袖的离去，在文革成果尚未巩固的情况下，极有可能被人打着“维护文革成果”的旗号招摇惑众，将艰难形成的文革成果摧毁掉。后来怀仁堂事变的发生，导致文革的最终失败，就为此作了注脚。

　　两条路线在党内所处地位的不同，是由于执行两条路线的政治力量对比的不同决定的。这种政治力量对比的不同，既表现于党内，也表现于社会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与社会上的两派斗争存在着密切联系，还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上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同时，社会上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会促进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发展，并影响到党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两者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的关系。不过，一般说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力量对比对社会上力量对比的变化具有影响、指导乃至决定性意义。这从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作组问题上的变化上就得到了证明。

　　③ 一九六六年冬季党内外斗争的若干分析。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背景下，社会上的保守派特别是其中的顽固分子在十一月、十二月先后向党内外支持文革的力量发起了攻击，这被造反派称为十一月、十二月黑风。由此引发了党内外支持和反对文革的力量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

　　1）一九六六年冬季党内外斗争发生的背景。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虽然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毛泽东代表的路线上升为指导地位，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中解决了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证，但是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至国庆节前这一段时间的文革实践来看，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并没有退出文革舞台，而是仍然存在于党内广大高中级领导干部中间，也影响着社会上保守派的作为。这条路线在国庆节后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当时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表现出来，矛头所向仍然是受到这条路线影响的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确立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党中央的指导地位，但是在这条路线的贯彻执行上，党内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积极践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却仍然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对这条路线的贯彻执行表现出消极态度。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在他们之间继续进行。这个时候在党中央领导层践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力量已经占据优势，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力量则是处于劣势，但是由于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干部处于党内各级领导岗位上，文革政策还是要依靠他们去贯彻执行，因而他们的态度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上两派的斗争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展开。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大力支持造反派，反对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希望造反派能够在斗争中分化、争取保守派，促进他们的转变。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领导干部仍然支持保守派，打压反对他们的造反派。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支持文革的党员干部则是党内的文革力量，而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领导干部则是党内反对文革的力量。社会上的造反派则是社会上的文革力量，而保守派则是社会上反对文革的力量。从造反派和保守派中分化出来的极“左”派和极右派，则是两派当中的激进派，是从左右两个方面对文革造成严重破坏的力量。

　　社会上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与党内文革力量和反文革力量的斗争具有密切联系。两派的斗争反映出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和党内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领导干部之间的斗争。一般来说，党内的文革力量支持造反派，党内的反文革力量支持保守派。社会上的造反派受党内文革力量的指导，反对党内的反文革力量。社会上的保守派受党内反文革力量的指导，反对党内的文革力量。造反派在领导干部中间批斗走资派，而保守派则是保护领导干部免于批斗。保守派特别是其中的激进派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文革力量，而造反派则不仅反对他们这样做，还在党内文革力量的指导下，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冬季十一月黑风及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斗争，十二月黑风及反击十二月黑风的斗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2）十一月黑风及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斗争。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做与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由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是党内鲜明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代表，进入十一月份以后，社会上的保守派特别是其中的激进派就把矛头对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展开了一系列行动。虽然他们和党内反文革力量不见得存在组织上的关系，但是从思想和行为的逻辑关系上来说，则是存在密切联系的。他们实际上做出了党内反文革力量不便于做出的行动，是在为这些人火中取栗。

　　其实，社会上的保守派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是进入十一月份才出现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六条”，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就遭到了老红卫兵的攻击。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航空学院的老红卫兵赖锐锐、李明清等人就贴出题为《炮轰……》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大字报说：

　　“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既然运动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而且北大的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又是经过了长期的筹备，首先又经过他老人家亲自审阅过，对于派工作组的问题难道他老人家会不知道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时在北京的党中央常委究竟听谁的？又是怎么研究决定的，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同志都作出了检查，可是把责任承担下来了后，工作组又该担负什么责任呢？没有明确的指示，所以造成了同学们对工作组的问题意见分歧很大。我们认为这是有些同志应该负责任的。”

　　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评价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不力、不全、有偏心。[260]

　　从大字报中可以看到，老红卫兵不仅将矛头对准了中央文革小组，还指向了毛泽东，不过是话说的委婉一点而已。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当时毛泽东对派出工作组是持保留态度的。[261]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派出工作组，而是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执行什么样的方针、政策的问题。[262]大字报无视双方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含沙射影地说中央文革小组乃至于毛泽东应该对此负责，是没有道理的。其实，不仅老红卫兵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有的保守派红卫兵也开始将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贴出了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北京广播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险峰贴出《中央文革小组必须来我院检查》的大字报，认为，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前一阶段在广播学院所做的某些事情，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十六条”。[263]

　　中央文革小组是根据“十六条”的精神来指导文革的，但是北京广播学院的这个红卫兵组织却在给中央文革小组贴出大字报中，硬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做的某些事情不符合“十六条”，这是站在小团体的立场上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攻击。

　　由于林彪支持文化大革命，这个时候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了林彪。王震的儿子王军对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就有不少看法。当时他已经是海军干部，在湖北造船厂做驻厂军代表，获悉西纠的司令孔丹要办报纸，就找到孔丹对他说：“你们办报，没钱我可以支持你们。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们得反林彪。你们反林彪，我就给你们钱，支持你们办报纸。”因为办报，买纸、印刷都需要钱。孔丹他们就收了王军的200块钱。孔丹后来自己也说，文革中反对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在思想上都是相通的。[264]

　　进入十一月份以后，一些保守派红卫兵也将矛头指向了林彪，贴了林彪的大字报。

　　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农大附中高三（2）班学生刘振忠、张立才以伊林·涤西为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在清华大学贴出。“公开信”批评了林彪九月十八日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总政宣传部负责人时的谈话中的两个观点：一个是“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另一个是“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大字报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错误的，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有害的。”[265]

　　“公开信”是以大字报的形式于十一月十五日凌晨左右张贴在清华大学的，当天下午被撕毁。伊林·涤西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将公开信印成传单四处散发。[266]

　　看来，伊林·涤西是铁了心要宣传自己的观点，与林彪进行对抗的。其实，林彪的一些说法不是没有可议之处，毛泽东对此也存在不同意见，但是伊林·涤西大字报的主旨显然不在这里，而是借此来攻击林彪，表达他们对林彪支持文革的不满。这个时候北京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也在发生分化，有一些保守派红卫兵加入到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列，中央文革小组对于他们的这种转变予以支持。这引起了一部分保守派红卫兵的不满，于是他们开始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十一月七日，北京二司内的少数派北航红旗、轻工红鹰等组织实行“宫廷政变”，造了二司的反，夺了二司的权，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三司马上表示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十一月十二日，戚本禹在接见二司代表时说：“你们长期以来就是保呀，保呀，保得厉害！”“这次宫廷政变，搞得很周密，我倒很欣赏。”戚本禹劝二司总部的成员“向真理投降”。十一月下旬，北京矿业学院首都红卫兵总部（原属二司）联合十几个院校的多数派（保守派），成立批判戚本禹联络站，表示要对戚本禹的讲话进行彻底批判。矿院首都红卫兵红色游击队在市内贴出“我们坚决要求和陈伯达辩论”、“戚本禹11月12日的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等大标语。

　　还有一些保守派红卫兵不对自己在文革中的立场和态度进行反思，反而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红卫兵表示不满，从派性出发，贴出了系列大字报，将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日，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质问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只支持三司？为什么宠爱北航红旗？为什么支持揪着工作组不放？大字报提出质问：“是谁把‘少数派’定为‘左派’，把‘多数派’打成‘保皇派’、修正主义的呢？为什么允许‘少数派’中某些人借批判资产阶级之名去斗争‘多数派’呢？现阶段全国性的群众斗群众的局面不正是由此而引起的吗？这难道执行的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这个责任究竟要谁来负呢？”北航红卫兵八一野战兵团贴出《也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纵容少数派压多数派”，提出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中某些同志的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领导。”[267]

　　站在不同立场上看问题，就会产生不同观点。保守派红卫兵由于立场上站错位了，自然也就难以说出真理。从文革的精神和保守派的言行看，他们的质问不仅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还是倒打一耙的。试想，当时最有力量、最有可能使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就是隐藏在党内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造反派对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造反，符合文革大义，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不能将他们称为左派？保守派不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而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牛鬼蛇神。这显然偏离了文革的重点，转移了斗争方向，这到底算不算保皇派？保守派在领导干部的支持下打压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对他们进行反击，这到底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只要对这些问题稍作分析，大字报诡辩的虚伪性也就昭然若揭了。

　　这个时候出现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刘少奇本来是由于犯了严重错误才被取消党内接班人地位的，但是北京林学院校园里却出现了“刘少奇万岁”的标语。[268]这说明直到这个时候保守派师生中还有人为刘少奇地位的变化愤愤不平，也反映出刘少奇在社会上还存在着支持力量。这又一次显示出社会上的两派斗争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密切联系，也说明保守派与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一致性。

　　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林业学院红卫战斗兵团的李洪山贴出《剖析戚本禹同志的讲话——评戚本禹同志11月12日的讲话》的大字报，表示“戚本禹的反是造定了”。十一月三十日，李洪山等贴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大标语。十二月一日，李洪山在林院辩论会上说：“中央文革产生不符合‘十六条’”，“钦差大臣满天飞”，“把谭力夫打成右派”。 [269]他还赞同谭力夫说的，“主席二十年代的，你拿到六十年代硬套，那怎么行”的看法，对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却没有经过群众选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各学校组成群众组织，“搞的四分五裂”也是中央文革小组造成的。[270]

　　以上行为的出现，被造反派称为十一月黑风。所谓十一月黑风，其实正是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抵制。[271]从中不难看出，十一月黑风是由保守派红卫兵以及老红卫兵发起的，他们将矛头指向了党内的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正在进行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批判，攻击造反派红卫兵，有的还为刘少奇唱赞歌。这表明社会上的保守派既攻击造反派，又反对党内的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还保护党内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必然会引发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激烈反应。于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北京三司召开大会，开展行动，游行示威，发起反击，以凌厉的行动展现了造反派的磅礴气势，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北京三司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和所属组织代表会议，讨论形势和任务。会议提出：“两条路线的斗争更激烈、更复杂、更尖锐、更明朗，党内走资派于垂死之际，要疯狂地挣扎和反扑，他们孤注一掷，在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同时，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头上，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十七日晚，陈伯达、关锋接见了到会人员及北航红旗的代表，并讲了话。[272]

　　十二月一日，北京林学院和外地串连学生联合提出与李洪山辩论。[273]

　　十二月四日，三司发动所属组织在市内举行了一二四大反击运动。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贴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阶级敌人的新反扑”、“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等巨幅标语。三司的宣传车奔驰全市，不断高呼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等口号。当天出版的三司《首都红卫兵报》发表《打垮新的反扑》一文。十二月六日下午，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国革命造反派联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大会，北京三司、全国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北航红旗、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团赴京告状团等在会上发言。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和《致全国革命造反者书》。[274]

　　从以上引用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十一月黑风实际上是保守派对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发起的攻击，通过大字报及其它实际行动他们已经将矛头不仅对准了社会上的造反派，还指向了党内的文革力量——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抵制正在进行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活动。这是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党内许多领导干部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日趋走向被动的情况下，社会上的保守派为扭转被动局面所发起的主动进攻行为。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必然会排除干扰，扫清障碍，发起强力反击，使文革沿着既定的轨道发展下去。

　　3）十二月黑风及反击十二月黑风的斗争。

　　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是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对于在文革中形成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中央文革小组是比较妥善地对待它们的。比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仅参加了由保守派组成的一司、二司成立大会，同样也参加了由造反派组成的三司成立大会。[275]由于造反派的行动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因而在实际行动中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对保守派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还启发造反派要做好保守派的工作，使他们尽早转变过来。

　　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保守派开始向造反派转化，但是直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总的说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这一类的造反派仍是少数派，与它们对立的多数派仍是多数派。北京如此，全国也如此。以前中央文革小组就对造反派反复讲过要争取保守派，直到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在接见湖北揪王任重造反团时还在叮嘱造反派：“你们……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多数，不要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多数派同学很多是受蒙骗了，不是不能做工作的，是可以分割的，一定要做细致的工作，这是策略问题，希望大家注意。”[276]这里的多数派是指保守派，江青希望造反派要多做思想工作，把保守派争取过来。因为这两派群众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又处在相同的地位上，是有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的。这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文革是依靠群众来进行运动的。

　　尽管这样还是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进入十二月以后，他们又一次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出现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潮流，当时被造反派称为十二月黑风。

　　十二月一日，林学院一学生（李洪山——引者注）在辩论会上说：“中央文革产生不符合‘十六条’。”同日，林院贴出大字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公开信》，批判中央文革小组。

　　十二月二日，这个学生到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反映意见，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都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包办代替的方向性错误。他说，已联合了50多所学校，要求中央解散中央文革小组。[277]

　　十二月二日，林院红卫战斗兵团及一二九、永向党等组织贴出《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两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大字报说：“像这样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踢开哪行呢？不解散哪行呢？”林院还在天安门两侧观礼台上刷出大标语：“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78]

　　十二月四日，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同日，在清华园和城内都出现了大标语“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279]

　　十二月五日，林院、清华、人大等二十三个院校的学生一百四十多人集会，林学院红卫战斗兵团的李洪山在这个集会上宣读了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文章《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棵大毒草——评陈伯达同志的两个月来运动的总结》。他的文章从四个方面批判陈伯达：一、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二、把矛头指向群众，转移目标，是方向路线错误；三、以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名，行大骂群众运动之实；四、给运动画框框、定调子。清华大学学生易振亚在会上发言说：“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是错误的；林彪也可以怀疑，林彪的经验没有刘少奇丰富，刘少奇都会犯错误，林彪就肯定不犯错误吗？文化大革命以来是一片黑暗；尽管江青的讲话见报了，我们还是要批判。”

　　十二月七日，地院的穷棒子造反兵团发表第一号公告，指出中央文革小组形“左”实右。

　　十二月九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的颜晓东贴出《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指出：“10月3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关锋把全国说成漆黑一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说得摇摇欲坠，散布流言蜚语，企图镇压革命左派，还自以为得意。其实，关锋等人犯了严重的错误，是挑动全国性群众斗群众的祸首，他们企图挑动三司革命师生来保他们。关锋、戚本禹很可能是野心家、阴谋家。”[280]

　　同日，捍卫团在红星影院集会，会上有人呼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

　　十二月十日，北大虎山行贴出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它说：“运动阴暗面很大”，“许多人厌战情绪上升”，“群众中对立情绪日趋严重”，“又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严重事件”，“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大字报质问：“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十二月十一日，清华雪莲印出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批判陈伯达、江青。

　　十二月十二日，林院一学生贴出大字报《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同志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讲话》。[281]

　　我们可以看到，保守派及其中的极右派分子信口开河，明目张胆地诋毁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点了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及其成员的名，提出要炮轰乃至于解散中央文革小组。有人还公开唱反调，呼出了“刘少奇万岁”的口号。这些保守派及其中的极右派分子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以鲜明的态度站在了文革的对立面，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个时候出现了由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发展起来的联动，更是摆出了与中央文革小组势不两立的态势，成为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敌对力量。

　　由于前文在研究红卫兵运动的时候，我们对于联动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现在我们就只对联动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联动，又称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是由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八一学校等北京中学的老红卫兵于十二月五日组成的。

　　联动成立之日，即十二月五日，联动成员、京工附中邹建平等人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报纸刷下一条巨幅标语，上面赫然写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这也可以看作是联动的宣言。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上，提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会后，联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讥讽“江青太狂了”，提出要“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为了反对公安部抓他们的同伙，联动于十二月十六日、二十八日、三十一日三次冲击公安门，在公安部墙上刷上了“公安部执行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火烧谢富治！”等大标语。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联动部分成员在一个通告中提出“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282]

　　联动是由老红卫兵组成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属于保守派红卫兵中的极右派。这些老红卫兵是干部乃至高干子弟。本来，他们是率先起来造反的，但是这些老红卫兵造反的对象要么是领导干部队伍中的“死老虎”（即被打倒的走资派），要么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即牛鬼蛇神）。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随着文革的发展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父母遭到冲击的时候，这些老红卫兵就由文革的参加者变成文革的反对者，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就成为他们“造反”的对象了。

　　保守派红卫兵特别是其中的极右派分子的行动，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局，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必然会遭到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无产阶级大民主，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保守派红卫兵及其极右派分子，践踏了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力量。不论党刊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率先对此作出反应，造反派随即行动，对保守派及其极右派分子进行了反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红旗》杂志第十五期发表《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提出了“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十二月十三日凌晨二时，江青在国务院北门接见去《红旗》杂志社贺喜的群众时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大民主”。十二月十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与三司、北航红旗等单位代表座谈，康生在会上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李洪山就是反革命小头目。”“攻击林总是否叫群众？凡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就是反革命，他们不是群众，是群众的敌人，是他们与群众作斗争，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江青在会上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十二月十六日，北京林学院召开了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十二月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陈伯达用“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句话，概括了中央文革即将采取的行动步骤。同日，李洪山被公安机关逮捕。

　　就在同一时间，清华、北师大、北大、北京地质学院等许多院校多次举行大会，批判斗争李洪山、伊林·涤西及支持或为他们辩护的学生，而其中的首要人物先后被公安机关逮捕。[283]

　　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保守派及其中的极右派分子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抵制正在进行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还喊出了“刘少奇万岁”的口号，这显然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支持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形势的发展，对刘少奇进行点名批判也就成为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戚本禹在北京矿院说：“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二月二十六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代表时，称刘少奇为赫鲁晓夫。十二月三十日，江青到清华单独接见刘涛（刘少奇之女），说：“你爸爸、妈妈干了反革命的事”，“你应当和你爸爸、妈妈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公、检、法来京人员时说：“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一月十日，康生在高级党校说：“说刘少奇是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你们党校对全国的贡献。”

　　对刘少奇的批判经历了一个过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午，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造反派代表，有人递了条子，表示“准备揪出刘少奇、邓小平”，江青说：“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内问题，中央可以解决。现在搞他们不适合，不策略。对于他们在党内党外的影响，群众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在清华、北大，不是有人贴刘少奇的大字报吗？主席亲自派陈伯达去制止。”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时候江青还是不赞成公开批判刘少奇的。九天之后，江青的说法变了。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北京部分大中学校师生座谈会上，有人提到江青十二月十八日上午的讲话，提出江青“说曾让陈伯达同志去制止过贴刘少奇的大字报”，江青说：“那是几个月以前啦！你们现在要背对背，不要死揪出来，其他怎么做都可以。”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十二月十八日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的缘故。[284]其实，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因为社会上两派的斗争以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走向复杂化造成的。

　　这里我们还要说到的是蒯大富组织造反派红卫兵十二月二十五日游行示威的活动。

　　从现在的一些史料上看，蒯大富组织的这次行动是在张春桥的指导下进行的。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单独召见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负责人蒯大富。张春桥对蒯大富说：“中央那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大富受命回校，当晚就向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们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组织作了通报，并以大联合的名义，宣布联合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随即以井冈山兵团的名义召开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坚决镇压反革命妖风，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誓师大会。

　　井冈山兵团发表决议：一、坚决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坚决要求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回清华作检查，“向革命群众请罪”；二、“对于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一小撮反革命走狗狠狠打击，坚决镇压。”

　　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蒯大富相继召集井冈山兵团总部的头头和井冈山兵团全体人员开会，提出了要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的行动计划。当时井冈山内部虽然存在分歧，最终还是通过了蒯大富提出的行动计划，不过把日期从二十四日推迟到二十五日。[285]

　　十二月二十五日，蒯大富组织的6000多人在北京大街上游行示威，出动广播车，贴出大标语和大字报。主要口号有：“全国人民起来，彻底打垮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打垮刘、邓资反路线的猖狂反扑！”“刘少奇是中国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广播车广播了《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坚持资反路线的十大罪状》，还广播了井冈山兵团声明：“（一）强烈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二）薄一波必须在1966年12月29日以前回清华交代反革命罪行。（三）王任重必须在1966年12月31日以前回清华还帐。”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编印的《快报》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编印的小报《井冈山》，分别向上面、向社会报道了这次行动的情况。

　　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在大会上作题为《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发言，她说：“刘少奇、邓小平从来也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的代表，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的谭厚兰在大会上的发言中，突出地批判了刘少奇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它“充分暴露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全国造反派起而呼应，将社会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推向高潮。[286]

　　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华井冈山抄了薄一波的家。北京政治学院政治公社等组织召开了批判、斗争周荣鑫、雍文涛的大会。

　　十二月三十日傍晚，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到清华大学，对清华井冈山蒯大富等人搞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大行动表示“坚决支持”。[287]

　　从十二月黑风及反击十二月黑风的斗争中可以看到，十二月黑风是由社会上的保守派红卫兵及其极右派分子刮起的。保守派红卫兵特别是其中的极右派分子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中央文革小组，与造反派红卫兵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为文化大革命提供坚强保障。由于保守派红卫兵特别是其中的极右派分子破坏了文革的大局，扭转了文革的方向，甚至还出现了暴力行为，直接冲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因而造反派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联合起来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专政机关也对其中的破坏分子采取了强制措施。十二月二十五日大行动就是这次反击的高潮。

　　这里涉及到对待刘少奇态度的变化问题。从前文江青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党中央对刘少奇问题的处理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不是要打倒刘少奇，而是要公开批判刘少奇。从江青的回话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这是因为没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批准，刘少奇是打不倒的。从不公开批判刘少奇到公开批判刘少奇，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还是要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社会上的两派斗争说起。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遭到了许多领导干部的抵制。这在他们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保守派中的人虽然在向造反派阵营转化，但是其中的顽固分子却不仅在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与造反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反映出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下，不论是党内的反文革力量还是社会上的保守派，不仅具有思想上的密切联系，还心照不宣地结合在一起，并展开了相应的行动。这样通过对刘少奇的公开批判，既是为了从政治上表明态度、思想上弄清是非，也是文革发展下去的必然要求。说到底，这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和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矛盾激化的结果。

　　十二月黑风及反击十二月黑风的斗争，不仅是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4）斗争说明了什么？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从十一月黑风、十二月黑风以及对这两股黑风的反击来看，双方斗争的激烈程度显然增强了。这种斗争既在社会上的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展开，又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具有密切联系。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个时候的保守派特别是其中的极右派分子直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乃至于林彪。如果把这种现象与党内许多领导干部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

　　这两个月的黑风不仅是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态势发生根本变化，又在大张旗鼓地进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背景下刮起来的，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保守派产生了分化，其中不少人开始觉醒并转向造反派队伍的情况下出现的。社会上的保守派虽然暂时还占有优势，但是斗争的前景却并不乐观，不仅在党内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而且在社会上两派斗争中也面临着严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及其中的顽固分子才为了扭转颓势，表现出对于文革的反动，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党内支持文革的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甚至还有人喊出了“刘少奇万岁”的口号，说出了党内有些领导干部不便于说出的话，将他们反对文革的态度鲜明地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这两个月刮起的黑风从形式上来看是由社会上的保守派造成的，实际上则是与党内许多领导干部存在密切联系。这是因为这些领导干部本来就是支持社会上的保守派的，社会上的保守派在运动中也是保护这些领导干部的。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背景下，不论是党内反对文革的领导干部还是社会上的保守派，都感觉到他们正在走向式微，而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又是党内执行中央文革路线的坚定力量，在这些领导干部碍于党内纪律和组织程序不便于发言的情况下，社会上的保守派特别是其中的顽固分子就利用文化大革命创造的宽松舆论环境，率先出击，贴出大字报，向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挑战了。这是他们敢于攻击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内在原因。

　　斗争进一步彰显了党内两条路线与社会上两派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运动中两者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持文革的力量开始在党内占据优势，社会上的造反派队伍也在迅速扩大，纷纷对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了猛烈批判。党内反文革力量仍然在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社会上的保守派，但是他们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正在走向低落。社会上的保守派这个时候向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发起攻击，不过是为了扭转颓式进行的亡羊补牢式的努力。虽然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蚍蜉撼树式的行为在文革发展的滚滚洪流面前注定是被击得粉碎的。

　　两个月黑风的出现，是社会上的保守派在面临不利的情况下主动发起的攻击。这种攻击不仅是针对造反派的，更是将矛头对准了党内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而在保守派的背后又站着党内反对文革的领导干部，这个时候他们在党内正面临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强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发起的反击，不仅是针对正在发起攻击的保守派，其实也包涵着站在他们背后的领导干部。刘少奇这个时候虽然已经不再视事，但是他提出的路线毕竟还在起作用，那些执行了这条路线的人仍然执迷不悟，还在竭力维护这条路线，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刘少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从思想上进行公开批判的。

　　由此我们看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引导着社会上的两派斗争，两派斗争又影响着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两者不仅具有密切的联系，而且还在互相影响，在此起彼伏中推动着文革的进程。

　　④ 文革在党内外斗争中被推向前进。

　　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才产生的，建国后就已经在党内存在，不过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才逐渐走向激化罢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就谈到过这个问题，而且还要对此进行思想批判。他说：

　　要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进行全国性的大批判。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胜利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是这个问题，现在仍是这个问题。”

　　毛泽东还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288]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代表的。根据对两条路线态度的不同，一般来说，党内可以分为文革力量和反文革力量，当然还有中间力量。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等许多党员干部是党内文革力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以及一大批党员干部是党内反文革力量。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代表的路线虽然在党中央占据指导地位，刘少奇代表的路线退居次要地位，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在党内真正得到解决。这是因为刘少奇代表的路线仍然在党内存在，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还在受到这条路线的严重影响，因而才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在党内存在的标志。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作组问题上表现出来，也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表现出来。既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作组问题上的斗争中导致了彭真、陆定一、刘少奇等人的职务变动，那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动呢？鉴于当时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是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因而对于他们采取的措施还是要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立场和态度的变化情况。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能够承认错误，为造反派平反，支持造反派，在运动中进行自我革命，那么他们还可以待在相应的位置上；如果他们我行我素，不思悔改，仍像以前一样执迷不悟，那么对于他们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就会发生新的变化。后来的全面夺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社会上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是存在密切联系的。文化大革命是依靠群众进行的运动，但是群众却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当然还有处于中间态度的逍遥派。造反派与保守派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不是基于阶级属性而是由于认识上的分歧造成的，当然也有个人利益在作祟。两派群众都来自社会的基层，处于相同的地位，他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现实生活中，他们往往都受到走资派的欺压，因而他们之间即使出现不同意见，由于具有相同的阶级地位在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以后，也是容易化解分歧取得一致意见的。

　　文革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说过：“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289]由于造反派的斗争与文革的发展方向相一致，因而中央文革小组自然要支持造反派。当时造反派处于少数，因而被称作少数派；保守派处于多数，又叫做多数派。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从来不用造反派或保守派这些具有价值倾向性的术语，而是用少数派或多数派这些中性的语言来称呼这些群众组织。这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为了进一步争取保守派，使两派能够尽早实现统一的缘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还多次要求造反派做好保守派的工作，争取他们能够早日转变过来。因为不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是由群众组成的，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两派团结起来，才能依靠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

　　党内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党内文革力量和反文革力量之间进行的斗争。党内的文革力量支持社会上的造反派，党内反文革力量则支持社会上的保守派，因而社会上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实际上反映了党内文革力量和反文革力量之间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造反派斗争的对象是党内反文革力量中的走资派，而保守派斗争的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保护的对象则是党内反文革力量的领导干部。两派斗争对象的分歧，实际上是党内文革力量和反文革力量之间斗争的反映。

　　这样我们看到，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党内文革力量和反文革力量之间展开，在党外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反映出来。党内文革力量支持造反派反击党内走资派，鼓励他们争取、分化保守派。党内反文革力量支持保守派反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激发他们将矛头对准党内文革力量和造反派。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两条路线的对峙中，在党内文革力量和反文革力量、党外造反派和保守派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我们注意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指导着党外两派斗争，同时党外两派之间的斗争又促进着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在发展过程中虽然遇到了重重阻力，但也正是在冲破这些阻力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党外斗争是党内斗争的社会基础，党内斗争为党外斗争提供方向、指导。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两条路线和两派斗争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这些力量在运动中此消彼长的发展变化，也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走向及其最终胜负的命运。

　　（5）文革发展面临的实际窘境。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就是要站稳立场，端正态度，支持文革，参与文革，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论是以四位元帅为代表的军队领导干部，还是中央机关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如何践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兑现他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积极支持并参与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就成为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立场和态度上的严峻考验。

　　从他们在中央工作会议后至元旦前的言行中可以看到，对于文化大革命他们往往采取形式肯定、实际否定的方式，也就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毋庸讳言，当时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斗争中确实存在着过激行为，不仅对这些领导干部也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损害。这些过激行为既有保守派群众干的，也有造反派群众干的，更多的则是集中在保守派群众中的极右派和造反派当中的极“左”派身上。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对这些行为出现的复杂性进行深入分析，既要分清这些群众在激进行为上的责任，也要直面自己所犯的错误，正确对待并采取适宜的措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防止造成更大的破坏，让文革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而不能因为这些行为的出现，就简单地将其归咎于文革，进而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的文革发展过程中，许多领导干部确实遭到了较为普遍的冲击，甚至不少省部级单位陷于瘫痪。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中的多数人形式上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制定措施，欢迎造反，甚至还提出将矛头对准自己，实质上却不能正确对待文革进程中出现的这些行为，往往采取默守陈规、回避的态度。这鲜明地表现在他们没有向造反派群众公开承认错误，进行检讨，没有及时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造反派群众平反，销毁整理的这些群众的黑材料，没有以实际行动支持造反派群众，而是继续站在保守派群众一边，挑动群众斗群众，坐守渔翁之利。这表明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没有真正践行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当他们面临造反派的冲击时，不是直面造反、欢迎造反、参与造反，而是将这种冲击视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还要以此为由进一步打压造反派，对于文化大革命仍然抱着敌视的态度。这样也就难以解决好他们与造反派的矛盾，甚至还会致使矛盾激化。和以前相比，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立场和态度上并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化。

　　党内进行的路线斗争与社会上两派群众之间的斗争是相互影响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群众中的反映，又形成社会上两派群众之间的斗争。因而两派群众之间的斗争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具有密切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从党内两条路线和两派群众之间的斗争关系出发，以史实为依据，不仅揭示出它们之间存在的逻辑联系，还要进一步弄清两者之间的斗争对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影响。要注意团结保守派群众，启发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清现实，转变立场，及早站到造反派一边。能不能将两派群众团结起来，能不能有效防止造反派的分裂，不仅是对造反派负责人，也是对这些领导干部的严峻考验。

　　毛泽东原来是希望通过召开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使这些领导干部能够转变立场，支持、参加文化大革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对这些领导干部做了思想工作，他们中的多数人在会议发言中也表示转变过来了，但是一到实际行动中却仍然像以前那样对文革表现出抵制和反对的态度。这就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遇到了很大困难。面对这些领导干部的态度，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如何对待这些仍然抗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干部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遇到的实际窘境。

　　5、国庆节前后两个时期斗争的结局昭示着文革面临重大选择。

　　以上我们分析了从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到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围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基本情况。这个阶段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为第一时期；一个是从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到一九六七年元旦，为第二时期。这两个时期都贯彻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取得的成效如何，直接决定着下一步文革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

　　（1）第一个时期的斗争。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撤销了工作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党的接班人地位，确立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党中央的指导地位。而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对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作出了部署和安排。但是，我们看到从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到国庆节前的近五十天内，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仍然遇到了不少困难。这主要表现在党内相当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抵制上。

　　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这个时期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以大串连为标志正在将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但是，红卫兵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分裂，形成了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这两派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如何对待并妥善处理两派红卫兵之间出现的矛盾和分歧，在运动中究竟是支持红卫兵将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还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就成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严峻考验。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个时候的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仍然对于文化大革存在抵制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撤销工作组时，许多工作组（党委）没有销毁他们整理的造反派的黑材料，为造反派恢复名誉，没有妥善处理好他们与造反派的矛盾问题；不能正确对待造反群众，力图限制红卫兵运动，打压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保守派红卫兵，保护自己过关；调动工农群众来压制红卫兵运动；漠视运动重点，转移斗争方向，将斗争矛头引向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抓革命、促生产，还是抓生产、压革命？他们对待文革存在较为普遍的抗衡状态。

　　我们看到，虽然撤销了工作组，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但是在党内仍然较为普遍地存在着抵制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存在着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这就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遇到很大困难。这些领导干部处于各级党委的工作岗位上，当时起着领导作用，还在利用职权来抵制文化大革命。如何做好这部分领导干部的工作，就成为文化大革命能否进行下去的关键环节。

　　这说明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虽然八届十一中全会确立了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在党中央的指导地位，但是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而是仍然存在于党内，处于次要地位，特别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党内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头脑中，并通过他们的言行表现出来。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仅仅依靠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党的接班人地位，还不足以消除这条路线的影响。要消除这种路线的影响，还要采取新的行动。这就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前文我们阐述了党中央核心领导层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的不同认识，从缘由、内涵、特点、原因等方面对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弄清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所向，以及开展这个批判是文化大革命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

　　其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刘少奇代表的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术语的表述，是在中央领导层争论以后由毛泽东最后确定下来的。[290]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非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近五十天的文革实践以后，毛泽东从现实斗争出发，经过慎重思考以后才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这条路线还在党内特别是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中间较为普遍地存在着，而这些党员干部又处于党内的领导岗位上。要解决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上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就必须批判这条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否则的话，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困难的。

　　既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刘少奇代表的路线，那么这个时候在党内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就是过去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解决了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但是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并没有在党内消失，而是仍然存在于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中间。[291]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消极、抵制态度中得到了证明。这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现实基础。

　　这个时候虽然刘少奇不再主持中央工作，也撤销了工作组，但是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却仍然在党内存在，不少领导干部还在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这是因为派出工作组，不过是个运动的形式问题，关键是执行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没有派出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哪里。[292]正是因为这样，即便撤销了工作组，如果还实行工作组的方针、政策，那么工作组路线仍然会在党内存在。关键是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因而以刘少奇已不再主持中央工作，又撤销了工作组，来割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以前两条路线斗争的逻辑联系，进而否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要性，是错误的，没有依据的。

　　对于这些仍然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转变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上的立场和态度呢？

　　为此，毛泽东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做思想工作来解决他们存在的这个问题。这是一次党内民主生活会。这次会议原来计划开七天，由于会议开始后人们的发言不太正常，而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打通这些与会领导干部的思想，然后再通过他们做好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因而这次会议实际上开了二十天。[293]

　　会议期间，陈伯达作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题报告，林彪和毛泽东先后发表了重要讲话，大会还组织了发言和讨论。毛泽东在讲话中对他们做了耐心的思想工作，向这些高级领导干部交了底，给他们吃了一个“定心丸”，说他们只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是不会被打倒的。[294]从后一阶段人们的发言看，他们的思想似乎通了。那么，这些领导干部到底是逢场作戏式的表态，还是立场和态度真正转变过来了呢？最终还是要依靠以后实践的检验。

　　从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既表现出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在党内存在的高度警觉，又反映出他还是希望通过党内民主生活会的方式来打通这些高级领导干部思想的，再通过他们进一步做好其他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使大家转变过来，正确对待群众的造反活动，将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能不能达到目的呢？这不取决于毛泽东本人的意愿，而是由这些领导干部以后在文革中的言行所决定的。

　　（3）第二个时期的斗争。

　　我们注意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同时中共中央也将这个文件转发全党。这个文件是在林彪提议下，报经毛泽东批准以后下发的。[295]这个文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背景下，不论是对于军队文革还是地方文革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军队文革虽然在范围和步骤上作出了严格规定，但是由于军队不少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对待造反派，没有处理好以前工作组时期的遗留问题，因而文件下达后，军内造反派活跃进来，对军以上领导机关造成了重大冲击。这引起了许多军队领导干部的不满。这里固然存在某些军内造反派的激进行为，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不满的产生还是因为这些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态度造成的。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他们不便于直接反对军队文革，就以造反派的行为会影响军队战备和指挥程序为名，纷纷严厉批评造反派，抵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的讲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他们的讲话不仅反映了许多军队领导干部的心声，也得到了联动分子的拥护。[296]由此我们看到军队文革在进行过程中遇到的抵制行为。如果我们把这种行为放在文革的整个发展历程中来看，其后发生的二月逆流、七二○事件、杨余傅事件、改组军委办事组、九一三事件和怀仁堂事变都与此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并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及其最终结局产生了至关重要乃至于决定性的影响。

　　地方上的文革也是这样。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这些领导干部能像他们在会议发言中说的那样站到文革的立场上吗？

　　这要看他们在文革中的实际行动，具体表现在他们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认真平反并解决相关遗留问题，是否支持造反派群众的革命行动。这是检验他们在文革立场和态度上是否发生变化的根本标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像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表态那样站到文革的立场上去处理问题，而是仍然如同以前那样对文革表现出消极、抵制和抗衡的态度。这当然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致使他对这些领导干部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个时候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和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也在相互作用，并不断发生变化。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指导着社会上的两派斗争；同时，社会上的两派斗争又影响着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新形式。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深入发展，党内仍然受到这条路线影响的领导干部，由于在文革立场和态度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逐渐走向孤立。社会上的保守派红卫兵也在不断分化出来向造反派红卫兵转变，造反派红卫兵则在斗争中走向发展壮大。这个时候社会上的保守派特别是其中的极右派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领导干部的默许或支持下，先后发起了十一月、十二月黑风，造反派却在中央文革小组和革命领导干部的支持下进行了反击，在斗争中将这两起黑风压了下去。

　　社会上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社会上的表现形式，同时又对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时候不论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社会上两派之间的斗争，以及党内外进行的斗争，践行中央文革路线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反对中央文革路线的力量虽然走向衰落，但是仍然在顽抗，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只有排除这个障碍，文化大革命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就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抉择。

　　（4）文革面临重大选择。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由于党内许多领导干部没有按照“十六条”的精神行动，仍然受到以前刘少奇代表的路线的影响，因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仅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做这些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以便使他们能够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但是，事与愿违，他们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与以前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还在利用职权阻挠文化大革命。

　　从文革发展的历程中可以发现，不论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还是“十六条”的下发，也不论是撤销彭、罗、陆、杨等人的职务还是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对这些领导干部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触动，他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样子对待文化大革命。即使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召开了具有民主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他们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立场和态度还是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些人处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掌握着权力，对于文化大革命仍然表现出抵制和抗衡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就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

　　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可以看到，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围绕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党中央下发了撤销《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从组织上中止或撤销了彭真、陆定一等人的职务。在工作组问题上，围绕派出工作组以及是否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双方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党中央撤销了工作组，通过了“十六条”，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双方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又一次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那么，这次斗争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呢？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鉴于这些领导干部所表现出来的立场和态度，手中又掌握着权力，业已成为文革发展的严重障碍，那么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就会只能有两种结局：或者就此中止，或者依靠群众进行夺权。文化大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是不可能半途而废的。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与发展的要求出发，必须冲破这个障碍，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因而依靠群众进行夺权，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要进行夺权，单单依靠学生和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这就要求作为群众主体的工农登上文革舞台，在夺权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这是在他们拒绝诲改之后，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三）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是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的。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工厂、农村是按照以前的安排继续进行“四清”还是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阶级基础、国家主人的工农群众要不要参加文革，就摆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面前。这不仅关系到文革是否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也是关系到能否取得实质性成效的重大选择。

　　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多长时间呢？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对这个问题是如何考虑的呢？以后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运动时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文革进行的时间在发生变化。

　　从“五一六通知”下发到一九六七年元旦，文革时间随着运动的发展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随着运动形势的发展才出现的。

　　（1）文革时间是党内外力量在斗争中确定下来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即便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对于文革时间也只是作了大概的估计，没有也不可能对此作出精确的界定。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多长时间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党内外政治斗争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达到之前，运动尚未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情况下，文化大革命是难以结束的。

　　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一般来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力量会大于资产阶级力量，否则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就难以存在。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两个阶级的力量对比悬殊，那么斗争的时间就会短一些；如果两个阶级的力量对比相差不大，那么斗争的时间就会长一些，更为激烈一些。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阅章士钊书信的时候，在信中文化大革命是“一开一阖速战速决”一句旁批示：“不可能这样快”。[1]从这里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迅速结束的。这说明党内外两股势力的斗争还是比较激烈的，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才能够分出胜负。文革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更为激烈。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道：“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2]

　　这种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曾经一度使毛泽东对文革发展的前景充满忧虑，后来他在接见兄弟党代表团的时候还谈到了当时的这种心境。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3]

　　从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胜负的估计中可以看到，当时面临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这种严峻性反映到双方斗争的力量对比上，就是斗争的双方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实力上的差别，而是呈现出胶着状态。正是因为这种状况的存在，才让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领袖毛泽东流露出忧虑的情绪，对于运动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双方力量的对比状况及其斗争的激烈程度。

　　文革时间的延长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当时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文革所要达到的目的所决定的。斗争的激烈程度与双方的力量对比成反比，双方力量对比差别越小，斗争激烈程度就越大，反之亦然。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双方进行的斗争是激烈的，这种斗争的激烈程度反映出双方力量的对比差别并不大。这不仅引发了毛泽东对于文革发展前景的担忧，也是导致文革时间延长的决定性因素。

　　（2）文革时间在运动中不断延长。

　　从文革发动到一九六七年元旦这段时间内，文革时间延长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党中央最初是计划用半年时间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谈到了这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时，他说：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4]同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工作组时，又说：“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5]

　　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了，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进行了全国大串连。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原先计划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显然不够了，这样就不得不将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予以延长。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康平铸、胡痴谈话。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他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6]

　　一般来说，各个具体单位的文革时间是在全国文革时间的背景下进行的。全国文革时间在不断发生变化，各个具体单位的文革时间也在及时做出调整。

　　一九六六年八月，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在内部宣布：中央国家机关的运动到十月中旬告一段落。[7]

　　同年八月三十一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全军军以上机关原拟从九月份起，以两至三个月的时间开展文化大革命。鉴于不少省市的领导班子已经瘫痪，为了使军队能够担负起保卫国防和保卫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决定各大军区和驻大中城市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等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暂缓进行，待地方文化大革命稍稳定以后，再继续进行。毛泽东批示：“照办。”[8]

　　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法的报告中提出，各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于十一月份展开，到明年春节前后告一段落。[9]

　　各个单位的文革是全国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进行文革的时间是在全国文革时间的范围内进行的。全国文革时间的长短是由各个具体单位的文革时间决定的，同时各个具体单位的文革时间又对全国文革时间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在中央解决了刘少奇的问题，但是他所代表的那一条路线还存在于各级领导干部中间，仍然在发挥着作用，阻碍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中又一次谈到了文革时间的延长问题。十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10]

　　从中可以看到，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毛泽东预计文革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也就是十个月，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实际上是说文革可能要搞一年以上的时间了。至于具体需要多长时间，不是依靠主观的意愿而是由当时形势的发展以及不同政治力量的对比和斗争所决定的。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文革时间从预计搞到一九六七年元旦（半年）延长到春节，再延长到十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的时间，文革时间是在运动发展中不断延长的。这种延长不是取决于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于当时文革形势的发展以及政治力量斗争的状况所决定的。

　　（3）文革时间延长原因的进一步分析。

　　前文我们已经从形势发展以及双方政治斗争的力量对比上，对文革时间延长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下面我们继续来研究这个问题。

　　从文革时间的变化上来看，预计搞半年文革到延长至春节，再到搞十个月乃至更长一点的时间，文革进行的时间是在不断延长的。这种延长是在文革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为实现文革目的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的时候，就出现了工作组问题。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旬到七月底，党内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最终以撤销工作组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在中央得到了解决。

　　以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佩戴红卫兵袖章接见北京和各地来京师生为标志，全国兴起了红卫兵运动，而后进行了大串连，将文革星火撒向全国各地。这既推动了文革的进程，又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延长了文革时间。

　　这个时候虽然刘少奇、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工作，但是他们代表的那一条路线仍然存在于各级领导干部中间。这些领导干部中的多数人不是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而是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抗衡、抵制的态度，严重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召开长达二十天的民主生活会——中央工作会议，就是为了首先打通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再通过他们做好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解决领导干部中实际存在的路线问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他们中的多数人对于文革的态度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的。这样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也就进一步延长了。

　　总的说来，文化大革命时间延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取决于领导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党内外政治力量的对比及其斗争状况决定的。这种斗争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上表现了出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出现于党内高层，也在各级领导干部的言行中表现了出来。工作组问题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这种斗争的具体表现。这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一再延长，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运动遇到了重重阻力的缘故。这种阻力既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表现在社会上两派红卫兵的斗争上。从党内两条路线与社会上两派红卫兵关系的剖析中可以发现，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既阻碍了文革的发展，又是文革前进的动力，是动力与阻力的统一。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冲破重重阻力后才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当然，经过复杂、曲折、激烈的斗争，虽然文化大革命最终被推向前进，但是却延长了文革时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断延长的。

　　2、文革范围在斗争中有序扩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并不是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抓住重点，首先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而后逐步扩大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作出了处理，使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文化大革命先从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搞起，严格限制军队文革的范围，再进一步扩大到工厂、农村。文革的范围是在斗争中不断得到扩大的。

　　（1）文革首先从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搞起。

　　“十六条”对于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如下部署和规定：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11]

　　从“十六条”中可以看到，当前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文件并没有对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作出硬性规定，而是采取了灵活处置的方式。这个时候工厂、农村虽然可以按照“四清”运动的部署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必须与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才行。至于以社教为主还是以文革为主，由各地、各部门党委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这样就对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一个弹性规定。工厂、农村不是不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是处于慎重考虑，没有对工厂、农村进行文革的时间和范围作出明确规定而已。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要在城乡（工厂、农村）进行的。当时为了稳妥起见，先是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而后再进一步扩大到工厂和农村的。这说明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当时并没有全面铺开，而是先在局部进行，以后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才逐步扩大的。

　　（2）严格限制工厂、农村的文革运动。

　　“五一六通知”决定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鉴于工厂、农村是进行工农业生产的主要阵地，其形势的稳定对于全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其任务的完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采取了慎重态度。“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对于工厂、农村的文革运动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措施，主张按照“二十三条”的要求以“四清”的方式来进行运动。这种安排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和支持。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刘少奇、邓小平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报送毛泽东审阅，同时还写了一封他们联合署名的给毛泽东的信件。

　　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中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好，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完不成。在京同志讨论后认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教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交、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即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

　　刘少奇、邓小平送审的通知草稿指出，目前各地党委需要用很大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文化教育方面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根据各地原来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抓革命、保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单位，要以主要力量抓革命，同时也要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抓生产建设工作。

　　七月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少奇、小平同志：六月三十日给我的信和通知，已经收到看过。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通知。[12]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十六条”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作出了弹性规定，要求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但是各地、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灵活掌握。[13]这说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与以前相比虽然有所调整，但是并没有发生原则性变化。即便如此，我们从中不难觉察出文件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上比以前更迫切了。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的情况下，由于工厂、农村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工农业生产以及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的正常运行，因而对工厂、农村进行的文化革命仍然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不仅在文件中作出了弹性的规定，也制定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

　　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铁路、列车秩序的通知》。通知指出，全国铁路各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结合四清运动，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进行。

　　各铁路管理机关，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必须指定必要的人员，组成专门的领导班子，切实负责管好各项运输生产工作。铁路分局和分局以下单位，可暂缓开展文化革命运动，已经开展的单位，应当讲清道理，说服群众，暂时停止进行，集中全力保证完成繁重的运输任务。

　　铁路工厂的文化革命运动，也应当分期分批地进行。凡是生产任务很重、暂时不宜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单位，应当说服群众，适当推迟进行。不论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单位或推迟进行的单位，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完成机车、车辆的制造和修理任务，并保证完成冬运防寒的准备工作。铁路工厂分批分期地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具体部署，由铁道部党委与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商定。[14]

　　在如何处理革命和生产的问题上，“十六条”中明确指出：“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15]

　　为了进一步处理好工厂、农村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九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提出革命和生产两不误，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加强领导，广大工人、社员和科技人员及其他劳动者应当紧守生产岗位，学生不要到农村和工厂去干预那里的革命和生产。[16]

　　九月八日周恩来、陶铸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稿报送毛泽东审阅。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秋收大忙时，“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农村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应在农闲搞。周、陶附信说：此件已在今（八）日上午碰头会上谈过，并作了文字修改，现送上，请予审批。九月十四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可即发，不要讨论了。”这个规定于本日发出。[17]

　　我们看到，文件明确规定县以下各级文化大革命要按照“四清”部署结合进行，进入农忙季节以后“四清”运动也可以停下来，着力进行收秋，还要求红卫兵、学生不要到农村进行串连。这表明文件对当时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严格限制。这种限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在对农村的文化革命作出了限制的同时，中共中央又下发了关于工厂文化革命的通知，对工厂的文化革命和生产工作进行了部署。

　　九月九日李富春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稿报送毛泽东审阅。通知要求：把《人民日报》九月七日社论《抓革命 促生产》写成大字报，在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张贴，并组织全体职工认真学习讨论。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单位串连，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研设计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抓生产、抓业务。九月十四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可即发。”这个通知于本日发出。[18]

　　这个通知提出要将《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贯彻到机关、企事业单位中，要求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这些单位串连，还要在党委领导下，建立两套班子，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这是为了维护工厂生产秩序，为完成生产任务所采取的行动。这表明对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采取了严格限制措施的。通知是在毛泽东签发后才下发到各地执行的。

　　这个时候《人民日报》为了将中央关于在工厂、农村如何进行文化革命的精神宣传到各地，让全国人民知道，以便使文化革命能够按照中央的要求来进行，于是就撰写了《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的社论稿。社论指出：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应当按原来的“四清”运动部署结合进行。农村在秋收大忙的时候，可以把运动暂时停一下。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必要到工厂、农村去进行革命串连，干预那里的部署。九月十五日晨零时陶铸将这个社论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当即批示：“照发。”这篇社论于本日发表。[19]

　　这个社论实际上是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的精神起草的，要求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要按照“四清”运动的部署进行，严格限制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到工厂、农村进行串连。这个社论是经过毛泽东批准后发表的。这表明毛泽东是同意这样做的。

　　同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又再一次重申了这些要求。他说：“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需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革命学生要尊重工农群众，信赖工农群众，相信工农群众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会前，十五日晨二时陶铸将周恩来的讲话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20]

　　为了将这一要求贯彻到底，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陶铸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圈阅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一再强调的方针。这个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机构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21]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由于当时确定文革的重点是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因而对在工厂、农村进行的文化革命采取了慎重态度，没有将文革在工厂、农村强力推行，只是作出了弹性规定，要求按照“四清”运动的部署结合文化革命来进行运动。尽管如此，其中的倾向性还是非常明显的。

　　不论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还是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人民日报》发表的《抓革命，促生产》、《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乃至于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都是要求必须保证工厂、农村的生产正常进行，按照“四清”运动的部署结合文革来开展运动，严格限制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到工厂、农村进行串连。这些文件、社论和讲话都是在毛泽东批示后下发或发表的。这说明当时在严格限制工厂、农村文化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和这些中央领导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3）对军队文革作出严格限定。

　　不论“五一六通知”还是“十六条”，都要求在军队里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革命，军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因而在军队里进行文革必须非常慎重，谨慎从事，防止因为行动不当给军队乃至于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严重损害，影响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对军队文革的范围作出了严格限制，只在军以上机关、军队院校和文化单位进行文革，军以下作战部队则是进行正面教育，以保持军队的基本稳定，为整个文革的进行提供有力保障。

　　既然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为文革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那么在文革的具体实践中就要处理好军队文革与地方文革的关系，在一一定时期内，军队文革要服从、服务于地方文革的发展要求。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呈送了军队文革计划调整的报告。报告提出：全军军以上机关原拟从九月份起，以两至三个月的时间开展文化大革命，鉴于不少省市的领导班子已经瘫痪，有些省市领导班子向部队告急，要求军区派人帮助，这时如部队各级同时进行大烧大整领导机关，一旦地方有事，则部队无人控制。为了使军队能够担负起保卫国防和保卫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决定各大军区和驻大中城市的军、省军区、警务区等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暂缓进行，待地方文化大革命稍稳定以后，再继续进行。九月一日下午，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22]在毛泽东批示后，军队文革暂缓进行，部队整装待命，随时准备策应、支持地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十月三十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向林彪提交了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法的报告。报告提出：一、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军队干部回去后要认真传达、学习这次会议的精神。二、各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于十一月份展开，到明年春节前后告一段落。三、军的机关暂按师以下部队的做法，进行正面教育。四、省军区可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文化大革命。五、军队院校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六、军以下部队目前仍然要保持秩序稳定，加强正面教育。十月三十一日（或十一月初），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退林彪。”[23]这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总政治部根据会议精神结合当时形势发展需要，对军队文革作出的部署、安排。

　　这两个报告都是经过毛泽东批示后下发部队的，既有相似的内容，又有各自具体的规定。八月三十一日晚的报告虽然对军队文革作出了安排，但是鉴于军队文革与地方文革同时进行可能会造成顾此失彼的后果，为了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建议推迟军队文革。十月三十日的报告则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后新的形势下，总政治部就下一步如何进行军队文革作出的计划。这两个报告在军队文革的范围上大体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十月三十日报告为了确保军级领导机关的稳定性，主张军级领导机关也与师以下作战部队一样，进行正面教育。这样就进一步锁定了文革的范围，只在军以上领导机关和文化教育单位进行文革了。

　　从中我们看到，军队是要进行文革的，但是从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出发，军队文革的进行又是非常慎重的。这种慎重表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军队文革的范围作出了严格限制，文革只在军以上领导机关和军队院校、文艺单位进行，在军以下作战部队则是进行正面教育。同时，根据全国文革的发展情况对军队文革的时间及时作出了调整和安排。这样既保证了全军文革的进行，又保持了作战部队的稳定性，一旦发生重大事变，可以随时将部队拉出去，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保驾护航。那种将军队文革过程中出现的一时混乱，看作不要保持军队稳定进而反对进行军队文革的言论，是没有现实依据的。[24]

　　（4）文革对某些行业、地区及一些人行为的严格限制。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的革命，而是由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的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并不是放手不管，任由群众运动自发发展，而是密切关注着运动的发展态势，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使运动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于要害、尖端的科研部门及有研究任务的大专院校势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这些部门担负着国家和军队的重要科研任务，如果一旦遭到冲击不仅会严重影响科研任务的完成，还会给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造成严重损失，因而就要对这些部门予以特殊保护。

　　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陈伯达就向毛泽东呈送了关于中央文革小组部署的请示报告。报告说：自然科学、技术各单位都要举起文化大革命这个纲，但应该作适当的分工部署，特别是各种要害、尖端的科研部门，必须继续进行，不得中断，保证如期完成任务，并保证高质量。八月十五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可以这样做。”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陈伯达的请示报告发到县团级和相当于县团级的科技工交单位，以及有研究任务的大专院校。[25]

　　不仅如此，对于重要的绝密工厂和设计单位以及医院，为保密、安全和维护工作秩序的需要，也对正在串连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作出了严格限制，医院仍然按照“四清”运动的部署进行。

　　九月二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不准外人进入二机部所属绝密工厂和研究设计单位的通知稿报送毛泽东，这个通知经毛泽东圈阅后于本日发出。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为转发华东局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得到医院进行串连，医院文化革命按“四清”运动部署进行的建议的批语报送毛泽东。此件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于本日发出。[26]

　　前文我们谈到当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遭到运动冲击的时候，周恩来拟定了一个名单，经过毛泽东批准后对其中重要的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采取了保护措施，对新疆少数民族领导人赛福鼎也是这样。鉴于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又处在国防前线，因而对于新疆的革命运动采取了若干限制措施，为了保持边疆的稳定，劝阻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要到新疆串连，在边境地区进行文化大革命不要采取直接罢官的方式等等。

　　九月四日，周恩来将中央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告西北局的两份电报稿报送毛泽东审阅。电报分别指出：“中央根据民族政策，决定对赛福鼎采取保护方针。王恩茂同志正确执行了中央决定，并非包庇赛福鼎。此事可正式向群众宣布。并向北京学生们解释新疆是少数民族占多数地区，此地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是加强维汉民族的团结，防止苏修和少数民族主义者的挑拨利用。”“为了保障边境安全，不使苏修有机可乘，中央决定伊犁、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可以运用‘四大’进行鸣放，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以满足群众要求，不要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这些地区进行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经过说服，动员他们离开。此事望你们严格把握。”九月四日，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发。”这两个电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分别于当日下发。[27]

　　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群众组织当然是允许的，但是对于一些行业要不要成立群众组织、成立什么样的群众组织，并不是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也是存在一些限制的。红卫兵是由大中学校青少年学生成立的群众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但是并非任何单位都可以成立红卫兵，工厂、农村、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就不宜成立红卫兵组织。

　　九月中下旬，毛泽东阅林彪九月十七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报告和中共中央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稿，批示：“照办。”中央的批语和总参、总政的报告于九月二十五日发出。[28]再如，十一月八日由极少数合同工、临时工组成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成立后，离开文化大革命的主旨，提出了脱离国情承受能力的要求，刮起了一阵经济主义的歪风，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宣布取缔了全红总等组织。[29]

　　复员退伍军人也不宜单独成立由他们这个群体参加的红卫兵或群众组织，而是要参加本单位的运动，和本单位的群众一起进行文化革命。这是因为复员退伍军人已经退出了现役，成为他们所在单位的成员，这个时候他们参加所在单位的运动，就是要在文化革命中解决本单位存在的问题，而不是表达他们这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一个由他们这个群体组成的群众组织不仅会影响他们所在单位的运动，还会进一步影响到军队的稳定，并对整个文化革命的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因而是不宜成立这样一个单独由他们这个群体组成的群众组织的。

　　十二月三日，毛泽东同意南京军区党委十二月一日的紧急请示报告，批示中共中央军委转发全国照办。报告指出：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兵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二、不准冲击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连和散发传单；三、所有复员、转业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协助解放军加强备战，保卫文化大革命。[30]

　　我们还注意到，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形成了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以西纠、东纠、海纠乃至后来的联动面目出现的老红卫兵，打着保护老干部的旗号，公然违反“十六条”，挑起武斗，私设公堂，炮轰中央文革小组，六冲公安部，打压造反派红卫兵，迫害知识分子，将主要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转移斗争方向，严重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迅速采取措施制止这些破坏文革的错误行为。

　　十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十一月十八日《重要通告》。通告指出：“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毛泽东曾指示陈伯达约王力、关锋到北京各地去看看，哪里有私设公堂等情况，要立即放人，不许这样搞。[31]

　　不仅如此，由于这些行动严重背离了文革的方针政策，还冲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公安部，已经成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股逆流。在这种情况下，公安部对他们采取了专政措施，抓捕了联动分子，解散了联动机构，给这些打着文革旗帜却反文革的敌对力量以毁灭性打击。

　　这个时候也有地方群众冲击公安部门的事情发生，由于公安机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负有维护社会治安和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如果任由地方群众冲击公安部门的话，就会造成连锁反应，致使地方文化大革命失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有力保护，进而影响到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因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十一月二十五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给华东局浙江省委发电报，指出：温州市少数群众占领公安局，对维护治安、进行对敌斗争和保卫文化大革命，都极为不利，希望立即退出。其他地方如发生类似问题，请照此办理。[32]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并非不受控制地任其自由发展的，而是处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严密监控之下。根据事态发展的情况，意外出现的事件，他们及时对一些行业、地区、群体及其行动作出批示，制止错误行为，防范化解矛盾，引导文革沿着既定的轨道发展。这是在文革发展要求下采取的有力措施，也是为了保证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必要行动。

　　（5）文革范围逐步扩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革首先是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的。军队文革在军以上领导机关和文化教育单位进行，军以下作战部队则是坚持正面教育。虽然“十六条”对于工厂、农村的文革作出了弹性规定，但是从“五一六通知”下发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工厂、农村的文革运动经过毛泽东批准后，一直处于严格限制的状态。这种限制并非不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是从慎重出发，暂缓进行而已。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也及时进行了处理，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制定适宜的方针政策，纠正错误，改正缺点，使文革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从中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下子在各地全面辅开，而是首先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的。即使军队文革也并非在全军上下全面展开，而是只在军以上领导机关和文化教育单位进行，军以下作战部队则是进行正面教育。在军队文革和地方文革的时间安排上出现冲突的时候，也是军队文革让位于地方文革，将两者进行文革的时间错开，为文革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这个时候不论是工厂还是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处于被限制的状态，这从当时党中央、国务院下发的文件、《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可以反映出来。

　　从文革首先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严格限制军队文革的范围，军队文革与地方文革错开时间进行，以及暂不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反映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是极为慎重的，也是进行了周密部署的。先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进行文化大革命，军队文革在划定范围后稳步推行，再进一步将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由此看来，文革并不是一下子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开，而是首先在局部进行，再进一步扩大范围的。

　　文化大革命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不同领域的具体情况不同，因而在这些领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要制定相应的具体措施。文革是在循序渐进中不断扩大范围的，先在特定领域进行，而后进一步扩大到工厂、农村。这表明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轰而起，而是有序进行并扩大范围的。

　　3、安亭事件是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导火线。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虽然“十六条”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弹性规定，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出于慎重考虑，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还是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这并不是说不要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是着眼于文革形势的发展，在条件适宜的时候再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革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在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这样以安亭事件为契机，引发了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那么，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究竟如何呢？这就要从上海的文革运动说起。

　　（1）上海的文革运动。

　　在红卫兵大串连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北京的红卫兵到上海串连，和上海的红卫兵一起来推动文革运动。据上海市统计，到九月六日，上海共接待串连学生28600人，其中北京红卫兵10700人。

　　对于到上海串连的红卫兵，上海市委领导人当时是抱着欢迎态度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还是希望以此来减少红卫兵运动对于市委的冲击。八月三十日下午，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欢迎北京红卫兵大会，北京红卫兵约三千人参加了大会。会上，北京红卫兵批评上海市委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还提出上海市委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把上海市委欢迎北京红卫兵的大会变成了批评上海市委的大会。上海市委与北京红卫兵之间的矛盾逐渐形成。三十一日，北京红卫兵四五十人，打碎上海市委机关大门玻璃，冲进市委机关院内，双方发生了争执，矛盾趋于激化。九月四日，北京红卫兵在冲击上海市委机关时，与前来保卫上海市委的万余名工人、学生发生冲突。这些工人、学生到底是自发来的，还是上海市委动员来的，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这方面的资料。不过，从逻辑上判断，市委动员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九月五日下午，北京红卫兵召开了声讨上海市委的大会。在北京红卫兵的带动下，上海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也开始指向各级党委，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愈来愈频繁。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冲击各区委机关即达二百多起，参加者七千多人。[33]

　　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委矛盾的形成及进一步走向激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对于文革的态度。这个情况不可能不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在文革中的态度表示不满了，认为魏文伯、曹荻秋等人不能再继续领导上海的文革运动了，动员正在休养的陈丕显站出来主持工作。为此，江青、张春桥、叶群代表林彪都找陈丕显谈过话，但是陈丕显却以生病为由表示了拒绝。[34]这反映出陈丕显对于文革的态度，中央文革小组对于陈丕显也就由希望变为失望了。

　　尽管陈丕显等人对待文革是这样的态度，但是上海的文革形势还是在向前发展。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北京红卫兵的支持下，上海开始出现全市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影响较大的有：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以及从中分离出的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中学跨区红卫兵组织在全市有影响的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简称红东北）、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简称红西南）、红卫兵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委员会（简称红反会）等。[35]后来，为了保持北京与上海两地之间的联系，北京造反派红卫兵又在上海设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驻沪联络站、清华大学井冈山驻沪联络站等，加强了与上海红卫兵及其运动的密切联系。[36]

　　北京红卫兵与上海红卫兵的联合行动，对于上海的文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是中国的工业城市，处于长江的入海口，东部沿海的中间地带，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通过“四清”揭露了工厂里面存在的不少问题，启发了工人阶级的觉悟，锻炼了他们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为进行文革作了重要准备。“十六条”虽然对于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弹性规定，但是文件依然明确规定即使按照“四清”运动的部署来展开运动，也要结合文革或者将文革的精神渗透其中，表现出了鲜明的文革倾向。[37]

　　从前文中可以看到，当着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委发生矛盾的时候，有一些工人就组织起来保卫上海市委，与红卫兵进行对抗，表现出鲜明的保守倾向。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进一步激发了工厂的造反行动。这个时候的工人队伍也逐渐出现了分化，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红卫兵则是与工人队伍中的造反派联合起来，与上海市委、保守派红卫兵和工人进行斗争。这样造反派红卫兵与工人队伍中的造反派相结合进一步推动了上海的文革运动。安亭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2）安亭事件的起因及其发展概况。

　　安亭，是京沪线上上海以北嘉定县境内的一个小站。本来并不出名，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发生的安亭事件却使它名扬天下。那么，安亭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呢？

　　要说明这个问题，还是从当时上海的工人运动说起。本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央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是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的。这些措施是在毛泽东批准后实施的。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上海市委领导人的态度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陈丕显拒绝出来主持上海市的文革工作就是一个例证。这个时候上海的工人开始行动起来，红卫兵则到工人中间进行串连，红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于是上海造反派工人在红卫兵帮助下要成立一个群众组织。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下午，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和上海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炮司）、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上海红革会、上海中学红卫兵红反会等召集上海十几家工厂的工人造反派开会。三司驻沪联络站的包炮、姜涛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十七个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共三十余人。[38]他们是国棉十七厂、上海玻璃机械厂、八二二厂、国棉三十一厂、合成纤维研究所、良工阀门厂、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修理厂、上海五一电机厂、上钢三厂等十七个单位的造反派代表谢鹏飞、叶昌明、岑麒麟、陈阿大、潘国平、王洪文、黄金海等人。[39]这些人是当时上海工人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中坚力量。

　　在会议上，王洪文在发言中谈了他在“四清”运动期间遭受过的打击。他说：“我在‘四清’运动中贴过一张大字报，揭发党委包庇反革命，被他们打成右派、反党分子，所以我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是比较深的，因为我是受压的。”会上有人提出建立一个上海的工人造反组织，名称叫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有人补充说，要加上“革命”二字，以免别人误解。王洪文则提出在司令部前面还要加一个“总”字。于是，新成立的工人造反组织叫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造反派推举负责人时，由于王洪文务过农、当过兵、入党早、做过工，是厂里保卫科干部，平时表现也不错，在“四清”运动中又受压，因而被推举为工总司的负责人。[40]

　　会议在讨论的基础上，决定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计划于十一月九日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成立。会议推选出王洪文（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干事）、潘国平（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蒋周法（上海铁路机械厂）、徐美英（上海七四一服装厂）、叶昌明（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化验工）、范佐栋（上海保暖瓶二厂）、陈阿大（上海良工阀门厂钳工）等七人组成成立大会的主席团，由王洪文负责。北京红卫兵帮助起草了成立宣言，宣言中提出：“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上海炮司为工总司提供了活动场地。为召开成立大会，借会场、布置会场、发海报等筹备工作，都是由上海的各红卫兵组织帮助完成的。

　　这次会议要取得合法地位，还是要得到上海市委的同意和支持，因而工总司的代表到上海市委要求主持市委工作的市长曹荻秋接见，并提出三项要求：一、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九日下午大会，听取工人的控诉，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交通工具。[41]

　　由于工总司要求八日下午两点前答复，况且成立工人造反组织，意味着文革要扩展到工厂里面去，突破了以前政策措施的限制，因而在如何答复工总司代表要求的问题上，上海市委没有马上表态，而是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件事，并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打电话请示怎么办。陶铸在电话中明确答复：“不得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市委根据中央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抓革命 促生产”的通知精神和陶铸的电话答复，决定对工总司的要求采取“三不”方针，即：不参加工总司九日的成立大会；不承认工总司这个造反组织；不支持工总司的活动。

　　由于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正在养病，因而就由曹荻秋主持上海市委会议做出了这个决定。白天开完会后，晚上曹荻秋、魏文伯到陈丕显休养的西效宾馆汇报工作。陈丕显听了他们的汇报以后表示，坚决支持市委的决定，坚决支持曹荻秋、魏文伯的工作。曹荻秋这个时候说了一些对工总司蔑视性的话，他说道：工总司这些为首的分子，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我们不能去参加大会，参加了就要犯错误。[42]

　　十一月九日下午，上万人参加了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大会计划开两个小时，但由于拥护上海市委的工人的冲击，会议刚开了半个小时就被冲散了。[43]当时在短短半个小时之内竟然发生了两次保守派工人冲击大会主席台的严重事件。这些保守派工人到底是自发的，还是上海市委动员而来的，发人深思。由于上海市委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大会筹委会要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参加九日的成立大会，“听工人的控诉”，曹荻秋也没有参加。[44]即使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工总司筹委会也还在打电话到市委，希望曹荻秋能够参加会议，但是仍然被曹荻秋拒绝了。几千名工总司成员从文化广场走到市委大楼前请愿，要求曹荻秋接见，答应他们的条件，仍然遭到拒绝。[45]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虽然没有接见他们，却通知他们到上海展览馆电影院集中。在电影院，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却没有参加接见活动，而是由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根据市委的“三不”方针，反复宣传中央的有关精神和规定。上海市委的态度，被工总司的领导人视为“压制革命造反”、“资反路线对工人的迫害”。[46]

　　从中可以看到，工总司的成立大会遭到了冲击，市委主要负责人既不支持他们的活动，也不出面参加成立大会、听取他们的申诉。在这些要求没有得到答复的情况下，他们才提出要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

　　十日凌晨，数千名工总司成员冲进上海北站，潘国平率一千多人登上了上海进京的红卫兵列车。列车于上午五时发车（到达南京后，奉命停开）。王洪文率另一部分人强行登上了开往郑州的六十五次客车，说他们要去北京向党中央控告上海市委打击镇压工人造反派。上午七时火车开出。车到安亭，上海铁路局根据上海市委的命令下令停车，八时十七分将列车依靠在上海市效嘉定县的安亭车站的岔道上。上万名由上海乘汽车赶到安亭车站的对立面群众与工总司发生了冲突。[47]中午十二时左右，王洪文等率众卧轨拦车，造成沪宁全线中断三十一小时又三十四分钟。[48]这就是安亭事件形成的概况。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安亭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上海工人开始登上了文革舞台。在工人参加文革的初期，红卫兵起着重要作用，从召开会议、起草宣言、提供场地等方面对工人提供了支持和帮助，体现了红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发展态势。这个时候的红卫兵在串连中确实起到了宣传、组织、启蒙的作用，对上海工人运动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造反派工人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希望获得市委主要领导人的同意和支持。由于中央对于在工厂、农村的文革运动一直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因而上海市委领导人曹荻秋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他向中央请示处理方针，从组织程序上来说更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中央没有明确答复的情况下，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到文革是否要在工厂进行，关系到下一步文革在全国的发展和行动。他们的谨慎态度是应该肯定的。即便如此，他和其他市委领导人这个时候还是可以采取适宜的措施，平息造反派工人的情绪，制止保守派工人的行为，化解双方之间的矛盾，在一定范围内将这个事件予以解决，而不致于导致矛盾的激化，造成卧轨拦车的事情发生。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能够这样做。

　　造反派工人的形成并登上文革舞台，遭到了保守派工人的抗衡和反对。此前，保守派工人在保卫上海市委，抗衡红卫兵的冲击中就显示出作用。在工总司召开的成立大会上，保守派工人又是赶到会场冲击主席台，致使成立大会都开不下去了。工总司成员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到上海市委去请愿的，但是却没有得到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接见。上海市委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是对于两派工人的不同态度则是显而易见的。

　　本来工总司成员到上海市委大楼请愿，就给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提供了机会和条件。这个时候如果上海市委领导人采取适宜的措施，还是有可能解决问题的。但是，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却不露面，而是让市总工会主席张祺到电影院广场来接待工人。工总司成员是在没有得到圆满答复的情况下，才冲破阻隔强行登车北上到北京上访的。这个时候上海市委又下令让正在运行的列车停车，以此来拦截工总司成员到北京反映情况。这样最终导致矛盾激化，工总司成员在王洪文的带领下，做出了卧轨拦车的激进行动。

　　从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可以看到，上海市委领导人在四个环节上发生了过错：一是不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听取他们的控诉；二是没有阻止保守派工人冲击工总司会场；三是在工总司成员到市委请愿时虚于应付；四是工总司成员强行登车后，采取强制措施让列车停止运行。正是这一系列的过错，才最终酿成了安亭事件。即便当时他们坚持“三不”方针，如果采取适宜的措施，平息业已激化的事态，在讲明情况以后，本来像这样的激进行动还是有可能加以避免的。从这里来说，上海市委对于安亭事件的发生是负有重要责任的。

　　至于工总司的成立以及工人登上文革舞台，是符合文革发展潮流的。工总司在成立过程中得到了红卫兵的帮助，但是却遭到了上海市委的打压。这里固然有中央对于工厂文革的限制措施在起作用，但是上海市委也是难辞其咎的。因为此前上海市委对于文革就表现出消极、抵制、抗衡的态度。不仅如此，工总司还遭到了保守派工人的抗衡与反对。成立工总司时由于得不到上海市委的支持，他们制作袖章的布匹是从国营布店里面强行借来的。后来张春桥向毛泽东谈到这件事时，毛泽东笑着说：“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官逼民反么。”[49]市委领导对他们采取“三不”主义，成立大会不仅不去参加，在保守派工人冲击下连成立大会都开不成，到市委请愿又得不到答复，上京反映情况又被强令制止。他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才采取了卧轨拦车的激进行动。激进的行动固然不足取，但是对他们采取这样的激进行动还是要从整个文革发展的大局上来考虑，他们这样做是在无奈情况下的不得已选择。

　　安亭事件的发生，将上海的文革推向了一个转折点。这个时候不论是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还是华东局、上海市委，以及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不能不置身于其中。是压制还是以此为契机展开工厂的文革运动，就成为文革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选择。

　　（3）围绕安亭事件展开的斗争。

　　安亭事件发生后，工总司成员卧轨拦车造成了南北交通大动脉——沪宁线的中断，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这个事件，就成为摆在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和华东局、上海市委面前的迫切而又紧要的任务。这是因为如何处理这个事件直接关系到文革的下一步走向。

　　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代表，根据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确定的方针，亲赴安亭处理这个事件。他以文革思想为指导，在调查研究以后，突破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权，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支持了工总司的造反行动。这样围绕安亭事件在中央、中央文革与华东局、上海市委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具体说来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和华东局、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与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代表副组长张春桥之间展开的。斗争最终以毛泽东一锤定音、肯定张春桥的做法而告结束。

　　① 安亭事件发生后的反映。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工总司要求上海市委领导人曹荻秋出席十一月九日召开的成立大会，曹荻秋主持召开上海市委紧急会议的同时，还向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请示应该怎么办，在得到陶铸的指示并经会议研究以后，决定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致使矛盾不断激化，最终酿成了安亭事件。这个时候中央和上海市委的意见是一致的，仍然对开展工厂文革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也是这个态度。[50]

　　这一判断还可以从当时的文献资料上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十一月十日清晨，《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抓革命 促生产》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由陶铸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圈阅后发表的。社论指出：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一再强调的方针。这个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机构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51]从社论中可以看到，中央在开展工厂文革上与以前相比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还是主张对工厂、农村文革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的。

　　安亭事件发生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向上海发出两个电报：第一，电告华东局第三书记朝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张春桥回沪说服工人。第二，致安亭的上海工人电。电文指出：“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又说：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即日回沪处理此事。

　　张春桥离京前，陈伯达把致上海工人电的原稿给了他，陶铸指示：中央不同意工人成立全国、全市性的群众组织，决不能承认工总司和肯定他们的行动。十一月十一日晚，张春桥乘飞机赶到上海，即去安亭。[52]

　　从中我们看到，不论是周恩来、陶铸还是陈伯达，这个时候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不承认工总司，不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对工人提出了批评，要求他们立即回厂复工。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代表，就是依据这个方针，从北京飞赴上海来处理安亭事件的。

　　上海市委下令停车安亭后，上万名保守派工人也从上海乘汽车赶到安亭车站阻止工总司的行动，与工总司发生了冲突。[53]看来，保守派工人是在密切关注着工总司的一举一动的，九日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的时候，他们冲击了工总司的会场，致使工总司连成立大会都开不下去了，最后在无奈的情况下才到上海市委请愿的。这次工总司上京告状被阻安亭后，保守派工人又乘车赶到安亭，阻止工总司的行动。他们的所作所为到底是自作主张，还是受人指使？与上海市委究竟有没有联系？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这方面的资料，但是从保守派的属性以及他们与上海市委的关系上来进行分析，从逻辑上来进行判断，两者之间的联系应该是存在的。当然，这还需要史料上的进一步印证。

　　安亭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对这个事件的处理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立即向中央报告情况，决定坚持不承认工总司；[54]另一方面为了缓和与工总司的矛盾，平息工人的情绪，又派出大批干部，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带队赶往安亭，向造反队员做好宣传工作，劝说他们返厂生产。市委还组织人送去一万五千个面包以及棉大衣、棉被等御寒物资，动员安亭车站的职工为他们烧水作饭。[55]从这里可以看出，上海市委既不承认工总司的存在，也对他们卧轨拦车的行动采取了否定态度，同时又从道义上对北上请愿的工人提供了生活用品。他们这样做，说到底还是为了缓和与工人的矛盾，打消工人北上的念头，为将工人劝回上海这个目标服务的。

　　我们注意到，王洪文带领工总司工人是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左右开始拦车的，铁路被阻拦了三十一小时又三十四分钟，[56]按此计算十一月十一日晚七时半以后沪宁线就通车了。陈丕显说，从十一月十日上午九时十二分起，沪宁线这条南北交通大动脉被迫中断三十一小时又三十四分钟。按此计算，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四时四十六分钟以后沪宁线就通车了。张春桥是十一月十一日晚十时才乘空军飞机到达上海的，[57]不管是十一日下午四时还是晚七时沪宁线通车，都表明张春桥在到达上海的时候沪宁线已经贯通。尽管如此，矛盾却没有解决，当时恢复通车不过是在安亭的工人得知中央已经关注此事，为了能够解决问题从大局出发才取消了卧轨拦车的行动。他们这个时候还是要到北京去上访告状的。如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矛盾随时都有可能被再次激化。张春桥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到达上海的。

　　② 张春桥飞赴安亭，将多数请愿工人劝回上海。

　　由于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同时又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在上海也有较高的声望，因而中央文革小组才派出张春桥作为代表亲赴上海处理安亭事件。张春桥也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性，当时华东局、上海市委与工总司已经处于对峙状态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与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意见又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让工人放弃北上请愿的行动，将他们劝回上海，使紧张的事态缓和下来，则是能否完成这次任务的关键。

　　张春桥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身份到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当时张春桥仍然担任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而华东局、上海市委又与工总司处于严重对峙状态，况且离京前张春桥已经清楚地知道了上海市委解决问题的方针，这个方针又是得到了陶铸、陈伯达的支持和同意，张春桥这个时候到上海就是要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来解决安亭事件。如果下飞机后他先到上海与市委领导碰头，再到安亭工人中去，就会让工人发生误解，认为他不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而是站在上海市委一边压制他们，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正是因为这样，张春桥才没有到上海市委而是与接他的曹荻秋在机场交谈几句以后，就带着秘书何秀文直接到安亭去了。[58]这也就不难理解张春桥在曹荻秋等人建议他先到市委与市委领导成员见面与谈话时，为什么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了。由于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工人的密切联系，为了促进问题的解决，张春桥在机场还与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通了话，要他们派人协助解决安亭事件。[59]

　　这个时候张春桥还是按照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行动的。虽然铁路已经通车，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让工人能够回到上海，就成为摆在他面前的迫切任务。到达安亭后，张春桥先找工总司的头头谈话，做通他们的工作后，再进一步做好工人的工作。在安亭一家仪表机械厂的食堂里，张春桥召集王洪文、潘国平、周谷声、包炮等工人和红卫兵代表谈话。[60]张春桥认真听取了他们的申诉，了解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谈话中既批评了他们的盲目行为，又表示要解决好他们的问题，还向他们提出了建议和要求。张春桥对王洪文他们说：“你们拦阻列车，造成铁路交通中断，引起上上下下不满，使你们自己陷入被动局面。你们这样干，是要杀头的。”又说：“这次我来上海，一定要把问题解决，不解决问题不回北京。”他建议王洪文先把队伍带回上海，然后再解决工总司提出的各项要求。王洪文等人在仔细权衡利弊之后听从了张春桥的建议，同意率队回上海。[61]

　　在做通了工总司负责人的工作以后，然后再进一步做好工人的工作。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八点，张春桥在王洪文等人陪同下，坐着一辆大卡车驶达安亭车站。张春桥要王洪文、潘国平召集队伍，向人们宣布回上海解决问题。在安亭的工人集合在煤炭堆站之前，张春桥穿了军装，登上一辆卡车，直接面对群众说道，毛主席让我来看望你们，接下来讲了半个小时的全国形势，然后话锋一转，说大家在这里影响交通，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劝大家回上海解决问题，就这样对工人做了一番思想工作。

　　尽管如此，当时还是有工人站出来批评张春桥不支持工人运动，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相信群众。接着红卫兵包炮跳上车，介绍了这个事件的经过。随后谢鹏飞和下面工厂的代表一个接着一个上去控诉。张春桥在车上倾听了工人群众的发言后说：听了同志们的控诉，了解了你们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不能像你们那样一起掉眼泪，我受中央的委托是来解决问题的，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一起回上海去，有事在上海解决。

　　那时天气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停，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张春桥立在车上与大家一起淋雨，不打伞，他在车上拿出陈伯达的电报稿和亲笔的原稿，说明这是中央的意见。[62]张春桥站在卡车上又一次宣读了陈伯达给安亭上海工人的电报，动员工人回上海，王洪文则在一旁帮着做工人的工作，进行解释和说明。[63]面对当时群情激昂的工人，张春桥陷入了沉思。他意识到工人已经投身于文革的洪流中，在工人已经起来参加文革的情况下，对于他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压制还是肯定工人的造反行动，就这样鲜明地摆在了张春桥的面前。于是，张春桥在认真思考以后，果断表示：“第一，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第二，我和你们一起干革命；第三，不解决问题，我不回北京。”[64]

　　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听不进张春桥的意见。这个时候在安亭的请愿工人队伍中也出现了分歧。有的造反派工人见王洪文改变了态度，就爬上卡车抢过话筒说了些表示抗议和不满的话，甚至有的人还骂骂咧咧。工人队伍中原已存在的自发、散漫、个人主义这个时候也表现了出来。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王洪文带着大部分造反队员返回上海。耿金章不服气，率领一千余人继续步行北上。

　　下午四点多，张春桥也返回上海。上海市委为了缓和矛盾，稳定局势，发了专门的文件，要求各单位对回厂工人“表示欢迎”，对他们“不要指责，不要扣帽子”。[65]

　　③ 第一个“五条”签署，张春桥与华东局、上海市委的矛盾走向激化。

　　安亭事件中的大部分工人虽然回到了上海，但是上海市委并没有肯定工总司，也没有对这次事件做出定性。回到上海的工总司成员及其负责人，也在迫切要求对他们这个组织及其行动做出定论，因而没有返回工厂，而是集中在市文化广场，在黄金海等人的带领下，要求张春桥接见他们。十一月十三日晨，市委写作班子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将他们的要求转告张春桥。张春桥接受了这个要求。

　　上海市委获悉后，立即召开了常委会，张春桥也参加了。会上，市委对工总司可能提出的各种要求逐一进行了设想和研究，得出一致意见：

　　决不能承认由一小撮社会渣滓控制的全市性跨行业的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

　　决不能承认这些人在北站强行登车、在安亭卧轨拦截第十四次列车是革命行动。[66]

　　从中可以看到，会议既不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也不承认到北京上访和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不仅如此，还说工总司领导人是“一小撮社会渣滓”，把工总司视为“一小撮社会渣滓”所控制的群众组织。

　　会议认为工总司是由社会渣滓控制的群众组织，到底符合不符合事实真相呢？工总司领导人里面究竟有没有社会渣滓呢？

　　我们不清楚上海市委常委会作出这个判断的事实依据。即便后来否定文革、进行清查的时候，也没有搞出这方面的过硬材料来对此加以印证和说明。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尚未发现这方面的有力证据。退一步说，即便他们中间有的人是社会渣滓，那么在工总司领导人中究竟占多大比例呢？到底是工总司领导人中的个别人或少数人，还是整个工总司的群体有问题呢？难道能够把个别人或少数人存在的问题看作整个工总司领导人的行为吗？这种以偏盖全的说法当然是站不住脚的。比如，当时工总司主要负责人王洪文就是共产党员、厂保卫科干部，当时口碑还不错，难道他是社会渣滓吗？如果联系到上海市委对于工总司的成立及北上请愿的一贯态度来进行分析，他们作出这样的判断也就不会让人感到意外了。这样说不过是为他们否定工总司及其行动提供借口罢了。唯其如此，也就把他们反对工总司的态度鲜明地亮了出来。

　　张春桥参加了上海市委常委会，并没有随众附合大家的意见，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张春桥本来就意识到进行工厂文革的必要性，[67]

　　这次又亲赴安亭，实地了解了具体情况，于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当时中央对于工厂文革还有着比较严格的限制，但是在上海工人已经起来进行文革的情况下，张春桥认为应该因势利导而不是压制上海工人的造反运动。这样就与出席上海市委常委会的绝大多数常委的意见出现了不合。在上海市委常委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出现一边倒的情况下，张春桥是不便于当场表示反对意见的，于是就保留了自己的看法，没有在会议上表态。

　　张春桥在常委会上没有表态，进一步加深了上海市委会议主持人曹荻秋的疑问。因为张春桥此时身份特殊，他不仅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还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来处理安亭事件的，能否取得他的支持和同意，对市委决定的执行至关重要。鉴于张春桥当时的特殊身份，上海市委是难以像以前那样按照组织程序来约束他的，于是曹荻秋就将上海市委做出的决定向中央请示，在得到中央批准以后再以中央名义要求张春桥执行上海市委的决定。因此在会议进行当中，他就给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的书记陶铸打电话，汇报了市委处理工总司问题的意见，并请中央指示。在获得了陶铸的肯定后，曹荻秋一边听电话，一边作了记录，又特地叫张春桥直接听了一遍陶铸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只好在电话中表示，要按陶铸指示和市委意见办。[68]

　　出席完市委常委会议以后，张春桥就要到文化广场与工人谈判了。这个时候的张春桥面临着陶铸和上海市委的双重压力，同时又有中央暂时不在工厂开展文革的要求，在上海工人已经起来参加文革的情况下，是机械地执行上级决定还是顺应文革形势的发展，肯定上海工人的文革运动，迫切需要张春桥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张春桥清楚地知道，虽然把工人劝回了上海，但是关键还是要对工人提出的问题作出正面回应。如果他们提出的问题解决不了，那么事态不仅平息不下去，还有可能进一步走向激化。

　　但是，究竟应该怎样解决工人提出的问题呢？市委常委会业已对工人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预判，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代表中央也已经表明了处理意见，当时中央和上海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个意见又是难以得到工人认同的。当初造反的工人们是在诉求没有得到合理回应的情况下，才到北京反映情况的。这个时候如果执行中央和上海市委的决定，就要压制上海工人的造反运动，而进行工厂文革由工人起来造反又是文革发展下去的必然要求。这样是同意工人的诉求还是压制工人的造反运动，就要求张春桥必须马上对此作出抉择。

　　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从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一点开始，在上海文化广场与工人座谈，他说自己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座谈中，他坦率地谈到了自己对于工厂文革的看法。他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应该创造好的经验。”“工人同志要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革命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69]

　　在谈到了陈伯达的电报时说道，陈伯达给安亭车站的电报是在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发的，是受骗上当。他说自己这次到上海，到安亭车站，接触了大量造反工人，亲自听了他们的控诉，看了安亭车站现场，才了解了全面的情况。他表示回北京后，一定向陈伯达说明他所看到的情况，相信他们对此会有一致看法。鉴于当时张春桥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就存在不同意见，在事态紧急的情况下一时也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又来不及向中央文革小组进行请示，这样在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潘国平等人的要求下，[70]下午三点半，张春桥当机立断签字同意了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这五项要求是：

　　（1）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组织。（2）承认十一月九日成立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3）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5）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

　　为了提醒工人不要脱离生产闹革命，防止情绪化行事，张春桥在第二条下面加了个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派少数代表。”[71]

　　签完名后，张春桥又登台对台下的造反队员讲了话。他说：“我完全同意‘工总司’的五项要求”，“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不认为你们是坏人，如果认为你们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啦！”[72]

　　会后，张春桥回到住所，将五条协议电话告诉陈伯达，取得了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73]

　　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五项要求的事迅速传到上海市委，曹荻秋、魏文伯当天晚上就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在西效宾馆养病的陈丕显。他们议论后对张春桥的行为十分气愤。陈丕显当场就又给陈伯达打了电话。在电话中他把处理安亭事件的情况先向陈伯达作了简要汇报，特别提到了张春桥未经上海市委同意就签字答应了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接着，他非常生气地质问陈伯达：“为什么中央文革原来说不承认这样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现在怎么又突然转为承认了呢？为什么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为什么一切后果反而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承担呢？”面对陈丕显的质问，陈伯达也不好在电话中说什么，只好顺水推舟地讲：“对张春桥，是想让他锻炼锻炼的。事情发生在上海，你们负一点责任吧。”

　　在这种情况下，陈丕显感到只有他们市委班子内部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才能渡过难关。他们商量，不管外面压力有多大，他们内部也要统一，要顶住。[74]十一月十四日，在曹荻秋主持的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不同意张春桥签字，当面批评了张春桥的作法。[75]这样张春桥与上海市委之间的裂痕又进一步加深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张春桥与华东局、上海市委的矛盾并不是这个时候才产生了。早在一九五三年张春桥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当时张春桥为了发挥报纸对党政机构的监督、舆论作用，就在报纸上点名批评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领导陈时夫、华东局工业部的领导，还准备进一步点名批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这引起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陈毅、谭震林和陈丕显的不满，他们以未经请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为名予以制止，致使张春桥利用报纸进行监督批评的设想化为泡影。

　　不仅如此，陈毅、谭震林和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舒同于当年三月五日召集《解放日报》正副总编和全体编委到华东局开会，陈毅、谭震林作了重要讲话，对有关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陈毅讲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要对搞乱我们阵线的人有所警惕！”此后不久，经华东局批准，上海市委免去了张春桥在《解放日报》的所有职务，并报中央组织部同意，拟将张春桥调离上海。一九五四年，柯庆施来到上海，才推翻了经陈毅、谭震林批准将张春桥调离上海的决定。[76]

　　这表明张春桥此前是与华东局、上海市委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这种矛盾虽然是工作上的分歧，但是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党政干部要不要置于社会舆论的监督之下。张春桥利用掌管报纸的有利条件对党政领导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进行批评和监督的时候，却遭到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的排挤与打击，甚至还要把他调离上海。陈毅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就是他们打击、排斥张春桥的自我表白。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张春桥是在华东局、上海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情况下才没有被调离上海的。

　　既然如此，这次处理安亭事件，张春桥在未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就与工总司签署了五项协议，无形中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与华东局、上海市委之间的矛盾。当时华东局、上海市委和中央书记处常委书记陶铸的意见是一致的，张春桥答应上海造反工人提出的五项要求并不是来自于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对他的授权，而是他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经过慎重思考才作出的决断。

　　其实，张春桥并不讳言这个问题。十一月十六日，他在苏州铁路中学接见工总司工人时说：“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事后从文化广场回到住处，我才给陈伯达打电话……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了他。这样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77]

　　是什么原因导致张春桥在形势紧急的情况下，突破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权，在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与工总司签署了五项协议呢？

　　其实，张春桥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偶然的。这来自于他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深刻理解，以及必须对工厂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洞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张春桥在同北航红旗代表谈话时就说：“搞工厂是个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78]他在上海文化广场与工人座谈时讲的话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说明。[79]从突破中央授权到果断作出决定，反映出张春桥不仅对于文革理论的认识高人一筹，而且还具有在事态紧急情况下的决断能力。张春桥清醒地认识到，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要实现工农群众当家做主的愿望，就必须发挥他们的主人翁精神，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当时对工厂、农村文革虽然进行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不过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处于慎重考虑，为了文革平稳发展才作出的暂时规定而已。

　　可是，文革形势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安亭事件表明上海的工人已经行动起来，参加到文革的运动中了。这个时候是保护他们的革命热情、引导他们朝着文革发展的正确道路上前进还是压制他们的造反行动，就要求张春桥必须立即对此作出抉择。张春桥认为既然文革要在工厂进行，现在上海的工人已经行动起来了，那么就要因势利导，支持工人的造反行动。由于事态紧急，张春桥也来不及取得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而他与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意见又不一致，一时也难以说服他们支持自己的行动，于是才当机立断承认了工人提出的五项要求。虽然在组织程序上并不完备，但是在文革发展的要求上则是必然的选择。张春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付诸于实际行动的。

　　④ 毛泽东一锤定音，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

　　由于张春桥的行动与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和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意见不一致，作出决定的时候也没有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事后虽然取得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追认，但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而能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或认可，就成为张春桥与工总司签署的五项协议是否有效乃至于其政治生命的决定性因素了。张春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事后，他对王洪文坦率地说出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说：“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中央是有争论的，我参加了。陶铸是反对的。陶铸叫我来，就是想把工人由安亭撤回去。中央对此没有决定，我是提着‘颗郎头’（沪语，意即脑袋）签字的。我想过，可能弄不好坐班房，真想不到以后主席肯定了。”“处理这件事，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80]他还说：“这一段时间内，虽然时间不长，……对我来说，也会成为永远忘记不了的事情。”[81]

　　文革的形势发展非常迅速，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异常激烈，弄不好会危及自身，张春桥有这样的担心是自然的。不过，张春桥作出这样的决定也不是盲目的，而是缘于他对文革理论的深刻把握和对于文革形势发展的敏锐判断，以及为了文革发展甘冒个人风险的勇气和魄力。

　　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最初没有管。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将安亭事件的详细情况及张春桥的处理结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82]这次会议肯定了制造安亭事件的上海工总司的言论和做法。[83]其实，在这次会议上，针对张春桥没有经过批准就答应了工总司的要求，毛泽东还说了这样的话：可以先斩后奏。先有工人组织这个事实，再有工人组织这个概念。[84]

　　这样张春桥先斩后奏与工总司签署的五项协议最终获得了中央的认可和支持，显示了张春桥对于文革发展态势及其变化的预见和精准把握，这无疑进一步提高了张春桥在文革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

　　⑤ 第二个“五条”签署，从安亭徒步北上的请愿工人回到上海，安亭事件得以解决，张春桥与华东局、上海市委的矛盾难以调和。

　　张春桥的作法首先获得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而后又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说明他的行动是符合文革发展方向的。这个时候在安亭事件中不听劝阻仍然坚持带领工人徙步北上的工总司负责人耿金章已经到达苏州。十一月十五日晚，张春桥和交大红卫兵与韩哲一和曹荻秋到达苏州，解决工总司负责人耿金章及其带领的工人回沪的问题。

　　张春桥与耿金章等人进行谈话。这些造反派不顾大局，意气行事，是在安亭不听劝阻的情况下徒步北上的，给上海工人的文革运动造成了负面影响，也为上海市委领导人提供了把柄，张春桥批评了他们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最后勉励他们说：“陈丕显、曹荻秋说你们是社会渣滓，我说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要争气啊！”经过座谈，张春桥同意了耿金章等人提出的又一个五项要求。[85]

　　当时工人队伍集中在苏州铁路中学，韩哲一顺利签了字。[86]在让曹荻秋签字时，曹荻秋表示不能同意，拒绝签字，张春桥说：“你不签！我签！我代表中央文革签字！”在这种情况下曹荻秋才表示：“我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最后也在协定上签了字。耿金章率领的二兵团于十八日返回上海。[87]

　　十一月十五日当晚，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三个上海市委领导人就碰了个头，对张春桥与耿金章率令的二兵团签署的另一个“五条”十分气愤，当即决定由陈丕显打电话给陶铸，曹荻秋打电话给陈伯达，向他们反映情况和陈述上海市委的意见。陶铸在电话中明确指出：“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然而同样是这件事，却迅速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同意。[88]

　　我们现在不清楚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三个上海市委负责人，是否知道毛泽东十四日在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已经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件事，那么这样做不过是在向陶铸控告张春桥，表达他们对于张春桥作法的不满；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件事仍然这样做，显然具有对抗中央和毛泽东文革部署的性质。这里令人生疑的是，陶铸竟然在听完陈丕显的电话汇报后，仍然否定了张春桥提出的五项要求。从常理分析，以陶铸当时在中央的地位和影响力，他不论是作为中央常委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都是会参加十四日会议的，即使他因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也不会不清楚毛泽东对于张春桥作法的肯定态度。如果这段史料无误的话，那么陶铸的说法表明他此时不仅与毛泽东在文革发展的认识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还以实际行动抗衡毛泽东对于文革的部署了。

　　在签署了两个“五项”要求，将安亭事件处理完毕以后，由于江青要文艺座谈会的稿子，张春桥急着赶回北京。临行前，张春桥特地赶到西郊宾馆，向正在这里养病的陈丕显汇报情况。张春桥向陈丕显反映了市委常委会上他遭受围攻的情况，还讲对于群众运动要慢慢来。[89]希望他的做法能够得到陈丕显的理解和支持。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在张春桥签署了两个“五条”，支持上海工人的造反运动，陈丕显先后两次向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控告张春桥的情况下，又怎么会同情张春桥在市委常委会上遭受的围攻，听得进他的解释和说明呢？

　　在大势面前，上海市委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并将双“五条”印成市委文件下发到基层的。[90]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张春桥是与上海工总司签署两个“五条”的方式解决安亭事件的。他答应上海造反派工人的要求，签署两个“五条”，并不是在请示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协商好了以后才付诸于实施的，而是在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指引下，从上海工人已经采取行动参加文革的现实出发，立足于文革发展的大局和要求，在调查研究以后，经过认真思考才作出的大胆决定。这个决定事后获得了毛泽东和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追认。由此可以反映出张春桥对于文革发展的远见卓识，以及在紧要关头独当一面的能力和魄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的不少人随着文革的发展不断被从中央文革小组除名，而张春桥一直工作到中央文革小组完成使命后，还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了。

　　（4）安亭事件在文革发展中的作用。

　　从“十六条”中可以看到，当时文革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91]从前文的研究中不难看出，安亭事件之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工厂、农村的文革一直是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的。安亭事件的爆发及其处理结果表明，党中央在工厂、农村暂不进行文革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下一步就要考虑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了。这在十一月十四日下午召开的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肯定了上海工总司的言论和做法，毛泽东要陈伯达起草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上反映了出来。[92]

　　安亭事件是由上海工总司的成立及其强行乘车北上请愿引发的。在北京红卫兵的帮助下，上海造反派工人成立了工总司。围绕是否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华东局、上海市委与上海工总司、红卫兵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与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态度是一致的。因为参加了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就意味着承认了工总司的合法性；承认了工总司的合法性，又意味着工人可以串连，正大光明地开展造反活动了。这实际上就表明可以在工厂开展文化大革命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这个问题的实质则是，是否可以在工厂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样是否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就成为要不要在工厂、农村开展文革以及文革政策是否会出现重大变化的关节点。

　　而后发生的工总司成员到上海市委请愿要求市委主要领导人接见遭拒绝、强行登车到北京上访告状却被停车于安亭乃至于发生卧轨拦车这样的激进事件，都是他们在是否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上分歧和矛盾的继续，实质上仍然是文化大革命是否要发展的工厂、农村这一严重分歧的进一步发展。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代表，就是在这样的分歧和矛盾下，前往上海去处理安亭事件的。经过实地调查和对形势的分析以后，张春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支持上海工人的造反运动了。这样就与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意见出现了严重分歧和矛盾。在这种分歧和矛盾面前，毛泽东认真听取了双方的汇报，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表明可以进行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了。

　　上海市委对此是极不满意的。这种不满不仅表现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打电话的情况反映上，也表现在上海市委常委会议上对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围攻上。当时陈丕显因病休养，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主持上海市委日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组认为曹荻秋主持下的上海文化革命存在不少问题，因而在十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江青、张春桥等人先后做陈丕显的工作，希望他能够站出来主持上海市委工作，搞好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为全国的文化革命带个好头。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陈丕显却以生病为由拒绝了。[93]这引起了江青等人的不快。这次上海市委、张春桥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在安亭事件上出现的严重分歧和矛盾，不过是陈丕显及其领导下的上海市委与中央文革小组分歧和矛盾的进一步发展罢了。

　　其实，安亭事件的发生，上海市委是存在严重责任的。这里固然有中央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有着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这个背景，但是卧轨拦车这种激进事件的出现，则是与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不能正确对待工人的造反运动，也没有采取适宜的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反而处处压制工人的造反运动存在密切关系。这在他们既不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也拒绝亲自出面接见工总司领导人，又下令停车于安亭上表现了出来。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行动，最终才酿成了卧轨拦车这样激进事件的出现。如果再联系到他们从文化革命开始后的一贯作法来进行分析，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也就清晰地表现出来了。

　　当然，我们并不否定上海市委这个时候主要领导人也采取过一些缓和矛盾的做法。比如，工总司成员到上海市委请愿时，他们让市总工会主席张祺在电影院接待他们，在安亭事件爆发时，又为滞留安亭的工人送去了生活用品，以及要求各单位不要歧视回厂工人。但是这些作法充其量不过是在坚持其既定方针的前提下，为了平息事件所采取的具体措施而已，并没有改变他们在工厂文化大革命上的基本态度。

　　工总司的成立及其进行的系列活动，以及上海市委随即展开的阻止行动，到底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非曲直如何，说到底还是要以是不是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为判断依据。如果要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那么工总司的行动就是正确的；如果不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那么上海市委的行动就是正确的。因而这个事件的实质就是要不要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当时工总司的成立及其行动，不过是在党中央文革路线指导下，在北京红卫兵的帮助下，先知先觉，主动作为，突破了在工厂、农村暂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走在了前头而已。从上海市委对待工总司的系列行动来进行分析，就不难理解后来为什么会在上海发生一月风暴那样的夺权行动了。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个时候工总司的成立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以后，虽然中央对于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着比较严格的限制，但是随着红卫兵运动和全国大串连的迅速发展，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造反军成立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十月十二日，西安地区工矿企业系统最大的造反组织西安地区工矿企业联合会（简称工联）成立。十月十九日，第十三冶金建筑工程公司工人杨承效和太原钢铁公司郭忠耀等六人发起组织了山西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十月下旬，在成都成立了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十一月初，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简称杭丝联）翁森鹤等赴北京告状，并在北京成立了红色造反兵团。十一月二十三日，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工人大队抢占省总工会机关，挂出济南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的牌子。翌日，改称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并于十二月十七日召开大会，宣布山工联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山东革命工人总指挥部也正式成立。[94]

　　这些工人造反组织是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背景下自发形成的，是工人中的造反派主动参加文革的重要表现，预示着文化大革命有向工矿企业发展的趋势。上海工总司不过是这个时期各地成立的形形色色造反组织中的一个。但是由于工总司处于上海这个中国最发达的工业城市，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又是冲破上海市委的重重阻挠以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甚至还采取了卧轨拦车这样的激进行动来表示对于上海市委的抗议，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和党中央，在全国造成了很大影响，因而声名鹊起，成为闻名全国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从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以后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来看，工总司的成立以及安亭事件的发生则是当时造反派工人参加文革的最有代表性的事件，由此拉开了工矿企业文革的序幕。

　　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央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是一直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的，安亭事件引发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华东局、上海市委和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激烈斗争，这种斗争最终以毛泽东肯定、支持张春桥的做法而告结束，随后中央起草了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样以安亭事件为标志，从以前对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转变为可以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了。因而我们认为安亭事件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起到了一个导火线的作用。

　　4、《解放日报》事件进一步将上海文革推向前进。

　　围绕安亭事件进行的斗争，最终以毛泽东一锤定音、肯定张春桥的作法予以解决，陈丕显担任第一书记的上海市委在这场斗争中处于下风。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时候发生的上海《解放日报》事件又将上海市委推到了风头浪尖之上，围绕《解放日报》事件双方再次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文革就是在这种斗争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上海《解放日报》事件的发生呢？

　　（1）《解放日报》事件的起因。

　　上海工总司是在红卫兵的帮助下成立的。从工总司的成立到安亭事件，上海市委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同意了工总司提出的两个“五条”并下发文件执行的。这种态度引起了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的不满。为了表达这种不满，进一步推动上海的文革运动，十一月二十五日，红革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曹荻秋等市委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到上海串连的北京红卫兵领袖聂元梓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称：“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并带头呼喊“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等口号。会后，红革会要求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大会消息，遭到拒绝。[95]

　　当时，红革会与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合办了一份报纸——《红卫战报》。[96]《红卫战报》第九期是报道这次大会的特刊，并刊有题为《〈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十一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红革会先后派代表到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和《解放日报》社，要求将这期《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以便扩大影响。《解放日报》社请示上海市委后，又一次拒绝了红革会的要求。于是，红革会四百多人于十一月三十日凌晨占领报社，强行阻止《解放日报》发行。[97]由于《解放日报》社拒绝发行《红卫战报》，红卫兵占领报社后声称：“不把《红卫战报》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就不准旧《解放日报》发行！”[98]《解放日报》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2）围绕《解放日报》事件进行的斗争。

　　红革会占领《解放日报》社以后，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引起了迥然不同的反应。他们的行动首先得到了《解放日报》社和《文汇报》社造反组织的积极响应。这个时候由保守派工人组成的赤卫队员以及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和市民聚集在《解放日报》社周围游行示威，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并同红革会展开辩论，要求他们尽快撤出报社。十二月二日，大批工总司成员进驻报社，支持红革会，与报社外边的赤卫队员及群众进行对峙，双方频频发生冲突。《解放日报》被迫停刊。[99]

　　这样我们看到，在红革会占领《解放日报》社后，围绕《解放日报》事件在基层群众中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反应。不论是报社还是工人造反派，支持红革会的行动，而由保守派工人组成的赤卫队则是反对红革会的行动。他们在《解放日报》事件上的不同态度，说到底还是由于立场的不同造成的。

　　我们再来看华东局、上海市委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中央文革小组在《解放日报》事件上的态度。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华东局、上海市委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们希望通过和缓的方式平息事件。十二月三日，华东局书记韩哲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和副市长宋秀文、李干城等进入报社对红革会和工总司作说服、劝说工作，不仅没有取得成效，反而在造反派的批评和责问下哑口无言。上海市委请示陶铸，陶铸指示：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可以分开发行；如果红卫兵硬冲，要说服，要顶住，这是个原则问题。十二月五日晚，中央文革小组电话指示上海市委说：“《解放日报》附带发行《红卫战报》，无非是揭露市委的错误，应该欢迎；地方报刊停那么几天，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委才承认了红革会的三项决定：（1）《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2）《解放日报》社常委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允许红革会查阅报社内有关文章、底稿等；（3）《解放日报》社常委就执行资反路线作出检查和交待。同时，也承认了工总司的四项要求：（1）支持红革会的要求；（2）市委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群众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行动；（3）《解放日报》事件的后果由市委负责，并作公开检查；（4）保证工人革命造反队员回厂后不受刁难，否则引起的后果由市委负责。

　　十二月八日上海市委发出载有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内容的文件，通知各级党组织执行。工总司和红革会相继撤出报社。[100]《解放日报》事件就这样得到了解决。

　　我们看到，《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不论是在基层群众还是中央和上海市委之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态度。在基层群众中间，形成了两派之间的斗争，造反派群众不仅口头上还采取实际行动支持红革会，赤卫队等保守派群众则是反对红革会。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机关，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华东局、上海市委反对红革会，中央文革小组则是支持红革会。这样围绕《解放日报》事件进行的斗争，形成了对立的两大阵营：一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华东局、上海市委和赤卫队等保守派工人群众，一是中央文革小组、工人造反派工总司、红革会、报社造反派。两大阵营之间在斗争中呈现出泾渭分明的态度。

　　（3）斗争反映出什么？

　　围绕《解放日报》事件进行的斗争，是安亭事件斗争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在两个事件中，双方都是围绕如何进行文革相继展开的斗争。围绕安亭事件斗争的双方业已初显，一边是工总司、张春桥和中央文革小组、造反派红卫兵，另一边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华东局、上海市委和保守派工人。在《解放日报》事件上的斗争，将双方之间业已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又一次表现出来，并进一步明朗化。一边是红革会、工总司、中央文革小组，一边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华东局、上海市委和保守派工人赤卫队。这种斗争在基层群众中间，表现为造反派工人、红卫兵和保守派工人之间的斗争，在党内则表现为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华东局、上海市委之间的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群众斗争，群众斗争又进一步推动了党内斗争。这种斗争在文革发展大潮的推动下，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鼎力支持下，报经毛泽东批准以后，最终以肯定造反派工人、红卫兵的作法，否定了华东局、上海市委的行为才将文革进一步推向前进的。

　　这两个事件起因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却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斗争形式上是在华东局、上海市委和造反派工人、红卫兵之间展开，具体说来，在中央层面表现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斗争，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则是表现为中央文革小组和华东局、上海市委之间的斗争，在基层则是表现为造反派工人、红卫兵和保守派工人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则是要不要在工厂开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将文革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以及上海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和要不要批判上海市委实际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

　　至于要不要在工厂开展文化大革命，从陶铸、华东局、上海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上的态度来看，不管他们口头上说的如何，实际行动上则是持反对态度的，而中央文革小组却与其相反，是持支持态度的。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就隐藏在党内领导干部中间，因而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就必然会把打击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从这里来说，造反派工人、红卫兵在上海市委内部寻找走资派，必然会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上海市委内部的领导干部。即便抛开打击的准确度暂且不论，单从斗争的方向上来说也是无可厚非的。

　　上海市委在斗争中究竟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说到底还是从他们在运动中的言行中反映出来。我们看到，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张春桥等人就对当时主持上海市委日常工作的曹荻秋表示不满了，因而动员病休的陈丕显出来主持上海市委工作，却遭到了陈丕显的拒绝。[101]上海市委不论是在安亭事件还是《解放日报》事件中都是在开始的时候站在了造反派工人、红卫兵的对立面，不能正确对待造反群众，不能妥善处理文化革命中出现的问题。这个时候的上海市委不仅没有站到运动的前头来领导文革，反而却成为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发展的严重障碍。

　　这样看来，围绕两个事件进行的斗争，就是要不要将文化革命扩大到工厂、要不要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上海市委是不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要不要对其展开批判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则是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及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推向前进的问题。从斗争中不难发现，上海市委实际上已经站在了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对立面了。这两次事件都是在冲破了上海市委的重重阻挠以后才将文革推向前进的。

　　不论是安亭事件还是《解放日报》事件，从最终的处理结果看，都是以上海市委的妥协、退让而告结束的。这显然打击了上海市委的权威和威信。对于《解放日报》事件的处理结果，工总司出版系统总联络站一九六七年出版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纪要》说：“上海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派在红卫兵小将配合下，再一次给上海旧市委以沉重的打击。”[102]经过两次打击的上海市委能不能吸取教训，站到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来，则是对市委领导班子的严峻考验，也是影响上海文革下一步如何发展的关键因素。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吸取教训，及时转变立场，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推向前进，而是仍然我行我素、默守陈规，这样上海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也就成为难以避免的选择了。

　　5、工人文革中的逆流——经济主义歪风的兴起。

　　不论是上文提到的安亭事件还是《解放日报》事件，都说明上海工人已经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了。其实，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以后，虽然中央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有着比较严格的限制，但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不难发现，各地工人实际上已经不同程度地参加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一时出现了纷繁杂乱的现象，还发生了以追求个人待遇为目的的经济主义歪风，严重干扰了运动的发展。现在我们就从工人文革中的杂乱现象说起。

　　（1）乱象频生。

　　“十六条”对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原则上是按照“四清”运动的安排进行的。尽管如此，这个时候各地的工人却已经不同程度地参加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一时出现了纷繁杂乱的乱象。比如，工人被当地党委负责人动员、组织起来反对红卫兵运动，保护自己免受运动的冲击；工人队伍开始演化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出现了严重的对峙和斗争；经济主义歪风泛起，影响了文革的发展方向；等等。

　　一九六六年八月底、九月初，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在上海冲击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大院时，成千上万的工人赶来保卫上海市委，与北京红卫兵进行辩论，阻止北京红卫兵的行动。九月初，北京一些红卫兵在武汉号召炮打、火烧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时候，武汉市的工人、市民起来与北京红卫兵辩论，保护湖北省委、武汉市委领导干部免受冲击。有些地区在党政领导人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些后来被称为官办的工人群众组织。如重庆工人纠察队就是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支持下建立起来的。[103]这个时候不少地方（比如青岛、长沙、西安等地）还发生了本地党委组织工农群众反对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注意，于是中央专门发出文件予以制止这种行为。[104]

　　这个时候各地陆续成立了不少保守派工人组织。比如，十一月十五日，北京的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以掏粪工人为主体，联合北京工交系统一百多个单位的人员，发起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团（简称捍卫团），号称三十万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判刘少奇。[105]这个时候捍卫团以其鲜明的保守态度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与造反派工人、红卫兵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成为文化革命中的一股逆流。

　　作为掏粪工人、全国劳模的时传祥，为什么这个时候反对批判刘少奇呢？这还要从刘少奇刚刚担任国家主席后对时传祥的一次接见说起。一九五九年十月下旬，刘少奇在接见全国群英会的劳动模范时，对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06]

　　时传祥这样一个掏大粪的工人，过去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遭人嘲笑歧视，干着被人看不起的活，解放后他作为全国劳动模范，不仅受到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接见，还对他说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话，自然会对刘少奇存在感激之情，认为这是对他的工作、人格的尊重，体现了新中国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处于个人的际遇之情，在刘少奇遭到批判的时候，他才组织捍卫团反对批判刘少奇。

　　再比如，上海十一月二十六日就成立了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简称赤卫队），其成员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老工人和党团员居多。赤卫队于十二月六日召开了三十万人参加的成立大会。赤卫队成立后发展很快，最多时达到八十多万人。赤卫队是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成立的，它成立后即给中央文革小组发电报，说张春桥与工总司签署的“双五条”是大毒草，要求张春桥回上海检讨。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表态。[107]

　　赤卫队是与造反派工总司相对立的保守派工人组织。他们串连、组织起来，是要反对造反派工人，保护上海市委免受冲击。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以工人阶级的面目冲在斗争的第一线，阻止工总司的行动，公开反对张春桥与工总司签署的两个“五条”协定，甚至还提出张春桥回上海检查的要求，为隐藏在后台的领导干部火中取栗，实际上就已经成为造反派工总司的对手，上海市委内部走资派的别动队，制约着上海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不论是时传祥组织的捍卫团还是上海的赤卫队，这样的保守派工人组织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工人运动中。有造反派的地方，就存在保守派，不过是双方的力量对比在各地有所不同罢了。他们同保守派红卫兵一样，反对将斗争的矛头指向隐藏在党内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采取实际行动保护这些领导干部免受冲击和批斗。不过，时传祥发起的捍卫团以及赤卫队这些保守派工人没有想到的是，如果刘少奇代表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实施的话，他们的国家主人地位不仅难以保持，就连他们自身也会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已经消灭掉的剥削制度又会如同枷锁一样重新套在他们的身上。文革结束后四十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已经对此予以了证明。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让他们通过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方式，利用手中的民主武器，批斗走资派，改造世界观，进行自我革命，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他们的行动则是与此背道而驰的。从文革的目的、任务和保守派工人的社会地位来分析他们在文革期间的行动，则是荒诞的行为，愚蠢的举动。

　　从中可以看到，在工人逐渐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纷繁复杂的情况：他们或者是在当地领导人指挥下，反对学生运动，或者是工人队伍出现分裂，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或者是工人运动中出现了经济主义歪风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现象。这些纷繁复杂的问题在保守派的行动上集中反映出来并严重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这是因为保守派是保护这些领导干部的，而走资派则隐藏在领导干部的队伍中，一味地对这些领导干部予以保护，又如何批斗隐藏在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呢？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隐藏在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致命力量。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工人阶级根本利益而进行的革命，一旦文化大革命失败不仅会使无产阶级丢掉政权，还会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那么工人也就由国家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又会重新遭受剥削和压迫。

　　这就要求工人阶级必须立足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着眼全局，放眼长远，从政治上来看待问题，而不能斤斤计较于个人一时的经济待遇问题，更不能超越当时条件的许可为自身谋求不正当的经济利益，而是要从政治上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却不顾当时政治的根本大计，而去片面追求经济待遇，出现了经济主义歪风，从而使运动有走偏方向的风险。这就要开展批判经济主义歪风的斗争。

　　（2）经济主义歪风的兴起及反对经济主义歪风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既是一次文化革命，又是一次政治革命，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出现了一股经济主义的歪风。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打着造反的旗号，为追求个人、小团体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因而经济主义歪风的兴起以及反对经济主义歪风的斗争，就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① 一个并非孤立的现象。

　　其实，经济主义歪风的兴起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表现在某个具体事件上，而是在一系列事件上的反映，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具有普遍性的。比如，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上旬，全红总与全国总工会达成的会谈纪要就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大约在一九六六年秋、冬季节，全国不少地区就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例如上海市劳动局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转发了一份文件（[六六]沪劳企字第一一四号），这份文件是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代表黄宇齐等签字同意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六条要求。即承认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织，承认他们召集大会是革命的行动，取消临时工、外包工不合理制度，今后不得借任何借口辞退临时工、外包工，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已辞退的临时工、外包工两星期内尽快复工，安排工作等。[108]

　　这说明经济主义歪风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在一系列事件和行动上比较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股歪风不仅会诱使人们专注于个人眼前的经济利益，淡化乃至放弃政治斗争，而且还会导致文革偏离斗争的目标，转移斗争的对象，干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这就要开展反对经济主义歪风的斗争，在斗争中教育群众，拨正文革前进的方向。

　　② 斗争的标本性事件——全红总的成立与取缔。

　　在经济主义歪风的兴起及反对经济主义歪风的斗争中，全红总的成立及其取缔最具有代表性，因而我们就通过对这个标本性事件的分析，来进一步研究在文革发展过程中经济主义歪风的危害性以及反对经济主义歪风斗争的必要性。

　　1）为追求个人、团体利益而成立的组织。

　　全红总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简称。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在北京西直门内大街西章胡同的冶金部招待所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成立。这个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是临时工和合同工，成立时设有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实际上的领导人是全红总的秘书长王振海（国家科委科技情报所的临时资料员）和副秘书长周牧（贵州的临时工）。

　　这个组织成立后，迅速在各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十一月二十七日，全红总贵州分部在贵阳成立。十二月五日，全红总北京分团宣告成立，并于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近三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之后，全红总的湖南分团、黑龙江分团、吉林分团、广西分团、广东分团、江苏分团、上海分团、河北分团、内蒙古分团、安徽分团、江西分团相继在各地成立。[109]

　　这样一个以全红总为核心，囊括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分团的工人造反组织建立起来了。全红总虽然打着造反的旗号，但是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合同工、临时工，从其成员身份及其诉求上来说，是为了维护他们个人和群体利益而成立的组织。这样他们的造反就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将主要矛头对准国家制定的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以期通过联合斗争的方式，来维护他们个人、群体的利益。

　　2） 支持还是反对？

　　全红总是工人队伍中主要由合同工、临时工组成的造反组织，成立以后迫切希望取得合法地位，以便于展开活动。这就要首先取得全国总工会的认可和支持。

　　全红总成立当天，就派了五十多人到全国总工会会议厅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承认全红总，并给予注册登记。静坐持续到十一月十八日，全红总的声势愈来愈大，人数则由五十多人增加到三百多人。经请示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王志杰代表全国总工会口头承认全红总是合法的群众组织。

　　为了使口头承诺变成现实，从十二月一日起，全红总组织各地合同工、临时工三百多人到全国总工会再次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把对全红总的口头承诺落实为合法注册，刊刻公章和拨给活动经费。十二月四日，全红总发表宣言，宣称：“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造现行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彻底铲除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同日，全国总工会党组负责人马纯古向李富春并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如何解决临时工、合同工问题的请示报告》。十二月八日，全国总工会经李富春批准，同意为全红总刊刻公章，办理注册手续，并和全红总再次达成会谈纪要，表示支持合同工、临时工造反；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无故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可研究改革，改革方案报国务院。[110]

　　我们看到，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批准后，全红总不仅取得了合法地位，还获得了全国总工会的支持，双方达成了会谈纪要，迫使全国总工会做出了支持造反和不得无故解雇合同工、临时工的承诺，拟就了对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改革方案，斗争取得了初步成效。

　　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工人造反活动的，全红总的行动获得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开始公开表态支持全红总的造反行动了。十二月十八日，江青、谢富治、张春桥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一司、二司、三司代表，江青在讲话中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我们不知道，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有人讲是主席说要搞的，那只能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他们（指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指全国总工会大楼）里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合同工这个东西像广播局就有五百多个合同工，他们可以随时解雇，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于坏分子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是培养奴隶主义。”[111]

　　江青在讲话中将合同工制度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认为合同工制度是在培养奴隶主义，侵害了合同工的权益，这样就批判、否定了合同工制度。其实，虽然合同工与正式工在工资、待遇、福利等方面有所不同，确实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但是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一般说来，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存在，是由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尚无足够财力为合同工、临时工提供与正式工相同的工资、待遇和福利造成的。这是当时在中国社会经济条件及其发展阶段下的不得已选择。江青只是看到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合理的一面，支持他们的造反活动，而没有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状况出发，认识到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在这个时候存在的必要性。这样也就难免在讲话中出现片面性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全红总北京分团出动数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然后大队人马开进劳动部，并迅速封闭了劳动部的所有办公室。

　　十二月二十六日晚至次日凌晨，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红总的十五名代表。江青说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全红总的代表说，合同工制度是劳动部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制定的。江青说：“什么劳动部长，劳动部长不劳动，让他们当科长去吧！（姚文元插话：“最好让他们当合同工。”）非造这个反不可！这个制度就像资本主义对待工人一样！”江青接着说：“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保留一定数量的雇佣工来减少资本的支出。”“封建主义也不能比这个制度残酷！……都让他们（指劳动部部长、全国总工会主席等）当合同工去，你们去雇他们！”

　　全红总的代表说：“我们昨天把劳动部办公地点全部查封了，今天把劳动部所属单位也全部查封了，并向全国各地分团发出电报，把劳动调配部门全部查封。并决定明天封全国总工会。”

　　陈伯达说：“封得好嘛！没有这个部工人照样工作！”江青说：“好！封得好！我赞扬你们！”“合同工也是无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工人！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式，简直是保身工！”“同志们，这次反映的情况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我建议马上发给他们每人一枚纪念章、一本毛主席语录。你们把全国劳动力分配部门全部扫掉！你们进京工人，全部住到总工会、劳动部去，让他们给负责吃饭、住宿。”

　　江青问劳动部的两位副部长郗占元、李正亭和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王志杰：你们听到了吗？郗、李、王答：听到了。江青又问：能不能做到？郗、李、王答：能！

　　康生说：“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个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给他们解散！”“订这个制度，关系到我们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是社会主义工厂变不变为资本主义工厂的大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112]

　　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顾问康生等人一同接见了全红总的代表，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将合同工制度提到了修正主义的高度来认识，还说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要求劳动部、总工会的领导人要支持、善待造反的全红总，接受他们的要求，解决他们存在的实际问题。这样就不仅全盘否定了合同工、临时工制度，还从政治上宣告了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死刑”。

　　为了将反对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斗争进行到底，全红总又查封了劳动部及其所属部门，还进一步要求各地分团也要这样做。他们采取如此激烈的造反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合同工、临时工制度损害到了他们自身利益的缘故。这样他们就无视当时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财政负荷能力，而是从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对自身的损害来开展造反行动。这显然是打着造反的旗号，为谋求个人、团体利益进行的行动。这就要求中央文革小组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对于造反活动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要准确判断究竟应该造什么样的反以及如何进行造反，将造反活动纳入文革发展的轨道，而不是盲目地支持造反行动。

　　在这次接见中，为了支持全红总的造反行动，江青当场让全红总代表拟一个以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的通知。全红总代表所拟通知的文字为：

　　一、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从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三、1966年6月1日以后被打成反革命的合同工、临时工，应宣布立即平反，赔偿损失。

　　鉴于合同工、临时工中也可能存在反革命，江青感到第三条的表述不够严谨，于是经她修改，增加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按‘十六条’处理” 的字样。

　　为了处理好善后事宜，解决好全红总提出的问题，江青还要求全红总办三件事：一、开一个中型的控诉大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二、拟出改革临时工、合同工制度的方案，上报中央。三、到门头沟煤矿作一次调查，立即将材料交中央文革。

　　江青最后对郗占元、李正亭和王志杰说：“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要很好地照顾他们！”

　　第二天，全国总工会派出数辆大小汽车，把全红总的总部委员（当时全红总共有总部委员八十余人）接至全国总工会大楼。全国总工会陷入瘫痪。[113]

　　我们看到，江青让全红总代拟的通知中规定，合同工、临时工是有权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作出这样的规定当然是必要的。至于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则令人生疑，也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是否解散合同工、临时工，往往不是取决于领导者的个人意愿，而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的，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不宜作出硬性规定，而是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予以灵活处置。当然，在作出决定解散合同工、临时工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至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因为参加文革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一律回原单位工作，并且补发工资，则是应该肯定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由于参加文革才被解雇的。从维护文革以及他们参加文革的权益出发，这样做当然是必要的。对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变化的情况下，按照正常程序被解散的合同工、临时工也要作出这样的安排，则显得不合时宜。这不仅不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让人难以信服。

　　这个时候应该为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合同工、临时工予以平反并赔偿损失，而对于货直价实的反革命分子，则不适用于这一条款。可是由全红总代拟的通知中在这一条上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江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对这一条款予以修改的，以便在文字的表述上更为严谨，防止具体操作上出现偏差。从中不难看出，这些代表如果不是考虑不周的话，就是没有意识到解散合同工、临时工所面临的复杂的客观条件，而是从本位主义以及小团体的利益出发，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起草了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通知。

　　全红总根据他们为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通知稿的精神，在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交涉以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全红总迫使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签发了一个“联合通告”，其内容为：

　　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

　　1、为了保障“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

　　2、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

　　3、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

　　以上决定，通报全国。[114]

　　这个决定中说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要妥善处理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这样做当然是必要的，也是无可厚非的。这个决定的问题在于，不仅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律不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还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凡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必须召回本单位，并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这样做就脱离了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没有顾及到国家在工业化发展阶段面临的实际困难，而是全红总从本位主义和小团体利益出发，迫使全国总工会、劳动部妥协后作出的规定。当然，这并不是说全国总工会、劳动部自身不存在官僚主义，也不是说这些机构的领导者已经对工人的正当权益给予了应有的保护，但这毕竟是另一个问题，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虽然全红总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之间签署了协定，但是这个协定的执行最终还是需要获得上级的批准。在中央常委碰头会上研究这个问题时，会议否决了全红总在“联合公告”中提出的三项要求。鉴于此，中央文革小组才紧急指示全红总暂缓印发这一“联合通告”。但全红总却抓紧时间，大量翻印，大量散发。这一“联合通告”和江青等人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讲话在全国各地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直接导致经济主义风潮的形成。[115]

　　后来，周恩来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中央也反对成立全国性的造反组织，而且还为此专门发了通告，宣告全红总与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签署的“联合公告”无效。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在接见安徽造反派时明确指出：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能取消，制度的改革放到运动后期。他在讲话中还说：至今没有批准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不赞成组织全国性的群众组织。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宣布：“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它们的成员应该立即从北京等地回去，到原单位参加运动。”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针对合同工、临时工及全红总问题发出通告，全文如下：

　　一、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1967年1月2日联合公告，是非法的，应予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所决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废。

　　二、临时工、合同工、转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中央正在研究，准备分别情况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进行。

　　三、各企业、各单位的临时工、合同工、转换工、外包工，应和正式的职工、工作人员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有权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对领导上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临时工、合同工、转换工、外包工，应当平反，因此而被解雇的，应当回到原生产岗位，按原合同办事，克扣的工资应当补发。

　　五、要把混入临时工、合同工、转换工、外包工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革命组织名义招摇撞骗者，必须坚决揭露。

　　六、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可以参加本企业、本单位、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

　　特此通告全国，并可张贴。

　　公告发出后，全红总及其各地的分团先后被取缔，各级负责人也被逮捕。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宣布取缔全红总等全国性组织，同时，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和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全红总等各组织的头头。三月二日，北京几十个单位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了斗争全红总头头王振海的大会。之后，全红总在各地的分团也被取缔，一些分团的头头被逮捕。[116]

　　从中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的这个通告，在否决了“联合通告”、取消了全红总及其各地分团的同时，又进一步对合同工、临时工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通告指出要对合同工、临时工问题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合理处理和对待，不仅肯定了合同工、临时工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还要清除合同工、临时工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揭露其中的招摇撞骗者，建议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参加本地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说，这是一个实事求是、又合情合理的通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全红总是由合同工、临时工组成的全国性工人造反组织，先后在各地建立了分团。这个组织成立后到全国总工会造反，经过李富春批准后，注册为合法组织。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的造反要求。全红总的成员及其负责人，为了实现他们的诉求，保护合同工、临时工的利益，不仅查封了劳动部、全国总工会，还与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签署了“联合公告”，以期维护他们这个群体的利益。这个“通知”及其活动最终在中央常委碰头会上被否决，以先后取缔全红总及其下属机构、逮捕其负责人而告结束。

　　在全红总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中央内部存在着支持还是反对的两种不同态度。中央文革小组、李富春以及全国总工会开始是对全红总持支持态度的，而中央常委碰头会却否定了全红总签署的“联合通告”及其活动，还采取措施取缔了该组织并逮捕了其负责人。这说明中央内部存在两种不同意见，后来是否定的意见占了上风。当然，这种分歧属于中央内部的正常争论，是在经过民主讨论形成了决定以后，以中央名义执行的。

　　3）为什么要取缔全红总？

　　全红总及其分团最终被中央取缔了，其总团及其分团负责人也纷纷被逮捕，为什么会由当时同意、支持全红总发展到最后取缔全红总并逮捕其负责人呢？

　　原因之一，全红总的行为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宗旨。文化大革命从性质上来说是一次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是一次文化革命，又是一次政治革命。全红总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合同工、临时工制度，而不是党内走资派。这样无形中就将注意力从党内走资派转移到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上，扭转了斗争的方向。他们虽然打着造反的旗号，采取了激进的行动，查封了劳动部机关，搬进了全国总工会大楼，但是从其具体行为上来看，则是在文革名义下，专注于他们这个群体的利益。这样为小团体谋利益而不是为整个工人阶级根本利益进行的斗争，就呈现出浓厚的宗派气息，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从这里出发，是否与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保持一致，就成为对全红总作出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决定着对于这个组织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手段。

　　原因之二，全红总违背了中央不允许成立全国性组织的要求。从文化大革命发展的要求出发，中央反复说明不要成立全国性的造反组织。不不论是对于红卫兵还是工人阶级都是这样。曾经有转业、退伍军人要求成立由他们这个群体参加的造反组织，最后中央还是从大局出发，不准他们成立红卫兵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要求他们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117]从前文周恩来的讲话和中央的决定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118]可是全红总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造反组织，还在各地建立了分团，形成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政治力量。这样就与中央不准成立全国性造反组织的要求形成了尖锐对立。同时，他们也没有及时领会中央的精神，抓住机会主动解散全红总及其分团，反而变本加厉地接连采取激进的行动，向劳动部、全国总工会施加压力，来维护他们这个群体的利益。这样中央从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大局出发，也就只好做出解散全红总的决定了。

　　原因之三，合同工、临时工制度还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虽然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是从当时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这个制度的存在还是具有必要性的。这是因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较低，一时拿不出更多的财力来解决合同工、临时工的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问题。同时，当时合同工、临时工制度是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定期或临时聘用工人，一旦期限已到或者工厂、单位的发展不再需要这些工人，就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或者解雇工人，减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负荷，使得工业化建设能够轻装前进。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当时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存在，一般来说不是由领导者的个人意愿而是由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当时国家还没有实力将所有工人转为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存在也是在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下的无奈选择。当然，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存在也不是长久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会被逐渐消灭，正式工就会成为普遍的用工方式。但是在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下，合同工、临时工的存在还是必要的。如果不顾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条件，一味地强调合同工、临时工的困难和受到的不合理待遇，就脱离了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因而是片面的。这就要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出发，既要认识到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也要看到这种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同时还要看到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最终会把合同工、临时工提高到正式工的水平。这就如同对待资产阶级法权一样。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而不能废除资产阶级法权，但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其予以限制。

　　看不到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往往会犯右的错误；不顾当时实际情况，硬性废除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往往会犯“左”的错误。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合同工、临时工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合同工、临时工又是具有本质的不同。将两种社会制度下的合同工、临时工不加分析地混为一谈，就会抹煞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犯折中主义的错误。

　　原因之四，全红总是一个为群体利益而斗争的组织。

　　我们知道，全红总是一个主要由合同工、临时工组成的工人造反组织。他们组成这样一个组织与其说是要参加文化大革命，倒不如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为了防止被解雇、维护他们个人利益才联合起来进行的斗争。从这个组织的组成人员以及他们斗争的目标来看，他们希望通过造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企图废除合同工、临时工制度，至少在长期内不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以使自己的工作能够得到有效保障。这样的造反就脱离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在为他们这个小团体的群体利益而奋斗，呈现出浓厚的宗派色彩。他们将主要矛头对准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争取长时期内不得解散合同工、临时工，是在为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在他们的影响下，经济主义风潮兴起，人们的目光也就转移到为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中，从而淡化正在进行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这样就局限了工人阶级的视野，消弱了工人阶级的斗志，转移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目标，因而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虽然李富春批准成立了全红总，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的造反活动，但是全红总及其分团最终还是被解散了。这是因为全红总不仅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宗旨，违反了中央不允许成立全国性组织的要求，同时也由于合同工、临时工制度还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全红总又是一个为群体利益而斗争的组织。这样全红总的行动就偏离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酿成了经济主义风潮，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这样从文化大革命发展的要求出发，解散全红总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③ 斗争的启示。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经济主义歪风并不是表现在某个孤立事件上，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经济主义歪风出现以后，开展反对经济主义歪风的斗争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继续革命，不仅是一次文化革命，也是一次政治革命。这就要求参加运动的工人阶级及其他革命群众要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具有宏大的视野，抛弃个人狭隘的经济利益的束缚，为维护本阶级的整体利益而斗争。因而在经济主义歪风出现以后，开展反对经济主义歪风的斗争，就为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证。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风潮。这些风潮尽管各不相同，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则是分为顺应和违反文化大革命潮流两大类。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及其负责人对这两类风潮进行辨析，支持、推动符合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反对、纠正违反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为文化大革命的平稳发展创造条件。这是文革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们注意到，全红总成立后，不论是李富春、全国总工会还是中央文文革小组都是同意、支持这个组织及其行动的，但是全红总最终还是没有避免组织被取缔、负责人被逮捕的命运，主要是因为他们虽然打着文革的旗号，名义上是对合同工、临时工制度造反，实际上则是为他们自身、小团体的利益而战。这样就助长了经济主义风潮，致使参加运动的工人着眼于个人经济利益，忽视乃至丢弃了本阶级的根本权益，进而影响到了正在进行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中央内部的一些负责人还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一旦认清了他们造反的本质以后，在他们没有主动解散组织、拒绝改悔的情况下，取缔全红总、逮捕该组织的负责人也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了。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

　　文化大革命必须要有工人阶级参加，但是工人阶级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斗争中要表现出自觉性，而不能随心所欲地行动，局限于某个阶层的利益，将目光锁定在本阶层的小圈子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立足于阶级的长远利益，具有宏大的视野，正确处理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摆脱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小圈子，团结整个工人阶级队伍，在斗争中维护本阶级的阶级利益。

　　工人阶级在斗争中不仅要克服自发行为，还要主动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逐渐成熟起来走向自觉。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及运动领导人也要及时发现工人阶级队伍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使得文化大革命能够沿着既定的轨道进行。因而是不是进行这种斗争以及这种斗争取得的成效如何，就成为文化大革命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

　　全红总在斗争中呈现出浓厚的经济主义色彩。全红总的出现及其被 取缔，是经济主义与反对经济主义斗争的重要表现。这种斗争是工人阶级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矛盾的反映。通过斗争就是要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使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能否在斗争中取得成效，直接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是否能够沿着既定轨道前进。因而进行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就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文化大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有力保证。对全红总的取缔及相关负责人的处理，标志着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发展当然是有利的。

　　（3） 经济，还是政治？

　　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119]从这里可以看到，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占有首要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列宁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分析全红总以及经济主义歪风的产生和反对经济主义歪风的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政治大革命，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政权掌握在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同时，又是一次文化革命，要进行斗私批修，改造人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取代资产阶级世界观。政治虽然来源于经济，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是政治又是为经济服务的，其地位要高于经济。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只有掌握了政权，用先进的文化来武装头脑，才能最终巩固和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经济主义风潮恰恰是仅仅着眼于经济斗争，漠视政治斗争，没有认识到政权及文化领导权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巩固和维护无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决定性作用。这种狭隘的视野容易在日益激烈的斗争中迷失方向，误入歧途。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进行反对经济主义风潮的斗争，让参加运动的工人能够明白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哪里，如何才能够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根本利益，妥善处理好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问题。

　　要正确理解、把握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弄清两者之间的能动作用。工人阶级参加运动，既要进行经济斗争，更要进行政治斗争，只有进行政治斗争并掌握、巩固政权，才能从根本上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单单进行经济斗争，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取得成效，工人阶级的待遇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有效改善，但是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的雇佣劳动地位，不能使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当家做主人，他们的权益也就难以获得根本保障。这就要求工人阶级在运动中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头脑，从经济斗争的范畴中解脱出来，充分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从阶级自发走向阶级自觉，真正认识到政治斗争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极端重要性。

　　脱离政治斗争的经济斗争，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脱离经济斗争的政治斗争，也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既要进行经济斗争，又要进行政治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经济斗争为辅，经济斗争要服从、服务于政治斗争，进行经济斗争要从现实做起，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进行政治斗争则使工人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幼稚走向成熟。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狭隘视野的限制，抓住斗争的本质，真正培养出成熟、稳定的工人阶级队伍，建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这就要求我们在斗争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离开经济的政治斗争，就是违背了唯物论；离开政治的经济斗争，就是违背了辩证法。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当然，两者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政治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如果将两者平等看待，就会犯折中主义错误。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只有在通过政治斗争取得政权以后，才能从根本上获得保障。只进行经济斗争而漠视政治斗争，就会脱离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只进行政治斗争而忽视经济斗争，就会离开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只有正确处理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能摆脱“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束缚，坚持正确的斗争方向。

　　由此看来，经济是基础，政治又反作用乃至于主导经济的发展。经济与政治具有密切的联系，而不能分割开来。既不能因为经济而否定政治，也不能因为政治而否定经济，只有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在两者的统一中把政治作为解决问题的重点，才不致于将视野局限在经济斗争的狭小范围内，丧失革命的斗志，滑到改良主义的邪路上去。

　　6、党内高层围绕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进行的斗争。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文革的平稳发展出发，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是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的。这在中央下发的文件和报刊发表的社论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十六条”中关于工厂、农村的相关规定，一般来说还是按照“四清”运动的部署来进行的。这个时候即便工农参加运动，也是在当地党委支持下为反对红卫兵和革命师生造反展开的行动，还不是工农群众主动地、自觉地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以上海安亭事件为标志，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文革舞台，在这种情况下党内高层围绕文革是否发展到工厂、农村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在工交座谈会上的争论中首先表现了出来。

　　（1）工交座谈会上围绕工厂文革进行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如何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在党内特别是在工交战线上一直是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红卫兵到工厂串连，工人成立造反组织，开始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之间本来已经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逐渐走向激化。工交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① 召开工交座谈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为了保持经济秩序的稳定，完成年度经济指标，一九六六年九月初，毛泽东同意李富春的提议，调余秋里、谷牧到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抓经济工作。[120]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以后，能否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转，完成经济发展计划，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运动能否进行下去的政治问题。因而周恩来极为关注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及其年度计划的完成，他向国务院协助他抓工业的余秋里、谷牧说道：“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决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121]

　　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情况下，为了搞好一九六七年的经济计划和处理好抓革命、促生产的相关问题，十一月中旬，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同意后，让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计划会议，力求把一九六七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让谷牧组织几个人研究在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尽可能使工业生产减少损失。十一月十五日，余秋里正式写了一个报告给分管计划工作的李富春副总理，提出拟在全国计划会议开始的时候，“先用五天时间座谈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当前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天，李富春批示：“拟予同意。送主席、林总、总理、陶铸、任重同志。”李富春还指示：“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分别座谈，由谷牧、秋里分别负责。”

　　十一月十六日，工交企业座谈会开始，参加会议的有五部（冶金、化工、铁道、机械）七市（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以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会议座谈讨论是围绕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草案）展开的。原定的五天会期被大大超过，实际开了近二十天。[122]

　　我们看到，工交座谈会是为了编制一九六七年经济计划和如何处理抓革命、促生产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国务院、相关部委、主要工业城市和大区的负责人。当时余秋里向李富春提出在工交座谈会开始的时候，用五天时间讨论革命与生产的问题，李富春不仅同意这样做，还特意指示要把革命与生产分别座谈，由余秋里、谷牧分别负责。李富春做出这样的安排，从其本意来说可能是为了各司其职，专注于某一方面，以便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措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但是这种安排却将革命和生产割裂开来，致使两者各自为政而难以及时协调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反倒容易滋生事端。从会期由五日延长到近二十日来看，当时座谈会上的分歧和争论还是相当激烈的；否则的话，是不会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座谈和讨论的。

　　② 围绕“十二条”进行的斗争。

　　“十二条”是《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的简称。这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是十一月十四日下午在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对上海安亭事件肯定以后，毛泽东要陈伯达主持起草的。[123]文件起草出来以后，一方面提交工交座谈会讨论，一方面又到职工群众中间去征求意见，以便在经过民主讨论、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再做出进一步修改，使文件更为完善。

　　中央文革小组不仅将“十二条”（草案）向职工群众进行宣读，征求他们的意见，还支持红卫兵和革命学生到工厂、农村串连，进一步采取措施解决他们在串连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实际行动促进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

　　十一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职工代表会，宣读了“十二条”（草案）。王力在会上说：“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积极的因素。他们对这个文化大革命负有特大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推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能阻挡的。”陈伯达说，这个文件你们讨论通过后，加上“十六条”、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等中央文件，就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文件。

　　在此之前的十一月十六日，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五十多名学生去北京第一机床厂串连，遭到厂文革筹委会拒绝。机院东方红翻墙而入，强行进厂，与工人的捍卫团组织发生冲突，双方辩论十几个小时，一些学生被打。中央文革小组闻讯后马上表示支持机院东方红。十一月十八日，陈伯达到第一机床厂讲话，说：“以后学生来，你们要欢迎他们，无论哪一派都要鼓掌欢迎。”十一月下旬，一百多名机院东方红与北航红旗的学生再次进厂，并支持该厂的造反派同筹委会进行斗争。

　　十一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在接见三司、北航红旗代表时，又明确表示支持学生到工厂、农村、机关串连。他在讲话中说：“你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志愿，很多同学有很大的志愿，到工厂去革命，我赞成大家的志愿。”十二月二日，三司向所属组织发出倡议，号召造反派立即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农村进行革命串连。[124]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草案）在职工群众中间征求意见时还算比较顺利，但是在向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征求意见的时候却遇到了重重阻力。这是因为“十二条”（草案）中写有“允许工厂成立群众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它的主旨在于：打破此前中央多次发出的对于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性规定，将文化大革命之火引向更广阔的领域。[125]这些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从工交战线与学校、机关的情况不同出发，找出了一系列理由，极为反对这个文件。鉴于这种情况，陈伯达专门邀余秋里、谷牧去谈这件事，还希望他们在一周之内将提出的意见报给他。随后，在周恩来召开的各口碰头会上，谷牧把陈伯达要他们对“十二条”（草案）提出修改意见的情况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决定把“十二条”（草案）拿到十七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听取大家的意见。[126]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工交座谈会上，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草案）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并且提出了许多针锋相对的意见。据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派去参加工交座谈会的记者在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所写的《快报》反映，基本情况如下：

　　一、与会者认为，工厂搞大民主、大串连势必影响生产。国家计委负责人李人俊说：文化大革命如果全面铺开，时间集中，问题集中，生产肯定要受到影响，影响的程度很难预料。他说，目前生产已有停顿趋势，科研、尖端项目、协作项目已基本上停止，基本建设也开始受到影响。其他代表就此问题作补充插话，认为当前生产主要靠吃老本，库存材料已经很少，问题越来越多，马钢、武钢都有停产危险。因此，会议认为，开展文化大革命，只能分批分期地进行。

　　二、一致提出对工交系统要区别对待。西南地区的同志说，工交战线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势还是大好的。要求“十二条”（草案）对这一点要作出明确的估计。谷牧提出对工交系统的干部状况也要估计一下，这样写文件时才好提出问题。

　　三、与会者强调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一致认为建国十几年来工交系统的各级党委还是好的。东北地区的同志说，工厂里无论如何要由党委领导，下边再分两摊，不然非受影响不可。大家指出，“十二条”（草案）只提了统一领导，连党的领导都没有提，许多人对此很不理解。

　　四、工人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建立联合组织。各大区负责人表示，这是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担心各种组织中会出现两派对立的现象。东北地区的同志说，如果各级组织都建立起来，麻烦就更多了，不是打架就是停产。还有的说，现在工厂里的组织已经不少了，有工会、职工会、民兵，还有党、团，还建立那么多群众组织干啥？他们要求对于建立全市性工人联合造反组织问题不要松口。哈尔滨和上海的同志都主张取消已经建立起来的全市性的工人组织。

　　五、与会者不同意把学校搞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搬进工厂。他们担心学生进工厂串连会搞包办代替，搞乱工厂。有的部长非常义愤地说：“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到工厂去是向工人学习，还是领导工人搞革命？这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核心。”他们要求在文件上写上“不能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

　　六、关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是各大区和各部门领导人极为关注的问题。他们气愤地说，如果允许生产受影响，哪怕是允许有个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闹革命。水电部长刘澜涛说：如果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那么 ，我们的方针就得好好研究了。现在弄得人心情不舒畅，人家积极搞生产，说人家是保皇。[127]

　　这份材料集中反映了工交座谈会上讨论“十二条”（草案）的时候与会人员的鲜明态度。用后来周恩来的话说：会议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草案），“基本上是全盘否定”，“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128]从中不难看出，与会人员对“十二条”（草案）的反对态度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方面：

　　对于工交系统形势及干部、职工队伍的估计，运动要不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在工人中间是否建立群众组织，要不要实行大民主，允许不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如何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

　　从与会人员的发言来看，他们认为工交系统的形势及干部、职工队伍是好的，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在工厂建立群众组织，不能实行大民主，学生不能到工厂进行串连，否则的话会影响生产的发展。从当时文革全面发展的形势下，他们在发言中是不便于直接反对在工厂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但是他们却以影响生产的名义否定了文革发展的几个标志性要件，实际上也就等于否定了工厂文化大革命。这样他们反对工厂文革的意图也就昭然若揭了。

　　从中我们看到，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草案）提交工交座谈会讨论以后，围绕“十二条”（草案）会上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十二条”（草案）几乎遭到了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的一致反对，他们在发言中否定了这个文件，希望起草一个体现他们观点的文件来指导工厂的文化革命。

　　③ 围绕“十五条”进行的斗争。

　　既然参加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对于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草案）有意见，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那么为了表达他们对于工厂文革的态度，会议期间在陶铸主持下，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草拟了一个与“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即《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129]这个文件尽管吸收了“十二条”（草案）中的一些内容，实际上却是对原先文件的原则性修改，集中反映了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的意见。对此，谷牧后来回忆说：

　　修改稿明确写上了“‘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总精神，除此之外，还对原稿作了一些增删，增加了以下三条实质性的内容：（1）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2）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受侵犯；（3）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修改后的稿子，由原来《十二条》变成了《十五条》，第十五条就是一句话：‘此件精神也适用于财贸系统。’这是按照当时主管财贸口工作的姚依林同志的意见加上的，依林同志一再说：‘你的列车上一定要多挂一个车皮，把财贸捎上。’”[130]

　　从中我们看到，“十五条”对“十二条”（草案）的修改主要表现在肯定了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革在业余时间、分期分批地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进行串连。这与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草案）存在着重大不同。那么，陈伯达对这个文件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陈伯达看到这个修改稿后大为不满，十一月二十一日把谷牧、余秋里找去，批评道：“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131]

　　陈伯达显然不光是对余秋里、谷牧改动了他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草案）才发火的，导致他发火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这种改动与他主持起草的文件相比已经有了原则性的不同，实际上是对工厂文革的否定，反映了两条文革路线的斗争。当时陈伯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具体负责文革的领导工作，对“十五条”又不满意，余秋里、谷牧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们在与陈伯达谈话以后，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对此，谷牧后来回忆道：

　　“回到中南海后，就径直去找周总理，谈了刚才的情况。总理说：‘没有这么严重吧！明天午间，我和陶铸同志再听一次你们汇报。’”二十二日，“午间，参加了总理、陶铸、富春同志主持开的碰头会，并在会上汇报了昨天下午到陈伯达那里的情况，晚上10点我接到李富春同志电话，说我汇报的情况，他和总理已经报告了主席……”。[132]

　　鉴于当时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与余秋里、谷牧这些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在“十二条”（草案）和“十五条”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也难以协调、达成一致意见，周恩来、陶铸、李富春这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碰头会上听了余秋里、谷牧的汇报以后，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处理起来也觉得棘手，不便于直接作出评判，只好将他们之间的争论报告毛泽东，请毛泽东对此作出决断。那么，毛泽东对于双方的争论又是如何作出判断的呢？

　　④ 毛泽东确定文件起草指导方针。

　　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听取周恩来、李富春汇报《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的起草情况和内容。毛泽东提出以下意见：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改好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在十二月发出。四、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去掉“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133]

　　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李富春的汇报，了解了双方争论的基本情况，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这些意见成为文件起草的指导方针。从毛泽东的指示看，工交战线是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十五条”，而是吸收了“十五条”中的合理因素，比如利用业余时间、分期分批地进行文化大革命，同时还提出要严格限制当权派的范围，打击面不要过大。为了慎重起见，他要求文件改好以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这些工业城市去征求意见，以便继续进行修改，使文件的表述更恰当，符合实际情况。不仅如此，他还为文件的发出规定了时间表。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并没有对党委领导工厂文革、在工厂建立群众组织、学生到工厂串连以及工交战线和干部队伍的估计等问题直接表态。这反映出他对“十五条”中的这些问题是存在不同意见的。这正是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草案）中的核心观点。

　　由此我们认为，毛泽东希望关于工厂文革的文件应以“十二条”（草案）为基础，吸收“十五条”中的合理因素，经过修改以后形成草案，再拿到工人群众中间征求意见，进行反复修改以后定稿发出。这样看来，从文件的起草到最终形成，毛泽东都提出了原则性指导意见。这表明他不仅主张进行工厂的文化革命，对于工厂文革的指导和部署更是关心的，慎重的。

　　⑤ 周恩来在会议期间作了疏导性发言。

　　当时参加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基本否定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草案），另外起草了一个“十五条”，又遭到了陈伯达的反对，双方在工厂文革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工厂文革的谈话就成为起草新的文件的指导方针，因而如何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以及将这个指示的精神贯彻到新起草的文件中，同时还要说服参加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予以接受，就成为摆在周恩来面前的工作任务。

　　其实，周恩来对于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是了解的，在相当程度上来说他也与这些领导干部有着相似的看法，谷牧起草的“十五条”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周恩来后来曾经对中国科学院的群众组织代表说：“谁也没有想到大民主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局面，我做梦都没梦到运动来得这样猛。”[134]但是，周恩来与这些领导干部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能够超越局部的狭隘利益从大局上考虑问题，紧跟上毛泽东的文革步伐。之所以如此，不仅是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以及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观念所致，也是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比这些领导干部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又与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于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产生、发展的艰难曲折历程的真切体会密切相关。[135]这样当这些与会领导干部牢骚满腹、对工厂文革纷纷进行抵制和反对的时候，周恩来就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对他们做了艰难的说服工作，希望他们能够从思想上转变过来，主动地投身到文革的洪流中。

　　其实，工交座谈会开始以后，周恩来就着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出发，不要斤斤计较于个人在运动中的得失。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出席谷牧主持的工交座谈会，并在讲话中把形势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要大家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因势利导，挺身而出，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跨了也毫无抱怨。[136]

　　从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否定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草案）以及重新起草“十五条”来看，周恩来意识到“他们这种思想也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客观上的思想动态”。后来林彪问他，会上“有几个通的”？周恩来回答说：“我所接触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很不理解。”[137]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说服这些与会的领导干部能够转变思想，站到文革一边，执行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就需要周恩来耐心地做艰难的思想工作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来到京西宾馆工交座谈会讨论会场，听取与会领导干部们的意见。在周恩来面前，这些积压了几个月不满情绪的领导干部将久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刘澜波、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哄堂而起，说到最后都站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他们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现在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正处在方兴未艾、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的形势下，作为领导干部，就要在怕革命、怕群众、怕生产搞坏这方面来认真考虑问题，检查认识自己。工厂的文化大革命首先要从内因来找，而找内因尤其要从积极因素来想，要善于因势利导。我们当年跟敌人打仗，大家深入虎穴，不怕牺牲；今天更应该有“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革命精神，敢于赴汤蹈火，敢于站到潮流里面去。只有这样，才不致被潮流所淹没，才能处于主动的地位。[138]

　　他还用劝诫般的话对这些领导干部说：现在的形势是“工交欲罢不能”。“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顺势搞下去，就能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既然已经“挡不住，不如疏导”。他还说：“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入地狱谁来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来入虎穴？”“没有一点精神准备不行”、“做好思想准备，领导好了，也不至于那么严重”。[139]

　　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在会议期间为了促进这些与会领导干部思想的转化，是做了耐心地说服教育工作的。他要求这些领导干部要有敢入虎穴的精神，不要怕群众，敢于担当，多从自己方面找原因，要发现自己存在的错误和问题，做好思想准备。这些话总的来说是要这些领导干部放下包袱，解放思想，立场坚定，迎接挑战，不要患得患失，正确地认识文化大革命，跟上中央的文革步伐，主动地、自觉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周恩来所做的这些说服工作不仅开阔了这些领导干部的视野，缓解了他们对于工厂文革的对立情绪，也为工交座谈会上能够通过新起草的关于工厂文革的文件具有重要意义。

　　⑥ 会议初步通过“工业十条”（草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工交座谈会上围绕工厂文革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先后形成了“十二条”（草案）和“十五条”两个文件，毛泽东在听取了工交座谈会上的汇报以后，发表了关于工厂文革的意见。这样陈伯达就以毛泽东的谈话为指导，以“十二条”（草案）为基础，吸取了“十五条”中业余时间、分批分期进行文化革命的内容，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十二月二日，周恩来召集陶铸、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陈伯达起草的这个文件。经过会议讨论，将文件补充为十条，[140]题目改为《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草案））。陈伯达起草的这个文件在经过讨论、修改以后，与会人员表示接受，同意上报。[141]

　　我们注意到，这个“工业十条”（草案）与这些领导干部先前搞的“十五条”是存在原则性不同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同意陈伯达起草的这个“工业十条”（草案）而没有予以否定呢？

　　这是因为这个“工业十条”（草案）是在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二日谈话指导下起草的，这个谈话反映了毛泽东关于工厂文革的基本态度。周恩来这个时期又对这些领导干部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使他们对立的情绪有所缓和，对于工厂文革的认识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同时，“工业十条”（草案）也吸收了“十五条”中业余时间、分期分批地进行文革的内容。这样即使他们仍然对于这个新起草的文件存在不同意见，也不便于直接表示反对了。“工业十条”（草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予以通过的。

　　虽然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但是由于这个文件规定了关于工厂文革发展的重大问题，是文革部署的战略性变化，直接关系到此后文革的走向，因而周恩来对于通过的这个文件仍然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会后他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建议毛泽东在三、四日内约谈一次工矿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142]由此看来，这个文件还是要经过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以后才能在党内下发的。从文件的产生及其下发来看是符合党内程序的，也是极为慎重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当时是采取召开工交座谈会的方式来解决工厂文革问题的。座谈会期间，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草案）遭到了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的几乎一致的否定，而后他们起草的“十五条”又遭到了陈伯达等人的反对。这说明在如何进行工厂文革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周恩来、李富春将双方的争论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在谈话中阐述了工厂文革的方针，陈伯达以此为指导起草了新的工厂文革的文件，而后经过讨论、修改形成了“工业十条”（草案），获得了会议的通过。关于工厂文革的文件就是这样形成的。

　　（2）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围绕工厂文革进行的斗争。

　　由于“工业十条”（草案）是关于工交战线上进行文革的指导性文件，关系到今后文革的走向，因而这个文件即便在会议上获得了通过，还是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对这个文件予以讨论研究以后，才能以中央名义在党内下发。

　　① 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十二月四日至六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让谷牧汇报工交座谈会情况，并正式通过“工业十条”（草案）。[143]由于谷牧参加并主持了工交座谈会，了解会议的分歧以及文件的起草和争论，同时他又是中央指定的协助周恩来抓经济的助手，熟悉工交战线运动的具体情况，因而就由他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汇报。其实，谷牧的发言并非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表达了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的共同心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周恩来、陶铸、李富春这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认识。这样围绕谷牧的发言，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不过，由于此前中央会议上已经通过了“工业十条”（草案），因而这个时候的斗争主要地不是集中在文件本身上，而是以文革开始以来的具体实践为依据，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工厂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展开。这种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的面对面斗争，就斗争的激烈程度来说，比起工交座谈会上的斗争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并没有影响“工业十条”（草案）在会议上的通过。这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工厂文革问题上的又一次体现。

　　② 两种针锋相对的发言。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发言。这是由谷牧的发言引发的。围绕谷牧的发言，双方在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工厂文革方面存在的分歧和矛盾。

　　1）谷牧的发言。

　　谷牧在会议上的汇报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发言的，反映了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不同意见。谷牧在发言的时候有一个《汇报提纲》，这是他和余秋里等在周恩来、陶铸的支持下，根据通知要求，认真准备出来的。十二月四日，谷牧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口头汇报。

　　谷牧首先汇报了会议简况，然后就工交系统搞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作了汇报。谷牧说：对于在工交系统搞文化大革命，“应当承认干部当中的抵触情绪是存在的”。“大家议论到在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做法上究竟怎么做，才能实现主席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做到革命、生产双丰收。”“是不是应该从工交系统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研究提到工交企业有这么三个特点：

　　一、工业建设方面基本上执行了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特别是从去年主席提出三线建设这个号召以后，三线建设的许多项目都上得比较快”。“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了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二、工人阶级队伍虽然也有政治不纯、组织不纯的状况，但基本上是个好队伍，我们党的事业基本上依靠工人阶级这个队伍”。“这个队伍是参加劳动的，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主力军。”“一般的厂长、副厂长、工程师、车间主任这样的干部大量的都是从老工人里面提拔起来的，都是前一个时期劳模、生产积极分子，同职工有密切联系。……这个队伍是不是可以讲基本上是个好队伍。

　　三、工厂同学校不一样，它不能停产，不能放假闹革命。同时，工业是个有机的整体，特别是重工业，一环扣一环，一个地方出毛病，常常影响全局。有些行业，像铁路、电讯、航运、电力等，有高度的集中性，要有集中统一的指挥。列宁讲的，办企业千万人的行动要服从一个统一的意志。……一个近代化的企业不保持一个集中统一指挥是不成的。……所以说，近代企业连续性、集中性很强，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指挥。生产不能中断。所以，是不是考虑这些特点应该照顾到”。

　　“三个特点，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了主席的路线；工交队伍基本上是个好队伍；工交生产不能中断生产的连续性。这几点同学校、文教系统，同高级机关、各部委、各省委的情况不一样。是不是考虑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应当有不同。”

　　“从这些特点出发，十条照顾了这些特点，如坚持八小时工作制；文化革命的活动只能利用业余的时间进行；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保证产品质量；健全领导生产的班子；工人群众不能到外地串连等。因此，拥护十条。”

　　此外，还有三方面的问题，“一、分期分批问题。从一个城市来看已经全面展开了，不存在分期分批问题。比如三线重点项目成昆铁路，铁道兵师以下正面教育没有展开。要保证1968年7月1日通车，这任务不能受影响。二机、七机的尖端项目也必须有计划……二、工矿企业规章制度的破立问题。规章制度的破立，同思维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破立问题还有区别。有关生产的管理、操作的管理、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方面的一些规程，要革命的干劲和科学的态度相结合。有些东西还不能一个厂说要破就破了。……我们接受1959年、1960年那次的经验教训，那次有的单位把所有的规章制度付之一炬，就造成了一个短时间内比较被动的局面。三、群众起来闹革命，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这些性质的问题：想改成全民所有制；临时工、合同工想当正式工；艺徒制度的改革；前几年精简下乡的人员要回来，等等。……有许多问题牵涉到国家制度，今天还很难得到全部解决，各地分别解答说不清楚，是不是中央能够统一发一个通知，这个工作就好办了。”

　　“此外，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厂矿里的平反问题，与四清怎样结合法？要求中央另外有所指示。”

　　谷牧还谈到，“大家担心的就是厂矿里面的派别组织”，“现在相当多的厂都有两派以上组织”，比如，“北京绝大多数厂矿、哈尔滨80％的厂矿、上海1200多个厂矿、天津300多个工矿”。此外，好多大城市已有三四个、五六个组织的，上海已有十几个组织。形成这种状况，“有内因，也有外因。外因就是串连的学生。学生到厂里支持厂里少数派。凡有派别组织的，发展结果都很难解决，有的发展成打群架，影响生产，少数得不到支持，就派代表到北京请愿告状。”

　　谷牧继续谈到关于“领导问题”的情况：“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从部到省没有完全落实。”“生产指挥系统，两个班子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基层企业有相当数量干部精神状态不太好，思想相当混乱。到会同志都反映，现在都有点怕。……哈尔滨被斗干部占49％。（徐向前插话：有这么多坏人？二分之一，两个人就有一个呀！……）另外，到会同志反映，各级领导讲话不灵的情况相当普遍……”

　　谷牧说：“我们觉得从工业系统的情况来看，恐怕还要认真宣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恐怕大量的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同时，要把干部的劲鼓起来，要求干部挺身而出，敢于坚持党的方针、政策，敢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斗争。”

　　谷牧最后强调说：“如果上述工矿企业三个特点站得住脚的话，有这么个考虑，对于运动中犯错误的干部恐怕不能全部采取停职。……只要不是反党反中央，不是黑帮黑线，不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到适当的时候，要做一些工作，保他们一下……厂矿企业不同于学校，学校里半年里没有党的组织没有什么了不起。……工厂里面党的组织恐怕不能中断。还能领导的党组织还继续实行领导。……请中央批准，各中央局、各省市，工交各部进一步把抓生产的班子落实一下，……反正各个主管部门从上到下的领导指挥系统要建立起来，不能中断。”并且指出，中央《七二通知》、《七二二通知》及《农村五条》、《工厂六条》等，凡与“工业十条”（草案）不相抵触的，仍然有效，否则，以“工业十条”（草案）为准。[144]

　　我们注意到，谷牧的这个发言及其发言提纲并不仅仅是谷牧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出席工交座谈会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集体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的看法。《汇报提纲》就是由谷牧牵头，以工交座谈会上的实际情况为依据，集中了大家在工厂文革上的共识而起草出来的。从谷牧的发言看，由于“工业十条”（草案）吸收了“十五条”中在业余时间、分期分批地进行文革的内容，因而他对于“工业十条”（草案）还是拥护的。

　　毋庸讳言，他在发言中确实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看法，反映了运动进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他提出对于大部分干部存在的问题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的，要注意到文革在厂矿企业与学校、机关的不同，分期分批进行文革中存在的问题，群众诉求中的经济主义，如何破除规章制度问题，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斗争，处理好“工业十条”（草案）与以前所发文件的衔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无疑是存在的，他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提前制定相应的措施，当时也是必要的，有见地的。

　　这里引发争论的是他在发言中表达的不同认识。正是这些不同认识才反映出他本人以及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真实态度。这些不同认识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对于工交系统的形势以及工交队伍的基本估计，工交战线与学校文革的不同作法，要不要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工厂文革。

　　在关于工交系统的形势以及工交队伍的基本估计方面，他说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工交队伍基本上是个好队伍，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采取正常的组织程序解决问题，还要在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呢？不管他这样讲的主观意图如何，作出这样的估计实际上就否定了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十二月六日林彪在讲话中对他的这种估计进行了驳斥，指出要“把那个《汇报提纲》里面三大特点的头两点彻底打破。如果不打破那个东西，就无所谓工交战线上的文化大革命”。 [145]

　　工交战线确实与学校存在着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难道因为存在不同，就否定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吗？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谷牧在发言中以工交战线与学校的不同为理由，对工交战线建立群众组织、开展“四大”和学生到工厂串连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样做会影响到工厂的正常生产。同时，他还对分期分批地进行文革持怀疑态度，认为当文革在一个城市全面展开了，是难以做到分期分批地进行文革的。这样谷牧在发言中就对工厂文革的几个要件给否定了，如果不能在工人中间建立群众组织，不开展“四大”，不进行串连，又怎么能够进行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呢？

　　至于说工交战线的文革是不是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从谷牧的发言看，他是反对脱离党委的领导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如果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厂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和以前一样仍然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运动。这与文化大革命是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运动，显然是相反的。况且，党内走资派就潜藏在各级党委内部，采取这种方式进行运动，又如何能够清除隐藏在各级党委内部的走资派呢？这样显然就如同毛泽东说的那样“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146]十二月六日，林彪也在讲话中批驳了谷牧发言中的这个观点。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147]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会依靠各级党委、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运动呢？

　　从谷牧的发言中可以看到，他虽然谈到了工厂文革中的一些现实问题，讲了不少实情，客观地说，要处理好工厂文革与生产的关系问题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确实也存在着一些困难，但是在关于工交战线的形势及其队伍的估价上，在是否依靠各级党委的领导、采取的方式、成立群众组织、实行“四大”以及学生串连上，谷牧对这些体现工厂文革本质特征的要件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样就在工厂文革的问题上背离了中央的文革路线。所以后来王力批评谷牧的发言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148]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然，谷牧的发言不是他个人的态度，而是代表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的共同心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的认识。这样也就难免在会议上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驳斥了。

　　2） 中央文革小组的发言。

　　谷牧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从文革与生产的关系出发，阐述了文革在工厂与学校、机关的不同。虽然谷牧在发言中讲了不少实情，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是听出了谷牧发言的弦外之音，实际上是以影响工厂生产的名义，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对工厂文革的反对态度。因而他们随后在会议上批驳了谷牧的发言。

　　十二月五日，江青首先批评谷牧的《汇报提纲》和工交战线的领导人都“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那一套玩艺犯”。张春桥集中驳斥了谷牧在汇报中所讲的工交战线的第一、二个特点，一针见血地说，所谓工交战线基本上执行了主席的路线，工交队伍基本上是个好队伍的估计，都是站不住脚的， “看不到企业存在的两条路线斗争”，“反映了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149]会上，张春桥还指着汇报人谷牧批评道：“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150]

　　康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说：“社会主义工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他们形式上是‘公’，实际上是‘私’，形式上是‘新’，实际上是‘旧’，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复辟，工厂企业这一环的问题很大，因为它是经济基础。”“我们工厂里，旧的经济规律没有变的是什么？在交换问题上，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没有变，工资仍然是按劳付酬，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仍然存在。……我们工厂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存在，仍可产生资本主义。工厂搞不好，也会出修正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好，影响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上不好，影响上层建筑。工厂文化大革命，就这个意义讲，比学校重要。”“现在的工厂也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式的工厂。”“我们工厂政治不挂帅，毛泽东思想不挂帅，恐怕比学校还厉害。”[151]

　　关于要不要在工人队伍中成立群众组织，以及党组织在运动中的地位问题，陈伯达说道：“在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总要有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党团组织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考验考验，另外组织一个领导生产的班子领导生产”。王力等人还在十二月六日会上对陶铸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批评陶铸以生产压革命。王力说：工厂文化大革命已经历两起两落，前两次都被压下去了。这次是第三次起来，又发了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在起草这个社论的过程中，陶铸“就是主张要压”。“主要的就是讲生产”，“主要的方面不是鼓励革命”，相反，“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然同志坚持的”。王力还说：“陶铸同志很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个厂能够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王力还对《汇报提纲》作了一个总的结论。他说：“提纲是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王力此话的确是一语中的。[152]

　　其实，在党委统一领导工厂文革方面的矛盾并不是这个时候才产生的，此前他们在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一文时，围绕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还是“统一领导下”的文字表述就出现过分歧。王力等人将社论中“党委统一领导下”中的“党委”二字删去了，在公开发表的社论中是这样表述的：“凡是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都要按照中央的规定，在统一领导下，组成两个班子”。[153]从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来看，王力等人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这样做绝非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是体现了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现实需要。这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党委、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

　　从以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发言来看，尽管谷牧在《汇报提纲》中说的比较委婉，但是他们还是看出了提纲对于在工交战线上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因为不论从工交战线及其队伍的估计还是成立群众组织、开展“四大”、进行串连以及党委在运动中的作用等方面，这些进行工交战线文革的要件都被谷牧在《汇报提纲》中给否定了。试想，否定了这些文革要件，又如何能够开展工交战线上的文化大革命呢？这样的话，即使在工交战线上开展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也会流于形式，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这是双方产生严重分歧的关键所在。这种分歧的实质还是要不要在工交战线上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虽然中央文革小组一些成员在发言中用了激烈的词句，在双方争论的激情表达下，也难免说出某些失当的话语，但其主旨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在发言中揭示了谷牧发言的要害所在——反对在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当然，在文革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谷牧在发言中是不便于直接反对工厂文革的，而是采取了委婉的方式来表达出他们这些人的想法。王力在会议上批评陶铸以生产压革命，虽然从陶铸对待文革的真实态度来说是正确的，却也存在不够严谨的地方。因为从当时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为了文革的稳妥进行，防止一下子全面铺开造成局势的混乱，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文革具体实施中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开始的时候对工厂、农村文革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得到毛泽东批准后才实施的。这样做主要还是处于策略的考虑，并非不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了。正是因为如此，从形式上来说，陶铸这个时期的作为还是与中央保持一致的。王力在批评陶铸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而在发言中出现了失当。

　　当然，话又说回来，从陶铸他们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态度来看却并非这样。他们是想以此为由来阻碍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与处于策略考虑暂不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是存在本质性不同的。因而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将他们对于文革的真实态度与暂不在工厂、农村开展运动的策略要求区分开来，而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尽管从当时斗争的策略考虑，暂不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而陶铸他们的真实态度却是以影响生产为由反对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从这里来说，对于陶铸他们的批评是正当的。这并没有什么疑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发言，一是谷牧代表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所作的发言，一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针对谷牧发言所作的批驳性发言。虽然谷牧在发言中提到了不少现实性的问题，当时没有在工厂、农村开展文革也是处于策略性的考虑，但是他们分歧的要害还是在要不要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上集中地表现了出来。

　　3） 发言反映出什么？

　　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现的针锋相对的发言来看，党内高层在要不要进行工厂文革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这种不同意见，用邓小平在六日会议发言中的话来说就是：“解决工矿企业里一些老大难的问题是不是要用大民主的方法、发动群众的方法来搞？关键问题是这个。”这个“工业十条”（草案），“基本上就是搞大民主，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搞企业的革命化”。当时陈伯达一再强调：“这个十条，有个根本的东西，它是思想革命化领先，把这个东西打掉了，就打掉了十条。”[154]这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激烈争论中比较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在文化大革命正在蓬勃发展阔步前进的时候，从当时形势发展的态势出发，谷牧在发言中是不会直接否定进行工厂文化大革命的。但是，从他对工交战线的形势及其队伍的估计、建立群众组织、开展“四大”、进行串连、依靠群众而不是党委等文化大革命要件的态度来看，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进行工厂文革的必要性，反映出他以及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对于工厂文革的反对态度。

　　我们并不否认，谷牧在发言中说出了不少实情，工厂与学校的情况确实也存在不同，从短期、局部来看，运动对生产还会造成一定程度乃至于较大的影响，但是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从长远、全局上来考虑，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根本利益出发，才有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但是，他在发言中却离开这一背景，只是强调或放大运动的消极影响。这样虽然会使他的发言显得有理有据，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发言的说服力，但是却掩盖了他在工厂文革上的真实态度。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他的发言、委婉表态中准确把握这些领导干部在工厂文革上的真实想法。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敏锐地发现了谷牧及出席工交战线座谈会的领导干部在工厂文革上的反对态度，因而他们以谷牧的发言为靶子，对这些领导干部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进一步阐述了工交战线上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双方围绕要不要工厂文革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的观点就这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鲜明地亮了出来。这种斗争不是孤立的，不仅与此前发生的党内斗争具有密切联系，同时也与社会上的斗争互相影响，还会在以后发生的党内斗争中再次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后来二月逆流的预演。不过是没有后者那么严重罢了。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斗争，说明党内高层进行工厂文革的问题上是存在尖锐分歧和矛盾的。这种分歧和矛盾既是以前党内分歧和矛盾的继续，又会对以后文革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③ 周恩来的疏导性发言。

　　由于会议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而周恩来在发言中谈了《汇报提纲》的形成过程，以及当时工交战线上的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态度问题，尽力作了一些疏导性的工作。

　　十二月六日会上，当陈伯达批评谷牧搞《汇报提纲》没同他商量时，周恩来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汇报提纲》虽然有些错误，但总还做了些工作。[155]他在发言中还说：我所接触的那些部长们、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很不理解。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势不可挡，我们要学习因势利导。有很多事情我们现在还在摸索经验，不要诚惶诚恐。对生产问题，既不要担心，也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兢兢业业，不能松懈一点，松懈一点也不许可。[156]

　　从周恩来的发言看，谷牧的发言提纲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产生的，因而在陈伯达对这个提纲提出批评的时候，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解释了没有征求他们意见的原因。从周恩来的发言看，省部委的大多数领导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不理解的。为此，周恩来在发言中还对他们作了一些劝慰、疏导性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够从思想上转变过来，跟上文化大革命的步伐。周恩来原先与这些领导干部有着相似的看法，但是他在实践中逐渐转变了自己的认识，执行毛泽东的文革部署，站在了文革潮流的前方。这对于“工业十条”（草案）的通过以及工厂文革的进行当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周恩来不仅在会议发言中是这样说，即使会议结束后，为了“工业十条”（草案）的贯彻执行，使这些领导干部从思想上能够转过弯来，仍在对他们耐心地做说服工作。

　　十二月十日，周恩来召集参加工交座谈会和被“揪”来京的各省、市负责人开座谈会。他在会上说：要准备迎接汹涌的浪潮。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跨。又说：要组织生产班子，把懂得生产的人、生产积极分子、老工人都吸取过来，把生产搞好。谈到如何对待红卫兵的冲击时指出：要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如果省、市委领导还继续这样被动下去，就不利。对待红卫兵有三条：一是欢迎他们批判，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二是站在他们当中一道来研究问题，弄清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合理的接受过来。三是要坚持原则，要讲政策，不能什么都签字。如卧轨抢车，就不能同意。[157]

　　从中可以反映出出席工交座谈会的领导干部以及省、市委领导仍然是存在不少情绪的，因而周恩来不仅对他们继续做思想工作，还为他们出主意，教他们如何迎对红卫兵的冲击，处理好与红卫兵的关系，以便摆脱被动局面，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周恩来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工业十条”（草案）的贯彻执行，也是他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以文革大局为重，为了扫除文革障碍，推动文革顺利发展所具有的责任意识的体现。

　　④ 陶铸、谷牧等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所以围绕谷牧的发言提纲发生了激烈争论，是因为这个发言提纲违逆了工厂文革的精神。经过双方的斗争，在林彪主持下，谷牧和与会的李先念、陶铸、徐向前等作了检讨，承担了“堵”、“压”群众运动的责任。[158]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陶铸等一批领导干部施加的压力是很大的，谷牧当时戏称为“万吨水压机”。在斗争中，他们不论在工厂文革的道义上，还是在力量对比上都处于劣势，因而不得不在会议上作了检查。陶铸说：“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工业六条》、《农村五条》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陶铸还谈到他主张不搞全市性工人组织，不赞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汇报提纲》的某些观点，都是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陶铸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表现还有怀疑情绪”。陶铸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与此同时，余秋里、谷牧与到会其他领导人也谈到，“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我们总不如主席那么站得高，看得远嘛！”“一时不通，也要相信主席的真理正确”。 [159]

　　这些领导干部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检查，不仅反映出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反对进行工厂文革的观点已经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遭到批评，处于孤立状态，也说明这些与会的领导干部起码从形式上承认了自己当时所犯的错误，接受了工厂文革的观点，还表示要从组织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这样就在会议上扫除了进行工厂文革的障碍，为“工业十条”（草案）的通过创造了条件。

　　⑤ 林彪作总结讲话。

　　十二月六日，针对双方会议上发生的激烈争论，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工交座谈会及其《汇报提纲》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态度，发表了彻底否定的总结讲话。

　　他说：这次工交座谈会开了20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并说：“昨天的会（指谷牧的汇报）把工交会议原来的一套完全打乱了，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要“把那个《汇报提纲》里面三大特点的头两点彻底打破。如果不打破那个东西，就无所谓工交战线上的文化大革命”。

　　他还一再强调说：“现在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第一阶段是搞学校中间的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进入到工业，进入到农业，进入到社会。席卷全国，震动全世界”。要“有意识地把它扩大起来，深入起来，坚持下去”。为了把这种意图变为现实，林彪强调“干部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领导问题”。[160]

　　从中可以看到，林彪在讲话中直接否定了工交座谈及谷牧的发言，提出要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彻底打破《汇报提纲》的头两点。因为《汇报提纲》的头两点对工交战线的形势及其队伍的估计基本上是好的，要是这样的话，又何必打破常规进行这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呢？因而林彪说不打破那个东西，就没有工交战线上的文化大革命。林彪提出文革要从学校到工业、农业进而发展到全国，领导干部是关键。这表明他已经发现许多领导干部对于文革抱着消极、对抗的态度，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了很大困难。出席工交座谈会上的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态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林彪这样说还是希望这些领导干部能够转变态度，革新思想，站到文革的轨道上来。

　　针对有人以文革影响生产为由来反对文革，还把生产好坏作为检验文革成效的标准，林彪对此驳斥道：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以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论文化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林彪还针对周恩来所说的“势不可挡”批评道：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把这个革命席卷全国，这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就是要让它席卷每一个领域，渗透每一个领域。[161]

　　如何处理好文革与生产的关系问题，确实是文革发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坦率地说，文革的发展确实会对生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有时还会出现较大的影响，有人就以此为由来抵制文革。林彪是针对这种观点才讲出这番话的。其实，从长远来看，从整体上来说，文革是会促进生产的。正如“十六条”中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162]但是短期内，在局部的范围，难以避免地会对生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这就要求人们正确处理好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问题，还要采取必要措施使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林彪在讲话中是为了纠正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的认识偏差才讲出这番话的。

　　林彪还在讲话中对周恩来提出的“势不可挡”的说法进行了批评。因为这种说法不是对于文革的积极进取，而是表现出消极应付的态度，是被动而不是主动地进行文化大革命。从这个角度来说，林彪作出这样的批评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周恩来当时是在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为了便于他们思想上接受文革才这样讲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周恩来说出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针对要不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革的问题，林彪在讲话中说，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163]他还说：“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164]

　　我们知道，文革是群众性的整党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就潜藏在各级党委领导干部的队伍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坚持由各级党委来领导文革，潜藏在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就会参与文革的领导工作，他们又怎么会将打击的矛头对准自己呢？

　　这里要把反对党内走资派与反党区分开来。党内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打着党代表的旗号，以党的名义出现，故意混淆视听，把群众反对自己称为反党，以此打击迫害群众，转移运动方向，致使运动走了过场。鉴于这种情况，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由各级党委来领导运动，而是发动群众在运动中将党内走资派清理出来，纯洁共产党。林彪说的“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不仅是一种通俗的说法，也是对文革作出的画龙点睛式的描述而已。

　　针对工交座谈会期间的分歧与争论，以及工交战线上存在的问题，林彪将这些问题与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他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165]

　　这里的五十天，是指“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时期派出工作组领导文革的问题。林彪说，刘、邓的问题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实际上就将刘、邓的问题追溯到他们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时候了。这表明刘、邓的问题不是短期内形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从建国以后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林彪的说法并非没有依据。因为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发展的历程看，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确实存在着严重分歧和矛盾，八届十一中全会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就是这种分歧和矛盾走向激化的结果。林彪将工交座谈会上的分歧和矛盾与两条路线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揭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说明了刘、邓对于工交战线问题的重要影响，进一步揭示了工交座谈会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生分歧和矛盾的深层原因。

　　从中可以看到，针对工交座谈会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发生的分歧和争论，林彪在讲话中并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依据文革思想对争论中涉及到的问题在进行分析以后，做出了旗帜鲜明的表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发言，批驳了工交座谈会和谷牧在发言中的错误观点，使人们对于文革特别是对工交战线上的文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林彪在会议上发表的斩钉截铁般的讲话，和从前一样表明了他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鲜明态度。这不仅支持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也打击了反对进行工厂文革的领导干部的气焰，对于“工业十条”（草案）的通过及其实施当然是有重要意义的。

　　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工业十条”（草案）。

　　十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林彪主持下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通称“工业十条”（草案）。由于十二月二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会议将这个文件修改完成后致信毛泽东，建议他在三、四日内约谈一次工矿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166]

　　因而这个文件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十二月九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陈伯达等重新起草的“工业十条”（草案）。[167]

　　针对中央文革小组要求把“十五条”下发全国公开批判的主张，周恩来从维护党内团结的大局出发，为了保护这些领导干部免受批斗，阻止了“十五条”的下发。他在会议上说：批判“十五条”的事，不再扩大范围了，由今天出席会议的各大区同志回去后，在常委范围内讲一讲。[168]

　　会后，十二月九日“工业十条”（草案）正式下达全国试行。[169]

　　（3）“工业十条”（草案）的内容及其意义。

　　“工业十条”（草案）作为工厂文革的指导性文件在党内下发了，那么这个文件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文件的下发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工业十条”（草案）的内容。

　　这个文件是工厂文革的指导方针，下发的范围是县、团级和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注明是供讨论用的。文件是中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后形成的，下发后在征求基层意见、总结经验教训和实践检验后，再进一步做出修改和完善。这说明在工厂文革的问题上，中央是极为慎重的。

　　文件共有十条，主要讲了文革形势、如何搞好文化革命和生产的问题。第一、二条，讲的是文革及文革形势。文件要求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在文化革命中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按照“十六条”办事，由群众选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两条是将“工业十条”（草案）和“十六条”衔接起来，阐释了进行工厂文革的背景。

　　第四、五、六条，主要讲在进行工厂文革的情况下，如何做好生产方面安排的。文革要求在进行工厂文革的时候，工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保证产品的质量。在工人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形成领导生产的班子，对生产计划的完成担负责任。这三条对工厂文革下的生产做出了严格规定，要求工人不要脱离生产闹革命，不能让运动冲击了生产。

　　第三、七、八、九、十条，主要讲的是工厂文革的具体规定。这五条规定，文化大革命在八小时以外的业余时间进行，有了问题要在本单位进行解决，必要的时候工人群众可派少数代表向上级机关（包括省、市、自治区和大区中央局）反映，只有在特别必要的时候，才可以派少数代表来京反映，但是不要大批离开厂矿。这样不但可以保证厂矿的正常生产秩序，还为工人群众在文革中一旦受到压制的时候，提供了上访的渠道。

　　在处理工人与厂矿领导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文件指出不许厂矿领导对指出批评意见的群众打击报复，克扣工资，进行开除。对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工人进行平反，补发工资，允许他们回厂在原来岗位上参加文革，不许对他们的家属进行威胁迫害。这样就保护了造反派工人参加文革的正当权利。

　　根据宪法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及其组织之间有意见，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消除分歧。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要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打人。

　　工人组织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劳动朴素的本色，不要搞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装备，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不要脱离生产。工人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进行串连，学生可以在工人业余时间到工矿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一切革命串连，都不要包办代替，强行干涉其他单位的文化革命。[170]

　　从中我们看到，“工业十条”（草案）是在“十六条”的基础上，从当前文革发展的形势出发，根据工厂的具体情况，着生从革命与生产两个方面对工厂文革作出的规定。文件要求要处理好文革和生产的关系问题，既要进行文革，又要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以文革来促进生产，搞好工厂的文化大革命。

　　②“工业十条”（草案）的意义。

　　“工业十条”（草案）是“十六条”精神在工厂文革中的具体体现，是关于工厂文件的指导性文件。这个文件是在中央集体讨论的基础上，以中央名义下发执行的。文件的下发执行，不仅标志着文革已经发展到了工厂，也说明工厂文革业已取得了合法程序。这对于工厂文革的进行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工厂与学校不同。学校可以停课闹革命，工厂却不能停产闹革命。这样工厂文革就不能简单照搬学校文革的方法，而应该有所不同。“工业十条”（草案）是以“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为指导，根据工厂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的关于工厂文革的文件。文件主要规定了进行工厂文革过程中，如何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落到实处，处理好文革与生产的关系问题，不要让运动影响了生产的发展。文件明确指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文革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还提出了完成生产任务和保证产品质量的若干措施。同时，文件明确规定要在工厂文革中实施文革要件，工人可以建立革命组织，可以实行“四大”，可以进行串连，学生可以到厂矿串连，保护工人进行文革的正当权利。这些措施和要件的规定，无疑为工厂文革的进行提供了有力保证。

　　“工业十条”（草案）的制定并下发执行，并不是平稳地进行的，而是斗争的结果。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工交座谈会还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进行工厂文革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就是围绕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工厂文革展开的。文件是在进行工厂文革的基础上，吸收了双方的观点以后才产生的。文件的形成及其下发表明，主张工厂文革的一方在斗争中占了上风，而反对工厂文革的一方则是处于下风。这也在客观上反映出当时双方在党内高层政治力量对比上的差异。虽然由于力量对比的差异，这个文件得以下发执行，但是围绕这个文件出现的分歧并没有从思想上得以根本解决，这也就预示着这个文件的贯彻执行在将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可能还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这无形中为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党内出现的斗争埋下了严重隐患。

　　尽管如此，这个文件对于即将进行的工厂文革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这个文件不仅体现了文革的精神，还着眼于工厂生产的实际情况，又从组织程序上为进行工厂文革提供了合法保障，打开了工厂文革的大门。因而这个文件在党内的下发，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了工厂，工人阶级开始真正登上文革舞台。这种状况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工人阶级会以磅礴的力量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也预示着文化大革命即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了。

　　（4）“农村十条”（草案）的内容及其意义。

　　随着“工业十条”（草案）的下发，文革发展到工厂，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文革舞台，承担起文革的领导重任。那么，作为国家主人——工农联盟中的农民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是如何呢？

　　①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农村十条”（草案）。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农民阶级也不同程度地参加了文革。不过，他们参加文革主要还是在党委领导干部的诱导下，通过他们来反对造反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是作为这些领导干部的别动队来抵制造反运动的。这个时候还谈不上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参加运动。当着文革发展到工厂，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文革舞台的情况下，那么，文革向农村发展，作为工人阶级同盟军的农民阶级登上文革舞台，承担起农村文革的领导重任，也就成为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了。

　　既然要进行农村文化大革命，就要起草一个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这个文件是在毛泽东亲自指示下搞成的，先后三易其稿，最后采用了王力、戚本禹和萧力起草的稿子。[171]这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将起草好的文件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上写道：“通过这一文件的手续，请主席考虑，是在主席处约集常委和文革小组的少数同志一谈，还是仍采用上次方式请林彪同志主持召集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一议，究以何者为好，请主席批示。”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阅后批示：“退总理办。请林彪同志主持开会通过，旋即发出。”[172]

　　十二月十五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又称“农村十条”（草案）。[173]

　　谭震林在会上说明：这个文件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主起草的；在讨论这个文件的过程中，大家都希望分期分批。“农村十条”（草案）在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当天，中共中央就下发了这个文件。[174]

　　我们看到，“农村十条”（草案）是在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后，经过毛泽东批准，又在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才下发执行的。从这个文件的三易其稿到报经毛泽东审阅直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来看，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不仅是符合党内程序的，也是极为慎重的。这个文件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随即在党内下发，是农村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

　　② “农村十条”（草案）的内容。

　　“农村十条”（草案）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文件注明是供讨论和试行用的。这说明文件还不完善，需要在讨论和试行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修改。这反映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农村文革的慎重态度。

　　文件的第一条、二条，要求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个文件是以前农村社教和文革文件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文件要求农村文革要按照“前十条”、“二十三条”和“十六条”的原则进行，必须是群众当家做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一般不派工作队，可以派些少而精的观察员。

　　第三、四、五、六、七条，规定了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依靠力量、权力机构、农村红卫兵、实行“四大”等问题。

　　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要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纠正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贯彻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

　　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定地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

　　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可以随时改选或撤换。经过群众讨论，健全或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负责生产、分配、收购、供应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为了发挥红卫兵在农村文革中的作用，文件要求农村领导干部的子女，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的领导职务。在外地工作或学习的地富子女，采取回避政策，不要回原籍串连。

　　农村文化大革命，要采取“四大”的方式，实行大民主，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革命学生可以下乡串连，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但不要包办代替。

　　第八、九、十条，说的是如何处理好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学校文革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文件要求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群众，不许打击报复，不许扣工分。对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的群众，应当平反。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专政对象，绝不允许他们造反。

　　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半工半读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根据具体情况，妥善安排。小学的文化革命，和所在社、队一起搞，由所在社、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

　　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175]

　　“农村十条”（草案）以毛泽东文革路线为指导，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贯彻“十六条”的精神，做好与社教运动文件“前十条”、“二十三条”的衔接，着重就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依靠力量、权力机构、农村红卫兵、实行“四大”、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等问题作出规定，对学校文革作出安排，要求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为农村文革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③ “农村十条”（草案）的意义。

　　“农村十条”（草案）是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要求将“四清”纳入文化大革命中。文件的制定及其下发，标志着农民阶级开始登上文革舞台，文化大革命在农村进入到实施阶段。

　　“农村十条”（草案）既与“前十条”、“二十三条”和“十六条”这些社教和文革文件相衔接，又是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和文革发展的具体要求制定出来的。因而我们既要看到“农村十条”（草案）是以前文件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更要看到“农村十条”（草案）与以前文件的不同。这种不同是根据农村文革的实际情况所做出的具体规定。文件要求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问题，对农村文革的重点、依靠力量、领导机构的产生、先锋力量红卫兵、实行“四大”、如何对待造反群众、学校文革、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勾画了农村文革的轮廓，指导着农村文革的发展。

　　具体说来，文件要求在进行农村文革的过程中，要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既不能以生产压革命，也不能停产闹革命，要通过民主选举的领导机构来负责革命和生产工作。农村文革不是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而是要群众当家作主，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农村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整一切领导干部，而是其中一小撮走资派；不是整一切地富反坏右分子，而是其中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样就缩小了打击面，锁定了真正的斗争对象。农民阶级是分阶层的，贫农、下中农占农民阶级中的大多数，是党在农村的主要依靠力量，因而就要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进行农村文化大革命。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是农村文革的先锋力量。农村文革要实行“四大”，进行串连，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许对革命群众打击报复，更不能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分子。这是一个在“十六条”精神指导下，既体现了文革的要件，又从农村实际出发才制定出来的文件。

　　我们注意到，“农村十条”（草案）曾经三易其稿，经毛泽东审阅后，在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以后下发的。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这个文件是非常重视的，文件的通过及其下发也是符合党内程序的，进行农村文革是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以后才得以实施的。在进行农村文革的问题上，在中央政治局层面是达成了共识的。

　　“农村十条”（草案）是在“十六条”的基础上，适应农村文革发展的需要制定出来的。文件不仅为进行农村文革提供了指导，还随着农村文革的发展不断得到修改和完善。文件的下发执行，表明农村文革已经从组织上取得了合法程序，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民阶级开始登上文革舞台，农村文革即将拉开大幕。这对农村文革的发展及其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5）对党内高层在工厂、农村文革斗争的评析。

　　“工业十条”（草案）和“农村十条”（草案）的制定及其在党内下发，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厂、农村的标志。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工业十条”（草案）是在高层经过了激烈的斗争以后才制定、下发的，“农村十条”（草案）在这方面的斗争似乎并不是那么激烈。其实，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逻辑出发，以及工厂、农村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影响来分析，当时双方之所以没有在“农村十条”（草案）的制定、下发过程中发生激烈的争论，还是因为通过“工业十条”（草案）的制定、下发业已为“农村十条”（草案）扫除了障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没有发生激烈争论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是经过中央批准以后才得以实施的。这两个文件都是先在党内起草酝酿，经过毛泽东审阅，由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后下发的。这说明在进行工厂、农村文革的问题上，不仅是慎重的，也是符合党内程序的。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无章可循，而是依据“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精神，初步总结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进行文革的经验教训，结合工厂、农村的具体情况，才制定出了这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不过是实施的草案，还要随着工厂、农村文革的发展，进一步得到充实、丰富和完善。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这两个文件制定的过程中，党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说到底还是围绕要不要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以及如何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展开的。当文化大革命在斗争中不断扫除障碍、蓬勃发展的时候，一般是没有人公开、直接地反对进行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时候他们的斗争策略是，以工厂、农村与学校、机关不同为由，打着工厂、农村进行文化革命会影响生产的旗号，将自己反对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的真实意图以如何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的形式上表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如何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的斗争，实质上就是要不要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反映。这种分歧和矛盾具体表现在进行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各级党委、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要不要将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以及是否建立群众组织、实行“四大”、进行串连等文革要件上。这是他们在工厂、农村文革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焦点。如果否定了这些文革的构成要件，也就否定了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按照以前那样搞运动，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往往会走了过场。[176]

　　从中我们看到，围绕工厂、农村文革发生的争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进行工厂、农村文革的分歧和矛盾以如何进行工厂、农村文革的形式上表现出来。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种分歧和矛盾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与党内以前在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核心是要不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问题。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上的表现形式。

　　文革期间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如何对待群众上表现出来。这种斗争表现在是否站在群众立场上，依靠群众进行文革，揪出党内走资派。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论是“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在中央会议上的通过，还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工业十条”（草案）、“农村十条”（草案）在党内的下发，都表明文化大革命是在披荆斩棘、冲风破浪中前进的。文革从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发展到工厂、农村，作为国家主人的工农群众终于以主力军的形式登上了文革舞台。从文革发展的历程看，尽管存在着重重障碍，但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后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尽管在党内下发了关于工厂、农村文革的两个文件，围绕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工厂、农村文革的斗争也已取得了决定性成效，但是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这预示着以后进行工厂、农村文革的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某些事件的引发下还会在党内高层发生激烈的斗争。后来的二月逆流及相关事件的发生就为此作出了注脚。

　　“工业十条”（草案）、“农村十条”（草案）是经过斗争才得以制定和下发的。文件的下发不仅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展到了工厂、农村，工农群众登上了文革舞台，也反映出文化大革命即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面夺权阶段了。

　　7、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的必然与偶然。

　　文化大革命先从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搞起，而后发展到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厂、农村，既是历史的必然，又存在偶然性，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下面我们就先从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说起。

　　（1）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厂、农村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不仅是工厂、农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也表现在工农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公地位和主力军作用，以及“四清”运动期间工厂、农村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因而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是运动发展的必然要求。否则的话，运动就会半途而废，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

　　① 必然性之一，维护工农群众当家做主政治地位的需要。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农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如何保证工农群众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

　　我们知道，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是受到国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但是一旦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就会解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破坏社会主义民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复辟资本主义。这样广大工农群众也就由国家主人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依靠正常的法律途径显然是难以成行的。因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一旦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法律就会反映这些人及其代表的阶级的意志，广大工农群众又怎么能够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根本利益呢？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法律是依靠人来执行的，人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又如何能够保证执法的公正性呢？想想看，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那一个王朝没有法律？如果这些法律能够得到严格执行的话，又怎么会在历史上发生那么多次的改朝换代？我们所见到的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贪赃枉法、法同虚设，最终导致朝代更替，政权易手。法治的弊端也就在这个时候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如果现在还像以前那样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依靠领导干部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运动，也是难以解决问题的。由于走资派就隐藏在各级党委内部，采用以前的方式进行运动，他们又怎么会将打击的矛头指向自己及其同伙呢？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往往会走了过场，取得不了实质性成效。要想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必须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以工农为基础的群众来揭发我们党的阴暗面，批斗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派。工农群众工作、生活在工厂、农村，如果文革不发展到工厂、农村，工农群众又如何能够通过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呢？

　　文革只有发展到工厂、农村，工农群众才能投入到文革中，行使民主权利，揪出党内走资派，使工厂、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因而在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工农群众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以前的运动也搞不出名堂的情况下，维护自己政治地位的现实需要。

　　② 必然性之二，工农群众在文革中的主力军作用。

　　工农群众在文革中的主力军作用，引领着文革向工厂、农村的发展。这种主力军作用的形成，不仅来源于工农群众是革命和建设的主力，也是由他们在社会政治力量对比中的作用，以及在人民群众中的主体地位所决定的。这些构成了工农群众在文革中主力军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乃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工农群众都是以主力军的形式参加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没有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没有工农联盟作为强大后盾，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工农群众都是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革命和建设就是以此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不仅夺取了政权，还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又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既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农群众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那么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工农群众也必然像以前那样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只有将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才能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为此，就要将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

　　文化大革命最先是从文化教育单位开始的，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不少知识分子也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虽然他们转变、觉察问题快，但是其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还是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178]这是因为单靠学生和知识分子是难以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知识分子在进行文化革命的过程中，不论是世界观还是其群体本性上都存在不少弱点。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虽然在文革中起了先锋作用，但是不论其社会阅历还是自身力量毕竟有限，因而仅靠他们是难以将文革进行到底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工农群众参加文革，以人民军队为后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才能为文化大革命提供强大动力。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需要，也是工农群众的历史使命。

　　文化大革命就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让群众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工农两大阶级占中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在人民群众中占有主体地位。既然工农两大阶级是人民群众的主体，而文革又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那么作为人民群众主体的工农两大阶级要是不参加文化大革命，又如何能够做到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呢？这样的话，不就是放了空炮吗？因而从依靠群众进行文革的路线上来分析，作为群众主体的工农阶级参加文革，本来就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工农两大阶级工作、生活在工厂、农村，既然他们要参加文革，那么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工农阶级成为文革的主力军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在现实斗争中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政治力量对比差异的必然选择，是工农阶级在群众中主体地位的必然要求。文革的发展需要工农群众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展到工厂、农村，才能使人民群众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因而就要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

　　③ 必然性之三，“四清”运动揭露出工厂、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

　　“四清”运动是在工厂、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揭露出了工厂、农村存在的许多问题。这个时候毛泽东通过召开会议，听取汇报，进行谈话，批阅报告和调查材料等多种方式，对于工厂、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引发了他的深思。他先后提出了国家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上边的影响是工厂出现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根源，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工厂的一些领导干部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最终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79]

　　这些观点和论断经过会议讨论以后，成为起草社教文件的思想指导。虽然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二十三条”，但是工厂、农村出现的这些严重问题进一步引发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入思考。他意识到工厂、农村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这些严重问题的存在与上级党委乃至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严重隐患具有密切联系，核心是党内存在走资派。如果再像以前那样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派出工作队，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运动，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这就要探索新的方式，实行“四大”，进行串连，建立群众组织，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党的阴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开始的，文革在全面发动阶段的重点是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正是因为在“四清”运动中揭露出了工厂、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依靠“四清”运动又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情况下，才不得不由“四清”转为文革的。[180]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是在“四清”运动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工厂、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情况下，才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解决工厂、农村存在的这些严重问题才出现的。既然如此，那么文化大革命就必然要扩展到工厂、农村了。至于在文革全面发动阶段将重点定在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而不在工厂、农村进行，主要还是为了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循序渐进，防止混乱，处于策略的考虑，并非不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四清”运动揭露出了工厂、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是在依靠“四清”运动难以从根本上予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转入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工厂、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因而工厂、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就成为文化大革命向工厂、农村发展的必要条件。

　　④ 必然性之四，文革发展的逻辑要求。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然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不会仅有学生、知识分子和干部参加，必然会发展到工厂、农村，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承担起进行这场大革命的重任。从文革发展的轨迹看，先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开始，而后深入到工厂、农村，工农群众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登上文革舞台的。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同一位波兰来访者谈话时，就对此作出了说明，批评了反对进行工厂、农村文化革命的一些人。他说：“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181]

　　从学校到工厂、农村这一革命发展的逻辑并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产生的，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就阐述过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182]

　　由此看来，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到工厂、农村，学生、知识分子首先投入运动，而后工农群众登上政治舞台，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并非取决于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逻辑要求。五四运动已经体现了这个革命的逻辑，文化大革命也是在这个革命逻辑指引下不断前进的。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是文革逻辑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文革发展的逻辑规律指导下，采取主动措施，进行文革部署，作出了进行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是文革沿着自身逻辑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作出进行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从历史大势出发，遵循文革逻辑规律，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进行的革命实践活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厂、农村是具有必然性的。这表现在维护工农群众当家做主政治地位的需要，工农群众在文革中的主力军作用，“四清”运动揭露出工厂、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及文革发展的逻辑要求等方面。文革只有发展到工厂、农村，工农群众才能登上文革舞台，解决工厂、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既体现了文革逻辑发展的内在规律，又是文革逻辑发展的必然要求。

　　（2）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的偶然性。

　　前文我们分析了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来表现出来的，那么，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偶然性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是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的。这个时候尽管各地出现了一些工农群众干涉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的事件，但是这些事件大多是在当地党委的诱导下发生的。这个时候工厂、农村的形势还是比较稳定的。这并非不要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主要还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防止一哄而起，全面开花，搞乱文革的进程，破坏文化大革命。因而文革从部署上来说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先进行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的文化革命，而后再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时候（十一月十日）发生了安亭事件。安亭事件的发生，既不是有人蓄意策划的，也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而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当时华东局、上海市委与工人造反派一系列分歧和矛盾激化的结果。这个事件从形式上表现为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争论，实质上则是要不要进行工厂文革的问题。

　　安亭事件的发生一下子把要不要立即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摆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面前。这直接关系到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方式。如果要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就要支持工总司的行动；否则的话，就要压制、否定工总司的行动。因而采取什么样的处理方式，直接反映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要不要取消以前对工厂、农村文革的限制，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

　　这个时候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受命处理上海发生的安亭事件。张春桥到达现场以后，以毛泽东文革路线为指导，根据上海文革发展的实际情况，当机立断，大胆决策，突破了中央授权，支持了工总司的行动，解决了安亭事件。事后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追认。这在客观上反映出将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是毛泽东文革战略部署的应有之义。

　　当然，支持工总司的行动，并不是赞成他们卧轨拦车的激进行为，而是从文革发展的逻辑出发，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同时又注意到，他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激进行动，又是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对他们的压制分不开的。如此而已。

　　其实，支持工总司的造反行动并不仅仅是因为文革要发展到工厂、农村，还与安亭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密切相关。安亭事件并不是发生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而是发生在文革进行了六个月以后。这个时候大串连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的文革正在进行，在文革进行了半年且在若干领域已经铺开并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开展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就成为下一步文革发展的目标。安亭事件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安亭事件是上海造反派工人在文革发展大潮下的主动作为，工总司由此成为全国闻名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当时全国各地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工人造反组织。[183]这些工人造反组织是各地工人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自发建立起来的。尽管先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处于文革稳定发展的考虑，对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但是当安亭事件发生和各地造反派工人组织纷纷建立的情况下，适时开始工厂、农村文化革命的时机逐渐成熟。于是就以安亭事件为标志，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仅肯定了这个事件，支持了工总司的行动，随后还制定、下发了“工业十条”（草案）、“农村十条”（草案），决定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不是因为有了安亭事件，才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而是因为本来要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这个时候发生了安亭事件，于是就以解决安亭事件为标志，拉开了工厂、农村文化革命的帷幕。安亭事件的发生具有偶然性，也正是因为这个偶然性事件的出现，文革才以此为标志深入到了工厂、农村。

　　（3）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统一。

　　唯物辩证法认为，必然性与偶然性虽然不同，却又具有密切的联系。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并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事物的发展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统一。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扩大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是通过安亭事件的偶然性来表现出来的。从文革发展的大势出发，即使没有安亭事件，文化大革命扩大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也会通过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同时，我们也看到，安亭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发生的。具体说来，没有当时工厂内部存在的严重矛盾，没有红卫兵的串连，没有文化大革命创造的进行造反的条件，安亭事件也是难以发生的。安亭事件这个偶然性的出现，也是在文化大革命要向工厂、农村发展这个必然性的背景下产生的。退一步说，如果没有进行工厂、农村文化革命的必然性，即使发生了安亭事件，也会被压制下去的，又何谈会制定、下发工厂、农村的文革文件，拉开了工厂、农村文化革命的帷幕呢？

　　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不能离开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来孤立地看待安亭事件的偶然性，也不能只看到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而忽视安亭事件的偶然性。

　　如果离开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只注意到安亭事件的偶然性，那么就会难以理解为什么在安亭事件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会迅速制定、下发关于工厂、农村的文革文件，开始了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不仅如此，还会夸大安亭事件的偶然性，似乎单纯是因为安亭事件的出现，才改变了文革的范围，将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的。这样会使人们觉得文革向工厂、农村的发展，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受到安亭事件的误导后，主观、武断地做出的决定，从而掩盖了历史真相。

　　如果只注意到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忽视安亭事件的偶然性，那么就不能准确判断安亭事件在文化革命向工厂、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只有正视安亭事件的偶然性，才能认识到安亭事件是在工厂文革受到压制、阻挠的情况下才发生的。安亭事件的发生，昭示了要不要进行工厂文化革命的问题。文革要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是通过安亭事件的偶然性才得以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强调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必然性，就会降低安亭事件的偶然性在文革向工厂、农村发展中的作用，看不到安亭事件的偶然性是实现工厂、农村文革的必然性的桥梁。这样会割裂了社会上的文革力量与党中央决策之间的互动关系，抹杀了工人造反派在文革向工厂、农村发展中的作用，漠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是鉴于文革形势的变化，才取消了暂不在工厂、农村进行文革的限制。这同样也掩盖了历史真相。

　　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安亭事件是在工厂发生的事件，怎么会拉开了农村文革的帷幕呢？其实，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是一个整体，这就如同工农业、工农联盟的紧密联系一样。进行工厂文化革命的同时，必然也要进行农村的文化革命。只进行工厂的文化革命，而不进行农村的文化革命，工厂文革的成果不仅会事倍功半，也难以将文革进行到底。因而安亭事件后，既然要进行工厂的文化革命，那么必然同时也要进行农村的文化革命。“工业十条”（草案）、“农村十条”（草案）的先后制定、下发，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总之，文革扩大到工厂、农村是具有必然性的，这个必然性是通过安亭事件这个偶然性来表现出来的。以安亭事件为标志，工农阶级登上文革舞台，开始了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因而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扩大到工厂、农村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历史统一。

　　（4）文革飓风席卷华夏。

　　“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下发后，革命师生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将文革推向全国，大串连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这个时候以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革命师生、知识分子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力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下发“工业十条”（草案）、“农村十条”（草案）为标志，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占中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工农群众以主力军的形式登上文革舞台，成为文革的主流，以其磅礴的气势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深入到工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达到了最大规模。

　　从学生到工农群众，从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成为文革的先锋，到工农群众成为文革的主力军，文化大革命终于以意识形态方面为突破口，实现了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整体推进。文化大革命不仅达到了最大规模，还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全面夺权阶段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下旬发行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对此作出了精辟的论述：

　　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十二月十三日出版）《红旗》杂志社论《夺取新的胜利》说：“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碍，向着更深入、更广阔的方面发展。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的学生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开端。”[184]

　　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说：“现在，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正在全国工矿企业中兴起。”[185]

　　社论是文革发展到新阶段的政治宣言，不仅又一次吹响了文革的号角，弹奏出时代的强音，还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指明了文革的发展方向。

　　（四）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是文革从拨乱反正转向全面夺权阶段的动员令。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拨乱反正就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拨破坏文革之乱，校正许多党员领导干部在文革中的错误倾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使文化大革命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拨乱反正取得成效的关键，还是多数党员领导干部对待文革的态度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果他们能够抛弃个人利害得失，支持文化大革命，在文革的态度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那么就不必采取全面夺权这样激烈的行动了；否则的话，为了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成效，就不得不采取全面夺权这样的激烈行动。因而多数党员领导干部的转变是文革从拨乱反正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前提和基础。

　　文革发展到十二月下旬，已经进行六个月了。文革先从学校等文化教育单位开始，而后发展到大中城市的党政机关和部队军以上领导机关，安亭事件后又进一步向工厂、农村发展。这就是半年来文革的发展演变状况。这半年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什么成效呢？在发展中又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是哪些因素阻碍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呢？关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在与外宾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就对此予以了分析和说明。

　　此前，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谈话中，还提醒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要注意文革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性、复杂性。这次谈话与随后的两次谈话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及其发展问题的，因而我们就先从这次谈话说起。

　　1、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与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与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不仅透射出文革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强大阻力，也反映了毛泽东要排除阻力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对此，王力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上天安门后，在座的有总理和文革小组的几个人。我在场。林彪、陈伯达、康生、陶铸、李富春都不在座，因为他们看完焰火早回去了。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和我们谈了一些话。他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谈完话后，在天安门城楼上照了相。总理对江青说：“我们经常见主席，我们站边上，让年轻的站在主席身边。”结果是主席站当中，姚文元、戚本禹站在主席左右两边，其他人两边排下来，总理和江青站在两头。这张照片现在还可以找到。[1]

　　从王力的回忆中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不仅表示了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还说出了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的话，随后又与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拍照留念。毛泽东说出这样的话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因为即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遇到了重重阻力，遭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抵制和抗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比较广泛地存在于这些领导干部中间。[2]他讲出这样的话，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这种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以及可能带来的严重风险。这是对参与谈话者的诫勉，也表明他是和他们一起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这与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与江青通信中说的不怕跌得粉碎[3]和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对二月逆流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严厉批评是一脉相承的。[4]

　　毛泽东这是在告诉他们，也是在警醒他们：文化大革命是要进行到底的，但是也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和困难，因而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要将事情看得那么容易了，把问题要想得复杂一点儿。同时，还表明他是和大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如果将来文革一旦失败遭到清算，他也是和大家站到一起的。这是一个警言，也是惊醒人们的暮鼓晨钟。

　　2、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中勾画文革的发展历程。

　　毛泽东在与外宾特别是兄弟党来访者谈话时，并不讳言文化大革命，而是向他们介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状况。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一位波兰来访者谈话，论述了他对整个局势发展的新判断。他说：“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有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八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5]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我们不仅要反对国际上的修正主义，还要反对国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当时，国内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比如农工部鼓吹“三自一包”，中联部鼓吹“三和一少”，统战部不讲阶级斗争，[6]文化部消极怠工，变成了“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文艺工作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卫生部变成了“城市老爷卫生部”，中宣部压制文化革命，成了“阎王殿”，等等。[7]这些就是修正主义在国内的重要表现。过去采取的一些措施都是修修补补，没有从整体上来抓，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这样也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接着，毛泽东又勾画了半年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历程。先从学校、机关搞起，而后发展到工厂、农村，将工人、农民动员起来，进行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至于不理解运动，说我们搞过分了的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人民内部的不理解，认识不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及为什么要采取文革的方法，这要对他们做说服教育工作；一是帝、修、反不理解，对这些人不赞成，我们是高兴的。因为这是由于立场不同阶级对立造成的。这些人只赞成我们在运动中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重点是党内走资派。这里面既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对于这些人，我们党的领导机关是毫无办法的，只有依靠群众运动，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要在工厂、农村组织红卫兵，依靠他们作为工厂、农村文化革命的先锋来开展运动。毛泽东还充满忧虑而又意味深长地告诫说，现在斗争的胜负还未定呢！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提纲挈领地对进行文革的原因、方法以及不进行文革所造成的后果和当前文革双方斗争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他不仅勾画了文化大革命的历程，还特别指出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驳斥了帝、修、反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攻击，寄望于工农群众以及他们中的先锋——红卫兵来清除党内走资派，进行文化大革命。到底谁胜谁负，运动能不能取得成效，还有待于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3、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这天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除毛泽东外，参加的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吃饭按他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泽东讲了很长的一篇话，就像是举行了一次会议。

　　毛泽东的这篇谈话十分重要，但没有留下正式记录。[8]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与会者的事后回忆中看到毛泽东谈话的主要内容。下面我们将六位与会者的回忆摘录如下，并对此作出简要的分析。

　　（1）张春桥的回忆。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张春桥给女儿张维维的信中写道：

　　当我走进他（指毛泽东，——引者注）的住所的时候，他正在同李讷、李实姐弟谈话。（李实就是毛远新，——引者注）空气很活跃。见我进来，就说：“你想回老窝呵！”我一时脑子转不过来，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直到他说：“上海形势很好，红卫兵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也起来了，打倒、火烧、批判，政策也好，可以回去看看”，我才明白他的意思。往下谈，我惊奇地发现，上海的情况他比我熟悉得多。他善于把零碎的材料概括起来。又说到最近工作重点是京、津、沪、辽宁——我们本来是为他祝寿的，竟自变成了工作会议了。中间还询问关锋：老子研究怎么样？他看我不懂，就解释说：他（关锋）认为是主观唯心论，他（陈伯达）认为是唯物论，我认为是客观唯心论，统一不起来。——在当时那样繁忙的时候，他还念念不忘哲学研究，这在我们党内恐怕难找第二个人了。在吃饭的时候，话倒不多了，空气好像也不活跃了。陈伯达举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只回了一句：“你们万寿无疆”，就把杯子放下了。大家似乎也没有什么轻松的话好说。过了一会儿，吃面了，他忽然站起来，举杯说：“为全面内战干杯！”大家虽然举杯，但是，我始终没有明白这杯酒的含意。事实上，后来的许多事，都包括在这句话里了。[9]

　　从张春桥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女儿李讷、侄儿毛远新也参加了这次生日聚会。当时气氛是活跃的，毛泽东忙中偷闲还与陈伯达、关锋讨论了老子哲学的派别定性问题。上海文革的形势发展起来了，毛泽东对此是满意的。张春桥惊讶地发现，毛泽东对上海文革发展的情况竟然比他还熟悉。毛泽东善于将零碎的材料概括起来，发现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历史规律。这正是革命领袖的战略洞见。由于张春桥在批判《海瑞罢官》和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表现出对于文革的深刻认知，当时还兼任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对上海文革的发展情况又比较熟悉，因而毛泽东才对张春桥说出了“回老窝”这样诙谐的话。不仅建议张春桥回上海看看，指导上海的文革运动，还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示了对张春桥工作的肯定。后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到上海，其来有自。

　　由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工业比较发达，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因而毛泽东将文革的重点定在了这三市一省。首先将这四个省市作为试点，取得经验以后再进一步推广。从毛泽东同参加生日晚宴的人们互祝万寿无疆来看，不仅气氛是融洽的，相互之间是以平和的态度来讨论问题，也表明毛泽东对于他们是寄于厚望的。这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呼出人民万岁的口号是一致的。可惜的是，当时就连参加寿宴的张春桥也没有弄明白毛泽东在祝酒中说的“为全面内战干杯！”的话，张春桥是在结合后来文革发展的许多事情才真正明白了这句话蕴含的深刻意义的。这反映出即使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也是与毛泽东的认识存在差距的。

　　（2）姚文元的电话传达。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姚文元向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传达了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徐景贤回忆道：

　　姚文元在电话里一反平常冷静的语调，用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语气说道：

　　“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很高兴，他平时很少喝酒的，昨天和我们干杯了。主席对上海的形势很关心，他从中央文革的《快报》上看到了你们造反的消息。主席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我问主席：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主席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我一边听，一边嗯嗯，把姚文元电话传达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心里激动得热血沸腾。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很欣赏你们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他说：‘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

　　姚文元最后说道：“主席在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10]

　　从徐景贤事后回忆的姚文元的电话传达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上海的文革形势予以了充分肯定，认为学生、工人、机关干部都起来了，上海的文革形势是好的。在回答姚文元说的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时，毛泽东否定了上海市委的作法，指出“内外有别”可以打破，要搞好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肯定了上海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策略。姚文元还将毛泽东在祝酒时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的话告诉了徐景贤，要他们结合元旦社论、联系上海的文革发展好好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文化大革命即将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信号。

　　（3）王力的回忆。

　　参加这次谈话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是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联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文化大革命他们不是真搞，他们是两面派，阴一套阳一套，用种种手段对抗革命路线，破坏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最重要的手法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操纵一些群众来压制革命，保护他们自己。挑动武斗，企图制造混乱。他们总是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指向革命路线，也就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用“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来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提倡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的血统论，不平反、不销毁材料，还要秋后算帐。

　　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作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倡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地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最近时期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毛主席说的革命学生就是当时所说的造反派），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负责人的反。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与工人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11]

　　从王力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表达了以下几个要点。

　　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表明，现在面临的新的中心课题是，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问题出在党内，因而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派。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并不是这个时候才开始的，而是从夺取政权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随后，毛泽东回顾了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从“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又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化大革命蓬勃发展起来。他分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他指出，党内有大批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干部，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人以党的各级领导者的面目出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在斗争中将矛头指向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压制革命，保护自己，挑动武斗，制造混乱，对抗文化大革命，不为被他们错误打成右派、反革命的群众平反，销毁这些群众的黑材料，还要对这些群众秋后算帐。

　　在列举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表现以后，毛泽东进一步说道，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利用群众对于共产党的拥护，把自己当作共产党的化身，说反对他们自己就是反党，提倡无条件服从，倡导奴隶主义，镇压群众的造反活动。这是他与这些人的一个重要分歧。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他主张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进行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让群众懂得并掌握这个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来做。他对这些人发出警告，如果他们再不悬崖勒马，就是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自己就是走资派。这样他们也就难以逃脱被打倒的命运了。一个要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持资本主义的旧秩序，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最后，毛泽东充满豪情地指出，现在工农兵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文化大革命的潮流滚滚向前。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相结合，这是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基本状况，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概括了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表现及其分歧，对于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员干部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警告，从历史的角度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规律。

　　（4）关锋的回忆。

　　当年曾经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过的阎长贵，后来在与关锋谈到毛泽东这次谈话时，记述了关锋的简要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关锋生前，有一次跟我说：“毛主席当时讲的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我听到后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面内战’改成了‘全面阶级斗争’。”关锋这个记忆可能是对的。当时在场的戚本禹1967年1月10日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革命造反者时说：“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参见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首长讲话》，第1本，第84页。）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关锋记忆的一个佐证。显然，如果毛主席没有这样说，戚本禹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12]

　　阎长贵记述的关锋的这个回忆很简略，就是关于“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这样一句话。为了证明关锋讲述的这句话，他还引用了随后不久戚本禹在接见军队造反派讲话时对这个问题的表述予以证明。从中可以看到，关锋听到这句话后，还是怔住了。因为这很容易让人从内战联想到武斗，而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是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关锋才一时觉得对这句话不好理解。这反映出当时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谈话中确实讲过这样一句话，后来他们起草社论时从文字表述的规范以及防止发生歧义出发，才将“全面内战”改成了“全面阶级斗争”的。

　　（5）戚本禹的回忆。

　　戚本禹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了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当时参加这次家宴的除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外，还有李讷、毛远新姐弟和汪东兴、吴旭君、徐业夫等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我们将戚本禹回忆中和上面几位当事人重合的若干内容删去了，节录了其回忆中的精华部分。

　　戚本禹回忆道：

　　等到寿面上来时，大家又要站起来祝酒，主席示意大家坐下，自己却站了起来，他举杯说：

　　“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主席说“全面内战”这四个字的时候，一顿、一挫的，说得很清楚，但是“胜利”两个字的声音就比较小。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清楚。大家跟主席干了杯之后，都在思考主席祝酒词的意思。“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当时流行的口号，意思好懂，不好懂的是前一句。那时文革运动中已形成革、保两派，已经有了武斗，这叫打内战。可是反对武斗、反对打内战是毛主席的一贯主张啊，怎么为它干杯呢？而且还是“全面内战”！大家都在思索，却没有人提出来问，江青也没说话。主席似乎看出了大家对他话的不理解，在吃了几口面之后，他又陆陆续续地讲了，不仅是学生被镇压，机关里的造反派，工厂里的造反派，也遭围剿。没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没有，给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热气腾腾的群众运动一下子被搞得冷冷清清。那些被造反派反对的领导人，过去经常要群众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次他们又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跟造反派斗。于是，许多地方在群众中形成两大派，一派要革命造反，一派要保护旧秩序，两派打起内战，有些地方甚至发生武斗。我们要支持革命造反派，给群众宣讲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团结大多数，争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前一阵子，我们怕文化大革命一下子辅开了影响生产，便想把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放后一步，哪知客观事实（物）的发展常常会打破我们的预想。学校、机关的革命造反派同工厂、农村的革命造反派结合起来了，一下子打开了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上海就是这样。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一定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胜利。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明年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会走这条路。两派的斗争会更激烈，但革命最后总会取得胜利。

　　吃完饭以后，主席又和我们谈了一会话。主席谈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我们从思想和理论上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叫我们要抓大批判，并叫我们每个人都要写文章。[13]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讲了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讲了要为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戚本禹注意到，毛泽东在讲“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这句话的时候，在表述上用了不同的语气。“全面内战”说的很清楚，而“胜利”两字说的声音很小，甚至有些人都没有听清楚。这表明文化大革命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双方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心情还是沉重的，因为文化大革命胜负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毛泽东的心头。[14]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他当时也对毛泽东关于全面内战的话感到费解，因为毛泽东是一贯反对武斗、内战的啊！大家都在思索这个问题，却没有人向毛泽东提出疑问。毛泽东接着又讲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学校、机关、工厂两派斗争的情况，以及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学生、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部署了一九六七年的任务。他还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写文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理论上阐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从思想上打牢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基，为文化大革命呐喊助威。

　　戚本禹在回忆中既谈到了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问题，还谈到了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又阐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从学校、机关到工厂、农村的发展过程，以及不仅从行动上还要从思想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要将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五位当事人的回忆来看，毛泽东在谈话中立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宏大视野，汲取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沉痛教训，提出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时代课题。他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基本历程，剖析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关系，阐述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表现及其分歧，说明了文化大革命从学校、机关发展到工厂、农村是近代历史发展规律在当代的再现。他在谈话中部署了一九六七年的任务，就是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6）向中央常委传达毛泽东谈话，在谈话精神指导下起草元旦社论。

　　由于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谈话中讲到了文化大革命发展的诸多问题，还提出了文革发展的方针和任务，因而按照程序就要向中央其他领导人进行通报。

　　第二天，江青、王力就分别向周恩来和康生做了汇报，周恩来又把毛泽东谈话的精神告诉了陶铸。周恩来和康生都认为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深刻。周恩来说，主席讲的内战，意思是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是文斗，而不是枪炮武斗，打派仗。毛主席一贯反对两派武斗，打内战。江青把周恩来的意见告诉了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正在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一起商议为《红旗》杂志起草元旦社论。他们商量后都认为，似乎可以把“内战”改成“阶级斗争”。

　　二十七日晚，陈伯达召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四个人，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起草元旦社论。商定主题后，陈伯达、关锋编句子、口述，王力记录，戚本禹补充意见。凌晨草成未定稿，准备过一天再改。这篇社论的题目就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泽东祝酒辞里的一句话。而社论主题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关锋提出，我们把主席的话，作这样的改动，是不是好。戚本禹说，在意思上并没有多大的出入。再说，我们写的稿子还要送给主席审阅的。这和田家英的做法完成是两码事。不用担心。后来，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的时候，对这句话并没有再作修改。这说明毛泽东是同意他们所做的改动的。[15]

　　这个元旦社论是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名义发表的，题目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元旦社论以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谈话为指导，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大势出发，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基本历程，热情讴歌了红卫兵运动，剖析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揭示了文革从学校、机关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历史规律，部署了一九六七年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为一九六七年的文化大革命指明了方向。社论指出：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16]

　　4、毛泽东发出全面夺权的动员令。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尽管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两条路线在中央的态势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文革仍然遇到了重重阻力，毛泽东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谈话不仅表明了他对中央文革小组行动的坚定支持，还反映出他要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不论是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与波兰客人还是十二月二十六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回顾了文革从学校、机关到工厂、农村的发展过程，提出要反对国内外修正主义，依靠群众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中国改变颜色。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谈话中对仍然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党员干部进行了严厉警告，提出一九六七年要进行全国全面的内战，这实际上表示了要冲破重重阻力，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心。

　　中央文革小组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这个机构是在原先中央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经过若干人员调整后形成的。小组内的成员以中青年干部为主，他们在党内的资历不老，地位也不高，能够进入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文化革命中的风云人物，践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思想，以实际行动走在了全国文化革命的前列。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在文化革命中支持造反派的行动，才遭到了党内许多领导干部的排斥、攻击。比如在撤销工作组的问题上就是这样。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因而毛泽东不仅对他们予以支持，还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向他们打招呼，指导着他们在文革中的行动方向。

　　从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分析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概括了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基本状况，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从学校、机关发展到工厂、农村的历史规律，剖析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同党内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全面较量，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从他的谈话中不难发现，文化大革命遭到了党内这些党员干部的顽强抵抗。毛泽东是在对他们反复规劝、没有取得思想工作成效的情况下，才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式的警告的。这实际上就是告诉人们，这些人已经成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障碍。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祝洒时说出“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这句话的时候，即使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听到后也是为之一楞，一时搞不清楚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因为毛泽东多次讲过要反对武斗，这时却要为进行内战干杯，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毛泽东说这句话不过是要表明排除阻挠、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这与他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说的要枪毙我和你们一块枪毙的话，实际上是同一个意思的两种不同表述形式，都是要排除阻力，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里的内战，从后来形势的发展来看，实际上就是全面夺权。所谓内战，就是指夺权斗争。夺权当然要付出代价，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乃至于破坏，但是这是在许多党员领导干部拒绝悔改仍然抵制文革下的不得已选择。后来，元旦社论的起草者为了防止这句话发表后产生歧义，才将“内战”改为“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审阅社论草稿时可能也是体会到这些起草者的良苦用心，同时也为了防止这句话照原样发表后会产生歧义，引发武斗的隐患，才认可了他们所做的改动。

　　从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对于许多党员领导干部抵制文革的不满和说出为进行全国全面内战干杯的话，反映出当时文革面临的斗争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大计出发，即便付出重大代价也是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时文化大革命存在着胜利或者失败两种可能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未分出胜负，仍然在激烈地进行着。[17]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出这样的话，是希望他们认识到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斗争的复杂性，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思想上做好准备，及时跟上文革步伐，将中央的方针政策传达到群众中去，引导群众运动的发展。

　　话又说回来，这些话其实也并非是什么私房话，而是散见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外宾的谈话、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文章、文件的批示和指示中，这次毛泽东不过是把这些散见于各处的话集中起来，根据当前形势的发展，系统地表述出来而已。这个谈话随后向周恩来、陶铸、康生等中央常委作了传达，其基本精神又在元旦社论中公开发表出来。因而这次谈话并非机密不宣，而是文革从拨乱反正发展到全面夺权阶段的宣言书。

　　我们只有通过历史的考察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在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激愤之情，以及即使付出重大代价也要将文革进行下去的决心。“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各地多数党委对待群众的造反行动一直是采取消极乃至于反对态度的。在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工作组时期的问题就不必说了，即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以后，他们在实际行动中还是表现出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抗衡态度。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召开了具有民主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还亲自在大会、小会上发表讲话，向他们“交了底”，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仍然无济于事，他们在实际行动上还是对于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敌对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文化大革命流于形式，偃旗息鼓，要么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发动群众向他们进行夺权，二者必居其一。

　　这样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即使付出重大代价，也要排除障碍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抵制文革的党员领导干部已经成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障碍，在他们拒绝悔改的情况下，要排除障碍，就要夺取他们手中的权力，进行夺权斗争。这个时候即便付出重大代价也要进行下去，这是因为代价再大也没有无产阶级丢掉政权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代价大。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必要行动。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谈话中表现出这样的激愤之情，说出要进行内战的话了。

　　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谈话既是对半年来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又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横的方面来说，文化大革命从学校、机关发展到工厂、农村，学生、机关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先后登上文革舞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最大规模；从纵的方面来说，文化大革命从全面发动到拨乱反正，又进一步发展到全面夺权阶段，文化大革命走向高潮。毛泽东的谈话不仅在中央领导层进行了传达，还以元旦社论的形势公之于众，吹响了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号角。文化大革命就是由此从拨乱反正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从这篇谈话在文化大革命发展中的作用来看，实际上是向全国发出了全面夺权的动员令。

　　（五）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文革从拨乱反正转向全面夺权阶段的直接动力。

　　文革从拨乱反正转向全面夺权的原因是复杂的。前文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下面我们再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与红卫兵运动、党员干部、工农群众、军队的关系上对这个问题作出分析，进一步认识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是文革走向全面夺权的原因，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1、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具有密切联系。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两者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形成的根源，因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对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具有决定性作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又对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具有能动性作用。这种能动性作用表现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会激化或者缓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决定着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发展方向。具体说来，党内两条路线在斗争中实行的方针政策会对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起到激化或者缓和的作用，同时两条路线在党内特别是中央斗争中的不同态势，决定着中国是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支配地位的时候，制定的方针政策会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支配地位的时候，制定的方针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既然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具有密切联系，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那么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两条路线及其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那么，是不是两条路线进行的一切斗争都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呢？这倒不一定，关键还是看两条路线的斗争与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关系如何。如果有就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如果没有就只是具体认识上的分歧了。这是确定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是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根本标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说的两条路线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是从根本上讲的，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就不见得是这样。

　　因而在研究两条路线斗争的时候，要注意区分两种情况：一是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一是具体认识上的分歧。当然，这两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有时还是搅合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把基于具体认识的分歧与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区分开来，确定认识的阶级属性，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具体认识上的分歧，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非对抗性；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本来具有对抗性，要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一般来说也是可以作为非对抗性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这个问题不仅要从思想上保持高度警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还要认识到这种斗争的必要性，转变的艰难性，以及可能带来的曲折性、反复性、危险性。

　　这里关键是要在路线斗争中把基于具体认识的分歧和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区分开来，认真分析并准确判断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既要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认识上的分歧有可能向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转化，也要看到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在经过做思想工作以后，也有可能转化为具体认识上的分歧。不仅如此，还要注意到两者之间的质的区别及其混淆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质的区别在于，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不同作用。如果将具体认识上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就会出现过火斗争，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反过来，如果将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视为具体认识上的分歧，就会淡化党内斗争，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而就要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将两者区别开来，而不能混淆视听，犯“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我们不仅要正确区分和处理具体认识与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还要把握两条路线斗争的鲜明特点。

　　我们知道，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就是三大改造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因为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阶级矛盾还是主要矛盾，因而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个时候的阶级划分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是以政治思想而不是生产资料来划分的。[1]这是继续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否接受这个判断，关系到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直接决定着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既然如此，那么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承认不承认社会上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承认不承认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成为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一个鲜明特点。

　　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第二个鲜明特点是对待群众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各级党组织进行，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矛头是不是对准党内走资派，就成为两条路线斗争的鲜明特点。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党内走资派是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也是从内部搞垮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力量。因而必须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是不是这样做，不仅直接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成败，还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两条路线的区别及其鲜明特点集中表现在，承认不承认社会上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承认不承认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靠群众还是各级党组织、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是否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概括地说就是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不同及其鲜明特点。

　　这样看来，两条路线的斗争具有鲜明的特点，表现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又反作用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根本上来说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但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要正确区分和处理具体认识和阶级斗争性质的分歧，防止犯“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2、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当时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工作，派出了工作组，他代表的路线一度在中央占据支配地位。这个时候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受到压制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以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为标志，红卫兵运动迅速发展起来，随后在大串连中走向高潮。红卫兵以文化大革命急先锋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红卫兵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分裂，形成了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两派红卫兵的分裂，是由于斗争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派还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的分歧造成的。老红卫兵虽然是率先起来造反的，但是在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他们的立场却发生了变化，由造反转向了保守，站在了文革的对立面。由干部子弟组成的西纠（东纠、海纠）、联动是保守派红卫兵中的极右派，成为一股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力量。造反派红卫兵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迅速发展壮大，特别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造反派红卫兵逐渐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成为造反派红卫兵中的风云人物。令人遗憾的是，造反派红卫兵中间出现的极“左”派（比如“五一六兵团”），也成为一股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力量。

　　分裂严重削弱了红卫兵运动，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两派红卫兵是在文革立场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他们都打着造反的旗号，但是造反派红卫兵是造党内走资派的反，而保守派红卫兵则是造牛鬼蛇神（即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的反。因而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不同的。具体说来，造反派红卫兵是促进文化大革命发展的，保守派红卫兵则是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因而在研究红卫兵运动的时候，就要正确区分和界定两派红卫兵及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同作用。两派红卫兵中的极“左”派、极右派，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力量。不同的是，极“左”派是从“左”的角度上，极右派是从右的角度上来进行的。

　　红卫兵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出现分裂的。红卫兵运动的分裂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具有密切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红卫兵运动的分裂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红卫兵运动中的反映。造反派红卫兵是站在毛泽东代表的路线一边的，保守派红卫兵则是站在刘少奇代表的路线一边的。在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工作时，他代表的路线在中央一线常委中占有支配地位，这个时候造反派红卫兵受压（以学生名义出现的造反派），而保守派红卫兵占据优势（以学生名义出现的保守派）。当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以后，保守派红卫兵开始向造反派红卫兵转化，造反派红卫兵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这个时候的保守派红卫兵特别是其中的西纠（东纠、海纠）、联动则成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逆流。这样我们看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红卫兵运动的分裂及其两派之间的能动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发展的背景下产生了红卫兵运动。两条路线的斗争及其在党内的发展态势，与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以及两派红卫兵在运动中的态势变化密切相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指导着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两派红卫兵的斗争又影响着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红卫兵运动只有在两条路线斗争的范围内才能够得到发展。具体说来，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占支配地位的时候，造反派红卫兵占据优势，成为运动的主流；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占支配地位的时候，保守派红卫兵也是这样。不论是哪个派别的红卫兵，只有在和党内占支配地位的路线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够得到发展和壮大。因而我们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对于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影响着两派红卫兵在运动中的地位和发展态势。

　　3、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党员领导干部的分化。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党员领导干部中间出现了不同的反应。随着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也在不断进行着分化。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表现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工作，派出了工作组，依靠党组织（工作组）来进行运动，实际上将矛头对准了造反的师生，他们当中的不少人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分子。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取消了一线、二线，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主张依靠群众，让群众在文革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个时候刘少奇、邓小平已经不再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在党内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他们所代表的路线仍然存在于党内。这在许多党员领导干部对文革消极、抵制的态度上表现了出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涵表现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从中不难看出，尽管中央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许多党员领导干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在文革的立场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对文革抱着抵制、抗衡的态度。文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的。

　　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表现在如何对待群众上，也表现在对待党员领导干部的态度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分歧在于，运动的重点是否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具体表现为，斗争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党内还是党外，在党内是主要指向普通党员还是领导干部。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走资派就隐藏在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中间，掌握着权力。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一般说来真正能够搞垮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是党外力量，而是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派。因而就要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而不是党外，对准党内领导干部队伍，而不是普通党员，要在这些领导干部中间寻找走资派。当然，由于一开始没有经验及其他复杂的原因，斗争难免会出现扩大化，发生不文明的行为乃至于一定程度上的武斗，引发领导干部对于文革的进一步抵制与对抗。这就要求人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处理问题，既要看到这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又要在发现问题后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但是绝不能以此为由反对批斗党内走资派。

　　两条路线在斗争中表现出鲜明的特点，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是依靠群众，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领导干部，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则是依靠党组织（领导干部），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群众（造反的师生）特别是其中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虽然“四清”运动在刘少奇主持下对基层领导干部进行了过火斗争，致使他们中的不少人遭到了严重打击，似乎刘少奇也是主张整领导干部的，但是经过对文献资料的考察我们发现并非如此。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确实把基层干部看得一团漆黑，还说要追上面的根子，但是他说的只是基层领导干部，而不是整个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他采取的是遍地开花、全面打击的方式，而不是对多数人进行说服教育，而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况且在运动中他不是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而是依靠上级党委派出的工作队、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运动。这显然是依靠干部而不是依靠群众来进行运动。当然，这不是说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反对清除腐败的领导干部，而是说这条路线虽然在某种形式上对领导干部进行了斗争，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则是反对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领导干部队伍的。

　　从两条路线斗争的矛头所向上来说，对于领导干部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矛头对准党员领导干部，要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一个是依靠党组织中的领导干部来进行运动。这样我们看到，两条路线对于党员领导干部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一个是斗争对象，要整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难免会出现冤假错案）；一个是依靠对象，要依靠领导干部来进行运动，使这些党员领导干部免受运动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党员领导干部对于两条路线表现出不同的态度，除去认识的因素外，主要还是因为两条路线对于党员领导干部自身利益的不同影响造成的。党员领导干部中的许多人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从自身的利益诉求出发，在实际行动中会抵制毛泽东代表的路线，支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是许多党员领导干部对两条路线表现出泾渭分明态度的真实原因。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四清”运动反映出党员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及贪污腐化问题，主要存在于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最后才不得不把运动从“四清”转为文革的。这就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揪出其中的走资派。要这样做，就必须打破常轨，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才能够取得成效。这样在党员领导干部的既得利益遭到触动的情况下，为了维护他们个人及其群体的既得利益，抗衡、抵制文革就成为他们中的许多人的选择了。

　　这样看来，多数党员领导干部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主要还是由于两条路线对于他们自身利益损益程度的不同造成的。他们支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除了认识的原因以外，主要还是由于这条路线保护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虽然口头上说拥护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实际上却抵制、抗衡这条文革路线，除了认识的原因以外，主要还是因为这条路线破坏了他们的既得利益的缘故。

　　当然，这个时候的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也并非固若金汤、铁板一块，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运动的深入，以及自身认识的深化，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全面夺权的浪潮中，就有不少干部起来造反，进行自我革命，投身于文革的洪流，在三结合中以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到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从而将文革推向前进的。

　　4、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既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那么文化大革命就必须依靠群众参与才能够取得成效。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与人民群众在文革中的行动存在密切联系的。是否依靠群众进行文革，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分歧。人民群众的主体是工农群众，因而是否依靠群众，实际上就是是否依靠工农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样两条路线在是否依靠群众上的分歧，实际上就是是否依靠工农群众进行文革方面存在的分歧。这是关系到文革要不要扩大到工厂、农村的问题。

　　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可以看到，双方在文革要不要发展到工厂、农村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要发展到工厂、农村的。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是反对文革向工厂、农村发展的。文革要不要发展到工厂、农村，又关系到工农群众能不能登上文革舞台。因而在文革是否要发展到工厂、农村方面存在的分歧，直接关系到是不是依靠工农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工农群众是文革的主力军。没有工农群众参加文革，没有工农群众以主力军的形式出现于文革舞台上，要想使文化大革命取得实质性成效，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不可能的。两条路线存在的严重分歧，在要不要工农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比较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要想取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找到现实的依靠力量。这个力量光靠由青少年组成的红卫兵以及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虽然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够起到思想启蒙和宣传鼓动作用，但是却难以承担起使文革取得实质性成效以及将文革进行到底的重任。这样要想使文革取得实质性成效，将文革进行到底，就必须有工农群众的参加才有可能办到。因而工农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

　　工农群众是否参加文化大革命，是由文革能否发展到工厂、农村来决定的。文革能否发展到工厂、农村，又是取决于两条路线在党内所处的地位。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如果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党内占据指导地位，那么文革就要向工厂、农村发展；如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据指导地位，那么文革就难以向工厂、农村发展。正是由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党内占据了指导地位，因而才决定要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工农群众才能够由此登上文革舞台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从两条路线在党内的斗争态势出发，分析文革是否发展到工厂、农村，以及工农群众能否登上文革舞台的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是具有联动关系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状况决定着文革是否发展到工厂、农村，而文革是否发展到工厂、农村又决定着工农群众能否以主力军的形式登上文革舞台。同时，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又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推向前进，影响着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及其发展。不仅如此，工农群众能够登上文革舞台，也是因为工农群众在社会政治力量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工农群众为维护阶级利益的要求所决定的。因而一旦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党内占据指导地位，引导工农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就迅速响应，一哄而起，如影随形般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承担起文化大革命的重任。

　　5、军队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做坚强后盾，是不可能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成分，因而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获得军队的支持。没有军队的支持，没有军队做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的。军队支持文化大革命，做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最终还是取决于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否能够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并获得军队领导人的支持。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军队指挥权掌握在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就要在军队内部进行文化大革命，揪出军内走资派，清除军内修正主义分子。鉴于军队在无产阶级政权中的特殊地位，因而进行军队文革要谨慎行事，对军队文革的范围、步骤、方式作出特别规定，以便在进行军队文革的时候，还能够为地方文革提供有力保障。这是与文化教育单位、党政机关以及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有所不同的。

　　两条路线是在党内进行的斗争，军队并不以独立身份介入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因为军队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哪条路线在党内占据了指导地位，就可以按照组织程序获得军队的支持，从而成为路线执行的工具。但是，这并不表明军队领导人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处于无关紧要的地位。实际上，鉴于军队的特殊作用，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无论哪条路线要在党内占据指导地位并得以有效地执行，都离不开军队领导人的支持。从这里可以看到，虽然军队并不介入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但是军队领导干部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又起着特殊、关键的作用。

　　实践出真知。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程中可以看到，路线的正确与否最终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得到证明。虽然路线的正确与否并不是由于军队领导人的支持决定的，但是无论哪一条路线要想在党内取得指导地位并得以贯彻执行，又是离不开军队领导人支持的。在路线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由于立场、认识以及其它复杂的原因，人们一时难以对路线的正确与否做出结论，这个时候更需要军队领导人的支持。

　　一般说来，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党指挥枪的原则出发，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管哪一条路线在党内占据指导地位以后，军队就是执行路线的工具了。但是，如何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取得指导地位，能不能执行党指挥枪的原则，践行这一路线，还是取决于军队领导人的态度。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能不能取得军队领导人的支持，就成为在路线斗争中能否在党内取得指导地位和得以执行的必要条件。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又从外地调两个陆军师到北京维护治安，首都工作组指挥下的部队一度达到了十多万人。[3]这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首都秩序的稳定提供了可靠保障。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在党内的接班人地位，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党内态势变化的关键环节。为了稳妥起见，也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周恩来出面征求了军内老帅和军队负责人的意见以后，才得以实行的。[4]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中央又下发了不得动用军队、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又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军队支持文化大革命，维护工农业生产的发展。[5]这些行动为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并得以执行创造了重要条件。后来发生的怀仁堂事变则是从反面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军队虽然并不直接参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却是路线斗争的坚强后盾。两条路线的斗争及其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与执行，没有军队领导干部的支持是难以实现的。因而军队领导干部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军队在路线斗争中的作用，只能限定在路线斗争的范围内，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进行，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军队领导干部是以党内干部而不是以军队代表身份参与路线斗争的。在这方面如果有谁想实行枪指挥党（即“军党论”），企图以武力干涉党的路线，都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历史上发生的张国焘路线及其军阀主义作风，就是践踏党指挥枪的原则，企图以武力干涉党内路线斗争的一个例证。不论是先前的张国焘事件还是后来的高饶事件、文革中期发生的林彪事件，都是在“军党论”上栽了跟头的。

　　军队并不干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但是要在路线斗争中获得党内的指导地位并得以执行，又是难以离开军队领导干部支持的。这种支持是军队领导干部以党员干部身份参加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来实现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必须正确对待并准确界定军队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作用。如果军队及其领导干部直接干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会践踏党指挥枪的原则，还会犯“军党论”的错误；如果军队及其领导干部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消极对待，看风使舵，不能为正确的路线保驾护航，不仅难以起到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还会成为执行错误路线的工具。这是违背文革潮流和历史发展规律的。

　　6、两条路线在党内斗争态势的演变及其发展方向。

　　两条路线，一个是毛泽东代表的路线（即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是刘少奇代表的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这两条路线在内涵上的不同表现在，是否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在特点上的不同表现在，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党组织（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斗争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派还是造反的群众和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两条路线在党内斗争中的态势不断发生着变化。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决定向党委瘫痪的单位派出工作组，在党委或工作组领导下进行文化革命。在运动中，党委或工作组负责人将向党委或工作组造反的不少师生和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分子。这个时候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处于次要地位。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党内表现为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斗争，在社会上则表现为师生中间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

　　以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为标志，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的指导地位发生了转换。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退居次要地位。即便如此，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执行中却遭到了重重阻挠，而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仍然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间。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遭到的重重阻挠，恰恰是由于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仍然在党内存在造成的。这个时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党内表现为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贯彻执行过程中遭到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干部的抵制和抗衡，在社会上表现为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的激烈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点明了这条路线在党内存在的严峻性，这在客观上也反映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深受这条路线影响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6]为了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放下包袱，解放思想，投身到文革的洪流中，从十月九日到十月二十八日用了整整二十天的时间，召开了具有民主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希望这些领导干部能够站到文革的立场上，支持造反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事与愿违，这些领导干部在会后仍然我行我素，默守陈规，抵制、抗衡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些领导干部的头脑中仍然顽固地存在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

　　这个时期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上，具体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表现出来。不仅如此，两条路线的斗争还表现在文革要不要扩大到工厂、农村，工农群众要不要登上文革舞台。安亭事件鲜明地将这个问题摆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面前。这个时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党内表现为工交座谈会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斗争，在社会上表现为工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最后以“工业十条”（草案）、“农村十条”（草案）的先后颁布为标志，开始了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

　　我们看到，毛泽东、刘少奇代表的两条文革路线在党内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而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则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随后在贯彻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过程中，却遭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抵制。这表明党内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表现在对于文革的抵制、抗衡上，还表现在要不要进行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上。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是在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阻挠以后，才将文化大革命扩大到工厂、农村，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的。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指出的方向，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向。

　　以上我们对两条路线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红卫兵运动、党员领导干部、工农群众、军队的关系进行总结性分析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剖析了两条路线在党内斗争态势的演变及其发展方向。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将两条路线斗争中的阶级性与认识分歧区分开来。红卫兵运动的分裂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红卫兵运动中的反映，两条路线在党内斗争中的态势决定着两派红卫兵在运动中的发展态势及方向。两条路线的斗争导致党员干部队伍的分化，党员干部的分化及其对待文革的态度除了认识的原因外，主要还是由于两条路线对于他们的损益程度不同造成的。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相当多的党员领导干部对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采取抗衡的态度了。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这是因为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也是由于文革是维护工农群众根本利益的举措。军队并不以独立身份参加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但是军队领导干部是以党员干部身份参加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能否获得他们的支持成为路线执行的必要条件。

　　虽然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态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了指导地位，但是在贯彻执行中却遭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阻挠。这表现在一大批深受这条路线影响的党员领导干部仍然对文革表现出反对和抗衡的态度。在说服教育难以取得根本性成效的情况下，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就只有动员群众从这些人手中夺权了。

　　由此我们看到，虽然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占据了指导地位，但是对文革进行的拨乱反正却遭到了许多党员领导干部的阻挠和抗衡，致使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文化大革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由拨乱反正转向全面夺权阶段的。因而我们说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文革从拨乱反正转向全面夺权的直接动力。

　　二○二二年八月十三日

　　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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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第94页至95页；[53]，第92页致106页；[56]，第74页；[83]，第76页；[88]，第109页；[89]，第112页至113页；[118]，第90页至91页；[119]，第91页；[121]，第94页；[146]，第134页；[158]，第139页至140页；[193]，第71页；[238]，第168页，170页；[241]，第134页。

　　23、《清华蒯大富》许爱晶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132]，第116页；[133]，第137页至139页，163页，165页，167页至168页，173页至174页；[139]，第116页，139页至141页；[262]，第88页至89页，93页至95页。

　　24、《王大宾回忆录》王大宾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二○一五年十月第一版。

　　[135]，第24页至25页；[137]，第106页至107页；[138]，第105页，109页，111页至113页；[263]，第21页至23页，102页至112页。

　　25、《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述实》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九月第一版。

　　[99]，第166页，171页。

　　26、《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记者的笔记》纪希晨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二版。

　　[101]，第103页。

　　27、《浪中记事》苏双碧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五年五月第一版。

　　[164]，第186页至189页；[179]，第198页；[180]，第204页至205页。

　　28、《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徐晓 丁东 徐友渔 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一月第一版。

　　[152]，第167页至169页；[165]，第112页至122页；[166]，第3页，22页，336页至338页，342页，224页；[168]，第222页；[169]，第6页；[170]，第9页，10页，11页；[171]，第343页，344页，222页；[173]，第125页至134页。151页至160页；[174]，第23页至41页，42页至102页，165页至166页；[175]，第405页；[176]，第223页；[177]，第224页；[181]，第229页至230页。

　　29、《观察者网》：2014年2月1日，标题《宋彬彬上月为文革时作为道歉 受害校长丈夫拒绝接受》

　　[189]。

　　30、《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六年第十期。

　　[206] ，[223]，[249]，[260]，第5页。

　　31、《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六年第十一期。

　　[51]，第33页。

　　32、《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六年第十二期。

　　[52]，第15页至16页。

　　（二）围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的斗争。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32]，第306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5]，第100页至101页；[26]，第119页；[37]，第124页至125页；[83]，[85]，[87]，第145页；[89]，[91]，第141页至142页；[112]，第134页；[149]，第155页至157页；[157]，[158]，[159]，第143页；[160]，第144页；[161]，第144页，147页；[162]，第145页至146页；[163]，第146页；[164]，[165]，第145页，147页；[166]，第147页，148页；[167]，第144页至145页，146页至147页，148页；[175]，第144页，145页；[177]，第43页；[238]，第178页；[239]，第179页至180页；[242]，第183页，158页；[246]，第71页至73页；[249]，第207页；[262]，[292]，第164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29]，第173页；[131]，第246页。

　　4、《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9]，第1434页至1436页；[10]，第1437页至1438页；[15]，第1439页至1440页；[23]，第1440页；[32]，第1438页；[45]，第1344页；[59]，第1443页至1444页；[61]，第1444页；[62]，第1445页；[63]，第1446页；[67]，第1482页；[69]，第1482页；[70]，第1446页至1447页；[73]毛传下，第1423页；[76]，第1469页；[77]，第1451页；[90]，第1254页；[127]，第1229页至1230页；[128]，第1309页，1368页至1371页，1373页；[130]，第1426页至1429页；[168]，第1389页至1390页；[176]，第1407页至1408页；[224]，第1423页；[247]，第1419页；[248]，第1481页至1482页；[255]，第1461页；[257]，第1462页，1460页；[261]，第1422页；[289]，第1417页；[290]，第1446页；[291]，第1444页；[293]，第1447页；[294]，第1449页，1451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8]，[254]，第521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6]，第612页；[8]，第612页至613页；[14]，第604页至605页；[18]，第617页至618页；[48]，第630页；[56]，第593页，601页，605页；[57]，第601页；[109]，第623页至624页；[114]，第630页；[182]，[190]，第622页；[211]，第606页；[223]，第622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0]，第1页至2页；[65]，第2页；[78]，第2页；[79]，[80]，第3页；[86]，第12页；[151]，第3页；[152]，第5页至6页；[153]，第6页至7页；[154]，[155]，[156]，第7页；[170]，第12页；[256]，第89页。

　　8、《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修订本·大字本），李慎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31]，第161页。

　　9、《周恩来传》（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64]，第1878页至1879页；[66]，第1884页至1885页，1886页；[68]，第1915页；[102]，第1880页至1881页；[117]，第1884页至1885页；[147]，第1883页至1884页。

　　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22]，第52页；[24]，第51页；[25]，第54页；[27]，第57页；[50]，第56页，59页至61页，64页；[82]，第76页；[95]，第76页至77页；[96]，第77页；[97]，第77页至78页；[98]，第79页至80页；[99]，第81页；[100]，第81页至82页；[101]，第83页；[103]，[105]，第80页；[106]，第81页；[148]，第79页，80页；[169]，第83页；[172]，第83页至84页。

　　11、《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吴庆彤著，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一月第二版。

　　[29]，第44页至45页。

　　12、《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126]，第426页，444页至445页。

　　13、《刘少奇传》（下），编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编 金冲及，副主编 黄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

　　[113]，[115]，第1044页；[119]，第1045页至1046页；[120]，第1042页至1043页；[122]，第1043页。

　　14、《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编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编 刘崇文 陈绍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九月第一版。

　　[111]，第650页；[118]，第651页；[144]，第651页至652页。

　　15、《刘少奇冤案始末》黄峥著，九州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一月第一版。

　　[108]，第33页至34页；[110]，第34页；[116]，第35页；[143]，[146]，第37页至38页。

　　16、《邓小平传（1904—1974》（下），编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 杨胜群，副主编 刘金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八月第一版。

　　[136]，第1347页；[138]，第1348页。

　　17、《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编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 杨胜群 闫建琪 副主编 蒋永清，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104]，第1932页； [107]，第1933页；[135]，第1932页；[140]，第1933页；[145]，第1934页。

　　18、《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毛毛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年十月第二版。

　　[142]，第32页。

　　19、《陈毅传》《陈毅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七月第三版。

　　[227]，第345页；[228]，[229]，第347页；[235]，第351页。

　　20、《叶剑英传》《叶剑项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三月第一版。

　　[230]，第576页。

　　21、《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 编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编 刘继贤，副主编 张东辉 丁家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四月第一版。

　　[201]，第948页，950页；[225]，第934页；[231]，第952页至953页；[232]，第952页；[236]，第961页。

　　22、《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25]，第39页，130页至143页，42页，241页至243页，246页。

　　23、《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243]，第72页，73页，78页至79页，80页，81页至82页；[245]，第83页至85页。

　　24、《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渭清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十月第一版。

　　[250]，第539页，545页至547页。

　　25、《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七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汇 编。

　　[75]，[251]，第164页。

　　26、《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米鹤都编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二○一五年四月第一版。

　　[264]，第101页至102页。

　　27、《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4]，[11]，第46页；[47]，[55]，第69页；[60]，第70页；[81]，[84]，第75页；[88]，第75页至76页；[121]，[123]，第79页；[124]，第79页至80页；[141]，第80页；[171]，[173]，第85页；[187]，第73页；[191]，[192]，第87页；[195]，第76页；[276]，第114页至115页；[277]，[279]，第115页；[281]，第115页至116页；[282]，第117页；[283]，第124页至125页；[284]，第106页；[286]，第106页至107页；[288]，第118页。

　　2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3]，第222页至223页；[19]，第224页至229页；[20]，第261页；[28]，第277页；[30]，345页；[33]，第303页；[35]，第303页，308页；[36]，第304页至305页；[38]，第306页至307页；[44]，第215页；[52]，第273页至274页；[53]，第277页至278页；[183]，第279页至280页；[188]，第280页至281页；[193]，第291页；[194]，第290页至291页；[197]，第291页；[199]，第291页至292页；[200]，第332页；[202]，第333页，332页，334页；[220]，第291页；[233]，第337页；[252]，第295页；[260]，第337页至338页；[265]，第338页；[267]，第338页至339页；[269]，第339页；[271]，第340页；[272]，[274]，第340页；[275]，第224页至225页；[278]，第339页至340页；[280]，第340页至341页；[285]，第349页；[287]，第351页；[295]，第279页至280页；[296]，第344页。

　　29、《“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 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

　　[16]，第97页；[21]，第82页，83页；[43]，第101页至106页；[54]，第96页；[189]，第97页；[263]，第122页；[266]，第121页至122页；[268]，第123页；[270]，[273]，第123页。

　　30、《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张云生著，春秋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184]，第42页，43页；[196]，第57页；[198]，第27页，29页，30页至31页。

　　31、《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244]，第40页至41页。

　　32、《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二版。

　　[46]，第457页；[51]，第412页至413页；[137]，第418页。

　　33、《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41]，第509页；[42]，第482页至484页；[134]，第511页；[139]，第511页至512页。

　　34、《王大宾回忆录》王大宾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二○一五年十月第一版。

　　[12]，第25页至26页。

　　3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二年八月第一版。

　　[74]，[253]，第757页。

　　3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八月北京第二版。

　　[133]，第347页。

　　37、《“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7]，第82页至85页；[17]，第162页至163页；[34]，第94页；[39]，第116页；[72]，第134页；[92]，第133页至136页；[93]，第136页至139页；[94]，第139页至141页；[150]，第143页至150页；[178]，第76页；[185]，第132页；[186]，第132页至133页；[203]，第154页至155页；[204]，第155页；[205]，第155页至156页；[206]，第156页；[207]，第156页至157页；[208]，第158页至159页；[209]，第159页至160页；[210]，第160页至161页；[212]，第161页；[213]，第175页至176页；[214]，第176页至177页；[215]，第177页至178页；[216]，第178页至179页；[217]，[218]，第179页；[219]，第179页至180页；[221]，第76页；[222]，第82页；[226]，第85页；[234]，第168页；[237]，第136页；[240]，第132页；[241]，第162页至163页；[258]，第134页；[259]，第4页至11页。

　　38、《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179]，第269页；[180]，第271页；[181]，第274页。

　　39、《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六年第十期。

　　[1]，第2页至3页；[2]，第3页至4页；[3]，第6页；[49]，第8页至9页；[71]，第3页至4页。

　　40、《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六年第十四期。

　　[174]，第1页至3页。

　　（三）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

　　1、《列宁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119]，第407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第59页至60页；[12]，第69页至70页；[20]，第137页至138页；[27]，第122页至123页；[104]，第124页；[172]，第173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第1489页；[3]，第1508页；[5]，第1427页；[6]，第1439页；[10]，第1451页；[82]，第1455页；[131]，第1457页；[146]，1423页；[164]，第1458页；[176]，第1423页；[178]，第1489页至1490页；[180]，第1391页；[181]，第1459页至1460页；[182]，第1462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593页；[7]，第620页至621页；[8]，第622页；[16]，第625页；[17]，第627页；[18]，第627页至628页；[19]，第628页；[22]，第622页；[25]，第612页至613页；[26]，第622页，631页至632页；[28]，第631页；[120]，第622页；[179]，第358页，392页，406页，441页至442页，445页，453页，454页，457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9]，第12页；[21]，第15页至16页；[23]，第12页；[30]，第22页；[31]，第18页；[32]，第19页；[51]，第15页至16页；[83]，第16页；[92]，第16页至17页；[117]，第22页；[123]，第16页至18页；[133]，第19页；[167]，第22页。

　　6、《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修订版·大字本）李慎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135]，第161页。

　　7、《周恩来传》（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121]，第1894页；[134]，第1898页，1901页；[138]，第1898页至1899页；[150]，[156]，[158]，第1900页；[161]，第1901页。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136]，第92页；[140]，[142]，第97页；[155]，第98页至99页；[157]，第100页至101页；[166]，第97页；[168]，第100页。

　　9、《刘少奇传》（下），编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 金冲及，副主编 黄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

　　[106]，第839页。

　　10、《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34]，第72页至82页；[40]，第87页至88页；[42]，第89页；[45]，第90页；[55]，第90页至91页，92页；[57]，[59]，第92页；[61]，第92页至93页；[63]，[65]，第93页；[66]，[68]，第93页至94页；[70]，[72]，第95页；[74]，第96页；[76]，第20页；[77]，第98页至99页；[80]，第97页至98页；[85]，[87]，第96页至97页；[88]，[89]，第98页；[93]，[101]，第72页至82页。

　　11、《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下），张化、苏采青主编，郑谦、王寅城副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年 一月第一版。

　　[122]，第742页；[126]，第742页至743页；[127]，第743页至744页；[130]，第745页；[132]，第745页至746页；[137]，第744页至745页；[139]，第746页；[141]，第746页至747页；[143]，第747页；[144]，第747页至751页；[145]，[148]，第752页；[152]，第752页，740页至741页；[153]，第740页至741页；[154]，第755页；[159]，第753页到754页；[160]，第752页至753页；[169]，第754页；[173]，第755页至756页。

　　12、《巳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事实的回忆》，朱永嘉口述，金光耀 邓杰整理，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十二月出版。

　　[58]，[60]，第142页；[62]，第142页至143页；[86]，第144页。

　　13、《“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00六年一月第三版。

　　[24]，第139页。

　　14、《“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 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

　　[47]，[53]，第434页。

　　15、《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29]，第112页至114页；[39]，[44]，第93页；[46]，第93页至94页；[50]，第93页；[52]，[54]，第94页；[69]，第94页至95页；[71]，第95页；[79]，第94页至95页；[81]，[96]，[98]，第96页；[102]，第96页至97页；[105]，第92页；[128]，[129]，第99页；[147]，第102页；[151]，第101页；[163]，[165]，第102页；[174]，第103页；[185]，第104页。

　　16、《〈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33]，第260页；[35]，第228页至229页；[36]，第261页；[38]，第309页；[41]，[43]，第310页；[48]，第311页；[49]，第310页；[56]，[64]，第311页；[67]，[73]，[75]，[78]，[84]，[90]，第312页；[94]，第309页；[95]，[97]，[99]，第313页；[100]，第313页至314页；[103]，第303页，308页；[107]，第312而至313页；[108]，第318页；[109]，[110]，第314页至315页；[111]，第315页；[112]，第316页；[113]，第317页；[114]，第317页至318页；[115]，第318页；[116]，第319页至320页；[118]，第319页；[124]，第322页至323页；[125]，第320页；[149]，第751页；[171]，第327页；[183]，第309页。

　　17、《“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14]，第110页；[15]，第76页；[37]，[91]，第76页；[162]，第76页；[170]，第182页至183页；[175]，第189页至190页。

　　18、《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六年第十期。

　　[11]，[13]，第8页。

　　19、《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

　　[184]，第14页。

　　（四）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是文革从拨乱反正转向全面夺权阶段的动员令。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3]，第72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第1443页至1444页；[4]，第1482页至1483页；[5]，第1459页至1460页；[8]，第1460页至1461页；[14]，[17]，第1508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7]，第285页，368页，505页，572页。

　　4、《张春桥狱中家书》张春桥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版。

　　[9]，第127页至128页。

　　5、《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徐景贤著，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10]，第6页至8页。

　　6、《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12]，第548页；[13]，第541页，542页至543页；[15]，第544页至545页。

　　7、《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二版。

　　[1]，第408页至409页；[11]，第459页至460页。

　　8、《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6]，第724页至725页。

　　9、《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七年第一期。

　　[16]，第9页。

　　（五）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文革从拨乱反正转向全面夺权阶段的直接动力。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2]，第1031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第1438页，1472页至1479页；[6]，第1443页至1444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521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4]，第46页。

　　5、《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一个工作组成员的亲身经历》张民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九年四月第一版。

　　[3]，第74页至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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