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胡乔木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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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金冲及


　胡乔木是人们公认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又被邓小平称为“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而他在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时为自己填写的学术职务，用的是四个字：“党史学者”。的确，在中共党史领域内投入过那么大精力、并且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深远影响的，很少有人能同他相比拟。

　 大家都熟知，胡乔木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接着便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51年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新中国第一本比较完整的党史读本；从1979年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些工作对中共党史研究所起的指导作用，已不需要用很多话来说明了。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也是一部影响很大的党史著作。由于这本书是胡绳主编的，人们对胡乔木所起的作用往往了解不够。我可以说参加了这本书编写的全过程，在胡乔木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有责任依据当年笔记和个人记忆，把有关情况简要地记录下来。

　一、《七十年》的编写准备

　 《七十年》的编写是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提出来的。这个领导小组成立于1985年3月，由杨尚昆任组长，胡乔木、薄一波任副组长（以后又相继增加邓力群、胡绳两位副组长，但没有组员）。那时，党史著作往往只写到1949年，少数写到1956年，个别写到改革开放。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早就有意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还考虑写出一部篇幅不太大的党史简本。

　正式提出编写《七十年》这样一本书，是在1990年3月举行的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这样的会以前还没有开过。会上，薄一波、胡乔木、胡绳先后讲话。薄一波一开始就说：现在我们急需有一部好的党史，写出来供大家看，现在越来越需要，刻不容缓。他特别强调这本书一定“要真实”。他还说：乔木同志非常关心这件事。胡乔木接着讲话。他说：刚才一波同志提出，编写一部正式的、好的、真实的中共党史，刻不容缓。我完全同意他的讲话，希望参加这次会的中央和地方的全体同志能够集中力量，统一步伐，努力实现一波同志所代表的所有老同志的愿望。他还着重讲了党史工作的战斗性、科学性、精密化、需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加强并改善党史和革命史的教育宣传工作等问题。胡绳讲了要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史研究。

　会后，胡乔木抓得很紧，立刻布置党史研究室草拟出一份写作《七十年》的提纲。4月20日，他看了提纲后说：对历史要有一个观察点，发表评论要有个思路。当然，历史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很曲折。回顾历史，找到个脉络，才能笼罩全书，才有这么一口气。《七十年》要贯穿一个思想：中国搞革命，搞建设，马列主义原则在中国实践里面怎样结合起来，要进行探索，要靠中国人了解情况，在此基础上下正确的决心。这中间会碰到各种挫折，但我们党还是总结了教训。就基本方向来说，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为中国人民谋福利。尽管犯了错误，还是要为人民谋福利，把中国推向现代化。整个书要有这个思路。他叮嘱：尽管现在写出来的这个提纲，条理还显得不清楚，看不出主要写什么，但可以先送力群、胡绳同志看看。

　 第二天，他找几个人谈话时又说：商量一件事。明年是党成立70周年，中央党史研究室预备写本书：《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他特别强调思路要清楚，条理要清楚。他谈了对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许多问题的看法。例如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他说：两种趋势，结果“左”的倾向还是要起来，这根本上可以说是历史的盲目的惯性，还是要靠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先是要“大跃进”，后来不行了，又搞阶级斗争、群众运动。这历史相当错综复杂，怎么理出一个头绪来，很不容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是骨架。现在要写很多的历史事实，具体的历史事实。

　几个月后，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写出了初稿（胡乔木指定我参加写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那两章的初稿）。1990年8月27日，胡乔木又邀几个人来谈《七十年》这部书，邓力群、胡绳都参加了。他一开始就说：写一部70年的历史，如果平铺直叙，像老的党史那样，不可能吸引今天的青年和思想界的注意。这个稿子，一方面要对党的历史做个总结性的回顾，有所肯定、评价和批评；一方面要答复青年中一些与党史有关的重要的思想上的问题，一些错误歪曲的看法。要写出我们党的特点，70年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的党，这是最主要的，叫人看了以后感到确有说服力。有这个目的和没有这个目的，写起来很不一样。要有五分之一篇幅带有议论，才有话可说。

　胡乔木的讲话中有几句话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他说：一本书，应该是一篇长的论文，不可避免地带有论战性，等于一个党史的演说家在演说，要引起广泛的兴趣。他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过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党。那么小的一个党很快形成那么大的一个局面，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过。除了这个党以外，其他党没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一本书虽然小，但内容是波澜壮阔的。要有些议论，真正有启发性的。如果老说讲了多少遍的话，读者也不会有兴趣，我们也没有兴趣。历史需要不断重新观察，每次观察都要有新的内容。历史是非常丰富的，可以从许多角度观察。宣传党的70年，要看到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是老一套的重播一遍，确实是说出许多新的东西。

　 我当时的印象，胡乔木本来是准备由他自己来主持编写这部书的：多次有关会议和谈话都由他主持；编写提纲的初稿先是送给他看，他再嘱咐送给邓力群、胡绳看。胡绳最初并没有为此找我们谈过话，我的记录中，他第一次找我们谈是在这年的10月9日，并且一开始就说：这本书，我有些力不从心。看来，这时候才刚刚明确要他担任《七十年》的主编。

　后来看到胡绳写的《胡乔木和党史工作》中间有一段话：“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一九九○下半年集中力量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准备把它作为党史简本，纪念即将到来的建党七十周年。胡乔木同志很支持这个做法，还打算自己主持这部书的定稿工作，为此他在一九九○年八月二十七日约了几位有关的同志讨论这事。但是，由于健康状况，他不可能按预定计划来进行这项工作。”以后，又得知胡乔木是在这年9月确诊患有前列腺癌的。看来，我当时那个印象（指胡乔木原来准备自己来主持编写这部书）并没有错。

　二、审阅和修改《七十年》

　1991年1月，胡绳带了龚育之、沙健孙、郑惠和我到玉泉山进行《七十年》的修改定稿。6月，为了修改改革开放以后那部分内容，又增加了王梦奎。

　 这项修改定稿工作的大致顺序是，先由胡绳谈对全书如何修改的思路，再由各人按分工对初稿进行较大幅度的修改。每一章在修改前或修改后至少进行两次集体讨论，主要由胡绳谈如何修改的具体意见，有些问题也一起进行了议论。再由各人按照讨论意见进行反复修改。各人改定后的稿子，再陆续送交胡绳，最后由他字斟句酌地改定。修改定稿的工作足足进行了半年多。

　这时，胡乔木的健康状况恶化得很快，人已十分疲乏，但他仍抱病坚持为纪念建党70周年写成《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篇分量很重的文章，在6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还开始着手为写作《回忆毛泽东》同编写组成员进行多次谈话。

　鉴于这种状况，在《七十年》的修改过程中自然不便多去打扰他。不过，胡乔木心里还是惦记着修改工作的进展。正如胡绳所说：“如果得不到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同志之一的胡乔木同志的认可，我们不能安心地出版这本书。这时，胡乔木同志在北戴河休养。从北戴河得来的信息是，他现在精力很差。他要求我们考虑是否以某种非正式的形式出版这本书，并只在一定范围内发行，以便于征求意见，修改得完善一些再出版。于是我代表写作班子到北戴河和他商量这件事。7月28日，我在北戴河和胡乔木同志会面。他的确神情疲乏，因为担心我们写的书达不到必要的水平，所以提出上述的要求。”

　胡绳建议他看一下第七、八、九章的稿子，如果这部分稿子站不住，就不必考虑全书的出版了。没有想到，重病中的胡乔木只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就看完这部分20万字的稿子，并且批注了许多意见，有些地方还动手做了修改。他高度评价写作班子的工作成果，并且建议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出版这本书。

　 胡乔木对《七十年》批注的意见和所作的修改，胡绳在《胡乔木和党史工作》中有详细的介绍，这里本来不需要重复。但为了使读者对“胡乔木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个主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只得从胡绳已经介绍过的内容中再简单地选出两个例子来说说。

　在“八大二次会议”那一段中，他加写了：“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有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使中央和全党打开新的思路，力求继承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振奋精神，寻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两个会议对中央和全党的工作又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两个会议都对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以及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他们代表党中央的大多数，而且他们的主张得到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和八届一中全会的确认）作了不适当的批判。从而造成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他所说的两个方面的影响是：第一，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第　二，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

　在全书“结束语”中的“曲折的经历”一节中，谈到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问题时，原稿写道：“一般地说，在这方面世界上并没有现成的完备的经验；特殊地说，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也不允许照抄别国的经验。”胡乔木对前一层意思加写道：“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任何一国的历史都不可能是另一国历史的重复。各国党和人民都必须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对后一层意思，他改写为：“中国由于是一个与任何欧洲国家不同的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而又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并且对于照抄苏联经验有过十分痛苦的教训，这就更不允许照抄别国的经验。”

　这里只是挑选的两个例子，改动之处其实不少。谁能想到，这些思维缜密而深刻的修改，竟是一位重病在身的老人在5天内看完20万字文稿时写下来的。

　可以对胡绳上述回忆进行补充的是，胡绳在8月3日下午给在玉泉山参加修改工作的同志写来一封信。信中写道：

　玉泉山诸同志：

　八月三日上午与乔木、力群同志谈，乔木同志除对《七十年》作了高度评价外，说了以下几点意见（已经改或写在本子上的不重复）。

　 一，对任弼时同志要适当的说到。如他留守陕北，他的《土地政策的若干问题》，也许在西柏坡中央领导同志集合时可提到他（我未来得及复查，似手稿上是提到过，请查补）。

　二，成都会议的内容要讲一下。

　三，“大跃进”在成就一方面要加重，如它在破除迷信、振奋精神、各地方比较普遍地建立了工业基础等。但不必把写在后面的材料调到前面来。

　 四，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固然错了，但是不是完全无中生有（地主中有“翻天账”的，台湾海峡形势）。

五，《农业四十条》只是和一些地方同志酝酿形成，深耕、密植两条全无科学根据，其所提出的指标未经过调查，无根据。

　六，对“文革”要说，毛渐渐发现红卫兵、造反派并不是对他的思想和主张的忠实的信徒。他原以为二三年即可收场，总是幻想使“文革”有一个好的结局（这类意思原文中似是有的，但可说得更明显）。

七，说晚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还太一般化。可以说，他接近和信任的人越来越少，他对具体情况不了解，其想法就越来越抽象化。

八，“文革”中对正面人物要大树特树，被迫害致死、坚贞不屈的同志（刘、彭、贺、张闻天、陶等）。被结合的干部，大多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党为国家任劳任怨地工作（以周、邓为代表），还有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是真正代表党、代表人民的。

九，医学上的成就（如断臂再植，还有其他），农学上的成就（杂交水稻、优种小麦，这些是对7%的耕地养活22%的人起了重要作用的），要提到。

　十，结束语中要加一段，讲现在还落后，必须急起直追，卧薪尝胆，在世界形势严峻、科技发展迅速的情况下，必须这样做。

　十一，在适当地方强调爱国主义。例如，广州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可引用陈毅<？>说的，知识分子在三年困难期间同甘共苦，没有理由不信任他们。在“文革”部分也可适当讲到这点（在“文革”的灾难下，但广大群众仍然拥护党，爱国）。

十二，后记中不说“未经中央审定”。要欢迎提意见，以便在适当时修订再版。

我只能简单地复述这些意见，请考虑，再用几天时间精心修改。附上乔木同志看过的稿子。

敬礼!

胡绳 八月三日下午

总是不停地想问题，从各个角度反复思考，指导工作具体细致，确是胡乔木的重要特点。

　三、《七十年》的批准出版和评论

　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开会批准《七十年》的出版，是胡乔木向组长杨尚昆提议的。

　会议于1991年8月8日在北戴河杨尚昆住处召开。参加的有杨尚昆、胡乔木、邓力群、胡绳（薄一波有事没有参加）。列席的有逄先知、沙健孙、郑惠和我（记不起龚育之那天为什么没有去）。杨尚昆宣布开会后，先由胡绳详细地报告《七十年》的编写经过、一些重要问题是怎样处理的、存在的不足。他报告时，胡乔木作了多次插话，主要是讲一些人和重要事件如何表述。报告完后，邓力群、杨尚昆先后发言，对这本书作了肯定。

　胡乔木接着提出：我现在虽然写封信都很困难，但我愿意为这本书写个题记，表示对这本书负责。这本书究竟时间匆促，原来是为了纪念建党70周年，现在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本来想说最好的，人家可能不服气——是目前比较好的，因为篇幅和写法都适宜作为党史教材。有些地方有待进一步完善，欢迎大家提意见。表示这是中央党史小组负责的，写这么几句好不好?他说，早希望出一部完整的党史，薄老说希望活着时能见到。这本书实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愿望，又留有余地。写这么几句，也是对尚昆同志去年的话有个交代。

　他又说，有几个地方可以加几句话，其中一个是关于探索，在探索中曲折前进。为什么要探索，好像讲得不够清楚。八大不全面，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需要。要讲出一些道理，减轻一些毛主席个人的责任，不然讲不通。

　杨尚昆在会议结束时说：今天要算个正式会议，不是座谈，有结论。

　8月15日，胡乔木把《七十年》的题记亲笔写成了。他写道:先看了第七、八、九三章，“认为大致可以判断这本书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

　他接着写道：“当然，这部书并不是十全十美。党的七十年历史如此丰富，在一部四五十万字的书中不可能说得面面俱到，这是显而易见的。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详，必有所略。但取舍详略之际，考虑间有未周，在所不免。而知人论世之处，作者颇具匠心，究难悉当。至于编辑性的差错，恐怕更少不了。无论如何，写这样的书而能写成这样，是不容易的。”

　 除写这篇题记以外，胡乔木还继续对将要付印的书稿提出一些补充意见，有些还写成书面意见。

　8月底，《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终于出版。

　胡乔木继续把全书看完了。10月8日，在北京为这本书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出版举行座谈会。胡乔木抱病出席，并且发了言。

　他说：《七十年》印了500万册，《党史》上卷印了20万册，在广东一抢而空。这证明：一是读书者需要这样一些书，了解党的历史；二是这两本书比较认真，比较能满足需要；三是尽管出版业不景气，许多好书不容易出版，但只要确为群众广泛需要的好书，读者愿买来读的。

　他接着说：《七十年》我看完了。写《题记》时还只看了第七、八、九章和结束语。这本书确实把党的70年的历史都简要地写出来了。在这70年里，党曾经进行过哪些斗争，取得过哪些成就，犯过哪些错误，书中可以说大致写得一目了然，没有吞吞吐吐，躲躲闪闪，没有歪曲，没有夸大。这使我看了很觉得高兴。

　他说：固然，对党的历史上的大问题，党中央已作过明确的结论，这是这本书的指南，过去的党史论著也对党史上的许多具体问题作过多方面的探索，但是这本书的特色，却在于它并不满足于重复或引申已有的结论和研究成果，作者就党的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细节独立作出自己的判断，用的资料很多。体裁是夹叙夹议，这是贯穿全书的另一特色，这也使我读了觉得高兴。只叙述，难免沉闷枯燥。夹叙夹议，有些就在字里行间，与叙述分不开。希望以后出的同类著作都能采取这种体裁。书中对党史提出不少新颖的见解，如30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上海的文化界如胡愈之、陈翰笙同志的工作，是过去很少注意到的，写得很好。第七章“在曲折中的发展”，这段历史很难写，书中不仅提出事实，而且作了确切的解释。

　他最后说：这两本书的成功，表明我们的学术界、理论界有工作能力，还可以同样写出更多的好书来。有的是没有得到必要的指导和支持，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书目可以列出很多，问题是要有人出来组织和支持。希望中宣部牵头，把这样的书拿出来，一、二、三年都可以。有了《七十年》的前例，使我们有信心这样要求。

　前面写的，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胡乔木离开我们也已经快20年。在他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他那轻声细语而又滔滔不绝地说出许多深邃思想的形象依然活现在眼前。胡绳曾在《纪念乔木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中写道：“接触过胡乔木同志的人大概都知道，他是一个极其勤于思考的人。他在深谈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好像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个问题上去了。”“他为党做了许多宣传工作，但他决不是照本宣科。他是富于科学创造性的宣传家。”我想，借用这些话来结束这篇回忆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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