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飞：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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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前后

马云飞


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公元1959年4月27日。

无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在刘少奇的政治生涯中，这一天都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

4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坐落于中南海内的怀仁堂隆重举行。

4月27日，大会进入新的议程——选举国家机构领导成员。下午，代表们开始投票。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投票和检票，到5时许，大会执行主席彭真庄严宣布了选举结果：

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董必武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朱德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经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名，周恩来继任国务院总理。

执行主席话音刚落，与会代表全体起立，全场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掌声中，身穿深色中山装的刘少奇，习惯性地用手梳理了一下几乎全白头发，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一起，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缓缓站起来，微笑着接受代表们的祝贺。

在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10岁生日的前夕，在全体代表热烈祝贺的掌声中，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继毛泽东之后，成为共和国第二任国家元首。

巧合的是，这一年，刘少奇刚刚度过60岁的生日，同毛泽东5年前担任这个职务时同龄。

一封来信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关注

提名刘少奇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是在1959年4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做出的，但其中的酝酿过程却可以追溯到5年前，即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但是，在这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职务。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是无可质疑的，由他出任初创的共和国国家元首，也是众望所归。从年龄上说，那一年毛泽东刚过60岁，正是年富力强之际。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了呢？

当选国家主席后，作为一国元首，不可避免地要经常参加国事活动，出席各种外交礼仪。这一切，使毛泽东深感苦恼。他希望摆脱这些杂事的干扰，希望在藏书颇丰的书斋中静静地多读一些书，多思考一些国内国际上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的想法在党内高层领导人中多次说过。

多年同毛泽东朝夕相处、深知他的脾气秉性的老战友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都充分理解毛泽东的苦衷。

然而，这个想法，在党内更大范围内能够得到理解吗？党外人士、全国人民中间又如何看待这件事呢？对此，毛泽东心中没有底。他一直在寻找一个适当的契机，以期求得各方的理解。

机会终于来了。

事情是由陈叔通、黄炎培的一封信引起的。

1957年春季，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开门整风，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对共产党展开批评。4月30日，毛泽东以此为主题召开了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

同以往的国务会议不同，这次会议则显得别具特色。时间选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而地点则定在天安门城楼上，除应邀出席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知名人士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全部到会。仅此安排，便足以显示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重视程度。

会上，毛泽东真诚地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他从共产党开展整风的目的和意义谈起，讲到官僚主义的危害，讲到政权建设的前景，讲到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多年形成的互相监督、肝胆相照的密切关系。他诚恳而诙谐的讲话，使与会者深受感动，博得满堂掌声。

出乎与会者的预料，临近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话锋一转，谈起他不准备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的问题，并委托在座的诸位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刮点小风。

可以明显感觉到，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参加会议的党外人士感到了某种震动和不安。

果不其然，散会后，参加了会议的陈叔通和黄炎培连夜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陈叔通，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黄炎培，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都是资深望众的著名民主人士，同中国共产党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与毛泽东也交往颇深。

陈叔通和黄炎培的信写得真挚而恳切：

少奇委员长！

恩来主席！

昨毛主席于会议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泽东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我们两个人意见：不说拥戴的空话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我们的国家由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就七年来说，发展要算顺利的。但不可以不看出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更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似应再连一任，而于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任期四年”下加一句“连任不得过两任”，则以后依法办事，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不然，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以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我们期期以为不可。至于代行职权，亦可在宪法上规定副主席二人或三人，前年委员长已代行过职权，接见外国使节，本来应该在宪法上加以修改。此事关系重大，应请先由党、政府慎重考虑，暂不透露。特予秘陈。并请考虑应否及时与在场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陈感想，即请转陈毛主席，同时我们相约勿遽外传。

至于领导上工作长期高度紧张，这点确值得大大注意，今后必须在安排对内对外工作时，尽可能使倾向宽舒，似乎各位领导者都有这样必要。如蒙同意，亦乞通知进行。

披沥直陈，统希亮察

顺致

崇敬！

陈叔通

黄炎培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

陈叔通、黄炎培的来信经刘少奇、周恩来阅后，转到毛泽东手中。

5月5日，毛泽东仔细阅看了陈、黄的来信，提笔在信中作了多处批注：

在来信谈及台湾尚未解放及国际间两大阵营尚在激烈斗争处，毛泽东写道：“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经验，可能要十五年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

在信中谈及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处，毛泽东写道：“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仍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在信中谈及全国人民可能引起种种惶惑处，毛泽东写道：“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在信中谈到国际间借以造谣问题处，毛泽东写道：“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写完批注，毛泽东在信的末尾又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批语中除赞同信中修改宪法的建议外，再次申明了他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理由。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任：（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订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这样，比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

毛泽东对陈、黄信的批语并未按照惯常的做法直接交给陈、黄本人，他有着更为深远的考虑。

在写下上述批语的当天，毛泽东将写了批语的陈、黄来信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阅，并在写给他们的指示中提出：

“此件需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

毛泽东意犹未尽，在信上又加写了以下批语：

“请小平同志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全体八届全国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人大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请看末页我写的一段话及文中四处注解，都要印上。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此数句不要印）”

看来，毛泽东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决心是下定了，并且要大张旗鼓地向党内外广泛宣传。在毛泽东的上述批语中，这一点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

5月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专门讨论了陈、黄来信和毛泽东的批语。会议在毛泽东不当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同时，在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中间，也传阅和讨论了陈、黄来信和毛泽东的批语。

在这之后，毛泽东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吹风，在同一些外国使节的谈话中他也多次谈过这件事。

西方的一些通讯社敏锐地捕捉了毛泽东将辞去国家主席的信息，很快在一些消息中披露出来。

1958年6月，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宦乡从不同渠道中了解到外界传说毛泽东将辞去国家主席的消息，这时宦乡还没有听到国内正式传达，他深感这事重大，赶忙向外交部作了报告。

7月31日，毛泽东在看了宦乡的电报后马上亲笔回了一封电报，不仅证实此事，并且嘱托宦乡相机在国外“放出一点空气”。毛泽东的电报全文如下：

“宦乡同志：

六月二十日你给外交部的电报我看了。所传辞职事是真的。我决心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中央及省市同志都认为有利，正向地县区乡干部通知，并展开辩论，以免临时显得突然。国内民主党派已通知并酝酿一年多了。在华外人如苏新使节及前印度大使尼赫鲁等亦已谈过。请你经过新华社记者在伦敦新闻记者中相机陆续放出一点空气。要是非正式的，以闲谈方式出之。经过英共记者，或更好些。逐步使人们不当做谣言，而当作事实。

毛泽东

七月三十一日

这封电报按照毛泽东的批示，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同志阅后，发往中国驻英使馆。

经过新华社记者的工作，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的想法终于在党内外逐渐取得了理解和赞同，对国外舆论也作了适当的铺垫。

1958年12月10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决定写道：“几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中央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这个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不再提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候选人。”

决定在最后特别强调：“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不作国家主席的事就这样确定了。那么，由谁来继任毛泽东出任下届国家主席呢？

从毛泽东提出不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开始，到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结束之际，毛泽东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均未明确提出过具体意见。在中共党内其他领导人中，由于毛泽东是否留任这个首要问题尚未定论，在八届六中全会以前也没有议论过。现在，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在中共的高层领导中，可以作国家主席的人选应该说有好几位，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初步酝酿，最后集中到朱德和刘少奇两个人的身上。

按照惯常的做法，毛泽东不连任，由上届国家副主席、德高望重的朱德继任是完全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在中共党内高层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中也确曾有过这种考虑。

这种考虑可以从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统战部起草的一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得到印证——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后，为准备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受中央书记处委托，草拟了一份第二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发给中央一些主要负责人征求意见。

在这份名单上，没有提到国家主席候选人人选，只列举了人大常委候选人人选，其中，刘少奇仍是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人选列入的。

这就透露出了一个明显的信息：刘少奇留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候选人显然是朱德了。

朱德阅看了中央书记处送来的名单后，也明白了中央的考虑。然而，朱德不同意中央的这种安排。

12月29日，朱德提笔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

你给我组织部、统战部对二届人大常委提名候选人名单一份，我同意。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因此，名单中委员长一席可再考虑，以便整体的安排。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的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此致

敬礼

朱德

十二月二十九日

寥寥数语，朱德宽阔的胸襟和对刘少奇的推崇之情跃然纸上！

朱德与刘少奇是在共同的事业中结成友情的亲密战友。朱德生于1886年，比刘少奇年长12岁。若论两人的相识和交往，同朱德与毛泽东、朱德与周恩来比较起来，并不算久远。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漫长征程中，朱德长期从事军事斗争，从未离开过军队，而刘少奇在参加革命的最初岁月里，则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工人运动和秘密工作，只是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有过一些交往，两个人相知而未深交。然而自从刘少奇1943年从苏北抗日战场回到延安，成为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以后，两人在这个集体中共同辅佐毛泽东，经历战争年代的风风雨雨，经历了建设时期的日日夜夜。在长期的共同工作中，两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相互间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朱德认为，国家主席不仅是一个名誉职务，还要担负繁重的工作，从刘少奇的年龄、身体状况和领导能力考虑，由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自己更合适。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接受了朱德的提议。

在1959年4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经过充分酝酿，一致同意刘少奇为中共中央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国家主席候选人。

刘少奇在会议的发言中对担任国家主席一事几次恳辞，但全会最终还是通过了推荐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的方案。

中共中央的决定是经过周密慎重的考虑的。

4月5日，总书记邓小平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代表政治局常委作了关于国家机构人事配备方案的报告。对于决定提名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他作了这样的说明：

“国家主席有好几位同志可作，如朱德同志，如党内几位老同志，都可以作，但是大家考虑的结果，以刘少奇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比较更为适当些。国家主席不单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职务，而是有一些相当具体麻烦的事要做，例如出国、会谈、接待等等。所以，以刘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资望，以他现在在党内所负的责任，出而兼任国家主席职务，是比较好的。”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没有专门谈论这个话题，但在紧接八届七中全会之后召开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却亲自向参加会议的党外民主人士解释了国家主席人选方案。毛泽东说：

“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提的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已经10年了。以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

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决定，毛泽东又亲自向党外做了解释，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的方案就这样确定下来，并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

刘少奇曾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对民主党派领导人说的一番话，谈的是关于国家主席候选人问题，却道出了当时在党外人士中还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在中共党内，主持党的日常工作并在毛泽东不在中央时代理毛泽东工作的是刘少奇，这是从延安时代就开始了的。

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有过正式记载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中央七大举行后不久。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为避免内战，争取对中国共产党的有利地位和时机，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举行和谈。

为决定这件事及商讨毛泽东离开延安期间的军机大事，中共中央于8月26日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毛泽东的提议获得会议的一致同意。

27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各区党委，通报了会议内容：“抗日阶段瞬将完结，争取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国共关系必须调整，避免内战。中央决定毛、周赴渝谈判。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二同志为候补书记。”

毛泽东临行前，在他居住的窑洞里同刘少奇作了彻夜长谈。面对吉凶难测的重庆之行，毛泽东是作了最坏的打算的。他向刘少奇详细分析了赴渝后可能出现的复杂局势，以及应对复杂局势的对策，将重担郑重地托付给了信赖的助手。

当年在延安还有过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临行前，曾在党内交代，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不怕，有少奇同志嘛！万一我回不来，你们就跟少奇同志干。毛泽东的这些话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现在也无从考证，但当年在延安的很多老同志都听到过这些话，并且记忆犹深。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经过紧张曲折的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在和平协议上签了字，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谈判结束后，毛泽东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但由于在谈判期间精神过度疲劳，毛泽东在回延安后即住院休养治疗，直到1946年3月才恢复工作。因此，刘少奇这次代理中央主席职务，从1945年8月下旬到1946年3月，实际代理了半年的时间。

第二次是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

1949年12月，毛泽东应苏联邀请访问苏联。11月25日，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作出决定：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毛泽东于12月6日动身前往莫斯科，到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在苏联逗留了近三个月。这期间，刘少奇集党政事务于一身，全面负起了领导责任。

第三次，是在1953年年底。

这年年底，毛泽东外出到杭州主持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在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作出决定：在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刘少奇在毛泽东外出期间，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顺利地解决了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并在高饶问题解决后，配合在杭州起草新宪法的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了新宪法的修改和讨论，为即将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准备。

三次代理毛泽东的职务，情况各不相同，但却足以说明了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

刘少奇除三次代理毛泽东的职务外，还有一次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作为中央的“预备队”而被毛泽东委以重任。

1946年重庆谈判后不久，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并于1947年初派胡宗南率重兵进攻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延安。中共中央为避敌锋芒，在与胡宗南部激战六天、歼敌五千余人后，主动撤离延安。

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的枣林子沟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而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30日，毛泽东将此决定致电通报正在晋西北视察工作的周恩来和晋西北根据地负责人贺龙：“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

刘少奇率部到达晋西北后，又辗转来华北，经过慎重选择，新组成的中央工委最后落脚在太行山麓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建立了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战略指挥部。

中共中央的这个部署是有着深远考虑的。

内战初期，国内战争形势敌强我弱。在陕北战场上，国民党胡宗南几十万重兵压境，全力追击围攻中共首脑机关，而我在陕北的主力部队加上地方部队仅三万余人，两军实力对比是10：1。

在这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了拖住敌人的主力部队，支援其他战场展开战略反攻，走了一步“险棋”：决定中央机关不离开陕北。毛泽东对此解释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取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

话是这样说，但对这步“险棋”带来的险境，毛泽东是有着清醒认识的：战争形势瞬息万变，面对数十倍于我的强敌，面对孤立无援的境地，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遇不测。毛泽东既出此险招，就不能不留有后路。这个后路，就是由刘少奇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这是作为党中央的“预备队”而考虑的。在国共两党决战的前夜，毛泽东又一次将重担托付给了刘少奇。

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同蒙哥马利的谈话

在考虑国家主席人选时，毛泽东为什么要重提这段历史呢？显然，毛泽东对由谁出任国家主席一职有着更为深层的考虑。

在中国的政坛上，应该说，国家主席的头衔只是个名誉职务，这是稍微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的。党的工作由党的主席来主持，而政府工作则由政府总理来主持，国家主席并没有实际工作权限。但是，毛泽东在向党外人士解释国家主席候选人人选的谈话中，专门提到在中共党内“代理主持工作”一事，并把这件事作为刘少奇“比较合适”担任国家主席的主要理由，种种情况表明，毛泽东是在考虑“接班人”问题，并希望用某种形式使之确定下来。

尽管毛泽东有这种考虑，但是，在1959年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之前毛泽东在正式场合中却一直没有谈论过接班人问题，更没有明确说过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这样的话。

接触到这个话题，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的一次交谈算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1957年11月，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

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典礼时，赫鲁晓夫忽然问毛泽东：“你的接班人考虑没有？”

赫鲁晓夫的问话很唐突，毛泽东回答得也很含糊：“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在我之后，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这些同志……”

话题到此为止，没有再继续下去。

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后，这个问题逐步明朗了。1961年，即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两年以后，毛泽东在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中，对“接班人”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

1962年，蒙哥马利写了一本叫作《三大洲——关于亚洲、非洲和中美洲的局势和问题以及这些地区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防务政策和对英联邦关系的研究》的书。在这本书中，他详细记载了同中国领导人会见的情况，披露了同毛泽东谈话的内容。

在蒙哥马利同毛泽东的会见中，毛泽东第一次向西方人士谈到了“接班人”问题。

关于这次谈话，蒙哥马利在回忆毛泽东时说：

曾经谈到的一个问题是年龄。我表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十二年中，他从混乱的局面中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他必须保持健康和精力充沛，以便引导这个国家坚定地走上他所规定的道路上去。他的回答是很有趣的。他说中国有个古老的传说，认为七十三和八十四是人的生命中的凶年；如果能够顺利地度过这两个年头，他就能活到一百岁。他自己不想活到七十三岁以上，那就是还有四年，以后他就要去同卡尔·马克思做伴了。马克思是他的英雄，几乎就是他的上帝。我表示强烈的反对，我说中国人民需要他，他必须至少活到八十四岁这一关。他说‘不行’，他有很多事情要同马克思讨论，在这里再呆四年已经够了！我说要是我知道马克思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我得同他谈一谈。我的话把他逗乐了！

接着，我就问到他的继承人的问题。我的经验是国家领袖们对于指定他们的继承人是很反感的，我举了几个例子，如印度的尼赫鲁、葡萄牙的萨拉查、德意志联邦的阿登纳、英国的麦克米伦、法国的戴高乐。谁将继承他呢？他说，在中国，继承人是很清楚的，并且已经确定了，那将是刘少奇。我问刘以后将是谁呢，他说他既不知道，也不关心；他自己将会同马克思在一起了，他们在中国自己会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谈话是在1961年9月24日，地点在武汉市专供中央领导人下榻的东湖宾馆。但可能是由于翻译的问题，蒙哥马利对这次谈话的描述并不很准确。

在蒙哥马利这次访华时全程陪同的原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在他写的回忆录中作了更为准确的回忆：

“谈话是从下午2点30分开始的。寒暄几句后毛主席就说：“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蒙哥马利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

毛主席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请，自己去。’蒙哥马利借机提出：‘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主席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主席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情我不管……’蒙哥马利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主席，你现在不能离开这艘船，放下不管。’

毛主席说：‘暂时不离，将来学邱吉尔的办法。’并说：‘我随时准备灭亡。’接着毛主席讲了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毛主席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毛主席还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在海里去喂鱼。’”

尽管文字上稍有出入，但随蒙哥马利《三大洲》一书于1962年在伦敦考林斯书店出版，刘少奇是毛泽东当然继承人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世界各国。

关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还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内幕。实际上，蒙哥马利要提出关于继承人的话题，毛泽东事先就已经知晓了，并在同熊向晖的私下交谈中说了一段更为明确的话。

那是在熊向晖陪同蒙哥马利到达武汉后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说的。

几天前，熊向晖陪同蒙哥马利参观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等地后回到北京，在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周恩来问：蒙哥马利经过这些天访问，他脑子里对我们还有什么疑问？他还可能提出什么战略性问题？

熊向晖汇报说：他似乎想探询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他可能认为，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国不能保持稳定。他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我是从一些迹象中揣测出来的。

周恩来又问：有哪些迹象？

熊向晖说：蒙哥马利很愿意同群众谈话，问这问那。他经常向他接触到的工人、农民以及服务员提出“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以及“除毛主席以外，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好像是在做“抽样调查”。在洛阳，他同我闲谈时曾说，中国古代的帝王很聪明，在位的时候就确定了继承人，虽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数是成功的，这就可以保持稳定。以前英国常为继承王位而打仗，后来平静了，因为有了王位继承法，也许是从中国学来的。现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聪明，没有远见，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确定自己的继承人，这是不幸的。在郑州，他又对我说，斯大林是一位有权威的政治领袖，但也缺少远见，生前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继承人，死后出现“三驾马车”，局势很乱。贝利亚被杀掉，结果让只会用皮鞋敲桌子的赫鲁晓夫取得权力，他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周恩来是一位思维缜密、考虑周全的政治家，听完熊向晖的话，他沉默了一会儿，没再说下去。但这次谈话后，周恩来在征得刘少奇同意后，很快安排了刘少奇同蒙哥马利的会见。

9月22日，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蒙哥马利——这次会见在蒙哥马利原来的访问日程中是没有的。

22日上午，总理办公室接到通知，毛泽东准备在武汉会见蒙哥马利。接到通知后，根据周恩来的安排，熊向晖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当天乘专机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蒙哥马利访华的情况。

在汇报中，熊向晖又向毛泽东谈了曾对周恩来讲过的自己的那个揣测。

毛泽东听完后，问：英文的“继承人”是什么？熊向晖回答：“successor”。毛泽东说：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浦寿昌解释说，英文里没有“接班人”意思相近的词，“接班人”翻成英文，还是“successor”，习惯上理解为继承人。

毛泽东不再坚持，说：这个元帅讲英语，不懂汉语，他是客人，就用“继承人”吧。

接着，毛泽东就这个话题发了一番议论：

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这也难怪，他是英国元帅，又是子爵，不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风林，顶住了。

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面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户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我们没有搞“抽样调查”，英国元帅搞了，一搞，发现了问题。中国一些群众也没有捅破这层纸。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能看清楚。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于是，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或者按照西方人的习惯叫“继承人”）这层“薄薄的、乡下糊窗户”用的那种“窗户纸”，就在武汉东湖宾馆的那间简朴的会客室里，在68岁的毛泽东同74岁的英国退役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中捅破了，并且由这位英国元帅的那本小书捅向了全世界……■

（来源：《百年潮》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