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少龙：我参加了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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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少龙：我参加了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
发表于 2021 年 12 月 01 日

“红卫兵”这个称呼来源于1966年5月下旬清华附中几个学生写的一张小字报的署名，随后在清华附中校园里正式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中有三处“热烈支持”红卫兵的话，由此将“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1996年六七月间至年末发生的全国性红卫兵“革命大串联”，使“红卫兵”运动很快风靡全国，震惊世界。

1966年大约六七月份，全国已出现“串联”的学生。故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指出：“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由国家财政开支。”这个史无前例的《通知》，造就了天上掉馅饼、免费大旅游的全国性“革命大串联”。红卫兵一涌而起，如开闸之水、奔涌之潮，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南来北往、东奔西闯，绵延达半年之久，参加者数以亿计人次。

笔者当年小小年纪，也曾有幸或是不幸参加了这场浩浩荡荡史无前例的红卫兵“革命大串联”。

1966年，我才14岁，初中一年级的课程尚未学到一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于是“停课闹革命”，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红色恐怖”肆虐全校以至全国。

血统论死灰复燃，这种主张以祖先长辈的血统和身份决定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发展方向的政治思想，在各个国家的封建社会和集权社会时期都存在过。但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文革期间借尸还魂，变本加厉地被发扬到了极致，整个社会充满了等级制和阶级斗争思想。

中学也不例外，无论学生还是老师，统统按照血统论分为三六九等。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雇农、佃农)、下中农等，以及他们的子女按出生家庭成份为红五类。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子女为黑五类。介于革命的红五类和反革命的黑五类之间的那一类出身的人，如职员、小手工业者等称为麻五类。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时年少的我搞不清楚什么是家庭成份，反正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于是我被归为麻五类。

麻五类也有麻五类的好处，就是可以当逍遥派，既无资格整人也避免被人整。于是班上几个麻五类的同学，私下密谋起外出“革命大串联”的事来。这样一来可以躲避学校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的“红色恐怖”，二来可以免费旅游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如有人理抹，也可以借此说去看看外地学校是怎么搞文化大革命的。

说走就走，过了几天七个同学相约在人民北路成都火车北站碰头。临到要进站了，一个同学的母亲突然来火车站找到我们，不由分说生拉硬扯把她的儿子拽回家去了。其实也不奇怪，当时人太小，又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大多数同学都是瞒着家人偷跑出来的。由于文革，每个单位都在大搞运动人人过关，大人也顾不上管孩子，这样才有了我们偷跑出来参加“革命大串联”的创举。

说是去串联，其实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更没有具体规划到哪里去。到了火车站，只要见到有火车，不管三七二十一，爬上去再说，任随火车开到哪里是哪里。

就这样，我们从成都出发，先后到了西安、上海，好像在上海我们还在苏杭去了几天，最后来到了北京。

“革命大串联”时期的火车，哪像现在有动车、高铁，都是老式的绿皮火车，且几乎都被串联的学生和红卫兵占领。火车的出入口都站满了人，根本无法通过，于是大多数人都是从窗口爬进火车的。火车内更是人山人海，行李架上、过道和火车连接处甚至座位下面，见缝插针，到处都挤满了人。站在过道上更是人贴人，有人就是这样站了几天几夜，才达到目的地。

据说长时间这样站着不能动弹，曾经有人发生休克甚至死去的。能够爬上行李架或钻进座位下面睡觉的，那百分之百是运气好的人。由于车上人多，绝大多数人根本不敢离开座位，生怕一旦离开座位就没有了。如果需要方便，实在憋不住了怎么办呢？过道站满了人，根本过不去，只好踩着座位靠背从“空中”跨过去。

至于在火车上几天几夜怎样吃饭解决肚子问题的，已了无印象。只记得路过河南某地车站时，有叫卖符离集烧鸡的，10元钱一只。可惜我们囊中羞涩，根本吃不起。现在回想起来，真不敢相信当初是怎么熬过来的。也许正应了那句老话，从简入奢易，从奢入简难吧！

经过千辛万苦，总算来到朝思暮想心中的圣地北京了。我们是晚上大约八九点钟，在北京永定门车站下车的。下车一看傻眼了，整个永定门车站广场密密麻麻挤满了人，都在等待接待处安排住宿。天哪！那么多人，不知要等待多久才能轮到我们。

由于我们出来串联比较晚，到达北京已经是11月份了，又是晚上人生地不熟。到了半夜，同学们穿着打补丁的单薄衣服，又冷又饿，不安地在广场周围来回走动。甚至有个别同学熬不住了，说干脆回家算了。结果有的同学不答应，说哪有来了北京，天安门都没看见就回去了的道理？！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了，人群慢慢蠕动，终于在下午时分轮到我们了。

我们一行6个同学被分配到北京商标印刷厂，几个北京大妈把我们安顿下来，说你们几个娃娃才这么小，就跑到北京来，家里大人放心吗？告诉我们今后在北京的日子就住在厂里了。

第二天，同学们来到天安门广场，排起长队，手持《毛主席语录》，在天安门前每人照了一张标准像（人人如此，统一姿势，故曰标准像）。当时“红卫兵”的典型着装就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戴红袖章，手握红宝书。



笔者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其他几天在北京除了看大字报，记不得是怎么度过的。只记得11月24号该厂接待人员突然通知我们，说第二天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不要到处跑了，凌晨四五点钟就要出发。

好在北京商标印刷厂离天安门广场不是很远，次日天还没亮，我们就来到长安街，等待他老人家接见。

大概10点钟左右，我们终于走到天安门广场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挥手致意，检阅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小将。由于人太多，浩浩荡荡的人群推推攘攘地走过天安门广场，加之距离较远，根本看不清天安门城楼上的人，就这样走过天安门广场，算是曾经参加过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了。

唯一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当天下午回到商标印刷厂，因毛泽东接见的原因，晚上吃饭“打牙祭”，每人一小碗红烧肉。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始于1966年8月18日，当天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并表示支持红卫兵运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是一望无际的人群，从南到前门和东西两侧的长安街上，人山人海，山呼万岁的口号声惊天动地。

此后，毛泽东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5、26日七次接见红卫兵，共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多万。红卫兵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到处串连、煽风点火、乱揪乱斗，搞乱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成为“文化大革命”中造成全国大动乱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结束后，仍然有很多红卫兵来北京。由于天气渐冷，北京市的压力很大。因此毛泽东指示要尽快想办法见红卫兵，以便让这些红卫兵和学生回去。于是毛泽东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不再接见红卫兵了。

11月25、26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史称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11月25日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列队通过天安门广场。11月26日是毛泽东坐敞篷吉普车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检阅红卫兵。

事后中央发出通知，停止全国红卫兵“革命大串联”，以后串联也不再实行免费。至此，历时几个月的红卫兵“革命大串联”从此退出中国历史大舞台。以后全国尽管还出现过步行串联，但终究难成气候，最后无疾而终。

当时把中学生和大学生“串联”起来，通过“革命大串联”的方式组织一支“先头部队”，以此来冲击“资产阶级发动路线”，似乎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好办法”，显然比起动用工农兵来“成本”更低。但当年被利用的红卫兵，只是文革发动者棋盘上无足轻重的一枚棋子。后来红卫兵失去了利用价值，他老人家手一挥，就全部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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