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礼门 亲历“中坪事件”简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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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利县文史资料第六辑【往事追忆】二

来源：本站原创 | 作者：佚名 | 发布时间：2014-07-22 | 栏目：文史资料 | 点击：[ 14330 ]
亲历“中坪事件”简述

陈礼门



1969年底，在学习推广甘肃省会宁县城镇居民“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人民日报曾专题报道）的经验热潮中，我老伴带领除我之外的全家六口人被下放到中坪公社三佛大队第一小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动生活。然而在1970年春节过后所带城市居民口粮告磬的时候，队上只管劳动不给分粮（也是一个穷队），家门口的枇杷树皮早以被饥饿的人们剥过，我一个两岁的小女子饿得只好拣别人不要的粗皮，放在炉火上一烧便吃起来，谁知两天后小女的肚子胀得满地打滚，她妈没有办法只得削了一根竹签从肛门中往出抠，抠得鲜血淋漓，孩子哭闹不止，结果抠出一团长了白毛的枇杷树皮，总算过了一劫。

这时候我的小儿子铁钢已经饿得在床上睡了五六天，驻队干部柯某揭开被子看了看说道：“这个娃子命长还没死。”在这种全家人坐以待毙的境况下，我只得放弃在城关运输社拉人力车的工作，转回农村挽救我的一家人。回家时我将户口粮的重体力标准两个月九十斤的口粮带回家，让家里六口人（当时长子陈禄刚去了襄渝铁路）过了几天白米细面的生活。这下惹恼了小队的会计，他对我们非常嫉妒，见我家这几天吃的比他家好，就变本加厉地整治我们，在我们应分的劳动粮中大打折扣，使我家无法生活下去。我的第二个孩子是一个半聋哑的15岁少年，勤奋踏实，在无粮吃的日子里，他就用盐水当粮食，喝一碗盐水照样下地劳动，队上那些具有同情心的贫下中农都很佩服和同情他。但这并非长久之计，生活在这种有劳无收、倍受欺负的环境下，使我们产生了逃奔他乡的念头。恰好与我毗邻的三小队欢迎我们全家（因为当时我家有大小四个劳力）去三队落户，于是说跑就跑，该队谢会计派了几个劳力就把我们接了去，不过，人是去了，可是没有房子给我们居住，咋办？开弓没有回头箭，队上有一处30多平米的山洞可以住人，即使这样我家也是欢天喜地的搬进了“新居”。这个队上虽然也很贫苦，但是全队有百分之九十的真诚善良的贫下中农，对我们一视同仁，所以我家大小虽苦犹乐，吃着野菜，干着体力活。我一人为队上薅包谷草（包工）四十多亩，虽然全家都以六月令为主食，我们照样干劲足。我家十岁的大女儿专职打野菜六月令，回家清洗摘净，烧一锅开水放一把盐，撒点包谷粉子，喝起来还蛮香呢。当时我听说建国大队已经饿死十几人，而我们队上49人中也先后死了7人，最典型的有两个人是我亲眼所见被活活饿死的。队上一个叫陈少平的老汉，原来是乡里专搞红白喜事做执客总管的能人，他唯一的哑巴儿子饿死了，哑巴儿媳能满山遍野找野果子吃而幸存下来。陈少平由于极度饥饿，那一天他坐在队粮食保管库门墩上等待供应粮，这次供应的救济粮食是绿豆，我也在那里等，当时我就对陈说：“绿豆回来了，先给你舀一碗，叫你儿媳给你熬点汤，你务必坚持一会儿。”谁知当绿豆汤熬好，端到他面前时，陈少平已经气绝身亡了。死神继续向人们逼近。这一天队上在阴坡挖地，30多岁的魏统全却在坡上睡起来，队长吴德印就喊：“我们都在挖地，你怎么就睡起来了？”我当时就说：“队长你去看一下。”队长到他面前推了推魏统全，谁知已是硬梆梆的一具尸体了。这几天连续死人（前天还死了一个孤寡老婆),队上规定每埋一个死人给两斤包谷棒子，于是大家都争着埋死人。一小队的贫农崔永伦，由于队上干部克扣其口粮，他就死在讨粮无果回家的路上。

这时我们队上包括我家还有40多人，如此下去恐怕我家也要饿死人。万不得已，凭着我是城里人，在城内有些亲朋关系，于是我四处奔走，想办法卖空仓（先用钱后交货），在城里卖了七付空仓寿材490元，然后请东关的陈同喜和小什字的程传仁以五角钱一斤的粮票买粮400斤，这些钱都是队上冬天烧木炭卖了后才还的。

全队40余人这点粮食也无济于事，我又到县运输公司卖空仓木炭三万斤，再买粮票向各户分配，回队时又在南河坝托人买了几千斤萝卜回队分配。我再次进城，见老正街土产门市部码了一大码用白布口袋装的红苕粉，门市部的刘会计说：“这批苕粉是从河南进的，无奈城里人不爱吃这东西，这100袋5000斤苕粉一斤也没卖出去。”我听了后喜出望外，心想这么好的东西没人要，该是我的好财喜。我向刘会计提出全部赊账买下，他勉强同意，我生怕刘会计反悔，赶紧将这100袋苕粉搬到武祖慈家寄存，然后带信叫生产队全部出动，这些苕粉搬回队后按人头分给各户。从此队上再没有饿死人了，队上的生产形势也开始逐步好转。

“中坪事件”发生后不久，引起了中央、省、地、县各级党委的高度关注。当时的省委书记霍仕廉还专程到中坪听取汇报，检查工作，据说周恩来对此也十分重视，派人给建国和我们大队送来了“鹿茸精”。县领导赵光岐、张良政等还不时到队上查看。一次，张良政从我家门前路过，见我家住的是崖屋洞，我请他到屋喝水，他仔细在洞前观看此洞结构后，对陪同他的大队支书张正良说：“陈家虽然是地主成分，但子女是可以教育好的，这个崖洞要是塌下来砸死了人，我们都负不了责任，赶紧叫他们搬走。”过了两个月，张主任又来视察工作，见我们依然住在崖屋洞里，于是就当着我的面对大队支书发了火，命令大队必须在三日内将我家搬出。村支书这下急了，连忙找队上商量，队上就让全队劳力割了两天茅草，将大堰沟的两间破房盖上新草，让我们搬了进去，从此我家才离开住了一年多的山洞。

随着农村形势的改观，人民群众的生活也逐步得到改善。“文革”将近结束时，一切逐渐走向正规，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老的春风吹向全国，一大批下放农村的城市居民相继返回了城镇。1978年底，正如我所预想的“夕阳依然无限好，晚霞犹可尽薄绵”的时代终于回到了我的现实之中，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平反三案的浪潮中，我这个右派回到了为人民服务中来。我现在虽然耄耋老朽，但在共产党的春风雨露中过上了恬静舒适和谐美满的晚年生活。是党挽救了我和我的一家以及全国几十万受害的右派。



洛河“五七学校”始末

曾太平



洛河“五七”学校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时洛河区(现在叫洛河镇)的最高学府是洛河学校。

这所学校的前身是1922年创办的洛河（那时称丰狮镇）迎真寺高等小学，是一所完全小学，学制六年。是平利县继书院巷小学（城关小学前身）之后创办的第二所完全小学。解放后，为便于政治文化的集中管理，迎真寺小学由迎太狮子村狮子堡（迎真寺）迁到洛河的政治中心洛河街背后的娘娘庙，一年后又迁到花门楼（没收的詹姓地主的宅院）。梁哲明、严煜卿都曾在该校任过校长。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师生“停课闹革命”，学生中年龄大的加入“红卫兵”，年龄小的参加“红小兵”，先是到处破“四旧”，后来部分人参加武斗，部分人串联，剩下的回家，学校基本处于瘫痪状态。1968年在“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下，学生陆陆续续被召回到学校，但已经耽误了两年，再上小学年龄已大。于是就成立一个初中班，洛河完小改名“洛河农业中学”，学制小学五年，中学两年。陈贵毅同志任校长。1971年秋季所有学生延长半学期，由秋季升级改为1972年春季升级，学校又改名“洛河学校”。1973年底，上级决定洛河学校办高中班，主要招收贫下中农的子女入学，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学校名称仍然叫“洛河学校”。1974年我升入洛河初中，分在初一（甲）班学习。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以后，《五·七指示》在当时成了治军、治民、治国的纲领。“把各行各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风行全国。走“五·七”道路成了一种时髦。到处办起五·七工厂、五·七农场、五·七饲养厂、五·七大学、五·七中学、五·七干校、五·七医院等等。没有贴“五·七”标签的单位，也在走“五·七”道路。

洛河学校也不例外。随着学校班级和学生人数的增加，学校的规模也得相应地扩大。在当时，上级的拨款是相当有限的，建校主要靠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学校师生的努力。从1973年到1975年，洛河学校在校长陈贵毅的领导下，带领师生学习《五七指示》，在落实走“五七”道路的过程中，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勤俭办校。利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契机，聘请新民大队（今牌楼街村）党支部书记戴中学为学校贫管会主任，先后聘请陈祖述、万忠恩等担任学校兼学别样辅导员。通过校队挂钩的形式为学校争取到生产队的土地作为学农基地，也就是学校农场。组织师生自己砍窑柴，自己做砖瓦，自己拖土坯，自己到各生产大队去搬运木料，自己到石灰窑厂去背回石灰......就这样，硬是靠师生们自己的双手，修建了砖土坯平房24间，基本具备了办学校条件。学校还组织学生办木工厂，养猪场，学生学习做课桌凳，学习养猪，到学校农场参加劳动，农忙时节到各生产队支援农业生产，各项活动搞得热火朝天。

1975年4月18日，洛河学校召开全体教师会议，决定在学生中成立“学朝农委员会”。把“学朝农”和走“五七道路”结合在一起，还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1975年4月28日校革委会召开全体教师会议迎接“五七”指示发表九周年，迎接全县学朝农和落实走“五七”道路大检查。学校安排展出木工厂、“5406”菌肥厂的产品，农场、养猪场都做好迎接参观的准备。

1975年9月15日，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大寨召开。9月23日，洛河学校举行全体教师会议，陈贵毅主持。县文教局干部李长芳传达地区教育局工作会议精神。主要内容为：（1）学习问题，主要学习暑教会所布置的内容，还要学习大寨教育革命经验；（2）开展对《水浒》的批判；（3）教师要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见洛河学校会议记录）接着校长陈贵毅被派到大寨去参观学习，回来后传达大寨经验和上级的工作安排，学校立即又转入学习大寨的教育革命经验。1975年10月，学校成立学大寨教育经验整风领导小组，发动学生给老师写“小字报”,搞“大鸣大放”。《人民教育》1975年第6期发表《用大寨精神学大寨的教育革命经验》，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发动师生要在教育革命中“打先锋”，先是突击挖茶带半个月，接着又参加到丰坝大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大干加苦干，大战一个月，修田二十亩。11月，上级又通知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号召“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电影《决裂》发行，学校组织师生观看了两遍。期末放假，学校连以往象征性的期末考试都没有举行。为了让贫下中农子女就近入学，培养更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1974年洛河区的迎太公社自己办起了初中班，1975年三坪公社、1976年水坪公社也相继办起初中班。

1975年秋天，为了掀起学朝农的新高潮，迎太学校初中班学生开进了海拔一千多米高的十梁寨，“把学校办到山顶上”。他们在山上盖草房，解木板，烧木炭，开荒地，准备长期扎根，发展壮大。十梁寨是一个山头，向周围伸出去有十道山梁，山高路险。“ 顺治四年(1647)，李自成部将郝摇旗等人将洛河穆大相发展为地方义军总兵,聚众数千人,扎营狮子坝十梁寨,与官军对坑。后被安康总兵任珍引诱下山中伏,全军覆灭。”（见《安康地方志•大事记》）寨门、寨墙遗址尚在。迎太学校的先行轰动了洛河区乃至平利县,在革命大潮流中谁也不能落后。陈贵毅校长亲自带领师生组成参观团到十梁寨参观取经，听取了迎太学校校长朱德育的经验介绍。回校之后，便与文教干事骆源庆找洛河公社领导商谈学校上山办学的事宜。1976年1月9日，洛河公社革委会石主任，洛河区文教干事骆源庆到校，主持召开全体教师会，讨论中学上山办学，落实毛主席“七•三〇”指示。决定上红椿凹，“占山头”，创办洛河学校的红椿凹分校。红椿凹是坐落在双龙四队垴上一处高山缓坡地，有一条沟和几个梁，地形地貌也符合学大寨的要求。洛河公社革委会石主任讲：“双龙四队红椿凹这个地方，面积很大，柴水方便，路也不远，将来把路修上去，拖拉机可以开上去。公社准备就在那里办“五七”农场，到那时这个学校就是个大本营。”文教干事骆源庆说：“我们这次上山，是在教育战线反击修正主义回潮，落实元旦社论的期间作出的决定，是很及时的，紧跟形势的。我们要以毛主席的两首诗词为纲，以大寨为榜样，澄清糊涂观念，统一认识。在山上也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不能单打一。”陈校长给大家做了进一步动员，说：“搞这个事情是新鲜事物，上山肯定是苦的。今天的苦，是为了将来的幸福。上山的目的不是为了抓钱，也不是为了抓几个大洋芋。主要目的是为了锻炼人，培养人，转变学生的思想。要准备吃大苦，要准备大干。”到会的带高中课的老师余兵、李远康、曹维胜、黄维林、洪积衡、罗光明等纷纷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会议决定了上山的步骤。第二天，洛河公社党委决定派联合大队（今洛河街村）党支部书记王祖朝、双龙大队（现并入洛河街村）党支部书记杨行高到红椿凹分校，和先期进校的戴忠学组成洛河学校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领导小组。1月12日，学校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和高一班主任老师余兵以及老师带领的高七六届一个班的学生先行上山，主要是盖房子。除开被子和劳动工具外，大家第一次要带十天的口粮和蔬菜。上山之后，由于建校的选址红椿凹是在大老朳边上，老师和女同学借住在一户农民家里，男同学只能找农民守野猪的棚子挤在一起，晚上寒风呼啸，火坑里不能断火才能过夜。白天男学生砍木料，女学生平地基，晚上则分散在各处。木料准备够了，然后就开始盖茅草房子。这中间要经过栽叉子、搭过担、楼枕、上檩子，还要绑上树条子和竹条子，最后才能铺上茅草，用竹子压住，用竹篾捆紧，最后才成为草屋顶。学校的其他班级大干十天，为山上突击割茅草。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努力，这个班终于盖起了五间茅草屋，并在楼枕上铺了竹条子楼笆子，四周围上了竹壁子。到放寒假时，基本完成了第一期“安营扎寨”的任务。

农历1976年正月十六，洛河学校如期开学。学校通知高75级一个班在山上报到，我们高76级两个班两天后全部上红椿凹分校，学生不用带文具，要带的是斧子和弯刀，人手一把。农历正月十九，队伍浩浩荡荡地开上了红椿凹。这一百多人首要的任务是先把9间茅草房子盖起来。于是，大家分工明确，从山上砍来建房子的各种材料，短短的两个周就将9间茅草房子盖好了，这不能不让人佩服。男女生在竹笆子楼上铺开被子，中间用竹叶子一夹隔开，晚上打鼾放屁彼此相闻。下雪了，雪落在被子上，薄薄的一层。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期间的一次经历，我至今不忘。那天，老师给我们分配每人到山里砍两根檩子的任务，我们拿着斧子，进到山里不一会就找到了想要的材料，很快地砍倒截枝。可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要把这几根湿木头运回去，而且要翻一个坡，我们真是力所不能及啊。可任务分下来了，再难也要完成。我们四个人，两人抬一头，硬是把8根湿木头运出了山。在运的过程中，我摔了一跤，木头从肩膀上掉到地上，所幸后面的同学稳住了，没有给他带来伤害。这个危险，现在想起来都很害怕的。盖好了房子，安顿了伙食，我们高76级两个班，改名为农技班和农医班。顾名思义，农技班就是学习农业技术，农医班就是学习农业医学。可在那个时节，最主要的是尽快尽多地开出荒地，种上蔬菜和粮食。开荒，农村叫“砍火地”，就是先要把地上的荒草树木全部砍倒，让它们平铺在地上晒干后，再放火把柴草树枝烧掉，剩下的树干把它们堆在一起，腾出一片片的空地来种粮食、蔬菜。

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不到一个月就开出了几十亩荒地。那真叫干劲冲天，为了抢季节只要前面开出一块地，后面就马上种上蔬菜和洋芋。开出来的荒地很松软，播种洋芋和玉米方法也很简单。我们都是来自农村，干这些活儿自然是驾轻就熟。种洋芋就是把土挖一个小坑，把种子放进去，再把土盖上就好。种玉米有两种方法一种叫“挖梭子儿”，一种叫“点屎果儿”，都很有趣味。“挖梭子儿”也叫“点白子儿”，就是人手一把板锄，玉米种子装在衣服兜里，种的时候，在前的那支手抓小半把玉米种子捏在手里，双手握锄头，板锄挖开一个缝隙，前面那手就丢两颗玉米种子进去。熟练的农民速度很快，几乎看不到种子是怎么出去的。我们不行，每挖一下，都要停一下，丢进去种子，再挖第二下。后来我们在平地方采用男同学挖坑，女同学丢种子。陡坡地方还是自己挖自己丢种子。“点屎果儿”则更有趣，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好笑。庄稼需要肥料才能成长，于是农民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就是在播种玉米时，先把玉米种子侵泡一天，捞出来蘸上草木灰，再从粪坑里舀些干稠的屎汤子拌，最后再蘸上草木灰，使每一颗玉米种子都包裹上一层屎和草木灰，这就是“屎果”有点像制作“鱼皮花生”。为什么这样搞呢？一是给种子裹上了肥料，就像现在的包衣;二是防止人把种子带回家去“炮包谷花”吃，因为那时农村粮食短缺，经常饿肚子。农村有句谚语“三个月种，一个月收。”我们就这样一面开荒，一面播种，在农历芒种后终于完成了学校布置的二十斤玉米种子的播种任务，紧接着就转入锄草。因为开始种下的洋芋和玉米已经长得很高了。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爆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如火如荼，我们人手一本《红旗》杂志，白天劳动，晚上在汽灯下学习。偶尔办一期批判专栏，开一次宣讲会。地里的庄稼毛搭毛地锄了一遍草，新开的火地没什么草，主要是间苗。我们又被派到双龙、九乌两个生产大队去支援生产和办农民政治夜校，帮助农民提高批邓的认识。整个1976年春夏秋三个季节，我们班完全从事的是生产劳动，砍火地挖火地；种庄稼，收庄稼。为使我们的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我们自己不光种了蔬菜，还养了猪。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们悲痛万分。老师要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把生产劳动搞好。为了不让野猪糟蹋，团员带头，成立突击队，抢收成熟了的玉米。我们一个月都没有回家。10月份，又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之后，我们又投入大赞大颂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丰功伟绩的热潮中。我们被公社以工作组的名义派到各大队和社员群众同吃同住，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主持召开会议揭露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宣传华国锋同志的丰功伟绩。现在想来，还真是得到了实际锻炼。这年冬天，我们班在红椿凹还搞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修梯田五亩。农医班这年也是成绩喜人，学习林下栽种黄连的技术，在一个较宽敞的山沟里，栽种了十多亩黄连。走进那条沟，一畦畦的苗圃，一架架的棚子，很是齐整，令人赞叹。送走风云变幻的1976年，我们由高一升入高二，作为热血沸腾的青年，我们憧憬着理想，也开始描画起未来。那就是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尽管我们不知道怎样去红，更不知道怎样去专，但我们知道上大学是要贫下中农推荐才行，必须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更何况我们本身就是贫下中农。

1977年4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本刊记者写的题为《华主席是高举毛主席教育革命旗帜的光辉典范》一文，欢呼毛主席的光辉教育革命文献《七·三〇指示》全文发表。

洛河学校的红椿分校因为办的有声有色，受到上级的重视和肯定。为了长久稳定的办下去，上级决定在红椿凹修建土木结构房屋。高77级两个班负责烧瓦和打土墙，我们（高76级）两个班除完成种粮（学校一直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兴药的本职任务外，还要承担建房所需的木料加工和搬运，就是加工过担、楼枕、檩子，还要解椽子，每班配备五把解锯。我们用一个月完成了任务。1977年7月，学校恢复放暑假。9月开学，让我们高二学生下山，高一学生继续在山上，直到12间土木结构瓦房全部建好。1977年下半年，一切开始拨乱反正，红椿分校作为洛河学校的学农基地，不再安排班级长期坚守，改为各个班学生轮流上去劳动。主要还是安排种粮食和给黄连扯草。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介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这一下，洛河学校所有人都慌了神。这几年的学朝农，大伤了课堂教学的元气。一个伤筋动骨的病人，岂能在很短时间就能恢复得了？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被重新提出来，尊重人才、尊崇知识的口号喊了起来。1978年3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一次久违的盛会。随着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著名论断的提出，被长期扭曲的“科学”终于回归本来面目，科技工作的正确指导思想最终得以确立。经历长期的冰天雪地，“科学”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春天。这时的红椿凹无疑成了一块鸡肋。1978年2月18日，学校开会讨论后，认为山上办农场，上级很支持，决定高中学生上山参加劳动两个周，主要是薅草。上级也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1978年3月1日晚，县文教局干部李长芳到洛河学校召开吹风会。传达郝永振局长参加的地区文教局会议精神，上级打算把洛河学校和红椿分校分开，即洛河中学和洛河“五七”学校。平利县办两所“五七”学校—洛河“五七”学校和西河“五七”学校。1978年秋，洛河“五七”学校正式招生。但是，由于形势的改变和政策的调整，这批学生没有到红椿凹去。不久，上级决定撤销洛河“五七”学校。洛河“五七”学校无疾而终，成为了一代人难以忘怀的历史。

光阴似箭。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当年上红椿凹的三届学生都已年过半百。我们的老师都到了耄耋之年，有的已经作古。2010年清明节，我们高76级两个班的学生在洛河中学聚会，邀请了能邀请来的老师。洛河镇主要领导参加了座谈会。会上，师生激情洋溢，回忆当年火热的生活场景，大家感慨万千，激动不已。同学们一致认为，当年的国家大局如此，不是任何一个人能扭转得了的。我们这代人赶上了这个历史时代，并非我们就不幸运。在学朝农特别是在红椿凹的劳动实践中，我们掌握了全面的生产劳动技能，培养了健康坚强的体魄，特别是锻炼了吃苦耐劳的意志，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三十多年来，我们这一批人成为了当地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其中一半人担任了基层干部、教师，有三十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特别值得骄傲的是没有一个人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理。在会上，老校长陈贵毅欣然命笔，作诗一首：

回忆三十二年前，往事浮现在眼帘。

洛河高中七八届，众生求学在校园。

老师苦教生苦学，文化科学勇登攀。

毕业以后出社会，各行各业去实践。

今日相聚喜相逢，叙旧议新笑开颜。

畅谈漫漫人生路，交流体会与经验。

老师感到很自豪，桃李芬芳在眼前。

人才辈出在今朝，倍觉当年不平凡。

如今党的政策好，改革开放求发展。

诚望学友要牢记，实践科学发展观。

多为人民办实事，与时俱进永向前。

待到下次来相聚，大家再唱英雄赞。





我经历的农村大包干

李祖成



我是1980年5月由供销系统调原八仙区白沙公社工作的，并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按党委一班人分工主要分管农村经营管理和社队企业等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时农村正经历着由集体生产经营向各种生产责任制落实的转型时期，为了打破“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的生产格局，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对集体土地采取了划分作业组，并实行定地块、定粮食产量、定劳动日，对社队企业推行定产值、产量、实行定额管理，通过这些形式的农村改革，有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仍存在着诸多矛盾，出工不出力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为了彻底解放发展生产力，中共平利县委于1981年8月20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点意见》，文件指出“各地要从实际出发确定生产责任制形式，尤其是贫困地区要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当时的白沙公社山大人稀，土地瘠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农民吃饭靠返销粮，用钱靠贷款。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难情形，党委一班人结合社情，认真领会县上的文件精神，并决定全社8个生产大队、42个组全面推行大包干这种责任制形式，并就落实工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制定和下发了工作方案，组建了8个工作队，（即每村一个），限定在当年秋收后三个月时间内全面完成大包干责任制的各项落实工作。我除了担任全乡责任队长外，还具体负责大安坪村土地承包到户工作。

大安坪村当时有6个生产组，有农户200多户，800多人，耕地面积2000多亩，荒山约6000余亩。工作组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大包干责任制到户工作，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农村责任制大包干在执行中属新鲜事，且政策性强，在具体落实中我们紧紧依靠村党支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采取宣传政策，统一思想认识，分别召开了村党支部会、村委会、各组群众大会，宣传农村大包干责任制的重大意义，通过算账比较给群众讲清实行大包干后所带来的实惠，让干部群众自觉投入到落实大包干责任制工作中来。组建6个落实工作组，具体抓好各组大包干责任制的落实，要求各工作组在一个月内做到三个核实。即核实各组的耕地面积，实行块块丈量，并分等定级，计算出三年的平均常年产量，为土地到户打好基础；核实常住人口，以当年年报为基础，作为分土地的重要依据；核实集体财产和组上的债权债务以及耕地内的林果树。因分配土地到户的基础依据以各组常住人口平均分配土地面积和产量，对于独生子女和现役军人可承包双份土地。对严重超计划生育的出生人口不分配土地。其土地承包到户的原则是“就近不就远，就整不就零，好中差分等级划分到户，以实际承包产量为主”。并当场确定四界，张榜公布，群众确定无异议后，签定土地承包到户责任书。对国家的公购粮、农业税赋按政府下达该村任务，以农户承包产量计算到户，年底兑现；留足集体的公积金、公益金、行管费、村组干部、民办教师、养路工人的工资、五保户口粮，军烈属补助、储备粮、生猪饲料粮等均按任务按农户承包产量分摊到户，年底一次性与村组结算清楚。集体的原有公房、农机具、耕牛等财产均折价由本组农户购买，并打入组上的公共积累。耕地内林果树随农户承包耕地走，并合理折价，由承包人购买，并计入组上的公积金。整块桑园及其它果园由农户另行承包。凡年满18周岁以上（男60周岁，女55周岁）有劳动能力的人每人每年30个义务工，用于集体修桥补路、农建、学校维修、广播线路维修等公益事业。农户的原有柴朳，即自留山、自留地按原划定不变，仍由农户自主经营，集体的荒山按承包土地人口划分给农户看管经营，由县林业主管部门发证到每个农户，并与农户签定承包合同，合同年限为30、50、70年不变。我们工作组按照县上统一要求时间相继完成了8个大队的大包干责任制任务并顺利通过县区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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