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钧：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结”及其在“林彪事件”中的变异

reading · 发表于 2023-9-29 23:35:54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结”及其在“林彪事件”中的变异
——就“林彪事件”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林彪拥趸的商榷（4）

朗钧（北京）

内容提要：本文以毛泽东关于“小手指”的一个比喻作为映射点，透视了毛泽东对“个人崇拜”必将导致的“绝对权力”的崇尚心态；文章解析了毛泽东的由“斯大林情结”和“赫鲁晓夫情结”构成的“个人崇拜情结”；并对“刘少奇、林彪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文章指出：林彪一意孤行，在中国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表明了林彪思维的封闭性。林彪的封闭性思维与普适价值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毛泽东实际上是利用“反个人崇拜”将林彪逼入绝境。而毛泽东自己则通过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和中美首脑级会谈轻松地走出了“九一三”的困境。

正文：

赫鲁晓夫对人类政治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了一个可以准确定义斯大林主义核心内容，并可准确评估斯大林时代的负面政治学名词——“个人崇拜”。斯大林死后不到三年苏共就毫不留情地清算了斯大林时代因“个人崇拜”而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一良心未泯的举动立刻被全世界的理性社会所认可。

李慎之先生曾经说过，苏共“二十大”对于毛泽东的刺激效应在毛的心中形成了一个“二十大情结”。这个情结支配了他晚年整整20年的生命[[1]]。此情结暗藏于“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七千人大会”、“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的动因之中，历经十五年的纠结与再纠结，竟然在“林彪事件”中荒谬绝伦地变异和脱化。

林彪违抗历史潮流，顶风作案，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在中国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林反目后，林彪被毛泽东逼入绝境，毛所用的手段就是反对“个人崇拜”。林彪及其团伙的覆灭固然与毛泽东魔道之精湛诡异有关，但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林彪本人殚精竭力制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人崇拜”的理论有悖人类政治学的基本常识，这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构成——历史唯物主义。

本文将对毛林在“个人崇拜”的博弈中的失与得做一个提纲携领的简单讨论。由于李慎之先生所谓的“二十大情结”可能会造成误读，所以本文引用时一律改为“个人崇拜情结”。

一、从毛泽东的“小手指”谈起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四清)运动工作会议。在会上，就“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的合理性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争吵，毛刘之间的矛盾首次公开化。多少年后，薄一波和安子文告诉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毛泽东曾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

毛泽东关于“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的说法与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曾经揭露斯大林的一段与“小手指”有关的说法颇为相似：

赫鲁晓夫有一次从基辅来到莫斯科觐见斯大林。斯大林把不久前写给铁托的信件抄本给赫鲁晓夫看并问，“你看过吗？”没有等赫鲁晓夫回答斯大林就说，“只要我动一下小手指，铁托就不存在了，他就垮了”。

赫鲁晓夫评论说：“‘动一下小手指’这种说法表现了斯大林的自大狂。但斯大林确是这样做的。他动一下小手指，搞掉了柯秀尔[[3]]，再动一下小手指，波斯蒂舍夫[[4]]、邱巴尔[[5]]没有了，再动一下小手指，沃兹涅先斯基[[6]]、库兹涅佐夫[[7]]和许多人也消灭了”。

对斯大林而言，“个人崇拜”的本质就是“权力崇拜”，就是“绝对权力崇拜”。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反感起源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因此，以毛一贯具有的阅读习惯和对是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高度关注，毛泽东一定认真阅读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多年后有意模仿斯大林的“小指头”之说，表明毛泽东对斯大林曾经享有过的不受任何约束之权利的心仪神往。在效仿的实践中也确是如此，毛动一下小手指，搞掉了彭德怀，再动一下小手指，刘少奇没有了，又动一下小手指贺龙、陶铸和许多人也消灭了。

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做法不仅是对斯大林的清算，也是在提示中国人应该对本国正在形成并有迹象演变成更加非理性的“个人崇拜”有所警惕。但是，历史还是无可阻抑地把中国拖入了“个人崇拜”的深渊。中国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完全是苏联“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重演。

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最严重后果是逮捕和屠杀党的干部。曾经参加过苏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逮捕的竟有1108人；

苏共“十七大”上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含候补委员）中，就有98人被逮捕或遭到枪决，占总委员人数的70％。

18名政治局委员（含候补委员）中，基洛夫被暗杀；奥尔忠尼启被迫自杀；科西奥尔、楚巴尔、波斯蒂舍夫、鲁祖塔夫、埃赫等5人被处决。

当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宣布上述“1108”和“98”这两个数字时，苏共“二十大”会场上群情激愤。

中国的情况极其类似。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这两级的清洗也十分严重。

中共“八大”选出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中央委员（含候补中央委员）170人。这170名委员仅有53人被选入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仅占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31%[[8]]。其余69%的委员中的绝大多数被清洗。他们中的很多人被长期关押在秦城监狱和各地的监狱中。

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含候补委员）共23名。在文化大革命中有13人中遭到清洗，他们是：刘少奇、彭真、彭德怀、贺龙、乌兰夫、陆定一、薄一波；邓小平、张闻天、陈毅、李富春。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区别仅仅在于：毛泽东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在党内高层大开杀戒。

但是，民间的情况就不大不一样了。文革中，仅凭《公安六条》第二条[[9]]为据，以“恶毒攻击”罪逮捕、判刑和枪毙的，全国就有10万人之多[[10]]。林昭、王佩英、张志新等人都是以“恶攻”罪被枪毙的。石仁祥[[11]]、朱守忠[[12]]、舒赛[[13]]、郭维彬[[14]]朱希[[15]]都是因攻击林彪罪被判处死刑[[16]]。

“个人崇拜”在中国的持续升温是发生文革灾难最重要的原因。为了防止文革在中国的重演，清算“个人崇拜”及其中国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毛泽东“个人崇拜情结”的构成

“个人崇拜”是一种类宗教或伪宗教现象，它的本质就是神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凌驾于国家的法律和执政党的党纪之上，任其为所欲为。由于“个人崇拜”在理论和实践上显然有悖于东西方普适价值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奴隶史观，使得整个国际共运阵营中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正面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做法进行辩护，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本人。

1956年7月《人民日报》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在中国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

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做法对中国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中共的宣传机构在媒体上公开强调要加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不能允许任何个人凌驾于党和党中央之上，说到底就是要对个人的权利强度和范围作出必要的限定。

新华社内考大量登载社会各界的种种议论。人们不仅为赫鲁晓夫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感到震惊和不解，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党内有没有个人崇拜？

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

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

长春市干部中也有些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央致敬电。更有的人提议“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17]]。

面对国内外的政治压力，毛泽东只能屈就，其直接表现就是不得不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五个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中均不再提及“毛泽东思想”这五个字。但是，“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绝对没有抵制和反对个人崇拜的主旨[[18]]。

不要阻碍“个人崇拜”在中国的出现，也不要因“个人崇拜”在中国的出现而被后人指责——这就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结”最本质的内容。依据时间顺序，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结”的表达之侧重是不一样的，可细分为前期的“斯大林情结”和后期“赫鲁晓夫情结”。前者侧重于自身价值的肯定性评价，而后者则是惟恐自身价值被质疑或被否定。

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及其展现

所谓的“斯大林情结”，从语言的表达上是要坚持“正确、全面地评价斯大林”，但其本质是要维护产生“个人崇拜”现象的制度。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说到底就是要确保毛之生前身后都不受到谴责的大前提下，保全斯大林时代所有“个人崇拜”的形式和内容，并将其进一步中国化。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经验》）、《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和《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简称《关于斯大林问题》)是中苏论战中涉及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三篇重头文章，且均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和定稿。这些与“个人崇拜”有关的重要文字是毛泽东心存“斯大林情结”的历史见证，很值得重新阅读和重新认识。

1956年4月5日，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不到两个月，中共发表由陈伯达执笔[[19]]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由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先没有向中国党通报，毛只好违心地仓促表态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20]]。《经验》文承认“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阻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等等。这是中共(实际上是毛泽东)在中苏论战中唯一一次对“个人崇拜”现象的批判性评述，也是唯一一次对“个人崇拜”现象的直面评述。

但是，《经验》文还是用隐晦的词语为斯大林进行了辩护：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

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会懂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列宁关于“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的论述根本不在一个理论层级上。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主义的基石，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体系。而列宁的“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说仅仅只是一种关于革命组织框架结构的叙述，并无理论价值。更何况赫鲁晓夫也从来没有反对过列宁的关于“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说。

1956年12月29日，中共发表由毛泽东指导，胡乔木等人执笔[[21]]的《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长文。此文从前一篇文章《经验》的立场上大踏步后退。

苏共二十大虽然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是并没有对产生“个人崇拜”现象的原因究其根源。赫鲁晓夫甚至说：“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捅到党外，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发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代表大会关起门来的会议上，报告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知道分寸，不要把炮弹送给敌人，不要在他们面前宣扬我们的家丑”。

同年11月11日,铁托在海滨城市普拉,向伊斯特里亚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积极分子发表了著名的普拉演讲。铁托在演讲中说,赫鲁晓夫虽然批评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而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铁托还说：“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在各国党内设法继续保持他们的职位，他们再一次望巩固他们的统治，把这种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的人民的头上，甚至别国人民的头上”。铁托甚至呼吁把各国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铁托的演讲在国际社会中掀起轩然大波,也引起了中共和毛泽东的高度关注。

《再论》针对铁托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是使其得以产生的制度的观点，强调说“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在为产生“个人崇拜”现象的制度进行辩护。

最值得注意的是，《再论》全文共两万多字，但从头至尾竟然没有出现“个人崇拜”这个字眼。曾经在《经验》文中出现过的正面批判“个人崇拜”的论述和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表述也随之统统消失。《再论》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的这种变化，与6月爆发的波兹南事件和10月份爆发的匈牙利事件有关，也和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有关。是毛泽东心存的“斯大林情结”最突出的表现。

1956年10月，毛泽东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夫时说，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没有指出本质的问题”，“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反对的是主张沙文主义、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22]]。

毛泽东在此对“个人崇拜”做出一个界定，即“沙文主义、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是应该反对的；而正确的“个人崇拜”则不应该被反对。但是什么是毛泽东心中的正确的“个人崇拜”呢？面对外国大使，毛泽东不便给出明确的说法。

进入六十年代后，中苏关系开始全面恶化。

1963年的9月13日，中共发表“九评”之“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文中将“个人崇拜”一词置换成“个人迷信”。

毛泽东对《关于斯大林问题》文有多处修改和补充。毛在文章中两次写到，世界人民或苏联人民“越来越怀念斯大林”[[23]]。在苏联或在全世界范围内到底有多少人“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毛泽东及其外交部和中联部曾经做过这方面的调查和统计。毛泽东所说苏联人民或世界人民“越来越怀念斯大林”是一个无据判断，除了展现一下自己的“斯大林情结”以外，什么都说明不了。

《关于斯大林问题》文在面对“个人迷信”问题时，选用否定之否定的语气表明中方（实际上是毛泽东）的立场，其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不仅如此，文章中18次出现“反对个人迷信”这个词组时，均在此词组前冠以“所谓”二字，即“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很显然，《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口气虽然强硬，但是，仍然不敢直面评述“个人崇拜”本身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文章是在借“所谓”二字回避了对“个人崇拜”本身的直面评价。

到底是反对还是赞成“个人崇拜”呢？尽管毛泽东在公开场合不予表态。但是，在党内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给出了一套新奇的说法：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是崇拜真理，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人对于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对不正确的部分也赞成，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24]]。

毛泽东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毛所说的正确的“个人崇拜”，归根结底仍然是崇拜真理，而不是崇拜个人！对“个人崇拜”做“正确”和“错误”之区分无异于对“种姓歧视”做“正确”和“错误”之区分一样荒谬。毛关于“个人崇拜”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说法，在他一言堂的党内会议上说一说还可以，但是，绝上不了中苏论战的纸面。

就在这次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终于袒露了心声：

“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指王明）。我看，崇拜我好一点。”当有人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时，毛泽东当即反驳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25]]

当然，这种赤裸裸地赞成“个人崇拜”的言论更是上不了中苏论战的纸面的。

自195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大”闭幕，直至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中共与苏共的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在论战中，凡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如何对待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和平共处”问题、南斯拉夫问题、“全民党”“全民国家”问题时，中共的表述都是阵阵有词、理直气壮。但是，唯独在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辩论中，中共（实际上是毛）的正式公开的表述均是闪烁其辞，避重就轻。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直接评价“个人崇拜（迷信）”这四个字，说明毛充分意识到“个人崇拜”在世界政治学领域中的负面的价值定位。

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之前心怀“斯大林情结”是与他尚未遭遇经济建设的大失败有关。毛或许认为，在他的领导下，超英赶美的伟业一旦实现，在中国，就不会有人再质疑“个人崇拜”的合理性！

但是，中国经济大跃进的奇迹并没有发生。被只善于破坏旧世界而不善于建设新世界的毛泽东鼓噪起来的“大跃进”之直接后果就是连续三年的大饥荒，饿死饥民三千万！

国民经济即将出现大崩溃是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信指责毛泽东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根本原因；国民经济已经出现大崩溃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不再重复三年前在庐山上所说话：“我想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26]]。而是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毛泽东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在党内，尤其是在党内的高层，自己已经处在不那么被“崇拜”的境地了。于是，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开始悄然让位于“赫鲁晓夫情结”。

毛泽东的“赫鲁晓夫情结”及其展现

“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另一个很重要任务，就是完成了对赫鲁晓夫的政治素描。文章通过列举和对照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咒骂斯大林的讲话和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发表的吹捧斯大林的讲话，成功地将赫鲁晓夫描绘成一个自食其言的伪君子。

《关于斯大林问题》文是毛泽东心怀“斯大林情结”的代表作，也是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向“赫鲁晓夫情结”转换的代表作。

所谓“赫鲁晓夫情结”是一种不自信和恐慌的情结。此情结产生于毛泽东对那三千万饿殍之冤魂的恐惧。为什么文革中刘少奇会被指控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因为刘少奇说：“人相食，要上书！”

196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某外国党代表团时又说：

“中国如果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

1964年5月15日—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原定会议议程是讨论社教（四清）问题和三线建设问题。

6月8日，在会议召开20多天后，毛泽东开始说话，他说话的重点放在防止出修正主义和培养接班人问题上。毛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利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的手里。刘少奇针对毛的发言说:“中国出了赫鲁晓夫，各省赞成，我看也不容易。”毛泽东争锋相对地说：“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

6月17日，毛再做重要讲话，对“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必要性及其五项基本条件进行了全面论述。

7月14日，撰写“九评”的反修小组将毛讲话中关于“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点内容全部写入“第九评”《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毛泽东提出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中的每一条都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员予以提及。足见毛泽东对“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出现所持有的警惕和戒备[[27]]。

可以这样判断：“赫鲁晓夫情结”在毛泽东心中的成型期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刻。

毛泽东以培养一代共产主义接班人为总前提，将培养基层领导干部的接班人、中央一级领导层的接班人、以至培养毛自己的接班人统统囊括其中。这种做法在反修防修理论的恢宏叙述中显得如此之合情合理和不容置疑。但是，刘少奇的原有的接班人地位就显而易见地被放到了一个至少需要被重新认定的位置上。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四清)运动的工作会议。在会上，就“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的合理性毛刘发生争吵。如前文所说，当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时，刘少奇被打倒的命运就被注定了。但是，文革的发动，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从清洗罗瑞卿、杨尚昆到打倒彭真、陆定一；从转发“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到亲笔《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所花费精力岂止是“动一个小指头”，用“呕心沥血”“绞尽脑汁”来形容一点都不过份。

毛泽东假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之名义，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批判，恰恰是毛泽东心存“赫鲁晓夫情结”的最好的见证。

三、刘少奇、林彪，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心中的“赫鲁晓夫情结”的核心内容只有一个：将赫鲁晓夫式的涉嫌人物统统从在中共党的高层内清除出去。而辨别和认定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最为重要的。

1966年5月，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上写到：“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文革伊始，人们只把这句话视为泛泛之言，并没有意识到毛之所言，确有所指。一年后，戚本禹发表题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文中不指名地对刘少奇恶狠狠地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人们这才意识到“中国的赫鲁晓夫”原来是指刘少奇。

当年，当人们意识到“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刘少奇时，已感惊恐。但是四十七年后回过头来看，毛的这段用赫鲁晓夫做比喻的文字到底是在说刘少奇还是在说林彪？当群众还没有从刘少奇即将被打倒的惊恐中走出来的时候，毛泽东的关注重心已经开始转移。校正这个表达与理解上的时间差对于正确解读毛文本是极为重要的。

对毛泽东而言，那时的刘少奇正处在“已被我们识破了”状态中，而“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一句中的“正在”二字则清晰地表明，毛泽东的这句话分明是在说林彪！因为林彪“正在受到我们（毛泽东）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1966年6月毛泽东在与胡志明的谈话中进一步表明了毛的上述警惕。毛泽东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28]]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一直被史学界认定为是在念“政变经”。其实，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除了念“政变经”，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吹捧毛泽东及其思想，林彪说：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以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7月8日，毛泽东写了《给江青的一封信》，谈及林彪的“五一八讲话”。

史学界一直认为毛的这封信是指责林彪在念“政变经”。如果我们认真阅读毛《给江青的一封信》就会发现，对于林彪“五一八”讲话中与政变有关的内容，毛泽东只讲了一句很中性的话，即“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而在涉及林彪大肆吹捧自己的话语时，毛泽东的评述文字的数量陡增，毛说：

“他（指林彪）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追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毛泽东的上述文字包含了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毛对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的崇拜之言心感不安。毛表白，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一生中还是第一次。

第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贵有自知之明”——毛泽东在自谦。但是“世无英雄，遂使坚子成名”之句的引用却很费解，“竖子”二字，毛到底是在说自己，还是在说林彪？

第三、毛意识到“个人崇拜”的搞法一定会“走向反面”，是要跌得粉碎的。但是，历史证明跌的粉碎的是林彪，而不是毛泽东。

显然，毛泽东棋看八步，未雨绸缪，留下上述文字，与林彪的阿谀吹捧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是为了拒绝“个人崇拜”，而是为将来推卸掉在中国大搞“个人崇拜”的历史责任——这就是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时的谋虑。

由于斯大林模式的“个人崇拜”在全世界和国际共运中已经被赫鲁晓夫搞得臭不可闻，所以，毛泽东在“个人崇拜”狂潮即将席卷中国大地的时候有意地保持着某种矜持。他既要享受那种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又要顾及将来不要落得像斯大林那样身后被唾骂的下场。在适当的时候主动逃离“个人崇拜”的热场是毛的狡黠之处。

8月，林彪在刚刚结束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跨越刘少奇、周恩类、朱德、陈云成为中国第二号人物，被特誉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但是，就在这时，毛泽东却向林彪送去了《范晔传》。

范晔，《后汉书》的作者。因卷入彭城王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之争，元嘉二十二年被杀。

范晔之才，国士无双。狂衅覆灭，岂复可言[[29]]！林彪文采与范晔怎堪相比？毛泽东绝不会指望林彪能够写出一部《后汉书》那样的作品。毛泽东让林彪看《范晔传》看得就是“狂衅覆灭”这四个字。毛泽东是在明示林彪千万不要重蹈了范晔狂衅覆灭之复辙。

只有把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6月的“毛泽东与胡志明的讲话”、7月的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8月的毛泽东推荐给林彪的《范晔转》放在一起读，方可读懂毛泽东超前顾后之用心：

让林彪最终为即将在中国出现的“个人崇拜”狂潮负责！这是毛泽东在文革启动时段就已经设想好的结局。至于林彪将来将会以何种形式为“个人崇拜”运动在中国的出现负责，负责到何等程度，则要看事态的发展。这是一个动态的控制过程，其控制权完全把握在毛的手中。

毛泽东是玩政治的斯诺克高手。击打彩球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的白球到达一个最佳位置，便于有效地发动下一轮进攻。

四、毛泽东用反对“个人崇拜”将林彪逼入绝境

20多年来，林彪拥趸书写的为林彪喊冤叫屈的文字已累计超过千万字。但是林彪拥趸始终没有说清楚毛泽东是怎样将林彪逼入绝境的。本节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对“个人崇拜”是渴望的。但是毛不可能自吹自擂。毛需要有人站出来担当起“个人崇拜”吹鼓手的角色。这邪恶的历史性重任就落在了林彪的肩上。

在紧接着中共“八大”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主席选举中未获全票。毛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林彪[[30]]。这是毛泽东向林彪发出的第一声召唤。有了毛泽东的这一声召唤，在两年后的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31]]上，林彪跨越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

林彪当选中共副主席后，立即大张旗鼓地谈论被中共“八大”全部政治文件删除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在八届五中全会闭幕后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32]上，林彪发言说：“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着作就是军事科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军事方面创造性的发展，我们要好好学习。”林彪强调说：“学习政治，就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33]]。林彪在中共“八大”后重提“毛泽东思想”，隆重地回报了毛泽东。

林彪选择在“个人崇拜”问题上与毛泽东互动是自觉自愿的。林彪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后，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两次众所周知的极致表演分别发生在1959的庐山会议上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因众所周知，这里不再多讲。

林彪企图通过对毛的吹捧和阿谀“得一人而得天下”的政治图谋始于50年代后期，发展于60年代中期，是与中苏论战同步进行的。然而，林彪对毛肆无忌惮漫无边际的吹捧充分地表明，中苏论战中中方（实际上是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问题表达中的微妙之处和难言之隐对林彪的提示作用几乎等于零。林彪一意孤行在中国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表明了林彪思维的封闭性，而这种封闭性思维和与普适价值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历史唯物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文革爆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被推向新的高度。认真回顾文革历史，红卫兵和造反派似乎对“个人崇拜”的贡献并不很大，无论是北京的卜大华、彭小蒙、王大宾、蒯大富还是上海的潘国平、王洪文、陈阿大；中央层级的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甚至江青都没有太过份的“个人崇拜”的言论和作为。

文革中，对毛的“个人崇拜”从形式到内容的不断升级和创新的主要动力来自军队。对刘英俊、蔡永祥、门和等军人的过度宣传超越了这些人的人道主义行为的基本事实，生硬地将他们的人道主义的献身行为和学习毛的著作以及紧跟毛的革命路线联系在一起。林彪在文革中的重要作为就是以军队为阵地，不断地寻找和推出“个人崇拜”的英雄和典范，为已经非常狂热了的“个人崇拜”继续加温加热。

就毛泽东而言，由林彪殚精竭力地鼓噪煽动起来的“个人崇拜”发展到文革阶段，其荒诞程度从内容到形式已经远远超越了国际共运所谓的“个人崇拜”之常态，没有丝毫的庄严性可言，用“个人迷信”来描述似乎更加贴切。忠字舞、红海洋、早请示-晚汇报、塑毛像这些劳民伤财的宗教仪式耗散了民财国力；邪教式的主教崇拜也损害了毛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毛已意识到，做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个人崇拜”，在刘少奇被打倒已成定局后必须降温了。

1966年12月2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说明》时，将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全部删去。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卡博·巴卢库时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日，毛泽东删除了新闻稿中“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词。

给“个人崇拜”降温势必要涉及林彪吹捧的话语，但是未必一定导致毛林关系的急剧恶化。定稿“九大”新党章时，毛泽东虽然删除了林彪吹捧自己“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但同时又拍板认可将林彪接班人的名份正式写进“九大”新党章。这说明毛完全可以在把控住为“个人崇拜”降温与照顾林彪颜面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面临政敌的挑战总是被最坏的结局判断所引导——这是长期经历血腥的暴力革命和残酷的党内斗争后，留在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的的一种通病。因此，在面临每一个挑战时，毛一旦出手就决不会给对手留下还手的余地。

“九大选举风波”[[34]]和“李必达事件”[[35]]结束了毛林的蜜月期。

毛林交恶后，毛泽东没有像以往那样组织秀才班子书写批判文章，舆论先行。因为林彪阿谀奉承的话语是和他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纠缠在一起的，很难予以剥离和筛分。对林彪政治资源的剥夺不易使用写大批判文章的形式。而且也没有人敢于承担这种风险。一旦批判起来有投鼠忌器之忧。

毛林反目后，毛泽东作出的第一个反馈就是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不仅如此，毛还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东西都没有了”[[36]]。如果说，毛泽东的“王八蛋之骂”还是有些闪烁其辞,略有玩笑的成份,其所要表达的意向还不够十分明朗，林彪尚可以装傻充愣，假装听不懂的话，那么毛泽东在下令摘下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语录牌时，对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所说的话就足够明确了：“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毛泽东还对工作人员说：“‘四个伟大’，讨厌！”[[37]]这一声“讨厌”，后来被毛泽东在各种场合多次重复，其中包括同西哈努克的谈话和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当毛泽东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时，毛泽东已经将为“个人崇拜”降温与对林彪的政治资本进行剥夺这两件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这是举轻若重的一招，更是釜底抽薪、枯水竭鱼的一招。

1970年3月，毛泽东建议在拟定的新宪法草案中废除国家主席的章节，用叶群或吴法宪的话讲，就是“不给林彪留位子”。

4月25日毛泽东携张春桥亲赴苏州“拜访”林彪，并提出让张春桥接班的建议，明确传达让林彪“歇菜”的信息。

8月13日，在讨论宪法草案的会议上，张春桥以“九大”党章为据，提出将宪法讨论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和“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统统删掉。为了激化矛盾，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连赫鲁晓夫都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吴法宪虽苯，但已意识到，张春桥的话锋已经指向林彪。吴法宪不知深浅，扯着脖子和张春桥大吵。

张春桥为什么要说这句看似四六不靠的话呢？43年过去了，林彪“死党”和林彪拥趸对张春桥的这句话解读均不得要领。

张春桥的这句话来源于《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其原文为：“他们把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并且认为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的赫鲁晓夫，吹捧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光辉范例’”。张春桥敢于在公开场合援引此话放肆地影射林彪，毫无疑问是受到了毛泽东的点拨和授意。

张春桥的说法是在挑战林彪的政治底线。而这一点是吴法宪这样的粗人听不懂也想不明白的。因为此人是否认真阅读过“九大”新党章，是否读过《关于斯大林问题》，都很值得怀疑。

“刘项原来不读书”，是因为刘项身边有读书人范曾和萧何。林彪原来不读书，是因为他身边只有吴法宪这类连中共中央央的文件和经典文献都懒得读的人。毛林交恶的人文背景说到底是一群读书人对一群不读书人的欺凌。常识、信息、理论的不对称使毛泽东将林彪一伙玩于股掌之中。作为读书人，毛这样做确实有点不厚道。至于号称理论家的陈伯达为什么也会露出“先验论”的破绽，估计是与老夫子对政治力量对比做出的误判有关。

1970年庐山会议上，针对林彪坚持要称毛泽东是天才的做法，毛泽东留下这样一段文字：

“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38]。

此时的毛泽东俨然一个专职的政治课教员，向无知的林彪讲解马克思主义的ABCD。其ABCD之一就是当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时理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当毛泽东向林彪发问到底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时候，他似乎已分身为此彼两个毛泽东。此毛泽东变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而被质问的的对象则是林彪和那个被林彪无度吹捧的彼毛泽东，一个被斯大林附了体的毛泽东，僵硬偶像，虚无的图腾。至于语句中的“我同林彪同志……”之句只是毛泽东出于政治斗争的策略需要写下的一句废话。

下庐山后，毛泽东意犹未尽，又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39]]。

毛泽东语锋所向就是“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只提倡读毛主席著作和只突出毛主席的林彪！往日“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在毛泽东的笔下已经变成了一个“骗子”。

有了毛泽东的这两段文字，林彪自1958年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后说过的全部吹捧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言论就被毛泽东轻而易举地置于政治和理论上均不正确的境地。林彪的政治资源和思想资源也随之被剥夺殆尽。在毛泽东“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追问声中，林彪已沦为思想的乞丐，双手空空、一无所有，所有的政治资源都归零了。

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甩石头”、“掺沙子”、“南巡讲话”等等只是一些旁敲侧击之举。毛泽东反对林彪对自己搞“个人崇拜”才是置林彪于死地的绝杀。此绝杀展现了这毛泽东魔道之精湛诡异。毛泽东以反对“个人崇拜”为手段将林彪逼入绝境，无论是否外逃，无论外逃是否成功，林彪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宣告结束。

“个人崇拜”之于毛泽东和林彪同如一面风月鉴。不同的是，毛泽东用过之后将其打碎了；林彪却相反，入境后，明知有害，却不愿返身。

五、毛泽东如何走出“九一三”的困境？

“九一三事件”是一把双刃剑。

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毛泽东遭遇“九一三事件”后，心情很不好，影响了健康和寿命。据说毛为此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后来又大病一场，甚至在翌年初还曾休克过一次，虽然被抢救过来，身体却从此垮了，心态也发生了极大变化[[40]]。

林彪拥趸们也非常热衷于这种说法。他们宁肯相信林彪用自己的死亡重伤了毛泽东的身心。如此一来，林彪的死亡似乎就变得非常有意义了。林彪拥趸还认为“九一三事件”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41]]。更有甚之，据说林彪所乘256三叉戟也是被有意放行的，至少李作鹏是这样认为的[[42]]。按照林彪拥趸的逻辑，如果毛泽东在整个“九一三事件”中是做局者，甚至连林彪从晃动的悬梯上爬上256专机都是阴谋的构成，那么，林彪的温度尔汗之死应该是一个预设阴谋的圆满结局。既然如此，毛泽东就不应该感到沮丧。

毛林分手已成定局。如何分手是毛泽东需要斟酌的。“抛石头”和南巡讲话都是在为打倒林彪做舆论准备。毛深知只以散布“唯心主义先验论”问罪“接班人”是不足以置林彪于死地。毛泽东需要有一个更为强硬的，毋庸置疑的理由用以废黜林彪“接班人”的位置。

突发的“九一三”结局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林彪“一耳罐子——抡了”的疯狂选择确实让毛泽东有些措手不及。但是，林彪的叛逃和死亡令半死不活的“林彪事件”嘎然而止，对毛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难道还有比“叛国投敌”更合适的罪名可用来宣告林彪的政治死刑吗？

客观地说，林彪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林彪父子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毛先死于林，林彪顺利接班，林彪多病则必定不会长寿，焉知中国不会落入林立果的手中？焉知林立果及其健硕的身躯与精挑细选出来的健康的“妃子”们生养出来的林家后辈不会把中国拖入一个百年世袭的林家王朝，如同今日之北韩。

“林彪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的心情？是一件很值得讨论的事情。

“九一三事件”后，中共高层出现过一个吟诗热。董必武、叶剑英等均吟诗抒情。毛泽东也不例外。有几首古诗当年曾在坊间流传，据说都和毛泽东有关。

其中一首是白居易的七律《放言》诗[[43]]。诗中“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一句似乎是毛在自嘲：林彪自1928年上井冈山到1971年摔死温度尔汗跨时43年，试玉也罢，试石也罢；辨材也罢，辨柴也罢，居然没有看清楚林彪的为人和秉性！但是，“王莽谦恭未篡时”、“一生真伪复谁知”之句却可以用来针砭林彪及其“九一三事件”。

还有一首是杜甫《咏怀古迹》。毛泽东将原句中的“明妃”二字改为“林彪”：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林彪死，毛泽东吟诗，说明毛的心情不是像有些回忆录中讲得那样特别糟糕。

据实而析，“九一三事件”带来的不愉快在毛心中没有滞留很长的时间。

“九一三事件”后42天，即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中失去了20多年的席位得以恢复。

尽管美国在联大上坚持反对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然而，正是基辛格1971年7月的秘密访华，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翌年访问中国这一举措，助推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实现。

毛泽东闻讯兴奋不已。他断然否决了周恩来不派代表团去联合国的建议。亲自指定乔冠华、熊向辉组团前往纽约。毛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我都没有想到”。

11月8日晚八时，毛泽东再次召见周总理、姬鹏飞、符浩、熊向晖等人。外交部官员邹一民曾撰文介绍毛泽东接见的情况：毛泽东对周总理说，明天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也通知外国使馆，去不去由他们自己决定。毛泽东谈兴很浓，一直谈到下半夜[[44]]。

从上述描述判断，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并不很差，否则不可能从晚上八点一直谈话到下半夜。曾经做过中国驻西德大使的王殊也有类似回忆。他在1972年和毛泽东有过的一次谈话，“毛主席精神爽朗，洋洋洒洒竟纵论国内外大事3个多小时。”[[45]]

外交解内困之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之时，毛泽东就基本走出“九一三事件”的困境。

对毛泽东而言，另其彻底走出“九一三事件”的困境是翌年早春美国总统的首次访华。

与“林彪事件”同步进行的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中美总理级密谈”没有因“九一三事件”的出现而停止。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北京会面如期而至。

毛泽东和尼克松心照不宣，以只谈哲学问题为由避谈了敏感的政治话题。但是，毛尼谈话中并没有谈及任何哲学话题，无论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还是皮尔士的实用主义。谈话一开始就被毛泽东引导到对自身及其著作的评价的话题上。

尼克松说：“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基辛格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毛泽东说：“我的那些东西没什么。我写的东西里面没什么教育意义”、“我没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从毛尼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没有像一年多前和斯诺谈话时那样强调“总要有点个人崇拜”，而是完全告别“个人崇拜”，彻底放下了身段，向西方世界的领袖人物一躬到底。毛泽东看似谦卑的表述还是有点哲学背景的，这个哲学背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起就映衬在他全部的政治思维的本底上。当毛泽东说自己只“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时，一个哲学话题似乎暗藏其中：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奴隶创造的。有了这样一个表述，毛泽东就找到了毛思想和西方普适价值对接的啮合点。而这个啮合点源于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其原本就产生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阿谀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外交辞令，也可以被理解成对毛人格和思想的认同。

与尼克松的会谈对于毛泽东的重要性至少有三：首先，与美国人牵手可以抗衡苏联，制止来自苏联的核打击；其次，结束持续了23年的与整个西方的对峙状态。换来西方对毛政权及其毛思想的认同；再其次，将国人和全世界的视线从“九一三事件”上完全转移开来。结果证明，毛泽东的预期全部得以实现。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的地位和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促使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日本田中来访[[46]]、法国蓬皮杜来访[[47]]、中国与英国代办级外交关系为大使级外交关系[[48]]，与西德建交[[49]]、与意大利建交[[50]]、与土耳其建交[[51]]、……。用“雪崩效应”形容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引来的“中国热”是一点也不过份的。那时的中国大有“受天之祜，四方来贺”的架势啊。

而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顶级科学家、美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来华谒见更使毛泽东龙颜大悦。怎有暇时再去care温度尔汗的那几个孤魂野鬼。

当毛泽东在书房和尼克松大讲蒋介石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时，文革宗旨：反帝防修的伟大历史意义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所谓修正主义就是和帝国主义拉拉扯扯，当年毛泽东就是这样指责赫鲁晓夫的美国戴维营之行的[[52]]。时至今日，埋葬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伟大使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历史重任都在周恩来与基辛格轻轻的碰杯声中化为乌有，犹如温度尔汉的那一声巨响，惊醒了中国人的文革大梦。

毛泽东大开大盍的实用性思维指导下的外交策略不仅使自己轻松地走出了“九一三”的困境，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人的治国方略。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邓小平。邓小平推行的最重要改革开放的举措都可以从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谈这一历史性事件中找到原始的发轫点。单就“开放”而言，追溯其起点就应该从1978年的冬天前推到1972年的春天；而作用于“改革”的“思想解放”还有比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北京握手更具示范性的吗？

徒有“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毛泽东时代生育出来和初长成的几亿“五零后”和“六零后”形成的巨大的人力资源，吸引外资涌入中国市场的先决条件就不存在，那么，由劳动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也不会出现。今天，共产党的经济学家毫无羞耻地叹息“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认为“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了。当然，这是更大的话题，容当别篇另议吧。

结束语

有了林彪的鼎力相助，“个人崇拜”现象在中国不断升温发热，直至“文化大革命”成就了堪称世界之最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国的“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后果几乎是苏联“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重演。与“个人崇拜”如影随行的冤狱与迫害也同时被复制。

但是，被喻为开启中国改革开放航程的历史性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呼吁（并实施）了对建国以后出现的冤假错案进行重新甄别的同时，却没有像苏共“二十大”那样直面产生这些“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个人崇拜”。

毛泽东用自己生命的最后的二十年将“中国的赫鲁晓夫”之名搞得臭名昭彰，使得其后来人惟恐避之不及，无论是华国锋、胡耀邦、还是邓小平，抑或是后来人之后来人。

毛泽东安卧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墓穴中。他心中曾经的“斯大林情结”和“赫鲁晓夫情结”在年复一年生死祭（忌）日时举行的庄严的朝拜仪式中脱化、消解，化作一片浓重的精神雾霾弥散在紫禁城的上空，拢之不合，挥之不去，不知何时又要重新聚集，借体还魂，再次祸害中国的老百姓。

终稿于2013年10月26日北京

[[1]]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

[[2]]王光美、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3]]柯秀尔,前苏联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统治时期柯秀尔受尽严刑拷打，被处决。

[[4]]波斯蒂舍夫,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斯大林枪毙。

[[5]]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邱巴尔,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被捕，1939年被处决。身后恢复名誉。

[[6]]沃兹涅先斯基,前苏联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政治局委员，苏联科学院院士。1950年被捕并被处决。

[[7]]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库兹涅佐夫，前苏共中央书记曾任列宁格勒州委和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被斯大林。1949年因“列宁格勒案件”而被迫害致死。

[[8]]王年一先生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写道“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继续当选的只有53人，占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19%，占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29%”。29%这个数字不确，应该是31%。

[[9]]《公安六条》第二条：“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10]]穆青《历史的审判》，载1981年1月28日《人民日报》，收入《历史的审判》一书。

[[11]]石仁祥：安徽省和县人。1968年4月，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和县水利局工作。"九大"前夕，他写了《致党中央的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汇报》，并自己刻版，油印7份，于1968年12月26日寄给党中央，同时发往武汉军区、济南军区以及南京、西藏的空军领导机关。在信中说道："林彪做的坏事愈多，失败愈惨！"，就因为这么一封信，石仁祥于1969年1月8日被逮捕入狱。因为拒绝放弃反对林彪的观点。1970年7月12日，这位年仅29岁的年轻人被以"罪恶极大的反革命分子"等罪名，惨遭杀害。临刑前，他曾说道："你们可以杀我，但若干年后，会证明我是对的！"

[[12]]朱守忠，194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1958年在宁夏曾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朱守忠在单位中谈到："林彪和江青有野心"，"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中共'九大'党章，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1969年11月，因上述言论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被判处死刑，1970年2月11日在宁夏被枪决。

[[13]]舒赛，女，1917年生于湖北江陵。1966年12月4日，化名"王咏"在北京的闹市和重要机关门前贴出了18张反对林彪的大字报，成为"文革"时期第一个公开反对林彪的人。同年12月7日，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1969年，作为重要政治犯，被押出北京，关进山西临汾第三监狱。1971年5月19日，舒赛含冤死于狱中。

[[14]]郭维彬：女。黑龙江省哈尔滨铁路局图书馆管理员的郭维彬在1967年8月18日，写了一篇题为《到底谁错了》的文章，认为文化大革命犯了方向性错误；中央文革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林彪不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而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当天，郭维彬被逮捕。在狱中，高喊"打倒林彪"、"把江青从中央赶出去"等口号。曾于1969年报判死刑执行，但后来未执行而长期关押。

[[15]]朱希，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批评林彪，成现行反革命，受尽拷打折磨，判处死刑.

[[16]]注释[8]-[13]关于石仁祥、朱守忠]、舒赛、郭维彬、朱希的文字摘录于共识网《林彪研究：给政治结论下注脚还是研究历史？》

[[17]]沈志华《中共八大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

[[18]]沈志华《中共八大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

[[19]]崔奇《我所经历的中苏大论战》，第12页。

[[20]]《毛泽东传1949-1876上》，第498页。

[[21]]崔奇《我所经历的中苏大论战》，第28页。

[[22]]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第98页。

[[23]]《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86-1287页。毛泽东修改《关于斯大林问题》时加写：“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等文字。

[[24]]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08-125页。

[[25]]林蕴晖，《毛泽东1958年压制反对声音：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

[[26]]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27]]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1）他们必须是真正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2）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3）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有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4）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5）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决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28]]散木《1966年毛泽东与胡志明在杭州的一次谈话》，《党史博览》2012年08期。

[[29]]范晔狱中写《狱中与诸甥侄书》，开篇之句：“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30]]华飞《九一三林彪之死令毛泽东的形象全毁颜面尽失》。

[[31]]中共八届五中全会1958年5月25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32]]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全军１４００余名高级干部出席。

[[33]]林蕴晖《毛泽东1958年压制反对声音：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

[[34]]《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744页。

[[35]]《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83-85页。

[[3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75页注释34：周恩来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时的谈话（1972年12月19日）。

[[37]]《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58页。

[[38]]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

[[39]]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送审稿的批语，1971年3月15日。

[[40]]散木《九一三”事件激发出的政治诗词》

[[41]]王年一《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42]]《李作鹏回忆录下》，第792页。

[[43]]白居易《放言》: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44]]邹一民《1971年10月毛主席决定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

[[45]]胡中乐《王殊力主与西德建交毛主席亲自召见并赞扬》。

[[46]]1972年9月27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

[[47]]1973年9月11日，乔治·蓬皮杜总统访问中国。

[[48]]1972年3月13日，中英两国签订联合公报，将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

[[49]]1972年9月29日，西德与中国建交。

[[50]]1970年11月6日，意大利与中国建交。

[[51]]1971年8月4日，土耳其与中国建交。

[[52]]1959年9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美国总统别墅戴维营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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