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志江：互联网上的回忆（1-6）

admin · 发表于 2010-4-28 05:05:48

( V3 P- p: N; }1 m互联网上的回忆（一）

转自叶志江的博客

在清华校友网63社区发表时的按语：
我多次提到我最初动笔回顾我的人生经历起因于和黄肖路的互通邮件，这些往来邮件曾以“互联网上的回忆”为题在友人中传阅。因为原文太长，又和后来贴出的那些回忆文章有许多重复之处，我将它节选后贴在下面。从中可以看到那些回忆文章最初的雏形，我想会有人，如国屏兄，对此感兴趣的。

互联网上的回忆（节选）

2007年12月初的一天，黄肖路女士突然从美国给我来电话，询问我在文革时期的一些经历。
大约在 1966年8月20日前后，她在清华园看到我正在张贴大字报《肃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线》。一年前，她从北京101中学毕业。虽然学习成绩优异，但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未能上大学。忧患促使早熟，本应对风花雪月感兴趣的她却对我的这张大字报难以忘怀。四十多年后，她告诉我：

至今，我可以“还原”当年你贴那张大字报的动作和神情：十多个人从第一张贴好后就站着不动了，当你从七、八尺高的梯子上下来时，围观的人就成几十位了……。

她又说：“十几年以来我一直想找到你”，希望我能帮助她回忆起大字报贴出的日期和内容。
但我却已很难回忆起来了。
2007年12月11日，我收到她的第一个邮件：

志江同学,
过几天再给你打电话，希望不要再有那么大的杂音。你看过曾昭奋写的关于叶企荪和清华科学馆的文章吗？此文也写了你。在GOOGLE打入你的名字，很容易找到。
黄肖路

我过去并不认识黄肖路，但她的家世却是众所周知的。
祖父黄炎培，晚清举人，中国著名教育家，1940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1945年访问延安，曾和毛泽东有过一场关于历史上各种政治力量“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著名谈话。1949年后，黄炎培历任全国政协付主席，全国人大付委员长等职。
父亲黄万里，清华大学著名教授，1957年因发表《花丛小语》被毛泽东钦定为右派。但这不影响毛欣赏黄万里的诗词，说“写得很好”。黄万里是斐声中外的水利专家，因早年反对在三门峡建坝，批驳“圣人出，黄河清”的谬误而一生坎坷。毛泽东称他“脑后长有反骨”。但三门峡水库建成后，祸害无穷，成为新中国水利建设的一大败笔，证实了黄万里当初的预言。
她提到的文章是指清华大学教授曾昭奋1998年发表在《读书》期刊上的《科学春秋》一文（后收入《清华园随笔》一书中）。这篇文章首次披露了文革期间我在清华大学科学馆中的遭遇。这段“披露”虽然涉及到我的一些经历，但并没有“说清楚”我被关在科学馆的来龙去脉。十年中，他的这篇文章引起不少人向我问及文章背后的故事。

我猜想黄肖路也一定对我的这段经历感兴趣。次日，我即给她复信：

肖路，

曾昭奋的短文几年前在《读书》上看到过。最近沈如槐又在他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中从另一个角度提到武斗期间我被关科学馆的事。

书是邱心伟寄给我的，我有一短信答复。转发给你，或许有所启发。沈如槐显然缺乏你的细心，他就没有在写书前给我打一电话，问问我是哪一天进的科学馆。

叶志江

邱心伟是我的清华校友，近几年热心于“抢救”清华文革史料。2007年11月间她和我有过数次通信，并寄给我不少有关的资料和书籍。她在信中主张：

我们先把史实记载下来，思考是要慢慢来的。各人观点不会尽相同。

沈如槐写清华文革史，当然是很权威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在他的书中有两处提到我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一处是关于我“炮打康生”的事，另一处便是我为营救我当时的女朋友陈育延而被关科学馆的经过。

因为有两个清华名人先后在他们的书中或文章中涉及我的这段经历，我给邱心伟回了一封信，算是将有关的“史实”记载下来。

心伟：

发来的邮件和寄来的书都看了。时隔四十年，但很多事如今读来却恍若昨天，不同的是当年的是非恩怨早已被岁月磨去。想要搞点研究探讨之类，也非风烛残年所能胜任的。一旦钻了牛角尖（或曰“顿悟”注），说不定就会追随周泉樱去信佛了。你所说的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真相，倒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但要真做起来也难。

沈如槐据说花了六年时间写了一部清华文革记事。其记载之翔实，在我看来几乎是同类书中最有史料价值的了。但倘要追究起来，恐怕也会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以我个人为例，书中366页提到了我当年“英雄救美”的往事。这件事本与革命的主题毫不相干，不过是给血腥的武斗添加了一点小资情调而已。但既蒙厚爱写入“文革记事”，我当主角的对这段文字不妨考证一番，留一点“真相”给读者。

书中说陈育延被抓后一周，我去科学馆要求留下当人质换取陈育延的自由。其实我三天后就去了科学馆。因为陈被抓，我骑车跑掉是不得已的。当时我的自行车上有一书包陈育延的日记。日记里有团派历次（包括武斗期间）总部会议的记录、孙华栋事件和炮打康生的材料，当然还有不少充满小资情调的个人隐私。所以陈育延要我快跑。我对陈说了一句“三天后我来救你”就骑车跑了。倘若当年老四得到了这些日记，“百日武斗”恐怕会有更多的精彩情节了。

三天后，我在皮带背面藏了一把小刀去科学馆“救美”，脑中绝无“交换人质”的幻想。我想陈育延被放也不是我去科学馆的结果，而是因为她绝食七天，老四念其是“老八八”，不忍心让她饿死在科学馆。

我之被扣，当然是自投罗网。但书中称我是“28团的笔杆子，堪称团派的理论家”，则令我大惑不解。我当年从未加入“28团”，至今都不知道28团有哪些英雄好汉，如何能充当其笔杆子？文革中我写过一些令人注目的大字报，但都是以个人署名的。我自忖也并未为老团提出过什么可以“必胜”或必败的理论，是当不了什么“家”的。

当然，我很感谢沈如槐在他的书中重提当年这个插曲和称我“舍己救人”的溢美之词。我想说明的是，要想白纸黑字留下历史真相并非易事。

叶志江

注：周泉缨在他最近出版的《和谐世界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一书的作者自序中说“1997年，我在佛祖‘缘起说’思想的启发下突然顿悟”。文革期间，周泉缨在清华园贴出《414思潮必胜》的大字报，成为清华大学“414”派的理论家。

我原以为，我的答复已经将当年的这段往事交待清楚了。不料，黄肖路并不满足。由此，我们开始互通邮件，并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因为是在网上随问随答，我的回忆是零乱的，但我很喜欢这种“启发式”的写作方式，否则我大概不会有兴趣和勇气将这些陈年旧事写出来。
文汇报副刊副主编周毅女士在病中阅读了我和黄肖路的部分邮件。她在回信中说：

您的文章非常好，不论是所经历事件的价值，还是您的态度、文笔，都让我吃惊，尤其是从与黄女士电邮中所展示出来的一切。信件保持了思维展开的由头、进程、跌宕，有一种生命的活力，我更建议您把这一序列写下去。

她的赞许当然是鼓励性的，但作为大报副刊主编，她的意见又是很专业的，我和黄肖路决定保持通信的原貌。
又因为是在网上互发邮件，每次打开电脑便希望看到对方的回复，这使我想起了一部美国电影《YOU’VE GOT MAIL》。于是，我便借用来作为我和黄肖路之间往来邮件的题目。和电影的中文译名“网上情缘”采用转译一样，题目的中文译名便是“互联网上的回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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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的回忆（二）

2007年12月12日，黄肖路

我很同意邱心伟“我们先把史实记载下来”的观点。那个“英雄救美”的故事非常好，如果我有此故事之“原版”，我一定会把它写得更加绘声绘色！那个“救美英雄”是谁呀？
像你这样从1963年到1968年在清华上大学，并又那么有名的人，已被许多人写入文章，你为何不自己写自己？
我是在写我父亲，“1966年8月24日12校红卫兵血洗清华园”的晚上，我父亲被抓去拆二校门前被强迫跪在我家后院（新林院5号甲有2米高的砖墙后院）里挨鞭抽，邻居一个10来岁的男孩跑进来，拾起一块砖（石？）头狠狠地砸到我父的后脑勺。我父觉得巨痛，头轰得一下，想：“我今天晚上就要被打死了！”幸好，主持打人的“自控系红卫兵”立即喝斥：“不许打头！哪儿混进来的小孩儿？”因此，你可以知道，“66年8月24日”对我父亲和我们全家有多么重要！而两，三年前我读到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中的一句话：“66年8月24日（12校）中学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撕大学生给刘少奇写的大字报。”从那时我就想找到你核对你的大字报刷出来的日期。
“从刘少奇看北方局的黑线”，这是你的大字报的标题吗？你还能回忆它的内容吗？日期应是8月20日----23日吧？

P.S.哪儿可以买到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我很想买一本。

2007年12月13日，叶志江
先回答你的正题。我的大字报标题应当是“肃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线”。大字报贴出的日期应在1966年8月19日或20日。因为我还记得大字报贴出后有好几天被围观的“盛况”。
大字报的内容早已淡忘了。只记得当年看了不少革命回忆录，感动之余，却也察觉出党内的山头之争。例如高岗反党集团中的重要成员竟出自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便令我大受震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将刘少奇被贬一事公诸于世。对政治十分敏感的清华学生闻风而动，纷纷贴出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联想到高岗反党集团一事。我自然就认为刘的“反党集团”中也一定有很多成员来自他主持的原北方局。大字报贴出后，不少人以为我掌握了什么“内部资料”，其实大字报中的内容都出自公开的回忆录。

“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血洗清华园”的起因、过程和后果，已为一些文革研究者所关注。它是文革初期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破四旧”和制造“红色恐怖”中的一个典型事件。

在清华学生贺鹏飞等人的统一指挥下，来自北京市十几所中学的数千名红卫兵，如同正规部队一样开进清华园，对清华园实行封锁和分割包围，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大有当年彭德怀搞“百团大战”的气派。当时在北京市和全国各地发生的小股红卫兵的零星战斗和它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去科学馆属“自投罗网”，“美”并未救成，陈育延绝食自救。我在狱中每天两个馒头苟且偷生，只落得“中世纪骑士”的头衔（狱中难友陶森所封）和“白发娘，望儿归，红装守空纬”的漫漫长夜。这七十多个日日夜夜（其实我们被关在黑牢里，是没有“日”的）倘若绘声绘色起来倒是可以去骗一些稿费或者眼泪的。

2007年12月14日，黄肖路

在我看来你的每封E-MAIL对我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史料。但是，我对你的最后一句话很不以为然。我认为我父亲1957年写的《花丛小语》（及其续，见副件）就是把一个历史事实用“文学的语言”（即我所说的“把它写得更绘声绘色”）表达，记录当时他的观点和清华及社会的各色人物：黄万里，唐山铁道学院某教授，邢其毅，马寅初，丁玉隽，黄，丁的六个孩子（且圆，观鸿，无满，二陶，鲁淳，肖路），蔡邦华，孟德尔，李森科，赫鲁晓夫，张含英，张光斗，阿斗，诸葛亮，巴甫洛夫，钱伟长，蒋南翔，庄前鼎，毛泽东，王遵明，胡适，首长田柏年（这是小说中的化名，我的疏忽，直到2000年8月我才问父亲，他已是癌症晚期，他说实在想不起来了。在这里，我向所有读过此文的人提问，有谁知道 “首长田柏年”是谁，请在网上告诉我。）周恩来，蔡元培，古今中外二十九个人物。

2007年12月14日，叶志江

不要介意我写的那些俏皮话，那都是没有什么深意的。我的一个优点或缺点就是无法严肃起来。

三十一年前我在武汉一所大学里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在肃穆的哀乐声中望着电视转播的众多中央大员垂首默哀的镜头，我会突然想起鲁迅先生挖苦国民党大员在孙中山灵前致哀的两句诗：“静默三分钟，各自想拳经”，以至于忍俊不禁而想笑出来。我只好死劲掐自己的大腿，免得笑出声来被革命群众当现行反革命处理。

七年前我得了癌症，手术后瑞金医院的李院长特意到我的病房来，试图用最和缓的语调和用词来告诉我得了癌症。令他惊奇的是我只是笑着问他“我还能抽烟吗？”

在科学馆的黑牢里，饥饿，毒打，生与死时时刻刻相伴，我居然沉浸在从看守那里“偷”来的邹韬奋的《萍踪寄语》，随韬奋先生去周游列国了。
黄万里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历史人物。在清华唸书时，反右教育在我脑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项志遴，另一个就是黄万里。
批判项的人说，项志遴年记轻轻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自以为有了资本而向党进攻。我好奇的却是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是何方宝物有如此神力。到了1987年我也莫名其妙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时，我却没有向任何人进攻的欲望，而是“急流勇退”下海去赚钱谋生了。项志遴成了我自嘲或自我安慰的借口。
黄万里先生的《花丛小语》和他力排众议反对三门峡建坝的勇气更令我对他生出一种神秘的感觉。那一句“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的意境和三门峡为什么不能建坝的疑问不知何故在脑海中数十年挥之不去。数年前在书店购得《长河孤旅》一书，才算了却我想了解黄先生人生沧桑的心愿。接你的电话更使我感到了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这不会让我再得一个什么奖之类，但倒是可能让我这个懒人真的动笔去写一点人生的悲欢离合。

2007年12月14日，黄肖路
知道你如此乐观，真高兴！七年前你得了哪种癌症？（你当然可以不回答我，在美国这是VERY PRIVACY的。）How were you survived？ How are you right now？ How do you keep the cancer not back？
你的故事个个很精彩！尤其那个“老毛追悼会”！
Do you marry 陈育延？当年我真觉她很秀气！五官端正，娇小的她，细皮嫩肉，白里透红的;象《红楼梦》大观园中的小姐。难能可贵的是她身为高干子弟，在那“大革命”的当口，站到了平民（中下层革干，工人，贫下中农。地富反坏右是贱民）子弟为主的“八八”红卫兵一边。你看，“八八红卫兵”与“八九红卫兵”在大礼堂辩论时，“八九”的头儿×××煞白的小脸儿绷得紧紧的，不时地摇着话筒站起来发言，一个字一个字地象开机关枪发子弹似的，杀气腾腾，强词夺理，语无伦次。活活的一个女党棍！与稳稳地坐着，慢条斯理地边分析边论证的“八八”的陈小姐形成鲜明的对照。真可惜，当初我没做笔记。你知道有何人或何书对当时清华的辩论有记录吗？
你现在哪里"下海捞钱"？你后来捞着钱了吗？（又是两个可以不回答的问题。）我很想知道你何时离开清华的及以后到现在的经历。如果我给你打电话，在BJ TIME何时最好？

我真的希望你这个“懒人”动笔去写一点人生的悲欢离合！我想当第一位读者！我把最近写的《诗人HWL》的部分用ATTACH FILE给你，请别传给他人
我读了《沈如槐文革记事》关于你的那段话，还把它拷在我的硬盘上了。如果你能把“沈文”，“曾文”加上你的“救美英雄”三合一，（三个素材）写成一篇“清华大学百日武斗中‘英雄救美’”就太棒了！

互联网上的回忆（三）

2007年12月15日，叶志江

你今天的问题似乎多了一点，好像是在逼迫我开始写人生的悲欢离合。
我和陈育延的相恋和分手是十分浪漫和戏剧性的。但其细节不是摘要式的EMAIL所能容下的。
我们的相恋曾让许多人大跌眼镜，就好像英国王室的一位公主下嫁一个囚犯一般让人不可思议。

我们虽然有冲破世俗的勇气，但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一个号称“陈常左”的革命小将和一个被批判的“修正主义苗子”难免不发生思想上的冲突。举一小例，毕业前夕我打算拿到第一份工资后去给陈育延买一件绿毛衣，因为我觉得她穿绿毛衣很漂亮。

不料陈脸色一沉：

“你怎么和余永泽一样庸俗！”

我鄂然。余永泽是小说《青春之歌》中一个迂腐落后的北大学生。我不知道买绿毛衣和他有何相干。

“余永泽也说过他北大毕业后第一个心愿就是给林道静买一件绿大衣，你们连喜欢的颜色都一样！我说你和余永泽一样庸俗，是因为你和他一样不关心革命，就想有一个漂亮的妻子。”

陈育延言之凿凿，不容辩驳。

我恍然大悟，深感无地自容。

在那个年代，杨沫的《青春之歌》风靡全国，有哪个女学生不厌恶书中的余永泽而仰慕卢嘉川？可见我当时有多么狼狈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的小资情调有増无减，其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先生晚年写了一本《流年碎影》，言及他和杨沫的那段分和合“认定为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

用这段话来概括我和陈的分手也应当是不错的。

陈育延现已退休，住在北京，我们偶尔也有来往。我们当年虽有争吵，但人老了，总还是念及对方的好处。

工宣队进校后，她又红过一阵。她和沈如槐分别作为团派和414派的代表被选进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有一次她主持全校批判大会，因为有一个学生的发言稿中将我作为清华大学党委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典型加以批判，她愤而退出会场。任凭大喇叭里工宣队领导呼喊她回去主持会议和全校几万名师生员工的等待，她和我躲在大操场的角落里，就是不回去。她这种宁要“英雄”不要江山的举动和我的“英雄救美”可说是异曲同工。

对于蒯大富，沈如槐等清华大学文革风云人物，在他们日后受到审查时，她也从不趋炎附势，落井下石。

毕业后，她被发配到贵州省正定县安常镇一个中学教书。

人的归宿有时和地名会有一种宿命般的联系。三国时，“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和诸葛亮齐名的凤雏先生庞统便战死在“落凤坡”。

外号“陈常左”的陈育延落难“安常镇”也算是命中注定。。

七年前我得的是结肠癌，我的主治大夫给我下的判决是癌症晚期。但我不服，因为我查了一本英文手冊。按照DUKES'的划分标准，虽然癌细胞已经侵润到肠壁的最外层，符合晚期的标准，但晚期的第二个充分必要条件是结肠周围六个送检的淋巴结至少有一个受感染。不巧的是我只有三个淋巴结送检，并无感染。再加三个淋巴结送检是否会发现感染的淋巴结成了悬案。所以判我晚期是缺乏足够根据的。

我治病的办法就是真正忘掉它。除了手术，我不相信任何抗癌药物，也不服用此类药物。我想，如果有一种药物是可以治疗癌症的话，瑞典皇家学院是不会忘记为它颁发诺贝尔奖的。

在我看来很多癌症病人是被吓死的或者是被治死的。我做过几个月的化疗，那些昂贵的药足以将人整得死去活来。所以不管我的主治大夫，一位颇有名气的老教授如何坚持，我还是拒绝了他的治疗方案。我回家恢复了自己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一天两包烟，每天凌晨两点才睡觉。当然，每年一次的复查我还是必到的。老教授每次看到我活的好好的，总有点悻悻然的样子。

我该睡觉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007年12月16日，黄肖路

（有一次她主持全校大会，因为有一个学生将我作为清华大学党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典型加以批判，她愤而退出会场。任凭大喇叭里工宣队领导呼喊她回去主持大会和全校几万师生员工的等待，她和我躲在大操场的角落里，就是不回去。她这种宁要“英雄”不要“江山”的举动和我的“英雄救美”可说是异曲同工。）
好样的！
但你还是没告诉我你们结婚了吗？你这辈子恋爱过几次？（又是可不回答的问题）结婚过几次？你有几个孩子？}我诚心诚意地建议：戒烟！！！！得过肺结核的人特别容易得肺癌。我的一个老邻居老太太13岁时得结核，69岁时得肺癌。你最好明天就去透视，今天就戒烟！
千万别因为这个建议，就不“写下去”了！但如果我不提这建议，我就属于“见死不救”类了！

2007年12月18日，叶志江

看来你有很强的好奇心，这对于一个试图写点东西的人倒是真有帮助的。

我和陈育延最终未能步入婚姻的殿堂。

1967年的夏天，我们一同乘火车去广州。因为沿线很多地方发生武斗，火车开开停停，三天的路程，走了十天。当火车抵达武汉附近的一个小站时，司机因害怕被流弹打死而弃车逃离。一些旅客将司机找到，并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鼓励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但司机不为所动，火车被迫在小站停留了两天。

这意外的停留给了我们在月光下漫步的机会。小站旁的田野上，月光如水，“晚风轻轻吹过树林” 。那正是《费加罗的婚礼》里伯爵夫人和苏珊娜设计的让人意乱情迷的场景。

我们不由自主地坠入了情网。

我说过我们的相恋是浪漫和戏剧性的，这是因为我们相约去广州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戏剧性的故事。

我们的分手也是同样的浪漫和富于戏剧性。然而，如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播放莫扎特《晚风轻轻吹过树林》时的旁白所说：Some things are best left unsaid。（有些事不说为妙）

我有过两次婚姻。前妻何宇平是清华水利系00班的学生，生有一子，现都在洛杉矶定居。

我的一生中以婚姻为目标的恋爱有过六次，以感情为主的恋爱也不下五，六次吧。大多未能走到头，包括我的前妻，只能算是曾经拥有吧。这中间自然会有不少无奈和遗憾，但我敢断言没有一个人会怨恨我，我也从不怨恨任何人。来一趟人世并不容易，缘分更非易事。你说呢？

2007年12月19日，黄肖路
在刚刚过去的４８小时里，我不止１０次打开电脑，每次都让我失望。我想：“这下可完了，我一定是踩到地雷了！他一定是听不得别人劝他戒烟。再等他12小时。”看来，我还得接着劝你戒烟。
对你的来信我加了评论，加字放在[ ]里，去掉的部分用（）。对不起，这是我的职业病。蒙毛泽东的“照顾”，1965年他不准我上大学，所以我19岁就被分配到海淀区教育局，到清华附中受培训。
你为什么那么多情又那么“无情”？像个艺术家？你不觉得很累吗？可能你的“情能量”特别大！本来嘛，上帝造人是各式各样的（我不信上帝）。爱与结婚部分是“缘分”的结果，而“缘分”又不完全是个人努力就能得到的。
你和陈的恋爱是不朽的！
你可真坚强！你从来没想过自杀？

互联网上的回忆（四）

2007年12月21日，叶志江

你问我：“你从来没想过自杀？”

在我最困难的时侯，我有过很多离奇的想法，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自杀。许多自杀的事例都发生在文革初期，因为人们难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经受个人命运的突然逆转。

我之所以从未产生过自杀的想法，应该归功于我的“精神分裂症”。当我的一部分大脑在和现实发生互动时，总有另外一个超脱于现实的思维在活动。前者（现实的我）只是后者的一个观察对象，就像是一本正在阅读的书或者是一部正在观赏的电影。和现实互动的思维当然会产生很大的痛苦或快乐，而超脱于现实的思维则理智得多，而且富于想象力。

人在绝望时，除了自杀，还可能精神错乱。文革初期我无意中遇到两个受剌激而精神错乱的女学生。她们的遭遇也是值得人们同情和发人深省的。

一个叫王荣芬，是北京外语学院德语系的学生。大约是在1966年9月前后，她到清华看大字报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如果我不是大字报中讲得那么坏，想和我在颐和园十七孔桥

见面一谈。信中还约定了时间和手持报纸的见面暗号。署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高洛梅”。

我并没有收到这封信，因为8月24日红卫兵血洗请华园后，我已逃离北京。信落到两个文革期间负责批斗我的清华学生手中。他们如获至宝，以为发现了我的反革命活动线索，决定假扮我去和王荣芬见面。

他们见到了王荣芬。沿着昆明湖边走边聊，王向着冒牌的叶志江倾吐她对文革的不满和为彭真，蒋南翔等鸣冤叫屈。

两人回来后将王荣芬的“反动言行”整理成揭发材料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北外的文革领导立即将王荣芬看管起来，准备批斗。王乘人不备（又是一个人不备，可见文革时期的“群众专政”漏洞百出。）逃出学校。在喝了敌敌畏后，她冲进外国驻华大使馆。在被使馆守卫拦下时，她已昏迷不醒。当她苏醒后，人们发现她已精神错乱。

1968（1967？）年的一天，清华冶金系的一个女同学忽然来找我，问我是否认识王荣芬。我很惊讶，便告诉了她上面这个故事。她告诉我王荣芬是她的邻居，出事后一直住在公安医院。王的母亲前不久和她说起王荣芬口中一直在喊一个叫叶志江的人的名字，可能王发病和这个人有关。当她告诉王的母亲叶志江是清华的学生后，王的母亲便希望我能到医院去见王荣芬，或许可以唤醒王的记忆。我答应了。但我后来没有再见到冶金系的这位女同学。或许是王的母亲改变了主意，也或许是后来我毕业离校了。我十分内疚我后来未被能主动去寻找过她们，至今我都不知道王荣芬后来的命运。

2007年12月22日，黄肖路

我想你说的王荣芬就是我E_MAIL给你的文章中的王容芬。我简直不能相信你不知道她后来的下落！这么多年你不用突破封锁的软件吗？你需要一个吗？
这两天我太忙。下周二我会再写多点。
请看附件：《冰火“八一八”：王容芬与宋彬彬》祭园守园人

2007年12月23日，叶志江

我十分骇异你发来的关于王容芬近况和她的遭遇的文章。多年来萦廻于脑际的疑问和内疚终于得到了释放。我说过接到你的电话后我便感到了冥冥之中一种神秘的力量，并让我生出一种倾吐人生的悲欢离合的冲动。王容芬的出现似乎证实了我的这种预感。

假如“冲破封锁的软件”可以让我解开更多的人生之谜，我倒是很想要一个。

我26日去洛杉矶，5天后回上海。

2007年12月23日，黄肖路

你为什么只来美国五天？你来美时请给我打电话。我可把“破封软件”E-MAIL到一个不是CN的网址，你再把它倒在shan stick上就万无一失了！

2008年1月25日，叶志江
杜欣欣对我的“英雄救美”故事一直很感兴趣。在她的要求下，我写了一点关于祖辈的故事。
我家祖居无锡。祖父叶应春年轻时染上鸦片，不为家族所容。几亩田地和几间瓦房也被族中长辈趁机夺走。无奈之中，他流落到无锡乡下一个叫北七房的小镇，以养蚕为生。好在他学得一手烧制鸦片的绝活，邻近的大户人家都请他加工鸦片。除了工钱，扣下比别人多加工出来的鸦片成了他最大的收入。日积月累，黑色的鸦片都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元。
在烧制和抽鸦片交替产生的烟雾中，转眼间他也步入了知天命之年。但他依旧是光棍一个，没有人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鸦片鬼。但有了钱，他不免动起了娶老婆的念头。
一日，风和日丽，乡间的小河上来了一条贩运日用品的小船。船家的女儿年方十七，被我祖父用五十元大洋买了下来，成了我的祖母。婚后不久她便生了一个女儿。那时候并无计划生育的限制，但此后的十多年中，我祖母不知何故再无生育。不料在我祖父六十三岁，已近绝望之时，祖母居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替叶家生出了一个儿子。祖父大喜过望。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今有了儿子，他决心痛改前非。在地上打了三天滚，不知忍受了多少痛苦，他硬是以六十多岁的高龄将鸦片戒了。
祖父有两个妹妹，人称应大姐和应二姐。这应大姐和她的男人在苏州城里一所师范学校旁边开了一家卖粥的小店。我无法考证在我祖父落难的时候是否得到过他们的帮助，但下面就要说到的一件事却完全可以证明祖父十分信任这两口子。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自觉已年老体衰，无法将儿子抚养成人。但老婆太年轻，又是买来的，身后的事难以依靠她。在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他将积蓄多年的一篮子银元送到了应大姐和他的男人家中。随后又将我父亲寄养到他们家，了却他萦回心头的托孤大事。
在应大姐夫妇日后发迹时，这一篮子银元的故事被理所当然地否定了。我们能知道的事实是，小粥铺很快变成了正规的饭店，承包了上千个学生的伙食。数年后，两口子又开了面粉厂，丝厂，并在无锡城里盖起了数十间房子，成了当地颇有名气的富人。
银元的故事可以被否认，但我父亲毕竟是他们的亲外甥，这抚养的责任倒还没有被忘掉。我父亲被送到学堂读书，同我父亲一起读书的是他们的千金小姐，父亲的堂姐，芳名邵逸青。
多年后，邵逸青长成为亭亭玉立的大小姐。因为长得漂亮，又念过洋学堂，中华书局的董事，印刷所所长王瑾士对她一见钟情，停妻再娶。
当然，这王瑾士在上海滩也是个了不起的角色，难怪邵大小姐会不顾父亲的反对而投入王的怀抱。1917年，也就是民国六年，发生了银行挤兑风潮，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史称“民六危机”。创办仅五年的中华书局因资金短缺几近破产。王瑾士当时负责印刷厂，接到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大宗印刷业务，获得厚利，解救了中华书局的经济危机。事后，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重赏王瑾士，特地购置小轿车供他每天外出联系业务。王瑾士成了中华书局第一个坐轿车的人。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王瑾士因为负责上海印刷厂工作而成为“英雄”，又因为签名开除香港印刷厂罢工工人一案而成为“罪人”。1951年共产党肃反时，判了他无期徒刑。1958年，王瑾士死于保外就医中。
王瑾士被判刑，多少有点为中华书局董事会承担了责任，当了替罪羊。在他死后，留在香港的中华书局同仁多方设法，帮助邵逸青渡过了艰难岁月。在近几年出版的中华书局史料中，王瑾士当年为书局的发展所做过的努力也得到了肯定。
邵逸青和我父亲从小一起长大，成年后对我父亲一直很照顾，替她母亲尽了当年受托的责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瑾士被派到香港，负责中华书局香港印刷厂的工作。我父母随后也去了香港，这便是曾昭奋先生日后在他的书中提到我“生在香港”的缘由。
抗战胜利后，香港印刷厂的上海籍员工纷纷坐船回家。我父母也买了船票，择期而归。但房东太太因为战争期间彼此互有照顾，很舍不得他们离去。特意在观世音菩萨前求了一根籤。结果观世音菩萨和房东太太的意见完全一致，说是在香港或到了上海都太平，就是路上有危险，不能走。我母亲本来就迷信，自然就打了退堂鼓。父亲虽不迷信，但拗不过母亲对菩萨的坚定信念，只好将整理好的行李通通解开，又在香港住了一阵子。
果然是天意难违。
我父母要乘的这条船在香港附近的公海上被日本人留下的水雷炸毁，全船数百人无一生还。
这个故事被我母亲说了半个多世纪，听者无不动容。
我自然也十分感激观世音菩萨和房东太太对我们一家的眷顾，让我能活到今天。但我总免不了会猜想那几百个人中必定也会有人在观世音或别的什么菩萨前求过籤，结果是更加放心地踏上了这条死亡之船。他（她）们当然不可能有机会在人间讲述自己求籤的故事了，而只能在天堂诉说他们的冤屈。
除了这个故事，那一篮子银元的故事也是我母亲经常会提起的。但作为叶应春的后代，我已无法体会上一代的恩怨是非了。对我来说那仅仅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而已。邵逸青和王瑾士在建国西路的豪华别墅曾给我留下美好的童年回忆。在我父亲生前，两家也经常来往。
1982年我去美国后，十多年中我不再听到关于他们的任何音信。
1995年，我回国经商，为美国维蒙特（Valmont）工业公司在上海筹建工厂，生产路灯杆，电力杆和通讯杆等产品。上海电力局是这个工厂最重要的客户之一。虽然维蒙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这一产品的公司，但在筹建初期我们却无法进入上海电力局的市场。
正当我在办公室冥思苦想寻求良策时，一个很少联系的远房亲戚突然来找我。在不经意中他竟然告诉了一个对我而言不谛是石破天惊的消息：堂堂上海市电力局局长顾寅章竟然就是邵逸青的外孙女婿。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邵逸青已在数年前去世，但她的女儿，顾局长的丈母娘，小名叫“朵朵”，也是我年轻时非常熟悉的名字。我一个电话打到局长办公室，让顾的秘书转告他我是“朵朵”的亲戚。因为这个小名很少有人知道，在我父亲1988年去世后一直在寻找叶家人下落的“朵朵”立即猜到是我打的电话。一年后，她便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但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我因她而得以和顾寅章一家相认相识。
如果不是命运的安排，我不知道还能如何解释这一连串的巧合！

附：杜欣欣2008年1月25日的邮件
志江，你好
来信收到，家史很奇，写得也很好，但是问题来了，你已经写得这么好了，我写什么？（一笑）。
上次采访的东西，我还没有全部输入，最近比较忙，待输入后还会有问题请教。
另外，你的电脑时间有问题，发来的邮件都是2007年，要查一下，否则很容易耽误事情。
再聊
欣欣

互联网上的回忆（五）

2008年1月30日，黄肖路
读了你的“家史”，感想颇多！首先想到的是：你会不会65岁前后喜得一“千金”，（因为你在而立之年已得一子）使你想“痛改前非”，戒掉“现代版鸦片”---香烟？
我和让你做作业的杜欣欣有同感：你的“家史”写的太好了！好的原因有：你很会写;还有：“家史”本身“TOO DRAMATIC”。所以，若杜欣欣要写你，你就让她转引此段，只要请她注明是你写的就行了．
因我患有严重的“职业病”-----喜好改作文，所以将你的“家史”改了改。请阅“附件”。请提意见，但不要生气。希望能继续读你的来信。
你的家史能如此，最重要的不是那篮银元，而是你的祖父，应大姑奶，邵大姑爷，他们的女儿邵逸青，你父母亲，朵朵，朵朵的女儿，顾寅章和你，这些人都具有中国人原有的优良传统：重视亲情！你祖父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然我们不赞成那重男轻女部分），硬是戒掉了鸦片，还攒了银元到他的大妹夫，大妹那儿去“托孤”。如果他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没后面的故事了。邵大姑爷姑奶两口子也十分关键，那种只收银子不做事的人多得是！他们很好地完成了“养孤”的任务，还送你父上了“洋学堂”。你父母一定是做人做得好，否则那位香港房东太太也不会极力挽留你们。还有你的邵逸青大表姑，始终照顾你父亲;朵朵和她的女儿，女婿也是十分注重亲情，是“以亲为亲”，而不是“六亲不认”。
总之，家史中的所有的人都是有中国的优良传统。但是，似乎你的长辈们和朵朵的寿命都不高。你文没说明。你能把与你有有血源关系的亲戚的寿命告诉我吗？如果你的长辈不太长寿，你就更应该注意每年检查身体！戒烟！

2008年1月30日，叶志江
在你的记忆中，我的大字报《肃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线》曾引起过一点轰动。我也因此被北京中学红卫兵们追杀。其实，我的另外两张大字报更是在清华园掀起轩然大波，并使我遭遇更多的磨难。我将其经过写下来，也算是立此存照。
附：《救鬼》和《救赎》

2008年3月18日，叶志江

按你的提议，我终于将在科学馆的经历写了出来，离“绘声绘色”的要求肯定差得很远，我自己也觉得言犹未尽。

你的意见始终是我动笔的原动力。但要写的东西太多，你在邮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也还有不少没有答复，先欠着，慢慢来吧。

附：《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2008年3月19日，黄肖路

你写的太棒了！其实，我最迫切希望的是有人把那段历史记录下来。至于是否“绘声绘色”，倒在其次。
你把历史事实写得真全面：人的心理活动与肉体感受是相互影响的;没受过你所受的拷打的人，绝写不出这样的事实与感受！十几年以来我想找到你，就是想知道你那张“从北方局看刘少奇的黑线”（到底是什么题目？你还能尽量“还原”这张大字报吗？）我可以“还原”当年你贴那张大字报的动作，神情和十多个人从第一张贴好后就不动了，当你从七，八尺高的梯子下来时，围观的人就成几十位了……。令我完全没想到的是：由于我的穷追不舍与打破砂锅问到底，引出了你的那么多美妙珍贵的故事。就算是“抛砖引玉”吧！还真得感谢“上帝”！牠送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INTERNET！
你的故事中的陈家宝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付烈（原名付杏春）的男朋友。付是自93班的，和刘涛一班，是刘涛的好朋友。付烈在组织上是团派，在思想上是老四。她和老四的笔杆子万润南（建0的），是“有共同思想的”好朋友。当时付，刘宿舍6个室友只剩下付，刘二人不回家了。所以万找付时，就常见刘一人“守空房”，便“灵机一动”，成了勇于“捡烫手山芋”者…….。
陈家宝，付烈都没来过美国，自70年代末他们一家（有个儿子名陈默）就搬到陈的老家福州市了。
陈被关在科学馆时，付没能去探视;倒是陈的大姐从沈阳来清华找老四谈判未果。
陈逃跑之后，不久就发现得了肺结核。
我可能下周五3月28日到北京， 4月7日至14日去台湾，再回北京。你去过台湾吗？不知清明前后大陆与台湾有没有直航班机？你这期间在上海吗？
非常感谢你的“百日战争和英雄救美”！

2008年3月20日，叶志江
谢谢你的评论。
我可以回忆一部分大字报内容和文字，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发生过高冈，饶漱石反党集团事件，其成员很多来自原陕北红军，如……。无独有偶的是，刘少奇反党集团的很多成员，如……，也都来自原北方局……。”之类的话。然后是对这种历史现象的分析等等。但大部份内容都记不得了。
（一年后，我在网上看到湖北李晓航先生收集的文革资料中有这张大字报，他收到我的信后很快就给我寄来了全文的复印件。根据这一复印件，大字报的标题为“彻底根除原北方局中的黑线”，贴出的日期为8月22日。留在我头脑里的那段话的原文为：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高岗、饶漱石反革命集团和彭德怀、习仲勋、黄克诚反党集团篡党篡政，反对毛主席的事件，这两个反党集团的根子就在原陕北红军（后组成西北局）中，这两个集团中一些负责人物都是原陕北红军（原西北局）的领导人。
最近我们党又揭发出一个更阴险、更隐蔽的反党集团——以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集团为主体的黑帮集团。无独有偶的是这个反党集团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原北方局的成员，）

陈家宝女友的事情是听看守误传的，我将更正。谢谢你告诉我真实情况。

需要加以补正的还有科学馆里414武斗人员“每天都有米饭吃”等的叙述。

我最近都在上海，希望能在上海尽地主之谊。

附：《“救美”一文的前前后后》

2008年3月30日，黄肖路
谢谢你给我寄来的书。明天我去给你寄书。
沈如槐的书在哪儿能买到？你与邱心伟说的《萍踪寄语》我也有兴趣。在HK能买到吗？请你在得到此书后告我此书的出版社和出版年月，以便查寻。
邱心伟在北京吗？如果他在北京，我可直接寄给他《追寻黄万里》和《中国国家地理志》2004年11月“河流专辑：走遍世界去问河”。
如果方便，请将此信转发给邱心伟。

2008年4月3日，叶志江

《萍踪寄语》一书出版时间太久，书店里恐怕买不到。有时在网上看到有人卖二手书，我没尝试过。

文革中，我接触了不少人和事，对于了解文革中个人的命运或许不无意义。我计划写一点下来，并陆续发给你。

中学时读过一篇选自老舍作品的课文，讲的是“在烈日和暴雨下”骆驼祥子拉车谋生的艰辛。文革开始，老舍不堪凌辱，在祥子拉车的北京城里投太平湖自杀。

他至死都不会想到，在他投湖的同时，他笔下的“烈日和暴雨”正被“革命群众”创造性地用来折磨年仅18岁的北京戏校学生李维康-------我的故事中的主人公。

当然，文革期间人为的“烈日和暴雨”比自然界的“烈日和暴雨”要酷烈得多。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李维康也被人为的“烈日和暴雨”所折磨。

也算是一种缘分，很多年后，李维康主演了老舍的《四世同堂》，见附件《在烈日和暴雨下的一代名优》。

又及，连同这一篇，我已写了五个“专题”。我并未过多考虑各自的时间顺序，而是心之所至，随笔写来。这大体上像是在“烧制”一块块砖头，一旦有足够的砖块时，再去考虑造什么样的“房子”吧。
现在的形式恐怕也只是一个“临时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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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的回忆（六）
2008年4月19日黄肖路
我很同意你的“烧制”砖头的方法。
我是08年4月8日至13日在台北，4月17日飞到PARIS开为期一天半的会。从我下榻的小旅店---Hotel de France出门朝北步行20分钟，就是著名的赛纳河......。昨天，4月20日（星期日），我的二姐和二姐夫来到PARIS市，他们在PARIS郊区住了26年了。
Love Paris!！ This is the most beautiful city,I've ever been.
We visited the Petit Palace.这座“小宫“的外型与内部构建都是皆富丽堂皇，古典雅致之大全！
现正值西班牙画家GUYA的作品在展览，但是我们最爱看的还是这座“宫殿”里原有的展品，油画，雕塑等。
我的机票是29号回到北京，5月5日从北京返美。因去PARIS是“节外生枝”，原计划推迟返美12天。不幸昨日接老公自美来电话，他星期六在院子里连干了五个小时的活，第二天生病了，所以我就要按原机票返美了。
我要把“8.20后叶志江大字报”和“66.8.24.十二校红卫兵血洗清华园”那两段再写详尽些。我想将来发表时，每次只发你的一封和我的一封，不知你的意见如何?

2008年5月3日，叶志江

我曾两次去巴黎出差。

巴黎当然是美丽的。但当我第一次走在巴黎的大街上时，震撼我的心灵的却并非她的美丽而是那种恍若走进了时光隧道的感觉，年轻时读过的和这座城市相关的历史和文学作品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的眼前。这里的一砖一瓦似乎都曾经被那些历史巨人触摸过，正在默默地叙说着所发生过的一切。我在塞纳河中的西岱岛上寻觅巴黎圣母院，坐在这座哥特式教堂的长椅上静静地感受雨果的笔触。我又在左岸拉丁区寻觅普罗克普（Le Procope）咖啡馆，坐在古色古香的餐厅里倾听伏尔泰、卢梭、丹东、罗伯斯比尔、马拉以及巴尔扎克和雨果等当年聚在这里大声争辩的回音……。

历史，更准确地说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当然是由大人物们创造的。然而，一个时代的记录除了卢浮宫等博物馆里珍藏的艺术作品和文物以外，更主要地是保存在文学作品中众多小人物的命运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塑造了两千四百多个人物，被称为“社会百科全书”。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描写了贵族阶级注定灭亡的命运和新生资产阶级的贪婪本质。

对十年文革的思考，我更寄希望于刻画那个时代芸芸众生命运的作品出现。我的下一篇回忆或许可以为此提供一点素材。

在网上发表一事，我想再等一等

一则我不是专业写作人，写得慢，又为俗事所累，没有足够的“砖块”是无发应付每次一篇的“催稿”的。

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每周一篇。胖胖的孙伏园每隔七天必去鲁迅家中，笑嘻嘻地说：“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鲁迅先生不堪重负，只好趁孙伏园不在北京时将阿Q 送上法场，草菅人命了。待到孙伏园回京，即令他满脸堆笑，也是回天乏术了。

我也不希望因为催稿而活得太累。

二则我写的回忆，本意是给朋友们传看，以纪念我们的青春年代。这“朋友们”当然包括回忆中涉及的那些“当事人”，不经过他们的一一核实和允诺，我可不敢公诸于众。章诒和写《往事并不如烟》，成书前也在网上发表过。她写的都是死人。虽然她将他们一个个都写“活”了，但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也不会计较个人形象和隐私之类的事。

我的一生尝尽人生百味，独缺对簿公堂的经历，我更不希望因为不尊重当事人的意见而获得这一类的经验。

前几天我写了李维康的故事，那算是名人轶事。其实，倘若将文革中许多人的经历写下来，都可以成为绝妙的文学作品。下面这个故事讲的便是一个“小人物”在文革中的遭遇和命运。

附：《“煤油灯下的报告”及其它》

2008年6月6日,黄肖路
转发“再富，也要穷孩子”：自升为人父之后，我一再提醒自己要贯彻一个与东方社会价值观反其道而行的育儿理念─“再富，也要穷孩子！”但几年下来，我渐感难于坚持下去，直到有一天我辗转读到南京大学一布告栏上，一封署名为“辛酸的父亲”写给其上大学儿子的“匿名信”之后，才又深感无论如何都得贯彻这个理念。我们东方家庭“再苦，也不能苦孩子！”的做法，看来有纠正的必要了。那天晚上，我思前想后，决定等将来孩子入学了，为他准备一些“其貌不扬”的便当，以穷他物质，富他精神。
我手头上有这么一则数据：美国费城纳尔逊中学门口有两尊雕塑，左边是一只苍鹰，右边是一匹奔马。雕塑所要表达的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鹏程万里马到成功，而是象征一只饿死的鹰和一匹被剥了皮的马。
原来，那只苍鹰，为了加速实现飞遍五大洲七大洋的伟大理想，练就了各种高超优雅的飞行本领，结果忘了学习觅食，只飞了四天就活活饿死了。那匹奔马嫌第一位主人─磨坊老板给的活多，就乞求上帝把它换到农夫家；而后又嫌农夫喂的饲料少，又要求与其它马对调，最后到了皮匠家─不必干活，饲料又多，好不惬意。然而没过多少天，它的皮就被皮匠剥下来做了皮革！
由此可窥见，一个缺乏起码的独立生存能力及不懂感恩的人，无论他有多大的才华，日后有多了不起的成就，都不算是一个健全的人，都是一个生命有缺憾的人。
再富也要穷孩子，才能逼孩子学习独立前行，学会感恩惜福。毕竟…孩子的后半生我们不一定能参与……。

2008年6月12日,叶志江
很巧,你发来“再富,也要穷孩子”时,我正在写“从浮舟村到清华园”的故事。我进清华时，学生中向贫穷的父母索要金钱一事也时有发生。那倒不是为了去卡拉OK或酒吧一类的地方，而是想在同学面前显得阔气一些。那时流传的话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也真有当农民的父亲到清华来看儿子时，被儿子冷落一旁并拒绝以父子相称的情况。
在一切都从“阶级斗争”出发的年代，大学生中出现的这种情况被称为“忘本”，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于是，在我进清华不久，便接受了“忆苦思甜”的思想教育，我后来的故事便是由此而开始的。
附：《从浮舟村到清华园——我在文革前的经历》

2008年7月5日,叶志江
我7日去夏威夷，10日回到上海。附上《骑自行车登月》一文。

2008年7月8日，黄肖路
为什么你总是这样来去匆匆？难道你是VIP？哈…。
我从未去过夏威夷。如果是我第一次去哪里，我至少会在那里待上一个星期或更多，甚至会像许多在那儿渡蜜月的新婚夫妇一样，待上一个月。
谢谢你发来“登月”一文。
“5·12”汶川大地震后我忙得不可开交。
我已下载了我们的《互联网上的回忆》。我确实在尝试写一点东西和修订它，但总有点“虎头蛇尾”。或许是我不够努力，并且总是期待和梦想着明天。我真的不知道这样好不好，
你说呢？

2008年7月12日，叶志江
我当然不是什么VIP。
当我的前妻和儿子申请加入美国藉时，我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既觉得并无做一个美国公民的必要，又有“叶落归根”的打算。但我觉得保留一张绿卡倒是很有用的，这不仅给了我更多的自由度，也为我后来“下海”经商提供了很多的便利。近二十年来，为了保留这张绿卡，我每年都至少要回美国两次。
年富力壮时，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负担，但近几年来已不堪旅途劳顿，每次上飞机时都有一种去受刑的感觉，在美国停留的时间也就越来越短。总有一天，我会同美国说再见。
除了关岛，夏威夷是和中国相距最短的美国领土，为了缩短旅程，我已去了多次。
这次去夏威夷虽然只停留两天，倒是很想去张学良的墓前凭吊一番。可是问了几个当地的华人，竟无人知道墓在何处，甚至有人根本不知道张学良是何人，只得作罢。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一代风流如张学良者，竟也难免被世人淡忘，让人不胜欷嘘。

回国后倒是在网上看到了张学良墓地的照片。墓地所在的神殿之谷（VALLEY OF TEMPLE）紀念陵園位于檀香山岛北侧，距我入住的Waikiki海滩Marriott酒店仅五﹑六十公里，驱车前往应当不会占有太多时间，可惜行前过于匆忙，未能上网查一查。

张学良葬身异国，很让国人深感不解和遗憾。这固然和他后来皈依基督，将世俗之事看得很淡有关，但和他一生夹在国共两党之间的难言之隐亦不无关系。幕碑上刻有希伯来文“EMMANUEL”，意即“神与我们同在”。这既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超脱。在台湾和大陆尚在异床异梦的今天，和张学良的墓地比邻的却是当年不共戴天的日本人的墓地。

这段时间我也和你一样忙忙碌碌，无法动笔继续写我的“回忆”，倒是和两个清华校友借通信的机会发了一点议论。邱心伟你是知道的，另一个是程惟康，早年我和她有过一次偶然的交往。事隔多年，我在网上看到她写的《漂泊海外》中提到了那次交往：

旅程的下一站是华盛顿DC，在这里接待我们的是正在马里兰大学学习的清华力九学友叶志江。叶志江文革前是清华的名人，以前只知道他极为聪明能干，是位出色的学者，想不到他还是位烹饪高手。他怕我们在外奔波，吃喝都不正常，就每天都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他做的糖醋黄鱼尤其美味，大家都赞不绝口。我们在华盛顿DC游览了白宫、国会山庄、华盛顿纪念堂、国家图书馆与许多博物馆，这些景点都无须门票。首都景点的完美与庄严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令我们赞叹不已。向叶志江告别时，实在是为他的化费与热情过意不去，我们给他偷偷留下了一些费用。但想不到在回到休斯顿的某一天，接到叶志江的一封来信，他将我们留给他的钱买了许多套美国50州花鸟邮票寄还给了我们。学友的友谊真令我们感动不已。

她在清华校友网上十分活跃，发过不少很有文采的议论。

北京一家刊物希望先选登一部分内容，我已同意。大约七月底便可刊出第一篇。我这是投石问路，试试“行情”，再作下一步打算。
附上新作“登月”一篇，那是又一个在网上被炒得热火朝天的人物的故事。
文革中的那些事要如何写，确实是个大问题。我将和邱讨论的邮件转录如下，供参考。

2008年7月31日，叶志江
下面这篇短文是对万象杂志更换我的文章题目的一个回音。
附：《“色，戒”和“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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