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 | 李锐与朱正（外一篇）

reading · 发表于 2023-9-19 10:42:26

1979年1月4日父亲李锐平反回到北京，月底即是春节，我和先生陪着尙闲居在白广路水利电力部招待所的父亲回湖南省亲。记得我们是住在湘江宾馆，除了去大姑姑家外，只要是回到住处，来客用门庭若市形容绝不为过。那些人中有水电部原长沙设计院的老部下，更多的是他在五十年代初在湖南省委工作时的同事和新湖南报社的老部下，这其中便有朱正先生。

我注意到父亲同水电系统来客和报社老人谈话时的态度非常不同，他同报社老人聊天，口无遮拦。朱正先生后来告诉我，正是李锐对毛泽东的一句评语：“功劳盖世，罪恶滔天”，让他将李锐引为知己。朱正先生的这话，是要放回到1979年1月的时空去理解的，那时的李锐刚刚获得平反，连党籍和工作都还没有恢复，湖南在毛致用的掌控之下是“凡是”的天下。

报社老人中有一位俞润泉先生，多年后，他在写给另一位当年报社同事刘音女士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认为老社长是一位亲如父兄的好同志。朱正借调去北京后，常去他家作彻夜长谈，就以客厅沙发为床。一九八二年我去北京治病，由他安排住国家建委招待所。” 最能说明父亲和这些报社老人的情感。后来，这些人中最常在北京见到的就是朱正先生了。

在报社老朋友们的眼中，朱正先生同李锐的关系非同一般。俞润泉先生在他给刘音的信中还有这样一句话：“现在几乎是老社长代言人的朱正……”这话不能算太夸张。朱正先生确实是父亲那些报社老部下中，同他交往最为密切，也是他最为信任的人。有时为了帮助父亲写文章，朱正先生会在父亲家一住就是几个星期。朱正先生那时已年过半百，有家有室，手中有一堆自己的工作，脑子中叠加构思要写的东西更是排成行，若不是从心里喜欢李锐、认同李锐，是万难做到的。我后来问过朱正先生：其实我爸的很多文章都是你写的，他不过改了几个字就当作他的文章发表了，你怎么会愿意呢？朱正先生说：你爸文章的影响力比我大多了，同样的话他说和我说大不一样。只要能将我的想法说出去，广泛地传出去，用李锐这个名字当然比朱正益处多多。

有件趣事值得一记。一年春节，朱正先生来家拜年，带了北京人过年走亲戚的那种上面铺了张红纸的盒装点心。转过天早餐时，张玉珍（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在饭桌上打开点心盒，发现第二层的点心已经发霉了，结结实实骂了朱正一顿。父亲讲给我听时哈哈大笑：朱正哪里懂得这些人情世故，又想表示点心意，这就不简单、不简单了！商场里卖不出去的陈货只有他这样的人才会上当。足见在父亲心中，他与朱正是淡如水般的君子之交。

朱正先生深得父亲信赖，我想应起源于他的一封信。父亲是在1982年初从水电部离休，被陈云调入中组部工作的。一次朱正在北京出差，到父亲家做客时谈及自己从肃反始直至文革的坎坷经历。父亲说：“你把今天说的这些写出来交给我。”朱正先生很快写好交给了父亲。父亲立即写就一篇短文《介绍朱正同志的一封来信》，将朱正的信作为附录拿到《组工通讯》上发表了，就被胡耀邦看到做了批示。

这事朱正先生自己是这样回忆的：1982年我在北京遇见了李锐先生。长沙解放时我参加报纸工作，他是我们报社的社长，这时他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老社长听我谈起几十年的经历，感慨甚多，要我把这些写给他。我写去了，他即加按语在中央组织部的刊物《组工通信》刊出，另外的党内刊物也有转载的。耀邦在党内刊物上看到我写的这封信，即作了批示，他是从我的“个案”推想到了另外还有不少知识分子的类似问题，批示大意是说：对于知识分子的这些冤假错案，应该主动去解决，不要等人家找上门来才去解决。

就是朱正先生的这封信，特别是最后那句话：“我们应该希望人在处于逆境时尽量坚强，但是我更加希望不要无端地把一个人置于逆境之中。”给了父亲极其深刻的印象，产生了极大的共鸣，此后就把朱正当成了自己的文字秘书。俩人的交往中，我觉得最值得写的有两件事情。

这第一件，父亲日记中有记述：

1988年12月19日（星期一）晴

六点起床。活动半小时。小陈来，上午将最后整理好的“揭批军事俱乐部”、“全会闭幕与决议”带去打印，这两节大部分都是朱正搞得。彭张周三人大会检讨，为存史迹也都保留了。

1988年12月23日（星期五）阴

五点起床。活动半小时。续看党史材料。最近收录的几篇谈大跃进的，甚好。想起《庐山》稿，应写一“引论”性的东西，先使读者有一总的概念。请朱正代劳。

1988年12月26日（星期一）晴

朱正明天走，这回住了廿六天，帮了大忙。另一誊录本让他带回。可先写毛在庐山一章。

1988年总账……

《庐山会议实录》脱稿，约20万字（最后朱正校正一遍，帮录最后二节），青岛消夏50天，完成85%。
朱正先生对我是这样回忆的：

我在1988年“赋闲”期间，还做了一件事，就是给李锐写作《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帮了一点小忙。李锐从始至终参加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会议秘书班子的一员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追随者。1980年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四千干部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李锐在能源组作了一个关于庐山会议的发言。胡乔木在会议简报上看到这篇发言，给李锐写信，说：“你是否可以负责写一庐山会议始末史料，写出后再找有关同志补充审定。这事很要紧，值得付出心血。万一我辈都不在了（人有旦夕祸福），这一段重要史料谁来写呢？会写成什么样子呢？”李锐觉得，自己是亲身经历者，义不容辞。

1988年他利用在青岛消夏的空闲写完了大部分初稿。1988年10月7日他给我来信说：大姐的三女婿出差即将返长沙，《庐山》打印稿让带回一份与你。请细阅、批改。希望你十一月来京开会时，一起定稿。

11日他大姐的三女婿返回长沙，给我带来了一大包书稿的打印件。他并在附信中说：带上《庐山实录》，还有最后三节没有写出。拟近日赶就。在青岛52天，尽力于此，一遍稿多用铅笔，秘书不及抄正，随写随打印。如打印赶得上，最后三节其实也可逼出来的。9月13回来，即不断哮喘，几乎病倒，近日方已好。哈佛原邀我11月去，现因身体原因，改明年1月初。《实录》请细看，应改动或感觉可删、可压等，请随手写上。务必就你一人看，决不要让第二者看（包括冰、叔等），并非不信任而是传出没有好处。此件恐只能先在内部印出，看看反响再说。《芙蓉》之约，请婉言说明。希望你11月来京，住我处最后定稿。

11月，我就到了北京，住到他家里，帮助他最后定稿了。不幸在这时候，12月9日，住在他家旁边24号楼的历史学家黎澍去世了。李锐和他是相知甚深的至交，不能不去为他料理后事。为了不让定稿的事停顿下来，他对我说：“那我就下山了，你上山吧。”那时正要写揭发批判“军事俱乐部”那一段，完全是根据会议《简报》上的材料，他写我写，其实都是一样的。

1989年初，李冰封把这部书拿到湖南教育出版社去出版。作者提出要我担任责任编辑。其间他给我来信交代一些事情，1989年1月4日（他习惯地误写为1988年1月4日了）的信说：可以考虑前半部（7月23讲话前）即神仙会阶段交《芙蓉》先发，还是不发好。刚才同党史出版社（即春秋社）[商定]，由他们先用内部形式印出。

2月27日的来信说：《实录》清样必须详细校阅。（可否在你来之前，先寄我一部分？）光明刊序言，因香港报纸大肆渲染（我还没看到），此间领导已向我打招呼，口头说“没问题”，但使我感到《实录》即令“内部发行”，也可能会出现某种风波。好在“内部”，可以搪塞，请你们先莫声张。请附告冰封。不久这部书就以湖南教育出版社和春秋出版社两家的名义出版，“内部发行”。接着，李冰封去职，作者就把《庐山会议实录》的增订本拿到河南人民出版社去出版了。

他1992年8月28日给我的信中说：《实录》因而改由河南（笔误写为海南），即来人取。增约五万字。如在长沙排印，烦你责任到底，看好清样。河南出的这个增订本是在郑州排印的，我就没有能够帮上忙了。

胡锦涛上台后不久，《庐山会议实录》就成了禁书。炎黄春秋杂志社曾经自印过一些，出售给杂志的忠实读者。后来被发现，将书全部抄没不说，还罚了款。父亲去世后，香港的天地出版社又将此书重印。这种情形在香港图书中是不多见的。

对这本书的评价，父亲最为在乎的是钱钟书先生写给他的一封信，他向我反复地讲过多次。

他的日记中有记述：

1989年10月25日（星期三）晴

近正午时，李慎之送来钱钟书的信，很赞扬《实录》：“愚夫妇遁番研读，惊心眩目。公以局中人，述幕后事，欲识东坡所谓“庐山真面目”者，斯取斯。（原文此处空一字——李南央注）记原稿（指记录本）失而复得一节，可愕可喜，洵有如贵乡曾剃头1自撰墓志铭语：“不信天，信运气”。心中颇高兴。得书不过数日，忍不住要写信致意。

(1 曾剃头是曾国藩的诨号。曾是湖南人，李锐也是湖南人，故钱钟书在此谓“贵乡曾剃头”。——李南央注)

我一直以为，所谓李锐的理论、李锐的思想，那都是过眼烟云，而他笔下的史实是会永远流传下去的。《庐山会议实录》即是这样一本传世之作。朱正先生对此书的成书、编辑出版，实在功不可没。

这第二件事儿，是2018年4月我陪一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拜访朱正先生时，他说给我听的。

我们全家移居美国后，每次回国探亲，必能在父亲家见到朱正先生。记得是因为他的孙女在北京读小学，他跟儿子一家住在北京之故。父亲所有的文人朋友里，我最佩服的就是朱正先生。他的脑子就像是计算机的储存硬盘，过目的文字分门别类地存放在那里，随用随取。所以当我的这位美国教授朋友告诉我，她正在写一本中俄关系的书时，我立即将朱正先生推荐给了她。我对她说：这位朱正一定比你过去在中国见到的那些名教授棒多了！

本来说好我在北京医院陪伴父亲，由先生悌忠陪这位教授去长沙见朱正的。没想到悌忠在北京得了不大不小的病，被北京的医生乱用药酿成大病，回了美国。我只好临时买了机票，赶到长沙与这位教授在旅店里碰头，然后直接去了朱正先生的家。那天谈话间，每回答这位教授的一个问题，朱正先生就会蹭蹭地小步跑向那堆满了书籍的一排书架，在某个架子前停下，抽出一本书再跑回到沙发，准确地翻到一页，指给那位教授看：这是某某在某时某地说的……把那位教授惊得了得。她跟我说：“我怎么过去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个不得了的朱正，真是谢谢你让我认识了他。他若在美国，绝对会是鼎鼎大名！”

我说：你怎么会知道朱正。他在肃反时就被抓了，后来靠拉平板车糊口。文化大革命中更变成现行反革命，在农场劳改，到1979年才平反。不久因为出了本《查谟莱夫人》，又被搞下去了。

这位教授连连说：这是犯罪啊！这是犯罪啊！！这么了不起的人会是罪犯！

记得那次这位教授还问朱正先生对苏联专家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如何看待。朱正先生脱口而出：“弊大于利。”他说，那时中国有一大批从美国、英国、德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留学归来的学者，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是世界一流的，苏联是二流的。但是苏联专家的到来，让这些二流的专家占据了主导地位，不但使得一流专家坐了冷板凳，更有不少人因为“反对苏联专家”而遭到整肃。国家蒙受了极大的损失。朱正先生的这个切入视角我过去不曾有过，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子。

谈话间，朱正先生取出一本书对我们不无夸耀地说：“中共中央的这两封信是我写的，是你爸让我帮他起草的。”

下面是这两封信的摘录：

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给刘伯承同志的致敬信

敬爱的刘伯承同志：

我们，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的同志，谨以全会的名义，

向您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从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您是历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由于年龄和健康状况，您不能再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能再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崇高的品德，将为我们全党所永远怀念和敬佩。

……

您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十年内乱期间，您身患重病，仍关心党和国家安危。您勤奋学习，严守纪律，从不居功自傲。您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人民群众和士兵同呼吸，共命运。您的高尚品德，在党内外深孚众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永远铭记您的功绩，您永远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我们党即将举行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总结经验，制定实现新时期任务的方针和措施；通过新的党章；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使我们党中央成为更加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领导全国人民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毫无疑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难缔造的事业必将得到新的发展。这是我们可以向您保证和告慰的。

衷心祝愿您长寿！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

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

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

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给蔡畅同志的致敬信

敬爱的蔡畅同志：

我们，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的同志，谨以全会的名义，

向您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您从一九一九年就投身革命，是我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和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您在我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特别致力于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事业，坚持妇女运动的正确方向。

……

您是我们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多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多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由于年龄和健康状况，您不能再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能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您的光辉的革命业绩，您的崇高的革命品德，将激励全党广大党员和干部，提高自己的历史责任感，同心同德，奋发图强，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衷心祝愿您长寿！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

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

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

父亲的日记证实了朱正先生的说法。

1982年7月11日（星期日）

上午安排朱正打小工：改章大姐“五古”。两封致敬信。看李冰封文。翻看书刊，略作准备。

下午三点书记处会，过完地方名单，有进有退。议到几个省的人事情况。

从上面看人必须同下面看相结合，再通过群众，才能全面。

朱正先生说，那天我父亲先是拿了两封别人起草的致敬信稿给他看，问“怎么样”，他说“不怎么样”。父亲便说“那就你来写吧。”于是朱正先生用了那两封信稿中的事实，另写过交给我父亲。发表时内容没有修改，只将最后的署名由“十二大全体代表”改为七中全会的出席者了。

父亲李锐是在1982年3月29日正式去中组部上班的，上班伊始便上了玉泉山进入十二大组班子小组工作。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在1982年8月6日召开，十二届一中全会随后在9月1日召开。中共十二大是“文革”之后新老交替的一次转折性会议——新人要上来，就需要老人让位。很多老干部觉得自己刚刚恢复职务和待遇，不愿意下来，阻力很大。刘伯承和蔡畅是党内老人中主动提出下来的两位，因此才有了这两封致敬信，打通了交接班的程序。

我曾经给朱正先生写过一封信。

朱正叔叔：你好！

周末读完《小书生大时代》，方知你比1957年还要早就倒了霉。三十年磨难，本性不改。尤其“湖南日报社”50多个右派，只你一人给我爸写了自己的经历，产生了影响，起了作用，这种韧性令人敬佩。读完你的一生，更了解了你们那一代人的品格和德行。很多本该珍视的东西，现在都被“现代化”冲垮了。比如：“知识分子对专业的热爱”，过去是一大批知识分子具如此品格，而现在是凤毛麟角了。更多的是“对头衔的热衷”……

祝好！

南央

2006.7.25.

朱正先生的学识，他们那一代饱受磨难的知识分子中没有被打断脊梁骨的品格和德行，碰到李锐这样一个不按规矩出牌的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得到他的信任和赏识，就产生了那本史书《庐山会议实录》和两封在中共历史上起到过“转折”意义的“致敬信”。记下这样一段“佳话”，我以为应该是越品越有味道的。

2020.2.6.

附录：

奇才朱正
我在整理、录入父亲李锐的资料时,常常会碰到一些字迹不清的地方。以我的知识储备只能猜，至于猜的是否准确全无把握。每逢遇到这种情况，我第一个想到，也是迄今唯一找去寻求答案的人便是朱正先生。

最近就又碰到了这么一个字，是在父亲写给黎澍先生的一封信中。这里多啰嗦一句,黎澍先生去世后，他的夫人徐滨阿姨，将清出的李锐写给黎澍的信都交还给了他。得说，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存史，是刻在骨子里头的。

信是这样开头的:

黎澍同志：

《黄兴诗词抄》若干首录上，请多考证：（“吴荒”是否伍子胥典?）

“吴”字后面的那个字,一下就把我蒙住了,即向朱正先生询问:

朱正叔叔,

请看所附我爸写给黎澍先生的一封信。我完全没有历史知识，只是在网上查到黄兴诗中有“吴荒”二字，故猜括号内应该是：“《黄兴诗词抄》若干首录上，请多考证：（《 ‘吴荒’是否伍子胥典？）” 烦您帮我看看是否猜对了。

翌日一早打开邮箱，朱正先生的公子朱晓的回电已经到了：

南央姐：我爸背诵并讲解这首诗的上阙四句，“看吴荒”就是伍子胥被砍头之前希望把自己的头挂起来看吴国破灭。

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
我未吞胡兴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

再一看,还有第二封邮件:

南央姐：我爸翻出《史记》，在《伍子胥列传第六》中有伍子胥对舍人留的遗言：“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确证了父亲“ ‘ 吴荒’是否伍子胥典？”一问无误。

朱正先生只有中学学历，而且在共产党执政后的整整三十年里，不是在劳改农场被改造，就是在长沙城里拉排子车讨生活，百分之一百的苦力。可见，人的学问并不一定非得上大学、读博士才能得到。现如今，从中国顶尖大学史学博士生中，大概是很难找到朱正先生这种脑子就像计算机数据库一样的学者的。

爱迪生说:“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朱正先生付出的汗水、外加非主观意愿付出的血水、泪水以量计，是我辈，更是六零后的几代人所无法企及的；至于那百分之一的“灵感”，则是非奇才所不能有的了。

2018 年 4 月，我陪普林斯顿一位研究中俄问题的教授拜访朱正先生。谈话间，每回答这位教授的一个提问，朱正先生必先蹭蹭地小步跑向立满了书架的某一面墙，在其中插满书籍的一个书架前停下，毫不犹豫地抽出一本折回沙发，准确地翻到一页，指给那位教授：“某人在某时、某地说……”把那位教授惊得了得。

事后她跟我说：“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朱正，真是谢谢你让我认识了他。他若在美国，绝对会是鼎鼎大名。”

我告诉她:“可惜朱正在中国，要让年轻人知道他，得用‘百家论坛’里的某位说家作喻，年轻人才会掂出他的分量。”

人是时代的产物。说到底，朱正先生的功底是在“万恶的旧社会”练就的。他学识渊博又识人间烟火，拿着老年证在北京挤公交车得意之极。我的童年，对我影响至深、至大的是家里的老阿姨——蔡嫂，父亲的司机——乐伯伯，姥爷曾经的跟班——彭伯伯和他的妻子彭妈妈。他们的爱，如同春雨细润无声地浸入我的心灵，让我受用了一辈子。

所以我以为，国民党统治的年代不一定有多好，可是既然我接触到的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中或是那么有德性，或是那么既有德性又博古通今，那个时代一定没有我亲历的共产党统治的年代黑，一定比共产党统治的生存空间好很多。

2023.7.11.

图片来自《新世纪》同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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