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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索才 六十自述:改变我人生的几个时刻

发布者: reading | 发布时间: 2023-9-17 03:45| 查看数: 328|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发表于 2023 年 08 月 28 日 由 沉尽
我1965年出生于陕西省合阳县一个贫穷的小山村。靠着家人的支持、老师的教导、和个人的努力,我实现了人生中难以逾越的几个台阶:从农民子弟变成了大学教授,从小学生变成了留美博士,从农村走到了城市, 从中国跨越到了美国,最后在美国大学执教,定居。然而这个自述不是一个标榜自我的个人宣传,也不是一个教你怎样成功的人生指南。 我不是一个政治人物、英雄伟人、科技精英或名牌教授,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壮举。我只是一个普通人,通过不同寻常的坚韧和奋斗将自己的人生一步一步推向一个更好的阶段。我所做的你也能够做到,还能做得比我更好,只要你肯努力。我即将走到人生的第六十个年头,比你出发得早一点,已经到达了山的顶端, 可以先告诉你我一路走过的高山低谷和取得的一点成绩,也许对你要走的人生道路有点帮助。我愿意静下心来,以诚实、平和、客观的心态写下我在每个人生阶段面临的挑战、选择、奋斗、收获和感悟,希望给年轻人和读到本文的读者一些启发。

一.童年和小学

我出生时的合阳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今天仍是。它地处黄土高原的东部边缘。我的村子在县城以北四十里的梁山脚下,气候干燥,土壤贫瘠,粮食产量极低,麦子亩产几十斤,玉米亩产一百多斤。青黄不接的四五月穷苦百姓经常到外县的黄龙县借粮,以玉米、土豆、红薯为主食,也挖野菜充饥。家家几乎是一贫如洗,挣扎着将日子从早熬到晚。我家住在离巷子七八十米远的村东一面土崖上挖出的两个窑洞里。我也很少到村里找同伴玩,一见到陌生人从门前经过就感到害怕和害羞,这就是我记忆中的 童年: 缺衣少食,自卑内向,没有一个正常儿童应有的自由、天真、无虑。

我八岁时被不识字的父亲送到村小学读书。学校设在村庙里,庙的厅堂用作教室,摆着破败的桌子,凳子是学生从家里自带的,高低错落不平。三个年级的学生拥挤在一个屋檐下,老师轮流给每个年级上课,一个年级听课时,其它年级的学生做作业。开学了好几周,我还没有书包,上学和放学时书和作业本都拿在手里或夹在腋下。后来妈妈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大一点的布片给我缝了书包,式样和尺寸都很另类, 遭到同学的嬉笑。我也不愿意上学,从自由散漫到需要按时去学校一时也不适应。 父亲几次将我强送到了学校。

刚上学时,老师教我们数数。爸妈用玉米杆上截下的许多短节穿在一根线上, 可以上下移动,练习加减法。作业本也是从商店买回的整张白纸裁成一小片,妈妈用做衣服用的细线缝在一起。家里除了一张低矮的饭桌外没有任何家具。我要么趴在小桌上写作业, 要么爬在土炕边沿的砖和木板上。 作业做错时遭到老师的体罚是家常便饭,但我不记得遭过老师太多的教训。 冬天极冷时学生自带火盆,父亲用家里用过的破脸盆,里面堆上灶灰和木材,将火盆和我送到了学校。手和脚冻肿是每年冬天的常事。

1976-1979年我来到两里路外的大队小学读四五六年级,每天与同村的伙伴步行去学校。早上、中午和晚上在家里吃饭,需要三个来回往返学校,但同伴大的孩子们不觉得这有什么负担,反而是一件极乐无比的美差。 如果童年时期有一件愉悦的事,上学路上的自由、跑跳、喊叫、厮打、爬树、打纸牌、单腿斗等农村自娱自乐的游戏让我暂时忘记了贫穷、身世和枯燥的学习。但是父母都在生产队劳动,不能及时将饭做好导致我经常上学迟到, 并被多次罚站在教室的前面,有时还要检讨。我的衣着和发式也经常遭到高年级同学的奚落。由于贫穷,妈妈已经费了很大周折让我们孩子穿上遮体的衣服,更枉谈式样和颜色。家里也买不起理发的推子,都是爸爸给我们兄弟三个剃头。他总在头前给我们留下巴掌大的盖头,遭到班里同学的哄堂大笑。高年级几个爱欺负别人的同学经常在休息时将我拖出来示众。我受到极大的羞辱和伤害,有时萌生了退学的念头。

我坚持了下来,不是因为我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而是读书好像是这个年龄段孩子必须做的事,无法逃避。我呆在了学校,尽量将功课学好,否则会挨到老师的教鞭或同学的嘲笑。就这样,各门功课比一般同学学得好一些,但也不优秀。这里我特别提及影响我的两位老师。在一次积肥中,教过我政治课的郝积玉老师对站在一旁的数学老师翟建民说我以后能考上大学。当时大学刚恢复高考,我根本不知道大学是什么,但感觉它是一个能吃饱饭穿暖衣的地方。在我的衣着、长相、家庭经常遭到同学们奚落使我灰心之时,郝积玉老师相信我的潜能,我感激不尽,记住了老师那句话。另外一个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翟建民。他和我同村。他的爷爷奶奶在村里口碑极好, 对待富人和穷人一视同仁,经常借粮和钱给我们, 是我们家的大恩人。翟老师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在大队小学教书,先后教过我语文和数学,都教得很好。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在他的管教下,我懒散的习性有了改变,功课也越来越好,语文就是一例。我总是第一个将布置的课文背过。上语文课时,他有几次让我领读课文,有意帮助我克服害羞的秉性。他还将学生考完试的试卷给我,让我用背面做练习,省了家里买纸张的钱。在我不能按时交上学费时,父亲让他告诉学校给我宽延几天,他做了。在我懵懂、无助和自卑的少年时代,翟老师的善良和帮助给了我一些安慰,让我感到人间的温暖。他的管教也使我更加自律, 专心。他是改变我一生的恩师。

二.初中和高中

1979年秋天,十四岁的我第一次到六里外的寄宿学校就读初中二年级。当时家里穷得连一床棉被都没有。家里总共只有两床被子,妈妈和两个妹妹在东边的土窑洞合用一床,我们兄弟三个和父亲睡在西面的土窑洞里,合用另一床。在实在想不出办法的情况下,家境也很困难、守寡的姑姑将她家的一床棉被给了我。有了被子,我更无法奢望褥子。当时住校的学生都住在砖窑洞里,中间是用砖围起来的狭窄的过道,两边是压的结实的土铺。学生从它处弄了一些麦草铺在上面,再在上面铺上褥子。由于我没有褥子,只好将一半被子铺在身下,另一半盖在身上,经常晚上冻醒。后来临铺的一位同学将他的褥子向我这边挪了一点。直到快上冻时妈妈才缝上褥子。吃的干粮是每周从家里自带的。那时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 但也想尽办法给我蒸出几个黑面馒头或玉面窝头。有几次家里都揭不开锅,我将土豆、红薯带到学校充饥。看到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忍饥挨饿地每天劳作,我从初二开始思想一下子清楚了很多,即不能在学校浪费时间,我必须把我的功课学好,这样才能对得起我的父母和家人。我一下明白了学习的重要性,学业上有了优秀的表现,数学、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都学得很好,尤其是语文和英语。 我的作文被语文课马俊仓老师推荐登在教室后面的墙报上,我参加了学校的作文竞赛,试卷张贴在教室外面高高的墙上。

英语学习我比班上的同学晚了一年,但我对英语一学就通,很快将课文背诵得滚瓜烂熟。感谢翟建民老师两年的教学,我在英语上突飞猛进,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一。一次在全校性的朗诵比赛上,他让我当着三四百师生的面背诵了几篇英语课文,让全校师生对我刮目相看,一说起英语学习就提起我在大会上倒背如流的表现。三十年后,当我在美国大学成为一名英语教授,我时常想起它的开端就在中国一所偏远农村中学,而当时教我的翟老师只受过一两个月的外语培训就上岗了。靠着他的聪慧和努力,他把这门语言教给了我,也改变了 我的人生。这次才艺展示大大提高了我的自信,让我相信一个从穷苦家庭走出的其貌不扬的穷小子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和才能赢得大家的尊重。

虽然我的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但这毕竟是一所师资和资源都很落后的初中。1981年考高中时,一百二十多位毕业生只有八位考上了高中,我名列其中,感激不已。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考取, 以当时家里困窘的状况和父亲有限的见识他肯定让我回村劳动了。苍天有眼,让我迈过了人生的第一道坎。

在寄宿初中两年的求学中,有苦亦有乐。苦的是家里一贫如洗,缺衣少食,基本的衣着、食宿和学习用具都无法保证,乐的是我在学校的优异成绩和在师生间的良好声誉。顺便提起我和邻村伙伴每周两次步行来去学校的乐趣。六里路对十四岁的青少年根本不是挑战。周三下午半天和周末,学校允许学生回家取干粮。我和他们相伴而行。由煤渣和石子轧成的粗糙的马路上机动车很少,高高的白杨树列队两边, 在微风中摇曳。我们这些伙伴们散乱地占据了整个路面。口才好的讲着从小人书上读到的故事,听故事的要么专心地听,要么从中打趣;跑步好的在马路上摆开了赛场,看谁先冲到某一棵杨树下;爬树好的同学说话间已经爬到了树的中间;爱摔跤的也在对手身上练习刚学到的技巧。上学路上真是三教九流,十八般武艺登场,让我暂时忘记了学习、身世,沉浸在同伴的友谊中。 我们穿行在乡村路上,头顶着蓝天白云,看到田里生长的庄稼和忙碌的父母,让我们这些以后从农村走出去的子弟不管走得多远心里始终装着这片土地和父老乡亲们。

1981-1983年我在离家十五里 的一所农村中学就读高中。学校的条件和我刚毕业的初中极为类似。我每周来回步行三十里,取够一周的干粮,挂在宿舍一条长木杆上。冬天天气冷,馍不容易变质;夏天气温高,馍放几天就酸了。有时馍上留下麻雀从破窗洞钻进来吃饱后留下的粪便。我将粪便掐掉,将酸的馍拿到蒸笼热一下继续吃。 冬天飘雪的日子,麻雀无处觅食,就候在蒸笼周围的树上, 等炊事员将蒸笼搬出,它们就成群结队地一拥而下。学生们不得不尽快将自己的馍拿回宿舍。麻雀捡吃蒸笼上留下的馍屑,顺便也将粪便留下。饭后,在同学们把下顿吃的馍放进蒸笼前,炊事员挥动一把大刷子将蒸笼随便扫一下,那些粪便就粘在了笼上。每天中午和晚上开饭时,学校的锅炉房定时供应一会儿开水,每个学生用碗或搪瓷缸接一点开水,吃着家里带来的菜和从蒸笼里取出的加热的馍。老师的生活稍微好点,他们另有炉灶。开饭时,可以看到他们一手端着刚出锅的白面馒头和炒菜,一手拎着一瓶开水,穿越校园到他们的房间用餐。每次看到他们,我就想我要当一名高中老师多好,也可以吃上白面馒头和炒菜了。

高中两年的生活是辛苦的,不仅对我,对所有的同学都是如此,但我们丝毫不为这些吃、穿、睡、行等方面的困难吓倒。我们认为这只是暂时的。这时候我已知道考大学是摆在我面前的目标,而且我要专心致志,争取一次考取。 我也清楚地将我的升学和家庭的命运连在一起。 我认识到家人已经为我的读书付出了太多的牺牲,我一定要考取大学,拯救家庭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感到我只能胜利,不能失败。父母挥汗如雨、风里雨里在土里刨食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哥哥和弟弟也已经停学在家里劳动,两个妹妹还小,家里唯一有希望走出黄土地的就是还在读书的我,我怎么能让他们失望呢?即使我累趴在课桌上,比起爸爸为了家人的生存在荒山野岭采药和在田里四季不停的劳作轻松多了。有了这个动力和决心,往返学校的泥泞道路、季节错换的破烂衣服、 地铺上爬满的跳蚤、馒头上的鸟粪又算得了什么?

由于目标明确, 动力充足,我的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高考前的一次综合考,我在文科班得了第三名。高中的第二学期就分开了文理班,我选择了文科,一方面因为偏好,另一方面因为理科的师资实在太差, 一百二十多人的理科应届班在1983年高考时只有一位同学考上本科,两位考上了中专。文科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老师都是专科毕业,水平很有限,好在自己下点功夫背诵就可以弥补。只有英语赵根荣老师是本科毕业,而且在全县有名。赵老师身材矮小,体胖腰圆,外貌上有点唬人,但一开始讲解,他的风趣、幽默、对英语的精通就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谈笑间已将一个难度高的语法现象讲得水落石出,然后让我们造句。他拿着教鞭在教室来回走动,看我们造的句子是否正确并马上点评。这种自信和教法让我对赵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是在他的课堂上我第一次听到从砖头块的录音机里播出的录制好的英语课文,它就像音乐敲击我的耳鼓,我觉得英语是如此动听,如此美妙。高考前几周,我坐在操场边的杨树下复习,一页一页翻看赵老师为我们推荐的复习资料,资料中的词汇、语法、习题像美妙的音符被我的大脑轻易地吸收了。 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将英语填入我的专业。

三.大学和研究生

虽然物质条件贫乏和师资力量薄弱,经过努力拼搏,我于1983年顺利考取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入学通知书是同村一位同学从高中捎回的。当时是傍晚,我们全家正从地里干活回来在院子里乘凉。看到这封信,我悬了两个月的心终于放下了,我成了我们家族历史上和全村的第一个大学生,我和家人的激动和高兴难以言表。经过十年的寒窗苦读,我终于如愿以偿,美梦成真。大字不识几个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儿子成了方圆十几里少有的大学生,他们的脸上也露出了轻松和笑容。

八十年代初期的大学非常难考,被形容为万人争过独木桥,能考取的凤毛麟角。也正因为如此,大学生在社会上备受尊重。九月底是开学时间,连绵了几个星期的阴雨让本来就难走的土路更加泥泞。我和哥哥将给我准备的木箱裹在塑料布里, 抬在肩上,步行了十七里赶到了附近的火车站。 我穿着家人给我购置的天蓝色的确良衬衫和黑色长裤来到了位于西安市南郊的西安外国语学院校园。当时的西安外国语学院面积两三百亩,学生一千多人,校门是仿罗马式样的圆柱式拱门,上面雕刻着闪亮的西安外国语学院五个大字, 甚是雄伟。 进入校门,映入眼帘的是五层窗明几净的教学大楼,楼前有一个小型广场,广场两边有报刊亭,报刊亭后面是花园,花园远处是学生和教工宿舍楼。我的宿舍在男生楼的六楼。美丽的校园、明亮的教室、整洁的宿舍、干净的水泥路,和我家住的土窑洞、土院落和我就读的小学、初中、高中形成强烈的反差。

饮食方面,我彻底告别了四年从家里带干粮、咸菜和喝白开水的生活。学院有供教工和学生就餐的两个大餐厅,中午和晚餐有十几个炒菜,从两角到五角不等。学院每月发放19.5元助学金,基本够吃饭了。 加上大学不收学费,除了书本和一些生活费,需要花钱的地方并不多。以我的节俭,每学期五六十元就够了。与过去的中学相比,我觉得我生活在天堂。

由于我的扎实的英语基础和语言方面的天赋,大学的课程对我都很轻松,但我并不松懈学习。相反,因着我对语言的兴趣和对来之不易的大学教育的珍惜,我的学习非常刻苦。我仍用高中阶段读书的热情和专注投入学习,各门功课都成绩优异。 高年级阶段,我遇到几位特别优秀的英语教授,拓宽了我英语学习上的视野。惠宇1985年从美国学成归来,教大三写作,以全新的方法让我领悟了英语写作的要诀。他使用的是从美国带回的原版教材,从 段落写作讲起,通过大量的句子、段落和全文练习,让我扎实地掌握了英语写作的严谨和风格;杜瑞清从澳大利亚学成归国不久,教授现代英国小说选。他的发音的优美、用词的得体和对文学的敏感让我尝到了英语文学无尽的魅力和乐趣;周龙如给我们讲解英语语法。他年轻时留学美国,给我们讲课时已经六十多岁,衣着得体,精神饱满,上课时他整版将语法要点和例句写在黑板上,可他从来不看课本和笔记。他对英语语法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这三位中国教授能将一门外语精通到如此程度让我大开眼界,心悦诚服,也激励我更加努力学习,希望有一天也像他们一样对英语也有这样精深的造诣。

另外, 在高年级时也遇到几位出色的外国教授。曾经担任美国鲍林格林州立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英语系主任的莱斯特·巴伯(Lester Barber)教授给我们讲美国文学。三十多年后我仍清楚地记得他在一百多人的课堂上带着感情大声地朗诵爱伦·坡的名诗《安娜贝尔·李》 (”Annabel Lee”)和《阿曼提拉多的酒桶》(“The Cask of Amantillado”),使我觉得文学竟有如此的吸引力。这几位外国教授有时也带我们到他们居住的公寓做客。他们住在学院专为外国教师修建的专家院里,在校园的东北角,像一个世外桃源,环境精致优美,里面住着来自不同语言国家的外国教师和家人, 配有专门的公寓、餐厅、网球场等。公寓内部设备齐全,有专用的客厅、餐厅、办公室、卧室、浴缸、坐式马桶。服务员直接将开水送到门口。这样的设施和服务比当时一般教师居住的条件高出好几个档次。我心理暗下决心,自己一定要努力学习,以后也像我的教授们那样出国深造和享受专家居住的待遇。

四年大学匆匆而过,在努力和希望中度过每一天,也满意于我取得的成绩。专业上,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我在英语的听、说、读、写、译等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对所学英语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的历史、政治、文化有一定的了解,确信自己无论分到公司当翻译或在大学任教都能胜任。三年级结束时,我获得了学习优秀生的称号,四年级毕业时获得了美国教授阿德莉亚·彼得斯(Ardelia Peters)在英语系设立的优秀毕业生奖金。站在毕业典礼的颁奖台上,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我感谢我的父母、家人、教授,我感谢当时的高考政策让我一个无身份、无资源的寒门子弟靠着自己不懈的努力从社会最基层的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也从贫瘠落后的农村走到了富裕繁华的大都市,这一百八十度的大反转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由于对英语和英语文学的兴趣和对大学教职的向往,我大学毕业前决定报考本院英语文学方面的研究生。像高考一样,研究生招生人数也非常有限。在我考研前,全院英语研究生才有十几个人。凭借我的实力和努力我以总分第二、写作分第一的成绩顺利考取, 使我有机会继续三年的英语文学学习,在英语的基本功、文学阅读和评论方面更上一层楼。 其间也受教于刚从美国获得文学博士的何其莘教授、在西外交换的美国外教布莱恩·罗索(Brian Russo)和几位刚从美国获得硕士的高万钧,肖孝全, 赵起等教授。他们在美国受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也将他们的知识教给我们,使我在英语的语言学、语法学、修辞学和文学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1989年初夏,我顺利入选西安外国语学院中美大学生辩论团,将同中国其它五所大学的辩论团在1990年赴美国的几所大学同美国大学生辩论。能在学生阶段就去美国访问交流,我所做梦也没想到,也引来了众多老师和学生的羡慕。 选拔结束后正是1989年学潮运动的高潮,学院的课时开时停。我趁此机会回了一趟老家。当时哥哥和弟弟正在砖窑上汗流浃背地踩泥扣砖。看到他们破烂的衣服、晒得黝黑的皮肤和粘满双手和双腿的泥巴,我的心里非常难受,我想到了我和哥哥弟弟不同的人生命运, 也想到以后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我把将要出国的消息告诉了他们,希望他们能借此高兴一点,可惜由于学潮出国辩论被叫停了。1990年我研究生毕业,永远失去了去美国参加中美大学生辩论的机会。

四.工作-恋爱-结婚

研究生毕业前夕,英语系只有一名留校的名额,系里的老师推荐了我,当时担任系主任的何其莘教授全力支持。在同我的留校谈话中,他提到了我的学业和品格,相信我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并问我是否愿意留校,我当然很愿意。能留校任教,与自己的老师做同事,充分利用他们的学识和外语学院得天独厚的出国进修的机会,这是何等难得的机遇。我感谢我的老师们的信任,也愿意利用西外这个平台将我的英语学习和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按照系里的惯例,刚留校的老师从一年级教起,但是由于教四年级口译课的老师要出国进修一年,系里决定让我接他的课程,我受宠若惊。因为我从未教过口译,何教授于是从学院申请到经费,派我在研究生毕业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英语系观摩两星期口译教学。何教授给北外英语系主任亲自写了一封信,他们安排了我的听课,使我对口译课的目的、设计和操作有了大概的了解,也带回了一些上课需要的录音磁带。期间何教授还专门打电话询问,送上关怀。

1990年9月我正式成为英语系的一名教师,心里非常自豪、自信和激动,可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来形容。我热爱口译课教学,也热爱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我虽然只比他们大几岁,但他们对我非常尊敬,也很爱上我的课。我沉浸在教学和研究中,希望尽可能多地掌握口译教学的方法,也抓紧时间阅读文学方面的书籍。像学生时代一样,我对自己的学习一点都没有放松。现在有了固定的工资和英语系丰厚的奖金,我的生活大为改善,也用自己的钱接济家里,帮助哥哥弟弟成了婚,也帮弟弟买了建房的木料。我将我的精力专注在教学和科研上,期望成为我的教授们那样的杰出教授。

在我沉浸和享受在我的工作时,我的个人生活也迎来了新的一页,我恋爱了。1989年秋季,在我还是研究生时,我到上海外国语学院查找论文需要的材料,在校园邂逅后来成为我太太的王建红女士。在得知我来自她的的家乡时,她热情邀请我到她的宿舍恳谈。那时她刚开始读英语研究生。我们聊起对英语的爱好,发现有许多共同语言。谈话非常投机,随留下联络方式。回到西外后,我发现在上外复印资料的收据丢了,无奈中我写信麻烦她到复印中心帮我开一个证明。几天后就收到她寄来的证明。我回信表示感谢,顺便邀请她寒假回陕西探亲时到西外来玩。她于是和在西安宾馆工作的好友来到了我的宿舍,不巧我那时正好不在,他们留下了联络信息。我晚上找到了她朋友在西安宾馆的宿舍。西安宾馆当晚有舞会,她也给我们搞到了两张票,可惜她因为工作无法陪同。我和建红站在舞场里,虽然都不会跳舞,但随着音乐也学着他人踏起了舞步。我拉着建红的手,扶着她的腰,一股暖流传遍我的全身。开始时我们两人都有些拘谨,但随着音乐我们很快就放松下来, 有了知音难觅、相见恨晚的感觉。第二天我又带她参观了西安的几个景点以增加了解,觉得对方身上有许多吸引自己的特点。爱情在那时已悄悄在我们心里埋下了种子。 三十多年后回想起我们恋爱的起始,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是上帝通过他无形的手将来自西安和上海的两个年轻人撮合到了一起,通过丢失发票、探访差错、舞会交谊让我们更多地呆在一起,有时间与对方相处了解。

这几天交往非常愉快,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未来能不能走到一起我心里还拿不准,因为她在上海读书,可以轻易在毕业后留在上海或去任何大城市工作。 在我犹豫不决时,我意外地收到了她哥哥写的一封措辞准确、语气委婉的来信,提及妹妹对我的好感,希望我们继续发展关系。我心里的顾虑一下子消除了。我给建红写了一份真挚的求爱信,袒露我对她的好感,希望将我们的友谊更进一步发展,就这样信件频繁地在西安和上海穿梭,每两三天我就收到她的一封来信, 每次读信都是一天中最愉悦的时刻。那时我有一把翻译教研室的信箱钥匙, 可以第一时间取回她的来信。我也两三天给她写一封信,有许多爱向她倾诉。爱的思绪涌流不息,甜蜜无比,不仅没有影响我的工作,反而给我的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使我每天生活在爱中。

建红1992年四月从上海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毕业,主动要求分到我工作的西外英语系。学院批准我几天假去上海接她回来。四月的上海气候温润,花团锦簇,我和建红沐浴在爱河中,徜徉在校园、鲁迅公园、外滩、南京路的景点,欣赏着大上海的现代和标致, 也憧憬着我们美好的未来。 我给建红买了几件她喜欢的羊毛衫、风衣、大衣和裙子,也给我买了西装和夹克。有了这些衣服的陪衬,建红越发显得美丽和典雅。我们也采购了我们结婚用的被面、枕头和其它用品。

建红来西外后被分配在食堂二楼的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单间。我们在这里度过了许多甜蜜的时光。虽然楼道暗淡肮脏,但这是我们的私人空间和爱巢。不久我们回了一趟建红父母的家,征求他们对我们结婚的意见。岳父说他没有任何意见,具体事宜与岳母商量。岳母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她几十年在外面生活,通世故, 懂大理,爱有知识的人,对我和女儿的婚事非常满意,没有提出任何物质要求,只希望我们相亲相爱,一点一点建立自己的家。岳父岳母对女儿婚姻的通情达理和给予的信任和支持永远记在我们心上,成为我们幸福婚姻的美好祝福,时刻鞭策着我们牢记父母的嘱托,将我们的婚姻经营好。

七月八日,在学期的最后一天,英语系给我们在系办公室举行了简单、隆重的结婚仪式。我们买了一些糖、瓜子和水果,学院副院长沈友泰教授亲临现场,全系八十多位教职工出席。 大家济济一堂, 欢声笑语。我们介绍了我们的恋爱经过,引起了同事们一阵一阵的笑声,也送上他们美好的祝福。我们夫妻双方都在学院工作并拥有硕士学位在西外当时还没有第二对。系里和学院也很器重我们,建红被安排教二年级精读。她的课深得同学们的喜爱。 她扎实的知识储备和身上洋溢的青春感染着她的学生们。深秋时节,她穿着我为她选购的白色条纹长大衣,外加一条蜡染丝巾,越发显出她的知性和文雅, 是学生心目中的女神老师。我们在婚姻上互敬互爱,工作上互相切磋砥砺, 都非常重视专业的提升,也都是系里中坚力量,受到同事和学生的喜爱。

留校任教三四年后,特别是我开始讲授美国文学和文学欣赏两门课后,我觉得我的知识储存远远不够,有进一步提高的压力和要求。我虽然硕士研究生毕业,客观地讲,除了对语言的掌握外,我读的英语文学原著并不多,文学阅读和欣赏能力也有限。通常我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文学作品以期待对作品有全面的把握,但仍觉得对作品吃不透,对每个作家的风格、作品间的联系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掌握不足,迫切需要做深入的脱产学习,但一时也找不到机会。1994年秋天,北京外国语学院给了西外一个国内访学的机会,为期一年,系里问我是否感兴趣,我表示肯定,于是有了一年的研习。我利用这段时间在北外听了几门课,大部分时间用在对美国小说的自我阅读上,不定期地在北外和北京大学听一些讲座,也和北外、北大的一些教授和博士生交往,这种接触和研读开阔了我的视野,充实了我的文学知识,也帮我明白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等回到西外再教这两门课时,我的知识储备和自信心就大大增强了。但是一年的学习毕竟太短,要想对美国文学有真正的掌握必须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按照系里的资历,要出国还需要排队等待。

1995年9月,在我们的期盼中,儿子出生了,让我们美满的婚姻锦上添花。妈妈和妹妹也先后来到西安帮我们照料儿子。在春暖花开的四月,妹妹常带儿子到操场玩耍,一听到我的喊声他就踉跄地跑进我的怀里。我下课时,他经常等候在教学大楼外。我要么抱着他,要么拉着他的手一起回家,上课的疲劳瞬间消失。我和太太继续着我们的教学,不断充实自己,期盼早一点轮到我们出国进修。

(未完待续)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六九〇期(cm0923a)




五.在美国读博

经过七年的耐心等待后,我出国进修的机会终于来到了。1997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我在操场跑步,担任英语系主任的余宝珠教授脸带笑容地叫住了我,告诉我有一个去鲍林格林州立大学教书和读书的机会,要从三位同资历的教师中选出。随后我参加了选拔考试。 口试录音和写作考卷由鲍大在西外交流的贝尔·科根(Bill Coggin)教授主持并将试卷寄给鲍大英语系审阅。另外也要寄托福成绩。我从选拔赛中胜出,于8月15日到达鲍大校园。

踏上鲍大的校园,我被它8000多亩的面积震撼住了。校园既无围墙又无大门,和所在的鲍林格林小镇的街道相通,车辆可以长驱直入。校园中心有几十幢建筑物。东部是网球场、足球场、橄榄球场、冰球场、飞机场、高尔夫球场和可停数千辆汽车的学生停车场。一个建于七十年代的地下三层体育中心仍崭新如昨,内有跑道、篮球场、墙球场、健身房、男女更衣间。游泳馆里有一个标准的游泳池、一个小一点的温水游泳池、一个桑拿浴池和桑拿间,其现代化程度令我惊叹。主校园区教学和办公楼分布合理,视野开阔,到处是绿树成荫,芳草萋萋。师生们在校园里穿梭,有序而安静,宛如一座皇家园林,是读书的绝佳场所。

我尽快调整我的时间差,也尽快适应这里不同的学术和文化生活。我在鲍大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教授大一英语作文,一是攻读文学硕士学位,两个任务都很重,加在一起就重之又重。 我虽然在中国有七年的教学经验,但在这里教美国新生绝非易事,中国使用的那种教授主宰的填鸭式的教学在这里毫无用处,我需要以学生为中心,根据他们的需要设计各种不同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参与,发挥他们的主动性。英语系写作中心经验丰富的唐娜·乃尔逊(Donna Nelson-Beene)主任给我们这些助教安排了一年的理论和实践并重的英语作文教学研讨课,我学到了美国作文教学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课堂操作,并将学到的知识在课堂上实践。另外我们每个助教也配有经验丰富的指导老师,每周单独与他们会面,讨论课程设计、学生反应、成功教案、经验教训, 也一起温习我们批改学生作业的评语。这些举措对我在美国大学教授作文帮助很大,也为我以后在美国大学执教积累了知识和经验。

由于大一作文是大学规定的必修课,为了保障各个班级都达到同样的效果,每个章节都有具体的指导提纲,在此基础上每个助教需要设计出学生写每篇作文的框架。刚到鲍大时,我对计算机使用不熟悉,准备这些材料花了很多时间,也经常遇到电脑方面的问题, 好在电脑中心随时都有管理员帮助解决。花在备课上的精力和在课堂上不断更新教法的努力都在以后的教学和找工作时得到回报。

除了我的助教身份外,我的另一个身份是全职研究生,每学期至少要修三门研究生课,而且每门课的阅读量和作业都很大。我的专业是文学,阅读量比语言学和写作专业都多。我在中国虽然也上过研究生, 但师资、教学和对研究生的要求和这里无法相比。鲍大虽然是一所公立大学,然其教授大都毕业于一流大学的英语专业,都拥有博士学位,对他们的教学和研究领域非常了解, 能对涉及的作家作品侃侃而谈,对布置我们阅读的小说、戏剧文本和评论了如指掌,也有自己的观点。比如教授霍桑和麦尔维尔(Hawthorne and Melville)课程的艾伦·艾莫瑞(Allen Emery)博士读过两位作家的所有作品,他能信手拈来地举出作品中诸多例子佐证他的观点。他写在我们小论文上的评语有时比论文还长, 就论点、论据、结构、语言、甚至标点符号、大小写提出建议。艾伦·柏瑞(Ellen Berry)博士教后现代小说,她布置了十几部作品, 外加评论文章。评论和作品的难度和数量都是国内的两到三倍,如果不扎实地下一番功夫是无法通过考试的。我于是奔波于教学与研究生课的学习之间。从食品店买些廉价的午餐肉和面包片自制成简单的三明治,塞在学生中心的冰箱里,课间休息时狼吞虎咽地吃掉。长时间的压力、不规律的作息和单调的饭菜几个月后使我的胃对食品失去了兴趣,我暴瘦了十多斤。虽然见了医生,吃了药,效果仍不明显,直到太太两年后来美,我能较规律地吃饭和作息,我的胃才得以痊愈。

1999年秋天,我来到位于印第安纳曼西市的博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我满心期待,也知道一个外国人要拿美国文学博士的挑战。博大和鲍大在师资和设施方面非常类似,都是公立性州立大学。在英语系任教的大多数教授都毕业于名牌大学,对自己的专业有很深的造诣,比如保罗·雷尼尔瑞(Paul Ranieri)博士教授古典修辞,对古希腊的历史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伊索科拉迪(Isocrates)、昆提里安(Quintillian)非常谙熟。他布置我们阅读这些名家的原著并挑战我们说如果在三小时的课堂上他不能使我们的脑袋爆炸,他的教学就失败了。他布置的文章多且难。再比如劳伦·昂克 (Lauren Onkey) 博士的后殖民研究。她知识领域宽广,喜欢质疑和独创,对她讲解的内容颇有研究,修课的四位学生都是博士研究生。 在讨论中,她喜欢坐在桌子的一端,手里握着一支笔,要我们每个人发言,谈我们的理解。她记下我们的发言要点,随后会问一连串的问题加深我们的看法和视野。 她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不说出来,她让我们总结, 让我们认真阅读,仔细思考,勇于发问, 以达到对知识的融通和创新。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启发式的、旨在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独立思考和勇于创新的做法是美国大学教育的精髓。我很庆幸在硕士和博士七年的求学中得以从这些教授领受严谨的、系统的学术训练,帮助形成自己的治学态度和专业知识。

如果要概括我在美国研究生院学到而在中国学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美国教授对他们所讲领域的精通,他们对学术规范的严格遵守,他们对学生学业的严格要求,和他们以学生为中心的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教学尝试。这可以从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教授的工作看出。论文的每个章节完成后,我都送给他们阅读,然后定下时间一起深入地、严肃地讨论,就章节的优点和不足提出具体的建议, 每次都在一个小时左右。我将他们的点评录下来带回家反复听,制定修改意见, 然后交上二稿、三稿直到他们满意。按照这样的程序完成每个章节后,我将章节统领起来,心想这下可以答辩了。这时我也收到芝加哥城市学院的聘书。我希望在奔赴新的岗位之前拿到博士学位, 可是我的委员会主席昂克博士和凯莎·麦克布莱德(Kecia McBride)博士认为答辩的时机还不成熟,我还需要对整个论文的框架和章节间的衔接进行通盘斟酌和完善。 我有点怏怏不乐,但他们坚持己见, 也确实想帮助我提高,建议也很中肯。我吸纳了他们的意见,在下来的半年中边工作边修改论文直到委员会四名教授满意为止。委员会教授们的学术操守、 工作上一丝不苟的精神、和真心帮助学生的诚意让我感激不尽。

读博是辛苦的, 漫长的,充满着艰辛和付出,但也有轻松和愉快的时刻。我最大的愉快就在我的阅读中。由于对文学的热爱,阅读小说、戏剧、诗歌、评论对我来说丝毫不是一件苦差事。 我自得其乐,沉溺于故事中的冲突、人物、主题、场景、风格、语言等,在文学的海洋里流连忘返,乐此不疲。我有机会阅读和研究中外的英语文学大师如莎士比亚 、托马斯·哈代 (Thomas Hardy)、 D.H.劳伦斯 (D. H. Lawrence)、弗吉尼亚·沃尔夫 ( Virginia Woolf)、拿撒尼尔·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赫曼·麦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沃尔特· 惠特曼 (Walt Whitman)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F. Scott Fitzgerald)、约翰·斯坦贝克 (John Steinbeck)、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索尔·贝娄 (Saul Bellow)、托尼·毛瑞森(Toni Morrison)、拉尔夫·艾里森 (Ralph Ellison)等。莎士比亚对人性的洞察、哈代对英国十九世纪末农村生活的挖掘、劳伦斯对灵与肉和英国工人阶级的书写、沃尔夫的女性意识、霍桑的人物心理刻画、麦尔维尔的百科全书式的视野、惠特曼诗篇中充溢的伟大的美国精神、菲茨杰拉德对一战后美国社会精神幻灭的描写、斯坦贝克对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农民苦难生活的披露、福克纳对南方社会和文化的解析、贝娄对当代美国生活和文化的洞悉、毛瑞森和埃利森对美国种族问题的暴露都深刻地吸引着我。我也醉心于他们各自的语言风格。 在写论文的两年中,图书馆给了我一间独立的工作室。 在教完大一学生作文后,我就整天整夜地呆在这里,津津乐道地埋头阅读这些书籍,虽不能说废寝忘食,也是不知不觉到了傍晚十一点闭馆时间。走出图书馆,呼吸着外面新鲜的空气,仰望着满天星斗,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满载着收获,满载着感激,离自己的博士梦越来越近了。

在我七年两所大学的研究生院读书期间,大学都颁发给了我助学金。我只要每学期教一到两个班大一写作,大学就免掉我的学费,另外也给我一笔不错的助学金,可以支付房租、食物和其它。我太太也有助学金,两份加在一起就是一份不错的收入,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让我可以安心地在图书馆读书、写文章。九十年代来美读书的大多数国际学生都得到了这样的资助。美国大学对国际学生的公平的、慷慨的资助是其他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有了这样的资金保证,我们一家三口租住在水、电、网络齐备的有空调的两居室公寓,生活方便舒适。我们还用节省的钱在三个暑假自驾出游,参观了纽约、加州和加拿大的多伦多、渥太华和蒙特利尔。我痴心地想,如果大学愿意资助,这样无忧无虑、简单充实的学术生活我愿意终生过下去。

六.在美国工作和生活

博士毕业前夕,我奔着试试看的心理向二十多所大学发出了求职信。大部分大学的回复是他们收到太多的求职信,满足条件的人很多,经过认真筛选他们已选定了人选,顺祝我在他处求职顺利。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英语系给了我一个电话口试就没有了下文。庆幸的是芝加哥城市学院 (The City Colleges of Chicago) 给了我三次面试。第一次面试委员会有八个成员,他们问了许多关于专业、教学、课程设计、学生管理、职业规划方面的问题;第二次是试讲,听众是招聘委员会的所有成员。 这两次面试都在校园进行。第三次是电话面试,参加人有院长、副院长、教学主管、系主任、人事处等学校领导层, 问了很多问题。最后院长问我是否需要办移民身份并说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听起来他们对我非常感兴趣。两天后付院长打来电话,告诉我学院决定将这份工作给我,并将我的名字报给了董事会做最后批复。几天后就收到学院寄来的预备录用通知书和年薪,$44,954, 我和家人真是激动不已,感恩不已。 经过七年的苦读,一个英语为外语的外国人竟拿到了一份在美国大学英语系任教的聘书,我不能不感谢美国招聘制度的公正性、透明性。 招聘不考虑申请者的国别、种族、性别等因素,只要称职,招聘会一视同仁。来到系里后, 我有幸在招聘委员会工作七年,亲眼目睹招聘的全过程,从阅读申请、讨论候选人、筛选面试的初步人选、推荐试讲人名单、推荐被招聘人名单,时间会持续好几个星期,每个环节都经过招聘委员会民主、公开的讨论表决,没有人打招呼或拉关系,看到的是一个运行良好的民主、透明、公平的聘任过程,不由得对自己能在这样的制度下工作和生活感到庆幸。

我能被芝加哥城市学院受聘得益于我在美国受到的教育和在中美两国丰富的教学经验。芝加哥城市学院是一所以少数族裔为主、多种族、多文化、多语言、面向社会开放的城市社区学院,学生的年龄、阅历、收入、阶层、教育等相差很大,有相当多的是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我作为少数族裔和第一代移民,我能理解大多数学生的需求。从我工作的第一天起,我打算将我的所学贡献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

学院上至院长约翰·沃兹尼亚克(John Wozniak)、 副院长色赛西莉亚·洛佩斯(Cecilia Lopez)到系主任菲利普·斯特克(Philip Stucky)和同事都对我的加盟表示了欢迎和给与我的工作应有的支持, 让我解除了一切后顾之忧,尽快适应这里的教学和学生。我每天怀着感恩的心来学院上班。 在美国,拿到文学博士学位能找到全职工作的只有60%左右,有些人一辈子只能教半职,为了生活和家庭在几所大学间奔波,所得的报酬是全职教师的 1/3或更少,更没有福利。我很感激这份工作,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将所学的知识贡献给学生。

自2004年到学院工作以来,我在这里已经度过了十九个年头,教过的学生也有六七千人。我觉得我的努力是有意义的。通过我的文学教学,我教会了学生阅读和欣赏文学的技能,使他们能掌握有效的方法,终生享受文学的乐趣,并将这一技能传给他们年幼的弟妹 或下一代;通过我的写作教学,我教会了他们学术写作对大学课程和工作的重要性,并通过大量习作让他们掌握学术写作的过程和规范。知识和学习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也用我的教学改变我的学生的命运,并通过他们改变他们家庭的命运。我已经实现了我的美国梦, 我也要帮助我的学生实现他们的美国梦。

有了这样的目的和信心,即使教学中出现问题,我扔抱着积极的态度去解决。学院相当多的学生在入学时达不到大学要求, 有的连基本的句子和标点符号都不能正确使用,学生间的差距很大,更有一些家庭有障碍的学生在行为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他们的迟到、早退、旷课、喧哗对正常的教学带来诸多干扰。面对这些在学业和行为上欠缺的学生,如果没有一颗爱学生的心、没有不断对教材和教法的探索、和出现问题时表现出的冷静、机智和耐心,是很难在这里呆下去的,更别说十九年了。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断探索和总结,我在教材选取、课堂教学、学生管理、应急处理等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也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从学生的成绩、保留率、学生对教师的匿名评估、我给教授打分网(Ratemyprofessor.com)看出。绝大部分学生说我是称职的教授,知识丰富,教学研究方法得当,是他们遇到的最好的教授或之一。城市学院的学生较四年制大学的学生要难教得多,但他们也对老师感激得多,特别是第一代的大学生,他们不放弃,兼顾学习和家庭,对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很珍惜,也很感激我对他们的帮助,这比教授家庭条件优越但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的学生要更有成就感和满足感。

随着这些年教学经验的积累,我这几年来的教学比起刚到学院时轻松多了,我也更享受我的教学和学生的相处。在姹紫嫣红的春天、阳光灿烂的夏天和满树金黄的秋天,我提前从地铁站出站,信步走过芝加哥灿烂一英里到达学院。学院位于芝加哥的市中心,离著名的景点如千禧公园、博物馆区、芝加哥歌剧院、卡迪拉克歌剧院、川普大楼等只有几步之遥。身处这样优越的位置,我得以每天欣赏芝加哥美丽的城市景观,真是工作旅游两不误。像我在研究生院享受读书一样,我每天享受我的工作和芝加哥的美。

有了这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些寒暑假我们全家得以到美国各地旅游,感受美国的大好河山和广袤土地。在美国居住的二十多年里,我们驾车跨越了它的大部分国土, 从大峡谷、黄石公园、落基山脉公园、到大雾山公园,从波士顿、华盛顿、纽约、亚特兰大、奥兰多、新奥尔良、圣地亚哥,到洛杉矶,到处看到的是美丽的大自然、壮丽的人文景观和友好的美国人民。我常常惊叹于上帝竟如此垂青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在建国以后短短的两百多年里,它从一片不毛之地一跃而成领先世界科技、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的超级大国。能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我感到十分自豪。

有了这份收入,我也得以接济在中国的父母,只可惜父亲在我工作三年后就去世了, 时年六十九岁。在我纪念父亲的文章《梁山·父亲》中我写道他艰难的一生, 他的闪亮的品格和他对我的影响。母亲一辈子吃药不断。在我在美国工作后,她的医疗和生活得到充分保障。母亲于2019年过世,时年73 岁。 我也专门赴中国奔丧,看着老人入土为安。 在我上学问题上,母亲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在我四年的寄宿生活中,她总在我回家取干粮时给我做一点可口的饭菜并把我带去学校的馍及时准备好。在我读大学期间,母亲将她卖鸡蛋一点一点积攒下的钱在开学时悄悄给我,让我的生活稍微宽裕一点。她对我和我们兄弟姊妹教育上的支持写在了我纪念她的文章《从灶台到校园的距离》和《告别妈妈:我的信仰之旅》。感谢爸爸妈妈。他们那一代人, 由于家庭拖累, 更由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和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从城市波及到农村,使他们本来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缺衣少食陪伴了他们几十年直到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为了报答岳父岳母,我工作两年后即将他们办到美国探亲六个月。在他们生病和过世时,我和太太虽然不能亲临服侍和看着老人下葬,我们也寄去我们的爱心和资助,表达我们对岳父岳母的永远难以表达的谢忱。感谢这份工作使我有经济能力支付所有这一切开销,为父母和岳父岳母做我们力所能及的报答。现在双方父母都长眠地下,他们的养育之恩则是我一生无法报答的。

在我到芝加哥城市学院工作的第二年, 即2005年,太太也博士毕业并在芝加哥郊区的一所高中找到一份全职工作,教授中文。她热爱工作,专心教学,由她创办的中文项目从80多人发展到今天的300多人并招聘了另外两名中文教师。太太的敬业和成就是需要专章叙述的,这里点到为止。儿子也于2005年以数学、阅读满分的成绩考入芝加哥最好的小学德克特古典小学(Decatur Classical School),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维特尼·杨(Whitney Young High School)高中的初中部,后又考入芝加哥最好的高中城北大学预科(Northside College Prep)。当年6000多名申请者中只录取了240 人,录取率堪比大学藤校。四年后他考入位于芝加哥郊区的享誉全美和全球的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专业为统计和经济学,并在2018年毕业,受聘芝加哥北郊的一个化肥工业公司,做市场分析。我和太太为儿子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

在我的教书之余, 在过去十几年中,我阅读了大量的中文散文,也萌生了自己写散文和随笔的念头,并利用我的双语恩赐在英文和中文媒体就我关心的教育、文化、环境、政治问题发表我的看法和建议,做一个公民应尽的监督社会、批评社会、改进社会的责任。英语文章发表在美国的《美国高等教育透视》(Inside Higher Ed)、《美国思想者》(American Thinker)、美国移民网(madeintoamerica.org)等;中文文章发表在美国的《世界日报》、《世界周刊》、《华夏文摘》、《华夏快递》;发表在中国的《英语世界》、《神州学人》、《留学生》、《中国研究生》、《文艺报》、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散文网、读文章网、中国翻译网、西外校友网等,有些文章被多次转载,读者反映良好。

除了在工作和关注社会方面取得的成绩,我也在个人信仰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中国无神论的环境里,对信仰一无所知。那时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原因, 宗教信仰被歪曲成迷信和麻痹人的精神鸦片。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理智之外的诸多领域如神灵和信仰有了一些理解,因为单靠理性许多事情都无法解释,比如与太太的相遇相恋和我人生的几次重大转折。我觉得冥冥之中有神的相助。感谢妈妈2012年来美因为她信主的缘故将我和太太带进了教会。 踏进后, 我和太太就再也没有离开并与2014年复活节受洗成为基督徒。虽然我还有许多对圣父、圣子、圣灵的不理解,归入教会后我的心里有了许多的平安和喜乐。感谢牧师的引领和与教会弟兄姊妹的查经、聚会,我对《圣经》的真理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并践行在生活中,比如《圣经》上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 11:28);“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要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腓利比书:4:4-7)。这些金句如醍醐灌顶,解开了困扰我几十年的疙瘩, 让我放下生活的忧虑,学习神的话语,顺服神的管教,使我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有神的样式。经过这几年的读经、听道、查经、祷告,我觉得信仰上帝和科学研究并不矛盾。科学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但无法解决人的心灵问题,信仰可以。求神继续带领前面的路,让我行在光明而不是黑暗中。

从1997年来美, 我在美国居住了二十六个年头,我太太和儿子也在这里居住了二十四个年头,我们早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并视它为我们的家。自从我十四岁离开家,我的求学、工作和旅游将我带到了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匈牙利、捷克等国家,我慢慢失去了对家的单一的认识和依赖。我尽量适应到达地方的风土人情。我心胸开阔,对世界充满好奇和希望,正如我的本家苏轼写到的,“此心安处是吾乡”。我不追求物质和奢华,喜欢过自由、平静、简单的读书生活。我每天生活在充实的教书和读书中, 不沉溺,不消极,不自我怜惜, 对未来怀着希望和有限的期待,以感恩的心迎接每天的日升日落。

结束语

从一个山村的穷孩子到考上高中、大学、研究生、到留校任教、结婚生子、出国读博、在美国大学任教、到最后定居美国, 我的人生听起来易如反掌,光鲜亮丽,然而正如上文描述的,我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充满了挑战和选择,只是因为我的努力和不断进取,我的人生道路才一步一步走得坚实,也让我取得了一点成绩。如果有点经验可以分享的话,我将它总结成五点, 供大家参考。

第一.要有人生目标。这个目标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在我的童年和小学阶段,我并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只是在我初中二年级十四岁时我才意识到家人为我上学付出太多的牺牲,觉得我只有努力学习才能对得起家人。真正知道考大学是在上了高中后。随着老师的引导和年岁增长,我知道了考上大学是唯一的目标。感谢上苍的惠顾,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大学即将毕业时,我又面临着抉择。按照当时大学毕业国家包分配的政策,我即使不考研究生,因我的成绩和表现也可以分到很好的工作,但我羡慕教师的工作,觉得在大学有一个研究生学位比较好。我准备了,我考取了。留校以后,我的工作受到领导、同事和学生的认可和赞许,我也可以那样一年一年地教下去,但我越来越认识到知识的不足,于是决定不断提高自己,也希望有机会出国深造。出国完成硕士学位后,按照学院的合同,我应该回院效力,但我觉得两年的读书时间太短,渴望拿到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后,我可以回国发展,而且可能发展得不错,但因为家庭和其它方面的考虑,我决定留在美国。感谢芝加哥城市学院聘用了我,使我得以在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环境中工作,发挥个人潜能。以上示例说明,我可以满足现有的生活,可以不选择,生活也许还不错,但只要选择更高的目标,人生就会迈出一个更高的台阶。

第二,毅力、奋斗比天资、聪明更重要。我来自一个赤贫的家庭,没有财富、地位、亲戚、关系,有的只是尽自己的努力开出一条路,改变自己命运,也带动家人。我一直以为我天资一般,更谈不上聪明,但我有坚强的意志和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 没有这点精神,我可能像农村的其它同龄人一样早在小学、初中、或高中就辍学了, 可我没有,因为我意识到我对自己和家人的责任,不管情况多么糟糕,我留在了学校,尽量排除各种干扰专心读书。在其它聪明的同学花一小时读书时,我花两小时或更多的时间。 在教室电灯熄灭后,我和其它用功的同学点上油灯继续读书,从初中坚持到高中。通过我的坚持和努力,我看到我的成绩的提高,从一个资质一般的学生变成一个优秀的学生,我尝到了坚持和努力给我带来的骄傲和自信,让我相信聪明可以使人取得好的成绩,坚持和努力也可以。回过头来看,我更相信坚持和努力比天资和聪明更重要。能在马拉松中跑到最后并摘下金牌的往往不是最初的领跑者。靠着一时的冲劲和技巧可能让你暂时领跑一段距离,但决胜者一定是那些意志坚定、始终如一跑完全程的人。

第三,压垮你的不是逆境,而是你对待逆境的态度。在我成长和求学的过程中,特别在我的小学、中学阶段,饥饿、贫困、自卑始终伴随着我。缺衣少食、不能按时交上学费、没有必备的文具常常使我沮丧,也几次动摇都我读书的信心,但我没有其它的选择。我的生活不容易,家里人的生活比我的更苦。哥哥和弟弟已经停了学,家里人吃糠咽菜也为了省下我拿去学校的干粮,让我感到自责。可以说是我对家庭的责任、对自己的希望和我在学校的好的成绩帮助我坚持留在了学校。四十多年以后看这段艰难岁月,所有那些逆境不全是负面和毫无意义的。他们坚强了我的意志,锻造了我的品格,让我变得更有耐性。我将自己比喻成一个努力爬上一座高山的攀登者,一路上有风雨、岩石、险境,可当我到达山顶俯视我走过的那一段很长的路,我看到的是一直向上的攀登,而不是具体的每一处的困难。在我的耳顺之年,回头看我走过的路,那几年的贫困在人生的长河中还那么重要吗?没有人喜欢贫穷、困难,这些都是命运强加给我们的,我们也无可选择,那就硬着头皮走下去,相信只要坚持,情况就会慢慢改变。正如我喜欢的《圣经》的经文讲的,“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落空”(罗马书: 5:3) 。

第四, 要选择自己热爱的专业和事业。我庆幸翟建民老师将我领进英语的大门;庆幸高中时期遇到赵根荣那样能将英语的来龙去脉讲得通透的老师;庆幸在中国和美国大学遇到那么多业务出色的教授,将英语语言和英语文学的无穷的魅力展示给我,更通过我的各个阶段的学习,增加了我对英语的喜爱。 喜爱了就有了将它学好的动力,不仅为了取得好成绩,不仅为了赢得老师的赞赏,也不仅为了找一份工作谋生。英语语言本身有它的魔力和磁性,它一步步地带我去感知它,欣赏它,增加我对它的了解,直至它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四十多年来,英语就这样跟随着我,我也永不疲倦、一如既往地爱着它,像一场不离不弃、值得一生追求的爱情。所以无论是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美国读博,英语学习和阅读从来不是一件苦差事。在美攻读硕博的七年中,因为英语文学惊人的阅读量,我是为数极少的英语非母语的攻读美国文学博士的外国留学生。是的,阅读量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也要付出时间和精力, 但因为我对它的爱好,我没有觉得丝毫的苦。文学大师的优美的语言和他们创作的伟大作品常使我沉湎其中忘记了闭馆的时间。在我读博的五年中,我鲜有晚上十一点半以前睡觉的,时间都花在读文学作品和评论上。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对所选的专业钟爱,那是多么漫长和难熬的折磨呢?工作以后,能每天与心爱的英语为伍,将我对它的喜爱和理解教给我的学生,使他们也爱上英语语言和文学。 我认为我从事的是天下最美好的职业。阅读英语文学作品是我最大的娱乐。

第五,以感恩的心度过每一天。不管顺境逆境,都以感恩的心接受下来。逆境是锻造人的熔炉,只要你坚持了下来,你从中得到的经验和人生智慧会使你终生受益。要感谢逆境,感谢在你生命中帮助过你的人,正如中国谚语说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感恩我的父母。他们虽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但他们身上的诚实、善良、勤劳、忍耐等美德终生影响了我;我感谢我的太太,是她的信任、爱和包容让我们走过了一段相亲相爱、亲密融洽的婚姻;我感谢我的儿子,他的出生让我的生命变得完备,也学会了怎样做一个称职的父亲。我感恩一生中遇到的像翟建民、赵根荣、惠宇、杜瑞清、艾莫瑞、柏瑞、雷瑞尔瑞、昂克那样称职的老师和教授。由于我的漫长的中外求学经历,我碰到的老师和教授很多,特别在我七年在美攻读博士期间, 我得以从几十位教授修课、求教,看到他们业务的精深和学术操守的崇高,给我树立了很高的需要一生努力的标杆。我以我的教授们为榜样,将从他们身上学到的知识和优秀品德教给我的学生。

我也感恩机遇。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越来越对成功学和个人奋斗的励志故事产生怀疑,因为它们太功利、太短视、太偏颇、太自我。 我相信神助和机遇的重要,因为它教会我谦卑。回顾六十年的人生,无容置疑,我的努力助推了我人生的转变和提高,可是任何事情的发生也有很多偶然因素。我可能因为几分之差考不上高中、大学和研究生;美国大学教职的竞争素来激烈,我完全可能拿不到芝加哥城市学院的教职,因为称职的人实在太多。正如洛佩斯副院长打电话告诉我的,“你赶快接受这份工作吧,想要的人太多了”。以我在系里招聘委员会的经历,一个教职会有上百人和数百人申请,你如何敢如此自信地认为你是唯一的人选呢?所以不要过分高估你的才能。要谦卑为人,低调做事,踏踏实实地做好每天的工作,这样的心态会让你走得更远,给你更高的幸福感。

我的人生有遗憾吗?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将如何度过?我的人生虽然在青少年时期经受艰难和挑战,但自从上大学以后,它就变得较为顺利。我不再为吃穿忧愁,也可以在八十、九十年代比较开放和宽松的环境里追求学业的发展。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愿意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有一个正常的青少年阶段;父母有一些资源,让我参加一些诸如音乐、体育之类的活动;我愿我的父母也受过一定的教育,能在我的不同的人生阶段给我一些建议和指导;我更愿意不必承担那么多的家庭责任,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找到施展他们才能的机会,不会成为政治、斗争、内耗的牺牲品,至少不必为基本的吃、穿、住、行、教育、医疗、就业忧虑。作为我们兄弟姊妹五个中走出的唯一的大学生,过去几十年我承担的家庭责任太重, 有父母的,也有兄弟姊妹的,那种担心有时使我身心俱疲,寝食难安。我乐意赡养父母尽忠,也帮助哥哥和弟弟成了家,也资助兄弟姊妹的子女上学,但我宁愿没有这么多的压力。

回顾过去,我的人生的一大半已经走过,我对过去的一切充满感恩。展望未来,如果上帝允许,我前面还有一二十年或或更长的时间。我满怀喜乐,充满希望,期待我的退休生活,期待和太太有更多的时间旅游、读书和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有了前一段人生的铺垫和准备,我的下一段人生会走得更好。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和我一起走过我的人生旅程,希望这次搭载能给你带来一点阅读的快乐和人生的感悟,这就是写作本文的最终目的。

2023 年三月于芝加哥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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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第一六九〇期(cm09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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