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华荣：寻访胡守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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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胡守钧

章华荣

一

　　２０１８年５月，在８２３３军训四连张胜利、陈明星，邵广文、方德钧、仇龙、陈国新、复旦校友中文系的汤漳平、林淑蓉、历史系的何培芳等战友、同学和责任编辑袁修钧先生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下，我写的关于老五届大学毕业生在军垦农场劳动锻炼的长篇纪实文学《我心依然》，终于由香港华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心依然》不仅只写我所在的一个军训四连，还涉及到全国几大军垦农场军垦战友的人和事，有些素材是我的同学和战友通过各种途径提供给我的，有些素材是从网络上查阅到的。对于所用素材，以及素材中所提及的相关战友的名和事，有的事前我已向他们表示了谢意，并寄送了书。有的则迟迟联系不上，其中就有胡守钧。

　　胡守钧是我的复旦校友，１９４４年出生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沙洲上，并在那里度过了苦难的童年。１９６３年从武汉考入复旦大学，我在历史系，他在物理系。文化大革命前夕，因写了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很受校党委一位领导的赏识。有人说他“遇着问题老爱反着想”，有人夸他“有哲学头脑。”也就因为这个，他便从物理系三年级转到哲学系读一年级。当时，我们都在背后笑话他，“胡守钧发么事神经，好好的三年级不读，跑去读一年级，瞎掰！”

　　《我心依然》第２１节“清查小猴子”中写到了胡守钧，事先没有征得他的同意，事后得找到他，一是征求一下他对书稿的意见，看看有什么错漏的地方；二是当面向他表示感谢和歉意。但多方打听，只知道他是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社会共生研究中心主任、传统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上海市决策咨询专家等，但其居住地址，联络方式，都无从知晓。

　　这是我心中的一个结。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５日，我去上海参加历史系６３级同学毕业５０周年聚会，刚到上海我就碰到了肖昌雄。

　　肖昌雄是我的同班同学，武汉市人，也是我的湖北老乡，文革时是“孙悟空”的二号人物，胡守钧的得力助手，我想，通过他也许能联系上胡守钧。

　　我问肖昌雄：“我想见见胡守钧，你有办法联系上吗？”
　　肖昌雄笑了笑说：“胡守钧是个大名人，虽然退休了，仍在搞学术研究，著书立说，还有社会活动，平时一般谢绝会客，除了我，你们谁都难见到他。”
　　我急忙追问肖昌雄，“你能见到他？”
　　肖昌雄的爱人乔乔医生说：“肖昌雄见过他多次。”
　　肖昌雄转过身来，郑重其事地问我：“你真想见他？”
　　“当然，非常！”
　　肖昌雄颇为自信地说：“我带你去准行。”
　　我连忙拱拱手说：“那就拜托老同学了？”
　　“好，我先联系一下再说。”

　　２８日上午，肖昌雄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与胡守钧联系好了，下午五点钟在他的工作室见面，要我在人民广场上地铁８号线，在翔殷路地铁站下车，四点钟他在那儿等我。

　　离开上海五十年，已经不认识上海了。为了稳妥起见，我打电话给住在人民广场附近的同班同学何培芳，请她给我带路。

　　何培芳在上海读书，上海工作，熟悉上海，她见到我后说，不坐地铁，坐计程车更方便些。我俩上了计程车后，肖昌雄的夫人乔乔医生发来信息说，她和肖昌雄在安波路和沙岗路交口处等我们。我们在安波路、沙岗路交界处下车后，正好碰上了肖昌雄夫妇，肖昌雄说，胡守钧的工作室在黄兴公园对面。

　　肖昌雄带着我们一行沿着营口路向黄兴公园走去，刚到公园对面的一幢公寓前，不远处的人行道上，一位上身穿着银灰色夹克衫，下身穿着黑色束脚休闲裤，脚蹬黑色休闲鞋，面容清癯、身材瘦弱、目光炯炯、步履矫健的老人，笑盈盈地向我们走来。

　　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胡守钧！

　　何培芳悄悄地对我说：“他是个大教授、大学者，原以为他声名显赫架子大，高不可攀，想不到他还这么平易近人，还亲自下楼来接我们，”

　　是啊，这也是我意想不到的，真让人高山仰止！

　　我急忙跑上前去，“胡守钧，胡教授！”边说着边握住了他的双手。
　　“欢迎你，老同学。”胡守钧边说边抖动着我的双手。

　　胡守钧领着我们走进了他的工作室。

　　工作室面积不大，约有二十多个平方，室内有一个张长方型条桌和三张办公桌，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书刊，一面墙全部是书柜，书柜里放满了书，一旁还挂有他书写的条幅。

　　我们四人围长条桌坐着，胡守钧为我们泡好了茶。

　　我连忙拿出两本《我心依然》递送到他的面前，“胡教授，这是我今年写的一本关于老五届大学生在军垦农场劳动锻炼的书，书中写到你的一些故事，事先没有征得你的许可深表歉意，今天特地登门一是谢罪！”说着我便站起身来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胡守钧也立即站起身来说：“呃，此言差矣！你为老五届大学毕业生立传，为我胡守钧正名，我当谢谢你才是啊。”
　　“二来呢，书中写到你的部分，说你因‘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而被捕，甚至惨遭杀害。”
　　胡守钧说：“事件的起因是‘炮打张春桥、姚文元。’”
　　……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颁发了《五·一六通知》，全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潮。１１月９日，上海一部分工人成立了“工总司”，在声讨“上海市委所执行的反动路线”的示威中，相继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安亭路卧轨事件和康平路事件。

　　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张春桥、姚文元回上海处理安亭事件和康平路事件。５日，“工总司”、“红革会”等众多造反组织和红卫兵组织在《文汇报》联合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后又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并向全国广播，拉开了全国夺权的序幕，史称“一月风暴”。张春桥、姚文元从此一步步登向上海市第一、第二把手的宝座。

　　胡守钧对我们说：“在‘一月风暴’中，我首先炮打张春桥，并不是什么先知先觉的圣人，对张春桥的狰狞面目，有一个从怀疑、反感到抵制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我看了张春桥多次阳奉阴违讲话的传单，便陷入了沉思。张春桥何许人也？他为何要支持‘工总司’？为何又要迫不及待地欲取上海市委而代之？我和一些同学就跑到上海图书馆去查阅３０年代的报刊资料，从中掌握了张春桥有关的历史资料，觉得他很可能是藏在毛主席身边没有被识别的奸佞！”

　　１月２２日晚上９点，张春桥、姚文元接见造反队和红卫兵组织的代表，胡守钧听说后，急忙拉着刚从市区回来的历史系肖昌雄：“走，我们也去听听，看他说些什么。”

　　张春桥说：“同志们，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下个月上海就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了，这是继巴黎公社之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伟大创举。公社成立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意我当公社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这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器重啊！”话音刚落，全场顿时沸腾了起来。

　　胡守钧、肖昌雄看着眼前这一幕，愤怒地离开了会场。

　　１月２３日凌晨，上海市区的主要街道刷满了“坚决拥护张春桥同志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同志当第二书记”的大幅标语，这下激怒了胡守钧，他对同学们说：“张春桥一旦得逞，上海将暗无天日，我们必须把他拉下马！”当即，他们就制定了上街刷标语，炮打张春桥的方案。有同学问胡守钧，“刷的大标语署什么名啊？”

　　胡守钧不假思索地说：“叫‘孙悟空’！”

　　当天晚上，胡守钧等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北站、外滩、南京路、淮海路等处，凡是贴有拥护张春桥、姚文元标语的地方，都针锋相对地刷上了“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警惕反革命两面派”等大幅标语！标语上一律署名“孙悟空”。

　　“孙悟空”的行动不同凡响，轰动了上海，不少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云起响应，顷刻间，复旦成了炮打张春桥的司令部、大本营。胡守钧、肖昌雄他们乘胜追击，组织、策划了三次“倒张”高潮。

　　第一次“倒张”高潮是１月２８日。凌晨一点多钟，大专院校的红卫们押着徐景贤到复旦大学看大字报，并逼他交代张春桥的阴谋。当张春桥得知徐景贤在红卫兵手里的时候，便急忙派全副武装的军队去复旦，企图抢回徐景贤。

　　张春桥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孙悟空”和其他红卫兵组织。当天晚上，一部分红卫兵组织在上海展览馆咖啡厅围攻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责问张春桥“为什么要派兵镇压红卫兵？”当场还公开揭露了张春桥３０年代化名攻击鲁迅的老底，痛斥了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反动文人和叛徒的嘴脸。这两炮击中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要害。

　　第二次“倒张”高潮是在复旦召开了有２万多人参加的“倒张”大会，并成立了“炮打张春桥总司令部。胡守钧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揭露和批判了张春桥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

　　１月２９日，复旦再次召开“倒张”大会，其他高校也来了不少学生。会上决定，联合上海各高校学生，３０日在人民广场召开３０万人“倒张”大会，彻底把张春桥、姚文元拉下马！

　　“孙悟空”和其他高校红卫兵的行动被派往复旦的密探游雪涛（《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察觉，并密报了张春桥，张春桥亲自写了文革中唯一一份“中央文革特级电报”，王力迅速征得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同意，于３０日凌晨５点向上海发出指令：“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姚文元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目，一切后果应由反张春桥的人和幕后操纵者负责！”张春桥、姚文元接到指令后无比兴奋，徐景贤立即调动大队人马包围了复旦，并抢走了徐景贤。

　　第三次“倒张”高潮被扼杀在摇篮中。

二

　　“孙悟空”及红卫兵们的“倒张”运动悲壮地被镇压了，张春桥、姚文元扫除了他们飞黄腾达的障碍。２月５日在人民广场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任上海人民公社第一书记，姚文元任第二书记。因毛主席反对这个称呼，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２４日，张春桥顺利地当上了梦寐以求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姚文元任副主任。

　　张春桥、姚文元上台以后，表面说不追究炮打者的责任，暗地里却欲把“孙悟空”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对徐景贤说：“三国有个魏延，是蜀国的大将，诸葛亮说他有反骨，后来果然反了。我看胡守钧也有反骨！”说到这儿，他特别强调说，“不能让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漏网。”

　　徐景贤心领神会，立即成立了“０３”专案组，开始搜集“孙悟空”炮打张春桥的黑材料，胡守钧被列为“复旦头号变色龙”。

　　在张春桥黑色恐怖的高压态势下，胡守钧及“孙悟空”中的几个主要成员纷纷潜逃在外，浪迹天涯！

　　这是胡守钧的第一次“潜逃”！

　　在外流浪多时的胡守钧，获悉复旦的学生都“平安无事”，遂于１９６８年４月６日悄悄地潜回上海。为了安全起见，他先到市区近郊一位“孙悟空”成员的家中“探探水性”，刚一进门就被蹲候在那里的“革命群众”抓获，便五花大绑地押回复旦，宣布隔离审查。

　　胡守钧被关押在复旦一间学生宿舍里，专案组成员对他进行车轮大战，不让他休息，不让他睡觉，妄想在精神上摧垮他。胡守钧不堪忍受这种非人性的精神折磨，他“企图”想办法逃跑！

　　……

　　肖昌雄说：“胡守钧这次逃跑还是我安排的。”
　　我瞪大双眼疑惑地问道：“是你安排的？”
　　“７月份的一天黄昏，我一直守在关押胡守钧的那间宿舍后面，等到胡守钧出来上厕所的时候，我趁看守人员不备，偷偷地塞给他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叫他如何逃跑的方案。”
何培芳催促着肖昌雄，“什么方案？说出来听听。”

　　肖昌雄喝了一口茶，接着说：“关押胡守钧那栋宿舍楼后面是高深的乱草丛，我叫他借口要去割草，溜进乱草丛，然后迅速钻过篱笆，游过臭河沟，上岸后直奔对面的汽车站，我在那里等他。”

　　我问胡守钧：“你是按肖昌雄的锦囊妙计脱身的吗？”

　　胡守钧笑了笑说：“几天以后的一个中午，我对看守人员说要去割草，看守人员犹豫了半晌还是答应了。我慌忙跨过宿舍楼后面的草丛，钻过篱笆墙，把脱下来的衣服举在头顶上游过了河，直奔汽车站。肖昌雄见到我后，给了我一笔钱和几十斤粮票，要我乘车去阳澄湖，躲住在事先安排好的一个农民家中。”

　　……

　　这是胡守钧第二次浪迹天涯！

　　１９７０年年初，全国开始了“一打三反”运动，此时，张春桥、姚文元顺利地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担心苦心经营的上海后院起火，决心要将“孙悟空”一网打尽，以绝后患！因为，“孙悟空”的元凶潜逃在外尚未落网，他如芒在背，多次对徐景贤他们说：“我一天得不到复旦的消息，就一天睡不着觉。”

　　胡守钧长年在外流浪，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确实到了饥寒交迫的境地。眼看春节到了，他想念他的老师，他的同学，想回学校看看。他哪里知道，上海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大年初三他悄悄回到市区，和一位同学吃完晚饭后就朝阔别已久的复旦走来，他刚一进校门，就被一群工宣队员抓获，关进了门窗上钉有钢筋铁条的小房，由红三代出身的工宣队、军宣队和文攻武卫人员看守，十八个人三班倒，每班六人，轮番看守一个满脸倦容、手无寸铁的胡守钧。

　　这是胡守钧的第二次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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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疑惑地问胡守钧：“既然不是因为炮打张春桥、姚文元，那抓你、杀你又是什么原因呢？”

　　胡守钧说：“我被关押一个多月以后，徐景贤专门召开了一次专案会议，讨论给我定什么罪。有人认为，我的主要罪行就是反张春桥、姚文元，反张春桥、姚文元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构不成犯罪呀！那个年代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有千千万万！”
　　“是啊。这个，徐景贤当然知道。当时有个界定，除了反对毛主席以外，反对其他任何人都不构成犯罪，其中就包括反张春桥和姚文元。”

　　何培芳忙问道：“那他们定你什么罪呢？”

　　“他们要抓我，杀我，必须把我的罪名上升到反对毛主席，那个年代只有反对毛主席才会被杀头，上海空四军的政委王维国不就是在人民广场枪杀了几名反对毛主席的青年吗。在徐景贤的授意下，他们定我的罪名是组织‘反革命小集团’，是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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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徐景贤的授意下，专案人员四处收集胡守钧反对毛主席的黑材料，从他的宿舍里搜出他的日记、笔记、私人信件和照片，企图从中找出反对毛主席的有力证据。胡守钧在一年级的时候写过一篇日记，是讲他学习了《马列学习方法》一书后，反省自己的学习缺乏毅力，便在日记后面画了一支宝剑，宝剑一旁写下了“宝剑作证人”，并注明“《马列学习方法》读后有感”。

　　这分明是一句自律自省的话，专案人员却说他有“杀气腾腾，欲取伟大领袖而代之”的狼子野心。

　　可笑！

　　胡守钧在黄山天都峰拍了一张照片，照片背面题有“踏遍天下奇峰，赏尽人间佳景”、“行万里路”的字句，这也成了胡守钧“欲模仿希特勒、拿破仑，要站在地球仪上妄图独霸全世界”的罪证！

　　荒唐！

　　这段绝妙、荒唐的高论，出自徐氏景贤亲笔题写的按语。

　　这段臭名昭著的按语曾被当作“经典”在坊间传颂。

　　至于把搜出的《暗房摄影技巧》说成是“研究暗杀技术”，把谈论汽车号码说成是要“暗害中央首长”，把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说成是“打入军队剌探情报”就更是无稽之谈！
就是这样的《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罪行材料》竟印发了２０多万份。

　　胡守钧被隔离审查后，８个月中大会小会被批斗了二百多次，每次批斗时，稍有不服就拳脚相加。在审讯中，胡守钧抬头挺胸慷慨激昂地对市里一位大人物说：“我就是炮打张春桥，这是公开的秘密，炮打张春桥没有罪！”
　　“你真是个顽固到底的现行反革命！”
　　“反对张春桥不是反革命，如果你们硬要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只要活着就要告你们！”
当张春桥得知胡守钧不肯交代罪行，而且“气焰嚣张”时，张春桥恼羞成怒，即令上海召开胡守钧公审大会，打掉他“嚣张的反革命气焰！”

　　１０月２０日下午，在江湾体育场举行了４０万人的声讨大会，声讨胡守钧的反革命罪行。全市各大学、中学、电影院、剧场、音乐厅、俱乐部作为分会场，上百万人听有线实况广播。江湾体育场人山人海，群情激奋，示众台上刀兵林立，气氛萧杀，两个凶神恶煞的彪形大汉押着脸色惨白、遍体鳞伤的胡守钧，“喷气式”地拖上了示众台。一阵声讨胡守钧滔天的反革命罪行之后，一位公检法人员宣布了逮捕令，两名警察给胡守钧戴上了脚镣、手铐，拖上了囚车，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

　　在胡守钧未“落网”之前，他们不敢贸然对“孙悟空”的其他成员采取行动，毕业了的照常分配，没毕业的照常上学。肖昌雄是我同班同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贵池的三圩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后又转到阜阳利辛县胡集的６３７７部队军垦区农场，１９７０年春节前夕，肖昌雄被分配到安徽宣城工作。就在他到宣城报到的那一天，上海市公安机关派几名警察来到宣城，以“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主要成员罪将其逮捕，戴上手铐押回上海。

　　在浙江乔司军垦农场劳动锻炼的“孙悟空”主要成员邱励欧、王华也同时被逮捕！

　　有人作过统计，受胡守钧案牵连的不下万人！

　　胡守钧被捕以后，胡守钧全家成了大反革命家属，他的老父亲被赶到襄阳农村，唯一的妹妹赶到孝感农村插队，成为集体户中最后的留守者，与之相伴的是一个精神病人！家中只剩下他母亲一人，老房子实在住不下去，老人家被迫从汉口搬到武昌。胡守钧定为现行反革命的判决书下达到老人家刚搬来的居委会，胡母知后，觉得无颜面对，不得不第二次搬家。一位孤苦的母亲思儿、想儿，成天蜗居在昏暗的小房中以泪洗面，几乎哭瞎了双眼。

三

　　胡守钧羁押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后，被关押在一个“铁笼子”里，同他关在一起的是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他因忍受不了种种折磨，神经已经发生了错乱，白天，他呆滞地抓住铁栏杆，凄厉地哭爹喊娘；黑夜，他跪趴在地上不停地惨叫，令人毛骨悚然！

　　胡守钧在“铁笼子”里一关就是五年。他常常自语道：“既然我是上海头号现行反革命，却为何又迟迟不宣判？张春桥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为了和张春桥作长期的抗争，这五年中，他除了精心照料他同室那位神经错乱的难友外，一方面，在铁窗内坚持锻炼，以增强体魄；另一方面坚持看书，思考学术问题，健全自己的思维能力。有时还用自己用过的牙膏皮做各种各样精致的工艺品，为的是不让自己的手眼功能退化。

　　……

　　我忙问胡守钧，“你在监狱里关了五年迟迟没有宣判，是不是他们不好对你下手？”
　　“张春桥要根除后患，必定会杀我，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为什么又拖了五年没有下手？”
　　胡守钧看了看我，说出了发自肺腑的挚挚铮言，“这得感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仗义执言的法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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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一直把胡守钧当作心腹大患，曾密令他的爪牙枪毙他。

　　１９７０年春节过后，张春桥飞回上海，召徐景贤密谈，给徐讲过三国计杀魏延的掌故，虽然那则掌故张春桥只讲了一半，但徐景贤当然明白这个掌故的后半则：诸葛亮死后，遗一锦囊妙计，杨仪、马岱依计而行，杀了魏延！

　　这是张春桥给徐景贤下的密杀令！

　　市里一位“大人物”在审讯胡守钧时也拍着桌子大声吼叫，“现在，杀人权已下放到省、市一级了，用不着报中央批准。也用不着公判，就可以把你从隔离室拉出去枪毙！”

　　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不就是在人民广场枪杀过几位青年吗！

　　胡守钧是轰动大上海的“知名”人物，为了震慑更多的人，他们先是召开４０万人的公审大会，印发２０多万字的罪行材料，让万众口诛笔伐，把胡守钧斗倒批臭；二是通过《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有些同志往往只注意历史的反革命，不大注意现行的反革命；只注意公开的活动，不大注意地下的阴谋活动。老的反革命分子打下去了，还会有新的反革命分子长出来。”徐景贤造的这些舆论，就是想告诉人们，胡守钧就是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三是通过宣判、定罪，然后公开执行枪决，以取到杀人立威、杀一儆百的效果。

　　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在审判胡守钧一案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提出异议，认为证据不足，不同意判死刑，有的承办人员甚至认为胡守钧无罪，不能给他判刑。

　　这件出乎意料的事传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耳里，他们严厉地斥责办案人员，“胡守钧反对春桥同志，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罪大恶极，就该判处死刑！你们为什么顶着不办？这是什么立场？”

　　此时，张春桥已升迁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更是有恃无恐，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如何顶得住马、徐、王的淫威，１９７５年５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不得不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胡守钧１０年徒刑，被关进了上海市监狱。

　　画地为狱，削木为吏。在狱中，胡守钧天天喊冤，日日叫屈，常常高声疾呼：“我反对张春桥没有错，你们为什么要判我的罪？！”

　　在狱中关押了半年多以后，１９７６年１月将胡守钧发配到安徽的军天湖劳改农场劳动改造。

　　寒霜摧树木，风逆雁无行。这一天，天低云暗，朔风阵阵，胡守钧穿着破旧单薄的衣衫，戴着手铐，一瘸一跛地行走在皖南山区崎岖的小路上。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京剧《林冲夜奔》这出戏！

　　豹子头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因遭高俅父子陷害发配沧州，在发配路上，英雄末路的林冲有几句锥心泣血的唱段：

　　“大雪飘，扑人面，
　　朔风阵阵透骨寒。
　　彤云低锁山河暗，
　　疏林冷落尽凋残。
　　……
　　“几番空作秋声赋。
　　天涯孤客真难渡。
　　丈夫有泪不轻弹，
　　只因未到伤心处。”

　　其中，“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二句成为千古绝唱！
　　林冲在发配途中，“往事萦怀难排遣”，“几番空作秋声赋”。
　　我们再来看看胡守钧。他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境况下，也在发配途中，满腔冤愤地低吟了一首《西行》诗：

　　“水寒山瘦气萧森，
　　云暗日蔽天低沉。
　　恨难消，愁更深，
　　风声雨声欲断魂。
　　千古奇冤无处诉，
　　国事家事岂堪闻。
　　翘首望断天涯路，
　　天涯路，何处是归程？”

　　……

　　历史总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胡守钧在天湖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了九个月，一边改造，一边不断地写申诉书，洋洋数万言，装满了一大袋。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后，复旦大学党委协同上海市的公安、法院机关，组成联合调查组，因胡案案情重大，整整调查了两年，直到１９７８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确认：“胡守钧纯属反对‘四人帮’而遭受政治迫害，宣告无罪，恢复名誉，予以彻底平反。”

　　胡守钧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在被关押的８年中，他一次都不让自己的父母去看他，怕父母看到他这般凄惨模样后伤心痛苦，连写给父母的信都不敢直接寄到家中，以免给父母招灾惹祸，写出的信只好通过邻居小魏代为转交。胡守钧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平反的补助费，买了一套非常珍贵的中学自学丛书寄给了小魏，以表达他的感激之情。

　　胡守钧平反后，不少受胡案牵连的人找胡守钧写证明材料，胡守钧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一一热心承办。及至最近在外地参加学术会议，还有人告诉他，“我就是因为你坐了好几年的牢。”凡是碰到这些因受胡案牵连的人，胡守钧都一一表示歉意，态度之诚恳，让人动容。

　　我把与胡守钧见面拍的照片传给他的同班同学、曾任黄冈市人大副主任的吴闻章，吴闻章见胡守钧满头白发，感慨地说：“守钧老兄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
　　我对吴闻章说：“他经受了那么多年的磨难和屈辱，九死一生，能不这样吗？”
　　“成败何足论，英雄自有真”（清·万邦荣）。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的胡守钧终于重新回到了他眷恋的母校——复旦，开启了他新的生命旅程！

四

　　“言有穷，而情不可终。”一番长谈之后，胡守钧说：“今天见到几位老同学非常高兴，我们照个相，留个纪念吧。”
　　我们几个几乎是同声说道：“好啊。”

　　肖昌雄的夫人乔乔医生说：“来，我给你们照。”
　　照完相后，我笑着对胡守钧说：“我们把微信也连上吧，便于以后好向教授请教。”
　　“好啊，好啊，不过不是请教，是相互切磋，互教互学。”
　　乔乔医生是个高手，她很快为我们四人联通了微信。

　　在乔乔为我们联通微信的时候，胡守钧从书柜中拿出几本书，对我说：“这是我前些年写的一本书，我也送给你们一本。”
　　何培芳高兴地拍起了巴掌，“太好了！太好了！”

　　胡守钧微笑着在每本书上郑重地签上了他的大名。
　　当我接过他的书时激动地说：“谢谢老同学，谢谢胡教授。”
　　“不用谢，你送了我的书，我理所当然地要回送你一本，来而不往非礼也呀。”胡守钧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我捧起书本一看：《社会共生论》！

　　为了表达我对老同学的谢意，晚上请他吃饭，“呃，你们是客，这顿饭理所当然该我请你们哪。”

　　在吃饭的时候，我和他聊起了《社会共生论》。

　　胡守钧平反昭雪回到复旦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登上了大学的讲坛，成了一名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说：“教师的天职是传道、授业、解惑。传道中亦可悟道，授业中亦可学新业，为他人解惑亦可去自己心中之困惑。执教鞭而指点江山，聚英才而评说古今，教中有学，教学相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为此，他还为他的学生撰写了一幅对联：

　　读古今中外书，倾听大师论道，道可道亦非恒道也；
　　行东西南北路，请教百姓活法，法有法兮无定法兮。
　　横批：道法自然。

　　他写的第一部书是《走出轮回》。在８年的“铁窗”生涯中，唯一与他作伴的是《鲁迅全集》。他戴着镣铐，边孜孜不倦地读鲁迅先生的书，边记录自己的读书心得。鲁迅先生的学问、思想、品格、节操，对他思想理论的形成和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多次怀着崇敬的心情说：“鲁迅先生的心与百姓是相通的，他看透社会，深知百姓的苦，一辈子为天下民众仗义执言，是伟大的思想家，是民族之魂。”《走出轮回》从剖析鲁迅先生笔下阿Q的典型性格入手，深刻揭示国民劣根性的种种异样，首次提出了中国将要进行一场社会转型的深刻变革！

　　《走出轮回》写成以后，他投了好几家出版社，没有哪家出版社敢出版，直到１９９８年，山东友谊出版社才出版发行了这部书。

　　《走出轮回》中首次提出社会转型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对“社会共生论”的形成有没有因袭关系？

　　我指着《社会共生论》一书问胡守钧：“你的‘社会共生论’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胡守钧说：“首次提出‘社会共生论’是１９９８年，并把它写入《告别计划社会》一文中。”

　　何培芳连忙问道：“请问胡教授，何为《社会共生论》？”
　　“何为社会共生论？社会共生论就是以人人平等为前提。每个人生而平等，勿论信仰、阶级、性别、职业、年龄等有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不同，只要你尊重他人的公民权利，那么你也拥有同等的公民权利。人之间有不同利益，团体之间有不同利益，阶级之间有不同利益，当然有冲突有竞争，但是冲突和竞争并不是要消灭对方，而是以共生为前提，这就是社会共生论。它的基本原理：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有互斥性，又有互补性；２、人人平等是共生的前提；３、斗争－－－妥协是共生的方式；４、法律是共生的度；５、社会发展是共生关系的改善；６、共生与竞争。”

　　“１９９９年我撰写了《社会共生论》一文，提出了社会共生论原理，主张‘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走向呼唤和谐的社会共生论。

　　“这篇文稿写好后，我寄给了一家刊物，未被刊用，理由是‘社会共生论’概念太新，没有听说过。文稿被退了回来。我很失望。为什么不能有新概念？为什么没有听说过就不能发表？２０００年，在上海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上认识了《湖北社会科学》杂志主编陈昆满先生，闲谈中得知他是老校长陈望道的外孙，感到格外亲切，陈望道校长是我尊敬的长者和大学者，有过几次交往。我顺便提到这篇论文的古怪遭遇，陈昆满先生对文章的主题很感兴趣，希望寄给他看看。由于他的支持，《社会共生论》在《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三期上刊出，标题还上了封面。”

　　“你在《社会共生论》的序言中说，你的“社会共生”这一想法萌于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和你被‘关进牛棚’的时候。”

　　“是的，在文革中，我确实饱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之苦。然而，用什么精神去取代‘阶级斗争为纲’呢？这个问题令我困惑。不要阶级斗争吗？谁也不能否认阶级的存在。承认阶级斗争吧，那么，以‘阶级斗争为纲’又错在什么地方呢？百思不得其解。有一次我在国年路散步时遇到生物系的洪黎民教授，他是著名的生物学家，在生物学史方面造诣颇深，他绘声绘色地跟我说起‘生物共生’的种种奇怪现象，我感到惊异，对奇妙的‘生物共生’一说很有兴趣，希望得到有关的详细资料。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０日，洪教授亲自送来论文和资料，我连夜读后深受启发。是否能够将‘共生’作为一种社会精神，来替代‘阶级斗争为纲’呢？经过再三推敲，并和袁闯教授等一些朋友反复探讨，我认为可以用‘社会共生论’来取代‘阶级斗争为纲’。”

　　２００２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胡守钧的《走向共生》，书中收入了《社会共生论》等文，朋友们建议他将社会共生论展开，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拓展了社会共生论的适用范围，修正了一些命题，增加了更多的新命题。

　　２００６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社会共生论》一书，书一面世就深受读者喜爱，多次印刷，多次脱销，在书店和网上一书难求。

　　……

　　在我们这批老五届的大学生中，胡守钧经历的磨难是常人难以想象得到的。他两次逃难，两次被抓，８年的“牛棚”、监狱的牢狱生活，２００多次的批斗，使他的精神和肉体倍受摧残，还差一点被杀了头！但在和我们两三个小时的言谈中，他只字不提他所受过的种种磨难，没有纠结，没有抱怨，忍耐自重，显得那么淡定，那么从容，夫为不居，我心依然。让我们在场的人无不肃然起敬！

　　作为社会学家的胡守钧，古稀之年仍在夜以继日地撰写社会建设方面的新作，策划出版《社会共生论》丛书，倡导“在共生中生存，在共生中感悟，在共生中创造，在共生中发展”，呼吁“还社会于民，还市场于民，还政于民”。建设和谐共生的世界强国！正如他在《社会共生论》一书的扉页上的题词：“愿祈天公佑中华，巨龙腾飞变通时”，

　　我们为胡守钧骄傲！
　　为复旦骄傲！
　　为老五届大学生骄傲！

□　来源：微信号《复兮旦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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