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逊：中串会因《一切为了九大》被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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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串会因《一切为了九大》被批判

李逊

◇　中串会与《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

　　１９６７年夏，一向领风气之先的北京红卫兵兴起大型歌舞热潮，一些业余文艺爱好者自己创作排演大型歌舞。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出现不少节目。这些节目的结构和表现形式，大都模仿文革前被主流媒体着力赞扬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集朗诵、独唱、合唱和舞蹈于一体。在上海，当时受市革委会大力支持而排演的文艺节目，还有大型歌舞剧《一月风暴》，演出人员共１２０人，一半是专业演员，一半是工总司下面造反组织的文艺小分队队员。

　　上海的三大派系红卫兵也分别排出了三台戏。以文艺表演张扬自己的观点，表现自己的存在。１９６７年下半年至１９６８年初，三派红卫兵各自排练出歌舞剧或大合唱：兵团派红卫兵排练了大型歌舞剧《英雄的红卫兵万岁》，当时被简称为《万岁》；中串会排练了《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也是大型歌舞剧，被简称为《前进》；干部子女红卫兵排练的是大合唱《红卫兵组歌》，被简称为《组歌》。

　　兵团派的《万岁》，是在市革委会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排练的大型原创歌舞剧。参加演出的有：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舞蹈学校、上海戏曲学校、上海儿童艺术剧院，都是艺术院校或艺术团体，加上复旦大学。参加演出的成员，除了儿童艺术剧院，都是红卫兵。《万岁》于６月１６日和６月２５日正式演出；７月１日又在文化广场演出，〔１〕徐景贤等市革委会领导观看演出并上台祝贺，电视台转播。《文汇报》报道了《万岁》的演出，说它“气势磅礴，洋溢着革命战斗豪情，演员们激情高昂，富有革命造反精神”。〔２〕

　　但《万岁》演出没几场，就遭到反主流派红卫兵的批判，说它“要害是模糊两条路线的斗争”，〔３〕尤其中串会，认为《万岁》“把红卫兵紧跟毛主席批判走资派的历史”，“歪曲成了破四旧与大串联史”。７月１日那天演出刚结束，就有复旦红革会的红卫兵跳上舞台当场批判。中串会态度更是激烈，在８月４日的红２号《红卫战报》上，以四分之三个版面，刊登长文《革命红卫兵的功勋是什么》，批判《万岁》。

　　中串会的《前进》，也是原创大型歌舞剧。剧本执笔者是主要由交大附中、市西中学、徐汇中学等五所中学红卫兵组成的编写组，从１９６７年６月开始编写，一个多月后完成。中串会决心编排出超越《万岁》的节目，在编写的歌舞剧本中，专门添加了上海红卫兵“与走资派斗争”的两场戏：“战《解放》”和“一月革命”。

　　《前进》最初演出时，没有明确主办方。有人提出以中串会名义，但有人不同意，觉得中串会本身在当下中学运动中有争议，别惹麻烦。最后决定署名“上海中等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演出。而实际上，参加演出学校的组织者们绝大多数是中串会观点的，一共有４０多所中学。交大附中人数最多，有４０多人，其次是南洋模范中学、上海中学、比乐中学、向明中学、复旦附中以及徐汇中学。《前进》的演出阵营庞大：光是乐队就有８０人，此外，舞蹈１２０人，合唱１２０人。虽然演出内容表现红卫兵，服装就是平时的军装，不需要服装费，而且演员演出也全部是义务，最初既不发夜餐费，也无交通津贴，但其他方面多少总还是需要一些经费，例如舞台布景等。于是大家去卖废纸，把学校和街上的过期大字报撕下卖，还割草卖过，甚至曾有卖血的打算。不过，后来卖门票有了些收入，解决了成本费用以及演员的夜餐和交通费。

　　市革委会对《前进》不支持。《前进》排练后，组织者们在市革委会文艺组软磨硬泡了好几天，要求给予演出场地。徐景贤批示：“给他们演三场，然后复课闹革命”。一次，徐景贤去上海交通大学作报告，中串会的许锦根特地等在交大外面，待徐景贤做完报告出来时，许锦根上前邀请他去看《前进》。但徐景贤说：我不会去看，你们的任务是复课闹革命，这种跨地区跨学校的演出，我不赞成。〔４〕

　　为了寻求支持，《前进》剧组设法请到工总司的潘国平、戴立清、陈阿大和耿金章等观看演出。公开身份是《解放军报》记者的中央文革特派记者邢文举，以及《红旗》杂志记者王某，也曾在《前进》排练时被请去观看过。《前进》的组织者希望通过已经跻身主流的工总司头头和这些通天记者之口赞扬演出，从而获得合法资源。工总司总部不久果然在《文汇报》上表态。但不是表示支持：

　　一位总部常委去观看了为树立一派旗帜而排演的戏，并表示这个戏是好的。结果，这一派就大造舆论，说工总司支持他们的演出。领导成员之间就开展了思想交锋。这个常委开始想不通，认为只是支持他们的戏，而不是支持他们的派。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指出即使这个戏是好的，但也是为树立派性旗帜而演出的，你从跨进剧场的第一步，就是支持了他们的派性。这个常委认识了自己的不对，坚决改正。〔５〕

　　徐景贤和工总司的态度，全都来自张春桥，张春桥对这个演出不支持。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３０日，上海中学红代会成立时，《前进》剧组的许锦根在后台，给出席红代会的张春桥递纸条，邀请张观看《前进》。张断然拒绝，说：《前进》在上海演一百年，我也不会去看！〔６〕

　　对这个演出，最反对的是筹建中的中学红代会，认为这是为中串会树旗帜，是“派戏”。为此，《前进》演出时，有几次差点被冲砸。

　　《前进》自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６日，至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８日，共演出７６场。１９６８年２月，中串会因《一切为了九大》文章遭批判，《前进》的演出随之停止。

◇　中串会与《红卫战报》的三次接管

　　１９６６年底至１９６７年底，上海造反派组织的报刊中，最有影响的一是工人造反派办的《工人造反报》，二是红卫兵办的《红卫战报》。

　　《红卫战报》是上海第一家红卫兵造反组织的报纸，由红革会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７日创办。第一期由红革会单独办；从第二期开始，由红革会与中学红卫兵造反组织红上司联合办。据说红上司向市委申请办报时，市委让其与红革会合办，说上红总部与上红大专总部也是大学生组织和中学生组织合在一起办报的。当时保守派和造反派还处于拉锯状态，市委这样的安排，显然一是为了抑制群众组织正在膨胀的办报冲动，二是为了节约经费和纸张；当然，可能也有让大学生引导中学生的意思。红革会和红上司接受了这个安排。红上司往《红卫战报》派去了自己的办报人员。

　　解放日报事件后，《红卫战报》声名大振，成为上海地区最有影响的红卫兵报纸。报纸的编辑部设在文汇报社的二楼，两个大房间。报纸最初是四开的小报，解放日报事件后，从第９期开始，改为对开大报（期间也有少数几期是四开版面）。第１３期上的主办单位没有红上司的名字。红上司认为红革会想踢开他们，质问红革会，红革会回答说是忘记写上去了。下一期，又恢复了红上司的名字。

　　不过红上司在办报方针上确实没有多少话语权。这份报纸，名义上是两家合办的报纸，实际成了红革会一家的宣传机器。报纸的宣传中心都由红革会常委决定，并不通过红上司；而红上司提出的内容却一定要由红革会常委来审查。

　　名义上是两家合办的报纸，却只有红革会一家当编辑，红上司的人只能搞采访、搞调查，而且搞来的材料也经常因为“质量不高”、“和目前形势配合不紧”而被打入冷宫。红上司的同志外出采访要证件，红革会某些头头说要“考验考验”、“得通过常委”，百般刁难。〔７〕

　　１９６７年１月底，红革会带头发起的对张春桥的１·２８炮打，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制止。中央文革小组急电发来后的１月３０日上午，各派组织都接到紧急通知，让派人去机关联络站所在的淮海路社科院开会，听取对急电的宣读。散会后，红上司在《红卫战报》的几个编辑人员立即讨论报纸的命运，担心红革会有可能被砸或被解散，而这将会影响《红卫战报》的生存。于是，当晚红上司便连夜派人接管《红卫战报》，要求红革会方面的编辑人员退出编辑部。红革会在场人员没有表示异议，他们知道在一片楚歌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将《红卫战报》移交红上司，是保全这张报纸最有效的选择。他们交出了公章和刊头。就这样，从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１日的第２１期起，《红卫战报》由红上司一家独办。这期报纸的第４版还刊登了红上司的一份声明，宣布“鉴于目前上海的形势”，《红卫战报》自２１期起由红上司主办。在后面的第２２期报纸上，又刊登了一组批判红革会的文章。红上司用这一系列行动，撇清自己组织与红革会炮打的干系。

　　这是《红卫战报》第一次被接管。这次接管，对红上司也是一个转折。过去，红上司的中学生们只是大学生的追随者；从接管《红卫战报》后，红上司独立办报，开始有了自主意识。〔８〕红上司和红革会的关系非常密切。当初解放日报事件中，最支持红革会的群众组织就是红上司，在解放日报社外静坐支援红革会的，许多都是红上司下面的组织，这是上海的中学红卫兵组织与大学红卫兵组织的第一次联手。所以，红上司接管《红卫战报》，红革会虽无奈也情愿，一个当年参加《红卫战报》编辑的红革会成员，后来回忆说，我们心甘情愿地被接管，毕竟这可以使《红卫战报》继续生存。

　　１９６７年４月，上海市革委会政宣组以纸张不足为由，压缩整顿群众组织报刊。并决定，将《红卫战报》作为市中学红代会（筹）机关报，７月，市中学红代会（筹）派人接管《红卫战报》。７月１３日出版的第４２期，主办者由原来的“红卫兵上海司令部”，改为“上海市中学红代会（筹）”，期号也改为“红１号”，后面加了个括弧：“（总第４２期）”。不过，原来红上司的编辑班子，包括主编和主管，全部保留，市中学红代会（筹）只派去了两个联络员，实际后来常去的只有一人；日常工作仍由原来的编辑人员负责。这是《红卫战报》的第二次被接管，接管过程仍十分平和。

　　但是这样的和谐状况没有持续多久。原《红卫战报》编辑部的人员，主要来自交大附中及光明中学，他们仍然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编辑报纸。这两个学校是中串会的大本营，他们刊登的文章，好几篇都是中串会观点的。于是，《红卫战报》的主办者和刊号换了，但办报方向却没有换。第一期标明由市中学红代会（筹）主办的红１号（总第４２期）上，刊登了两篇文章：《关于中学运动的七点声明》，以及《必须正确对待红革会》。前一篇文章话中有话，批判市中学红代会（筹）的大联合方针；后一篇文章以“红卫兵评论员”名义撰写，为红革会抱不平：

　　我们一贯认为红革会是一个左派组织，尽管她曾经犯过严重错误，但同她在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取得的功绩相比，不过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我们不同意某些团体、某些同志出于自己狭隘小团体的私利，全盘否定红革会的错误意见。
　　红革会被你踏平了，上海高校的运动也就叫你糟蹋光了。

　　这篇文章从一开始就遭到市中学红代会（筹）的反对，不同意刊登。但编辑部不听红代会的。７月１１日，市中学红代会（筹）又以全体委员名义签署决议，不准刊登这篇文章。但编辑部还是不肯听从，７月１３日下午，得知红代会已作出不准这期报纸上机印刷的决定，编辑部赶在红代会来电话之前，加快速度印出报纸并马上装车发送。市中学红代会（筹）很恼火，７月１９日通知承接印刷《红卫战报》的文汇报社，停止印刷《红卫战报》，〔９〕在此之前，市中学红代会（筹）还以不供应纸张的办法，试图制约这个不听话的编辑部。但是为时已晚，文章还是登出了；〔１０〕８月４日出版的红２号（总第４３期）和９月４日出版的红４号（总第４５期），经过一番周折后也都出版了。〔１１〕这两期的针对性更强：总第４３期上长文《革命红卫兵的功勋是什么》，批判大型歌舞剧《万岁》；总第４５期上刊登长文《大反特反实用主义》，批判市中学红代会（筹）的大联合“敌我不分”，是“实用主义”。就这样，《红卫战报》名为市中学红代会（筹）机关报，实与市中学红代会（筹）公开唱反调。

　　市中学红代会（筹）无法管辖这个不听话的编辑部，加上当时各红卫兵军区正在相继成立，作为市中学红代会（筹）的机关报，只由红上司一家编辑也缺乏代表性。市中学红代会（筹）于是从各军区抽调人员，另外成立编辑部。先是换出入证，原来的编辑人员均不发给新出入证；后来干脆将借用的房间退还文汇报社，编辑部全部迁离，搬去文革前的《青年报》社。从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５日的红５号（总第４６期）起，《红卫战报》完全由市中学红代会（筹）掌管。在这一期上，第一个版面就是通版的《毛主席论反对“左”右倾》，全是毛泽东的有关语录；第三版刊登署名“红匕首”的评论《千万不能再搞派性斗争》：“‘响当当，硬梆梆’的老造反从来不是可以自封的”。显然，这些内容都是针对中串会的。这是《红卫战报》的第三次被接管。从此《红卫战报》从办报人员到办报方针，完全归市中学红代会领导。

　　《红卫战报》被市中学红代会接管，倾心办了近一年的报纸就这样易主，红上司的一些人很不甘心。换出入证后的一天晚上，原光明中学红上司在《红卫战报》的编辑杨志东，潜入编辑部，拿走了公章和“红卫战报”字样的报头制版；然后与光明中学的原《红卫战报》编辑冯军，以这个制版，于１０月底办了份油印版的《红卫战报》，１１月２１日出了第一期，刊号为“复刊号（总４３期）”，以示对原红上司所办的《红卫战报》的延续；主办单位也与原来一样，仍是“《红卫战报》编辑部主办”。〔１２〕还特地刊登了《复刊词》，以及告读者书《我们为什么要办＜红卫战报＞油印版》。告读者书声明：自从被中学红代会（筹）接管后，《红卫战报》“大权被窃，庸夫当道”，“毫无生气，笔迟锋钝”；所以决定办油印《红卫战报》，“给那些想在政治上、经济上扼杀《红卫战报》的家伙一记响亮耳光”。以后的几期油印版上，也刊登多篇针对市中学红代会的文章，例如复刊号总第４３期上的《评〈关于中学运动串联会问题的联合声明〉》，总第４６期上的《反对口头革命派》、《驳对〈前进〉的几个谬论》，等等。共办了四期，刊号到“总第４６期”。

　　中串会本来就对《红卫战报》被市中学红代会接管很不以为然，认为是抽去了《红卫战报》的造反精髓。而且《红卫战报》本来是中串会的话语平台，被市中学红代会接管，中串会失去了说话阵地。看到光明中学的油印版《红卫战报》，中串会联络会议认为：应该正式办一份报纸，以发表中串会的声音。于是派交大附中学生魏威，前往光明中学与杨志东等联系，组建编辑部。〔１３〕

　　中串会不承认市中学红代会接管后的《红卫战报》，称其为“伪《红卫战报》”；将自己这份报纸仍然称为《红卫战报》，而且仍然沿袭原来的刊号，将光明中学编的那四期油印的也算进。首期刊号定为“总第４７期”，以示与市中学红代会接管之前的《红卫战报》的血脉与传承。办报的纸张由一些大学的红卫兵组织支援，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红鸥去炮司要来。由于上海所有的报纸都由《文汇报》、《解放日报》和原《新民晚报》（后被《工人造反报》接收）三家报社承接印刷，这三家报社全部由市革委会掌控，中串会的这份报纸没有地方印刷。而他们又不愿用滚筒油墨印小开的传单式报纸，坚持开面一定要与原来的《红卫战报》一样大，对开。有人想出用手抄后晒图影印的方式，大家都觉得可以。于是由交大附中负责誊写，红鸥去印刷技校联系了印刷事宜。〔１４〕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０日，第一期（总第４７期）影印版《红卫战报》出版。主办者为“上海中等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中串会的对外名称，大型歌舞剧《前进》的“主办单位”用的就是这个名字。这份影印版《红卫战报》可以说是中串会的机关报。

◇　中串会因《一切为了九大》被批判

　　就在中串会筹办影印版《红卫战报》时，他们看到一篇署名“毛兵”的文章《论思潮斗争》。文章刊登在上海中学的一份油印刊物《中学红卫兵》上，是中串会观点的上海中学学生宋永毅等办的。文章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在第一次大成功之后，胜利的少数者，总是发生分裂，有一半，对于已经获得的，觉得满足；有一半，却还要向前进，提出新的要求”。毛兵而且分析说这些“觉得满足”者，都是当前的“温和派”。这篇文章受到影印版《红卫战报》编辑们的注意，魏威于是向毛兵约稿。

　　毛兵是上海中学高三学生，原名戚伟堂。文革中曾取名毛卒，“毛主席的小兵”之意，但随即被质问取这个名字居心何在？因为“卒”还有“死亡”之解。于是他又改为“毛兵”。他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喜欢研究理论。一个当时和他比较接近的学生，文革后回忆，说他“中等身材，长得相当漂亮”，“聚会中常以雄辩口才和独到见解令人折服，特别是他对文章中每次用词的细微差别，以及他对马列著作的熟悉和引经据典的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在干部身上，因此这次运动的对象是干部”；“他立志成为一名最下层人民的代言人。他最为崇拜的对象是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比尔和马拉。”〔１５〕

　　第一期影印版《红卫战报》上，刊登了毛兵写的《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以及魏威写的《给春桥同志的一封信》，但没有引起反响。编辑部于是决定，第二期上要刊登有分量的重头文章。毛兵在编辑部谈了自己关于阶级关系变动的观点，大家觉得耳目一新。一致决定：“你写！写出来作为重点文章，作为‘中串会’的旗帜！”〔１６〕

　　但毛兵交出的初稿，内容冗长，语言生涩，而且不分段落，没有小标题，让大家读不懂，看了半天不知所以然。于是，由魏威做了大量删节，并分段加小标题。除此而外，毛兵的初稿有好几处很“出格”的观点，大家看了后，觉得太激进，要毛兵删去，毛兵开始不肯，后来作了妥协，同意删改。文章原来的题目是《为党的“九大”胜利召开而奋斗》。编辑张水荣觉得太长，改为《一切为了九大》。〔１７〕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５日，第二期（总第４８期）影印版《红卫战报》出版，《一切为了九大》被放在第一版。

　　文章认为，文革是一场变动阶级关系的大革命：

　　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最顽固的维护者和最集中的代表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到主要地位了。这一基本史实，对于阶级关系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不断铲除这些渣滓，引起了阶级关系的不断变动，引起了革命队伍中依靠对象，团结对象，争取对象以及清洗对象的不断变动，引起政权的相应变化，这就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发展的阶级斗争史的主要内容。……
　　从解放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党内机会主义者同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为主要的矛盾，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并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阵线内部的依靠、团结、清洗对象的变动，这就构成了阶级阵线的大变动。由此可见，阶级阵线变化与否并不决定掌权阶级变化与否。

　　文章对十七年的政治身份划分标准提出异议：

　　被走资派所发现和组织的十七年来的“左派队伍”，并非完全是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已经暴露出其中有一些是右派，为数众多的是中间派。……
　　非党员要比党员好，非干部会比干部好。走资派排斥了大量优秀的革命分子。越是基层，越是受到黑线影响小的同志，比较接近生活，比较尊重客观，尊重真理，也就比较能接受毛泽东思想。〔１８〕

　　第二期的出版日期标明是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５日，但这只是纸面上的日期；真正的出版日期在２月２２日之后。据说，这是因为这一期上还刊登了一篇文章：《长宁区文化革命运动考察报告》，内容针对张春桥２月２２日在各区县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为了掩饰文章的指向，编辑部特地将出版日期标得比张春桥的讲话提前。〔１９〕

　　第一期影印版《红卫战报》出来后，立即受到注意。市革委会写作组密切注视并跟踪着中串会的活动。写作组的朱维铮等，收集了大量中串会的资料，不但包括《一切为了九大》文章，还包括之前毛兵写的《论思潮斗争》，以及中串会在华东局等处的活动情况，密报徐景贤。徐景贤说这是一股“反动的社会思潮”，说“一切为了九大，是一切为了反九大”。密切跟踪着中串会活动的还有游雪涛，他让人调查后，写进《动态》报张春桥。

　　在市革委会的组织下，〔２０〕市中学红代会在《红卫战报》上，连续刊登几组文章，批判《一切为了九大》。市中学红代会自然不承认影印版《红卫战报》，也称其为“伪《红卫战报》”，说这张报纸就是反对市革委会的，而且还“诽谤始终走在中学运动前列的‘市六’、‘控江’”，“旁敲侧击、含沙射影，矛头直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春桥、文元、徐景贤同志”。〔２１〕

　　外滩、北站等市区主要马路上，出现批判《一切为了九大》的大标语，一个墙面一个字，魏碑体：“彻底批判反革命大毒草《一切为了九大》”、“打倒毛兵”、“打倒魏威”。“毛兵”和“魏威”每个字上都被打上叉叉。２月８日，上海中学的中串会对立面“狂妄评论编辑部”，到毛兵的家里抄家，将《一切为了九大》的底稿悉数抄去。越来越紧的风声，令毛兵、魏威、管宇春和红鸥等人很紧张，觉得外出躲避为妥。１９６８年２月底左右，他们分两批逃离了上海。

　　对中串会的批判全面展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８日扩大会议的决议中，特意写上“彻底批判以右的和极‘左’的面目出现的各种反动思潮”。并且一方面布置上海的“四报一刊”〔２２〕全面围剿“反动社会思潮”；另一方面又通过市中学红代会，对中串会主要成员办“学习班”。学习班设在淮海路、汾阳路口的上海教师进修学院，从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１日到４月１０日，共二十多天，参加者不许回家。被参加学习班的有中串会联络员：向明中学高三学生王毅捷、交大附中高二学生金小蜂；有《关于中学运动的七点声明》的起草者、徐汇中学高三学生文贯中；有歌舞剧《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总指挥、交大附中高三学生彭正勇，编剧、复旦附中高一学生许锦根；编剧兼朗诵、徐汇中学高三学生顾维萍；还有影印版《红卫战报》的编辑或撰稿者张水荣、宋永毅等；共二三十人。出逃在外的魏威和红鸥，学习班结束前被“揪”了回来。魏威因为是影印版《红卫战报》的主要负责人，作为“伪《红卫战报》主编”被批判。毛兵外逃没有找到，但学习班结束后不久，也被抓获。

　　整个学习班一方面批判这些中学生，另一方面要他们交代中串会背景，揪“黑手”。尤其文贯中，其父文强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将、共产党与国民党交战时淮海战役中的战俘，此时还关押在监。文贯中于是被作为“对共产党刻骨仇恨的战犯儿子”、“反动学生”、“黑手”，在学习班上多次批判，学习班快结束时，又说他写“反动标语”当场宣布为“反动学生”。学习班上还批斗了两个成年人，一个是王维，文革中被“靠边”的《解放日报》副总编，王毅捷的父亲；另一个是胡道静，著名学者，国民政府时期担任过《中央日报》上海版的副总编，曾在一封私人信中称赞过《前进》。学习班结束那天，市革委会负责人徐景贤等到会。徐景贤发言说：你们看，一个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上海版总编，一个是共产党的《解放日报》总编，正像毛主席说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政治斗争的继续。徐景贤指名要红鸥发言，因为红鸥一直不说话。徐景贤说：我今天还要听一个同志发言。这个同志在文革初期紧跟春桥和文元同志，在反对陈、曹为首的上海市委的斗争和一月革命中都做出了贡献。现在她犯了错误，春桥同志最近还向我谈起她，希望她改正错误。今天我想听听她的发言。红鸥一下哭了，只得讲了几句话。徐景贤说：我一定把你今天的讲话向春桥、文元汇报。〔２３〕

　　徐景贤说这些话的时候是轻松的。继红革会、炮司及红三司发起的１９６７年初１·２８炮打，以及１９６７年５至８月的联司和支联站之后，中串会是上海造反派组织中的又一异类，他们老是和中学红代会对着干，让人觉得他们实际矛头是对着市革委会甚至张、姚的，这是对以上海市革委会为首的文革新秩序的再一次挑战。现在以这样的形式将他们打压下去，平息了又一次潜在的危机。而几天之后，１９６８年４月，上海残存的反对派势力，都将在４·１２炮打中全军覆没。建立和巩固文革新秩序的障碍，将被从组织层面扫清，上海的舆论重又归于一律。

　　毛兵被投入监狱关了四年，而且很长一段时间被单独监禁，手铐在手腕勒出的深深伤痕从此伴随终身。〔２４〕文贯中被作为反动学生送回徐汇中学，关在学校“牛棚”继续批判，“劳动改造”整整一年，其间遭到一次又一次毒打，衣服被血粘在身上无法脱下，有一次被打得无法行走，只能爬回家去。其他许多有关人员，虽然不久都从学校毕业，或上山下乡，或被分配工作；但到了１９７０年一打三反运动中，中串会又被列为十个“反革命大案”之一，一些人又一次被揪回关押或受到批判。

　　中串会除了王毅捷是干部子女，其他主要骨干大都是职员家庭的子女。他们在反血统论中走到一起，将批判矛头指向政治等级身份。毛兵自己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他对唯出身的“阶级路线”有着切肤感受。毛兵的“阶级关系变动”论，不但将“走资派”作为文革的对象，而且认为“走资派”的依靠对象，那些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培养的积极分子队伍，也应该变更，提出“非党员要比党员好，非干部会比干部好”。这是对历次政治运动结果的质疑，也是对政治身分等级的质疑。毛兵认为“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在干部身上，这与毛泽东文革的方向是一致的。虽然囿于理论资源的不足，毛兵只能以文革话语阐述自己的这个思想，但他的这个思想，已经超出文革的批判，是对权力异化的警惕与警告。

　　和北京相比，上海这个商业化了的城市，自１９４９年后，就没有出现过出格的抗争和骚动。只有从１９６６年的１１月９日的安亭事件开始，上海才引人注目地发生了一系列大事，全都走在全国前列。然仔细看来，却又都是些既走在时政之前，又符合决策层心意的行动。或者可以说，是实现决策层想说想做而又不便于明确表露的心意。上海人特有的乖巧，在文革政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上海的文化政治特点，既有商业文化的实际和功利，也有法制观念的相对普及。从文革开始直到文革结束，上海始终以这样的特点演绎着文革。

　　但是，上海的另类思索，却为上海张扬了热血和勇气。这是被毛泽东的文革“大民主”激活民主意识的青年一代，沿着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试图对执政党执政基础的阶级等级身份政策进行清算，更试图对中国政治和政体作进一步探索。

　　当时在全国，这样的探索很多。比较有影响的有：１９６７年年底的湖南“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杨曦光执笔的《中国向何处去？》、武汉“北决扬”（“北斗星协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扬子江评论》）鲁礼安、冯天艾等编辑的小报《扬子江评论》上刊登的《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还有山东“渤海战团”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军权！》，广西柳州铁路《红卫兵战报》上的《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等等。发表观点的时间与中串会平行，几乎都在１９６７年下半年至１９６８年上半年。〔２５〕

　　这是以文革话语作为武器，挑战整个共产党专政的一股全国性思潮。虽然思潮的外壳仍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但核心却是探讨民主、自由和社会公正这些被禁忌已久的论题。这是文革的异化，发动群众的临时手段“大民主”，被作为终极永久目标追求。这样的追求自然不会被允许。〔２６〕

注释：

〔１〕关于《万岁》是市革委会支持的及其演出情况，引自《文汇报》１９６７年６月３０日《英雄的红卫兵万岁明再度上演》。
〔２〕同上。
〔３〕这句话引自红代会（筹）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编辑部１９６７年７月６日编第９３期《革命楼通讯》：《“英雄的红卫兵万岁”要害是模糊两条路线斗争》，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４〕这是当事者对笔者的回忆。
〔５〕１９６８年４月６日《文汇报》《一支自觉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力军——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６〕这是当事者对笔者的回忆。又据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６日第一期《红卫兵通讯》（这是份油印小报，没有注明编辑单位）：１２月３０日在文化广场后台……张春桥同志很气愤地说：“什么《前进》不《前进》，凡是派性的戏我都不愿看，我在上海一年也不会去看”。
〔７〕《红革会某些头头的机会主义思潮必须批判》，载于《联合报》１９６７年２月６日，原件藏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８〕以上资料为笔者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９日对原《红卫战报》编辑、光明中学学生冯军的访谈。
〔９〕笔者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９日对原《红卫战报》编辑冯军的访谈。又据朱维铮所收集的关于中串会的资料中，一份题为《中串会要员江××对×××的讲话纪要（摘要）》中说：“上次红一号上刊登的《必须正确对待红革会》就是在红革会中学部的人的指导下写的，偷偷地去印的。等到他们（市革委会）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１０〕《红卫战报》１９６７年红２号（总第４３期）刊登的《红２号为什么迟迟不出？》，作者是《红卫战报》编辑部工作人员。
〔１１〕“红２号”后面的８月１２日，《红卫战报》和《东方红报》出版了一期批判上柴“联司”的“联合专刊”没有标明期号，但下一期的《红卫战报》的期号是“红４号”。
〔１２〕笔者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９日对原《红卫战报》编辑、光明中学学生冯军的访谈时，冯军只记得他们肯定办了油印版的《红卫战报》，但记不清他们到底办了几期。以后，笔者在上海史资料收集专家林鸥那里，看到了他所收集到的油印版《红卫战报》，共有总第４３期（复刊号），总第４５期、总第４６期，还有一期没有写明刊号，估计是总第４４期。以后“中串会”办的影印版是总第４７期。如此推算，油印版应该办了４期。
〔１３〕参加办报的主要有交大附中高三学生魏威、复旦附中高一学生张水荣、复旦中学高一学生管宇春、光明中学初二学生冯军等。
〔１４〕以上资料为笔者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５日对当年的“中串会”成员：复旦中学高一学生管宇春、复旦附中高一学生张水荣、交大附中高三学生魏威的访谈，以及笔者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９日对原《红卫战报》编辑、光明中学学生冯军的访谈。
〔１５〕管宇春２０１４年未刊回忆录《〈一切为了九大〉写作前后——我和毛兵》。
〔１６〕笔者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５日对魏威、管宇春、张水荣的采访，这段话是张水荣回忆的。
〔１７〕同上。但是所谓的“激进观点”具体是什么，魏威说“我现在已经忘了，反正很厉害的”。笔者曾经问过他们，在撰写《一切为了九大》时，是否受到湖南、湖北等地同时期的异端思潮的影响，他们说没有，因为没有看到那些文章，包括毛兵。湖南“省无联”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他们是在出逃的路上才看到的。不过北京清华大学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可能毛兵看到过。
〔１８〕《一切为了九大》，载于照相影印版《红卫战报》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５日总第４８期，上海中等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战报》编辑部主办。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１９〕这个分析是当时市革委会写作组朱维铮１９６８年３月７日给市革委会的一份报告中写的，报告的题目是《关于中串会〈红卫战报〉的一些问题》，而且报告还认为，为了将这个假的出版日期弄得像真的，第二期的第三版上还特地刊登了一个《会议通知》，时间是２月１８日在光明中学，但他特地去该校了解：没有开过这个会议。文革结束后，影印版《红卫战报》编辑魏威在看到朱维铮的这份报告后对笔者承认说，他们当时确实是倒填第二期的出版日期。
〔２０〕笔者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５日对魏威、管宇春、张水荣的采访。
〔２１〕《让伪〈红卫战报〉见鬼去吧！》，载于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４日《红卫战报》、《上海红卫兵》联合专刊。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２２〕即《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上海红卫战报》、《支部生活》。
〔２３〕笔者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６日对侯美度（红鸥）的访谈；此外，魏威、许锦根等人对笔者的回忆中，也都提到徐景贤的这段话。
〔２４〕４３年后，２０１０年２月５日，笔者见到他，他手腕上当年被手铐勒出的痕迹还十分清晰。
〔２５〕毛兵写《一切为了九大》时，是否受到这些文章的影响？据以上所引的那篇管宇春的回忆：“很多人都问我：你们在写《一切》以前是否看到过杨曦光的文章？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没有。我看到《中国向何处去》是我和毛兵在逃亡途中。但是毛兵与清华团派的一些智库人物关系相当好，这中间有否交流我不清楚”。
〔２６〕据笔者对魏威、管宇春、张水荣的采访，管宇春回忆，他们那时对《一切为了九大》被说成是“大毒草”很不理解，“为什么是大毒草？我们完全是在解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观点”。管宇春文革中曾问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你们现在文章中的理论就是在用我们的理论，我们有什么错”？朱永嘉回答说：“你们走向了反面”。

□　摘自《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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