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潇：透视和比较毛文革和习“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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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和比较毛文革和习“文革”
——讨论宋永毅新著所引发的新探索

肖潇

〔参加讨论的学者：宋永毅·胡平·徐友渔·程映虹·高伐林·吴国光·吴一庆·郭建〕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底，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了美国知名华裔学者宋永毅的文革新著《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阐释》，该书共九章、五百二十页，计三十二万字。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大特聘教授陈永发和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纽约新学院访问教授徐友渔为之做了热情洋溢的序。

　　此书的出版之日，正值海内外文革研究处于低潮、而中国国内文革式的政治仪式和政治运动却日益死灰复燃、如火如荼之际。这便使这本研究历史的著作有了不言而喻的现实意义。为此，纽约明镜媒体集团的中国研究院召开了一个题名为“毛泽东的文革和习近平的新时代”的网络研讨会，由明镜集团的总裁何频先生主持，长期担任明镜各类刊物和丛书的主编的高伐林先生组织。另外七位美国和加拿大的文革研究学者出席，他们是：来自美国的宋永毅、徐友渔、胡平、郭建、程映虹，和来自加拿大的吴国光和吴一庆教授。他们都是在北美的文革研究中很有成就的学者，非但有中英文专著、还大都在高校任教。他们的发言不仅对文革研究，还对中国现状有新的探索性的意义。

◇　新尝试：从解读权力到探索人心、挖掘人性

　　作为书的作者，宋永毅被首先邀谈自己的写作体会。他认为陈永发教授为他的书作序的网络标题“从解读权力到探索人心”很能概括他书的特点。他的书有两个理论视角：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后者为“解读权力”，前者是“探索人心（或挖掘人性）”。主要是进行了三方面突破的尝试。

　　第一、是重视和研究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和非理性因素。一个显而易见的史实是：如果没有毛泽东日益膨胀的个人野心和日益病态的心理人格，中国仍会有中共的独裁专政，但决不会有文革的动乱。中共的政治体制大大地放大了最高领袖的个人作用，使得任何人要搞清楚文革，必须对历史的主体——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非理性思维和病态的精神活动如何造成或改变了文革的历史。这一研究绝不是追溯“八卦”，而是要研究和追究最高领袖领袖公众“魅力”下所掩盖的个人的卑劣和私欲，剥落他们个人崇拜的油彩。比如，从精神病病症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晚年的多疑残忍的党内斗争绝非是一种标新立异和危言耸听。在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余人中，就至少有林彪、江青和康生三人在文革前就被医生正式或比较正式地诊断为各种类型的精神病患者。尽管研究者至今无法接触他们的详细病历，但从现有的材料里便不难证明他们的心理疾病对他们的文革活动和他们处理政治危机时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晚期的病态人格也是一个常识。当然，宋永毅也指出：如果没有足够的材料，他不会随便乱写。比如康生，在文革前几年曾有过２—３年是在精神病医院度过，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精神分裂病患者。但是因为无法找到可靠的材料，他就决定不写。

　　第二、阐释领袖人物的政治行为、特殊的历史现象和中国数千年来的皇权政治体制的紧密关联，这便是“文化基因”的框架。例如，本书梳理了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由数十年的“最亲密的战友”到成为“接班人”以后迅速反目为仇的经过，发现这一悲剧其实没有跳出皇权体制下皇太子政治的怪圈。但是，在文革政治现象中可以挖掘到的文化基因常常并非是中国皇权专制正统，而是它的变异，而且还是在革命的意识形态下的最坏的变异。这又是一种对皇权政治的“无意识积淀”的研究。

　　第三、文革研究可以有两方面的突破，第一种突破是时空领域——外向开拓型的：比如时间跨度上把文革和建国以来政治运动联系起来，把毛和习近平联系起来；在研究空间上开拓新领域，例如地方文革史、毛主义和世界革命。第二种突破是内向挖掘型的。这就是本书的意图。写毛泽东与文革的书确实汗牛充栋，但是由于中共对政治机密档案的封锁，在单纯的政治分析上很难取得突破。因而我的研究转向心理和文化，从领袖人物的政治心理分析和政治现象背后的文化基因的层面做尝试。

　　关于研讨会，宋永毅认为在座同行们的热情出席就已经是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因此他认为讨论不应当局限于他的书，而更应当“藉题发挥”，对文革研究和中国现状等更大的话题作出新探索。

◇　探索和冒险：打开洞悉文革的新钥匙、努力无限接近历史真相

　　北美研究文革的著名学者胡平首先发言。他不仅是海外民运最主要的理论家，近年来还出版了《犬儒病》和《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专著。他肯定了宋著的探索的“别开生面”，还指出了：１）从政治人物的非理性等私人因素角度分析历史，在中国民间文化中也算是古已有之的。比如我们熟知的《三国演义》中周瑜因为对诸葛亮的妒忌造成战役的失败。再如，明末清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色”的典故，都表示中国文化中对历史发展的主体——人和私人因素作用的肯定。不过后来的研究渐渐过于侧重于政治制度的研究而忽略了。２）对毛泽东和江青的人格和心理，其实文革中就有人认识到了。杨炳章在他那本《从北大到哈佛》的自传里，就回忆到文革之初的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６日晚上，中央文革的头头们来到北京大学，在校园东操场举行万人大会，让众人惊讶的是，江青居然在这样的大会上大讲毛泽东家里的私事，还上纲上线为路线斗争。她不但指控她和毛的女儿李讷在北大如何受迫害，还大骂毛的儿媳、毛岸青的妻子张少华。江青提高了音调说：“我从来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岸青有病住院，她妈领着她女儿到医院，说是看岸青，就睡觉，造成事实——”后来杨炳章给毛泽东写信，认为江青“疯癫”、“不适合搞政治”。３）一个人有这样那样的心理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手握大权，更可怕的是他们手握大权而没有制衡，最可怕的是他们甚至不准妄议，不准别人批评。宋永毅这本书着力于研究一个常常被人忽略的问题。有的人本来就有某种精神缺陷，在那种特殊的权力场中，缺少制约，恶性发作，纯属病态。当年我读李志绥那本回忆录就想到：像毛泽东，一个人被捧到红太阳的地位，二十几年如一日的接受亿万人民的欢呼歌颂顶礼膜拜，他的心理怎么还能正常？就是没毛病也得惯出毛病来，何况本来就有毛病。文革已经过去５０多年了，可是在今天，中国居然再次出现了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居然再次出现了对伟光正的不准妄议。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种种分明是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的发作，看到了种种分明是传统专制文化基因的泛滥。读宋永毅这本书，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

　　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院、全国文革研究专家徐友渔教授为宋著作了“序”。他指出宋著：“在众多的论述中另辟蹊径，为深入理解和充分阐释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极为新颖和富有启发性的视角。“徐友渔教授预料，宋著很可能会带动一批有新意的文革研究的新著的出现。但是，徐友渔教授也严肃地指出：这种方法固然有新意迭出的优点，但也有其十分冒险之处，那就是很容易走上对历史阐释的牵强附会和任意解释。徐友渔教授指出：宋著比较好的避免了这种”牵强附会“，主要是因为：１）宋著掌握了有关文革的大量资料。我们从他主持编辑字数多达近３０００万的《文化大革命数据库》就可见一斑。他往往在提出一种政治或者心理分析之后，马上以有关文革的文字资料加以佐证，使得前面的立论显得言之有据；２）宋不但是文革的研究者，而且也是文革的亲身经历者，文革运动波诡云谲，形势多变，令人捉摸不定；文革领袖说话出尔反尔，真意难于揣测；文革政治人物常常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要有相当的政治经验，才能明白其真实意图。宋教授的文革经历，对于他破解文革密码大有帮助；３）宋著对于中国文化基因的构成与内涵有较为精准的理解，这使得他从文化传统角度分析文革政治不落俗套，具有与众不同的内涵。他用”变异的皇太子政治“这个新概念来分析林彪的境况、地位、下场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分析周恩来的性格、作用则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宋著指出，用儒家“忠君为国”的思想来衡量红色宰相周恩来的是如何处理他与毛皇上的君臣关系，不难发现，他在文革中的言行不但没有一点校正规范毛泽东的行为举止的意思而且更是缺乏起码的古代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圣贤道德和独立人格，我们在周的言行中所看到的，只是对毛泽东的逢迎和赞颂。因此与其说周恩来是一代儒相，不如说他是一个奴相——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见解。

　　美国德拉瓦州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程映虹，是研究国际共运史和毛主义对世界影响的专家，他的文革著作《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在前个月被译成日文出版，获得一致的好评。程映虹认为：宋著把对历史的研究从大的路线政策转到领袖私人思维、情感、关系，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站得住脚的领域。其实对历史发生影响的动因既在”私域“（私人领域）内，也在”公域“（政策路线等等）内存在。比如，极权体制领袖人物的与众不同的起居时间有时都会对历史行程发生极大的影响。这在现当代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比如１９４４年６月的诺曼底登陆。原来的德军并不认为盟军会在那里登陆，因而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军事布置。但是在盟军登陆的前天晚上，他们发现了诺曼底极为可能就是登陆点，赶紧向希特勒汇报，要求改变军事部署。但他们被告知：元首正在睡觉，不能打扰。结果德军失去了重新部署的机会。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国内战的孟良崮战役中，当时国军发现军事部署有问题，要改变，但是被告知蒋介石正在睡觉，不能改变，结果失去了战机。又比如斯大林的起居时间也比较奇怪，还严令别人不能打扰。他死于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原因是脑中风。３月１日清晨警卫便发现他没有起床，但是被严格指示不得打扰。结果耽搁了抢救时间，死了。程映虹指出，专制体制，尤其是文革中毛泽东的极权体制会极大地放大了领袖人物的”私域“对历史的影响。这和西方极为透明民主体制不一样，后者也会有影响，但是要小得多。他认为：首先是极权主义体制下的领袖人物和他的追随者会形成一个特殊的私人关系，一直他们的”私域“都会对政治发生极大影响。其次是，这些人的亲戚、同乡、同事等等由私人关系的人又会形成特殊的圈子，得到提拔，私人关系又进一步放大、对政治发生极大影响。最后最复杂的是私人恩怨，它也会在集权体制的权力斗争中被大大地放大，影响历史进程，一直不知道内情的人会觉得不可理喻。我有一个长期到中共党史研究的老同学曾告诉我说：在中共历史档案中最敏感的其实是私人关系、个人恩怨的材料，他们要比意识形态等等的分歧作用大得多。而由此常常把”国事“变成了”家事“。中共党内许多斗争虽然常常以意识形态表现出来，但你其实很难知道最终的根源在何处。当然，因为专制体制的关系，对研究者来说许多私人领域会很难找到足够的材料，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历史不重要或不可知，我们的责任是争取无限地接近历史真相。

　　曾经和宋永毅长期合作编辑了不少文革著作的原明镜出版集团的资深编辑、学者高伐林也做了一个题名为”洞悉毛泽东与文革中诸多怪事的钥匙“的发言。他指出：”关于毛泽东，关于文革，五十多年来中外有了很多研究成果，但我还是有若干疑问。例如，毛泽东在文革中言而无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举动，实在太多了。“”类似的疑惑有很多。我读宋永毅这部著作，感觉他为我理解毛泽东和文革的诸多怪事打造了一把钥匙：‘这里不仅有他的理性思维、个人性格和知识结构，还一定会有他的情感、欲望、意志、直觉、幻想、潜意识等等的不自觉的、自发的、非逻辑的心灵历程。所有这些理性和非理性、意识和无意识的精神活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或改变文革的历史。’“他还认为：”宋永毅教授这本书开了新的头，探究了文革领导者、发起者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接下来我们这些读者，也应该更认真地‘做作业＇，探究文革的参与者的‘情感、欲望、意志、直觉、幻想、潜意识等等的不自觉的、自发的、非逻辑的心灵历程＇，进一步揭开关于文革的谜团。”

◇　政治学流变：从政治心理学的弱点到制度主义的长盛不衰

　　加拿大维克多利亚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吴国光是一位中英文著作甚丰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专家，他有关文革研究的《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运作》分别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８年用英文和中文出版。吴国光教授也在加拿大大学里开过文革的课。他的发言讲了三点。

　　第一，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政治心理学在政治学研究中曾是非常走红的一个分支。当时出版了一系列用政治领袖人物做个案分析的著作，如研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心理和疾病的传记（《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他还曾是我毕业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系系主任、校长，后当了总统。这一派研究很快就式微了。首先是它有英雄史观的嫌疑，对大众的涉及较少。其次是因为八十年代兴起了制度主义研究，认为只研究心理这样一个软性的东西，而没有研究制度这样一个硬性的东西不行。而宋著比较好地克服了这两方面的弱点。宋著提出了文化基因这样一个概念，就不仅针对领袖人物的心理，也完全可以如高伐林先生所讲的追踪到群众性的心理上去，因为文革正是一个群众性的疯人院大的运动。那么，领袖人物和一个红卫兵群众之间有什么样共同的情感和文化密码？宋著便开辟了一个可以继续研究的路径。

　　第二，制度主义后来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四十年长盛不衰，而不是如时装表演般的快速变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给了政治心理学翻上来的机会。这主要还是制度是个硬性的东西，比较容易把握。而宋著提出了中国皇权政治中“皇太子政治”、“皇权和相权的矛盾”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典型的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这就克服了传统政治心理学的不足。用通俗的话来说，宋著其实是一本“扒底裤”的著作，把毛主席、江青同志、敬爱的周总理们的“底裤”扒下来了。这其实是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很有勇气和价值的举动，并不因为扒底裤这三个字而显得。我们为什么要从政治学、历史学来研究领袖人物，当然就是要发现其政治奥秘。如果只看他们涂了口红，化了妆的相片，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人人都一眼可见，为什么还要研究呢？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流行把领袖人物从神坛上请下来研究，其实就是“扒底裤”的方法。现在流行数字化的研究方式，一切都变成了数码。这当然对宏观视野有帮助，但是绝对不如“扒底裤”的方法有血有肉。我提倡研究方法的多元论，绝对不要排斥任何一种有用的研究方法。只有综合多种研究方法，我们才能接近事实真相。关于“八卦”，其实只要有可靠来源就都不是“八卦”。司马迁《史记》中的很多材料其实也是“八卦”，但是司马迁写了以后人们就信了，因为他在几千年以前，也做了“田野调查”。其实“八卦”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很高的思维，后来才变成了英文中的“小道消息”。

　　第三，我想联系一下现在。郭建教授联系了美国的现在，我来联系一下中国的现在。这两天张高丽和彭帅的“大瓜”（绯闻）走红网络。设想一下：如果文革当年也有微信和社交媒体，很难保证空政文工团的某一个女生不把她和毛主席之间的“大瓜”丢出来。文革过去了半个世纪了，但是当年毛和空政文工团的刘素媛等女生的故事和今天的张高丽和彭帅的“大瓜”性质是完全一样的，今天习近平的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向毛的中国复归了，是一个很大的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刚才讲到中国人共有的文化基因和情感密码，但我不认为我和毛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习近平和毛泽东，相同之处一定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坐这个位子，而我就绝不可能坐上这个位置（笑声）。谈到“非理性”，今天我们从外部看习近平，应当看到“战狼外交”、中共对整个世界的宏大野心，应当和中国民众疯狂的民族主义的文化密码是一致的。我相信习近平在中国是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的，这和文革中毛泽东得到相当多的人的支持是一样的。刚才也讲到性的因素、力比多（不是利比亚）现在中国政坛中的作用是越来越重要了，当局也在利用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对照阏读宋永毅教授的这本书，还可以看出更多的门道来。

◇　张力和解读：文革的情感史研究和毛、习的异同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教授吴一庆是近年来涌现的文革研究的新秀，他的英文著作《边缘的文化大革命》在２０１４年为哈佛大学出版，并获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协会的最佳学术著作奖。他谈了以下三点感想。

　　第一，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学界，文革研究一向有过度理性化的倾向。无论是将文革视作为毛刘权斗、或是毛的激进革命意识形态的体现，或是文革研究中的社会学分析取向（所谓的“社会冲突论”）抑或是近年来兴起的“政治过程分析”（比如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魏昂德的研究），都毫无例外地将冷冰冰的个人行为理性或集体行动理性视为文革中事件与冲突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与其说宋著置于流行于五六十年代的心理史学的学术脉络中，还不如将之与近年来人文历史学科中兴起的情感史和“情感转向”联系起来。情感史研究在近年的兴盛，与社会史、文化史的兴起相关。尽管社会史和文化史已经开展了有一代之久，但历史研究仍然专注理性的东西。情感史关注的重点将原来被人忽视的感性的因素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从情感、感性的角度分析和描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情感史研究开展以来的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讨论情感是否影响了历史、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二是分析情感的历史内容和社会背景。从情感史角度研究文革和毛泽东时代，学术界目前基本是空白，在这方面宋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开端。同时，从情感的角度，我们不仅需要研究高层领导人，亦须研究普通民众的情感体验。基于情感的研究可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人与人、人与语言、以及语词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这会为迄今以来以政治史为基本模式的文革研究开辟新的空间。

　　第二个问题有关毛与习的关系。毛的政治角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既有“虎性”又有“猴性”，虎作为权威的象征，猴或猴王则象征批判者（“大闹天宫”、挑战权威）。换一种方式来说，毛的角色既是斯大林、又是托洛斯基，既是教皇、又是挑战教廷权威的马丁·路德。在文革进程中，毛的角色在两者之间变换游移，１９６６年夏季毛以猴王或造反派总司令的角色开始，１９６８年后作为群众运动的文革基本收场（尽管激进革命辞藻仍然继续），造反派受到镇压，党国官僚体制恢复，毛则转化为“虎”的角色。在作为群众运动的文革的前期和后期，领袖崇拜的政治功能也有很大的不同。运动前期的毛崇拜为民众挑战党政权威提供资源，而运动后期的毛崇拜则更多的起到意识形态一统化和秩序重建的作用。习近平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毛泽东吗？就根本而言，习的角色不可能是毛的再现或复制。最主要的区别是，习近平通过官僚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力强制人们服从、创造了令人窒息的专制秩序和统一性，而毛对“乱”则有高度的承受力，他通过大规模社会动员，发动民众以最高领袖的名义挑战党国机器的权威。如果说习与毛有相似之处的话，习只是作为最高领袖或“虎”的毛、作为斯大林的毛，他绝对不可能成为作为“猴”或反秩序力量领袖的毛。

　　第三点，他觉得宋著的叙述框架中隐含了一种富有创造性、建设性的张力。这本著作以《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为标题，似乎看起来是只是以毛泽东个人为中心来叙述文革，这种从上至下的一统化视角以及相关的“皇权政治”、“文化基因”诸概念，在文革史研究中是常见的叙述模式。但全书中关于毛泽东的篇幅实际上只占九章中的一章，其余六章是关于性情、行为及需要各异的多位高层领导人，最后两章论述中共政治暴力运作模式和文革中的民间及异议思潮。

　　以第八章讨论的暴力为例，历史中的很多大规模暴力（包括文革中的集体性杀戮）并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正如宋著所引用的加州大学社会学家苏阳所指出的（详见苏阳著，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在人类历史中的无数大规模暴力个案中，大概只有犹太人大屠杀可以和以国家为中心的解释模式大致吻合。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国家权力是解释大规模暴力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但其影响力常常是间接的。更为重要的是，国家不是一架完美整合运作良好的强大机器，依照苏阳的观点，国家是一个不同政治力量互相博弈和互动的复杂政治空间。尽管国家组织确实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大规模暴力的发生并非是由某种明确的高层政治意图直接指导的，而往往代表运动过程中的某种非常态，是由不同政治行动者对于模糊的高层政策的不同解读所造成的，是结构性失序和体制内生的组织异变所致。与此类似的是，第九章论述的民间异议思潮亦是源于不同政治主体在动荡变幻的运动过程中对于原本高度模糊的毛泽东文革理念不同解读（或过度阐释），是一元化理念与政治逻辑在政治危机中破碎解体的过程，亦是官版意识形态的蜕变（详见拙著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哈佛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在宋著中，两条不同的叙述线索和解释路径（一体化与多元化、整合与破裂、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连续与断裂等）交织缠绕，“文化基因”的概念既可从熟知的结构一体性和历史连续性视角理解（例如陈永发教授在序言中所讨论的“历史倒退”和“文化返祖”现象，p．１１），亦可从历史的过程性、偶然性、变异性、和多样性角度来解读，从而展示给读者一副“多维视野下的众声喧哗”（p．３０）。就根本而言，宋著的内部张力和不同解读可能性，恰好反映了文革历史的高度复杂性。

◇　作为世界现象的“文革”：从美国左右两派看“文革”基因的普遍性

　　任教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英文系的郭建教授是英文版《中国文化大革命大辞典》的第一作者（另外两人是宋永毅教授和周原博士），他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的编委。最近，他还与人合作翻译出版了中国杨继绳先生的文革史大作《地覆天翻》的英文版。他认为宋著的两个理论视角：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角度很独特：一方面，政治心理学是跨国界的，普世的，从非理性和潜意识的视角观察历史人物和政治运动，扩展和加深了我们对文革的认识。另一方面，文化基因的角度又是中国式的，作者探讨当代皇权（毛）与相权（周）的关系、儒相与奴相的区别、当代皇帝（毛）与储君（刘少奇、林彪）的关系、以及当代的皇太子政治，其实是在讲中国特色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侧面，颇有洞见。

　　“因为永毅兄鼓励我们借题发挥。我就发挥一下，讲讲作为世界现象的文革，更具体地说，就是美国当下左派和右派的＇文革＇现象。先做两点说明：一是我这里说的左派和右派是指极左和极右。二是美国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有根本的不同，做这样的历史比较必定有一个错位的问题。但是，有很多现象毕竟是普世的，比如宋著中谈到的政治心理学，再比如，我们从自身经历中，或者从Le　Bon和Freud等人的著作中，看到的大众心理和民粹主义，或者从《第三帝国的兴亡》看到文革。

　　他认为美国的右派文革，主要是指”特朗普革命“。其实特朗普本人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的、自我膨胀到不断有妄想溢出的商人。他靠右翼势力当选和执政，不过是一种偶然。而他搞民粹，蛊惑群众的本领却是右翼政客望尘莫及的，以至于共和党为得到选票而被特朗普绑架。从文革的角度来看，特朗普革命有以下几个特点：１）挑战民主政体的造反运动：特朗普发动群众运动，首先是要造民主体制的反，他”炮打司令部“的口号是Drain　the　swamp，将联邦政府视为滋养蚊虫、传播病毒的沼泽地，要把水抽干。他当政期间不断撤换政府的专职人员，用不正当手段搜集政敌的黑材料，并大量启用他的亲信，甚至儿子和儿媳，不听话的立即撤换，如走马灯。第二任竞选失败，特朗普便一方面逼迫副总统否认国会对大选结果的认证，一方面煽动他的”红卫兵“冲击美国民主的象征，国会山，造成暴力流血事件。川普至今仍在说，２０２０年的大选结果是舞弊的结果，当今的美国政府是非法政府，他的铁杆支持者，至少是三分之一强的美国选民，竟然相信这一说法。民主体制下的公民信心何在呢？２）有”伟大领袖“指挥的群众运动：说起文革，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个人崇拜和群众运动。川普便是美国民粹运动的领袖。他自称是一位”非常稳定的天才“，在全球化造成美国工人失业或地位下降的情况下，他以救世主自居，打出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民族主义旗号，说只有他能拯救美国。他的支持者不仅相信了这一点，而且很多基督徒认定特朗普是上帝特选的领袖，来领导他们对抗现代社会的道德沦丧。作为民粹运动的领袖，特朗普很有一套取悦支持者，侮辱反对者，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本事。这也是当下美国民意分裂到如水火不兼容，派性当道，甚至于父母与子女反目的重要原因。

　　有我们自己的文革经历，还可能读过Le　Bon和Freud等心理学家对大众心理的研究，我们便不难理解特朗普和群众的关系：这些群众作为个人，多半都是很好的人，甚至是很可爱的邻居。但是一旦卷入有领袖领导的群众运动，感情就会膨胀到不让理性有任何空间，集体的非理性就会驱逐个人的清醒判断，群众的头脑就会变得异常轻信，甚至成为领袖的头脑。这就是为什么当下美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罔顾事实，相信特朗普所说的大选舞弊，从而视拜登政权为非法。川普的文革对美国民主体制的最大的威胁在于它使许多选民失去了对真假的判断能力，失去了对民主的信心。

　　他认为美国的左派”文革“是一种压迫者／被压迫者过于简单的两分法。它首先是走过了头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本来就是一个贬义词，但是，与它相关的如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等一系列政策，的确在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入学、就业机会和社会地位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与这些政策密切相关的左倾意识形态成为美国人文领域（教育、学术、文艺、新闻等等）的主流以后，逐渐形成一种自以为是、排除异见的势力，在客观上甚至出现了可称”逆向种族歧视“的现象。这种思潮在美国的高等学府尤为明显，它无形中成为一种逼人自律的压迫力量。与左倾主流意识形态相抵触的见解很难有发声的机会，即便说出来，也很可能会遭到围攻，甚至行政处罚。这种接近”统一思想“的局面，显然是违背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代表的言论自由原则。

　　他最后指出：现在美国出现了极左极右殊途同归的悖论（paradox）。极左和极右本是政治上的两个极端，但却又像孪生兄弟一样形影相随，即便不联手，也是殊途而同归。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对美国左翼的文革现象非常敏感，但对右翼的文革现象，我们却由于某些原因不易察觉，或难以承认。实际上，近期的历史经验中，极左极右相通的例子并不少：比如，毛泽东就（对基辛格）说过，他喜欢右派，喜欢右派掌权。比如，希特勒敬佩斯大林，认为纳粹德国和共产主义苏联是真正的对手，因为双方都有意识形态，尽管是不同的意识形态，而民主世界的英、法、美则没有，所以不在话下。再比如，左翼的西方当代文化理论界欣赏纳粹桂冠法学家施密特对民主的剖析和抨击，中国的新左派也亦步亦趋，大量译介施密特。最后，阿伦特写《极权主义的起源》，将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同样看作极权主义的典型。丘吉尔在他的演讲中，也是这样做的。为什么左右相通？这个问题我还没完全想清楚。但是，就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来看，最起码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极左和极右都有专制倾向，都把民主自由看作自己的敌人。就拿特朗普来说吧，身为民选总统，却羡慕并夸赞当今世界的政治强人和独裁者（普金、金正恩一类），希望自己也有他们那样的权力，他的专断倾向和独裁幻想是很明显的，不是吗？二是极左和极右往往以民粹主义为手段，将某种意识形态简约为口号，作为发动群众运动的工具。

　　讨论会结束前，宋永毅作了简短的总结。他认为他个人提倡”六经注我“的研究态度，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运用各种研究方法来研究历史事件，提供吴一庆教授所讲的提供内部张力和不同解读的空间。另外，因为中国出现的某种文革复辟的现状，一本历史著作有幸作为现状的镜子，也可谓是一个民族的大不幸。

　　会议在YOUTUBE的链接如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１dCI＿０sS－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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