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文革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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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上）

杜钧福

　　文革期间，我在科学院当研究生，几乎每星期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我感觉清华的大字报水平很高。例如在大礼堂前有两幅大型宣传画，内容都是毛泽东接见群众的宏伟场面。于是就有人贴出大字报，分析两幅画在艺术表现上的得失，说明大字报内容已进入文艺批评的领域。

　　至于什么“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文章，还有什么“大翻个儿”的争论，现在看来似乎荒诞不经，但是已超越了两派在学校问题上的具体分歧，争论的是一些社会层面的问题，能启发更高层次的思维。现在清华诸校友在反思文革上能取得显著的成绩，和当年的文革运动发展到较充分形态直接相关。

　　正因为如此，我不想讨论具体问题，而想就一些比较一般的问题进行探讨。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我的学识和能力，希望能在这里得到诸君的指教。

　　王海光先生在２０１６年第三期《炎黄春秋》上发表《从“彻底否定”到“彻底反思”》是一篇好文章。他在文中强调的是史实的认定：“简单地说，政治讲的是对错，学术讲的是真假。政治是价值判断，学术是事实判断。”在目前情况下，强调这一点是非常及时的，否则会将问题的探讨变成是非的争辩。

　　事实的判断应包括对事实的综合与分析，因果关系的探索，以及研究方法的选择。因而随着对历史事实的确认，人们总期望得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因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想从中得到教训，如古人所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样一些较高层次的探讨，实际已包括在清华校友编辑的两部文集之中。例如陆小宝、沈昆等人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如关于李磊落现象的谈论。广而言之，则是２０世纪理想主义的命运，因为我们这一代的很多人，都是在这种精神培育下成长的。

一、走出文革话语

　　这个问题在清华诸君已经基本解决，但还要说说。一些学校里两派仍在争论，就是这个问题没解决好，例如贬低对方的策略，就是将对方的活动和“四人帮”联系起来。

　　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的１０年里，文革浩劫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至今记忆犹新。而官方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的。这一方式必然使得惯以文革本身的话语描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当时官方给出结论，说文革是领导者错误发动、为阴谋集团所利用的一场动乱。领导者指毛泽东，阴谋集团指“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党集团”。当时的人们都接受了这个论断。这也是官方在当时形势下为了稳定局面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但是后来，人们就逐渐看出了问题。“四人帮”虽然干了许多坏事，但是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支持，他们也掀不起大浪。正如江青所说，我是毛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就咬谁！于是，有的人就把毛也算进去，成了“五人帮”。他们把文革描述为“五人帮”，当然还有追随他们的造反派和“党内健康力量”之间的斗争。所谓“党内健康力量”指的是周恩来等一些领导干部，也许还有刘少奇、邓小平。何新先生则把林彪也算在内。

　　当今很多人都接受的这种文革观实际上和文革中流行的“两个司令部”说法是一致的，只是位置颠倒了过来。一些人说，从文革开始那一天党内绝大多数干部都采取抵制态度。这显然不是事实。在１９６６年５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８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都是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与会者包括后来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在内。在１９６８年的十二中全会上通过将刘少奇“永远清除出党”决议时，也只有一位女代表没有举手。有人解释说，他们这样做，都是不得已，是“违心”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很同意王海光先生的意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论迹不论心”（《３０年来林彪事件之研究（下）》，《战略与管理》２０１３年３／４期）。如果只“论心”，那么何新先生把林彪算做“党内健康力量”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种仍以文革话语解释文革，而又被很多人接受的现象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好人vs坏人历史观，与此配套的是株连法和阴谋论。如果我们不能摈弃这种历史观，就会闹出笑话，例如说：“１９６８年，张春桥出于捞取篡党夺权资本的反革命目的，在上海提出了‘六八超六六’的口号，促使１９６８年上海工业生产有所回升并超过了１９６６年的生产水平。”（《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１９４９－１９８５年）》，孙怀仁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

　　走出文革话语就是走出蒙昧。我们必须摈弃这种陈旧的历史观，将文革话语的一些惯用提法清零，从第一原理出发重新研究。所谓第一原理应该是普世价值。如果不许提普世价值，说从常识出发也可。我们说清零，并非过去的一些提法完全错误，而是我们当前应完成从文革当事人到研究者的身份转变，必须有全新的视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视角和底层视角。

二、社会视角和底层视角

　　强调社会视角和底层视角是当前文革研究要点。文革这段历史像座漂浮于海面的冰山，我们所见的不过是其露出水面的部分，对隐藏于水下更实在的主体所知甚少。

　　举一些例子。一些文革研究者承认一些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在文革中争取他们自身的利益的斗争完全正当，但是从数量上看，比例甚小，所起作用可以忽略。这是因为，他们只知道“全红总”这个临时工合同工组织，而未必知其余。其实，在文革期间，临时工合同工组织的活跃程度不亚于正式工，只是他们在当时和现在严重缺乏话语权而不为人知。例如，上海临时工合同工组织“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曾号称上海第二大工人造反组织，有４０万成员（沈福祥《我的文革岁月》，道客巴巴），参与了１９６６年底到１９６７年初上海的所有造反活动，但被视为“经济主义组织”遭到造反派排斥，于１９６７年２月解散。解散是根据２月１８日中央解散全国临时工组织通告执行的。但是这个通告措辞不严格，没说清是全国性的临时工组织，还是所有的临时工组织都该解散，所以还有一些临时工组织幸存下来。例如武汉地区的临时工合同工组织“毛泽东思想赤卫军武汉工人第二造反司令部”，简称“赤总工二司”，在武汉和湖北全省有６０万成员，参加了武汉造反派文革期间几乎所有抗争活动（钟逸《一个受到当权派和造反派共同排斥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赤总工二司简介》，六十年代，２０１５）。在１９６７年２月前，类似的组织遍布全国。在天津市夺权时期，有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反修战士兵团”参与天津日报事件（《王林日记》，《记忆》２３期，２００９）。在江西省南昌市，“临时工司令部”曾是该市四大造反派组织之一，在摧毁保守派“赤卫队”中起了重要作用（江西井冈山《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乌有之乡手机版，２０１１）。在河北省邢台市，１９６７年２月１日“全市厂矿合同工、临时工组成５９１个群众组织在市工人俱乐部召开批判‘地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线’大会”，揪斗地、市委领导人。（《邢台市志》，大事记，网络版）。在张家口市，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日，一些被解雇的临时工成立的组织“红色造反兵团”数百人冲进市政府首先宣布夺权。（桃花源客《张家口市“文化大革命运动”（１９６６－１９６７）纪实》，张家口热线论坛，２００７）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二月镇反”中，两个全市性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吉林省工人造反大军”和“长春市群众自发造反大军”，以及类似的“吉林市街道工业造反大军”被取缔。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即使从参与人数来看，合同工临时工等边缘群体在文革中的作用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只是他们缺乏代言人，在文革史上没留下什么足迹。由此可见，很多争论问题依赖于史实的认定。

　　又如运动初期大城市中的学校，经历了“五十天”的工作组时期、红卫兵运动时期，以及以后的批判工作组，继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到１９６７年初夺权诸阶段。但是对于全国大多数地区而言，运动并未依照这一“五十天”模式进行。在文革初期的七、八月间，全国逾百万的中小学教师被关进各县办的“教师集训会”里划分左中右，遭受政治迫害和肉体上的折磨。毛泽东批判“五十天”以后，也未得到解救。因为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们是“统治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革命学生”，而且这些集训会也未必都是按照刘少奇指示办的。很多文革工作队是地方党委按照政治运动一贯做法派出的，还有一些是原来的四清工作队转成的。１０月举行的中央全会在关于小学的材料中仍然说“小学教师的队伍严重不纯，领导权被敌人篡夺”，因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展以后，他们也未立刻得到解脱。特别是其中一些被划为“四类”的少数教师，又被编入“教师集训队”，强迫劳动并被批斗。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群众动员深度和广度的加强，一些教师起来造反，到了１９６７年１月前后，才由各个县委宣布这批教师平反。（见拙著《文革初期的中小学教师集训——以陕西省为例》，《昨天》，２０１２年１１期）很少有人关注他们的命运，也是所有文革史著作中的缺项。从这个例子也可看出，将文革初期的学校工作队问题归纳为毛、刘两条路线之争并不准确。

　　此外，很少为人所知的是，在地级及地级以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对“大跃进”的批判占了主要成分。文革史研究者余习广先生专门搜集文革揭发材料。他说，在文革初期，凡揭发大跃进中惨案的大字报，即被视为“反党”，作者遭到迫害。但是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时期，这种揭发大跃进时“五风”的材料和大字报大量涌现，占他搜集的２１０６份材料的５８％，说明这类批判已经合法化。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以后，有一些知情干部造反，揭发了许多大跃进时期的内幕，在３２８份“知情人”的揭发材料中，有６３·７％的涉及到大跃进的“苦日子年代”，对于一些地方领导人造成大饥荒和大灾难责任的指斥和追究，并透露一些地区饥荒时期的死亡人数（余习广《关于“文革”研究想说的几句话》，猫眼看人，２００７）。余习广的定量数据值得重视，因为它有很大的基数，有可靠的统计意义。

　　在“大跃进”及以后年代的饥荒里，由于县领导干部的过失，安徽省无为县饿死将近３０万人，约为当时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文革开始时，愤怒的群众将这位县委书记关在铁笼子里游街。关铁笼子是怕他被打死的安全措施。２０１４年８月，因为桐城电视台在播送节目中赞扬这位县委书记，在无为网上引起了一场舆论风暴，网民纷纷指责该电视台颠倒黑白、伪造历史。从他们激昂的情绪可以设想半个世纪前的文革初期，人们是如何发动起来，把矛头指向那些无良干部的情景（《严正抗议姚奎甲之子颠倒黑白歪曲历史！》及跟贴，《无为网》，２０１４年８月３日）。

　　再说文革前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有两个样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和陈伯达的小站经验。文革前后，对这两个案子的评价随相关领导人的命运起伏而大起大落。我于１９６９年在当地听小站“四清”积极分子鄷玉娥报告，控诉在“四清”运动中被打为反革命的张凤琴的时候，所述内容都是在“大跃进”中弄虚作假的事例，和公开宣传的“小站经验”揭露内容完全不同。所以，当时农村的普遍现象是大跃进中的左倾路线问题，一些干部的作为也很恶劣，有民愤。但是“四清”运动划了一条１９６３年的政策界线，不清此前的问题，毛、刘关于“四清”争论的内容也不涉及这样的实质问题。这些问题在文革开始后集中爆发出来。

　　我于１９６５年参加过一届农村“四清”工作队。当时已发布“二十三条”，并明确刘少奇修改过的“后十条”不再适用。但是在实际操作上，进村后工作队完全夺了权，王光美倡导的“扎根串连”依然继续执行，我们队员首先干的就是这件事。“后十条”中对地富子女的歧视政策在实际运用中也有增无减。所以，上层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与底层实际进行的运动似乎关系不大，中共历来政治运动中奉行的一些“潜规则”在起着决定作用。

　　我说的底层也不限于工农，“黑五类”或“黑六类”早沦为贱民阶层。天津在１９６６年“红八月”中，铁路一中的红卫兵突然包围并占领了市工商联、民建的机关大院，扣押了所有在场的人员。天津工商联全体成员被红卫兵当场群殴。年届七旬的副主任委员、“面粉大王”孙冰如倒地毙命。秘书长车重远被枪托捣中心口，当场猝死。主任王光英因体格健硕仅以身免。这件悲惨事件至今找不到任何记述，具体日期也查不到。倘不是清华校友陈中平先生揭露此事（《穿过历史的急流险滩——回顾文革引起的反思》，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这件惨案将在历史记忆中被永远埋没。陈中平先生还揭发同一时期发生在天津的另一惨案：天津十六中教师范景娀，就因为丈夫是曹锟后裔，“在抄家狂潮中，她家附近的中学红卫兵打上门来‘索命’，当着十来岁小儿子的面，把家中四口中老年妇女（包括一名老保姆）全部狂殴至死。”丈夫被关押在单位得以保全。我查该校网站，皆对此案语焉不详，似有难言之隐，更遑论追究凶手责任了。

　　与这两事件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天津三轮二社事件。也在同一时期，因为风传该社支部书记陈良谋是汪精卫时代的“汉奸”，身负七条人命，在８月２９日的职工代表大会上，部分工人将其和一些其他干部抓捕关押。陈良谋在批斗会上被工人和中学生红卫兵殴打，于９月１日死亡。事后市委很快指示法院以“反革命报复罪”判处１２名“打人凶手”死刑和有期徒刑，还就此事大做文章，组织２４００个单位、４９万多人到该社追悼陈并封其为烈士。至今每逢年节仍组织青少年进行悼念，显示文革中只有党政干部遭难，将这种伪造的文革历史普及到下一代。

　　一般知识分子也早已成为弱势群体，所以这个底层问题不仅存在于农村。例如北大四清运动开始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当时中宣部派以张磐石为首的工作队进驻，发动群众、贯彻阶级路线，不久就得出北大党委烂掉的结论。到了１９６５年初，“二十三条”公布，刘少奇不再负责“四清”运动，北大“四清”大翻盘，陆平等校领导参加工作队，反过来整“四清”积极分子。彭真、蒋南翔等均发表谈话，强调“重在表现”的“阶级政策”。这一事件导致了后来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这段耳熟能详的历史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悲惨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和我同一毕业论文导师的下一届校友、香港科技大学葛惟昆教授回忆（《悼念我的同学陈一谘》，共识网），在１９６５年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前夕，驻系“四清”工作组宣布有１４名应届毕业生不允许考研究生，而且在会上当场宣布了其中四个人的名字予以公开羞辱。他们还改变了原定的分配方案，把这几名最优秀的学生分配至偏远而且专业不对口单位，其中也包括现在的解思深院士。他和葛惟昆经历了一段悲惨经历以后凭自身努力都对科学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这件事发生在北大“四清”翻盘之后，说明尽管上层斗得天昏地暗，不管谁取胜，下层老百姓的命运依然。老百姓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和其中某一派联系起来。

　　文革后期的１９７３年底有一个“反回潮”的运动。“这阵风一来，足有七、八级。北大、清华身居‘六厂二校’的荣誉行列，属毛主席亲自抓的点，自然就是风暴的中心。历史系，尤其是老罗所在的世界史专业，‘反回潮’格外起劲儿。一来二去，从‘反回潮’开始，战果扩大，挖出一个‘小集团’，老罗是这个集团的首要分子。”老罗是历史系讲师罗荣渠、著名历史学家。在物理系，也挖出一个由三名青年教师组成的“小集团”，其中也包括一名现在的院士。他们经常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并聚集在一起议论时政，被揭发批判。所以，“１９７３年的‘反右倾回潮’，在北大，也是一场几乎等同１９６６年的政治风暴，对此知之者不多。”（郝斌《“牛棚”内外忆老罗（荣渠）》，五柳村，２００５）

　　再说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在北京有个天安门挖花事件。事后，周恩来强调是阶级敌人破坏，要求严厉查处。北京市公安局随即拘留了一批无辜市民，内有许多未必去过天安门的老大娘，因找不出任何故意破坏活动的证据，关押了一段只得释放。这捕人之事至今不见任何资料记录，因我有朋友的母亲在内所以知道。普通老百姓命运就是如此，如蝼蚁一般。

　　在这不同的视角下，毛泽东和刘少奇两条路线的对立、“四人帮”的作用，也许没大家所理解的那么重要。官民矛盾贯彻文革始终。我们需要一部文革史来记述人民在这一期间所遭受到种种苦难和他们如何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斗争。

三、社会发展模式

　　毛和刘的分歧，或者泛言体制内的矛盾和纷争，虽然没有想象的那样重要，不能当作文革史的主线，但是文革的发起却与此大有关系，涉及宏观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当我们从宏观角度讨论文革时，不免牵涉到更高层次甚至哲学层面的问题，对文革历史的讨论必然会促进我们对世界、对历史整体认识水平的提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抛弃一些传统的观念，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我们看作为当代科学支柱的现代物理学的进展，不也是摒弃了以太、同时性、物质不可入性、物质无限可分性这些传统观念而取得突破吗？

　　首先是社会发展模式问题。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建立了一个一维价值判断坐标，将个人、社会集团、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意识形态诸元素在这个坐标上排列，标志为先进的、革命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先进代表，在先进思想的启发和指导下，按照某种既定的蓝图，带领人民进行革命或改革，推动社会进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步观就是如此。现在的自由主义人士也难于脱离这个樊篱。他们认为，只有在他们尊崇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带领下的社会运动才有所谓积极意义。而且他们倡导的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这种模式，万万不可走法国革命－俄国革命这条路。

　　这确实是一种社会进步模式，但不一定能概括所有社会进步模式，更不能概括所有历史发展环节。历史进程很难制式化，价值判断体系没有公认的一维标准。所以我们必须摈弃好／坏二元论的思维习惯，承认很好的东西和很坏的东西常常容于一体或溶于一体。二者经常是相辅相成的，才能理解历史真谛。任何时代有黑暗也有光明。这光明也不能仅限于遇罗克等少数人。特别是文革这种极端的年代，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所说的那几句话一样，是个自身矛盾的时代，是思想禁锢的时代，也是思想解放的时代。

　　孙怒涛先生也反对这样的一维价值判断体系。他在《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的封底上说：“在清华文革初期的政治光谱中，蒯大富在我的左边，沈如槐在我的右边，我居二者间。在蒯大富的左边是刘才堂，在沈如槐的右边是周泉樱。与我站在同一点的是汲鹏，以及我们后面的‘天安门纵队’和‘三七战团’。很遗憾，左，并不代表正确；右，也不代表正确。左与右的中间点，同样不代表正确。他们离正确都相距甚远。”

　　举一个例子是坚冰如何打破。中共凭枪杆子起家，从“支部建在连上”开始的社会改造工程将整个中国打造成严密组织的铁桶江山。人们生活在这个专政体制中，食于斯，居于斯，“党给了我一切”，一辈子前程连老婆孩子，都押宝似的押在这里了，不敢有任何逾越，哪怕是“私字一闪念”也要“狠斗”。就是在“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年代，人们也服服帖帖，叫咱死咱就死。而且，还有很多群众被强权绑架日久，患上了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候群，不但屈服于强权，而且对强权产生了崇拜感、认同感和归属感，也以暴力对付更弱的群体。在１９６７年的湘南大屠杀中，直接下手虐杀四类分子的，不都是些衣不蔽体的穷苦农民么？

　　显然，这样的铁桶江山，只能靠内部的裂痕来打破。统治阶级越是感到这种铁桶江山的牢靠和无虞，就越热衷于内斗。陈行之在《一个王朝的末日镜像》（五柳村，２０１３）中分析了元朝灭亡的原因。他说；“统治集团的内部权斗松懈了国家机器的坚韧度，国家意志在传导过程中被耗损，从而在上层统治层面为国家溃解准备了条件。专制主义的本性是社会控制和社会掠夺，这种控制和掠夺必然会在统治者内部产生严重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纷争（即所谓强盗团伙的分赃不均），换一句话说，凡是专制主义立足的地方，上层权力斗争都将如影相随，贯穿始终。虽然我们很乐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概括中国历史，但是只要我们瞩目历史叙述，就会发现，至少在初始阶段，它首先表现为宫廷斗争史，作为宫廷斗争的社会结果，才表现为底层民众揭竿而起，轰轰烈烈地登上历史舞台（你只要看一看‘二十四史’中对宫廷斗争浩如烟海的记述就可以了），这在古往今来都是一样。”

　　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爆发缘起于两起事件：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清华附中学生组织的红卫兵。这两起看似突然发生的事件分别在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上打开了缺口。

　　这两事件完全是在体制内发生的。聂大字报的作者是北大“四清左派”。回顾北大四清，斗争最激烈的有三个系：哲学系、经济系和技术物理系。仔细分析当时双方的意见，你看不到任何原则分歧，每一方都争着表现比对方更左。当时校长陆平想整哲学家冯定，几个哲学系“左派”就拥护冯定，并写好了辩论文章。后来毛泽东说冯不好，叫这几个“左派”知道了，赶忙连夜写了批判冯的文章发表争取主动。（郭罗基《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２０周年》，智识学术网，２００５）所以，从四清到聂的大字报，完全是党内派系的斗争。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贴出后，赶来处理此事的李雪峰等立刻敏锐地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严重性不在于大字报的内容，而在于这种公开形式。他们在北大干部会上说的，对聂本人交待的，都是在强调此事：内外有别。他们知道，发展下去，局面将无法控制，混乱将从体制内向体制外蔓延。后来的事实发展证实了他们的忧虑。

　　以大字报为载体的言论自由很快发展到出版自由。“群众报刊是文革的一个‘神话’。”“谁都不会想到，在１９６０年代中国大陆的天空下，群众组织（哪怕只有三两个人）可以创办报刊；更没有想到，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９６８年底，红卫兵、造反派群众组织创办了数以万计的大量报刊。”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５日，周恩来接见首都三司负责人时，有红卫兵问，“自己可以办报吗？”周回答“自己印报可以嘛！”据说地院《东方红》销量达１０万份以上。（胡庄子《毛泽东与红卫兵报刊》，《昨天——２０１２年〈昨天〉精选》，何蜀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３）

　　在文革以前，“非组织活动”是极端忌讳的行为。即使几个朋友经常在家里吃吃喝喝，也被认作是“反革命小集团”予以取缔。在体制内部“组织原则高于政治原则”是所有老干部严格遵循的信条。但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打破了这个非常严格的传统禁忌。

　　作为两个突破点，聂元梓的大字报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看不到任何先进的因素。而遇罗克的思想，已经接近现代的平等意识了。但是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事件中，遇罗克虽然是黑暗中的明灯，但没有起到这种“第一推动力”的作用。

　　“可是，历史的怪异之处在于，文革中首先发难，对这种体制‘阴暗面’进行造反的人，不是那些在这个体制‘阴暗面’下被压制的真正受害者，而是这种体制的实际受益者，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只有他们是‘自己人’，才有说话的资格。”（陆小宝《找回自身的庄严》，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５）陆小宝所说历史“怪异之处”可能就是历史进步机制的精巧之处。

　　当然，这两事件取得突破性作用的关键还是伟大领袖的钦点，以后继起的造反运动也一样。这正是很多人认为造反运动无任何积极意义的原因。但是，正如林伟然所说：“打开这一死结的唯一办法是来自于人民所服从的权威人士的号召，号召人们起来造权威的反。”（《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１９９６）这当然是针对当时国内局面说的，不能当作普遍真理。

　　所以实际的造反运动是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开展的大规模反抗运动。如果它提出的目标过于激进，群众将不敢参加，也会很快被官方取缔；如果它的目标过低，将不能动员广大群众。所以它的形成和开展过程类似于生物界的自然选择过程，也近于哈耶克所说的“进化论理性主义”。如果不考虑具体历史环境，抽象地谈论造反运动和造反派的优劣得失是没有意义的。

　　有人说，文革中的民主自由不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真正的”了。朱学勤先生把文革比作法国大革命，我却认为，比作欧洲的宗教改革更为恰当。我们在学校里学历史的时候，被告知宗教改革者代表先进势力，为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道路。通俗历史读物《宽容》（房龙著，吴奕俊、陈丽丽译，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却告诉我们，旧教是一座监狱，新教是另一座监狱，并不比旧监狱更好，但是在两座监狱之间有一些空地，容许自由思想的传播。有人问我，文革中的“空地”究竟在哪里？这本是一种比喻，但是一定要问，我的回答是，就在《解放军报》印刷厂，因为登载遇罗克的《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就是在那里印刷的。这在文革前和文革后是不可思议的。

（未完待续）




文革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下）

杜钧福

（上接ｚｋ１８１０ｃ）

四、造反派没有完全失败

　　虽然清华附中红卫兵写出了“三论”革命造反的大字报，后来的舆论一般不认为他们
是造反派，因为他们所反的是真正处于弱势的学校里的领导和教师。聂元梓虽然算作造反
派，但在当时也有很多人不予承认。实际上，从他们的“造反”到１９６６年“批判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真正的造反派兴起之间，有一个平滑的过渡。在６月初，一些后来威名
赫赫的造反派领袖蒯大富、高树华、李世英、王洪文等人所造的反，除去他们所采取的形
式以外，也很难符合造反一词的本义，也就是朱学勤先生最近所说的“假造反”（《造反
派，真的反了吗？》，爱思想，２０１６）。直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展后
，斗争矛头所指有二：一是批判血统论，二是清理“黑材料”，批判将群众划分“左中右
”、肆意打成“反革命”的作法，才恢复了造反一词的本义。

　　这是因为，这两件事矛头所指，是文革前的党支部专政体制下的身份等级制度和出身
等级制度。身份等级制度，是在政治运动和政治生活中，将党支部所管辖的人群按照政治
立场和与支部的亲疏划分为党员、团员、积极分子、一般群众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予
以区分对待，而以打小报告即告密作为划分的根据和运行的机制。出身等级制度是指按照
成员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决定信任程度和在政治运动中的位置。这两者在文革前都是暗
箱操作的，名单十分秘密，在文革开始后暴露出来，成为动员群众造反的重要原因。

　　在这两个问题上，造反派实际追求的是平等权利，是应当肯定的。正如一篇评论内蒙
造反派领袖高树华的文章（伍国《一本值得一读的文革回忆录》，共识网，２０１４）所
说，他造的是基层党组织的反。俗语云，县官不如现管，群众只能根据切身体会，反抗那
些日常压迫自己的基层干部，不可能对国家政治有更高的要求。至于什么巴黎公社的理想
，只是一种空泛的概念，缺乏任何实现的具体途径，也只限于少数造反派领袖和先进分子
的追求。

　　“文革前的十七年形成的思想禁锢绝非只是一层铁幕或一只牢笼，而是层层叠叠多层
次多重多方面的，而且这些桎梏并非以暴力为背景强制施加给我们的（除极少数人之外）
，而是在接受教育的形式下我们自愿接受形成的。因此，在文革中人们开始破除思想桎梏
是只能从最低的层次开始，而不能指望一下子就完全摆脱十七年甚至更长久以来形成的思
维桎梏，达到完全的独立思考与思想自由。”（沈昆《否定文革面面观》，孙怒涛编《良
知的拷问》）

　　我们看，造反派造反图的是什么？造反派的最低政治纲领，即沈昆说的最低的层次，
就是不要再区分左中右，不要随便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这种造反的局限性导致他们夺权之
后除去继续维护既得权益以外，无所作为甚至走向反面。

　　但是，造反派这种最低政治纲领实现了没有？

　　尹保云教授近年说：“现在基层党组织松散化，长期不活动，活动也是走形式，基本
上瘫痪了。共产党原来的体制是基层组织活动积极，通过基层党员起骨干作用，把群众全
抓住。现在的基层组织不行了，市场经济让它瘫痪了。这应该说是正常的发展趋势。美国
、日本、韩国的政党，基层组织也十分松散，多数只是在选举时才有些活动。我们目前的
基层组织松散，正是顺应了发展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按照以往思路搞加强基层党组
织建设那就错了。总之，市场经济要求党必须转变，不变不行，这是历史趋势，谁也阻挡
不了。”（《走出“封建”社会，迎接现代文明——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尹保云教授》，
《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２０１１）他说的对，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因果关系似应
颠倒。早在文革期间，党的基层组织就瘫痪了。所以说，文革中的党的基层组织的瘫痪为
商品经济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从革命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支部建在连上”的传统被否定
。这种体制适合战争期间，但变为执政党以后就成为控制社会生活的工具。但迄今为止，
都把这一变化当作一件坏事评价。

　　造反派在文革初期对基层党组织的冲击无疑对党组织的瘫痪起了重要作用。在党组织
的瘫痪被认为是一件坏事时，都说是造反派干的；如今这个“松散化”被肯定时，又异口
同声说和造反派无关。

　　党组织的瘫痪带来了党支部专政体制的崩溃，特别是身份等级制度的结束。在文革期
间，党组织瘫痪以后，代替掌权的依次是红卫兵、造反派、革委会和工宣队。其中，工宣
队和军宣队力图恢复文革前的秩序，但都不成功，在群众中未形成相对固定的等级结构。
文革后期党组织恢复了，但已不是当年的党组织了。“这张由中共各级党团组织十几年来
苦心经营织成的巨网，一旦破坏就再也无法重新织成了。”（木戈《文革风云映滇池》，
民间历史，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根本原因是，当年的党支部专政体制所依赖
的还有信仰和欺骗，也就是沈昆所说的“自愿接受”。皇帝新衣的童话一旦被揭露，就很
难恢复本来面目了。

　　基层党组织的瘫痪肯定与造反派冲击有关，但又不仅是造反派冲击造成的，这种情况
的出现适合了当时的社会变迁。

　　追溯这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变迁，就是从党派政治到领袖政治再到家族政治。中共八大
是党派政治代表。随后，毛泽东逐渐垄断了党内话语权，发展成领袖政治。在文革前夕，
另一种政治冒出苗头，就是家族政治。反右以后，党组织的威信如日之中天。但是到了“
四清”运动，工作队进村后均代替原有党团组织。文革开始后，上级党委向文教单位派驻
工作组，也是按照四清的办法行事，党团组织不再活动。这些单位的党委领导往往被打倒
，未被打倒者不敢也没能力领导运动。此外极端的阶级路线也削弱了党的领导。从四清运
动开始，重视阶级出身而不再重视是否党团员。在文革中，又将这样的极端阶级路线推向
极致，如后来的红卫兵所做的那样。而且，由于大力提倡对毛泽东个人的迷信，毛泽东的
个人威望迅速提升，党的威望相对下降。从反面来说，反党的罪过已不抵反毛泽东的罪过
。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最厉害的罪名是“三反”（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
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恶攻”（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使昔日
右派分子的“党天下”和“政治设计院”相形见绌。

　　最重要的是，由于文革的首要目标是解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
各级党委同仇敌忾，一致对敌的局面不再。当群众运动以空前的气势汹涌而来时，一些领
导为了自保，往往将同为党委成员的同事抛了出来顶缸，即所谓“舍车保帅”。这种情况
屡见不鲜。它使各级党委成员离心离德，严重削弱了党委的领导能力。当然造反学生的出
现，党群关系出现新的变数，情况更为复杂。从领导到普通党员，观点及立场发生原则分
歧。党和党员的威信、作用均受到严重挑战。

　　在后文革时代，完全转化为家族政治。原来党组织本身是个大利益集团，现在缩小到
“红二代”及围绕他们的各路精英。基层党员得不到什么好处，自然使党支部“战斗堡垒
”作用失去了驱动力。从这件事来说，历史上的事件很难在好／坏的一维价值坐标上讨论
。

　　在文革初期，很多文革领导人阐述了这种新的党的领导概念。陶铸、陈伯达、戚本禹
等人多次强调党的领导就是党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思想，谁执行党的政策，谁就是党的领
导。这种关于党的领导概念泛化的提法，使党组织和党员头上的光环在瞬间消失。既然掌
握运用了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则政治不再为党支部和少数积极分子
的专利，人皆可为舜尧。这极大鼓舞了普通学生和其它人员参与运动的积极性。

　　这种新的党的领导的概念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理论，类似于
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孟什维克所主张的观念，也是第二国际社会党所实行的制度。在
文革期间，这种理论为建立新型的党群关系提供了理论根据，也是中共关于党的建设理论
的思想资源之一。

　　所以，就这一点而言，造反派的基本政治诉求得到实现，造反派没有完全失败，它完
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尽管很多造反派领袖在文革中和文革后遭到迫害。从文革后期开始，
在基层就不再进行划分左中右的政治排队，也没有听说什么人被党支部打成反革命，老百
姓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生活空间，不再在政治学习会上说些言不由衷的假话。政治迫害当
然还有，但与文革前不可同日而语。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整个社会世俗化进程的开端，和文
革初期对当权派的冲击相联系，尽管不一定是造反派的初衷。但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大
抵都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解读。每一历史事件都不是单纯的、孤立的，都和其它事件交织在
一起。

五、何为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尊崇普世价值。但一些自由主义派学者说他们的普世价值观念是文革后才有
的，就是说从西方学来的。他们中一些人倡导从普世价值角度总结文革，但又极端蔑视群
众的力量，因而除去不断重复当局所做的彻底否定文革的结论外，没能有什么建树。当然
他们和当局还有不同：他们是真正完全否定文革，而当局所否定的，主要是造反派的造反
运动。

　　我认为普世价值应包含在人类一切先进思想资源之中，也与中共历史上一些宣传口号
不悖。资中筠则将自由主义与中国古代的“道统”相嫁接。（《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
失落》，《炎黄春秋》２０１０年９期）马立诚则说：“谭嗣同、秋瑾的牺牲，已经不是
为了维护原来儒家的道统，而是为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最近四十年中国社
会思潮》，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５）均认为“古已有之”。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贡献是对
其理论化和找到了实现这些价值的可行途径。

　　秦晓先生说：“……现代性固然是一个由学者定义、阐释的概念，但就其内容来说，
在最本质的层次上，她是人类共同的想法，来自非常自然的人性，或非常自然的人的社会
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普适性不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抽象性，而是因为无论哪里的人
都很容易认同这个概念。”（《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９）

　　人们都说，红卫兵一代是“狼奶”喂大的，这不错。尤其是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在
５５万右派分子中，中小学教师占了２５万。这些被迫离开教学岗位或遭受劳改的右派教
师绝大部分是有教学经验、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老教师。反右和其他政治运动实际是我国
教育体系的一次历史性浩劫，造成文化传承的断裂，也造就了红卫兵一代。

　　但是。“狼奶”一说也不全面，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是很容易被消灭的。上海复旦大学
红卫兵领袖安文江叙述他参加造反所依据的思想资源时说“我这个人受家庭影响和西方书
籍熏陶，人情味很重。”（《我不忏悔》，徐友渔编《１９６６，我们那一代的回忆》，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８）

　　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领袖蔡新平说：“虽然那年头我们还不知道普世价值这个词，但
善良之心，同情之心，人道之心（那年头人道主义要加上‘革命’两字才可以说）本来就
是普世的。是非善恶，良心不泯，大有人在。”（徐海亮《读〈王大宾回忆录〉随想》，
《记忆》１４５期，２０１５）

　　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后参加造反派的王继志说：“我们家是一个传统的书香门第，我
从小受到过传统教育的灌输，‘忠’、‘孝’观念特别强，另外就是对老师非常尊重，‘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所以‘文革’时期我参加造反，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传统‘忠
孝’观念的影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忠，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但是‘文革’期间我没
有批斗过我的老师，更没有参加过‘打砸抢’。我的早期教育背景不允许我那样做。”（
董国强《文革中的造反派都是些什么人》，共识网，２０１４）

　　文革中的一则典型事例，是北京农业大学附中高中三年级二班的两位学生刘握中和张
立才，以伊林·涤西为笔名在清华大学贴出的名为《给林彪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至
今，这张大字报作者仍被舆论誉为“反林彪”的先锋，实则为对该文意义的曲解和贬低。
其实，大字报作者对“敬爱的林彪同志，我们的副统帅”还是非常尊敬的，并寄托以希望
。他们说，之所以发表公开信，是出于“促进人民大众进一步取得您所提出的批评监督党
和国家各级领导的‘大自由’。”这种立场代表了当时一些后来称为新思潮的人物的特点
，就是不以打倒或支持某一干部为目的，不纠缠派别斗争，而专注于思想的探讨和社会改
革的任务。他们将自己和国家领导人放在平等的地位探讨问题，这种意识的高度已经超越
了彭德怀这种海瑞式的人物。这显然是一种现代意识。

　　我说说自己在文革中的体会。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５日晚上我旁听过一场在林学院一间
教室里举行的辩论会。辩论以李洪山和两位清华大学学生为一方，其余与会者主要是外地
来京中学生红卫兵为另一方。辩论内容无足道，但是令我惊异和感受颇深的是另一件事，
就是有很少数参与者不是据理反驳，而是给李洪山扣上“反中央文革”、“反革命”的帽
子时，遭到与会群众的一致谴责，虽然他们激烈批判李洪山的观点。我当时很兴奋，感觉
这种自由讨论的空气正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成果，就是绝不容许任意把群众打成反
革命，不管他持什么立场。要保护每一位辩论者的原则应高于其它所有原则，首先尊重的
是程序正义。李洪山是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但是这个运动的宗旨就应当包
括保护李洪山这样的反对者。这些比我小十来岁的中学生红卫兵没有直接受过西方自由民
主风气的熏陶，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持这样的宽容立场。

　　在同一时期，中国科技大学的“雄师”战斗组给中央文革贴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
去？》。作者之一的周平后来说：“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文化大革命要有一个开放自由的
环境，要让不同见解的人有平等的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希望中央文革小组把抓起来的学
生释放，让不同观点的大字报自由鸣放，不因言论治罪。”（周平《“雄师案”和我的命
运》，《炎黄春秋》２０１５年５期）１９６７年１月，公安局到科大抓捕“雄师”五名
成员的时候，遭到该校千余名群众的阻挠，双方对峙两小时之久。尽管明确表述这种追求
自由意见的人是少数，很多群众是拥护他们的。那种把文革中的群众泛称为“群氓”的人
，不是无知就是偏见。

　　我们说伊林·涤西是反林彪还是拥护林彪并不重要，他们和林彪争论什么问题也不重
要，中学红卫兵和李洪山的具体分歧也不足道，我们重视的是他们的这种姿态、这种立场
，这种姿态和立场是超时代的，也就是普世价值的本来意义。

　　我不反对从西方引进自由主义的学说，但我们必须在我们内部寻找自由主义的资源。
正如尹保云教授在讲到启蒙历史图式时说：“美好的事物就存在于人们眼前的现实世界中
，是可以实证检验的而不是靠凭空设想的，社会进步应该在现实中的先进单位为参照系。
”（《应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炎黄春秋》，２０１４年５期）

　　我认为，自由主义基于多元的价值体系，正如秦晖教授所强调的，它不存在什么基本
定理。它应该容许以不同的形态存在，也应该容许不同的社会发展途径。这当然也是现今
所有关心国家前途人士所困惑和纠结的问题所在，就是一个社会转型问题。就此现实问题
而言，正如一位左派所批评的：“如此，今天中国自由主义主流的悖论即：找不到实现历
史必然性的政治力量。因为这个最大的争民权、要自由的政治力量被他们——作为党官僚
的附庸——以‘民粹’、‘动乱’、‘造反’、‘革命’等过滤词汇给滤掉了。他们那种
对民众的傲慢和鄙弃，与民主政治家在实现民主前需要大规模地动员民众和民主实现后则
为争选票而必须讨好民众，恰成悖论。”（高寒《从文革出发看历史与现实中的若干悖论
及几条参照系——回应闲话网友》，《独立评论》，２００６）

〔作者简介：杜钧福，男，真名王龙。１９６４年北大物理系毕业，入中科院物理所为研
究生，后一直在该所工作，专业为等离子体物理及受控聚变。退休后研究文革史。〕

◇　讨论帖选登

▲　侯国屏：多年前，我就是杜钧福学长博客的关注者，我敬重他，也比较认可他的观点
，他一开始就是一个明确为造反派说话的文革研究者。
　　后来，他的视野更广，研究的问题我逐渐生疏，有些观点我也不尽认同。但是，这次
我又见到了久违的杜钧福。
　　造反派们面对历史的确也不必那么沮丧。你们并非一无是处。你们的历史功绩永远无
法抹杀。反党支部就是反党的铁律是经你们手被永远粉碎，它不可能再复辟。也正是由于
你们的行动，１９５７年的右派才最终得以平反，尽管你们并无介入这一平反。但是，那
是水到渠成的事。
　　文革是必须否定。但没有文革，那几百万右派可能得以平反吗？中国现在又是什么样
子呢？
　　全面彻底地否定文革似乎是一个共识。但还是应该指出，不同的人所说的“否定文革
”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老百姓与当官的不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与后人不同，特别是
其中的造反派与当权派看法更不同。

▲　陆小宝：我认真拜读了杜钧福老师的大作，我认为杜老师的文章提出了几个反思文革
中的重大问题。比如：如何评价文革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如何评价我们这些文革亲历
者对中国进步的历史作用。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杜老师的文章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课
题：反思文革，必须反思文革中流行的思维模式。下面我抄录杜老师文中的一段话：“传
统教育告诉我们一个简单模式，它建立一个一维的判断坐标。将个人、社会集团、生产方
式、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在这个坐标上排列，区分为先进革命的和落后反动的。代表先进
生产力的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先进代表，在先进思想的启发和指导下，按照某种已定蓝图
，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和改革，推动社会进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就是如此。现在一
些自由主义人士提倡普世价值，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也难于脱离这个藩篱。他们认为，只有
他们尊崇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带领下的社会运动，才有所谓积极的意义。而且他们倡导的英
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种模式，万万不可走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这条路。他们实际上是将书
本上学来的一些名词和概念镶嵌在旧的历史观框架内，是一种好／坏历史观的翻版。这确
是一种社会进步模式，但不一定能概括所有社会进步模式。历史很难制式化，价值判断体
系没有公认的一维标准。所以我们必须摈弃好／坏两元论的思想习惯。承认很好的东西和
很坏的东西常常容于一体或溶于一体。两者常常相辅相成，才是理解历史的真缔。”我抄
了很长这么一段话，因为它对我深有启发。我对反思文革流行的思维方式这个问题思考很
久了。到美国来接触到“批判性思维”这门学科，我花比较大的功夫去学习它，并试图将
“批判性思维”同我们经历过的“文革大批判”相比较。我发现：“批判性思维”是在上
世纪七十年代（也就是我们的“大批判”时期）逐渐确立起来的一门学科，现在是美国教
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它同我们的“大批判”有许多本质差异，有些甚至可以说同我们的大
批判是针锋相对的。批判性思维中提到的一些逻辑缪误，如诉诸感情，诉诸愤怒，非黑即
白，虚假两难境地等，都是我们文革大批判中经常用的，今天许多人又用在批判文革上了
。

▲　吴学民：对造反派的评价确实是个很微妙的课题。完全否定，是合官方胃口的。因为
当年的走资派恨造反派要甚于恨毛。事实上，绝大多数否定文革的论著都是对造反派进行
妖魔化的。但要过度肯定，那就会使得彻底否定文革的结论显得理由不是很充分。造反派
当年的使命就是毛的“冲锋队”。他们的矛头是对准走资派的。否定文革，最基本的内容
就是否定整走资派。最近“左派”出了不少肯定文革的文章，其主要论点就是文革对走资
派的冲击是正确的。现在贪腐严重，社会道德溃败都是否定文革的后果。
　　我认为把矛头指向走资派的就是造反派。造反派不能一律斥之为四人帮的爪牙。他们
起来造反很多都是事出有因。总起来说是当时社会矛盾的一个集中爆发。比如在政治上长
期受压的地富反坏右，就一般倾向于造反派。他们的利益和诉求与毛的目的在一段时间内
正好有了交集，于是得到了毛的支持，在短时间内搞得风生水起。后来毛觉得控制不住他
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又动了一根小指头把造反派压下去了。
　　杜先生的文章涉及了这个课题，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文中似乎对造反派起的
历史作用有点评价过高，评价过高是不合适的。

▲　陆元吉：杜钧福先生说：大多数基层造反派以反对政治迫害和政治歧视作为他们的旗
帜。这一论断是他文章的立论基础。但我对此有些不同看法。反对政治迫害确实是造反派
喊得很响的口号，但并不说明这就是他们的政治主张，更和政治理念沾不上边。实际上他
们和权力拥护者一样，也是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狂热信奉者。他们决不反对，甚至不会
同情那些“阶级敌人”所遭遇的政治迫害和岐视。他们只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毛路线捍卫者
，所以才不应该被迫害。有些造反派也曾短暂掌权，从他们上台后对反对者的迫害，更可
充分证明反政治迫害只是他们的斗争手段，而不是他们理性的政治诉求。
　　杜先生所关注的基层支部变迁，确实有一定意义。基层党支部是极权体制的末端，也
是体制运转的基础。对控制社会和民众十分重要，也十分有效。纳粹有类似的组织形式，
斯、毛则借助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将其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不仅控制了民众的行为，也基
本控制了民众的思想。文革初期整个党的组织系统陷入混乱，基层支部基本垮塌。这是毛
的思路导致的，民众或造反派并没有这样的能力。九大前后党支部又获重建，其作用一如
既往，其作用丝毫不逊于文革之前。基层党支部真正陷于松散，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与
公有制的破产关系极大。

▲　张从：文革中造反派这个概念应该厘清，有各种各样的造反派，各种目的和各个部门
的造反派，例如大学和中学的造反派，机关事业单位的造反派，工厂和农村的造反派等，
不能一概而论。他们造反的对象也不同，例如聂元梓造的是陆平的反，蒯大富造的是工作
组的反。应该具体分析。

▲　陈中平：杜先生的文章充满书卷气，有助于开拓思路，给人启迪。至于文章的具体内
容，我有些想法，想和你探讨，陈述如下：
　　你文中所说造反派的两个目标，反政治迫害和歧视的基本诉求已经实现，党支部专政
体制已经基本解体，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造反派中鱼龙混杂，目的并不一致。而且有时也会欺凌弱者，阿Q打不过王胡，就去欺
负小D。当时全国就是一个大角斗场，奉行丛林法则，造反派一旦得势，也常常忘乎所以。
　　总体而言，我是比较同情造反派的，他们文革前社会地位低下，文革中遭受的迫害更
加残酷，但是他们的抗争，并没能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
　　反对政治迫害与歧视的诉求，是在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时，由党内开明派的代表人物
胡耀邦主动解决的。由于许多当权派也要给自己平反，解放“贱民”才没有太大的阻力。
胡耀邦功莫大焉，而造反派之前的抗争，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或至少没有直接的效果。
　　文革中各级党组织的垮台，是毛的战略部署，整垮了再重起炉灶。中央文革对党的领
导的解释，只是为了突出毛和他们自己的权威。党支部威风全失，只是一种不稳定的过渡
状态。一旦重新掌权，不管是党支部，还是军宣队，工宣队，照样威风八面，整起人来变
本加厉。清华文革期间留校的师生，应该有更深刻的体会。
　　至于文革结束后的情况，由于基本国策和工作重心的大转变，党支部的政治作用的确
有所减退，变得比较涣散。但是当权派迅即转向变身，在权力～市场媾合的过程中占据先
机。也许当年整人训人的架势有所收敛，却增加了强有力的经济控制手段。
　　现在反腐运动中数不胜数的“虎蝇”，大部分就是从原来的基层干部演变而来的。
　　至于专政的体制，也可以与时俱进，有兵在，维稳办，６１０，西城大妈，七省联防
，五不搞，七不准，信息员，网络管制……何愁没有手段？
　　当然，总体来说，社会大环境和气氛，比文革前或文革期间宽松，但阴晴不定，常常
处于“亚文革”状态，我们不应当悲观，但也不能太乐观了。

▲　王克斌：我认为造反派不像农民起义，他们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他们是被煽动利用
和摆布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因此他们无所谓胜利与失败。打压造反派不仅是兔死狗烹，而
且是老干部把愤怒发泄到他们头上。

▲　杜钧福：我不讳言要为造反派说话，我实际赞成两个文革论，只是认为他们表述不好
，我的论点中心问题是文革前的党支部专政体制在文革中瓦解。
　　这个体制由两个等级制度构成：身份等级制度和出身等级制度，由党支部控制一切成
员，政治排队和思想汇报，官面语言是靠拢组织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文革前，这个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靠成员信仰，彼此监督，现在没人信了，那套不灵了
。
　　研究历史，三个层次：一为弄清事实，二为追溯因果关系，三才为价值判断。

▲　沈昆：共产党的专制是层级结构，直接与群众关联的是党支部一级。毛泽东在文革初
期放手任下层群众冲击各级党组织的“疯狂”之举（马诺德之语），使群众得以在短期内
冲破了各级党组织的专政。成立革委会之后，各级党组织通过若干实质上是对群众（特别
是造反群众）反攻倒算的政治运动逐步恢复其专制，但已经远不如文革前了。
　　五七年反右之后，不但确立了各级党组织的专制，而且建立了从党支部开始的党组织
迷信，把１９４９年建立的对中共的迷信，强制下放到支部一级。而这种对中下级党组织
的迷信在文革中随着冲破各级党组织的专制而被破除了。这应该是中国第二次启蒙的起点
，也就是说，中国的第二次启蒙始于文革。

▲　吕述祖：文革的反思与研究本身应该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杜老师对造反派的研究只
是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对文革的研究，并不会偏离防止文革的大方向。

▲　李子壮：文革中造工作组反的老蒯等其实是反“垄断”。对革命的垄断，４１４从老
团里分裂出来，是反对老蒯对（真理）政治正确的垄断。毛乐看风浪起，直到１９６７年
７·２０才发现可能失控，但已经没有发动之时的威信了——吹过头了。

▲　罗保林：造反派过于笼统，文革初起尤其毛发出造反有理后，造反派是很时髦和光荣
的词汇，一时间什么人、什么行动都愿意冠以“造反”！揭批走资派是造反，打砸抢是造
反，老红卫兵的破四旧也是造反，……甚至有的小孩子不听家长老师的话也说是造反。因
此，笼而统之地以“造反派”掩盖一切矛盾，掩盖历史真相，难道会对文革的反思有什么
积极作用吗？

▲　顾耀文：人都有灵性，天生地有着信仰需求，或称为“宗教情结”，灵魂要有个“锚
”才能安生，那怕信仰的是黄金、土地。当然信仰“身外之物”是最靠不住的。
　　文革时期，一声“造反有理”，天下呼应，尤其青年学生，无不意气风发，冲锋加“
横扫”，势如破竹。自古造反皆因有苦有仇，逼上梁山，或因政治野心，欲取而代之，而
文革时众多学生并无多大仇苦，更无野心，何耶？除了领袖崇拜，更有种宗教情结，把革
命当成宗教时，革命就不需要什么理由了，只为“信仰”。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恐惧，
特别是出身背景欠佳的，害怕被主流边缘化，甚至成为革命对象。上世纪初，中国最早的
革命先驱多数是知识分子，出自“剥削阶级”，反叛家庭，当属同理。当代世界上一些恐
怖组织以宗教为工具，干出不可理喻，反人类之恶行，也是一个道理。当年造反有理一句
口号催眠了多少无知青年。一旦天下大乱，什么样的动因就都出来了。“每一朵乌云都有
一道银边。”这句话可以作两种理解：
　　即使是一朵乌云，也有闪光的镶边相随。
　　一些光彩闪耀的，其实是朵乌云。
　　前一种使人在逆境中乐观，后一种让人在狂热中清醒。

◇　卢纹岱：看造反派是不是完全失败，要界定一个历史阶段。从文革前两年看，是被人
利用了造反精神，没有达到反对专制的作用。反而大的造反派自己被囚禁，小的分配后被
整，绝大部分成为臭老九受压制。中学红卫兵造反，被利用犯下反人类罪。一个八二四杀
死北京市无辜百姓多少人！？毁掉文化古迹多少？！毁掉多少文化珍品？最后上山下乡…
…。如果从文革十年看，专制更加猖狂，迟谢在清华搞得人人自危，不亚于文革前十七年
。从现在看，更是完全失败，文革挨整的大干部官复“原职”后其子弟被分封，父官大其
子封大官，父官小其子封小官……直到现在形成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职权拼命
捞钱，民脂民膏几乎全部刮进自己腰包。现在哪里还看得见我们所说的造反派作用的一点
痕迹？就说基层专制好像是不见了，但是对文艺、舆论的控制更加严重。文革刚刚结束尚
有“牧马人”、“渴望”等受人们欢迎的作品。现在又是新才子佳人，美女小鲜肉，帝王
将相古装戏统治舞台了，不过形式是电视剧罢了。虽然没有反对党支部就是反党的概念了
，但是妄议又是什么？

▲　孙毓星：我几年前就有幸结识杜钧福（王龙）老师。杜老师作为一位科学工作者从事
文革研究多年，文章以严谨、理性、逻辑性强为特色。例如他用“身份等级制度和出身等
级制度”概括文革前的体制，其中“身份”依你现实的政治表现为准（如左派还是右派）
；而“出身”用来划分“阶级”，区分革命动力还是革命对象，后者已注定属于“贱民”
。这种体制人为地将广大群众撕裂成不同的群体，尽管它有时属于隐性存在，但为后来的
各种派别分野埋下伏笔。
　　本篇文章系杜老师专为座谈会而作，主题是评价造反派的历史地位，进而探讨社会发
展模式问题，指出：必须摈弃好／坏两元论的思维习惯，承认很好的东西和很坏的东西常
常容于一体或溶于一体，二者相辅相成，才能理解历史的真谛。从这一认识出发，杜老师
明确表示：我们和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对文革有不同的评价。
　　我赞同杜老师的基本观点，但觉得题目还值得斟酌。从文革中到文革后，造反派一再
挨整，的确“失败”了，但其反面“成功”又是什么？恐怕说不清楚，因为造反派并没有
一致的明确的政治目标。文革初期，造反派充当毛的别动队冲锋陷阵，而后在复杂的政治
斗争中分分合合，陷入“全面内战”的漩涡，先是激进的一派被抛弃，而文革后两派都被
再次清算。
　　但是，文革初期众多群众起来造反绝不是偶然的，也不能简单归咎于受蒙蔽和个人迷
信。他们有着自己的政治诉求。比如，在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书中有拙作“我的文革
心路历程”，其中回顾了我当时的心态。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听到广播“十六条”后，“
如‘清华文革亲历’所记，当即‘辩论会中止，全校欢腾，连夜游行庆祝’。我反复研读
，备受鼓舞。走资派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就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我要
自己解放自己，争当左派，为反修防修贡献力量。８月１０日晚，毛泽东亲自来到群众接
待站，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啊，国家兴
亡，匹夫有责！我们有幸赶上这场最深刻、最伟大的革命运动，一定要紧跟毛主席，不辜
负他老人家对我们的信任。我明确了目标，有了底气，再也不怕气势汹汹的老红卫兵查问
出身，谭力夫讲话出笼后也敢于理直气壮地批判”。“那时，我感到自己再次获得解放，
而且是真正的彻底的解放。毛泽东的号召点燃了我的革命激情，‘造反有理’不再是红五
类的专利，谁也不能剥夺我革命的权力。‘革命倍觉主席亲’，我要全身心投入文化大革
命，在革命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跟着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回顾这段经历，当年的青年学生虽然脱离不开时代的局限，但大多有理想、有抱负，
有精神追求。他们激进、敏感，又简单、幼稚，如马克思所说，容易‘轻信’。毛泽东是
发动群众的高手，深谙驭人之术。当你被压在底层，甚至掉进‘反革命’泥坑时，他一把
拉你起来，告诉你：你是革命先锋，向前冲吧。你自然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甚至为之
献身。我想许多平民造反派都有类似的心路。”
　　我参加造反派就源于一种追求平等、自由、民主的潜意识，当然还有通过“表现”来
证明自己的革命性，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等幼稚想法。
　　好几位校友都描述了自己的一段心路。我相信，在毛称之为形势大好，“群众充分发
动起来了”的那些日子，即使逍遥派也会有内心的悸动。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五个需求层次，在解决了吃喝问题后，就自然会有高层
次的需求：安全、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所以，追求自由、平等，追求民主是人
的天性。专制社会使这种天性受到压抑，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会反弹，压制越狠反弹越剧烈
，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人们关切文革会不会重现时，请不要忘记这一条规律。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５０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
播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５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