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从政治夫妻到夫妻政治：文革中的夫人参政现象

reading · 发表于 2023-9-15 09:05:42

从政治夫妻到夫妻政治：文革中的夫人参政现象（上）

　　　　　　　　　　　　　　　　·宋永毅·

　　说到文革中最富有“中共特色”的政治景观，恐怕很难令人不想到在１９６９年的中共九大上，主席和副主席的两位夫人——江青和叶群——都被高票当选，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无论在中共党史中，还是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众所周知，国际共运的第一代领袖马克思的夫人燕妮（Jenny　Marx，１８１４－１８８１），虽然也是他丈夫理想的支持者，但是从来没有涉足于第一国际的领导中心。第二代领袖人物列宁和斯大林的夫人，都从没有进入过党的中枢机关，更遑论直接和丈夫一起领导全国的政治运动。比如，列宁的夫人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１８９８—１９２４）虽然也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但十月革命以后只是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的职位，基本上从事教育科学的研究工作。再如斯大林的夫人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Nadezhda　Sergeevna　Alliluyeva，１９０１－１９３２），非但在婚后没有担任过公职，还是斯大林大清洗等政策的反对者。

　　在国际共运史上，文革中的夫人参政现象是毛泽东的一种创造，或许也是他被誉为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一政策还对其他一些共产党国家产生过影响。例如，文革中的１９７１年６月，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赛斯库和他的夫人伊琳娜·齐奥赛斯库（Elena　Ceausescu，１９１６－１９８９）访问了中国。伊琳娜听取了江青的夫人参政的经验，还认真做了笔记。回国以后，伊琳娜完全把毛夫人作为她进一步执政的榜样，开始更积极地介入罗马尼亚的政治领导。〔１〕她不仅立刻成为政治局委员，第二年还成为该党的第二号人物。这对夫妇狼狈为奸对罗马尼亚人民做尽了坏事，结果在１９８９年的罗马尼亚民主革命中被起义的人民群众枪毙了。〔２〕

　　中国在文革中原创的“夫人参政”的恶果比罗马尼亚的仿造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江青和叶群为例，她们非但是毛文革的发动和展开的关键人物，实际上还成了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政界和军界的“太上皇”的脚色。江青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但谁都知道她是该组织的说一不二的核心人物。叶群虽然只是军委领导小组的一般组员，但她是林彪夫人和代表，俨然也是“太上皇”。遗憾的是：无论是在文革实践和文革过去半个世纪后的历史评判中，这一“夫人参政”政策都没有给毛文革带来成功的幸运，相反只是加重了这一民族灾难，甚至最后成为参政的夫人（们）被猜忌和抛弃的诱因。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文革的破产和人民的觉醒。

◇　政治夫妻：非中国特色的中共政策

　　在定性这一“夫人参政”政治景观时，笔者用的定语是“中共特色”而不是“中国特色”。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里，最高的皇权统治者们大都是“夫人参政”政策的反对者。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自然经济产生的“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在中国社会一度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一分工模式下，男性从事的是社会性劳动，活动于公共领域。而女性从事的却是家务性劳动，活动范围局限于私人领域。妇女被孤立、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是建筑在私有制家庭基础上的父权家长制。王权更替，是在男性政治父系的血亲中延续的。另外，家长制的统治其实是把国家作为家庭的扩大和演化。而夫（妇）人参政，在封建统治的最高层便形成了对父系王权的侵犯和削蛀。其结果不是造成权力外移，挑起母党或妻党的外戚之乱，就是会和主要统治阶层的士大夫的正统意识形态发生道义冲突，造成纲纪混乱，国势衰微。

　　然而，在中国千年男性皇权的传统中并不是没有“夫（妇）人参政”的漏洞的。其一是“太后摄政”。那是指在先帝突然崩驾而太子年幼登基的特殊情况下，由太后暂时掌握最高皇权。但从中国历史上来看，这一特例在政权稳定过渡中的效果并不好。比如东汉末年，从公元８８年汉和帝刘肇１０岁登基，到公元１６７年汉灵帝刘宏１２岁登基，中间经历了由窦太后、邓太后、梁太后等摄政称朕的外戚之祸，最后导致汉家天下的崩溃。鉴于的这一女党之乱，黄初三年（２２２年）九月魏文帝曹丕发布《禁妇人与政诏》道：“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授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３〕

　　尽管宋代以后因为理学盛行和礼教日益森严，夫人和女性的直接染指权柄都几乎成为不可能，但是男性皇权政治的另一个漏洞还是始终存在的。那就是后妃以枕边风干政；或和宫外的外戚、亲信里应外合。为此，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还是三令五申严禁后妃干政，以强化皇帝权力。他对朱升等人说过：“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恩宠或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不为祸。惟明主能察于未然，下此多为所惑。……”〔４〕洪武三年五月，朱元璋又下诏令规定：“皇后止诏宫中嫔妇事，宫门之外，悉不得预。……群臣命妇，非朝贺不见宫人。人君无见命妇礼。以上皆垂为永制，命子孙世世代代守之。”〔５〕

　　无疑，这些反对夫人参政的措施是为了避免乱邦灭国的厄运。但是它们对女性的歧视，单纯地把王朝的败亡归结于“女人祸水”显然是荒唐的。但在另一个方面，在防止皇权因夫妻、母子关系而产生的色授恩隆，乃至化公权力为私利上却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否则它们也不可能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被奉为圭臬。

　　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的共产党革命，其实质也是一种朱元璋式的农民起义。然而，为什么朱元璋为了他政权的长治久安，要对“夫人参政”如此严厉地禁锢，而毛泽东却要以此作为他一手创立的文革新政体重要组成部分呢？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朱元璋是真皇帝，他的起兵反元，就是为了当皇帝。登基以后，他已经建立了他建立在男性父权制的血缘上延续的“家天下”。因为他已经是皇帝，“朕即天下”，他就不需要遮遮盖盖，搞虚伪矛盾的阴谋来巩固他的政权，而可以公开地汲取历代王朝兴亡的历史经验，严禁“夫（妇）人政治”。在中共成立时，中国传统的皇帝制度已经遭到人民的唾弃、被推翻了几十年了。作为一个二十世纪的政党，中共的党纲和政策显然不会也无法公开提倡帝制，相反，至少在表面上增加了许多诸如党内民主、选举等等现代色彩的东西。正因为这些堂而皇之的政策的存在，即便中共的某些领导人、如毛泽东的内心想当皇帝的欲望绝不比朱元璋逊色，他至少在名义上却只能当一个“伪皇帝”。因此，他只能搞和党纲相矛盾的阴谋诡计来维护他“君临天下”的统治。而要搞这种权谋诡道，和自己日夜相处、休戚与共的老婆当然是最理想的帮手了。

　　除此以外，中共的两种干部政策和意识形态也为高干夫人干预政治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使毛泽东最终把江青和叶群提拔到中枢机关的政治前台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

　　第一，中共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领导人和其直系亲属之间的利益冲突或规避政策。相反，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奉行抽象空洞的“任人唯贤”的政策、即只要“贤”而不避“亲”。即使在同一部门，也不反对提拔领导干部的配偶和直系亲属一起工作。这当然使各级领导人在公开地搞夫人参政时没有任何政策和法规上的障碍。文革以前，中共上层、尤其是在军内就有任命自己的夫人参政的风气。尽管中共革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建国后的十元帅、十大将、五十七上将中无一是女性，但不少人的办公室主任（或手握实权的秘书）却是他们的夫人。以下的表格只是我们至今为止知道的军队高干夫人以“办公室主任”名义在文革前后参政的情况：

名称　　　　｜职务　　　　　　　　　　　　｜夫人姓名　｜职务
林彪元帅　　｜军委第一副主席　　　　　　　｜叶群　　　｜办公室主任
贺龙元帅　　｜军委常务副主席　　　　　　　｜薛明　　　｜办公室主任
杨成武上将　｜代总参谋长　　　　　　　　　｜赵志珍　　｜办公室主任
肖华上将　　｜总政治部主任　　　　　　　　｜王新兰　　｜办公室主任
黄永胜上将　｜广州军区司令，后任总参谋长　｜项辉方　　｜办公室主任
韩先楚上将　｜福州军区司令　　　　　　　　｜刘芷　　　｜办公室主任
许世友上将　｜南京军区司令　　　　　　　　｜田普　　　｜办公室主任

　　这种情况在党政系统的上层官员中也并不鲜见。如政治局委员、被称为“蒙古王”的内蒙古自治区的负责人乌兰夫的办公室主任就一直是他夫人云丽文。再如，政治局委员康生的办公室主任就是他的夫人曹轶欧。原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办公室主任是他的夫人严慰冰。在文化大革命山西省的一月夺权中扮演了中枢角色的革命干部的代表刘格平，也有一个时时起关键作用的夫人丁磊。文革前她只是省人委信访局的一个普通干部，刘格平一成为革委会的第一把手，她也当上了省人事局局长。据研究山西省文革史的学者的评价：她“是个权欲熏天、不甘寂寞、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后来山西一系列事件，都有她浓浓的影子”〔６〕。有的高级干部的夫人名义上并没有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但也是大权在握的“政治秘书”。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家主席和中共副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江青也同样，文革前担任过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办公室的副主任，曾一时被称为“毛办”的实际负责人。

　　自１９６７年军队参加支左和１９６８年以后中高层军队干部担任地方革命委员会主任，这种本来应当被视为利益冲突的夫妻同时在同一领导部门工作的现象竟在军内和党内蔚然成风。不少军队高级干部的夫人原来不在军队或同一部门，也特地被调到军内或同一部门工作，担任办公室主任。比如，林彪集团的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夫人陈绥圻、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李作鹏的夫人董其采就都是由叶群以“军委”的名义出面调到他们丈夫身边当办公室主任的。可能这种任命夫人为“办公室主任”或“政治秘书”的出发点之一是让作为首长的丈夫有最贴心的人来处理机密事物，但其实质是很明显地把公共政治家庭化了，并以私人化的关系严重侵犯了公权力。

　　有关允许夫人充当高级干部的办公室主任或秘书的现象文革结束后还不同程度上地存在，一直到１９９５年２月９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才在第四十七条规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不准提拔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或者指令提拔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７〕文革结束近四十年后，大概因为“夫人政治”和其他直系亲属关系已造成的中共全党的腐败一发而不可收，２０１０年的中共的《廉政准则》的第一章第五条第一款才规定：“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不准有下列行为：（一）要求或者指使提拔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２０１４年的中纪委的《廉政准则》释义中才明确指出：“不管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本人是否符合选拔任用的条件，这种要求都是错误的，是不允许的。”〔８〕

　　第二，中共的解放妇女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有利于夫人参政。自革命年代开始，中共就是政治和阶级意识上的男女平等和女性参政的积极提倡者。可能因为革命的人力资源的长期不足，这一平等和参政主要是体现在要求女性分担在阶级斗争、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男性的责任。在革命政权组成中男女成分的比例，尤其是在中枢领导机关（如政治局）中，女性基本空缺。中层领导机关中被提拔的女性干部还是占极少数。在底层领导机构，女性干部虽然不少，但大都上是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围绕男性主要领导人的基层干部。换句话说，这些被解放了的妇女干部，基本上是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男性政治服务的，而不是在参政中代表、体现和捍卫最广大女性利益，以保持决策的合理和完善的女性的代表。她们不仅在战争中被高度的男性化，在政治上也被成为男性决策者的附庸。如同研究大陆女性参政的学者鲍静所指出的：“在革命模式下，女性在整体上看是被作为一支重要的阶级革命力量而被承认的，从个体上看是被简化为一个个革命符号。”〔９〕这一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尤其突出。如果仅从人数比例来看，文化大革命中的女性参政是中共历史上的最高峰时期。１９６９年的中共九大，有两位女性（江青和叶群）被选入中央政治局，是至今为止的中共历届大会中所没有的。从第一到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女常委比例来看，文化大革命中召开的第四届人大（１９７５年）有４２名女常委，人数是１９５４年的第一届人大４名女常委的１０·５倍；是１９５９年第二届人大５名的８·４倍；还是１９６５年的第三届人大２０名女常委的２·１倍。〔１０〕因此，当毛林合作把他们的夫人送进中央政治局时，在不明事理的人看来还是妇女解放的创举呢！

　　如何来理解这一文革中”女性参政“比例飙升的现象？江青在文革后被判死刑的法庭上做过这样的最后陈述：“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过了河的卒子。”〔１１〕这话虽不雅，却是江青和毛泽东关系的真实写照——江青被提拔到中央政治局只是为了“名正言顺”地充当毛文革的政治打手，叶群的作用当然也基本相同。而作为橡皮图章的人大中成倍增加的女常委，大都是一些文化程度不高、政治素质极低的女性，完全是毛文革男性政治的点缀和附庸，还成了江青、叶群夫人参政的掩盖物，给她们涂上了“女性参政”的油彩。

　　最能说明中共男性政治本质的，莫过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全面否定文革的运动中，这些被利用参政的夫人往往被作为祭众的替罪羊的现象。例如在１９８１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把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说成是毛被江青“利用”和欺骗的关系。〔１２〕更有甚者，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并出版的《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还把江青的原罪追溯到她和毛泽东的恋爱和婚姻，认为：“一九三八年秋，贺子珍离开延安一年后，毛泽东同从上海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江青结婚。这次婚姻上的错误选择，给毛泽东后来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晚年带来极大的不幸。”〔１３〕这些在官方研究中流行的见解正暴露了中共政治和历代传统王权一样，其骨子里对待女性参政的态度不是“妇女解放”，而是“女人祸水论”。

　　江青曾一再宣称“我和主席是政治夫妻”〔１４〕，即她和毛泽东的夫妻关系主要不是以个人情爱为基础的寻常婚姻，而是政治利益一致前提下的结合。毛江结合是在中共的延安时期。当时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３８：１）已经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据说１９３６年与毛同为湖南籍的女作家丁玲路过延安，在毛的窑洞里夜谈。毛泽东一时兴起，把延安比作“一个偏安的小朝廷”，还扳着丁玲的手指，数起了皇帝（当然是毛泽东）应有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来”，结果连地主的小老婆都算上，还是没有凑全。〔１５〕

　　到了１９３８年秋，当４５岁的毛泽东在和２４岁的江青结合时，中共高层领导人可以选择的嫔妃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毛泽东是和他一同经历了长征的夫人贺子珍离婚后与江青结合（没有正式离婚就同居了）的，而这在当时的延安已经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因为抗日热潮的掀起，大批革命女青年和女学生来延安投奔革命。不料这些女性全部首先成为中共的领导层的追逐对象，据说当年贺龙还用《游击队之歌》的调调高唱过：“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个女人都是我们自己的”〔１６〕。这虽然有些搞笑，但确实代表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心态、并迅速引发了风行一时的“换妻潮”，即中共领导人们和结发妻子的离婚，再和女青年们“老夫少妻式”的再婚潮。

　　这一“换妻潮”常常还是中共各级组织以“革命”的名义出面强作原配和女青年工作的结果。例如，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代表组织动员高岗夫人杨芝芳说：高岗活动很多，经常出头露面，你是小脚，与高岗一起出面不太合适，最好与高岗分开。杨芝芳服从组织，同意了离婚。随后毛泽东、王明、王若飞、习仲勋出面，请１９岁的女学生李力群吃饭，说服了她嫁给高岗。不少怀着报国热情的女青年到延安后遭遇高层的政治“分配婚姻”或“包办婚姻”，在组织压力下被迫服从革命需要，嫁给不相知的革命高干。例如，在中共组织部门安排下，１８岁的学生张茜嫁给了４０岁的陈毅，２２岁王定国嫁给了５０多岁的谢觉哉，１９岁的朱明嫁给了５０多岁的林伯渠，２０岁的浦安修嫁给了４０岁的彭德怀，１８岁的汪荣华嫁给了４４岁的刘伯承，２５岁的薛明嫁给了４６岁的贺龙。中共高层八成以上换了年轻而有文化的新妻，大批投奔延安的知识女性中嫁作了高官妇。〔１７〕在当时被号称为“延安八大美女”之一的叶群，也正是在这一换妻潮中，由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的直接“撮合”，才放弃了自己原来理想的恋人，嫁给了刚刚离婚，比她大了十岁的林彪。〔１８〕有时，这种实质上的逼婚还闹出了人命，老干部黄克功追求年仅１６岁的陕北公学的女学生刘茜不成，竟以她“玩弄革命干部”的名义残忍地杀害了她。而在黄克功被判死刑后在老干部中仍拥有大量的同情者。〔１９〕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毛和江的婚姻不过是随大流而已。而深陷于换妻潮中的整个中共领导层也不可能有什么道德勇气和制高点来反对这一大潮的产物——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而制定出什么子虚乌有的“约法三章”来。〔２０〕

　　至于说到江青嫁给毛泽东的动机有当未来第一夫人的野心，其实也是一种近乎大惊小怪的苛评。恐怕大多数的女性都多多少少地有过“第一夫人情结”。我们可以批评这种情结的虚妄，也可以论证它的畸形，但应当承认追求“夫贵妻荣”是至今为止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常见的女性婚姻心态。人类学家的研究显示：女人在史前社会里就特别会寻找高大强壮的男人，因为后者可以使她们和后代得到充分的食物和保护。在现代社会里，男性躯体上的特征不再那么重要，但是他们手中的权力则常常会发散出极大的吸引力来。德国学者安洁·温卡森（Antjie　Windgassen）在研究了二十多位世界独裁者的女人（包括江青）后得出了这样的耐人寻味的结论：

　　为什么这些女人会和这些独裁者在一起？他们都不具备任何一项据说是女性所钟爱的男性优点：诚实、忠心、温柔、幽默。这些男人的所作所为多半是散播恐惧和祸害，进行恐怖统治、施暴于民。确实难以在他们身上附加任何正面的特质。但是，他们可以提供给他们的女人其他的东西：权力！他们是极权体系的领导者，是整个国家的唯一的主宰者，掌握了难以想象的最大的权力。……探讨独裁者的女人，意味着不因为私人部分而忽略政治和历史的面向。这些女人不只是扮演了独裁者的爱人和妻子的角色，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是伴侣、亲信、知情者、活跃的同谋，有时候甚至是共犯。〔２１〕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独裁者的女人最后都成为类似江青和叶群那样的政治同谋和共犯的，　这还取决于每一个女人对权力的热望与追逐的程度。更重要的是，还取决于权力、即独裁者们对她们深入参与政治阴谋的需要和利用。

◇　文革的发动：政治阴谋中的夫妻政治

　　原文革中的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先生，后被她无端迫害而入秦城八载。文革后阎先生被平反、又成为文革和江青问题的研究专家。他在谈及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和在文革中的夫人参政现象时，有如下一段“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评论：

　　江和毛的夫妻关系存续了３８年，应该说是始终不错的，毛不止一次跟别人说：江青政治上很敏锐，对他很有帮助。江也自诩是毛泽东的流动哨兵。江直言，她和毛是“政治夫妻”，诚哉斯言！江和毛之所以给中国人民造成危害，不仅在于他们结成夫妻，而在于他们结成了政治夫妻。〔２２〕

　　这里笔者想补充说明的是：毛江结合的性质在当年就主要是政治夫妻，并没有太多的爱情可言。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造反的草莽英雄选明星美女为山寨夫人的旧戏文、老故事而已。我想这里阎先生想要说明的，其实是毛泽东和江青在文革中所搞的“夫妻政治”，即把文革这样一场事关决定党运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搞成了他们两人的家庭“夫妻店”。

　　虽然毛泽东在文革中把夫人参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在中共的历史上，他并不是这一做法的首创者。在今天可以查到的党史资料中，可以发现公开地让自己的夫人在自己发起的党内政治运动里充当举足轻重角色的，是所谓的延安“抢救运动”中的康生，他是当时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这一运动发生在中共自１９４２年２月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延安根据地所发动的整风运动后期，针对的主要对象是干部队伍中的知识分子。通过欺骗诈供、恐吓利诱、酷刑折磨、反省坦白、现身说法、检举揭发、通过发动群众斗群众等一系列手法制造出大批的“被抢救对象”。康生为了树立样板、推动全局，派他的夫人曹轶欧去延安县蹲点，并兼任县委副书记。开创了夫妻政治的先例。曹轶欧在那里通过训练班、坦白大会、关监狱等的手段，搞出了一批所谓的“特务分子”。而康生则立即向全党推广他夫人的延安经验。因为运动的打击对象和方式的类似，这一“抢救运动”被历史学家称为“文革前史”——“这两次运动太像了！都把自己的干部当敌人整，都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都搞逼供信，都造成大量冤错假案，而却都有一位军师——康生“。〔２３〕

　　刘少奇和康生在延安“抢救运动中”都是领导该运动中央总学委的三个负责人（还有一人是李富春）。不知道是否受到康生的影响，刘在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领导“四清运动”时，也持续了这一“夫妻政治”的模式。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刘派他的太太和“政治秘书”王光美（化名“董朴”）参加河北省四清工作队，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桃园大队“蹲点”。在以后的五个月里，王光美搞出了一个“桃园经验”。这一所谓的“经验”，其实也是制造阶级斗争、采用文革式的夺权形式，对基层干部群众大搞逼供信的东西。但刘少奇为了进一步扩大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一定要作为指导全国四清运动的样板。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９日，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借陈伯达要往下发“桃园经验”的名义，亲拟了一个“中央批语”，要以中央文件的名义的形式向全国推广。〔２４〕毛泽东虽然心里很不高兴，但最后还是勉强地同意了。然而，他很快就借用了了刘少奇的“夫妻政治”的模式，把江青推向了中国的政治前台，共同策划了打倒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而毛泽东的“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阴谋，大概又是刘少奇所始料不及的。

　　因为中共的第一和第二把手都在同一时间内大搞“夫妻政治”，以致在文革发动以前的数年内就出现了他们之间种种明争暗斗的“夫人竞赛”的奇观。例如，刘少奇在１９５９年担任国家主席后，当然带着第一夫人王光美频频活跃在外交舞台上。但是在１９６２年１到２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刘对大跃进——大饥荒的分歧在党内公开后，毛泽东竟然也带着江青公开出现在国家的外交舞台上。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３日，印尼总统苏加诺携夫人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去机场迎接。第二天，《人民日报》当然就大幅度地刊登了中国和印尼两对主席、总统和夫人们的照片。王光美当然也出尽了风头。其实，这里所谓的“苏加诺夫人”，只是苏的第三个太太哈蒂妮，并不是印尼国内广泛承认的“国母”法玛瓦蒂。令人不解的是：毛泽东在９月２６日也会见了苏加诺和夫人，并一举打破了他从来是单独会见外宾的惯例，让夫人江青也出席了会见。其结果是毛泽东夫妇和苏加诺夫妇的大幅照片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而在第二版次要的地方，又安排了一张刘少奇、王光美和苏加诺夫妇的小幅照片。这样，苏加诺的一个小老婆的照片就频繁地出现在中共的第一号党报上。

　　因为这大概是中国绝大多数的民众第一次看到毛夫人江青的尊容，也就被学者们广泛地认为使江青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重要讯号。究其原因，有的学者认为是江青看到《人民日报》上登出的王光美照片后妒火焚烧，因为“她，作为『第一夫人』，从未在《人民日报》上露过面。她极力要求＇战胜＇王光美。终于，她得到毛泽东的允许，第一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会见贵宾—苏加诺总统和夫人。”〔２５〕其实，这里固然有两个女人之间战争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对政治对手刘少奇的妒火，他想通过他和江青一起接见外宾的活动，以示警刘少奇，要他认清谁才是中国的第一把手。其二是毛正式发出他的夫妻政治的信号。毛很快就派江青去搞“京剧改革”，从文艺领域突破刘少奇的缺口。

　　再如，在王光美因刘少奇派遣到河北去搞“桃园经验”后的八个月，北京举办了以江青为主角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毛泽东带领中共百官于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７日和２３日两次观看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和《芦荡火种》。江青发表了她自嫁给毛以来第一次公开演讲《谈京剧革命》。６月２６日，毛泽东在送审的江青讲话的记录稿上并没有简单地画圈，而是亲笔批示：“已阅，讲得好”。〔２６〕毛泽东对夫人政治活动亲自肯定的举动，和刘少奇对王光美的“桃园经验”的吹捧形成了明显的对抗。

　　如果我们仔细地回溯一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全过程，还会清楚地发见他和江青的夫妻政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江青在１９６５年下半年到１９６６年上半年的活动，为毛泽东的文革奠定了理论上、组织上和政治上的重要基础。从理论上来看，毛泽东发动文革有几个重要的文献，早期主要是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０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虽然江青本人并不是什么理论家，但是她组织了一批极左派的理论家进行写作，还直接为毛提供了建立文革指导思想的理论平台。例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江青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派下，利用了林彪的名义，在军内开的一个她一个人讲，少数军队文艺方面的负责人听的“一人座谈会”的产物。但是江青请来了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及左派理论家炮制了这个《纪要》，又经过毛泽东的三次重要修改，使之成为文化革命在文化战线领域内展开的指南。《纪要》中包括了江青提出、经陈伯达、张春桥修改的著名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毛泽东借这一平台，又淋漓尽致地发挥为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２７〕这些提法，都是后来毛的全面夺权和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搞一次”的思想雏形。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文件一经中央批发，立刻成为毛泽东进行党内清洗的利器。４月１６日，毛泽东即以此为思想武器，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撤销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为此，《纪要》在文革爆发后被誉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它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２８〕

　　《五·一六通知》曾一直被广泛地认为是文革的纲领，是“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的“伟大的历史文件”〔２９〕。它其实也是江青一手组织的起草小组写的。王力作为这一小组成员后来在回忆《五·一六通知》起草过程时说：

　　毛主席决定开两个会：一个是常委扩大会，在杭州开，参与者有常委、康生、陈伯达，各大区的书记。常委扩大会的任务是批评彭真。另外成立起草小组，在上海，名义上是给常委扩大会议准备文件。名单是江青定的，组长陈伯达，成员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尹达、陈亚丁、关锋、戚本禹、穆欣。因为康生、陈伯达在杭州开会，所以上海的起草小组实际上由江青主持。成立日期是４月１６日。……在毛主席看来，起草小组改稿子比常委会重要。〔３０〕

　　这个起草小组的绝大部分成员后来就被任命为“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毛泽东通过江青掀动文革风云的中枢机关。〔３１〕这又成为江青在配合毛发动文革中组织上的重大贡献。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毛在杭州未出席，但是当时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却带领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出席了会议，俨然是毛的当然代表。

　　姚文元的文章《评〈海瑞罢官〉》一直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拉开文革政治大戏的序幕，这篇文章通过攻击原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把矛头指向了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而彭真则是刘少奇手下的最重要的大将之一。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就是江青。她奉毛的旨意，瞒着中央政治局，到上海秘密组织撰写。文章定稿时毛“看了三遍”，按张春桥的说法：这篇文章“思想是主席的，具体是江青同志指导搞的”。〔３２〕换句话说，文革发动在理论上的导火索、政治上的序幕和组织上的中坚干部配备，都是毛泽东和江青“夫妻政治”、即“夫妻老婆店”的产物。

　　耐人寻味的是：在文革发动中通过“夫妻政治”的形式做出特殊贡献的不止于毛江一对夫妇。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政治局委员罗瑞卿突然被指责为“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等被打倒。这成为文革在中共上层变动的一场“前哨战”。究其原因，当然有毛泽东的发动文革前的“清君侧”的总战略，即清除和刘少奇走得比较近的罗瑞卿有关。但是和没有出席会议的林彪夫妇的夫妻政治的游戏也有极大的关系。１１月３０日，林彪派他的夫人叶群带着好几份揭发材料，和毛泽东密谈了近六小时。随后，叶群又在这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做了几小时的反罗报告。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说：“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呈送材料，并向主席做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以随时到来。”〔３３〕当年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张耀祠曾安排叶群向毛泽东汇报，因为叶群和毛的谈话的时间长达“４小时５５分”，他还三次进去催叶早点结束。据他回忆：谈话内容是叶群代林彪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毛主席那时对叶群代林彪报告他的这些问题，虽然半信半疑，但毛主席对罗瑞卿同志的看法变了。”〔３４〕对此，叶群自己在文革中也常常说：“她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和毛主席谈罗的问题的，她一口气谈了７个小时，终于动摇了主席对罗的信任“。〔３５〕

　　提到文革的正式爆发，恐怕经历过的人绝不会忘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晚上突然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它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３６〕而这张大字报的产生，就和康生夫妇有一定的关系。当时康生派他的夫人、他的办公室主任曹轶欧以他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的名义在北大蹲点，寻找打击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的机会。大字报在５月２５日由聂元梓、杨克明、宋一秀等人定稿贴出之前，聂元梓、杨克明就通过这一小组的成员，原北大教师张恩慈去见过曹轶欧，得到了曹对他们写大字报反陆平的支持。〔３７〕这样，曹轶欧代表了康生，虽然没有插手直接组织该大字报的写作，但极大地鼓励了聂元梓等人的斗志。大字报发出后，曹轶欧又通过张恩慈立刻取得了大字报底稿，马上转给了康生。康生在第一时间内把它发表在５月２７日《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合编的机密的《文化革命简报》第１３期上。毛泽东很快看到了大字报，马上决定发表，文革风雷就此在中国炸响。

　　讲到“夫妻政治”对文革发动的主导作用，还不应当漏了刘少奇、王光美夫妇的“夫妻政治”的反作用。面对毛江夫妇种种咄咄逼人的发动群众的攻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１９６６年５月底、６月初派出大批工作组进驻全国各高校和文化机关，试图控制运动，把毛针对他们的斗争锋芒引向一般的干部和群众中的“牛鬼蛇神”，搞第二次反右斗争。６月２１日，刘少奇派王光美秘密进驻清华大学，成为工作组的实际领导。刘、王夫妇显然想通过搞“桃园经验”的秘密方式，搞出一套整中下层干部群众的经验来，进而推广全国。王光美到清华后就发动了整反工作组的学生蒯大富等人的“反蒯斗争”。刘少奇还在７月３日指示王光美和他在清华就读的女儿刘涛说“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３８〕无独有偶，毛泽东在同月也派他的女儿李纳去北京大学等大专院校为中央作观察和联络工作。李还曾经为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传递毛的指示，直接操控造反行动。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晚年写道：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外，她的女儿李讷当文革秘书，事实上一度是第二首长。江青公开声明，王关戚的案件，只有她和她的女儿能管，别人不能管。”〔３９〕由此可见，毛刘两人的“夫妻政治”活动还被延伸到了全方位的“家庭政治”。的程度。

　　从文革的发动过程来看，中共当时的上层政治大都为一些以“家庭化”为特征的阴谋活动，和它公开的、堂而皇之的《党章》中的程序是完全相违背的。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依赖夫妻政治来策划操控政治局面。尤其是毛泽东和江青所开的夫妻老婆店，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地推动了文革的发动。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公权力完全被夫妻化、家庭化、私人化。这一政治上的以公为私的腐败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中共的“红二代”把自己视为中国国家公权力的天然继承者也恐怕是这一政治观念的演化。

注释：

〔１〕George Galloway and Bob Wylie．Downfall: The Ceausescus and the Romanian Revolution．London: Futura Publication，1991, p.88.
〔２〕Mark Almond．The Rise and Fall of Nicolae and Elena Ceausescu．London: Chapmans Publishers Ltd. 1992.p.147-148. See also Elena Ceausescu,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lena_Ceausescu.
〔３〕〔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页８０。
〔４〕〔清〕张廷玉等：《明史（第十二册）·后妃列传第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页３５０３。
〔５〕〔清〕夏径：《明通鉴》卷三（北京：点石斋书局，１９０３），页２４６。
〔６〕石名岗：《文革中的山西》（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５），页１７９，１８２，２２９－２３０。
〔７〕见《人民网》：http://people.com.cn/GB/channel1/10/20000821/195703.html.
〔８〕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网站：〈《廉政准则》释义：第一章第五条第一款〉http://www.ccdi.gov.cn/djfg/fgsy/201407/t20140715_114318.html.
〔９〕鲍静：《女性参政：社会性别的追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页１３６。
〔１０〕此处数据参见唐娅辉：〈中国女性参政的时代追问〉，载《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１１年９月第５期，页４８－４９。
〔１１〕叶永烈：《“四人帮”兴亡》（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１４），页１４１７。
〔１２〕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１９６６－１９７６》（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２０１５），第三版。
〔１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页５２７。
〔１４〕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香港：共和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２），页１０１。
〔１５〕〈换妻潮〉，载陈宪辉着：《革命真相·二十世纪中国纪事》，网络著作，２０１４年。https://china20.weebly.com/。也可以参见杨桂欣《我丁玲就是丁玲！〉载《炎黄春秋》，１９９３年第７期。
〔１６〕〈换妻潮〉。
〔１７〕同上。
〔１８〕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３），页１５１。
〔１９〕裴毅然：《红色褶里的真相（一）》（台北：独立作家出版社，２０１５），页２３４－２３８。
〔２０〕在不少中共的官方研究中，一直广泛流传在毛江结婚前，中共中央尽管批准了他们的婚姻，但有如下的“约法三章”：第一，毛、贺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这一说法，已经被晚近的严肃研究证实并不存在。详见阎长贵的《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谈江青》，（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１〕安洁·温卡森（Antjie　Windgassen）著，蔡佩君译：《与权力共枕：独裁者身边的女人》（台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３），页１３－１４。
〔２２〕阎长贵：《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谈江青》（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２０１７年）。此处作者根据的是此书的电子版。
〔２３〕郝在今：《“文革”前史：延安“抢救运动”纪实》（香港：利文出版社，２００６），页３、１２９－１３９。
〔２４〕冯来刚、鲁彤著：《刘少奇在建国后的２０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页３９５。
〔２５〕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上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９），页３４９。
〔２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页８９－９０。
〔２７〕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０），页３４３－３５０。
〔２８〕〈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第９期社论，转引自《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２９〕《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伟大的历史文件〉，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８日社论，转引自《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３０〕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页５８５－５８７。
〔３１〕〈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中发〔６６〕２８１号。
〔３２〕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史稿（I）》（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页４５－４６。
〔３３〕〈林彪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３４〕张耀祠：《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８），页７５－７７。
〔３５〕：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３），页６４。
〔３６〕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３７〕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５），页１１６－１１７。
〔３８〕蒯大富：《清华文革“五十天”》（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３），页３３４。
〔３９〕转引自园丁的〈萧力是怎样走上神坛的〉载《南方周末》（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２日）。

（未完待续）

□　来源：宋永毅：《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阐释》第七章

从政治夫妻到夫妻政治：文革中的夫人参政现象（下）

　　　　　　　　　　　　　　　　·宋永毅·

（上接zk２１１１c）

◇　“中央政治”：夫人参政的弊端和恶果

　　１９６９年中共的九大以后，中国的第一夫人江青和第二夫人叶群顺利地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林彪系的军头也进入了政治局。很快他们和江青等文革激进派发生了派系冲突。为了使他们懂得上层政治的秘诀，周恩来给他们讲述了什么是“中央政治”以及属于“中央政治”范围里的问题。据邱会作晚年回忆，周恩来是这么说的：

　　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我们听后都笑了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普通的话。我起先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总是还不够深，等到“九·一三”被打倒以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的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了恰到好处。……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政治斗争中是幼稚的。当然，毛主席和江青的真实关系我们也没有看清楚。〔４０〕

　　如果我们用中国皇权政治的的格局来诠释周恩来的话，那就是毛、林、江的关系，其实就是皇帝、太子和皇后的关系。唯一不同的是：江是一个公开和直接地进入权力中枢参政了的“皇后”，她恐怕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强势“皇后”。如同邱会作后来所后悔的那样：林彪一系的倒台和他们和江青所代表的文革激进派持续的派系斗争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位皇后和她的派系的后台是拥有中国至高无上权力的共产党——毛泽东。这里我们还要补充的是，因为林彪极为病态的健康状况，无法直接胜任任何具体的党政重任，这又使他的“太子妃”叶群的权力大大上升。那么，这位参政的强势皇后（江青）和她的一时追随者太子妃（叶群）给文革政局带来了什么“新气象”呢？恐怕大都是弊端和恶果。

　　第一，无论江青和叶群都是根本没有管理国家能力的野心勃勃却志大才疏的女人，充其量不过都是“业余政治家”的水平。而“夫妻政治”的模式却把她们推上国家的中枢领导机关，在绝对权力的毒害下，她们不知天高地厚，只懂骄横跋扈，最后起了窃权乱政的坏作用。

　　例如，江青在文革初期一直吹嘘说文化大革命是她“拼着打离婚向毛主席告了状”才发动的。这主要是说，在１９６４年中央决定向全国推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时，江青去听了王光美和刘少奇的报告。就“到毛主席那里去讲，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你还没死，现在刘少奇就做报告来反对你。……江青告了状，毛主席相信了。这是江青参与领导核心政治生活最大的一次，是开端。”〔４１〕江青的告状显然投合了毛对刘猜忌的所好，在极大的程度上挑拨了中共第一和第二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催化了所谓的“路线斗争”的发生。但当时的江青还没有公职，她的干政还是隐性的、即取枕边风的形式来参政。“枕边风”的形式还只是攀附在某一权力层面上的衍生组织，或某一政治主体的附加物。而当毛泽东把江青公开地带入到中共高层政治里，使她有了名正言顺的政治职务时，她对毛决策的影响成为一种显性的公开存在，便进一步搅乱了中国政坛。

　　再如，１９６６年８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江青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却直接参与了决定领导人见报的安排。她把邓小平从第四位拿掉，把陶铸放到了第四位。对会议上刘少奇的检讨，毛泽东本来表示了满意，“可是江青首先不同意，认为检讨不深刻，不同意让刘过关，还得到了林彪支援……”〔４２〕这样毛便只能把他原来设想的只搞三个月的文革推迟到搞半年，后来当然是搞了十年！刘少奇专案，本来是康生管的，但是江青借毛夫人的名义，说她要“直接抓，直接对主席负责”，结果用逼供信搞出了一系列冤案。〔４３〕

　　文革中的叶群还没有到江青那样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程度。她长期担任林彪办公室主任，为体弱多病的林彪处理了不少对外的事务性的工作。因为她女性的细致，有时确实也避免了林彪因病而无法在复杂的上层政治中时刻警惕的错失。据说她阻止了不懂文艺的林彪在彭真搞的《二月提纲》上画圈的意图。因而，林彪批出的文件，必须经过叶群‘把关＇后才能发出。这是叶群为秘书定的规矩，也曾得到过林彪本人的认可”。〔４４〕　在叶群进入政治局以后，与林彪在其接班人地位上可谓休戚相关、荣辱与共。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前，叶群给林彪出主意在会议上讲话。建议用坚持天才论的方法来打击张春桥，以确保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叶还叫秘书为林准备了讲稿。除了文字上的准备，“在叶群的指挥下，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出黄永胜留守没有上山外，其余的按照统一部署，分头活动、私下串联了空军、海军、总后的一些中央委员，进行交底动员。”〔４５〕据说上山后，林彪对于是否要讲话反张春桥又犹豫了起来的。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忆：开会前讲不讲那番话，林彪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上车前我在旁边，曾听见林彪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叶群说，要讲！最后一刻，林彪才决定拿张春桥开刀。〔４６〕于是，林彪等人在庐山搞出了一番“清君侧”的政治风云，结果为毛泽东识破和击败。从此导致了毛、林提早翻脸，最后还使林彪和叶群折戟沉沙，死于非命。

　　九大以后，林彪手下的军人集团崛起，黄、吴、李、邱非但把持了军队的实际领导职位——军委办事组，还都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此，毛泽东起先是要积极拉拢这些军头的。可惜的是他通过江青去办理此事，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后的江青当然更加“目中无人，口出狂言”，〔４７〕其结果使毛和林彪及军人集团的矛盾迅速激化，最后终于发展为“第九次路线斗争”。从表面上看，江青似乎成了反林彪斗争中的赢家，其实正如研究江青的左派学者秋石客所总结的那样：“江青和林彪是文革的两大支柱：笔杆子与枪杆子。两者合则文革壮大发展，两者分则文革削弱乃至亡”；“林彪败亡，对江青来说是明胜暗败……”〔４８〕

　　第二，绝对的权力常常是激发和显现阴暗个性的催化剂和放大镜。文革中国家和政治早已不是民之公器，江青和叶群就都利用手中的权力，假公济私，把文化大革命变成她们个人报仇，一解个人恩怨的大好机会。

　　江青为人刻薄记仇，又患有精神疾病。文革初期她就通过叶群，指使吴法宪、江腾蛟等人，伪装成“红卫兵”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对上海文艺界郑君里、赵丹等五位文艺界人士的抄家，以销毁有关她三十年代历史和婚姻的材料。其中顾而已、陈鲤庭家竟被抄了十余次之多。江青还和叶群做秘密交易，叫叶群利用军队去迫害反对她的女演员孙维世，她曾对叶群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给你去抓。”〔４９〕而叶群也非常憎恨孙维世，“因为孙维世在莫斯科曾经和林彪谈过恋爱，叶群怕她再来抢夺林彪”。〔５０〕于是，孙维世就被叶群动用空军部队抓捕后秘密关押，一年后不明不白地惨死在狱中。

　　江青的类似公报私仇的举动常常通过她实际上是“太上皇”的中央文革小组来执行。例如，我们在本书的第五章里就比较详细地揭示了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清华大学造反派开的批斗王光美的万人大会，就有江青通过中央文革的暗中操纵。〔５１〕１９６７年夏，江青还通过戚本禹，直接在中南海内给朱德的夫人康克清贴大字报，就是因为要报康克清当年不支持她和毛泽东结婚的私仇。据说，“在延安时，党内的那些老大姐，包括康克清，都不喜欢江青，都孤立江青……”〔５２〕

　　江青和叶群的不少在民间的报仇举动都是通过南京空军的亲信、政委江腾蛟去执行的，有一次林彪秘书在听悉江腾蛟在保密电话中具体描绘了江、叶交付他的秘密报仇活动后如梦初醒：

　　它等于是给我这个天真得发呆的头脑注入了一支清醒剂，是我在受到震惊之后明白了：社会上正在盛行的“揪黑帮”、“打砸抢”，原来都有人在幕后操纵；所谓“造反有理”、“红卫兵运动是天然合理的”等等，只是愚弄人的宣传把戏。干这种不可告人的勾当的人物不是别人，其后台竟是江青和叶群！〔５３〕

　　叶群虽然还算一个正常的女人，但也很记仇。据林彪秘书的观察：“她理解的文革运动就是‘报仇运动’，对于一切‘仇人’，她不仅要把他们打倒在地，而且还要在他们身上踏上一只脚。”〔５４〕例如，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叶群迫害已故的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女士，把她打成“寡妇集团”的头子，并唆使总参机关开会批斗，并把她和女儿罗北捷一起囚禁在西山家中。还切断了他们对外联络的电话线。这一迫害的主要起源，就是因为林月琴对林彪前妻张梅的女儿林晓霖也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而叶群则“小鸡肚肠、醋意十足，容不下非自己嫡生的孩子”。〔５５〕

　　第三，夫人参政还常常加剧手握大权的夫人们之间因历史间隙、性格禀赋等个人因素造成的矛盾、进一步在政治上影响他们丈夫，把猥琐低俗的勃谿相向政治化，又把原应当严肃的政治斗争彻底地庸俗化。

　　江青和叶群固然可恶，但其他的高干夫人们也不是好鸟。上面说到延安时期的一些老大姐们对江青的非议，其实不少也很过分：她们“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更恶劣的是，包括康克清大姐在内的不少人还骂她是婊子。”〔５６〕这些做法当然激起江青在一旦权在手后的政治上的报复。当然，在这方面最夸张的例子，莫过于林彪在１９６６年５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广为散发为叶群写的“处女证明”一事。事情的源起是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因为精神疾病，对延安时代和叶群争夺情人的经历一直耿耿于怀，以至多次写匿名信对叶群进行人身攻击。而林彪为了捍卫自己的夫人，不仅站出来主张打倒陆定一，还写出了“他证明叶群和他结婚时的纯洁的处女之类的话”。这使与会者感到“这么严肃的会，发这种文件，真让人啼笑皆非！”〔５７〕但也由此看到这些高干夫人和她们的丈夫、以及中共政治局会议的低下水平。

　　叶群和贺龙夫人薛明在延安时期是同学，但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整风运动中，薛明整过叶群的所谓的“历史问题”，两人有过历史上的纠结。一般人只知道：文革中叶群为了报仇，便鼓动林彪一定要打倒贺龙夫妇。在贺龙、薛明夫妇入狱后，叶群还亲自指挥对薛明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但是世人很少知道文革前夕叶群为了搞好林彪和贺龙的关系，专门到贺龙和薛明那里去拜访。不料在叶群提出双方讲和，大家“既往不咎”时，薛明却不愿意就此罢休，她“一句话脱口而出：‘过去的事你我心里都清楚！’”〔５８〕这样，“和解”不可能，决裂却开始了。而两个元帅的办公室主任之间的冲突是必然会影响到她们的丈夫文革中的权斗的。文革中的林彪和叶群当然是迫害者，然而，如果从中共“夫妻政治”作为一种体制性的问题来看，贺龙夫人薛明也不是无可非议的。其中很难分清谁是单纯的受害者和迫害者。

　　在夫人参政的体制中，叶群不仅有夫人相轻的一面，还有夫人相亲的一面。那就是她在处理和林彪大将黄、吴、李、邱的夫人们的关系时，就俨然是一个夫人俱乐部集团。一方面，她为林彪拉拢了一批亲信；另一方面，她又公私兼顾，一举数得。例如，她就利用了这一体制为儿子林立果在全国范围内“选妃”，也为女儿林立衡解决了婚姻问题。在叶群“夫人相亲”的网络中，她又是个“小家子”味极浓的女人，她绝不允许她的“夫人俱乐部”（实为家族政治）成员稍有稍微的逾越。１９６８年初，叶群请邱会作一家来毛家湾看电影，以拉拢关系。邱因为有一个会议没有来，但是他亲自给林办打了电话“对林彪、叶群对他的特殊关心非常感激”。不料接电话的年轻秘书在向叶群汇报时，把邱的“非常感谢叶主任的关心”这句关键的话省略了。为此，叶群大发雷霆，甚至准备翻脸不认人地撤了邱会作军委办事组成员的职。后来经人及时说明，才避免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政治风暴的降临。〔５９〕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７日，毛泽东在他准备和林彪摊牌的南巡中出人意外地批判了“夫人专政”或“夫人参政”，他对刘丰等人说：

　　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６０〕

　　毛泽东的上述批判非但与事实不符，且文过饰非。比如他自己就长期使用江青当他的秘书，江还一度是毛办的实际领导。另外，叶群当林办的主任也是毛泽东认可的。据林彪秘书官伟勋回忆：毛主席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说他有病，身体不行，不能出席会议。毛主席说重要会议你来，一般会议让叶群代表你来参加就行了。‘不可分’论的‘物质基础’也就这样诞生了。”〔６１〕对于专制制度下最高或次高领袖和他们的夫人关系的不可分，这位林办秘书也有相当精彩的解释：

　　由于狂热的鼓吹个人崇拜，把领袖个人当成唯一正确的“神”，许多事情又不能不请示他这个“神”最后裁决。同时又由于健康状况的恶化，不要说一般人不能随时接近他，就是身为中央领导核心的政治局常委成员也难得见到他。于是，习惯上认为他“最亲近”的人，如妻子、儿子或侄子之类，很自然地就成了他的意志的传达者。我们概括称之为夫人专政的局面，就这样应运而生了。……有些深谙世故人情的“领导”者，很怕“最高”、“次最高”领导人把别人对他老婆的态度，看做对他本人的态度，所以就更不能不千方百计拥戴。……因此，最高领导身边的人，也就自然而然地由“不可分”论而成了当然的代理人——“夫人专政”便出现了。〔６２〕

◇　“四人帮”事件：被猜忌和抛弃的参政夫人

　　历史的走向常常是诡异的。文革中积极参政的夫人们既然跨入了政坛的角斗场，她们的命运便会被不测的政治风云所左右——有可能以喜剧登场，以悲剧告终。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当中国的“第二夫人”叶群下决心拖着已经服了安眠药的林彪出逃躲避毛泽东的政治清洗时，她恐怕不会想到最后会一家人都折戟沉沙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的沙漠里，自然而然地成了叛逃投敌的“林彪反革命集团”。既然妻以夫贵，一荣则荣，一损则损，这是以悲剧收场的一种。

　　１９６７年２月，几位老帅和谭震林等大闹怀仁堂，和中央文革小组发生冲突。其中谭震林还写信说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据说毛泽东看了此信后对江青说：

　　你哪有武则天的本事，你有武则天一半，我就高兴了。你连慈禧都不如。江青听后满怀委屈。
　　毛泽东认为江青的政治能力不够强。但如果江青真的像慈禧那样，毛泽东又会怎样呢？是仍然和江青在政治上合作，还是把江青废了？这就很难说了。〔６３〕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和讨论的问题。照理，毛泽东直到死都是中共的最高领袖，江青在毛泽东清除他的政治对手刘少奇和林彪的问题上，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这位第一夫人和最高领袖之间的关系应当走向进一步的亲密和融洽才符合事物的正常逻辑。然而，江青自１９７３年年底至１９７６年３月，却多次遭到毛泽东的责骂和批评，其次数之多和其措辞之严厉，在党内都是罕见的。大陆学者谢昌余根据官方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６４〕研究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江青批评，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从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０日到１９７６年３月１０日，前后仅两年时间，毛泽东写给江青的批语就有２２条。其中，批评江青的批语竟达１９条（包括在政治局会议上和在其他同志面前对江青的批评）。而且，毛泽东还严厉批评江青有“野心”，并且提出要解决江青“四人帮”宗派集团的问题。……党内没有哪一个人能在两年之内受到毛泽东次数如此之多的批评。〔６５〕

　　从毛泽东的上述言行中不难悟出他在当时已经对江青有了相当的猜忌。被独裁者鼓励和利用的夫人参政反而成了该夫人被怀疑、被抛弃甚至清洗的诱因。虽然独裁者和他参政的夫人都属于同一党派集团，但当夫人在更多的情况下已经以一个政治家的面目出现，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生命，甚至成为某一个党内派系的“首脑”时，她就会同样地被最高独裁者提防和猜忌。这并不因为她们和独裁者的政治婚姻和她事实上对他的忠诚而避免。这在历史上也是有不少记载的。比如，阿根廷的第一夫人艾娃·庇隆帮助他的丈夫，独裁者庇隆将军登上了总统的宝座，成为他和人民间的桥梁。但因为艾娃在群众中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功高震主”，她遭到了庇隆的猜忌，导致他拒绝艾娃成为副总统和他的接班人，使她在郁郁不得志中死去。〔６６〕

　　再如，前南斯拉夫第一夫人霍芳卡〔６７〕，曾是总统铁托元帅的知己和顾问，也被西方媒体誉为“惊艳全场的第一夫人”。但在铁托八十五岁病重之际，她因为和“元老派”政见不合，被诬陷为企图“发动政变”，在铁托的同意下被软禁，其后一直被囚禁了近２０年！究其被捕的原因，简单地说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内的各派系，“谁都不要一个强势的铁托夫人来领导”〔６８〕。这一情况，和江青在毛死后的遭遇应当有不少相似之处。其实毛泽东在这一阶段对江的批评中，就已经有过对江可能在他死后搞政变的防范，１９７５年１月下旬，在王海容和唐闻生告诉他江青对邓小平等人的看法后，毛泽东就说过：“她看的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会和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６９〕但事实证明，无论是铁托还是毛泽东，都错怪了他们的夫人。具体对江青而言，在毛死后她并没有过任何“闹事”的阴谋，相反，她很快就成了毛指定的接班人和元老派“闹事”的受害者。

　　如果再进一步仔细地考察一下毛对江批评最多的时间段，还会发现是毛１９７４年上半年到１９７５年上半年，即让邓小平复出整顿的那一年。有关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的原始动机，至今还是一个没有深入探讨的问题。高文谦认为是他为了让历史上一直是毛派系的邓小平“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７０〕但无论毛的原始设想如何，后来为事实证明都是一厢情愿地失败了的。邓小平一到中央，就和元老派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结盟，使反对派的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当时，毛要把邓小平这样一个文革的打倒对象直升飞机式地提到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高位，还会直面一个无法跳跃过去的历史纠结——邓小平会和在所谓的第九次路线斗争中立下大功的江青等人产生自然的冲突。例如，１９７４年３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人选时，原来是决定从外事部门选一个部长担任的。〔７１〕３月２０日，毛泽东主张由邓小平担任，但又告诉王海容不要说是他的意见，直接由外交部打报告。这一改变自然地被江青怀疑有有意抬高邓小平的之嫌，便竭力反对。王海容和江青长期不和，也有意不告诉江是毛的提议。最后，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开谜底，江青面子下不来，便“保留意见”。这样，江青就在被人算计中第一次公开地走向了毛的对立面。江青显然是一位缺乏高度政治智慧的女人，她不懂独裁者的女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独裁者的需求和意愿。尽管按党章她做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完全可以保留意见，但是她作为毛的夫人这样做，会被毛自然而然地视为一种对毛不容置喙的绝对权威的公开挑战。江青曾在接受美国女学者罗珊·维特克的访问时表明：“她的权力不仅是对主席权力的补充，也可能是一种竞争关系”，这显然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解，当场便被维特克认为会给“她日后的政治生涯埋下隐患”。〔７２〕果不其然，毛泽东对江青的“保留意见”勃然大怒，第二天便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７３〕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这大概是毛江在这一时期公开冲突的起源之一。

　　然而，毛对这些冲突的解决方法也是片面和不成熟的，他一味贬江褒邓，甚至不惜利用邓小平及元老派来整江青。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批评江青还有更重要的深一层的意思，是做给邓小平看的，给足了他面子，支援他，也是对他收拾文革残局寄以希望。……毛泽东直接批评，拿自己的妻子开刀，举起安定团结的旗帜，谁还能对江青说三道四？”〔７４〕这一说法似乎颇有洞见，但经不起再三的推敲。如果要支援邓就非要“拿自己的妻子开刀”，这不免有过于实用主义之嫌。江青并不是一个政治智慧很高的女性，对她的批评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毛说了不少严重损害了江青作为“第一夫人”身份的过头话。例如，在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７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甚至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在１１月６日毛又说：“我三年来只同她吃了一顿饭，现在是第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同她吃”。１２月２３－２７日的谈话中，毛第一次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四人帮”，并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的。”同时，他却认为“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７５〕今天看来，其实江青对邓小平的看法更有其“政治敏感性”，这也正是毛一直承认的江青在政治上对他有极大帮助之所在。〔７６〕不过当时毛对他突然启用邓小平的决策“剃头挑子一头热”，完全看不清这一点。

　　毛的这些批评中有关江青“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忘掉了江青的种种极左的举动正是为了执行他的文革路线。话句话说，毛自己才是江青的“钢铁工厂”和“帽子工厂”的后台老板。一味指责江青显然有推卸责任甚至嫁祸于人之嫌。更值得注意的是：毛公开地宣布了自己和江青的政治切割（“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甚至不惜公开他们私生活来证明他们夫妻关系的破裂（“我三年来只同她吃了一顿饭”）。所有这些，都事实上说明他们本来就仅是的政治婚姻的频于崩溃。至于他说“江青有野心”，又是一种缺乏事实依据的严重却轻率的指控。毛的这一指控可能来源于１９７４年１１月江青就王洪文在四届人大担任人大副委员长的建议，但是提出这样的意见是江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应有的权利，也符合任何程序。毛泽东把它理解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７７〕这显示了一种不合逻辑的判断和猜忌，因为四届人大要解决的是行政职务，而不是党主席这样的党内第一把手的权位。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２日，毛泽东又批示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７８〕。还正因为毛泽东的这个主观推断，在中国大陆有关江青及文革派反对周恩来，企图在四届人大自己“组阁”的大批判文章不胜枚举，最近还有人提出：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四届人大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委员长，谢静宜当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党代会上姚文元进中央常委，毛远新、谢静宜、迟群、金祖敏进政治局。现在改选之前要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将来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做党的主席。〔７９〕

　　上述“组阁计划”恐怕不符合史实，因为它不仅混淆了党与政的界限，还无法在“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四十多年的今天找到任何官方档案的支持。比如，官方的权威出版物《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里仅有一处谈到江青在１９７４年向周恩来提及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的建议，记载如下：

　　十月六日晚，江青赶到周恩来住的医院，向周提出她对人事安排的“意见”，主要是谈军队总参谋长的人选。〔８０〕

　　根据这一的记载，江青并没有就“总理”、“委员长”、“副总理”和“部长”等名单提出过任何“组阁”的意见，而只谈过一个关于总参谋长的意见。而无论周恩来或江青，当时都不在军队任职。无论是毛泽东当年关于江青要“组阁”的批评，还是后来由此源生的批判文章，在史实上都缺乏足够的支持。

　　在毛对江的指责中，还不难看到他某种个人情感性的因素，即某种刻意躲避和厌恶。他甚至数次拒绝了他的第一夫人要和他见一次面的请求。比如，上述毛提议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的事，当时江青并不知情才表示反对。为此她写信给毛要求见面申述，毛回复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８１〕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３０日，江青就毛批评的“四人帮”问题在政治局检讨后，写信给毛要求见面，还讲了自己生病的情况：“我希望人大之后离开北京，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我低温很久了，脑力有突变的危险——一切都遗忘”。不料毛冷冷地批复：“江青：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８２〕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７日，毛又一次拒绝江青要求见面的要求，在江的信上批示：“我近日有些不适，以不见为好。”〔８３〕根据毛泽东身边的人回忆，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和众多女友大被同眠的私生活已经有所改变，主要是和他原来的专列服务员张玉凤打得火热，俨然是夫妻一般。甚至连江青要见毛都先要通过她和另一个女友孟锦云〔８４〕。有新欢自然厌旧爱，毛在情感上对江的厌恶就可以理解了的。据毛身边女友的观察：

　　毛泽东早已对江青这个女人产生了厌倦，甚至是反感，江青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也越来越丑恶了。……江青的年老色衰，人老珠黄，也使她在毛泽东的眼睛里早已经无魅力可言了。〔８５〕

　　毛这样地不近人情，连新的宠妾张玉凤都感到有些过份，为此对毛说过：“你干什么老不见人家啊，人家老太太怪可怜的。”另外，毛在那段时间还和张玉凤和护士孟锦云认真地探讨过和江青的离婚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曾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认为毛“是一个可能带有某种边际性人格特征的自恋主义者……他宁愿随时准备抛弃其他人，而不是相反。……这样一来，任何特别接近自己的人，就可能立即变成对手或者敌人”。在进一步具体分析毛和女人关系时，白鲁恂又指出：“毛泽东对待女人的方式的全部记录”，是一种“忽略女人、利用女人，以及抛弃女人”的过程。由此，如果毛长寿的话，他和江青之间的“政治婚姻”也很难说不会发生正式的破裂。更重要的是：毛与江都是文革派，他们之间缺乏政治上的交流，只能产生更多的类似江青反对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式的误判，导致某种内部自损自耗的恶性循环。

　　当毛泽东在党内的各派系间玩弄权术，翻来覆去地利用一派整另一派，为自己最后的统治搞制约平衡时，他是把自己抽身于各派系之外，高踞于各派系之上的。其实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觉。现代关于第一夫人和领袖关系的研究认为：第一夫人和领袖、尤其是独裁者的关系具有“传染性”和“从属性”两个特点。〔８９〕前者是说领袖的权力会自然地传染给他们的夫人，后者则告诉我们夫人常常是领袖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毛利用邓小平或元老派来整治江青时，他其实正在为反对派提供口实，从而大大地损害自己的形象和权威。此外，当他指责江青“积怨甚多”时，他忘了其实江青是在代他“积怨”、去攻击和打倒毛的党内对手们。这样，当他让邓小平主持三次政治局会议（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７日、５月２７日和６月３日）痛批江青及文革派，责令江青等人写出书面检查时，其实江青是在进一步代毛挨批和受罪。这不仅显示了文革派的分裂，还显示了毛在晚年政治斗争中的极端软弱。或许正看到了这一点，邓小平才不久后断然拒绝了毛要他来主持一个肯定文革的决定。其实这已经是非常明确地告诉了毛他的批江和整顿最终目的所在。

　　和江青等人代表的极左的文革路线相比，邓小平出山以后的一系列整顿和对文革路线的批判当然符合历史潮流。但如果我们既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仅以是非论成败的话，我们便会发现毛泽东当年的对江青及“四人帮”的过头批评是极大的失策。其最主要的后果是造成了他死后江青和“四人帮”的必然下台和他自己的文革思想路线的迅速覆灭。

　　首先，宗派或帮派活动在中共的政治语境内历来是一个大忌，几乎没有人不在最后被上纲上线而打成反党集团的。建国以来在毛泽东手里，远的有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彭德怀、张闻天反党集团；近的在文革中又有刘少奇叛徒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江青和“四人帮”是毛泽东亲自揭发和定下的宗派集团，而且江青在被斗争了几次后也承认了“四人帮”是客观存在。尽管毛泽东在对文革派的批评中留了极大的余地，认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９０〕但是这是毛为中共党内斗争开的一个特例。只要毛不在了，这个由毛送给反对派的定罪借口是根本不会等到“后年”才发难的。果然，毛泽东尸骨未寒，他的接班人和元老派便用执行他的“最高指示”的大义、把他的夫人和“四人帮”当作“反革命集团”抓了起来。这很可能是毛生前所始料未及的，但决定性的伤害却是他活着时一手造成的。

　　其次，毛泽东的批江过头造成了文革派的内部隔阂和分裂，使他们失去了捍卫文革路线的锐气和战斗力。因为毛一再警告其他人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造成了王、张、姚三人不敢和江青走近抱团。例如，王洪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叶剑英拉拢，试图投靠元老派。甚至张春桥这样的“四人帮”核心人物，也一度故意“和江青有些疏远，保持一定距离”，以便不被毛泽东对江青的怒火殃及鱼池。〔９１〕如同最新的文革研究所揭示的：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在毛死后非但没有任何具体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甚至连一点起码的自保的措施都没有。〔９２〕倒是华国锋和元老派一起，用很短的时间从容地策划了十月六日的政变。据说陈永贵在下台后因为和华国锋是山西老乡，这样聊起过“四人帮”是否搞了“阴谋诡计”：

　　我和华国锋谈话时，他对我说：我们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些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诡计不行。我说那还不是你把四人帮搞掉的嘛！他脱口而出：因为他们不是真正搞阴谋的，如果他们搞阴谋诡计，我们也搞不过人家。”〔９３〕

　　诚哉斯言！华国锋下台后的这一不经意说法，其实是一句难得的大实话。

　　最后，因为毛急于和他的夫人江青切割，反对派便渔翁得利，有了“清君侧”的大好机会。其方法之一，便是利用政治谣言来影响上层政治和争取底层民心，如所谓的《红都女皇》案便是一个典型。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３年，江青做为第一夫人，在这一时期从事了一些和她“第一夫人”身份相符的外事活动。其中之一便是她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接见了美国女学者罗珊·维特克，她们共谈了６０余小时。１９７７年，维特克据此出版了英文本的《江青同志》（长期以来被人称为《红都女皇》），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着作。不料，在１９７５年此书还没有出版，便被描述为一本在香港出版的、泄露大量国家机密和毛泽东婚姻隐私下流的地摊文学着作。据说朱德向毛揭发此书，毛泽东于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３日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３０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至今为止，大陆的学术着作还在引用这一不存在的案例。〔９４〕据笔者在香港检索各大学和香港图书馆上世纪７０年代的出版物总目录，并不存在《红都女皇》这样一本书。这样自上而下的政治谣言对于在党内中层和基层群众的反江反毛的民心导向起了极大的作用。更可怕的还不是这些无形的谣言，而是党内的反对派利用了毛的批江对文革派的遏制，给了元老派在邓小平、叶剑英的大旗下重组队伍的大好机会，聚集了强大的有形的反对力量。他们甚至准备在毛还在世时就发动政变。“四人帮”粉碎以后出版的叶剑英传记中就记录了不少军队将领和叶在毛泽东生前就准备抓“四人帮”、发动军事政变的对话。〔９５〕

　　因为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兴起，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６日下午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后，毛终于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耐心地听取了江青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经过以及对邓小平处理的意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出现了以往共同策划打倒刘少奇和林彪时的某种回光返照。据毛的女友孟锦云的观察：

　　江青在毛泽东的眼神里，渐渐地看出了共鸣，这种共鸣，像兴奋剂一样，把她推向亢奋的高潮。她深深知道，这种共鸣，是她通向他心灵的一座小桥，她必须全力以赴地来加固这座小桥，于是她不停地说着，比画着，生怕一停下来，一切都随之破灭。〔９６〕

　　值得一提的是：从批邓开始到毛泽东离世的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再也没有在任何场合提过要解决所谓的江青和“四人帮”问题了。他是否对自己轻信了邓小平“永不翻案”的保证有所懊悔，还对自己提出“四人帮”问题自损自害了文革路线已心知肚明，我们都不得而知了。因为他不久便进入了经常性的昏迷状态，几个月后便离世了。

◇　结语

　　“夫人参政”不仅是毛文革的一个重要创造，在整个国际共运史上也史无前例。这一政策还在当时对其他一些共产党国家，如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赛斯库和他的夫人伊琳娜·齐奥赛斯库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在定性这一文革政治景观时，必须首先指出它是“中共特色”而不是“中国特色”，因为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里，最高的皇权统治者们大都是“夫人参政”政策的反对者。然而，中共的干部政策和意识形态却为高干夫人干预政治开了方便之门。首先，中共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领导人和其直系亲属之间的利益冲突或规避政策。其次，中共激进但抽象的解放妇女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有利于夫人参政。中共党内的高干婚姻常常是政治夫妻，即夫妻关系主要不是以个人情爱为基础的寻常婚姻，而是政治利益一致前提下的结合。

　　在中共的历史上，毛泽东并不是夫人参政这一做法的首创者。公开地让自己的夫人在自己发起的党内政治运动里充当举足轻重角色的，可能是所谓的延安“抢救运动”中的康生和他的夫人曹轶欧。在文革前夕和发动中，还有刘少奇和王光美等人。是他们开创了夫妻政治的先例。从文革的发动过程来看，中国当时的上层政治大都为一些以“夫妻政治”和“国家政治家庭化”为特征的阴谋活动。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依赖夫妻政治来策划操控政治局面。尤其是毛泽东和江青所开的夫妻老婆店，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地推动了文革的发动。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公权力完全被夫妻化、家庭化、私人化。

　　毛文革的“夫人参政”产生了极大的弊端和恶果。参政的夫人们常常是根本没有管理国家能力的野心勃勃却志大才疏的女人，而“夫妻政治”的模式却把她们推上国家的中枢领导机关，在绝对权力的毒害下，她们不知天高地厚，最后起了公报私仇、窃权乱政的坏作用。“夫人参政”还常常加剧手握大权的夫人们之间因历史间隙、性格禀赋等个人因素造成的矛盾、进一步在政治上影响他们丈夫，把猥琐低俗的勃谿相向政治化，又把原应当严肃的政治斗争彻底地庸俗化。

　　文革中积极参政的夫人们既然跨入了政坛的角斗场，她们的命运便会被不测的政治风云所左右——有可能以喜剧登场，以悲剧告终。当参政的夫人在更多的情况下已经以一个政治家的面目出现，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生命，甚至成为某一个党内派系的“首脑”时，被独裁者鼓励和利用的夫人参政的结果反而成了该夫人被怀疑、被抛弃甚至清洗的诱因。这并不因为她们和独裁者的政治婚姻和她事实上对他的忠诚而避免。

　　如果我们在以上探索的基础上再加上中共的专制体制，文革阴谋政治的需要和最高国家公权力的私人化等因素，那么文革特有的夫人参政的现象便不难被窥见其缘起、发展和终结的全貌了。总之，夫人政治是依附于畸形病态的中共体制上的一朵“恶之花”。只要这一专制体制存在，隐性的或显性的“夫人参政”现象就绝不会结束。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只是它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从过去的阴谋政治和路线斗争，转换成为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所进行的红色私有资本的财富暴敛而已。

注释：

〔４０〕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页６８０－６８２。
〔４１〕《王力反思录》（下），页７４６－７４７。
〔４２〕同上，页６１７，６３５。
〔４３〕同上，页６８０。
〔４４〕《“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页１５４。
〔４５〕郑重：《张春桥：１９４９及其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页５３６－５３９。
〔４６〕参见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香港《中华儿女》，１９９９年，第二期。
〔４７〕《邱会作回忆录》（下），页６８０－６８２。
〔４８〕秋石客：《锁在云雾里的江青》（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２０１６），页２３８。
〔４９〕《历史的审判》编辑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上）》（北京：群众出版社，２０００），页２８６－２９６。
〔５０〕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２０１６），页５２６。
〔５１〕王光宇：〈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载阎长贵、王光宇《问史求信集》（北京：红旗出版社，２００９），页１７８－１８２。
〔５２〕《戚本禹回忆录》（上），页６６。
〔５３〕《“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页６１。
〔５４〕《“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页６５。
〔５５〕赵云生、王红晖主编：《元帅夫人传（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３），页６２４－６２７。
〔５６〕《戚本禹回忆录》（上），第６６页。
〔５７〕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革（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０），页６１０。
〔５８〕《元帅夫人传（下册）》，页６３８－６３９。
〔５９〕《“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页２９３－２９７。
〔６０〕毛泽东：〈在武昌与刘丰、刘建勋、王新、汪东兴的谈话〉（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７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６１〕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页２１７－２１８。
〔６２〕同上。
〔６３〕郑重：《张春桥：１９４９及其后》，页３７０，４２３。
〔６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页３９４。
〔６５〕谢昌余：〈论毛泽东写给江青的批语〉，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１３卷第５期，第１０页。
〔６６〕《与权力共枕：独裁者身边的女人》页１６６－１６７。
〔６７〕同上。
〔６８〕同上。
〔６９〕《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页５６９。
〔７０〕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页４７１。
〔７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页１３７６－１３７７。
〔７２〕罗克珊·维特克著、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６），页４４５。
〔７３〕同上。
〔７４〕郑重：《张春桥：１９４９及其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页６７９。
〔７５〕《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六卷）》，页５４０、５５６、５６２。
〔７６〕毛泽东曾对他井冈山时期的战友曾志（陶铸之妻）说过：“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感。”可见曾志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页３２０。
〔７７〕同上，页５５８。
〔７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册）》，页３９４。
〔７９〕李海文：〈重要关头毛泽东力阻江青组阁〉，《世纪》，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８０〕《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页１３８７。
〔８１〕《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六卷），页５２３。
〔８２〕《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页１３９６。
〔８３〕《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六卷），页６３０。
〔８４〕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４），页５４６。
〔８５〕郭金荣：《毛泽东的黄昏岁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１９９０），页１１５。
〔８６〕同上，页１２１。
〔８７〕同上，页１８６－１８７。
〔８８〕〔美〕白鲁恂著，刘宪阁译：《毛泽东的心理分析》（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９），页１－２；１７７。
〔８９〕胡充寒：《世界上４０位第一夫人》（长沙：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２），页７７。
〔９０〕〈毛泽东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１９７５年５月３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９１〕《张春桥：１９４９及其后》，第７２２页。
〔９２〕详可参见刘健：〈回顾“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阴谋篡党夺权而不是四人帮〉，美国《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号，第９５－１１８页。还可以参见韩刚〈有关粉碎“四人帮”事件的史实和疑点〉，广州：《同舟共进》，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４８－５５页。
〔９３〕秦楚：〈陈永贵谈邓小平、胡耀邦、张春桥、华国锋〉，转引自《张春桥：１９４９及其后》，页７６２。
〔９４〕刘林先：〈毛泽东“文革”中在对待江青问题上的是非〉，《毛泽东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６期，页６３。
〔９５〕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下）》（北京：华文出版社，２００２），页５５５－５５６。
〔９６〕《毛泽东的黄昏岁月》，页１７２。

□　来源：宋永毅：《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阐释》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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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 从政治夫妻到夫妻政治：文革中的夫人参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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