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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且岸:费正清观察中国革命的不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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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9-14 08:00: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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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革命与内部革命
7 l( k2 X/ @0 t% k7 S' I费正清观察中国革命的不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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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读人:侯且岸 * S6 u2 }/ o8 F/ v! u, R9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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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Z9 K0 d0 C2 K/ C3 ~, v费正清在做中国研究的时候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中国革命。费正清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和文化的过程,在他看来,要完整地理解中国革命,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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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正清晚年,也就是1986年(1991年病逝),他推出了他的著作《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这本书实际上是在讲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过程。同时,在他之前的《美国与中国》这本讲中国历史文化的书当中,一共17章,其中有12章也在讲中国革命。可见中国革命在费正清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当中是占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的。他实际上是想让美国人从更深的层面来理解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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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在这两本著作中探讨中国革命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论,就是利用外部革命与内部革命相结合的历史范式进行研究。在他看来,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包含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如果说第一次革命的特征是外部革命的话,那么第二次革命就是发自中国社会内部的革命。+ x- W7 i( ?+ g+ X8 y) y& S;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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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在研究中国的时候有一个“冲击-反应”的理论范式,是讲西方的冲击与东方的反应。这个范式是要说明,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性和专制主义统治导致的牢固性,这个社会是很难从自身内部产生变化和展示活力的。如果这个社会要变化,就必须要受到外部的冲击。. V6 F4 `3 ~8 @

3 G% _9 S; P3 ~9 s! u9 B过去我们研究“冲击-反应”这个范式的时候,很注重外部的势力包括军事的、经济的、社会的,来改变中国社会,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费正清看来,最需要来自外部冲击的并不是物质的因素,而是来源于思想和精神的因素。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其观念是保守的,社会要发生变化的话,主要的阻力来自于它的思想,所以必须要有西方外部的思想来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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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C' C: W0 m0 {# j% g( _0 r1 n他在他的著作当中苦苦寻找中国内部有没有积极的因素与外部西方的思想发生联系,但寻找线索的时候其实是很乏力的,他自己也觉得很困难,很难找到。所以他才认为要有外部的影响来促进中国内部的思想变动,发生革命。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一次革命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来展开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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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 C$ }/ e4 Y( w- w7 Q! V1 h+ M" l引起费正清对中国革命更深刻地理解,在他看来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是后来的第二次革命。他更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革命,也就是我们习惯上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这个革命发展到极致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不仅费正清,和他同时代的一大批的美国中国学家,他们都对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展开了研究,并且具有浓厚的兴趣,在他们看来,终于在中国社会的内部产生了发生革命的动力和精神因素。# r" H" X+ N/ w! u7 {5 n- Y9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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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他们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不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当那种乌托邦的理想主义一经付诸社会实践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来关心它,甚至拥护它。中国文革引起了美国中国学界非常强烈的反应,可见一斑。他们是把它看成是内部产生革命的动力。按照费正清的逻辑,内部产生革命动力实际上是有了内部革命的思想动力,在他们看来,这种思想动力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影响中国的革命和整个中国。这就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也叫做内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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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美国很多中国学家,包括费正清本人,他们没有很快从既定的革命观上扭转过来正视中国的改革开放。甚至费正清在他的书中谈到:中国革命是否应该放慢其节凑。言外之意是说,中国的革命可能正在走向另一种方向,而这种方向很可能偏离了它原有的轨道,变得“越来越像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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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大体勾勒了费正清的中国革命观。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美国的中国学家对中国革命是这样一种看法,而围绕这一看法,我们还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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