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红标：“要武”导致暴力狂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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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武”导致暴力狂潮吗？

印红标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问献袖章的红卫兵叫什么名字，得知叫“宋彬彬”之后，随口说“要武嘛。”几天之后，北京市红卫兵和群众暴力疯狂升级，并蔓延全国。多年来，有一种流行说法，将毛泽东所说的“要武”视为红卫兵暴力狂潮的直接原因。此说也见于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历史的议论及争议之中。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文根据历史资料提出：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至９月的红卫兵暴力狂潮，直接产生于“破四旧”运动，领导者或支持或纵容的政策令其泛滥。“要武”的话语并不是其主因，目前缺少红卫兵以“要武”为其暴力来源的史料证据。“要武”与打人狂潮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未必是因果关系。

一，“要武”的场景与传播

　　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位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答：叫宋彬彬。毛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答：“是。”毛说：“要武嘛。”〔１〕客观地说，“要武嘛”在这个场景更像是一句缓和气氛的玩笑话，可以说反映了毛泽东对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崇尚，而要将“要武嘛”理解为可以武斗，可以打人，甚至提倡打人，则是很成问题的。此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都已经明确提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武斗”在当时通常指打人，不要武斗就是不要打人。〔２〕

　　宋彬彬见到毛主席，非常兴奋，但没有感觉“要武嘛”三个字有什么微言大义，也没有向同学们正式宣讲。据宋彬彬等人回忆，将“要武嘛”三个字公诸于世的是一位《光明日报》记者。１８日，记者到师大女附中访问宋彬彬，随后请她到报社把见到毛泽东和对“要武”的感想写成文章，宋彬彬及与她同去的两个红卫兵却难以胜任，于是记者越俎代庖，写出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署名“宋要武（宋彬彬）”，刊发在８月２０日《光明日报》，〔３〕次日，《人民日报》转载。

　　署名“宋要武”的文章对毛泽东的话“要武嘛”做了阐发，同时没有越出中央政策的界限。文章引述了毛泽枪杆里面出政权的观点，以及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著名论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文章表示决心：“我们一定要发扬‘武′的精神，跟着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由此，毛泽东所说的“要武嘛”传遍天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全国的学生、民众都是在同一时间，从同一个渠道得知毛泽东的话“要武嘛”。宋彬彬和她的同学在官方媒体之外，没有另外做宣讲，北京的学生也是从报纸获知这个信息的。

二，破四旧运动催生了暴力狂潮

　　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参加天安门群众大会，接受红卫兵袖章几天之后，北京和全国各地以红卫兵为主的群众暴力急剧升级，抄家、打人风行，很多人被指为“阶级敌人”、“牛鬼蛇神”、“黑帮”而遭受野蛮的殴打、折磨，以致死亡。各地被殴打和折磨致死的人数至今没有全面系统的披露，仅就目前已经公布的统计看，各地打人致死的数字差异极为显著。在１９６６年８月至９月，北京、上海、武汉三地被殴打和折磨致死的人数是：北京１，７７２人，上海（６月至９月）１１人，武汉“游斗折磨致死”３２人〔４〕。北京的死亡人数是上海的１６１倍，武汉的５５倍，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果毛泽东“要武嘛”的片语果真导致了红卫兵和群众的疯狂暴力，那么，为什么各地同时得知这句话，反应的激烈程度却有这样巨大的差别？用地区文化的差异很难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合乎逻辑的推理应当是：在“要武嘛”之外，另有造成暴力剧增的更重要、更根本的原因，“要武嘛”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个关键性的原因十分清楚，就是北京红卫兵发起，全国效仿的“破四旧”运动，以及文革最高领导者对“武斗”（打人）的纵容。

　　“破四旧”原泛指破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运动则是由北京二中红卫兵发起的一场群众运动。他们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７日晚上起草，１８日凌晨完成破四旧的倡议书《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１８日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之后，他们将这份倡议印成传单散发。２０日北京红卫兵走上街头，开始破四旧行动。破四旧运动最初是要求破除某些带有旧时代或西方色彩的文化和习惯，如：禁止某些服装或头发式样、更改街道名称等，很快发展成大规模破坏文物古迹，批斗、抄家、驱逐“阶级敌人”回原籍等暴力行为，“武斗”即打人之风在破四旧活动中迅速扩展，出现第一次升级。

　　２５日，北京市榄杆市街道居民李文波反抗，用菜刀砍伤查抄他家的红卫兵。同日，北师大二附中学生曹滨海用刀砍伤前去抄家的红卫兵。红卫兵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的报复，进而实施更残酷的暴力，“武斗”出现第二次升级。毛泽东此时继续对武斗采取纵容政策，即一方面要求不用武斗；另一方面肯定红卫兵破四旧是革命行动，不强调反对武斗，不惩处施暴者，对打死人也不予追究。因而，武斗如野火急剧蔓延。

　　城区学生红卫兵打人行为逐渐向郊区农村发展。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１日大兴县１３个公社发生屠杀“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家属的惨案，共计３２５人被害身亡。〔５〕

　　２９日，面对北京武斗的恶性膨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文斗，不要武斗。”〔６〕此后，中央开始强调不要用武斗，不要打人。林彪３１日在天安门讲话中说道：“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９月５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经中央三令五申，打人狂潮逐渐受到遏制。

三，领导者的支持与纵容

　　破四旧运动开始之后，中央高调赞赏，对于随后产生的暴力行为采取有区别的政策，原则上继续说“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而对于武斗（打人）予以纵容，对其他暴力行为基本予以支持。〔７〕

　　红卫兵强行要求更改服装式样、更改街道、商店名称的举动，不太涉及暴力，官方媒体详细报道、推广，全国迅速响应。

　　对于批斗游街等暴力，中央事实上认可，没有正式列入“武斗”之列，但在官方报刊和电台广播上不予报道。

　　对于破坏文物古迹的行动，各地党政领导多为放任，也有所劝阻，态度不一。大批文物古迹受到破坏和损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政府和群众的保护，受破坏程度相对较轻。

　　对于红卫兵抄家，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公安、街道治安系统不仅是支持，而且予以配合和引导，只对为数不多的民主人士予以保护。报刊对于抄家行为，以歌颂的口吻委婉地表示赞赏，但避免详细报道。由于有党政领导的支持，各地抄家的户数差别不算太大。在１９６６年８月至９月期间，北京有３３，６９５户被抄家，上海有１５７，７００户被抄家，明显多于北京，苏州６４，０５６户，天津１，２万户，武汉２.１万户被抄家。〔８〕

　　对于从城市强制遣返所谓“六类分子”（在“四类分子”之外，加上右派、资本家）、有政治问题的人及其家属回原籍，中央和地方领导当局予以积极支持与指导，官方报纸却不予报道。周恩来领导的首都工作组在１９６６年文革前夕已经有遣返的计划，被毛泽东阻止。〔９〕红卫兵再次启动遣返行动，得到支持。北京有８５，１９８人，上海有９，２６０人，广西南宁有数千户，被驱赶回原籍。〔１０〕截止１０月３日，全国赶走各类分子及家属３９７，４００人，被中央列入红卫兵的战果。〔１１〕但是，官方报纸没有报道驱逐各类“阶级敌人”的活动。

　　中央对于武斗即打人行为，采取姑息和放纵政策。一方面说“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另一方面不追究施暴的红卫兵和其他人的法律责任。报刊赞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而对大量的打人行为视而不见，只字不提。北京市领导人吴德回忆，在打死人的数字急剧增长的情况下，他曾经找谢富治商议予以制止，被毛泽东否定和批评。日期应当是榄杆市事件的次日，８月２６日。〔１２〕２９日，当打人、打死人的情况持续恶化，危及运动“斗批改”的目标时，毛泽东调整了政策，转为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及北京市采取多种方式宣传制止武斗，高度纵容的政策告一阶段。但是，仍然没有追究加害者的刑事责任。

　　基于对红卫兵暴力及中央政策的考察，破四旧期间北京与上海、武汉打死人数字的悬殊差距是否可以做如下解释：其一，北京与外地破四旧运动进展存在时间差。破四旧运动由北京红卫兵酝酿发起，受到中央赞赏之后，外地红卫兵追随模仿，这里有数天的时间差。官方媒体予以详细报道的北京红卫兵活动，如更改商家字号等，外地红卫兵迅速跟进；报刊对抄家、驱逐等活动虽无明确报道，但有党政、公安机关内部精神支持，外地也能较快效仿；而对于公然违背中央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基本政策的极端暴力——武斗（打人），效仿者不能不有所迟疑，形成时间上更多的延迟。北京红卫兵疯狂打人的作法，主要是通过北京赴外地串连的红卫兵推行的，其权威性和正当性均受外地学生和群众的质疑。当上海、武汉等地罔顾政策的武斗开始抬头的时候，北京那边的恶性暴力已经令领导者感到不安，开始着手制止。８月３１日林彪天安门讲话，９月５日《人民日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以其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压住了外地刚刚冒头的武斗之风。

　　其二，地方领导对运动的掌控。地方领导要紧跟中央，但是仍然保持政策观念，对红卫兵违背政策的暴力、武斗行为态度谨慎，有所顾忌。此时，地方党政领导掌控着红卫兵和学生中的多数派，这些学生也是地方上破四旧的主力。地方领导的意图约束了红卫兵的行为。

四，未见红卫兵以“要武”为暴力依据的史料

　　如果说，红卫兵暴力是破四旧运动的产物，那么，破四旧运动中出现的暴力是否受到了“要武”话语的激励呢？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红卫兵的言论，是否以“要武”为其暴力的依据，或者以“要武”为其暴力辩护。就笔者所见的历史资料，红卫兵确实曾经为其暴力收罗依据，他们宣扬“红色恐怖”，引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有关论述，却未见提及“要武”。

　　北京六中红卫兵在该校劳改所的墙壁上涂写了“红色恐怖万岁！”几个大字。一名学生和一名老年教工在这个劳改所被殴打致死〔１３〕。北京航空工业学校“井冈山战斗队”印发题为《伟大的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说：“红色恐怖笼罩着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革命人民欢呼好得很！”上海中学高二（６）班红卫兵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１日翻印了这份传单，在上海散发。哈尔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编印的《造反有理》报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３日创刊号发表社论《鬼见愁——红色恐怖万岁！》宣称：“只要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存在，我们就要造反，就要搞红色恐怖！”

　　更多见的是引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中的语录：“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在笔者见过的红卫兵资料中，没有将“要武”与暴力相联系的文献。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引用毛泽东的话“要武”不必忌讳。未见引用“要武”的话语，是判定“要武”与暴力狂潮关联性不强的一个基本依据。同时，也应当说明：笔者见过的资料有限，难免有疏漏，希望发现此类资料者能提供研讨，以便更准确地认识历史事实。

◇　结论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与红卫兵宋彬彬对话时所说的“要武嘛”不过是一句玩笑话，并无深意，至多是提倡一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尚武精神，或许有营造革命气氛的作用。然而，当时的群众并没有将其作为实施暴力或武斗（打人）的号召或者依据。“要武”并非几天后出现的红卫兵暴力狂潮的直接原因。事件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不一定是因果关系。直接导致８月至９月暴力狂潮的是破四旧运动，而非“要武”的片语。二三十年来，学术界对破四旧运动导致红卫兵暴力狂潮已有明晰的认知。

２０１３年初稿，２０１９年修改。

注释：

１，《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１日，原载《光明日版》，８月２０日。
２，十六条的提法是：“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实际上，中央的政策是在整个运动中都不要打人，并不限于辩论的场合。８月１２日《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明确说：“这场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即使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一词，在当时指打人。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８月１８日对西安市大学中学生的讲话讲得最明确：“不要武斗，就是不要打人嘛”，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３，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和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记忆》第４７期和第８０期。另据笔者对刘进的访谈，当天去《光明日报》社的有三人：宋彬彬、刘进、MT。MT记得在报社的情景，包括她们没有写出文章。
４，《北京日报》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０日。金大陆：《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史林》２００８年第３期。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１９１９－１９８７）》，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２４页。
５，《十年浩劫　京城血泪》，北京日报《宣传手册》编辑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专辑），第９０页。
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４３９页。
７，关于有区别的政策，参看印红标：《中央将打死人列为红卫兵战果吗？》，《记忆》第２５２期，２０１９年３月。
８，《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北京市党史资料通讯》增刊（１７），１８８７年５月，第２６页。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一）１９９２年，第１０３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７２－７３页。江沛：《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７２页。
９，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京外单位革命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１０，《当代中国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６８页。《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１０２页。《当代中国的广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２５页。
１１，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１２，《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实——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８－２９页。
１３，《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劳改所”内幕》，（北京）六中遵义兵团１９６７年２月编辑：《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５－８，２０页。

□　原载：王本中、启之主编：《北京盛夏一日》（二），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８月，第１３７－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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