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翼思潮的图景——陈冠中访谈录

reading · 发表于 2023-8-26 10:12:46

齊克：陳先生，您好！今天非常高興能請您談一下與新左翼思潮相關的話題。共識網希望在梳理當下中國思想譜系上下點功夫，也刊登了一些相關方面的文章，或許這種工作有助於化解各種思潮之間的矛盾、衝突。對於梳理新左翼思潮，現在是否會有更多新的可能呢？

陳冠中：我最近看了共識網的幾篇文章，一篇是陳宜中談到中國新左派和其它左派的變化，也看到楊帆對中國左右的重新分類、看到陳子明談新的毛派的分類。之前在別處還有李偉東、榮劍、張木生等的分辨，我覺得現在大家對這些議題越來越清楚了，2000年以前大家對於國內政治定義之外的左和右，什麼叫做新左、什麼叫自由派和新自由主義其實沒有這麼清楚，現在大家終於知道，為了思想的辨析討論，自由主義要分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等等，另外就是國內政治定義上的“左派”和國際一般指涉的“左翼”不見得是一回事，國內毛派也可以分左和右兩種，我覺得這是挺好的，在之前馬立崭捁η厮麄兊姆诸愔希毣艘恍绕鋵χR分子在學理上的左右之分說得更細了，也更加彰顯了之前錢理群、秦暉、吳國光、郭于華、許紀霖等學者的一些主張。
這段時期許紀霖發表過一篇關於中國“新左派”的國家主義轉向的文章。我覺得，如果我能再說一下怎麼看新左翼，或者學理上所說的新左翼應該是怎麼一個狀態，與所說的中國“新左派”和國內定義的左派的異同，可能會有意思。雖然這種分辨今天已經不是熱點了，熱潮大概已經過了，但是以前沒有談得很清楚，還是應該弄清楚。只要有現代人類社會和政治，左翼的立場永遠會存在，但是需要不斷的自我批判和印證。

為了方便閱讀，說到中國“新左派” 的時候我都加上引號，以區別於我在這次訪問裡面要重新界定的中國新左翼。

到底什麼才應該叫中國新左翼？尤其當一部分以前被認為是中國“新左派”的知識分子已經轉向國家主義的情況下，而在其中有些“新左派”轉向國家主義之後甚至也不是國家主義的左派了，而是一般理解上的政治右翼。有些中國“新左派”人物曾經否認過他們是新左，或許我們真的應該相信他們自己的話。這個時候我就覺得值得去再細談一下新的一種中國左翼。

齊克：對於新左翼，您的觀察視角可能會比較特別。

陳冠中：我自己在這方面的理解既不能說是最深，閱讀也說不上最廣、甚至不是最新的，比我在這三方面都強的大有人在，包括一些年輕學有專精的學者。我唯一的特點就是我可能開始得比較早，比較久的關注這個國際新左翼和後來中國“新左派”的言論，從當時的一些爭論點，我注意到一些國際新左翼和中國“新左派”轉變的際遇、軌跡、轉折點，以及各方的言論有什麼外在的制約和自身的局限等等。如果今天共識網有興趣的話，我就想說我對這方面的理解。我可能只能說到新左翼裡面的一些思想脈絡，新左翼本應很重視實踐，但是這裡我沒有太多實踐建議，只是在書齋裡對新左翼的來龍去脈稍微梳理一下。

齊克：那先請您談一下新左翼思潮在國家主義轉向之前的大致歷史發展軌跡。

陳冠中：我這裡要談的新左翼，是我為方便論述而在這裡特別歸納定義的，包含一些曾被人用不同名稱標示的立場，比如社會民主、民主社會主義、自由左派、左翼自由主義、中左或者激進中間派等等。我大致上就是用新左翼總括的包含著以下的中國思想界人士：一部份 “新左派”和馬克思派（非國家主義的、批判專制的那一部份）、社會民主派、民主社會主義者、公民社會的進步主義者和社會自由主義者。

社會自由主義是個老名詞了，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比較盛行的一個名詞，這個名詞是相對於當時的古典自由主義，而自成一個當時是“新”(new)的自由主義傳統。他們建基在自由主義價值觀之上，是主張政府對社會的保障和“社會市場經濟”，有別於之前的所謂洛克古典自由主義和“曼徹斯特自由貿易經濟”。社會自由主義也可以用來反差後來1980年代的另一種被稱為新(neo) 的經濟自由主義，即現在大家所指謂的新自由主義。所以這裡我恢復用社會自由主義這一說法，既是相對於古典自由主義，也是相對於後來的新自由主義。如果說源頭，社會自由主義可以說是從約翰·密爾（J.S. Mill）開始的，奠基人物是托馬斯·格林、接著包括英國的裡昂納德‧霍布豪斯、約翰·霍布森、托馬斯‧馬歇爾、凱恩斯甚至柏林, 法國的涂爾幹, 德國的韋伯、路德維希‧艾哈德，奧國的漢斯‧凱爾森，美國的萊斯特‧沃德、杜威、約翰‧加爾布雷斯等等，我這裡也用它來包括羅爾斯及其後的政治自由主義，這就成了一個很長的學理傳統，這個傳統也實質影響了很多上世紀歐美以至澳洲等地的進步主義政策和社會民主制度。

我認為中國自由派現在的情況起碼要分經濟新自由主義者、洛克古典自由主義者、哈耶克自由主義者、和社會自由主義者。後者加上原來的社會民主派、民主社會主義者、社會議題進步主義者和一部份“新左派”和馬克思派，大概構成我說的新左翼。
(民主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則至少要追溯到費邊社、伯恩斯坦、讓‧饒勒斯、亞爾馬‧布蘭廷等，此處不贊。)

我覺得比較接近這個新左翼立場的在台灣有丘延亮、錢永祥、陳宜中、張鐵志等，香港有羅永生、周保松、葉蔭聰、梁文道等。在中國大陸，我說了錢理群、秦暉、吳國光、郭于華、許紀霖，其實當然還有其它學者和知識分子，包括中生代的和年輕一代的。他們不一定接受這個稱呼，是我把他們歸在新左翼。我想他們大概都是比較接近我在這裡定義的新左翼的。我是想重新談一下這個所謂新左翼的思想大概包含一些什麼，它的局限是什麼，然後再嘗試看看在目前中國，這類思想和立場有什麼可為，這題目本身是很復雜的，所以我難免以偏概全、掛一漏萬。

齊克：這個話題我也看了國內的，像您這種設想的可能還是比較欠缺。但是陳宜中他們做了大量的工作。

陳冠中：對，陳宜中也做了這樣的工作。最近周保松也正在引起自由主義者之間的爭論，也正是這樣我們看到好像有一種新的思想空間突顯出來了，可以和另外一些思想做點區隔。新左翼，以我的理解有幾個理念上的關鍵點——因為這是大題目，所以一定說得很唤y。為了方便討論，我只能歸總（簡化）的說四個方面。

一個就是周保松一直在說的，相信也是原來馬克思的意思，也是很多民主社會主義者說的，就是“平等的自由人、自由人的平等”這個概念，大概這是第一個概念，既重視自由也重視平等。自由的意思除了免於恐懼、免於匱乏兩大“消極” 自由，加上超克主奴、貧富等兩大傳統不平等引起的不自由外，還應包括當代人重視的“解放” ，包括從族群、性別、“人性”和個人應有能力的枷鎖中解放。這是所謂平等的自由人應有的豐滿意思。

第二就是要建立一個有可能長期和平、正義、公平的人類社會，這不光是個人權利和保障的問題了，還假設了人的群居離不開“社會”，所以要建立正義的社會，不光是個人歸屬的社會，也包括各種社會群體之間相處的正義。新左翼其實也是一系列來自啟蒙時代的價值觀——例如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如果我們看一些非常典型、一般不被歸入左翼的啟蒙人士的言說，他們當時已經包含了這些價值觀，比如說孔多塞就說過"啟蒙三重點"，就是說第一是民族之間的平等，第二是各民族之內的人平等地往前進步，第三就是人類整體的完善，他認為這是啟蒙的三個重點。現在新左翼對啟蒙是既肯定也批判的，不過新左翼最主要的思想根源還是來自啟蒙。必須承認新左翼核心觀念的緣起是在歐洲，雖然當代新左翼是反歐洲中心主義並且是堅定的反帝國主義的。

我覺得還有兩個現在要補充的新左翼立場，一個就是對我們生活世界的保育，比如我們要照顧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要善用資源。環境和自然資源保育的觀念可能在啟蒙時期不見得有這麼受強調。但是在啟蒙之後，比如在浪漫主義，甚至啟蒙之前的更樸素的思想裡，往往反而有這種認知，中國古代也有這種認知。工業現代化到了今天，我們的生活世界受到各方面的威脅，從食品安全到大家不斷消耗而造成資源不足、空氣污染、氣候變化等等問題，這些問題在以前的左翼那裡可能不是最受關注的 -- 以前左派往往也是支持工業主義、大即是美、發展主義的，但現在卻成為新左翼避免不了的要審視要反思的議題。新議題是會隨著時代而出現的，比如善待動物、讓弱勢者發出聲音、讓全人類都能發揮個人應有的能力等，都呼喚著新的左翼的倫理，以遏制人類不必要的殘酷和剝奪。而科技監察、全球危機治理等等，也需要新的左翼的策略去抗衡資本與權力的邏輯。我相信對生活世界的保護是新左翼要投入精力的大課題。

另外第四點我認為新左翼要做的是這樣：在現在這個後西方、後白人、後歐洲中心、後帝國殖民、後冷戰、後單一霸權，但是權錢勾結與資本邏輯全面滲透的年代，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數碼化的科技年代，新左翼必須另外擁有一組觀念，就是要尊重差異性和本土性，同時要堅持善待陌生人、遏制各類族群沙文主義的新霸權。我們要找到新平衡點，讓大家能和平共處卻尊重多元文化，我叫這組觀念為第三波的世界主義。我在《共識網》發表過專論這種後西方中心、後殖民、多元文化並且重視國家的有效性的世界主義文章。新左翼是有世界主義根底的。世界主義最早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到希腊羅馬時期的，後來是康德的啟蒙世界主義。但是，康德當時對差異性可能還是不能夠做到細微的理解，只是認為應該善待別人，因為我們是地球的公民。這都很重要。但這個啟蒙世界主義對本土性和每個差異的文化的特性，弱勢群體和女性的訴求，以至各種族群要求身份承認，很多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和歸屬、對安身立命、精神生活和人生意義的索求，可能都不夠重視。老的左翼是很希望有一個國際共同體出現，中國共產黨人李大釗、瞿秋白都是世界主義者，但可能是因為當年單線唯物史觀的謬誤，並沒有這麼強調可能每個地方的表現路徑都不一樣。在上述的這種第三波世界主義觀念之下，接受多元性，接受差異性，重視身份承認和歸屬，重視國家民族實存的重要性，這大概也是新左翼必須添補的新價值觀。

剛才說的四種，首先是平等的自由人，再從這樣的個體能力和人身保護來構想正義社會組成的底線；第二就是其實我們還是想建立一個正義的社會和公正的人類共同體；第三就是已經超出了啟蒙時代的一些命題，新的命題就是地球的極限跟我們生活世界需要新的各種保育，而這些可能都是以前沒有被重視的；第四就是尊重差異多元性，以及同時必須照顧到於每個地方或者每種人的安身立命、歸屬和認同的訴求。為了對應下面會再說到的“資本邏輯” 和“權力邏輯” ，我這裡將新左翼的價值、原則、願景、思維的特性與意向，暫時拗口的歸總稱為“正義社會的生命與地球邏輯”。

齊克：中國新左派可能與您提到的四點並不吻合，而與國家主義靠攏，他們又資用了哪些西方學術資源呢？

陳冠中：當中國的“新左派”在90年代中開始出現的時候，我沒有像其它自由派朋友這麼完全抗拒，願意聽其言觀其行，同時我也看到中國的自由派本身的知識結構還是有偏差的，覺得接受“新左派”的挑戰有利於大家學理上的提升。但是我後來看到中國“新左派”很多人慢慢轉向了，把新左翼本來的一些學理思想變異為另外一種“中國特色”的東西。我現在認為，的確應該重新梳理一下某些他們用過的思想資源，看看他們怎麼轉到後來的立場，其實都是有點扭曲的，甚至是走到相反方向的。

這裡我談的是學理，不是個人心態或功利目的等其它變異因素。我著力在兩個切入點，一個就是所謂後學；一個是大歷史、長歷史，中間越俎代庖的說一下史學的中國中心論。

很多新左翼論者的學理源頭是來自後學，後學就是後結構、後現代和後殖民。後結構後現代有幾個方向是可以強調的。一個就是它讓大家知道啟蒙思想也有它的不足，甚至有質疑啟蒙的傾向，對理性以至“科學”、“真理”也提出很大挑戰。順著這條線路可能有人很快再推一步，就會走到一種相對主義的路子。本來後學對這些的質疑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因為質疑就下的推論往往一切都是相對的、都是文本游戲，那就走到另一極端。本來是檢討理性、檢討啟蒙，變成誰都不占文化、價值、道德的亞基米德高點，一切都是相對的，沒有真理。這是第一條線路。

第二條線路大概也是在後結構和後殖民思想裡面。首先，後殖民主義的論者認為，歐洲思想其實也只是一種地方性思想，而不是自然代表普世思想，這就把歐洲地域化了。在這個情況下，也就把歐洲中心主義的制高點顛覆掉了，這個我是非常支持的，我支持學理上對歐洲中心主義的嚴厲批判，再嚴厲都不為過，卻同時認為也有不少從歐洲開始的觀念和二戰後的一些歐洲（包括歐盟）的價值觀、社會理念和行為准則具有普適性應在人類間推廣。

這裡更要說明的是，既然反歐洲中心主義，就意味著今後大家都應該要反對任何族群中心主義。但是因為反歐洲中心主義，反完歐洲之後，中國有些“新左派”就開始建立一個中國中心主義的思路，往往覺得原來我們都是受歐洲中心主義思想的影響，把它一反掉，我們現在自己正好可以作為另外一個中心。這恰恰是走到相反方向了，從反族群中心主義開始變成了另外一個族群中心主義的建構。

第三條線路就是“東方主義”的議題。因為很多西方學者可能當初研究所謂東方的學問——當時的東方主要指中東，廣義來說是歐亞大陸的歐洲以東的地區 -- 他們的學問裡不光有偏差，甚至可能還幫了歐洲帝國主義的一個忙。這樣對“西學”的指控不是沒有根據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出現問題的是大家知道原來“西學”可能有東方主義的毛病，應該把它糾正（這是應該的，我也是非常同意的），但這不是說它要轉到相反方向，就是一方面愚蠢的鼓吹唾棄西學，一方面想自己去建立一個“東方”或國學、自我東方化，同時用我們自己的眼光去看西方，用我們自己的功利目的或者短期的國家目的去論述西方，這就變成了“反向的東方主義” 或“西方主義”了。這種“西方主義”可能還不比當年西方人建立東方主義之學高明，中間更有很多自我東方化的問題。
後學讓新左翼終於有了批判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武器，不過，大家不光要糾正所有東方主義的偏差和誤解，更要避免走到了另外一種自我中心化的同樣大的反向誤解。學界要警惕，當有人說中國要有自己的“中國社會科學”之時這些人到底在說什麼？批判、解構西方同時其實也要批判、解構東方，不能只批判、解構掉西方，卻為了方便去建構本質主義的東方或“中國”。新左翼學界應有魄力各方都批判、解構，同時建構新的正義社會的生命和地球意識。

再接下來的線路也是在後殖民裡面的。一種觀點認為，說不定除了我們知道的現代之外，還有另外一種叫另類現代的可能性。那是在後殖民裡面的印度的底層研究開始的。它的原理緣起就是馬克思說過的，資本主義最後的資本邏輯會在全世界都通行，如果這樣，現代只有一種。如果我們從資本逐步滲透全球這一個維度來定義“現代”，這就是同一個現代了。但是印度的底層研究的學者宣稱他們發覺印度某些社群沒有受西方的資本邏輯影響，他們的咝小l展的“現代”是另外一套東西。所以底層研究在理論上最重要的創見，除了給一些沒有聲音的人發出聲音這點之外，可能就是印證了所謂“另類現代”的可能。這一類尋找一種有別於西方的另類現代的衝動，之前在太平洋戰爭結束前的日本也有過（比如哲學上的京都學派），十九世紀到二戰前德國也盛行過，都這樣想過：有沒有另外一條現代化路徑，可以超克西方（以英法美為楷模）的近代。到了後學時代，在70年代、80年代的時候就是印度底層研究開始把這種思路再度活化。

可是，現在更多實證研究發覺，印底度底層研究的主張或許是言過其實的，其實印度的某些底層他們的發展用擴大一點的眼光看也沒有脫離資本和西方現代化的邏輯，基本上是離不開這個邏輯的。所以並不見得真的有一個另類現代建立的可能。但是不管學理上怎麼不靠譜，中國有些學人對這個另類現代的說法仍很感興趣：既然這樣，我們就不要西方人的現代，我們要帶領出一個新的現代。這個新的現代大概就是以中國自己做中心來建構的另一種現代，這就使得很多中國的“新左派”跟一些國粹主義者接近了。我贊成好好研究、保留國故，我批評的是將國粹民族主義化，作為一種唯我獨尊的主義。這裡所說的國粹主義是狹義的，是指方法上唯中華論的和文化決定論的、帶著與外來文化脫鉤和排除西方思想的原教旨主義傾向的一種相當極端的主張，與一般的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或文化傳統主義、儒家憲政論、儒家公民論、儒家社會主義、中體西用論以至開明的新儒家還都不一樣。國粹主義似乎在說你們所有學西學的人都用西方的範疇來看中國，這是不應該的，中國是例外的，中國是特殊的。我們要研究中國就要用中國傳統資源、傳統觀念、傳統範疇來看，不光看以前的世界應該是這樣，今後可能都要用傳統資源、觀念和範疇來建設、指引、規範未來。這使得中國“新左派”學理有很大的內在張力，因為“新左派”開始的理念大都是西方的、現代的。但是這些有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傾向的“新左派”人士，他們說要建立另類現代的時候，就走上跟國粹主義者結合的道路，也要從中國傳統找到自己所有的學理資源。

齊克：這就與國粹主義合流了。

陳冠中：對，他們甚至說，你們學西學的就好像奧德賽一樣出去流浪以後，回來便戴了一副西方的眼鏡來看我們自己的社會，這是不應該的，你們應該是用中國自己的眼睛來看自己。這種想法就出現了。（雖然如果有一個古代中國人被急凍了然後今天復活，他的陌生感和誤讀說不定更大，說不定大到像《子夜》裡的進城老頭，心臟病突發真嚇死一次)。這樣的中國“新左派”就得跟國粹主義者磨合，置入國粹主義的腦袋，然後國粹主義化的“新左派”就會開始比附，說中國現在的體制就是以前的王朝的延續，就是當年的考試制度的延續、官僚制度的延續、華夷天下觀和朝貢制度的延續，好像現在政體是“古代”王朝的延續。這除了犯了比附的謬誤外，可能還帶了典型右翼意識形態的功利之心，想以“古早味”來替今天的政體增加正當性。

“新左派”本來不應是這樣想事情的，是很重視“現代性”的，但是捍衛民族主義心切的“新左派”現在除了變成國家主義者之外，還為了建立中國例外主義和中國文明特殊論，往往要從這個比附角度呈現自己的學說。不過中國“新左派”和國粹派究竟還是有學理上的矛盾的，後者根本弄不懂“現代” 的特性、是反現代的，前者基本上是現代的產物。

“新左派”的理念和做派是“現代” 的，因此對他們來說“前現代” 的傳統話語只屬於迎合民族主義情結、添加官方管治正當性和追趕喜歡“差異”的學院話語潮流的包裝性質的修辭。我相信大部份“新左派” 不可能是真心真意的學理復古主義者。

當然，還有一些學術潮流，結合在一起讓中國“新左派”走上國家中心主義的不歸路。漢學中的史學有一個很重要的轉折就是所謂在中國發現歷史。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保羅‧柯文，他自稱之為中國中心論者，即從中國內部尋找歷史的軌跡，包括至現代之路。他是要調整他的老師費正清當時的“衝擊—反應”這個外因（西方）帶動的路子，回到在中國裡面找中國歷史變化之路。

柯文一直強調他的從中國內部尋找中國歷史的本位取向，並不是否認中國歷史的變化不受境外的影響，並且不能忽略中西以至中日互動對現代中國的關係。他只是不贊同用外在觀點看中國，希望以中國人的經驗去構築中國近代史，要糾正之前中國史研究的西方中心主義謬誤。他更說他研究的是人，比如他對義和團的研究，關注的是一些當事人的經驗，可說是“中國人”中心論而不是以國家為中心的論述。他並且認為區域史和世界史的研究都不能用他的中國中心方法。

我對這類以本位為出發點的本土研究是相當肯定的，我也曾試用這個方法來看香港，糾正很多以往的外間的香港論述不從香港內部尋找歷史、不重視香港人的主體性，但我也不會否認外來因素包括來自大陸的衝擊對香港歷史的重大影響。很多研究地方史的學者，如香港中文大學的科大衛，他研究的廣東文化、江南孝道建構與華南商家文化等，也是基本上從本位出發而不是用外來甚或中原中心、國家中心的視角出發，但同時也不會把中原朝廷的影響排除在外。研究西藏、南疆、西南的歷史，如果從本位、本土的觀點出發，肯定也會發現與國家中心論述不同的觀點。可以說，本位研究，可用來建構國家論述(如果以國家為本位的單位)，也可以消解國家中心的論述。

更重要的是，本位研究並不是以現存 “國家” 的現有疆土反向追溯回到過去而把現有的說成古已有之，誤以為一切現有的風土、人文典章制度都是有古代的傳統。如果從地方的本位看歷史，就會發現地方與國家或“中央”的關系是一言難盡的，甚至是有點解構了現下的國家中心的建構性論述的。

但當學術變成意識形態的時候，很多不便的真相便會給遮掩掉了。柯文的從中國發現歷史之說，又讓國粹主義者和“新左派”的借題發揮多了一個外國權威的支撐點。

可是，同樣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清史和“蒙古年代”之學，中國新左派學者似是不想多說的，原因是因為不利於建構漢族王朝史為主軸的中國中心主義的國家主義論述。重要史學著作如濮德培的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至今未能在大陸有中文版。

跟著是談長歷史的學理了。長歷史也是有幾個潮流匯合到中國“新左派”的，使得中國“新左派”斜跨一步就走到了國家主義或者跟國粹主義結合的一條路上，放棄了原來應該有的新左翼立場。長歷史有好幾個熱點，一個就是研究區域史的，比如說濱下武志這些日本研究者研究朝貢制度，勾劃的是直到歐洲主宰全球前（雖然歐洲人可能己到了亞洲並設了據點），東亞各地作為區域的、以中國為重心的霸權關係，同時並從區域角度延伸至研究東亞與南亞的關係。這是跨國家的區域研究，但是往往變味，變得好像原來中國當年是個中心天朝，那些東北亞、東南亞甚至西北亞地區政權都是哄著中國的。中心思想有點轉換了，本來出發點是要從民族國家裡面拯救歷史（以區域為歷史單位），最後卻被用來鞏固了一個天朝中心主義的朝貢制、天朝中心的天下觀、天朝中心的亞洲門羅主義，變成這個反走向。

長歷史研究中同樣重要的就是世界體系學說，但各有不同的說法，如沃勒斯坦的世界資本主義系統和弗蘭克的白銀世界，他們兩個就不一樣。弗蘭克認為從來中國都是一個中心點，世界貿易已經有幾千年歷史了，不是近現代才開始的，是中國而不是西方才自古是個中心點。他反對那種認為什麼都是西方開始的當代思想，的確有助消解西方中心主義的觀點，更強調了中國的重要。沃勒斯坦則強調16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始，西方人出來建立了一個世界體系，這個是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另一種跟沃勒斯坦、弗蘭克又不一樣的就是加州那些大分流學派的人，彭慕蘭、王國斌等等。彭慕蘭認為其實直到19世紀，中國江南、日本關東、印度某些地方跟十九世紀荷蘭、英國可能是同等生產水平的，都有亞當‧斯密式的自然市場經濟性質，有自由市場、手工業、商品化農產。只是某些地緣理由讓英國在19世紀突然產生了一場工業革命，這個比一般人想像更晚近的工業革命就改變了全球的局面，所以大家就好像忘了其實中國、日本、印度某些地區也曾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市場經濟地區。這些論述擺脫歐洲中心主義，不以歐洲為唯一的常態，本來都是對世人偏差的歷史觀很好的糾正，所以這些長歷史研究的確是非常重要的，對提升中國人的自信可能也有幫助 -- 原來我們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一經煽情的論述，卻很容易變成：中國本來第一，受了一百多年的屈辱，現在我們民族又復興了。然後就出現了一個推論的飛躍：我們要重新成為第一，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帶領世界的。這種心態很容易借上述的長歷史觀冒上來。

這裡我想特別談一下另一個長歷史論者阿里吉。阿里吉與沃勒斯坦在學派上都是受馬克思影響的。但是他又有一個不同的說法。他的重要著作是《漫長的二十世紀》，認為資本主義從13世紀就開始。我前面談到的幾種長歷史進路，一種是沃勒斯坦強調的16世紀開始的世界體系，一種是從大分流來說，現代世界是到了19世紀工業革命才改變的，不是較早出現的資本主義，而是工業革命才把英國的生產力突然提高，又有煤礦，又有美洲的新大陸等等，所以它突然提升得很快。但是阿里吉不一樣，阿里吉認為資本主義是在1 3世紀意大利城邦開始的，每次資本主義擴充到一定程度就出現大問題，就會退縮甚至接近崩潰，有周期，至今一直是這樣子。到二戰以後，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也是一直擴充，已經是全球最廣泛的一次資本主義擴充，最近出現危機。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種論述，我相信這本書對我們理解這個世界是很重要的。但是阿里吉的問題是他在最後幾年寫的一本書《亞當·斯密在北京》，完全放棄了之前很嚴謹的論點，突然說，說不定希望在中國，中國能帶領一個世界，代替以前西方建立的資本主義世界系統，因為中國的體系並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體系，中國只是一個亞當斯密式的市場經濟的體系，而中國以前有過很長歷史的反抗經驗，所以他認為要結束當代資本主義，就要靠中國領導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我懷疑他是因為受到一些中國“新左派”朋友的影響，把中國看成這麼一個希望，好像中國的事情不是受資本的邏輯左右的。中國很多有民族主義傾向的“新左派”因此都特別興奮，說阿里吉預言未來是由中國帶領的，但這恰恰是這本書最經不起考驗的地方，因為他假設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受資本的邏輯影響的。但是現在中國哪有一個環節是不受資本邏輯影響的呢？從權力和各種人的決策和行為，從藝術品到基礎建設都受錢的影響，資本的邏輯無處不在。

這些講長歷史的西方學者，大多都不同意文化決定論（比如韋伯以宗教文化解釋資本主義生成），這本來對中國學界建立自己非族群中心、非文化決定論的嚴謹論述是很有幫助的，可是經過選擇性的挪用，往往被轉化成一套中國中心、充滿文化決定論的國家主義論述。

如果許紀霖分析是對的，很多台面上的中國“新左派”現己變成是民族主義的國家主義者，那他們已經是在建立另外一種論述了。這種“新左派”的國家主義論述跟真的新左翼的論述在理念上可能還真的不是一回事。

極左翼和一些言必稱共產主義的西方思想家在中國現在也不見得能被接受，比如曾批評中國現況的共產思想家齊澤克、被巴里巴稱為共產“神學家”的巴迪歐、極左翼民粹主義者洪席耶、“裸命”阿甘本、“帝國”哈特與奈格里等等。這些外國激進明星的身段、修辭、功底都夠炫，在喜歡“清堅決絕” 的革命激情多於“體制內改良”的全球激進人群裡吸引到不少眼球，也受到關注“大寫理論”的學院象牙塔新左小圈子供奉，而在中國也有一些同性質的導師與研究生，另外加上當代藝術圈的策展人。後者要用這些人的概念來包裝當代藝術展。這些思想家好像只是為藝術圈策展人和當代藝術家而提供的外來資源，其實跟中國的問題意識是很有點距離的，跟此間做政治思想和本土社會實踐的人也往往沒什麼關系。（在這些跟阿爾杜塞有關連的歐陸“理論家”中，我認為巴里巴是較能夠貼近現實並貫徹的作出深思熟慮的回應。）

大概就這樣一個情況。這裡我只是從長歷史和後學大致談了中國“新左派”如何在學理上從國際新左翼學理開始，走到國際新左翼學理的相反方向。

當然中國“新左派”的學理還摻雜了很多其它思想資源，包括國際新左也常突顯的各種反美帝和反霸論述、反自由主義的社群主義、參與性民主、美洲批判法學、左翼（反自由主義）施密特思想、左翼毛澤東主義（階級鬥爭、集體所有制、群眾路線、人民公社、“兩參一改三結合” 及鞍鋼憲法、自力更生、文化革命、反當權官僚、反封資修、反帝反霸、工農聯盟專政）等等。

也有與國際新左不相干甚至相互抵觸，卻很有中國特色的資源，包括引進的反啟蒙的施特勞斯、右翼（納粹）施密特思想、文明主義（以文明本質為論述單位的文明崛起、文明國家、文明衝突論）等，以及更多屬於本土的：公羊學、諸子百家特別是儒法、大一統思想、天下觀、歷代天朝對少數民族和周邊民族的羈縻之術、三國水滸、康雍乾帝王術、鄧小平思想、右翼毛澤東主義（民族雄起、保黨衛國、領袖崇拜、一黨專政）等等。

中國“新左派”學理上是有其內在矛盾的，既要借力官方的馬恩資源，又要搭借後學和長歷史的學院話語。在擺出讓西人理解的新左翼姿態的同時也要置入國粹主義的思維和滿足右翼國家主義的任務，還要和毛派貌合神離，真是有不可承受之重。

或許中國“新左派”只是中國知識界學理上反自由主義的龐大陣營的一員。

很明顯，真的新左翼 -- 包括社會民主派和社會自由派 -- 除了跟中國定義上的傳統左派包括毛派不同外，也跟這樣的“新左派”是有區分的。

（思想上的老左包括毛派是指：仍主張階級鬥爭和極端平等主義、支持以先鋒黨和階級專政手段執政、全盤反資本主義甚至私有制和市場經濟、背後是單線史觀的那一種左派。）

（中國新左翼及中國“新左派”，同樣都要處理毛澤東的思想和他的執政時代。毛和前三十年是現在已經國家主義化的中國“新左派”最重要的思想彈藥庫，也是致力所在。這話題這次談不了，這裡我只建議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多關注錢理群對毛澤東進行反思的著作，如《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

齊克：您特別關注過其它的第三世界國家，比如印度、土耳其和中東這些國家的相關情況嗎？

陳冠中：我沒有特別關注過中國以外個別的第三世界國家，只能說新左翼很受印度、非洲的左翼研究者（一般不是“地域研究”的學者）的影響，比如世界體系、後殖民、底層研究都是從研究非洲、印度開始的，雖然研究者往往是在西方大學任教。當年的依賴理論也是研究拉美(如法蘭克) 和非洲(如阿敏) 的學者提出的。沃勒斯坦、法蘭克和阿里吉等等都是研究拉美、非洲的，都是在第三世界形成他們的思想的，所以他們對世界系統特別重視。

60年代世界左翼也有受毛澤東主義的影響，世界左翼看到了中國革命和毛澤東的著作，受他影響是挺深的。當時毛派跟西方親蘇老左有區隔，往往也會被歸到60年代西方新左邉右贿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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